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第六篇 防御 雷默 雷默 土拨鼠 无须特别说明：我们谈的是战略翼侧，也就是战区的侧面，至于会战中的翼侧攻击（即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同这里谈的问题毫无关。即便是最后阶段的战略上的翼侧活动同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合而为一时，二者仍然有明显的区别，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种翼侧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侧面阵地，也都是人们借以炫耀自己理论的东西，它们在战争中很少起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本身不能产生效果或者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都要在事先防备受到这种威胁，不可预防的场合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很少的场合，这个手段却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效果。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它在战争中经常能够使人们产生顾虑，所以有必要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尽管战略范围的翼侧活动不仅适用于防御，同样也适用于进攻，但是，它毕竟同防御更接近些，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手段之一。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基本的原则，而且在以后的考察中永远不能忽略它，这个原则就是：奉命在敌人背后和翼侧进行活动的兵力，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深入到敌人背后这一行动本身就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这种行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这一行动同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根据这些条件的好坏来断定采取这种行动是否有利。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些条件。 我们必须把战略的翼侧活动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交通线进行的威胁，另一种是对退却线进行的威胁（也可能同时对交通线进行威胁）。 道恩在1758年派遣别动队去拦截围攻阿里木次的普鲁士军队的运输队时，本来他无意阻止国王向西里西亚退却，恰恰相反，他倒是乐于为国王让路，并希望能促使国王向那里退却的。 在1812年的战局中，俄军主力在九、十两月派出的各支别动队，其意图只想切断交通线，而没有阻止敌人退却的意图。但是，在契查哥夫指挥下向别烈津河推进的摩尔达维亚军的意图，以及维特根斯坦将军奉命向西德维纳河畔的法军各军所发动的进攻的目的，却显然都在于阻止敌人退却。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仅仅是为了把问题谈清楚。 对交通线进行威胁就是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小股的后续部队、信差、个别来往的人员以及小仓库等等，也就是说，袭击的目标是敌军维持战斗力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它的目的在于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退却线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但是，只有当敌人真正定决心退却时，这种威胁才能达到目的。当然，如果这种威胁使敌人感到危险时，也是能促使敌人退却的。因此，对敌人退却线进行佯动，也可以获得象威胁敌人的交通线那样的效果。不过，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威胁不能单靠迂回，不能单靠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只有具备了合适的条件，这些威胁才能产生效果。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把这两种翼侧活动分开来研究。我们首先研究对交通线的威胁。 在这里首先必须提出两个主要条件（要威胁敌人交通线，必须具备其中一个条件）。 第一个主要条件是：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抽出这些兵力以后几乎对上面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主要条件是：敌人快要达到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能力，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对我们退却的军队进行追击。 乍看起来好象第二个条件很少见，我们暂时把它搁下，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有关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第一，敌人的交通线比较长，守备部队的力量不足以掩护它；第二，敌人的交通线从位置上看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 敌人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他的交通线的方向不垂直于他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另一种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暴露的程度就更大。对这两种情况都必须加以详细地分析。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军队掩护的是一条四五十普里长的交通线，那么交通线的末端的军队的配置正面是斜交还是直交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军队配置正面的宽度对这条交通线说来仅仅是一个点。其实并不是完全这样，在交通线与进攻者的军队的配置直交的情况下，防御者的兵力即使占显著优势，从军队中派出的别动队也难以切断对方的交通线。可能有人又会认为进攻者要绝对地掩护某一地区是困难的，于是他们更会不相信这种说法，而会认为，要抵御优势的敌军可能派出的一切部队，以掩护自己背面，即自己背后的地区，一定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在战争中只有象纸上谈兵那样知道一切时，情况才是这样。掩护部队就象盲人一样不知道别动队将在哪些地点出现，而别动队却能看见一切。可想而知战争中的所有情报既不是可靠的又不是全面的，而且敌对双方都是不断地在暗中摸索，可想而知，绕过敌军翼侧到敌人背后去的别动队的处境，就象一个人跑进黑暗的房间里同很多人打架一样，时间久了一定会遭到毁灭。因此，当敌军的阵地同交通线直交时，我军的迂回部队（即接近敌军而远离自己军队的部队），时间久了也一定会遭到毁灭。这样，不仅损失很多兵力，而且工具本身也会很快地失去锋芒，进行迂回的部队只要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闻风丧胆，于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挑战，而只能看到不断逃窜的场面了。 因此，配置正面同交通线直交的军队只要利用对方上述困难就能够掩护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根据兵力的大小，这段距离可达二三日行程。这一段交通线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因为它离敌军最近。 与此相反，如果军队的配置大角度地斜交于交通线，那么距离军队最近的这一段交通线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那怕敌人只施加很小的压力，或进行一次威胁不大的行动，也会立即击中他的要害。 那么，配置正面为什么会没有同交通线恰好直交呢？因为我军的正面是根据敌军的正面决定的。好象敌军的正面同样也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我们必须探求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根由。 假定进攻者的交通线为ab，防御者的交通线为cd，它们之间的关系位置是两线延伸可以形成一个钝角（如图），很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e处配置军队，从b点出发的进攻者单凭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进攻者的正面，从而使防御者暴露自己的交通线。防御者若在交点这边的ｂ点附近配置军队，情况就会相反，当进攻者受到种种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制，不能随意变换作战线的位置（例如改在ad线上）时，他就只得采取面向防御者的正面。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占了有利地位，因为他只需要在两线交点的这边占领阵地就可以了。我们之所以再来考察这个几何要素，仅仅是为了把问题完全弄清楚，决不是过分重视它，与此相反，我们确信，当地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情况对防御者的配置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无法笼统地说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被迫更多地暴露自己的交通线。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完全相对的，那么采取斜交配置的一方当然就会迫使另一方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几何要素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双方的受益和受害程度是相当的。 因此我们在以下的考察中只以一方的交通线暴露的事实作为根据。 交通线的第二种不利的情况是，交通线在敌国领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敌国的人民已经武装起来，就如同有一支部队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线进行活动，那么，交通线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虽然这些敌对力量本身很薄弱，既不集中，又不强大，但是，我们必然考虑到在漫长的交通线上，一处接着一处地受到敌人的袭扰和威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此外，即使敌国的人民没有武装起来，甚至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乃至民众非常缺乏尚武精神，但是，仅就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臣属关系来说，对我们的交通线也是非常不利的。敌军的别动队很容易同居民取得联系，由于它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情，能获得各种情报，并能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所以这些有利条件对别动队的小规模活动也有决定性意义，而且任何别动队都无需特别费力就可以得到这些利益。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不会没有要塞、江河、山地，或其他掩蔽地，只要我们没有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配置守备部队，那么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敌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还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即使垂直于自己的配置正面，仍然有可能受到防御者别动队的威胁，因为这些别动队不需要返回主力部队。它们只要躲入本国腹地就能得到足够的掩护。 由此可见，进攻军队的交通线在下列三种主要情况下很可能被防御者用相当小的兵力切断： （1）距离相当长； （2）与军队配置正面斜交； （3）通过敌国的领土。 最后，要想使切断敌人交通线发生效果，还需要具备第四个条件，即敌人交通线被切断的时间要相当长。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叙述过的有关内容。 但是，这四个条件仅仅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同这四个条件相联系的还有许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有时往往比这四个主要条件本身还重要，所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在此，我们仅提出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几条：道路的状况，道路所通过地区的地形，用作掩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重要的运输队（例如攻城辎重），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 因此，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就取决于所有这些条件，把所有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对比出双方交通线的状况谁优谁劣。双方统帅谁能在切断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完全取决于这种对比情况。 在这里论述这个问题好象极为烦琐，人们往往一看到具体情况就可以做出决定。当然，要作出这种决定还需要有熟练的判断力。有些批判者认为，不需要说明什么具体理由，仅仅迂回和翼侧活动这个词就可以说明问题。为了反驳经常出现的这种愚蠢的看法，我们必须考虑这里所阐述的一切。 现在，我们来谈谈进行战略上的翼侧活动所需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如果敌军停止继续前进不是由于我军的抵抗，而是由于其他任何一个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就不必再顾虑派出大量部队会削弱自己的兵力了。因为，即使敌军真正想发动一次进攻来报复我们，我们也只须避开它就可以了。1812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并不一定要有1812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才能造成这种情况。在最初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波希米亚或者摩拉维亚的边境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他们不能继续前进，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这种场合，可以加大翼侧活动的兵力，其他条件就不一定非要那么有利，甚至敌我双方交通线的状况，也不必一定对我方有利；在这种场合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特别的好处，与其说他有力量对我们进行报复，倒不如说他必须更多地考虑直接掩护自己军队的退却。 因此，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他们认为会战过于冒险），而想利用一种危险较小、不如取得一次胜利那样成果辉煌的手段来取得效果时，使用上述手段是最合适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面阵地时即使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很大的危险，而且占领侧面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敌人的配置与其交通线斜交，所以使敌人的交通线与其配置正面斜交是不难实现的。其余条件和其他有利情况起的促进作用越大，翼侧活动就越能取得好的结果，其他有利情况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准确的行动来取得好结果。 这里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的场所。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在1760年和1762年的各次战局中，曾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的战争中这种战略机动所以非常频繁的出现，当然并非每次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缺乏果断、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以及怕负责任的缘故，这一切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的阻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就够了。 如果我们把这些考察归纳一下，可以得出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翼侧活动在下列情况下是最有效的： （1）在防御中； （2）在战局将近结束时； （3）在向本国腹地退却时； （4）同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对交通线威胁的实施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几句。 这些活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来进行，别动队可以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袭击敌人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运输队、来往的小部队，这些可以鼓舞军民，并协同军民进行活动。这样的小队数量要多，而不在于每队有多大的兵力，其编组必须保证既有可能集中起来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又不致因各队指挥官的自负和专断而过于妨碍集中。 现在，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原则：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可能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此，对敌人背后或翼侧的活动不应该认为本身力量有什么增加，只能看作力量的使用效果。但另一方面危险也增大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包括翼侧活动，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抵抗，要提高效果就必须牺牲安全。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翼侧，还是用分散的兵力从几方面包围敌人。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为决定性会战创造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个统帅必须根据种种有利条件，才能决定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区别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统帅用整个军队从背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或者是从侧面阵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发起的，或者是通过正面迂回敌人来进行的；第二种是，统帅把自己的兵力分为两部分采取包围的形式，一部分在敌军背后活动，另一部分在敌军正面活动。 上述两种情况都能提高效果，如确实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这种危险而大幅度地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险的增加却不一样。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危险只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类似于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不论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小，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同家比依赖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军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在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同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在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的时候，俄国军队在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占领的侧面阵地就非常有利。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面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那么就会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另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的迂回和切断退路的危险是：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因而能以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我军。使军队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列三个： （1）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 （2）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绝对优势，可以采取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方式； （3）敌人已经没有进攻能力。 1757年，腓特烈大帝向心地侵入波希米亚，虽然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同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但是，无论如何，他在侵入波希米亚以前绝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因为如果这样集中兵力，他就会丧失出敌不意所带来的一切利益。 联军在作1813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军队，因而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易北河去了。至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的挫折，并不能归咎于总的部署，而是战略和战术上一些具体部署不妥当造成的。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本来可以集中二十二万人来对付拿破仑的十三万人，这个兵力对比是非常理想的，就连后来在来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285:157）比它也好不了多少。诚然，拿破仑采用了独特的防御方式，把兵力过分平均地分配在一线上（在西里西亚以七万人对抗九万人，在马克以七万人对抗十一万人〕，但是，如果他不完全放弃西里西亚，而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同联军主力决战的兵力，无论如何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联军可以让符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莱茵河畔，试探一下能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兹的道路。 1812年，俄军终于敢把摩尔达维亚军开往沃伦和立陶宛，以便以后向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因为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这次战局中，俄军对莫斯科以东的领土丝毫不必担心，因此俄军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兵力大弱。 富耳将军最初制定的防御计划就包括这样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计划，巴尔克来指挥的军队应该固守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应该到法军主力的背后。但是同一个措施在两个不同时期带来多么不同的结果啊！在战局初期，法军的兵力比俄军大两倍；而在战局后期，俄军却比法军强大得多。在战局初期，拿破仑的主力具有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具有足以越过德里萨八十普里的进攻力量，而在战局后期，它却不能从莫斯科再前进一步。在战局初期，法军的退却线直到涅曼河畔不过三十普里，而在战局后期却长达一百一十二普里。可见同样是对敌军退却线的威胁，在战局后期进行能收到如此卓越的效果，而如果是在战局初期进行，难免会变成最卤莽的愚蠢行为。 对敌人退却线的威胁（如果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是对敌人背后进行正式的进攻，这一点放在《进攻》一篇里谈更为恰当，这一篇里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我们认为，在这里只要已经说明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条件也就够了。 但是，当人们企图通过对退却线的威胁来迫使敌人退却时，通常所考虑的是佯动而不是实际行动，假如每一次有效的佯动都以完全可以实现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就会在一切条件上等同于实际行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会看到，佯动的确是同其他一些条件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