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第四篇 战斗 雷默 雷默 土拨鼠 无论战争在具体情况下是多么多种多样，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是必然的，我们只要从战争这个概念出发，仍可以肯定以下几点： (1)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主要原则，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这是达到目标的主要途径； (2)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在战斗中实现的； (3)具有一般目的的大的战斗才能产生大的结果； (4)若干战斗汇合成为一次大会战，才会产生最大的结果； (5)只有在主力会战中统帅才亲自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相信自己，这也是事物性质决定的。 根据上述五点可以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实现的，大会战又必须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 当然，在其他手段中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因素。也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各种条件有利，在一次小战斗中也可能异乎寻常地消灭了敌人很多的军队（如马克森会战）；而另一方面，有时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主要目的却不过是占领或坚守一个阵地。但总的来说，进行主力会战只能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军队，而且也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应该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如同太阳光在凹镜的焦点上聚成太阳的完整的象迸发出极高的热度一样，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也都集中在主力会战中，产生高度集中的效果。 几乎在一切战争中，都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军队集中成为一个大的整体。这个现象就表明，不管是主动的进攻者，还是被动的防御者，都有用这个整体进行一次大战斗的想法。如果这样的大战斗没有发生，那就说明虽然有敌对感情这个战争的最初动机在起作用，但还有其他缓和和抑制因素在削弱、改变或完全阻止这种作用。但是，即使双方都不采取行动（这是过去许多战争的基调），在他们的思想中主力会战仍然是未来的目标，是构成他们的计划的远焦点。战争越是成为真正的战争，越是成为发泄敌对感情和仇恨感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动就越集中在流血的战斗中，因而主力会战也就越加重要。 凡是抱有大的和积极的目的的人，也就是以严重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的人，就必然采取主力会战这一最自然的手段。而主力会战，正象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是最好的手段。谁害怕大的决战而逃避主力会战，通常谁就要自食其果。 只有进攻者才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主力会战主要是进攻者的手段。尽管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更详细地确定进攻和防御的概念，但也必须指出，即使是防御者，要想或迟或早地适应防御的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采用主力会战这个唯一有效的手段。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虽然主力会战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永远是它的代价，而“屠杀”这个词既表示了会战的名称，又说明了它的性质。作为一个人，统帅对于这一点也是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但是，使统帅精神上感到压力更大的，还是他想到通过这次战斗要决定胜负。在这里一切行动都集中在空间和时间的某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免会模模糊糊地感到他们的兵力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无法展开和无法活动，仿佛只要有时间，就会赢得不少的好处，但实际上时间却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但是这种错觉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在作任何重要决定时都会受这种错党的影响，当一个统帅要作出这样一种重大决定时，他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 因此各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设法回避决定性的会战，希望不通过会战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悄悄地放弃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些历史家和理论家们，就竭尽全力地想从这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仅找到可以代替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找到更高超的艺术。这样一来，在现代，就有人根据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原则，几乎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所必然引起的祸害，是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中决不应该发生的病态。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懂得用不流血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而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其任务恰好就是传授这种艺术。 现代历史已经粉碎了这种谬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诱惑当权人物相信这种适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为人们接受的颠倒黑白的看法。也许在不久以后就会有人认为，拿破仑进行的几次战局和会战是野蛮而近于愚蠢的，并以满意和信任的心情再次推崇那种已经过时的、装模作样的旧式部署和打法，如果理论能够告诉人们警惕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对愿意听从理论忠告的人作了重大的贡献。但愿这对我们可爱的祖国的那些对军事问题可以说出权威意见的人有所帮助，在这方面给他们作向导，并且要求他们对这些问题作认真的考察。 不仅战争的概念告诉我们，而且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自古以来，只有巨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巨大的成就，对进攻者来说必然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甚至拿破仑，假使他害怕流血，恐怕也不会获得乌耳姆会战的胜利（这样取得的胜利在他所有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胜利，可以看作是他以前几次战局胜利的第二次收割。因此，不仅大胆的统帅、富有冒险精神的统帅或者倔强的统帅，曾经力图用决定性的会战这个重要的冒险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就连那些幸运的统帅，也同样是这样。这些统帅对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所做的答复，我们是满意的。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我们认为一次大会战决定主要的胜负，当然不是一次战争或战局中不可少的、唯一的一次胜负。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情况，只有在现代才是常见的，至于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情况，那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当然不仅仅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集中到会战中的军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还取决于双方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方面的许多其他情况。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搏斗，得出的胜负当然也是主要的，胜负的规模，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虽然不是所有方面。这样的胜负，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作为第一个胜负，对以后的胜负也会发生影响。因此，周密计划的主力会战按其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始终应该看作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心。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精神（即战斗精神）从事战争，越是具备打垮敌人的感情和想法（即意识），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第一次会战那个天平的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第一次会战中夺取一切。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危机也有限，但当他率领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从背后攻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也同样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主力会战所决定的胜负的意义，有一部分取决于会战本身的规模，即取决于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和会战成果的大小。 为什么统帅可以用增大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来提高会战在决定胜负方面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主力会战规模越大，由主力会战决定胜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凡是有信心而又喜欢取得大胜利的统帅，在基本上不忽略其他方面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地把绝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大会战。 至于会战的成果，更确切他说，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下列四个条件： (1)会战所采取的战术形式； (2)地形的性质； (3)各兵种的比例； (4)兵力的对比。 只采取正面进攻而不采取迂回的会战，很少能象采取迂回或者迫使对方或多或少地改变正面的会战那样收到很大的成果。在复杂的地形上或山地进行的会战的成果同样也是较小的，因为在这里进攻力量到处都受到削弱。 如果胜利者的骑兵和失败者的骑兵同样多，或者更少些，那么胜利者追击的成果就会减小，因而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胜利成果。 最后，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同样采取迂回敌人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的方法的条件下，以优势兵力取得的胜利，要比以劣势兵力取得的胜利有更大的成果。人们根据勒登会战可能会怀疑这个原则在实际上的正确性，在这里请允许我们说一句我们平常不大爱说的话：没有无例外的规则。 因此，统帅利用上述四种条件可以使他进行的会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固然，他冒的危险也会因而增大，不过，他的全部活动本来就免不了要受精神世界的这个力学定律的支配。 这样，在战争中就没有什么比主力会战更重要的了。因此，战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现在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和使用兵力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结果。 虽然上述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是很复杂的，很不容易捉摸的。恰好相反，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并不需要很多巧妙的艺术，而只需要有敏锐地判断各种现象的能力、魄力和坚决地贯彻始终的精神，以及朝气蓬勃的敢作敢为的精神，总之只要有我们以后还要时常谈到的英雄气概。在这方面，统帅很少需要书本上的知识，如果说他能够学到一点知识的话，那么更多地要通过书本以外的其他途径。 要想进行主力会战，要想在主力会战中主动而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和对必然性有明确的认识，换句话说，必须有天生的勇气和在广阔的生活经历中锻炼出来的锐敏的洞察力。 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教师，但是，千万别让理论上的偏见象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例，因为，阳光即使能穿过乌云，也会产生折射和变色。这些偏见有时会象瘴气那样扩散开来，所以理论的迫切任务就是粉碎这些偏见，因为理智上产生的错误，只能用理智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