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第五篇 军队 杨小芬 杨小芬 阿修比 土拨鼠 在现代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以前大得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现代的军队一般比中世纪甚至比古代的军队庞大得多。在现代的战史中，即自路易十四以来，各国的军队一直都是十分庞大的。第二，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作战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这一点更为重要。在古代，大多数的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都有间歇，在这些间歇中，或者战争实际上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以说存在战争，或者双方军队往往相隔很远，各自从事自己的事情，无须顾虑对方。 现代战争，也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战争，因各国政府的强烈欲望，而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了。战争的目的高于一切，因而要求在给养方面有一些必要的制度满足它的需要。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战争虽然定期地进行冬营，有时也曾接近于完全中止而双方处于长期休战的状态，但是冬营总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当时，这样做是因为季节不好，并不是为了取得部队的给养。随着夏季的到来照例要结束冬营，因此，至少在良好的季节中，需要采取不间断的军事行动。 这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从一种状态向另种状态过渡，从一种行动方式向另一种行动方式过渡，是逐步实现的。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联军为了便于取得给养，曾经常把部队派到遥远的地区去冬营，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在各国以雇佣兵制度代替了封建义务兵制度以后，军事行动才开始变得有规则、有联系。这时，封建义务已改变为赋税，人身服役或者完全被募兵制取代，或者只用于最下层的民众，而对贵族来说，人身服役已代之以赋税，即人头税（象目前在俄国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因此，不管怎样，这时的军队已经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工具，它主要的基础是国库或政府的收入。 军队的建立和兵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然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有些阶层的人为了免除当兵的义务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再让他们负担军队的给养了。因此，军队的给养必须由政府、国库负担，而且在本国内也不应该再由地方负担军队的生活费用。政府必须把军队的给养完全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军队的给养由于两个原因而变得更加困难了，一方面，给养已成为政府的事情，另一方面，军队却必须经常接近敌人。 这样，不仅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日趋完善的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 给养用的粮食，不论是采购来的还是国家领地缴纳，的都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并且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然后由部队的运输队把面包运走。这种制度，可以说明战争的特点，也不会完全废止，其中某些部分将会一再被人采用。 这样，军事组织就有逐渐摆脱对国民和地方依赖的趋向。 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了，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其威力却大大消弱了。军队由于依赖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一切活动中都要考虑节约给养。士兵往往因此而挨饿，又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不到充足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并且只看到腓特烈大帝依靠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完成的大业，那么他就不是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但是，挨饿必须是暂时的，坏境所迫，不能成为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否则，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神上会不断地受到削弱。我们不能把腓特烈大帝的军队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面，如果他有条件象拿破仑那样供养自己的军队，他也许能做出更伟大的事业来。 马料的供应不能用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因为马料的需要量大，在运输上有更大的困难。一日份饲料比一日份口粮大约重十倍，现在，军队中的马匹是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在以前则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马料比口粮重二倍，四倍或者五倍。因此，人们力图用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一方面，军队就只能在敌国领土上作战，另一方面，军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就已经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了，因为这种方法使地方遭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而采用就地征收和强征的方法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法国革命时靠政府的财力为保障的整个军事制度被粉碎了，从而我们这里讨论的给养制度，也随之崩溃了。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关心仓库，给养组织（这种组织象钟表的内轮一样推动着一级级的运输队）。他们把士兵送上战场，驱使将军进行会战，要他们通过征收、劫取和掠夺得到所需给养，加强、鼓舞和刺激军队。 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以及反拿破仑的战争都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这个时代还是在以后的战争中，两种方法中的任何手段只要适用就被采用。 现代军队在取得给养方面，尽量利用当地所能供应的一切，而不考虑它的所有权，综合使用四种方法：屋主供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但通常以某一种方法为主，有时也只采用其中的一种。 一、屋主供养或村镇供养，这两者都是一样的。一个村镇，即使象大城镇那样的居民也一定存有几天的粮食，因此在居民最稠密的城镇，不需要特别筹备也能供养大约同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吃一天，如果部队的人数很少，就可以供养几天。这样，在相当大的城镇中，一支人数相当多的部队可以在一个地点取得给养。在一些较小的城镇或农村中，却不能尽如人意，因为，在这里，一平方普里有三四千居民就算人口相当稠密了，它只能供养三四千人，所以人数多的部队必须分散到很广阔的地区去舍营，这样，就很难顾及其他条件了。但是在农村，甚至在一些小城镇中，有很多战争极为需要的给养品。一户农民的面包储存量，一般说可供全家八天到十四天食用，肉类每天都能得到，蔬菜通常可以吃到下届收获期。因此，在还没有驻过军队的地方，居民供养相当于自己三倍到四倍的军队食用数量是没有困难的，这是令人满意的结果。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三万人的纵队不能在较大的城镇宿营，那么它在每平方普里平均有二三千人口的地区宿营时大约需要四平方普里的地区，即每边宽二普里的地区。因此，一支九万人的军队（其中大约有七万五千人是战斗人员），如果分三个纵队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时只要有六普里的正面就够了。 如果有几个纵队先后进入这个地区舍营，虽然地方当局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但不致因为增加一天或几天的需要品而感到困难。同此，即使驻九万人后又有同样多的军队在第二天到达，后来的军队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两天的军队加在一起，已经是一支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相当大的军队了。 至于马匹的饲料，因为既不需要磨碎又不需要焙烤，在农村中，农民为自己的马匹储存的饲料可以一直用到下届收割期，因此，在这方面是没有困难的。即使军队在厩舍饲养牲畜很少的地方宿营，也不会缺乏饲料，当然，饲料要由屋主供应，而不是由村镇供应。此外，在组织行军时要考虑到地区的性质，不要使骑兵恰好到工商业城市和地区去舍营。 从上述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即每平方普里约有两千到三千居民的地区，一支拥有十五万名士兵的军队在不妨碍共同战斗的条件下有限度地分散宿营时，通过屋主和村镇供养就可以取得一两天的给养。因此，这支军队连续行军时，即使没有仓库及其他给养准备也是可以维持的。 法国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行动，就是以这个结论作依据的。他们从阿迪杰河向多瑙河下游和从莱茵河向维斯拉河行军时，只采用了屋主供养，但在给养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由于他们是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优势作为行动依据的，是以不断取得必定的胜利为前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勇往直前，因此他们在胜利道路上的运动大多是不间断的行军。 如果环境不利，当地居民并不多或者工人比农民多，土地贫瘠或者已经数次驻过军队，那么，取得给养就会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纵队的宿营地区每边从二普里增加到三普里，宿营地区的面积就立刻可以增加一倍以上，也就是说，从四平方普里增加到九平方普里。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宿营依然可以保证进行共同战斗，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不间断地运动中，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在不利的情况下，仍然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军队要停留几天，而又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提早作好准备，那就一定会发生极大的困难。即使在现在，一支庞大的军队如果不采取下列两项措施早作准备，也是不能停留几天的。第一项措施是给部队配属辎重队，携带数天（即三四天）面包或面粉。这样，加上士兵自己携带的三四天口粮，可以得到八天用的最必需的给养。 第二项措施是设置适当的军需机关随时放弃屋主供养的方法，以便在部队休息的任何时刻都能从远方运来粮食。 屋主供养方法有很多优点，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运输工具，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作到。当然，这要以部队进行舍营作前提。 二、军队强征。一个单独的营在一些村庄附近野营时，可以指定这些村庄供给给养品。从这一点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在实质上同屋主给养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在一个地点设营的部队人数很多，那么为了供给一个较大的整体（如一个旅或一个师）所需要的给养，就必须从一些地区共同进行强征，然后再来分配。 实际上，这种方法决不能为大量的军队取得必要的给养。在一个地区强征到的粮食比部队在这个地区舍营时所能得到的粮食要少得多，因为在舍营时三四十个士兵进入一户农民家里，必要时甚至能够把农民最后的一点粮食都弄到手。但是，派遣一个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去强征，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把一切存粮都搜出来，而且运输工具也有限，因此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粮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大量军队密集在一个地点上野营，那么对于整个军队的需要来说，能够很快征到给养品的那些地区就显得太小了。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只在半径为一普里的圆圈内，也就是在三四平方普里的面积内强征给养品是很少能够征到所需物品的，因为，大多数邻近的村庄已有别的部队在宿营，这些部队要占有这个村庄的所有东西。因此，这种方法常常造成很大的浪费，因为个别的部队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需要。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部队不太大时（即对八千至一万人的师来说）才能用这种强征的方法解决给养问题，而且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一切直接在敌前行动的部队（例如前卫和前哨），在向前运动时，通常要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在它们要到达的地点根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粮食，而且通常与为军队主力所征集的粮食相距太远。此外，独立行动的别动队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最后，在时间紧迫和无法采用其他方法的一切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要用这种方法。 在时间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军队采取正规征收的方法，取得给养的结果会更好。但是，时间往往不允许采取这种方法，而军队用强征的方法可以很快地直接取得给养。 三、正规征收。这是筹备给养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现代一切战争的基础。 这种方法不同于前一种方法，它是在地方当局参与下进行的。这时，在有存粮的地方不是用暴力强取存粮，而是经过合理的分派，要居民有秩序地交纳出来。这种工作只能由地方当局做才行。 在这里，时间决定一切。时间越多，分派就越普遍，负担就越轻，效果就越理想，甚至也可以以现金采购作为辅助手段。在本国内集中军队或军队后撤时，采用这种方法是毫无困难的，与此相反，在进入尚未占领的地区时，安排正规征收的时间就较少。通常前卫只不过比主力先到一天。前卫只能对地方当局提出要求，要他们在某地准备好多少粮秣。这时只能在附近的地方，即周围几普里的范围内筹集和征收粮秣。所以，对人数较多的军队来说，如果自己不携带几天的给养，只靠在匆忙中征收的粮秣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军需机关的任务就是掌管这些粮秣，把它只分发给那些毫无储备的部队，但是，困难是会逐日减少的，因为能够征收粮秣的范围在一天天扩大，征收的效果也会随之增大。如果可供征收粮秣的地区在第一天只有四平方普里，那么在第二天就会有十六平方普里，在第三大就会有三十六平方普里。也就是说，第二天比第一天增加了十二平方普里，第三天又比第二天增加了二十平方普里。 当然，征收粮秣的地区的扩大还受许多其他情况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刚刚住过军队的地方不可能象没有住过军队的地方那样提供很多的粮秣。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征收粮秣的地区的半径也日益扩大二普里以上，即扩大三四普里，有些地方还可能更多一些。 为了征收到分派的粮秣，就要依靠配属给地方当局的征粮队行使权力，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全体居民感到压力，使他们害怕负责任、受到惩处和虐待。 根据对一般情况的考察及革命以来历次战争的实践，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支军队，即使兵力很大，只要它带有几天的粮食，采用正规征收的方法就可以解决给养问题。军队到达某地后立即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最初只限于附近的地方，以后逐渐扩大征收地区的范围，而且越来越由更高的当局进行安排。 除非当地的力量已经枯竭，非常贫困或遭到严重破坏，否则，这种方法是永远可以使用的。军队驻止的时间较长时就可向最高的地方当局提出要求，以便使负担尽可能地平均些，还可以通过收购来减轻征收粮食的压力。而且，即使是外国军队，如果想较长时期驻在我们的国土上，通常也不会那样粗暴而无所顾忌地把全部的给养负担完全加在当地民众身上。因此，这种征收方法便逐渐地接近于仓库供给的方法，但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不会有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尽管可以从较远的地方运来粮食补充当地的粮食，但是当地依然是军队取得给养的真正源泉，这同十八世纪战争中完全由军队独立管理与地方毫无关系的给养情况截然不同。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种给养方法利用地方的运输工具和当地的面包房；因此，经常妨碍作战的、庞大的运输队被废除了。 现在的军队的给养辎重已经少得多了，而且多半只是用来运载当日剩余的、供第二天使用的粮食。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时，军队就不得不使用庞大的辎重队，而且必须携带野战面包房。但是，首先这是因为三十万人在波兰和俄国这样的国家，而且在青黄不接的时节几乎沿着一条大路前进一百三十普里，这是很少有的；其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就地征收却始终应该看作是全部给养的基础。军队本身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只能看作是一种辅助手段。 自法国革命战争最初的几次战局以来，法国军队一直以这种征收方法做为解决给养的基本方法，甚至联军也不得不改用这种方法，而且将来这种给养制度也还会维持下去。不论从发挥战争的威力来看，还是从保证军队轻便和自由地作战来看，这种方法都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因为，任何行军，在最初三四个星期内给养通常是不会遇到困难的，而且到后来就可以依靠仓库供给，因而在战争中采取这种给养方法可以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当然，在这一方向上遇到的困难可能比在那一方向上遇到的困难大一些，但是，这种困难决不会大到根本不可能选用该方向的程度，因此方向对给养问题的考虑决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在敌国退却时是例外。这时，对给养来说会有许多不利的条件。军队连续运动时，通常不会专停留下来征粮，因而就没有时间征粮。在敌国退却时，环境大多是很不利的，部队不得不始终保持集中，通常根本不能分开舍营，或分为几个纵队在宽大的正面上退却。军队同当地的关系是敌对的，没有行政权力支持，就不可能征收到粮食。而且，在这种时刻特别能够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和恶意。由于这一切，军队通常只能在建立好的交通线和退却线上退却。1812年，如果由于给养问题拿破仑始终只能沿着他进军时的道路退却，如果他沿着任何其他道路退却，失败可能来得更早而且更为肯定，因此，在这一点上对他提出的一切责难，也都是极不合理的。 四、仓库供给。这种给养方法，只有当它同十七世纪后三十年和十八世纪实行过的给养制度一样时，才不同于前一种给养方法。 如果人们想到，在尼德兰、莱茵河畔、上意大利、西里西亚以及在萨克森等这些地方，大量的军队在同一地点进行了七年、十年和十二年之久的战争，用别的方法筹集给养是很难想象的。在这样长的时期中，哪一个地区能够源源不断地作为双方军队给养的主要来源，能够始终承担这一任务呢？ 但是，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是战争决定给养制度，还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呢？我们的回答是：只要战争所依靠的其他条件允许，开始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但当这些条件不允许时，战争就反过来对给养制度发生影响，从而决定给养制度。 以就地征粮这种制度为基础的战争，比单纯采用仓库供给制度的战争有极大的优越性，因此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后一种战争与前一种战争对抗。即使在战争开始时仍用旧的给养方法维持军队，在现实中也会放弃这种方法，而采用征收的方法。如果人们可考虑到，仓库供给制度需要巨大的费用，必然会缩小军备的规模，减少军队的人数（因为任何国家的财力都是有限的），那么，除非大战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这只能看作是概念游戏），这种给养制度是可能实现的。 因此，今后的战争在开始时多半都要采用征收的方法。当然，某些政府也可能采用复杂的给养制度作为这种方法的补充，减轻地方的负担等等，但是战时首先考虑的总是最迫切的需要，而复杂的给养制度并不属于这种最迫切的需要之列。 如果战争就其成果来说没有象其性质所规定的那么彻底，就其运动来说没有象其性质所规定的那么广泛，那么，采用征收的方法将使军队所在地区的力量枯竭，以致只得被迫缔结和约，或者，由军队本身建立独立的给养组织，减轻地方负担。拿破仑统率军队在西班牙时就曾经不得不由军队本身携带给养。但是，最常见的还是被迫缔结和约。在大多数的战争中，国家的力量急剧消耗，以致它们都不愿花费大量经费进行战争而愿媾和，因此，这也是促使现战争持续时间缩短的一个原因。 尽管如此，仍有可能用旧式给养制度进行战争，如果各种情况迫使大战双方 采取旧式制度而且条件允许采取旧式制度，那么这种制度也许会再度出现。但是，只是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而不是合理的制度，我们更不能由于这种办法比较仁慈一些，就认为它能使战争趋向完善，因为战争身就不是什么仁慈的行为。 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在富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自然比在贫瘠和人烟稀少的地区容易取得给养。我们在这里提出人口疏密的问题，是因为它同当地现有的存粮有两方面的关系：第一、消费多的地方，储存也一定多；第二、人口稠密的地方，通常生产也比较多，当然，在这方面，工业人口居多的地区是例外，特别是位于山谷之中、周围土地十分贫瘠的工人居多的地区（这种情况是不少的）更是如此。但是，在一般情下，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人烟稀少的地区容易满足军队的需要。住有四十万人的四百平方普里土地非常肥沃的地区，一定不如住有二百万人的相同面积的地区容易供养十万人的军队。何况，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水陆交通也比较发达和便利，运输工具也比较多，商业交易也比较容易和可靠，总之，在弗郎德勒供养一支军队要比在波兰容易得多。 这样，在交通要道、人口众多的城镇、富饶的河谷、或者水路通航的海岸上是最容易进行战争的地方。 由此可见军队给养问题普遍影响着作战的方向和形式，以及战区和交通线的选择。 至于这种影响的范围的大小，筹备给养的难与易对作战影响的大小，当然取决于进行战争的方式。如果战争是按其固有的精神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要素发挥了威力，双方迫切要求和需要进行战斗和决定胜负，那么，军队的给养虽然重要，也是从属性的。但是，如果双方形成均势，双方军队长期以来只在同一地区或进或退，那么，给养往往就成为主要的问题了，统帅变成军需官，指挥作战就变成了管理辎重队。 这样，在许多战局中，没有任何建树，白白浪费了各种力量，却把一切都归咎于给养品的缺乏。但拿破仑却与此相反，他经常说：不要跟我谈给养问题！ 这位统帅在俄国战局中的作法清楚地表明，人们可能过分忽视了给养问题。虽然他不仅仅是由于给养缺乏而失败的（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测），但是，他的军队在前进时所以遭到惊人的损耗，在退却时几乎遭到彻底毁灭，无疑是由于他忽略了给养的缘故。 尽管拿破仑是一个常常敢于走向疯狂的赌徒，但是，他以及在他以前的一些革命军的统帅，在给养问题上破除了顽固的偏见，是他们指出了给养问题只应该看作是一个条件，决不应该看作是目的。 在战争中，缺乏给养同劳累以及危险一样，统帅在这方面对军队的要求是没有固定界限的。一个性格刚强的统帅比一个柔弱而重感情的统帅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不同的军队由于士兵的意志和力量不同（它取决于战争锻炼、武德、对统帅的信赖和爱戴，或对祖国事业的热忱），承受这些要求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但是，应该提出一个原则：只应把给养缺乏和困苦看作是暂时的现象，以后给养必然会充足起来，甚至，总有一天会绰绰有余的。如果我们想到，成千上万的士兵，衣衫褴褛，背着三四十磅重的行李，无论天气和道路好坏，成天拖着疲乏不堪的脚步行军，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置之度外，而且为此得到的不过是不能果腹的一点干面包，我们一定会为此感动。这在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但事实上却几乎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往往不会引起意志消沉和力量衰竭，为什么单凭人们心目中的一种理想就能够长久地激发和支持这样不懈的努力。 一个统帅为了伟大的目的而要求士兵忍受给养上的极大缺乏，不论是出于感情或是出于理智，随时都应该想到，有机会时要给他们相应的报酬。 现在我们论述给养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差别的问题。 防御者在防御中可以不断地利用事先为军队准备的给养。因此，防御者不会缺乏给养，在敌人国土上是这样，在自己国土上更是如此，但是，进攻者却不是这样，他远离自己的给养基地，只要他继续前进，甚至在停止时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他每天都必须筹备必要的给养，在这种情况下，很少能不感到缺乏或困难。 在下述两种情况下这种困难会变得特别严重。第一、在胜负未分的前进途中。这时候，防御者的给养都在自己身边，而进攻者的给养却只能放在自己的后方，进攻者必须集中大量军队，因而不能占领广大地区，而且只要会战行动一开始，甚至他的辎重队也不能跟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在决定性的会战的前几天，就会有一些部队缺乏给养，使得军队不能很好地进行会战。 第二、当交通线过长时，在前进路的最后一段路程上缺乏给养，特别是当战争在贫穷、人烟稀少、居民多半怀有敌意的国家中进行时更是如此。从维尔那到莫斯科，和从科隆经过列日、鲁文、布鲁塞尔、蒙斯、伐郎兴、康布雷到巴黎，这两条交通线的差别就很大！在前一条线上，每取得一车粮食都必须使用暴力，而在后一条线上只要一张商业合同或一张支票就可以得到可供几百万军队用一天的粮食。 给养方面的困难往往使军队的威力消失，各种力量耗尽，退却成为不可避免，尔后，逐渐战败。 至于饲料，在开始时很少会感到缺乏，但在当地的资源濒于耗尽时，感到缺乏的却首先是饲料，因为饲料的需要量很大，很难从远方调运，而且在缺乏粮秣的情况下马匹比人更容易死亡。因此，骑兵和炮兵过多，可能成为军队真正的负担和实际削弱力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