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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country="德国">克劳塞维茨</author>
    <in time="1832">战争论 第六篇 防御</in>
    <scan time="2002">雷默</scan>
    <ocr time="2002">雷默</ocr>
    <correct time="2002">土拨鼠</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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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depth="0">第二十五章 向本国腹地退却</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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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间接的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抵抗方式与其说是我们消灭敌人，还不如说是让敌人用劳累拖垮自己。因此，在向本国腹地退却的情况下，防御者根本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或者把主力会战推迟到敌军的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以后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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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前进中的进攻军队，其兵力都会由于前进而遭到削弱。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篇中更详细地研究，这里我们只谈谈这一论断。我们之所以能够先谈这个论断，是因为战史上每一次前进路程很长的战局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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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防御者没有战败，未受挫折且仍有锐气，只是在进攻者前面主动地退却，并且通过不断的、适当的抵抗使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以致使进攻者的前进成为一种不断的、艰苦的推进，而并不是单纯的追击，这时进攻者在前进中所遭到的削弱就会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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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防御者是在一次会战失败后退却的，那么他遭受的损失要比主动退却时大得多。即使他能够对追击者进行逐步的抵抗，也至少要受到主动退却时同样大的损失，何况还要加上在会战中遭到的损失。即使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在会战失败后被迫向本国腹地退却时，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如果敌人占有显著的优势，并且象在历次现代战争中几乎经常出现的那样，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防御者的退却就极有可能变为溃逃，其结果是军队遭到彻底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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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适当的、逐步的抵抗，是指退却者的抵抗只能进行到战斗的均势尚未完全失去时为止，要及时放弃所保卫的地方，以保证自己不致在战斗中失败。这样的抵抗可以使进攻者兵力的损失至少和防御者相同。防御者在退却中虽然有些人不可避免地会被俘，但进攻者由于不得不经常处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进行战斗，也会有较多的人战亡，防御者在退却中固然要完全损失自己的重伤员，但进攻者同样也要暂时丢下他的重伤员（他们通常需要在医院里住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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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敌对双方在这种不断的接触中，损失大体上是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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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击战败的军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由于在会战中兵力受到了损失，队形被打乱了，勇气被挫伤，对退却产生了忧虑，因而很难进行上述那样的抵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抵抗。至于追击者，他在上一种情况下行动十分谨慎，前进时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周围的一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勇往直前，而且，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可以加速事物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因为这里正是各种精神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里精神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扩大，是不受物质束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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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不难看出，当进攻者的军队在不同情况下到达其前进路程终点的地方时，双方的对比情况将有多么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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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只是相互杀伤的结果。除此之外，进攻者还要加上在其他方面遭到的削弱（关于这一点，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请参阅第七篇）。而退却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能够得到增援，这些增援的军队可能是外援，也可能是自己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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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给养方面，退却者和前进者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前者往往绰绰有余，而后者却少得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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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者可以在他将要到达的一切地方积存储备物资，而追击者的物资却必须从后方运来。只要追击者在前进，即使交通线很短，这种运输也是很困难的，因此，追击者从一开始就会感到物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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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者将优先利用当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并且尽量把它们消耗掉，只留下一些空空荡荡的村庄和城市，一些没有庄稼的光秃秃的田野，以及干枯了的水井和肮脏的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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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军队往往从一开始就要为取得最急需的给养而奔波。不可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储备物资，即使得到某处的储备物资，也纯属偶然，或者是敌人重大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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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幅员辽阔和交战双方的兵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退却的方法可以使兵力对比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更有把握获得决战的胜利。胜利的成果也会因态势的变化而增大。而对进攻者来说，在边境附近的会战中遭到的失败绝对不同于在敌国腹地的会战中遭到失败！况且，进攻者到达进攻路程的终点时还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取得了胜利但不得不退却，因为这时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进攻力量来发展和利用胜利，也无法补充已损失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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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是在进攻路程的起点同进攻者进行决战，还是在终点进行决战，是有很大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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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几个优点以外，这种防御方法也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国土随着敌人的入侵而受到损失，第二是退却给人们精神上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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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把保持国土不受损失为整个防御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缔结一个有利的和约。防御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有把握地缔结这个和约，为此，可以并且必须不吝惜眼前的任何牺牲。当然，并不是国土的损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也必须权衡得失，因为国土的损失总要涉及防御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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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损失对军队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或多或少间接地产生影响，当考虑到退却本身能直接增加军队力量时，再来衡量这两方面的利弊难免有一些困难，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如果必须放弃的是一个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那么损失就大些。如果在那里准备好的或做好一半准备的战斗手段也随之丧失，那就应该看作是最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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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缺点是对精神方面的影响。统帅常常不得不藐视这种影响，而坚定地贯彻自己的计划，同时还必须顶住那些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的人所起的妨碍作用。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因此就可以不加重视。因为它不是一种只对某一点起作用的力量，而是一种快速侵入人心并削弱民众及军队一切活动的力量。向本国腹地退却虽然有时也能很快就为民众和军队所理解，甚至能够加强他们的信赖和希望，但是，这是非常少见的。通常情况下，民众和军队分不清退却是主动进行的还是被迫进行的；是聪明地预见到可靠的利益，还是害怕敌人的武力。看到被放弃的地区所遭到的命运，民众会产生同情和愤懑情绪，军队会很容易丧失对指挥官的信赖，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在退却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后卫战，都会使军队的这种忧虑一再增长。对退却的这些后果人们不应该置之不理，当然，如果一个民族敢于公开地应战，使进攻者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就不可能越过这个民族的边境，似乎更合情合理，更高尚，也更符合民族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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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这种防御的优缺点，下面再谈谈这种防御所需要的条件和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一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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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因为几天的行军显然不会使敌人的力量遭到显著的削弱。1812年，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在维帖布斯克附近是二十五万人，到斯摩棱斯克是十八万二千人，到了博罗迪诺附近减少到十二万人，也就是说这一时它同俄国主力军团的兵力相等。博罗迪诺距离边境九十普里，但是俄军直到在莫斯科附近时才开始占绝对优势。这个绝对优势引起的变化自然是非常稳定的，以致法军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的胜利都不能扭转这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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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俄国这样辽阔的国土，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可能有一百普里长的退却线。当然，象1812年法军这样大的兵力也是不容易出现的。双方兵力对比象这次战局开始时那样悬殊的情况就更为少见，当时法军兵力超过俄军一倍以上，而且，还占有决定性的精神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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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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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作物不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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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忠诚而尚武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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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候恶劣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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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人来说，这一切都会增加维持军队方面的困难，迫使他组织庞大的运输队，派出众多的部队，来执行繁重的勤务，各种疾病的影响也会加重敌人的困难，而对防御者来说，这一切却便于进行翼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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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必须谈谈对这种防御产生影响的军队绝对数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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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同对方的兵力对比如何，一般来说，一支小的军队的力量要比一支大的军队的力量先衰竭，所以小的军队的进攻路程不可能象一支大的军队那样长，战区的范围也不可能那样大，这是很自然的。军队的绝对数量和它能够占领的地区之间仿佛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虽然这种比例关系不可能用数字表示，而且受到其他情况的影响还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只须说明在这些事物的本质深处有这种比例关系就够了。率领五十万人可以向莫斯科进军。但是，率领五万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向莫斯科进军的，即使兵力对比对自己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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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定军队的绝对数量同它占领的地区的面积的比例在上述两种场合是一样的，那么敌军的数量越大，由于我们的退却使遭到的削弱无疑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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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队的数量越大，给养和宿营就越困难，即使军队所占有的地区同军队的数量以同样的比例增大，军队也决不能在这个地区完全取得给养，一切需要从后方运来的物资会遭到较大的损失。另外军队可以用来宿营的地区也决不是整个占有的地区，而只能是这个地区内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地区也不会随军队数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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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队的数量越大，前进就越慢，走完进攻路程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前进中每天损失的总数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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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人追击两千人时，在一般的地形条件下绝对不会容许退却者以每日只行军一二普里至多三普里，也不会容许他们隔一定时间停下来休整几天。要想追上他们，攻击他们并把他们逐走，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但是，假定双方军队的数量各增加一百倍，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要想取得与前一种情况相同的效果，也许需要一整天，甚至两天。因为，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点，军队的各种运动和行动都变得更为复杂，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进攻者的处境更为不利，给养的困难比退却者还大，而且它还不得不在比退却者更宽的正面上前进，因此会常遭到退却者优势兵力的袭击，俄国人在维帖布斯克就曾企图进行这样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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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队的数量越大，每个人在日常勤务中消耗的体力就越大。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每天都要出发和行军，时而休息，时而行军，时而战斗，时而做饭或者领取食品，在各方面必要的情报汇齐以前它又不能宿营。这支军队在这些辅助活动上花费的时间，至少要比五万人的军队多一倍，但是对于双方来说一昼夜却都是二十四小时。军队由于人数不同，走完一定的行程所需要的时间和付出的代价有大的差异。虽然不论是退却者还是进攻者，都要忍受这些劳累，但是后者要忍受的劳累要大得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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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我们前面的假定，进攻者人数较多兵力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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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御者用不断放弃土地的代价换取了经常保持主动的权利，他可以预先作好计划，而且在大多数场合计划不致被破坏。而进攻者却只能根据防御者的配置情况来制定计划，这种配置情况往往只有通过事先的侦察才有可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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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致使人们认为我们的论述同第四篇第十二章矛盾，我们在这里必须提醒一句，这里所指的防御者，是没有遭到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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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支配敌人的这个权利，在赢得时间和增加力量的场合，与在争取某些小利益的场合是有差别的，而且时间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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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却者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使自己容易退却，如派人改善道路和桥梁，选择最舒适的宿营地点等等。另一方面，又竭力使追击者难以前进，如派人破坏道路和桥梁，使那些本来不好的道路在自己的军队通过后变得更加难以通行，还有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使敌人不能利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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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民众战争也是一个特别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专门一章里论述，在这里不作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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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谈到了向本国腹地退却的各种优点，以及它要求人们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下面我们概略地谈谈它的实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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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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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的方向应该是向本国腹地，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地使敌军的两侧被我们的地区所包围。这时，敌人就处于各个地区的威胁之下，而我们却不致被迫离开本国领土。如果我们选择的退却线离国境太近，就有可能发生这种危险。假如1812年俄军不向东方而向南方退却，就会遭到这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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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退往国内的哪个地点最好，选择这个地点时应该符合哪一个意图，还是引诱敌人离开通往该地的方向，以及应该符合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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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俄军在1812年的退却是预先考虑好的，是完全有计划的，他们当然可以从斯摩棱斯克往卡卢加方向退却，如果这样，莫斯科很可能完全免遭蹂躏，然而不幸的是俄军却是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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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在博罗迪诺附近时约有十三万人，假如俄军是在从斯摩棱斯克通往卡卢加的半路上进行这次会战，那么法军在那里不会有更多一些的兵力。此时法军是无法从这支军队中抽出很多兵力，派往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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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到达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兵力约有十六万人，如果当时他认为，在主力进行会战以前可以冒险向莫斯科派遣一支四万人的部队，而只留下十二万人对付俄军主力，那么这十二万人到会战时可能就只剩下九万人左右了，也就是说比到达博罗迪诺附近时少四万人。那么这时，俄军就拥有三万人的优势了。如果以博罗迪诺会战的情况作为衡量的标准，俄军当然可以凭这个优势成为胜利者。这个计算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对比对俄军来说比在博罗迪诺附近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但是，俄军的退却并不是按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进行的，他们之所以退得这么远，是因为每当他们想进行会战时总感到自己兵力不足。他们的给养和补充都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路上，在斯摩棱斯克时任何人都不可能考虑放弃这条道路。此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之间取得一次胜利，也决不能抵偿被敌人占领莫斯科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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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1813年，假如拿破仑明显地偏向侧方，在布尔戈尼厄运河后面占领阵地，而在巴黎只留下几千人的兵力和大量的国民自卫军，那么他也许能够更有把握保证巴黎不受侵袭。联军如果获悉拿破仑率领十万人在奥塞尔的话，就决不会有勇气向巴黎派遣一支五万到六万人的部队。与此相反，假如联军和拿破仑交换所处的地位，那么恐怕谁也不会建议联军放弃通向自己首都的道路。要是拿破仑占有当时联军那样的优势，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冲向首都。尽管情况完全一样，但是由于精神状态不同，结果也就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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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侧方退却时，无论如何也要使首都或者企图通过这种退却而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保持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被占领和遭到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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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点，即突然变换方向。俄军在到达莫斯科以前一直按照一个方向退却，以后他们又往梁赞方面继续退却，然后转向卡卢加方向。法军这时即使比俄军还占显著优势，也不可能维持住这条经过莫斯科绕个大弯的交通线，他们必须放弃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而不得不满足于占领别烈津河西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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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俄军这时也会陷入不利的态势，它可能处于同本国的主要领土分隔开的境地，这同他们在战局开始时向基辅方向撤退时就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俄军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陷入不利态势的，因为法军只有不绕道莫斯科就到达基辅，它的状态才可能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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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突然变换退却线的方向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会带来下列巨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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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旦我们变换了退却方向，敌人就不可能保持原有的交通线，而要确定一条新的交通线常常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同时敌人只能逐步地改变自己的方向，因为他必须逐步地寻找新的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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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在接近了国境时，进攻者就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阵地掩护已占领的地区，而很可能要放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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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较小的面积上变换退却方向也是可能的，这需要根据具体场合和具体情况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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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退却，否则，敌人不会派他的主力向这个方向前进，即使敌人的主力果真向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无法迫使他受上述一切条件的束缚。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防御者是应该把全部兵力集中向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该以大部分兵力向侧方退却，也就是离心的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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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回答是，离心的退却不足取，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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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御者采取离心退却时兵力将更为分散，只有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上时，进攻者才最感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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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御者采取离心退却时，敌人将占有内线之利，进攻者的兵力比防御者集中，就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了，但是，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常常是以能经常威胁敌人，而自己不致被各个击破为前提，而在离心退却这种场合被敌人各个击破却是很可能的。此外，向本国腹地退却时还应该创造一个条件，就是主力必须逐渐取得能够进行决战的优势，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这种优势不太容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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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兵力较弱的一方总的说来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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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样的兵力部署会使敌人的一部分弱点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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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长和战略翼侧暴露。如果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兵力在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进攻者的这部分力不仅对付我们同它对峙的那部分军队，还要附带地完成掩护一部分交通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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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仅从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采取离心的方向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这为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做准备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大家回顾一下前一章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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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为达到一个目的，防御者才可以采取离心的退却，这就是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这些地区就很可能被敌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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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中地点和前进方向，根据双方各个地区、要塞等的关系位置，一般地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在前进路线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如果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部署兵力，那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兵力浪费。但也很难预测防御者在多半会被占领的那些地区配置一部分兵力能否阻止敌人占领这些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熟练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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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在1812年退却时，曾把托尔马索夫指挥的三万人留在沃伦，准备用来抵抗可能侵入这个地区的奥军。这个地区面积广大，地形上困难较多，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并不占优势，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军可以期待在靠近边境的这个地区胜过敌人的有利条件，至少可以在边境附近固守。这样做会给以后带来非常大的利益，关于这些我们不想多谈。此外，当时也不可能把这些部队及时调到主力那边去，这一切就是有力地促使俄国人把该军留在沃伦独立作战的原因。与此相反，如果根据富耳将军制定的战局计划，仅仅让巴尔克来的军队（八万人）向德里萨退却，而把巴格拉齐昂的军队（四万人）留在法军的右翼，以便以后从背后攻击法军，那么很显然，巴格拉齐昂的军队不可能固守在立陶宛南部，换句话说，这支军队不仅不能在法军背后多保持一块更接近于法军的地区，反而会被压倒优势的法军主力所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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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防御者的利益来看，理应尽可能地少放弃领土，但是，这一点始终是一个非常次要的目的。敌人由于受到我们的限制而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说，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做要一开始就有成功的把握为基础，而且不致因此使主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在这种场合防御者必然寻求最后的决战，他的主力迫使敌军主力处于窘迫的境地，这是迫使敌军下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并且是使敌军退却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受到重大损失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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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让没有战败和没有分割的兵力来实施，而且应该在敌军主力的前方尽可能放慢进行速度，同时，要不断的进行抵抗迫使敌人经常处于备战状态，迫使敌人忙于采取战术和战略上的预防措施而大大消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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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在这种状态下到达了进攻者前进路程的终点，那么防御者就应该尽可能占领条前进路线斜交的阵地，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威胁敌人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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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的俄国战局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现象，充分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虽然这次退却是一次被动的退却，但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它。如果俄军现在已经知道这种退却确实会取得这样的结果，如果现在他们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这样的退却的话，那么在1812年绝大部分是在无意中做过的那些事情，现在他们一定会主动并有计划地去做了。同样在幅员不如俄国那样辽阔的地方，也可能出现这样行动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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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场合，采取这种抵抗方式不论遇到了哪些困难，只要进攻者未经战略决战就由于军队维持方面的困难而遭到了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作了退却（不管入侵者的损失如何），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目的就已经达到，它的主要效果就已经取得。腓特烈大帝1742年在摩拉维亚的战局，1744年在波希米亚的战局，法军1743年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战局，不伦瑞克公爵1792年在法国的战局，1810——1811年马森纳在葡萄牙的冬季战局，都属于这一类情况，只是范围和规模要小得多。此外，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防御方式只发挥了一部分作用，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全部结果，至少也是一部分结果是我们这里所确定的原则在起作用。不过，我们不详细谈这些作用了，因为要谈就必须说明各种情况，就会离题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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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俄国和其他各个战局中，在进攻路程的终点都未发生决定胜负的会战，形势就发生了突变。但是，即使没有得到这样的效果，通过这种抵抗方式也可以导致胜利，改变兵力的对比，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胜利能迫使敌人退却，这种退却通常象物体在一次撞击之后按落体定律降落一样，会不断增大敌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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