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第六篇 防御 雷默 雷默 土拨鼠 能否产生和怎样才会产生作战双方都不是进攻者的战争，即双方部没有积极意图的战争，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研究这种矛盾现象，因为对每个战区来说，我们只有从它同整体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解释这种矛盾的种种理由。 然而，不仅在不求决战的战局中没有必然的决战焦点，而且在战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战局，在这些战局中并不是没有进攻者，即并不是没有积极意图，只是积极意图很少，以致进攻者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他并不一定进行决战，而只满足于当时情况可能提供的利益。在这种战局中，进攻者或者是不追求任何确定不移的目标，而只想得到时间给他提供的利益，或者虽然有一个目标，但只在有利的情况下才去追求它。 这样的进攻者象一个流浪汉那样在战局中游荡，企图偶然地拣到廉价的果实。这样的进攻同防御没有多人差别，因为防御的统帅也可以摘取这样的果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准备在《进攻》篇中对这种战局作进一步的哲学的考察，在这里只提出一个结论：在这种战局中，无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都不求决战，因而决战不再是所有战略行动都归向的终点。 只要我们读过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战史，就会发现，这种战局占绝大多数，以致其他类型的战局倒好象是例外。即使将来这种情况会有变化，这种战局无疑仍然是很多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战区防御时必须考虑这种战局。我们在这里就想指出这种战局的最显著的特点，考察这种特点产生的阻力所引起的战争的绝对形态的变化，以搞清这些特点的实际作用。我们在本篇第三章里已经说过，等待是防御优于进攻的最大优点之一，在实际生活里本来很少能作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里，就更难作到了。由于人的认识不完善，由于人们害怕不利的结局，由于影响行动发展的偶然事件很多，常常有许多应该发生的行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战争中同在人类其他活动中比较起来，人的认识显得更不完善，人们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和更多的偶然现象，因此，战争中的贻误（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必然要多得多。防御者可以坐得其利。我们把占领地区在作战上特有的重要意义同这一经验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占有者得利”这条原则，这条原则在和平时期的诉讼中也被看作是神圣的原则，正是这个原则代替了决战（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所有战争中决战是整个行动的焦点）。这个原则起很大的作用，当然，不是说它能引起行动，而是说它能给不行动，给为不行动服务的一切行动提供依据和理由。只要不能寻求和不能期待决战，就没有理由放弃任何国土，因为只有在决战中为了换取某种利益，才可以放弃某些国土。防御者总是想要保住即掩护住所有的国土，或者尽可能多地保住即掩护住国土，而进攻者则力求占领在不进行决战的情况下所能占领的一切，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占领对方的国土，在这里我们只谈前者。 防御者没有派军队掩护的地方，都可能被进攻者占领，这样，进攻者就占有了等待的利益。因此，防御者总是力图直接掩护一切地方，并等待敌人来进攻掩护部队。 在进一步探讨防御的特点以前，我们必须先谈谈《进攻》篇中进攻者在不求决战时通常追求的目的。它们是： （1）在不进行决战的条件下，占领对方大片的国土。 （2）在不进行决战的条件下，夺取大仓库。 （3）占领没有掩护的要塞。虽然围攻要塞是一种比较艰巨的、常常要付出很大力量的行动，但是，人们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一行动而不致受到重大的实际损失。 （4）进行无需冒很大的危险、但也不会得到很大的利益战斗。这种战斗在整个战略上不占重要地位，它是为了战斗而进行的战斗，或者是为了获取战利品以及为了赢得军人的荣誉而进行的战斗。当然，只为了这样的目的，人们不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发动战斗，而只会等待偶然出现的有利的机会，或者通过巧妙的行动来创造这种机会。 针对进攻者的这四个目的，防御者可采取下列手段： （1）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掩护要塞； （2）扩大防御正面以掩护国土； （3）如果正面的宽度不足以掩护国土，则通过向侧方行军，迅速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 （4）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 显然，防御者采用前三种手段是为了让敌人采取主动，而自己充分利用等待的利益，这种意图是完全符合事物本质的，我们不应该一概地否定它。决战的可能性越小，这种意图就越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战局的一些不起决定作用的小规模行动中，活动往往还相当活跃，但是上述意图却永远是这种战局的最深的基础，不论是汉尼拔还是非比阿斯，不论是腓特烈大帝还是道恩，只要不寻求决战也不等待决战，就都遵循这一原则。至于第四种手段，则是为前三种手段服务的，是它们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现在，我们来对这几种手段作较详细的研究。 防御者为了掩护要塞不受敌人攻击而把自己的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这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多余的举动，因为修筑要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独立地抵抗敌人的进攻。但是，在现实中这种措施却无数次地出现。在作战中就是这样，最普通的事情往往看来也是最难理解的。可是，有谁敢于仅根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认为这些情况是错误的呢？这种现象既然一再反复出现，就证明它一定有一个深远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们精神上的软弱。 如果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那么敌人不打败我们的军队就不能进攻要塞。一次会战就是一次决战，如果敌人不寻求决战，那么他就不会发起会战，这样，我们就不通过会战也可以保住自己的要塞。因此，当我们估计敌人不一定寻求决战时，就要等待敌人发动决战，因为敌人很可能是不愿意决战的。如果事实并不象我们估计的那样，敌人准备向我们发起进攻，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采用退到要塞后面这个手段。由于我们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因而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更没有什么危险了。 如果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后面，那么我们就恰好给进攻者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目标。如果要塞较小，那么进攻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也是会围攻它的，为了不让敌人攻占要塞，我们就必须赶去增援，这样一来，我们的活动就成为积极的和主动的，本来在向自己的目标前进的围攻要塞的敌人却反而成了占有者，经验证明这种转变是事物本质决定的。我们已经说过，进行围攻并不一定会遭到灾祸。甚至连不敢发起会战的、最软弱、最不果断、最消极的统帅，只要能够接近要塞，即使他只有野炮，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围攻，因为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可以放弃这个行动而不致受到实际的损失。另一方面，大多数要塞只要被围，在某种程度上就找到了一个重要而有力的理由，并且说明了它的正确性。尽管如此，们仍需要提出一个次要的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更为直接的理由。这就是军队常要利用最近的要塞作为储备品的仓库。这种作法既方便又有许多好处，因而一般说统帅都不愿意从较远的要塞运来必需品，或把必需品放置在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既然要塞成了军队的仓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容易被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过分重视的这个直接的理由并不足以解释已经出现的所有情况，而且也不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理由。 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所有进攻者都希望不通过会战就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而防御者的主要任务则在于阻止敌人实现这一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有许多要塞的战区内，几乎一切运动都是围绕这些要求进行的，进攻者运用种种计谋力图出敌不意地接近某一要塞，防御者则力图通过有准备的运动很快地阻止敌人接近要塞。从路易十四起到萨克森元帅止，几乎在所有的尼德兰战局中都贯穿着这种特点。 关于掩护要塞的问题就谈到这里。 扩大军队配置正面以掩护国土的手段，只有在存在着大的地形障碍的条件下才是可以设想的。采用这一手段而设立的大大小小的防哨，只有依靠坚固的阵地才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通常，阵地上很少有足够的天然障碍物，必须用人工筑城加以补充。不过，应该认识到，用这种方法在某一点上所进行的抵抗不能看作是绝对的抵抗，只是一种相对的抵抗（参阅《战斗的意义》那一章）。当然，这样的防哨也有可能不被敌人击破，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能够取得绝对的结果，但是众多防哨中任何一个单独的防哨同整体比较起来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能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因此，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单独的防哨所进行的抵抗上是没有根据的。防御者用这种方法扩大军队的正面配置，只能相对地延长抵抗的时间，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但是，就这种防御的总的目的和总的任务来说，单独的防哨能起到这种作用也就足够了。在不怕发生大规模决战和不怕敌人为了战胜整体而不停地前进的战局中，防御者利用防哨进行战斗不会有什么危险，即使最后防哨并不能守住也不会有什么危害。因为，进攻者除了夺得这个防哨以及一些战利品外，很少能得到其他利益，这个胜利对整个防御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也不会动摇防御者的基础。对防御者来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整个防御体系因某一个防哨的丢失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他仍然有时间集中自己的军队，用全部兵力向进攻者挑起决战，而根据我们的前提，进攻者是不求决战的。因此通常在防御者集中了兵力以后，进攻者也就不再继续前进了，双方的行动也就结束了。防御者的全部损失是一些国土、人员和火炮，而这些也是进攻者所满足的成果。 如果防御者估计到，进攻者可能或者非常可能胆怯而谨慎地行动，他不敢进攻我们的防哨，只可能停在我们防哨的前面，那么，我们说，防御者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这种冒险防御。在这个考察中必须记住，我们假定的进攻者是一个不敢冒险追求大的成果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来说，一个中等的但很坚强的防哨就可以使他停止前进了。即使进攻者肯定可以攻破这个防哨，他也会考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同当前这一胜利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比较起来，这个代价是否过大。 上述情况表明，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防御者在宽大正面上用许多并列的防哨进行强有力的相对抵抗，是可以取得满意的结果的。这种扩大正面的配置多半出现在战局的后半期，因为这时防御者真正了解了进攻者这一年的意图情况，而且进攻者原有的一点敢作敢为精神也已经消失。 在扩大正面配置以掩护国土、仓库和要塞的防御中，所有大的地形障碍，如大小河流、山脉、森林和沼泽等等，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并具有重大意义。关于些地形障碍的利用，可以参阅我们前面的论述。地形要素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军队特别需要通常被认为是司令部所特有的那种知识和活动，司令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最多的部门，所以在各次战局的战史中关于地形的运用就已记载得比较多。同时，也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倾向：力图把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以历史上的个别情况作为根据，从中找出在解决一般情况时适用的办法来。即使在这类比较消极和比较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战争中，情况也各不相同，必须区别对待，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和最有说理性的回忆录，也只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而不能成为规定，这些回忆录事实上又成了涉及战争所特有的某一个方面的战史。 尽管司令部的这种活动（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活动是司令部所特有的）是必要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必须警惕整体不利的越职行为。司令部中最高人物的重要地位，常支配着其他人，特别是统帅，使人产生一种有片面倾向的思想习惯，果，统帅除了看到山脉和隘路以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本来应该根据情况来自由选择的措施就只能依靠这种习惯来决定了。 例如在1793年和1794年，当时普鲁士军队司令部的灵魂、著名的山脉和隘路专家格腊韦尔特上校，曾使两个在性格上完全不同的统帅（不伦瑞克公爵和米伦多夫将军）采取了完全相同的作战方法。 很显然，沿着一道险要地带建立的防线往往能够导致单线式防御，如果确实要用这种防线直接掩护战区的整个正面，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单线式防御，因为大多数的战区都是很大的，而在战区内进行防御的军队本身的战术配置却很小。但是，由于进攻者受情况及其设施的限制，只能沿着一定的主要方向和道路行动，即使面对着最消极的防御者，远离这个方向和道路也会造成很大的不便和不利，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只需要掩护这些道路左右几普里或几日行程宽的地区就够了。防御者只要在主要道路及附近设置防哨，在各道路之间的地区设置监视哨就可以实现这种掩护，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可以派一个纵队从两个防哨之间通过，并有计划的从几个方向对某一个防哨进行攻击。因此，防御者必须妥善安排这些防哨的配置，使它们或者在侧面有依托，或者构成侧面防御（即所谓钩形防御），或者可以得到后方预备队和邻近防哨的支援。这样一来，防哨的数量可以大大减少，一支进行这种防御的军队通常只分为四个到五个主要防哨。 为了掩护某些距离过远但又受到一些威胁的主要接近地，可以规定一些特殊的防御中心，它们仿佛是大战区内的小战区。七年战争中，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下西里西亚山区常常配置成四五个防哨，而一些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较小的军在上西里西亚也采取与此类似的防御配置。 防御者采取这种防御配系时，如果不直接地掩护目标，就要借助于运动和积极的防御，甚至采取进攻手段。可以把某些部队看作是预备队，而且，每个防哨都可以抽出兵力支援其他防哨。支援的办法是：或者真正从后方赶去加强和恢复消极的抵抗，或者攻击敌人的翼侧，甚至威胁敌人的退路，如果进攻者不是真正攻上防哨的侧面，而只是企图占领一个阵地威胁防哨的交通线，那么上述防御者的预备队就可以真正攻击这部分敌军，或者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以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这种防御的主要基础尽管具有非常消极的性质，但它必须具备一些积极的手段，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手段去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人们通常认为较多地运用积极手段，甚至运用进攻手段的防御是较好的防御。但是，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军队的素质以至统帅的才能，另一方面，这也容易使人们对运动和其他积极的辅助手段寄与厚望，而过分忽视利用险要的地形障碍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至此，我们认为，关于扩大防御正面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现在我们要谈谈第二种辅助手段，即迅速地向侧方运动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 这种手段是国土防御所必然会使用的一种手段。因为，即使防御者的阵地正面很宽，也往往不能顾及本国所有受到威胁的门户；另外，在许多情况下，防御者必须准备以自己的主力去支援可能遭到敌人主力攻击的防哨，否则这些防哨就很容易被攻破；最后，每个不愿使自己的军队固定在正面宽大的阵地上作消极抵抗的统帅，都必然更愿意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好准备的迅速的运动来达到掩护国土的目的。没有军队防守的地方越多，要想及时赶到这些地点就越需要高超的运动技巧。 防御者要想采取这种手段，就要找占领后可以带来很大利益的阵地，也就是他的军队（哪怕只是一部分）占领了这种阵地以后可以使敌人打消攻打念头的阵地。由于这样的阵地经常反复出现，主要问题又在于及时赶到这些阵地，所以这些阵地仿佛是这种军事行动的主体，因此，人们也把这种作战方法称为防哨战。 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正如扩大配置正面和相对抵抗都不会产生危险（在大规模决战中是有这种危险的）一样，向侧方行军赶到敌人前面拦阻敌人，也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如果防御者要想在最后关头才仓卒地赶到敌人的前面占领阵地，而对方是个不仅能够和愿意追求大的目标，而且不惜为此付出巨大力量的坚决果断的敌人，那么防御者就肯定会失败，因为，在仓卒和慌忙中占领的阵地是经不住敌人用全部力量不顾一切地进行的攻击的。当然，如果敌人不是用全力进攻，如果他不想利用巨大的成果，或者说，他甚至不愿取得一个巨大的成果，而只想以很小的代价来获取微小的利益，那么，防御者用这种抵抗手段对付他还是可以取得效果的。 一般说来，这种抵抗手段很少在战局开始时使用，更多地在战局的后半期使用。 在这里，司令部又有机会把它关于选择和构筑阵地以及通往阵地的道路的地形知识变成一套彼此有联系的措施。 最后将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一方力图到达某一地点，而另方力图阻止对方到达这个地点，因此双方都只好常常在对方眼前运动，并且必须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谨慎和准确地组织这种运动。从前，主力还没有区分为各个师，行军时主力还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很难做到谨慎和准确地运动，这需要高度的战术技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一线上的某些旅有时也必须常常先赶到前面，以便确保某些地点，它们要执行独立的任务，即使其他部队没有到来也准备同敌人接触。但是，无论何时采用这种手段都是反常现象。当时的行军队形，一般说来总是以整体保持原有次序地行进为原则的，它尽可能地避免上述这样的例外。现在，主力的各部分都已分成许多独立的单位，只要其他单位相距很近，可以赶来继续这次战斗或结束这次战斗，这种独立的单位甚至敢于向整个敌军发起战斗。现在，即使在敌人眼前进行这种向侧方的行军，也不会感到很困难。从前必须通过机械的行军队形才能达到的目的，现在只要提前派出几个师和加快其他部队的行军速度，以及更自由地运用整个军队等就可以达到了。 防御者利用上述各种手段可以阻止进攻者夺取要塞、占领广大地区或夺取仓库的行动。假如进攻者必须到处应付防御者用上述手段挑起的战斗，而且在这些战斗中，进攻者不太可能获胜，在不利时有遭到还击的很大的危险性，要付出的代价大于所得到的利益，那么，进攻者的行动就会被阻止。 如果防御者利用自己的技巧和设施，使进攻者看到自己没有希望实现任何微小目的，那么，进攻者就往往会到单纯地满足军人荣誉方面去寻找出路。在任何一次大的战斗中获胜，都能给军队以优越的名望，满足统帅、宫廷、军队和人民的虚荣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对每次进攻都必然抱有的期望。 于是，进攻者的最后希望就仅仅是为了取得胜利，取得战利品，进行意义有限的胜利的战斗。进攻者要实现这个希望，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在战斗中的形势有利；第二，战斗所获得的胜利确实能实现上述目的中一个目的。 如果只存在第一个条件，如果进攻者的战斗只是为了获得战场上的荣誉，那么同进攻者还要取得其他利益的场合比较起来，他就更有可能使防御者单独的部队和防哨陷入不利的战斗。 如果我们处于道恩的地位上并用他的方法考虑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改变谨小慎微的个性却敢于袭击霍赫基尔希，原因是他只求夺得当天的战利品。至于迫使普鲁士国王放弃德累斯顿和尼斯的结果，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胜利，根本就不在他原来的打算之内。 这两种胜利之间的差别正是战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从战略上来看，战斗的意义是战斗的灵魂。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意图，即产生于一切思考活动的最高出发点。所以在战略上这一个会战同那一个会战之间能有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手段。 尽管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对防御者没有太大损害，但是防御者还是不愿把这种利益让给敌人的，何况谁也不能知道结果还要附加上哪些东西，因此，防御者必须经常注意所有大部队和防哨的状况。当然，这时这些部队的指挥官的智慧起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统帅决定不当，这些部队也会卷入不可避免的灾祸之中。在这方面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的富凯军和马克森的芬克军的例子呢？ 在这两次行动中，腓特烈大帝都过分地相信自己一贯的想法的作用。在这里他并不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上的一万人真正能够战胜三万敌军，或者芬克能够抵抗得住敌人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的攻击，而是认为，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威力仍同以往一样可以镇慑对方，认为道恩在翼侧受到佯攻时一定会放弃萨克森的不利的阵地，而进入波希米亚的比较有利的阵地。他对劳东，对道恩都判断错了。 即使一个不很骄做、不很卤莽和不很固执（腓特烈大帝在个别行动中却是有这些值得指责的缺点的）的统帅，也难免会犯上述错误。而且部队指挥官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的性格不可能总是合乎统帅的要求的，统帅不能让属下指挥官任意处理一切问题，他必须给他们下达某些指示，这样，他们的行动就受到限制，同当时的情况就容易不一致。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可避免的弊病，没有深入到军队的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意志，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而且，谁要是习惯于相信和期望部下总会提出好的主意，他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 因此，统帅必须经常密切注视每个部队和防哨的情况，以免使它们意外地陷入灾难之中。 这四种手段都是为了维持现状。如果这些手段使用得很成功和有成效，战争在同一地点就会拖延下去；而战争在同一地点拖延得越久，给养问题就越重要。 这样，在战争一开始，或者战争开始后不久，就需要用仓库供给的办法来代替强征和征收的办法，就需要用固定的运输队（这种运输队或者由农民的车辆组成，或者由军队自己的车辆组成）来代替临时征用的农民的车辆。总之，这就接近于正规的仓库供给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一章里已经阐述过了。 但是给养并不是对这种作战产生巨大的影响的因素，因为给养就其任务和性质而言，只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它虽然能对作战发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与此相反，相互威胁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第一、在这种战斗中缺乏较大的、比较坚决的手段，统帅只能采取这种较弱的手段；第二、在这种战争中，有时间让这种手段发生效果。因此，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切断交通线虽然不是敌人进攻的目的，但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并放弃其他目标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交通线的保障有一部分就包含在这些战区本身的一切掩护措施之中。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交通线的安全是部署兵力时必须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一些小部队，或者较大的部队护送运输队，是保障交通线的特殊手段。因为阵地的正面再宽也不能保障所有交通线的安全，如果统帅不愿扩大配置正面时，就特别需要组织这种护送。因此，滕佩霍夫在《七年战争史》一书中描述了，腓特烈大帝常常派出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有时甚至派出整个旅护送运输面包和面粉的车队，但是在奥军方面却从来没有这类事实的记载。原因之一是没有人为他们作这样细致的记载，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阵地正面总是宽大得多。 上面我们谈到的四种手段是不求决战的防御的基础。现在我们还要谈几种可以同上述四种手段并用，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 （1）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其中也包括袭击敌人的仓库； （2）到敌占区进行牵制性攻击和游击活动； （3）在有利的情况下，攻击敌人的单独的部队和防哨，甚至攻击敌军的主力。 上述第一种手段在所有这样的战争中始终是有效的。但它是暗暗地、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隐蔽地起作用的。如果防御者的每个阵地都能使敌人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并使他们对此有所顾虑，那么它就发挥了绝大部分的效果。我们已经谈过，在这样一种战争中，给养问题对防御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对进攻者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战略上的大部分措施都是从是否遭到敌人的攻击这一角度确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进攻时还要谈到。 不仅通过选择阵地对敌人交通线进行一般的威胁（它象力学上的压力一样，在暗中起作用）属于这种防御的范围，而且用部分兵力真正进攻敌人的交通线也属于这个范围，不过，要想使这种行动成功，必须在交通线的状况、地形的性质或军队的特点等方面具备适合于采取这一行动的具体条件。 为了进行报复和掠夺，或者为了取得某些利益而到敌占区去进行的游击活动，本来不是防御手段，而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是游击活动通常同真正的牵制性攻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而牵制性攻击是以削弱同我们对峙的敌军兵力为目的的，所以游击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不过，牵制性攻击也可用于进攻，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手段，我们将在下一篇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都列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牵制性攻击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使整个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因而获得进攻的荣誉，１７５９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这样。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纯粹的防御，但是到敌占区进行的袭击赋予它以进攻的性质，在进攻的精神影响下，这种性质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进攻者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可以把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作为整个防御的必要的补充手段，但是，在这里同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时一样，防御者也可以转向进攻，而且同敌人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作为特殊的企图。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果，防御者或者必须在兵力上拥有显著优势（一般说来，这一点是不符合防御的性质的，但也是有可能做到的），或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方法和才能，能使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来补救由于部队集中而在其他地方出现的不利情况。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腓特烈大帝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道恩几乎总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他在霍赫基尔希、马允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这样。与此相反，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运动，力图以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某个单独的部队，但由于道恩既拥有优势兵力又异常小心谨慎，所以，腓特烈大帝很少成功，至少成果是不大的。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徒劳的。实际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果的抵抗，因为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就会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来可以用来进攻的一部分力量就被抵销掉了，在１７６０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道恩和俄国军队正是由于担心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者被击溃，才止步不前的。到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关于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主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依据等一切问题。我们主要是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使读者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如选择阵地、行军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研究过了。 如果我们再总的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微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很缺乏，而相互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必然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在一定程度上会采取进攻的形式，但是这一方非常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这实际上是相互监视。双方都考虑如何不失去任何东西，却可以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敌人，正如当年的腓特烈大帝。 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少，也就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很容易出现均势。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的行动的目的都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凡是由于各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来研究，但是，在理论上人们往往过高评价了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而且主要是在防御中的，所以我们在研究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把这种机动称之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均势存在于所有没有整体的运动的地方，而凡是没有远大的目的在推动的地方，就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该认为他们处于均势。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的个别原因是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的。这些小的行动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因此，两方都把整个行动分解为许多小规模的活动，随着这种为了取得微小利益而发生的小规模的行动的出现，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较量。而且在战争中必然会出现偶然性，从而也就存在幸运，所以这种斗争就是一种赌博。可是这里出现了另外两个问题：同一切都集中于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场合比较起来，在这种机动中，偶然性对胜负所起的作用是否较小？智力的作用是否较大？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给予肯定的答复。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多，对时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的考虑越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越大，也就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就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销它全部的活动，因此，我们决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的唯一的精神活动。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敢，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就较为重要，而在双方力量平稳的抗衡中，智谋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范围，而且也削弱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这些优秀的素质却能够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智谋在这种场合所顾不到的地方。由此可见，这里存在着几种力量的较量，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力量平稳的抗衡中起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在这种抗衡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整个军事上的造诣。 正是这一方面促使人们给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首先，他们错误地把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部精神活动混为一谈了。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他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这种支配力量即使主要来自巨大的感受，来自几乎无意识的和只经短暂思索而产生的灵感，也仍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不单是智力活动的领域，智力活动也不在此占支配地位。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一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使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的情况之中。 以前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战争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相互监视，而不是打垮敌人，因此大多数战局必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点。这些战局如果不是著名的统帅指挥的，人们就会忽视它们，如果一方甚至双方是著名的伟大统帅（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指挥的，人们就会根据这些统帅的名望把整个机动艺术誉为最杰出的典范。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游戏看作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称之为军事艺术的最高修养的表现，因而把它作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依据了。 这种看法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相当普遍。法国革命战争突然打开一个不同以往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暴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方法，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成果。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的方法，认为上述一切都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及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而且，人们认为，旧的方法已经过时，也决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化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里，旧的观点也有它的卫护者，这些人把新的现象看作是粗暴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的堕落，并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只能把这种缺乏逻辑和不合哲理的见解看作概念的极端混乱。但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也是考虑得不周全的，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的一小部分可以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由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至。但是，不应该以处于动荡中的这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作为标准，因此，过去的一部分战争现象无疑还会重现。在这里，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整个战争中的地位，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借以说明它是双方的种种有限条件的产物，是明显地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在这种赌博中，一方的统帅可能比另一方统帅高明一些。因此，当他在兵力上能够和敌人抗衡时，就可以获得某些利益，在兵力较弱时，运用他杰出的才能也可以同对方保持均势，但是，这里不可能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这种战局常常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者，由于条件所限，有才能也不敢发动大规模决战。可见，这种战局永远不会是获得最高的军人荣誉的领域。 我们上面已谈了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现在，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也就是说，它常常使军队离开主要道路和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当军队以临时发生和瞬间即失的微小利益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就会减弱。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往往开到从战争的重大而又简单的需要来说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而，战争过程小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在这里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得多。回顾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我们就会看到，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各不相同。在这几次战局中，虽然联军有很强的进攻意图，但是采取的措施却各不相同。 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几种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性，及其具体措施。对这些不同的手段能否提出概括整体的原则、规则和方法？我们认为，如果从历史上来看，那么千变万化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具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的性质的整体来说，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的，只能依靠经验。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更简单，更合乎自然，更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它更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规定它的形式和法则，而对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要作到这一点却极为困难。根据我们的经验，甚至在当代才形成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在战区防御上，也是行不通的和毫无用处的。但是作为单纯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里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行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优越于影响结果的其他因素。但是，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它们决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显然，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具有打破一般原则的作用。如果说道恩元帅的特点是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谨慎地选择阵地，那么腓特烈大帝的特点则是经常集中主力，迫近敌人，以便见机行动。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仅产生于他们的军队的素质，而且也产生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在这里我们还要重申，各种不同的作风和方法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断定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们并不想在此一一列举由于军队、国家和各种情况的特点可能产生的这些不同作风和方法。我们在前面已经一般地谈过了关于它们的影响。 我们在本章中无法提出原则、规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往往会出现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特殊现象，但是从这一方面研究历史是有益的。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存在的，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用娴熟的判断和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认识这一真理，历史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但是，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却提供了判断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确切他说，我们想再重申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使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这里提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只是在双方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适用。如果超出这个领域之外，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统帅决不能忽视这一点，决不可自以为是地把狭窄领域内的东西看成是绝对的。统帅决不可把他在这里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不要在自己已经怀疑这些手段不适用时还使用它们。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似乎不可能产生上述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事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明显时，就可能出现错误。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使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作为对象，但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往往处于中间状态，所以受上述极端的观点支配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 首要的问题是统帅能够预先断定敌人能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他有无力量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只要敌人有可能这样做，我们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自愿的牺牲改善自己的状态，准备迎接较大的决战。简而言之：统帅首先应该正确地估计情况，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行动。 我们想概略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情况估计得不正确而行动的实例，以明确我们的观点，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按敌人不坚决行动的情况采取措施的。如1757年战局，从当时奥地利军队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估计到腓特烈大帝会如此坚决地发动进攻。当卡尔·亚历山大已经陷入绝境必须率领军队投降时，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足以说明，他们对情况完全了解错了。 1758年，法国不仅完全受了策芬修道院协定的迷惑（这个事实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而且两个月后，对自己的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也判断错了，结果丧失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全部领土。至于腓特烈大帝1759年在马克森，以及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由于不相信敌人会采取那样坚决的措施而对敌情完全判断错误的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了。 1792年在估计敌情方面所犯的错误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人们本以为利用少量的援军就可以结束一次内战，结果却受到法国人民的巨大抵抗，因为他们的政治热情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个错误严重，是因为它后来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当时很容易避免这个错误。至于在军事上，以后几年连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归于1794年的战局。在这次战局中，联军完全没有估计到敌人会有强烈的进攻性，因而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很微弱的方法，而且从普奥两国政治上的不协调和愚蠢地放弃比利时和荷兰等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低估了来势凶猛的巨流的威力。1796年，在蒙特诺特，洛迪和其他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证明，奥军并不太清楚如何对付拿破仑这个人。 1800年，梅拉斯将军遭到惨败，这并不是法军突然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他对这一袭击可能产生的后果估计错了。 1805年，乌耳姆作为徒具科学形式、力量又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端来说，它可以阻挡道恩或拉西那样的统帅，但不能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曾处在犹豫不决和混乱状态中，这是陈腐的、狭隘的、无用的观点和措施同一些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感觉混杂在一起的结果。假如普鲁士充分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处境，那么它就不会把三万人留在普鲁士国内，准备在威斯特伐利亚另开一个战区，就不会决定以吕歇尔军和魏马军进行小攻击，就不会在会议的最后时刻还讨论仓库的危险和某些地区的损失等问题。 甚至在最大的1812年战局中，在开始时也出现过由于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不正确的行动的情况。在维尔那的大本营里那些名声显赫的人物坚持要在边境附近进行会战，其目的是使敌人在进入俄国领土前受到惩罚。这些人很清楚地知道，这次会战可能失败，或者说一定要失败，他们在当时虽然不知道前来进攻八万俄军的是三十万法军，但他们一定知道敌人在兵力上拥有巨大优势。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对这一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他们认为，即使这一会战失败，也不过是同其他败仗一样，仅仅是一次败仗而已。其实，在边境附近进行的这次主要决战如果遭到失败，是会带来一系列其他后果的。甚至德里萨营垒的利用，也是个完全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的措施。如果俄军要固守这个营垒，就会四面遭到攻击陷于孤立，而被迫放下武器。在构筑这个营垒时并没有考虑到要对付力量这样大和意图这样坚决的敌人。 然而，即使是拿破仑，有时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1813年停战以后，他认为派几个军就可以对付布留赫尔和瑞典王储所率领的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这几个军虽然不足以进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却可以促使对方象在过去那样谨慎小心而不敢冒然行动。但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险在布留赫尔和标洛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拿破仑对于老布留赫尔的敢作敢为精神总是估计不足的，在来比锡，从拿破仑手中夺去胜利的正是布留赫尔，在郎城，拿破仑所以没有被布留赫尔彻底击溃，只是因为出现了完全在拿破仑估计之外的情况。在滑铁卢，拿破仑终于因这个估计不足的错误而受到了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