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尔-哈特 伍协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阿修比 cdhyy cdhyy 在发动诺曼底战役以前，入侵诺曼底看来是一种十分冒险的行动，因为同盟军必须在敌人占领长达四年之久、有充裕时间来修建防御工事并到处设置障碍和埋下地雷的海岸登陆。为了守卫，德军在西部驻有五十八个师，其中十个是装甲师，能够迅速发动一次装甲的反击战。 同盟军的大部队当时集结英国待命，但他们投入战斗的力量受到下列事实的限制，即由于他们必须渡过海峡并受到现有的登陆船只的数量的限制。依靠首次的海上运载，连同三次的空中运载，他们总共只能卸下六个师，要使上岸人数增加一倍的话，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 因此，想起了要袭击希特勒称之为“大西洋城墙”(Atlantic Wall)另一种译法另一种译法：“大西洋壁垒” “大西洋壁垒”(一个可怕的名称)的防线以及有被赶下海去的危险，同盟国方面确实有理由感到焦虑不安。 然而，结果是，第一批据点就很快扩大成为一个宽达八十英里的大桥头堡，而且，当同盟军从桥头堡向内陆突进前，敌军从来未能设法发动厉害的反击。同盟军向内陆突进的方式和地点，完全按照蒙哥马利元帅原来所设计的实现。德军在法国的整个阵地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回顾起来，入侵诺曼底的过程，似乎是出奇地容易和有把握。但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这场战役终于“按计划进行”，但是时间上是有出入的。在战役开始时，成败得失一发千钧，十分危险。最后的胜利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同盟军在当初确曾处于极危险的境地，而总算是幸免于难。 一般认为，入侵是顺利而十拿九稳的事，这种看法是蒙哥马利助长的，他事后曾强调，“战争确实是按照入侵诺曼底前所制定的计划进行的”，也因为同盟军是在九十天内到达塞纳河(Seine)的——在4月份的那张预测地图上，就表明塞纳河一线要在“登陆后九十天”(D+90)占领。 可以说这是“蒙蒂蒙哥马利的爱称。的风格”，他往往讲似乎他所领导的任何战役总是进行得和他事前所设想的一模一样，就象机器那样的准确和精密，或者说，是由上天安排好的。这种说法，往往会抹煞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倒反冲淡了他那种随机应变的才能和巍然不动的意志这两者兼而有之的将才的功绩。 按原来的计划，登陆第一天，亦即6月6日，就要把冈(Caen) 另一种译法：卡恩占领下来。登陆之初，确很顺利，上午9时就突破了敌军的海岸防线，但在蒙哥马利的叙述中却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冈为目标的向内陆进军，直到当天下午才开始。这部分是由于海滩上的交通挤塞，但也是由于临场司令官们的过于小心谨慎，其实那时，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他们的前进，但当他们终于向冈这一关键性的地区进军时，德军一个装甲师——整个诺曼底入侵地区唯一的一个——来到现场，并阻挡了同盟军的前进。次日，德军又调来了一个装甲师。经过一个多月非常激烈的战斗，终于占领了冈，并肃清了敌人。 按蒙哥马利的原意，英军右翼上的一支装甲部队要立即向内陆进军，准备直捣离海岸二十英里的维莱博卡日(Villers-Bocage)，旨在切断从冈向西和向西南延伸的公路，但在他的叙述中没有提到这件事。事实是这次推进的速度十分缓慢，虽然海岸工事一旦被渗透，冈以西地方的抵抗已无关紧要。据战俘们事后透露，直到第三天为止，这条长达十英里的地段，只有德军的唯一一个侦察营(摩托部队)防守着。第三个装甲师是后来开到和驻扎在这里的。英军虽在13日设法冲入维莱博卡日，但又被赶了出来。接着，为了加强封锁，德军便调来了第四个装甲师。两个月以后，同盟军总算最后占领了维莱博卡日。 照原来的设想，同盟军将在两星期内占领整个科汤坦(Cotentin)半岛及其港口瑟堡(Cherbourg)，而在这西翼上的向内陆突进，则放在登陆后的第二十天执行，但在这一侧翼上，美军从登陆地点向内陆的进军速度，也确实比原先期望的要缓慢得多，尽管绝大部分德军和后来开到的援军全都被用来阻挡英军在东翼冈附近的推进——就正象蒙哥马利所估计的那样。 西翼终究向内陆突进了，如蒙哥马利曾计划的那样，但突进日期却在7月底，亦即在登陆后的第五十六天(D+56)。 正如情况事先摆明了的，要是同盟军能在英伦海峡东岸占据一个足够深广的桥头堡以集结其部队的话，那么他们凭借其兵力上的优势，就足以向内陆突进，只是时间上的迟早而已。没有一条防线能强大到足以挡住势如潮涌的入侵，如果同盟军能获得足够的场地集结其大量兵力的话。 后来事实证明，“桥头堡争夺战”的延长，是有利于同盟军的。正如俗语所说的“因祸得福”。因为德军在西线的大部队被吸引到桥头堡来了，他们所以一点一点来到，是由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意见有分歧和拥有制空权的庞大的同盟军的不断阻扰。最早到达并用来堵塞缺口的德军装甲师是最先被彻底打垮的，这样，同盟军也就砍掉了敌军在平原地区作战时所需要的那条机动的胳臂。德军非常顽强的抵抗，使同盟军向内陆的突进延迟了多时，这倒保证同盟军一旦向内陆突进时有一条顺利通过法国的道路。 假使同盟军没有空中的绝对优势，他们上岸后也就没有立足的可能。他们大大得力于海军炮火的掩护，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使敌军陷于瘫痪的同盟国空军，当时由充当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副手的特德空军上将(Air Chief Marshal Tedder)指挥。他们在炸毁东面塞纳河上和南面卢瓦尔河(Loire)上的大部分桥梁后，使诺曼底战场成为一个战略上的孤岛。德国的后备部队必须绕了大弯而来，而且在进军途中往往受到阻扰，以致他们不得不忍受无限期的耽搁，并且只能零零落落地到达目的地。 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几乎完全由于德国方面内部。意见分歧造成的，在希特勒及其将领之间或是将领们彼此之间都存在这种分歧。 德国在开始时遇到的不利条件主要是：他们要守住长达三千英里的海岸线，从荷兰经法国海岸直到意大利山界。在他们的五十八个师中，有半数是静止状态的，固定地分驻在这条漫长海岸线的许多地段。而另一半则是野战师，其中有十个装甲师是高度机动的，这样，德军就有可能集中压倒优势的兵力，当入侵的同盟军尚未在海岸上站稳脚跟和强大得难以赶走时就把他们赶下海去。 在登陆那天，原驻在诺曼底、就在同盟军登陆地带附近的一个德军装甲师，终于挫败了蒙哥马利当天占领冈这一关键地方的希望。这个师的部分人马实际上冲破了英军的防线，向海滩杀来，但由于冲击规模小，所以影响不大。 第四天在战场上出现的十个师中的三个师，如果在登陆那天，这些师在近旁并能投入战斗的话，那么恐怕不等同盟军把据点联成一片和得以巩固以前，就可能把他们击退了。但象这种强大而及时的反击，因德国统帅部内关于登陆地点和如何迎战方面各执己见，而未能付诸实现。 在入侵以前，在猜测同盟军在哪里登陆方面，希特勒的直觉确实比他将领们的估计来得高明。但在同盟军登陆以后，他的继续干预和严格控制，却使将领们没有机会去挽回战局，终于导致一场灾难。 德军西线总司令伦斯德陆军元帅，认为同盟军的入侵可能取道英伦海峡较狭窄的地方，即在加莱(Calais)和第厄普(Dieppe)之间。他的看法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同盟军采用这条线是比较符合正确的战略方针的。这种看法是由于缺乏情报所造成的。没有点滴的重要消息，从同盟军入侵部队所结集的那个守口如瓶的岛屿上泄露出来。 伦斯德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将军(General Blumentritt)，后来在受讯时谈到了德国情报机构如何被搞得晕头转向的情况： 来自英国的可靠消息很少。(情报人员)给我们的报告中，只笼统地提到英美部队集结在英国南部——德国在英国的间谍很少，他们用无线电发报机报告他们所侦察到的东西确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B·H·利德尔-哈特。但此外他们所获悉的消息就很少……我们已经掌握的消息没有能提供有关入侵地点的确凿线索利德尔-哈特：《山那边》，391－392页。。 但希特勒对诺曼底登陆却有“预感”(hunch)。从3月份起，他一再向他的将领们提出警告，说同盟军可能在冈和瑟堡之间登陆。他怎么会得出这一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呢？他的参谋瓦利蒙特将军(General Warlimont)说，这是从在英国的部队的总部署情况——美军驻在西南端——所得到的启发，以及他相信同盟国谋求尽早占领一个大的港口，而瑟堡很可能就是他们心目中要占的地方。他的判断因侦察者的报告而有所加强，报告说，同盟军在德文(Devoa)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进袭演习，部队在这一片平坦而开旷的海岸登陆，而这儿的地形，和打算登陆的诺曼底相似。 实际负责指挥英伦海峡沿岸部队的隆美尔，终于改变主意，取得了与希特勒相同的看法。在最近几个月里，他拼命敷设水下障碍物、放置防弹箱和水雷等，到6月份，这些东西比在春天多得多。但是，同盟军总算有幸，隆美尔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使诺曼底的工事发展到满意的程度，甚至就连象塞纳河以东的那种工事的程度也没有达到。 隆美尔还发觉，在迎击入侵的方法上，他和伦斯德的意见有分歧。伦斯德打算等同盟军登陆后再发动强大反攻加以歼灭，而隆美尔则认为，同盟国掌握着制空权，并且他们有力量推迟德国后备部队为这一反攻而进行的集中，在此情况下，那么伦斯德的办法就未免失之过晚。 他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入侵者上岸以前，就在海岸上把他们击溃。隆美尔的一名参谋说，“对隆美尔来说，最难忘的是，他曾在非洲连续好几天受到同盟国空军的猛轰而动弹不得，但那时的同盟国空军还远没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那么强大。” 真正的作战计划，采用了这些不同意见的折衷办法，而结果却是“两头落空”。更糟糕的是，希特勒一定要从遥远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控制战役，并对后备部队的使用抓住不放。 在诺曼底，隆美尔只有一个可供调遣的装甲师，他曾把这个师调到靠紧冈的后面。因此，该师能在同盟军登陆时阻拦英军。他曾请求增派第二个装甲师，想把它安置在圣洛(St. Lo)附近——那里接近美军登陆的海滩，但是，他的请求没有被接受。 在同盟军登陆日，德方却忙于辩论，让宝贵时间白白浪费了。在所有的后备部队中，就近可供调遣的是第一党卫队装甲军。该军驻扎在巴黎西北面，但伦斯德因没有得到希特勒司令部的同意，无法调动。布鲁门特里特说： 早在清晨4时，我曾代表伦斯德陆军元帅打电话给他们，要求调用这个军以加强隆美尔的进攻力量。但代表希特勒说话的约德尔(Jodl)拒绝了这一要求。他猜想诺曼底登陆可能仅仅是一种佯攻，并断定塞纳河以东还会有另一次登陆。论战直到下午4时才停止，这一军最后才调派给我们使用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05页。。 在开始入侵的第一天，还发生了两件惊人的事情：其一是，希特勒直到上午很晚的时候才得到同盟军登陆的消息；其二是，隆美尔不在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战斗本来会更迅速和激烈的。 希特勒和丘吉尔先生一样，有一个熬夜的习惯——这一习惯可把他的下属累坏了，他们睡得很少，因此，他们在早晨处理工作时，经常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约德尔正因为不愿打扰希特勒上午的睡眠，才自作主张，拒绝了伦斯德要调用后备部队的要求。 要是隆美尔没有离开诺曼底，后备部队有可能早些时候调来，因为他和伦斯德不一样，他是经常直接和希特勒通电话的，并且比起其他将领来，他对希特勒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但隆美尔却在上一天离开他的司令部回德国了。那时，正值海上狂风怒号，波涛汹涌，看来同盟军暂时不会入侵，他决定趁回家(在乌尔姆附近)祝贺其妻子生日的机会晋见希特勒，向他剀切说明需要多调一些装甲师到诺曼底来。第二天一早，在准备前往晋见希特勒以前，他接到了电话，说同盟军已开始入侵。他在傍晚时分赶回司令部，那时，进袭者已经在岸上站稳了脚跟。 诺曼底同盟军登陆地段上的德军司令官刚巧也不在，他到布列塔尼(Britanny)指挥演习去了。处于后备状态的装甲兵团指挥官，已出发去比利时访问。另一位主要司令官说是那晚到他女友那儿去了。艾森豪威尔不顾惊涛骇浪，决定登陆，其结果对同盟军大为有利。 在此后几周中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希特勒尽管猜中了同盟军入侵的地点，但在同盟军登陆以后，他却被这样一种思想缠住了，他认为这次登陆只是塞纳河以东更大的第二个登陆的前奏。因此，他不愿将后备部队从那个地区调往诺曼底来。这种第二次登陆的想法，是由于情报部门过高地估计了同盟军在海峡对岸的兵力，认为还有更多的师可以动用。这部分是由于英国迷惑敌人计谋成功。但这也是英国反间谍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的结果和证明。 德军初期反击的被粉碎及其显然无法阻挡盟军在桥头堡的继续集结，使伦斯德和隆美尔很快就明白，要防守在这样远的西面的任何一道防线都是毫无希望的。 在继续谈下去时，布鲁门特里特说： 在绝望之余，伦斯德陆军元帅恳求希特勒来法国会晤。6月17日，他和隆美尔一起到苏瓦松(Soissons)去见希特勒，力图使他了解形势。……但希特勒坚持不得退却——“你们必须在原地不动。”在随机调动部队方面，他甚至不肯给我们比以往更多的自由。……由于他不愿改动他的命令，部队势必在他们正在崩溃的防线上坚持下去。事情已经到了毫无计划的地步，我们便只好毫无希望地勉强地执行着希特勒的命令，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冈－阿弗朗什(Avranches)一线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09页。。 希特勒对陆军元帅们的忠告置之不理，并且向他们保证说，新的V型武器，就是飞弹(flying bomb)，即将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陆军元帅们要求说，既然这种武器如此有效，就应该用来对付同盟军所入侵的海滩——如果这样做在技术上有困难，那就用来对付在英国南部入侵部队集结的港口。希特勒却坚持必须集中轰炸伦敦，“以便使英国转向和平”。 但是，这种飞弹没有产生象希特勒所预期的那种效果，而同盟国在诺曼底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有一天，希特勒司令部来了电话，询问：“我们该怎么办？”伦斯德反驳说：“结束战争，此外还能做什么。”希特勒的解决办法是撤了伦斯德的职，而把东线的克卢格调来接替他。布鲁门特里特说：“克卢格陆军元帅是一个身强力壮而富有进取心的军人。起初，他非常高兴，并且充满着信心——象所有新上任的司令官一样。……但不到几天工夫，他就变得非常严肃和沉静了。希特勒不喜欢他那种改变腔调的报告。”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13页。 7月17日，隆美尔在途中遇到同盟国空军的袭击，汽车被炸毁，他身负重伤，接着，在三天以后，即20日，在东普鲁士希特勒司令部发生谋杀希特勒事件。阴谋者的炸弹没有击中主要目标，但在这危险的时刻，它那“震惊的浪潮”在西方战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布鲁门特里特回忆说： 当盖世太保调查这一阴谋时……在他们发现的文件中提到了克卢格的名字，因此他遭到了重大的嫌疑。接着，另一偶然事件发生了，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巴顿将军从诺曼底向内陆突进不久，当阿弗朗什的决定性战役正在进行之际，克卢格陆军元帅和他的司令部失去联系达十二小时以上。其原因是，他上了前线，在那里，他在一阵重炮的围攻下无法脱身。……与此同时，我们则受到来自后方的“轰击”。由于陆军元帅长时间“不在”那里，立刻引起了希特勒的怀疑，因为他把这事和所发现的文件联系起来了……希特勒怀疑陆军元帅是为了与同盟军接触并商谈投降事宜才上前线的。陆军元帅终于回来了。但这也没有使希特勒安静下来。从那天起，希特勒给他的命令，言词粗暴，甚至是侮辱性的。陆军元帅变得非常忧虑。他担心，他随时可能被捕下狱——而同时他越来越意识到，任何战功都难以证明他的忠贞不渝了。 所有这一切，对于要利用机会去阻挡同盟军的向内陆突进是非常不利的。在那些成败得失关系重大的日子里，克卢格陆军元帅对待战争却心不在焉。他老是忧心忡忡地朝后看——注视着希特勒司令部的动静。 为谋杀希特勒的阴谋而提心吊胆的将领还不止他一人。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各高级司令部里都因充满着恐怖而瘫痪了。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14－115页。 7月25日，美国第一集团军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其代号为“眼镜蛇”，而新近登陆的巴顿第三集团军准备随后跟上。为了制止英军，德军已把最后一批后备部队投入战斗。31日，美军的先锋部队突破了阿弗朗什战线。巴顿的坦克冲过缺口，顷刻间那边的旷野上便遍布着坦克。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装甲部队的残部被重新集结起来，作孤注一掷，力图切断阿弗朗什的咽喉要地。这番努力失败了——对此，希特勒刻薄地说：“其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克卢格并不希望得胜。”德军所有残余部队当时都试图逃出包围圈，而他们所以被包围正是由于希特勒严禁及时退却的缘故。大部分德军被围困在“法莱兹袋形地”，幸存者不得不丢弃他们极大部分的重型武器和装备，渡过塞纳河逃走。 克卢格就此被解职。在回家途中，他被发现死在他的汽车里。据他的参谋长说，他吞下了一颗毒药胶丸，“他相信，他一到家，就会被盖世太保逮捕起来。” 吵吵闹闹和彼此埋怨的情况，不只在德国最高统帅部内发生。幸运的是，同盟军的这种相互指摘，无论对事情本身或是对个人来说，都没有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虽然这种指摘令人痛心，对日后留下了不良的影响。 在美军真正打开德军的阿弗朗什战线前的两个星期，英军发动了一次几乎实现的内陆突进。这是在幕后发生的最大的“炸破”。由登普西指挥的英国第二集团军的这一“炸破”是在冈以东正对面的侧翼端上发动的。 这是整个战役中最大的一次坦克进攻战，由三个靠得很近的装甲师集中发动的。这些部队先是悄悄地集结在奥恩河(Orne)的小桥头堡上，到了7月18日清晨，经两千架重型和中型轰炸机两小时的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就从桥头堡冲了出来。这一地区的德军给炸得晕头转向，大部分战俘被爆炸声震聋了耳朵，以致至少要过二十四小时才能对他们进行审讯。 但德军的那些工事，要比英国情报部所估计的坚固得多。 预料会有这样一次打击的隆美尔，一直在赶紧加强工事和增派援军——在同盟军进袭前夕，他本人却为英军的飞机所困和打昏，地点正好在命名恰当的圣福瓦德蒙哥马利村附近。此外，英国装甲部队夜里向东挺进准备出击时，敌人就听到了大批坦克的辘辘声。德军司令官迪德里希(Dietrich)说，只要把耳朵贴在地上，就能从很多杂音中辨别出四英里以外的坦克声——这是他在俄国学到的诀窍。 战役开始时所展示出来的那种很有希望的前景，在穿越了前沿几道防线以后便逐渐消失了。领头的装甲师，不是绕过村庄里的据点而是被它们纠缠住了。另外的几个装甲师，在从这个狭隘的桥头堡冲出来时，因交通拥挤而遭阻滞，先锋部队未达前线就被迫停止前进。那天下午的大好机会，就这样白白地错过了。 这次失误长期以来被隐瞒着。在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把这说成是一次有意识的“突破”(breakthrough)，说成是一次“向塞纳河流域和巴黎方向的扩大战局的进军”。但在战后所写的所有英国历史中，都说这次进军并未抱有这样一种远大的目的，而且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要在这一侧翼上进行突破。 这些历史书都是按照蒙哥马利本人的说法写的，硬说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阵地战”，旨在造成一种“威胁”，以协助即将来到的美军向内陆突进的攻势，“其次才是占取地盘，在这块地盘上使较多的部队作好部署，准备向南和向西南出击，到那个时候，美军中的突进部队向东冲击，和英军会师。” 艾森豪威尔在其战后回忆录中，用不提这次战役的办法，机智地避开了这件事，而丘吉尔只是寥寥数语地提到了它。 可是在那时，任何一个知内情的入都敏锐地觉察到所爆发出来的一场激烈的争吵。空军首领们非常恼火，特别是特德。这种恼火的程度，在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助理布彻上校(Captain Butcher)的日记里就有所透露。“傍晚，特德打电话给艾克艾森豪威尔的爱称。，说蒙蒂事实上已经阻止他的装甲部队继续前进了。艾克气坏了。”据布彻说，特德在第二天从伦敦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并通知他说，英国参谋部的首脑们准备撤换蒙哥马利，假使提出请求的话，虽然特德谈到这件事时对此加以否定特德勋爵：《带有偏见》，563页。。 在蒙哥马利方面，对这种抱怨立刻做出象这样的回答是很自然的：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这一侧翼上向内陆突进。这种说法立即成为信条，从此便为军事史的编者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然而这既不符合给这次进攻所取的一个风趣的代号——“古德伍德作战计划”(Operation Goodwood)(古德伍德这个代号取自英国赛马场)，也不符合蒙哥马利在18日首次宣布进攻时所曾用过的“突破”这个词儿。此外，他自己说过，他对第一天的“进军感到十分满意”，但在第二天却没有再设法以同样规模进军。这看来很难自圆其说。那些怒气冲冲的空军首领们，要是他们不相信“古德伍德作战计划”是一次大规模的向内陆突进，就不会同意用他们的重型轰炸机队来协助这次地面部队的作战了。 蒙哥马利事后的说法是半真半假，而使他自己也受了委屈。他从不打算在这一翼上向内陆突进，并且也不依赖这一突进。但是，如果他没有估计到德军在这种大规模的打击下有可能全线崩溃，并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时可以趁机加以利用的话，那他就是不聪明的了。 第二集团军司令登普西认为德军有迅速崩溃的可能，他便赶到装甲军团司令部，以便利用这一机会，他说：“我一直在想占领从冈到阿尔让唐(Argentan)那段奥恩河上所有的渡口”，这样一来，就可以跨过德军后方建立一道路障，围歼德军，这远非美军在西翼上向内陆突进所能做到的。登普西所希望的彻底突破，到7月18日中午几乎完全做到了。就登普西透露出来的想法而言，意味深长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许多讲话中，从来也没有提到过要打到法莱兹，至于他所希望占领的目标阿尔让唐，却几乎要比法莱兹远一倍的路程。 登普西是够精明的，他意识到，他的希望如不能实现，也许可以得到补偿。当他的一名参谋敦促他对报纸上有关“古德伍德作战计划”失败一事的评论提出抗议时，他回答说：“有什么好烦恼的呢？这会有助于我们达到目的，并且作为一个最好的掩护计划。”至于美军之所以能在对面的侧翼上向内陆突进，这主要是由于敌人曾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付冈附近的突进的威胁所致。 但从远在西部的阿弗朗什向内陆突进，并不能达到直接切断德军的目的。要希望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一次十分迅速的向东扫荡，或者有赖于是否能把死守阵地之敌包围起来。 结果是，当7月31日在阿弗朗什向内陆突进实现时，从那里到卢瓦尔河之间长达九十英里的走廊地带，只有德军少数几个分散的营守卫着，所以美军先锋部队就能毫无阻挡地向东挺进。但同盟国最高统帅部拘泥于过了时的入侵前的计划，在这一计划里，下一步将是向西夺取布列塔尼半岛各个港口，在阿弗朗什的向内陆突进是由约翰·S·伍德(John S. Wood)所指挥的美军第四装甲师承担的。在入侵即将开始以前，我有两天时间和他在一起，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比别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一次深入扩大战局的可能性和快速行动的重要性。甚至后来连巴顿和我讨论时，也赞成同盟军上层领导人所津津乐道的观点：同盟军必须“回到1918年的老路”，不宜重复1940年德国人，特别是古德里安和隆美尔曾经在1940年采用过的深入而快速的装甲部队的攻击办法。后来伍德告诉我突进后的情况，他说：“在我们那些上层领导人的心目中，根本没有装甲部队在袭击中能发挥巨大作用的概念，也没有给这种袭击的补充。我当时还是在第一集团军内，该军的反应不够快。当它反应时，它的命令就是把两个侧翼的装甲师调回，要他们180度地离开主要敌人，去参与占领洛里昂(Lorient)和布勒斯特(Brest)的战役。8月4日是一个倒霉的日子。我大吵大闹了好久，提出抗议——没有得到命令，就把我的坦克纵队派到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t)，还把我的装甲骑兵队派到昂热(Angers)郊区和沿着卢瓦尔河一线，准备向东推进到夏特勒(Chartres)。我本来可以在两天之内到达敌人的要害地区，但是不行！我们被逼得只好执行原先计划——用唯一的一支装甲部队，准备去粉碎敌人，这是战争期内的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以致失去了可以加以利用的大好机会。 同盟军转而去夺取布列塔尼半岛各港口，一无好处，因为布勒斯特的德军一直坚守到9月19日——巴顿早在四十四天前就宣布了它已被占领——而洛里昂和圣纳泽尔(St. Nazaire)直到战争结束之日还在德军手中。 两周以后，美军向东一直打到阿尔让唐，赶上了英军的左翼(这期间它一直被阻滞在冈那边)，与之齐头并进。这又引起了新的相互指摘。当巴顿被告知不要北上去封闭缺口和切断德军的退路时(因为怕和英军发生摩擦)，他却在电话里大声叫嚷：“让我前进到法莱兹，再来一次敦刻尔克，我们要把英国人赶下海去！” 显而易见，德军会有足够的时间撤到塞纳河，并在那里修筑一条坚固的防线，只是由于希特勒顽固地发出不准撤退的这种愚蠢命令，才使他们不能如愿以偿。正是由于希特勒的愚蠢，同盟军得以夺回失去了的机会，并能在这年秋天解放法国。 战争本来是可以在1944年9月轻而易举地结束的。德军在西线的大批部队都投入诺曼底战役，并遵照希特勒的“不准撤退”的命令在那里死守，直到他们垮台为止——其中大部分陷入重围。那些残兵败将那时已无法继续抵抗，他们在败退时——大部分靠步行——又马上被英国和美国机械化部队追上。从诺曼底扫荡胜利归来的同盟军，于9月初逼近德国边界，这时，德军已不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来阻挡他们直捣德国心脏的进军了。战争刚结束时，我曾研究过这个问题，问了好几个有关的德国将领。德军西线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了当时形势：“当时，在莱茵河后面根本没有德军，我们的阵线到8月底几乎还是门户洞开，毫无防御可言的。”见《山那边》，428页。 9月3日，英国第二集团军一支先锋部队，即装甲警卫师，攻入布鲁塞尔——他们早晨从法国北部出发，进军七十五英里，穿过比利时而攻入布鲁塞尔。第二天，它和与它齐头并进的第十一装甲师一起进入安特卫普，并抢在惊慌失措的德军基干部队没有来得及破坏以前，就占领了那里许多完整无损的大船坞。 同一天，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先锋部队占领了马斯河(Meause)上的那慕尔(Namur)。 四天以前，8月31日，巴顿统率的美国第三集团军先锋部队在靠南面一百英里的凡尔登(Verdun)渡过马斯河。第二天，巡逻队没有遇到阻挡就推进到向东三十五英里靠近梅斯(Metz)的摩泽尔河(Moselle)，这里离德国边界的萨尔(Saar)大工业区只有三十英里，离莱茵河不到一百英里。但由于汽油告罄，主力部队未能立即紧紧跟上，直到9月5日才进抵摩泽尔河。 这时，敌军已拼凑了五个很弱的师(很少有反坦克炮)扼守摩泽尔河，对抗巴顿所派遣的作为突击先锋部队的六个很强的美国师。 与此同时，英军已到达安特卫普，这里离进入德国最大的鲁尔(Euhr)工业区的莱茵河入口处不到一百英里。如果鲁尔被同盟军占领，希特勒就无法继续作战了。 在这个侧翼上，面对着英军防线，这时有一个阔达一百英里的巨大缺口。在附近，德国没有部队可用来填补这一缺口。象这样的机会，在任何一次战争中都是罕见的。 希特勒在遥远的东线司令部得到这一危急消息后，便在9月4日下午打电话给正在柏林的伞兵部队首脑施图登特将军。他奉命防守从安特卫普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不设防的侧翼，并尽可能在荷兰拼凑一些守备队，沿着艾柏特运河(Albert Canal)组成一条防线，同时把分散在德国各地受训的伞兵部队集结起来，赶紧开到那里去。要求这些部队处于待命状态，动员起来，并尽快地用火车把他们送出去。这种新编的部队在到达下车站时才拿到武器，接着，便急急忙忙地开到前线。但所有这些伞兵部队总共也只不过一万八千人——抵不上同盟国的一个师。 这个七拼八凑而组成的部队被称为“第一伞兵集团军”，用一个好听的番号去掩盖其许许多多的缺点。警察、水手、休养中的伤病号以及年仅十六岁的孩子，都被拉来填补不足的兵额。武器异常缺少，而且，艾柏特运河的北岸尚未设防；这里没有防御工事、坚固的据点或战壕。 战后，施图登特将军说： 英国坦克部队突如其来地冲进安特卫普，这完全出乎元首的司令部的意料之外。当时，无论在西线或在国内，我们都没有值得一提的可用的后备力量，我在9月4日受命指挥艾柏特运河的西线右翼。那时，我只有新兵和伤愈恢复编制的部队，还有一个从荷兰调来的海岸防守师。他们仅得到二十五辆坦克和一些自动炮的装甲分队的增援。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29页。 当时，正象同盟军所缴获的文件中所透露的那样，在西线的德军，仅有一百辆可用于作战的坦克，而同盟军先锋部队却拥有二千多辆坦克。德军只有五百七十架服现役的飞机作后盾，而英国和美国那时在西线活动的飞机总数就超过一万四千架。这就是说，同盟军拥有坦克方面的二十比一和飞机方面的二十五比一的绝对优势。 然而，当全面胜利业已在望之际，同盟军的袭击却逐渐停止了。在此后两周中，直到9月17日，他们只取得极小的进展。 英军的先锋部队停下来进行“重新装备、加添燃料和整休”，直到7日才重新进军，很快就在安特卫普以东渡过了艾柏特运河，但在此后几天里，部队不过推进了十八英里，到达马斯－埃斯科运河(Meuse-Escaut Canal)。在这一小河纵横交错的不长的沼泽地带，德军伞兵顽强抵抗，其奋勇程度，完全不能与其微弱的数目相提并论。 美国第一集团军迎头赶来，与英国部队并驾齐驱，但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美军的大部分人马闯入亚琛周围修筑防御工事的地带和煤矿地区，这些工事和矿区阻塞了亚琛(Aachen)这一历史上有名的进入德国的门户。在这里，美军被困住了，陷入泥沼无法脱身，而大好机会却白白错过了。当他们抵达德国边境亚琛和梅斯两个地区之间宽达八十英里的地带时，敌军只有八个营，分散在丘陵起伏和林木茂密的阿登山地。1940年，德军装甲部队曾卓有成效地利用了这一地形崎岖之地对法国进行过突然袭击。同盟军选择了一条看上去比较容易进入德国的道路，却想不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南线的情况和北线一样，因为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早在9月5日渡过摩泽尔河，但在此后两周中，或者说在此后两个月中，进展很小。他们在进攻梅斯这座设防城市及其附近据点(这里的德军从一开始就比较别处更为集中)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9月中旬，德军在整条前线上都加强了防御，特别是在通向鲁尔的缺口最大的最北地区。这点更为不幸，因为蒙哥马利那时正在准备向莱茵河上的阿纳姆(Arnhem)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的冲击，在这次冲击中，他正打算投下新成立的同盟国第一空降军来为英国第二集团军开路。 这次冲击在其未达到目的地以前就被敌军遏止了，英国第一空降师的大部分空投于阿纳姆，在那儿却被切断了，但他们仍试图坚守阵地，一直等到援军来为他们解围为止，最后被迫投降，他们的勇气是远近闻名的。下一个月，美国第一集团军终于踏平了德军在亚琛的防线，而蒙哥马利率领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则解决了德军的两个“袋形地”——一个在布鲁日以东的海岸，另一个在瓦尔赫仑岛——这些德军部队原控制着从斯凯尔特河口到安特卫普的通道，他们就这样在阿纳姆战役期间封锁了港口，使同盟军无法利用，肃清这些袋形地的工作艰巨而缓慢，直到11月初才完成。 与此同时，德军修建沿着莱茵河前线工事的速度与同盟军的相比，那要快得多，虽然德军缺少物资。11月中旬，西线同盟国的六个集团军发动了一次总攻，但得不偿失。只有在阿尔萨斯(Alsace)的最南端，同盟军才进抵莱茵河，而这又是无关大局的。在北部，这时，同盟军离开包括十分重要的鲁尔区在内的那段莱茵河流域还有将近三十英里。直到1945年春季，这一带才被攻占。 9月初，同盟军由于坐失良机而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在解放西欧的战役中，伤亡人数约有七十五万，而其中就有五十万人是在9月挫败后伤亡的。就世界范围来说，付出的代价那可更高了——随着战争的延长，几百万男女死于战争和德国集中营。而且，从长期来说，当时还是9月份，俄国大军尚未进入欧洲中部。 坐失良机，以致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其原因究竟何在？英国人抱怨美国人，美国人抱怨英国人。8月中旬，他们就同盟军渡过塞纳河后，应该采取什么路线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 随着增援部队源源不绝地涌入诺曼底，8月1日，这里的同盟军分成了两个集团军群，而每一个集团军群则包括两个集团军。蒙哥马利统率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仅包括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美国人组成的十二集团军群，由奥马尔·布雷德利统率。但是，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作了这样的安排：在艾森豪威尔将其司令部迁入欧洲大陆并把直接控制部队的大权接过来以前(他是9月1日接管的)，蒙哥马利继续指挥战役，并负责两个集团军群间的“战术协调”。这种不很明确而又微妙的安排，出于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妥协精神，出于对蒙哥马利情绪的照顾和对后者富有战争经验的器重。但正象经常出现的那样，善意的妥协往往会造成摩擦。 8月17日，蒙哥马利曾向布雷德利建议：“渡过塞纳河后，第十二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应团结一致，使四十个师成为一个坚固整体，那么他们就可以强大到所向无敌了。这些部队都应朝北”向安特卫普和亚琛推进，“让他们的右翼留在阿登。”重点是我加的。 这一建议的语气表明，蒙哥马利到那时尚未看出敌军的崩溃已经到了何等程度，或者不明白要对这一“坚固整体”维持给养有多大困难——除非进军缓慢。 与此同时，布雷德利一直在和巴顿讨论向东冲击的问题，即经过萨尔打到法兰克福(Frankfurt)南面莱茵河的设想。布雷德利希望这一冲击是一次主要冲击，而把美国的两个集团军都放在这条战线上。这便意味着把蒙哥马利提出的向北冲击降到次要地位，这当然不合蒙哥马利的胃口。此外，这样的进军，将不是直接指向鲁尔的。 艾森豪威尔的处境并不那么好过，他成了他主要下属你争我夺的对象。8月22日，他考虑了不同的建议，第二天同蒙哥马利进行磋商，蒙哥马利极力强调集中力量“搞一次冲击”的重要性，把大部分补给都用来供应它。这意味着正当巴顿以最高速度向东袭击的时候，要他停止前进。艾森豪威尔试图向他指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遇到的困难。“对此，美国公众永远不会容忍的。”在英军尚未到达塞纳河下游时，巴顿向东冲击的部队已经超出英军一百多英里，而离莱茵河不到二百英里了。 面对这种争持不下的局面，艾森豪威尔谋求一个恰当的折衷解决办法。蒙哥马利暂时应优先向北冲杀，进入比利时；就象蒙哥马利所要求的那样，美军第一集团军和英军一起向北挺进，以掩护并帮助他们的右翼，从而保证进军的胜利。与此同时，在牺牲巴顿部队的补给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下，保证把大部分可用的补给和运输工具去支持向北冲杀的部队。但一旦攻占了安特卫普，同盟军还得回复到“在阿登山地北面和南面一条宽广的战线上”向莱茵河进军(这计划原是在进袭诺曼底前所制订的)。 在艾森豪威尔的下属中，谁也不喜欢这个折衷办法，但他们当时的抱怨是悄悄的，不象以后几个月和以后几年那样强烈，那时各人都觉得这一决定剥夺了他们胜利的机会。巴顿把它称为“这场战争中最重大的错误”。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每天得到的补给仅限于二千吨，而拨给霍奇斯(Hodges)的第一集团军的却有五千吨。布雷德利说，巴顿来到了他的司令部，“象公牛那样地吼叫”道：“让霍奇斯和蒙蒂见鬼去吧！我们一定能打赢你们这场该死的战争，如果你们让第三集团军继续前进的话。” 由于不愿意在补给上受限制，巴顿对他的先遣军说，只要还有一滴汽油，就得向前挺进，“然后再下来徒步吧”。在坦克油尽以前，他们于8月31日进抵马斯河边。就在前一天，巴顿统率的集团军只领到了三万两千加仑的汽油，而不是当前每天所需要的四十万加仑，并被告知，在9月3日以前不可能再领到汽油了。2日，巴顿在夏特勒遇到艾森豪威尔，向他咆哮着：“我的兵可以吃他们的皮带，但我的坦克必须加油。” 9月4日攻占了安特卫普，从此以后，巴顿所部再次被拨给同第一集团军同样数量的补给品，以便朝东向莱茵河进军。但那时他却遇到了顽抗得多的敌人，并且不久在摩泽尔河上受阻。这使他更是怒气冲天，抱怨说，在8月份这样最关键的最后一星期，就是为了照顾蒙哥马利去冲击，把他的汽油给克扣了。他认为“艾克”把和谐放在战略问题之上，为了满足“‘蒙蒂’贪得无厌的要求”，竟不惜牺牲早日争取胜利的机会。 另一方面，蒙哥马利认为，艾森豪威尔关于向莱茵河“辽阔战线”上的进军想法基本上是错误的，而且反对在他自己向北冲击的问题悬而未决时就把补给品转给正在分兵向东进袭的巴顿部队。当他向阿纳姆冲击失败和他的希望没有能得到实现的情况下，他的抱怨自然会变得更加强烈。他感到，巴顿拉拢布雷德利和布雷德利拉拢艾森豪威尔的这种作风，在你争我夺中，是有决定性影响的，这损害了他实现自己计划的前景。 不难理解，蒙哥马利不会赞成那些对他没有什么直接帮助的任何努力。从表面上看，他抱怨艾森豪威尔做出的双叉突袭决定显然是有道理的。英国的大多数战争评论家也表示同意，认为这是失去胜利机会的关键所在。但是，进一步认真研究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事实上，巴顿在9月上半个月平均每天只领到二千五百吨补给品，比他统率的集团军在停滞不进期间所领到的仅多五百吨。这一超出部分，如果和在关键时刻其他几个向北出击的军每天领到的总的定量相比，那显得微乎其微，只够维持一个额外的师。因此，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追究其所以失败的真正原因。 同盟军原有一个计划，要在布鲁塞尔南部比利时边界的图尔内(Tournai)附近降落一支较大的空运部队，以支援北上的冲击，但是却因此遇到了严重的障碍。9月3日，空降刚要开始，地面部队已经到达那里，空降就此取消。但就是为了抽调空军运输工具以准备执行这个计划，正在前进的部队所应该获得的空中补给中断了六天，使他们短少了五千吨补给品。这在汽油方面，相当于一百五十万加仑——这个数量足以使两个集团军在敌人仍处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马不停蹄地一直挺进到莱茵河边上。 搞了这样一个多此一举的空降计划，到底是谁的责任，这很难说。奇怪的是，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两人在他们战后所写的报道中，都谈到了计划是他们制订出来的。艾森豪威尔说：“在我看来，发动一次有利于空降袭击的大好机会在布鲁塞尔地区出现了，关于把原来进行补给工作的飞机撤下来这一点是否明智，意见不一。……我却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但蒙哥马利说：“我曾经有过一个准备在图尔内地区进行空降的计划”，并且把空降说成是“我的意思”。布雷德利所说，却与此相反，他说：“我曾要求艾克取消这个计划，把飞机留给我们作空降补给之用。……‘我向他提出警告说，我们能在你们空降以前就到达那里。’”后来证明，情况确实如此。 另一个因素是，在给北上冲击部队的补给品中，有一大部分是并不需要的军火，在敌人处于崩溃之际，应该集中力量去继续补给需要用的汽油，这样才能跟踪追击，使敌人无喘息机会，致敌人于死地。 第三个因素是，由于一千四百辆英国制造的载重三吨的卡车以及所有可以替换这一类型车辆的活塞都有问题，因而大大削减供应蒙哥马利展开袭击时所需要的大批补给。假使这些卡车能用的话，那么另有的八百吨补给品就能交给第二集团军，这便足够供应两个以上的师了。 至于第四个因素，关系更为重要。英美方面的补给品标准过高，因而引起了极大的困难。同盟军的计划是根据这样估计的，即每个师每天消耗补给品七百吨，而其中的五百二十吨是满足前线地区的需要的。德军可节约多了，他们的补给标准是每个师每天约二百吨，这还包括他们必须考虑到遭受空中和游击队经常不断的干扰，象这两种严重而复杂的情况，同盟军是没有的。 同盟军部队高标准的供应和本身的浪费，为自己带来了麻烦。最明显的例子是，五加仑装的德国式油罐的浪费。这种油罐是加油时必不可少的，自从6月份登陆以来，送到法国去的油罐就有一千七百五十万只，可是到了秋天，能找到的只有二百五十万只了。 北上冲击所以遭到失败的另一重大因素，是美国第一集团军陷入亚琛周围筑有工事而又遍布着煤矿坑道的罗网之中——这一种战略上的“缠绕”，简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拘留营”，很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军队在萨洛尼卡遇到的情况。一经分析，人们便知道，美国第一集团军(供应该军的数量，几乎有美国补给品总吨数的四分之三，吃亏的是巴顿)的冲击所以半途而废，是由于蒙哥马利要求把这一集团军的大部分人马用于阿登山区以北掩护他右翼的缘故。蒙哥马利自己的进军路线和阿登山区之间的距离非常狭窄，以致美国第一集团军只有很小回旋余地，或很少有绕过亚琛前进的机会。 这支十分混乱的部队，对蒙哥马利下一阶段(9月中旬)向阿纳姆进军，也无法提供任何帮助。而在这里的英军，由于意外的疏忽，同样付出了代价。9月4日，第十一装甲师兼程赶到了安特卫普，并占领了完整无损的港口，但那时却没有尽力去夺取郊区艾柏特运河上的桥梁，当他们两天后试图过河时，这些桥梁已被德军炸毁了，这个师后来只好向东转移了。师的司令官没有想到一占领城市就该立即夺取桥梁，上级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命令他这样做。这是许多人一起犯的一个错误，从蒙哥马利以下的四名司令官都有责任，蒙哥马利在处理重要的细节问题上，向来是认真仔细的。 此外，在安特卫普北面只二十英里的地方，有贝弗兰德(Beveland)半岛，一个很狭的出口处(宽仅几百码)。在9月的第二和第三周中，英军却听任在英伦海峡沿海一带曾被切断了的德国第十五集团军残部向北溜走了。他们后来渡过斯凯尔特河口，从贝弗兰德这一个很狭的出口处逃走。在蒙哥马利发动向莱茵河旁的阿纳姆进军以前，敌方的这三个师就已到达并及时加强了他们在荷兰的这条最薄弱的战线，而且帮助阻止了蒙哥马利的进军。 从对方的眼光看，哪一条路线才是同盟国最好的路线呢？在这个问题上，布鲁门特里特在受审讯时表示同意蒙哥马利的论点，即集中兵力向北冲击，突破鲁尔，从那里再向柏林挺进，他说： 谁占有德国北部，谁就占有了整个德国。这样的一次突破，再加上空中优势，就能把那个薄弱的德军战线打得粉碎，并结束战争。柏林和布拉格在被俄国人占领前就会被占领了。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89页。 布鲁门特里特认为，同盟军兵力铺得太开而又太平均。他特别批评了对梅斯的进攻： 直接进攻梅斯是不必要的。梅斯要塞地区可以给予监视，使德军无法活动。相反，改变方向朝北向卢森堡和比特堡(Bitburg)进攻，倒反可以获得极大胜利，使得我们的第七集团军随着我们第一集团军右翼的崩溃而先后崩溃。由于这一翼的向北进军，整个第七军在它撤到莱茵河后面以前就可能被切断。利德尔-哈特：《山那边》，428页。 9月5日接替布鲁门特里特为德军西线参谋长的韦斯特法尔将军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集中力量把任何突击打到底，这远比选择突击点为重要。 德军在西线的总处境已危险到极点。整条战线处处大败，缺口很大，以致配不上战线这一称号了，要是敌军巧妙地利用机会，会引起一场大灾难的。危险的根源特别在于，没有一条莱茵河上的桥梁有过破坏的准备，这一疏忽，花上几个星期的工夫才弥补上。……在10月中旬前，敌军能在任何一点上轻而易举地任意突破，接着能跨过莱茵河，几乎能畅通无阻地冲入德国。韦斯特法尔：《德军在西线》(The German Army in the West)，172页及174页。 韦斯特法尔说，整个西线在9月份最容易被突破的地方，是通向莱茵河上科布伦次(Coblenz)的卢森堡那一段。他的证词证实了布鲁门特里特所说的在梅斯和亚琛之间阿登山区——这是一狭长的、防守薄弱的地带——发动攻势最为有效。 在这一关键时刻，从种种出现的情况来看，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什么？ 在进袭诺曼底以前，艾森豪威尔所制定的向莱茵河“辽阔战线”进军的计划，看来是遏制和粉碎强大而尚未被击溃的敌人抵抗的好办法。但可惜这一计划远远不能适应敌人业已崩溃的那些地方的实际情况，那里的当务之急是深入而迅速地利用敌人的崩溃，使敌人无重新集合的机会。这就需要一个无休止的追击。 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争着要集中力量发动一次单独的冲击，在原则上是非常好的。把事情弄清楚后，人们不难明白，他向北部冲击之所以遭到挫败，问题并非如大家所揣测的那样，由于把补给品转拨给巴顿所致。一种复杂而且大得多的不利情况，是来自他职权范围内的一系列障碍，诸如推迟了对安特卫普港口的使用；为了一个多此一举的目标，中断了长达六天的空中补给；提供了过多的军火和其他补给品，以致减少了必不可少的汽油的供应；一千四百辆英制卡车出了毛病；在他的侧翼，他盲目地调用了美国第一集团军；忘了在艾柏特运河上的桥梁被敌军炸毁以及渡口被敌军派人扼守以前，就把桥梁和渡口夺取过来。 同盟军希望进抵莱茵河这一前景的最大致命伤是：同盟军到达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后，从9月4日到7日停止不前。这和蒙哥马利所宣布的做法颇不协调，他原想在他从塞纳河出发的进军途中，“迫使敌军一直逃到莱茵河，并在敌军重新凑成一条新防线来抗击我们以前，‘一跃而过’莱茵河”。任何深入渗透或跟踪追击，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是否能马不停蹄地进军和施加压力，哪怕是一天停止不前，也会功亏一篑。 但在同盟军进入比利时以后，全军普遍地出现了一种松劲的倾向。这股风是自上而下形成的。艾森豪威尔领导的同盟国情报部告诉他，德军不可能出足够的兵力来扼守他们边界上的防线，而且还向报界保证“我们会顺利地穿过这条防线”。艾森豪威尔把这些话转告了他下面的司令官们，甚至到了9月15日，他给蒙哥马利的信中还说：“我们将立刻占领鲁尔、萨尔和法兰克福地区。至于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同盟军部队到处都存在着同样的乐观情绪。至于为什么没有能占领艾柏特运河上的桥梁问题，打先锋的军司令官霍罗克斯将军(General Horrocks)作了坦率的解释：“当时，我完全没想到在艾伯特运河会有这样强烈的抵抗。在我们看来，德军已经全部瓦解了。” 约翰·诺思(John North)在他所写的关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历史的著作中，根据官方材料，给那时的局势作了恰当的总结：“一种‘战争已经打赢了’的心理状态……在各级指战员中占了上风。”诺思：《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成就》，115页。因此，司令官中间连一点紧迫感都没有，象在9月份关键性的两周中，部队里却出现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不肯冲锋陷阵，避免战死疆场，每人都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了”。 8月份最后一周，巴顿所部把坦克的“油门”都关上了，这样一个快速结束战争的良机可能就失去了，当时他们离莱茵河上的桥梁比英军还近一百英里。 在同盟军方面，对持续追击敌人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巴顿比谁都敏感。向任何方向扩大战果，他都是有准备的，的确，他曾在8月23日提出建议：他的部队应该向北面而不是向东面进军。在他后来的评述中，有许多话是很有意义的，他说：“不应该定了计划，然后要环境去适应那些计划。应该使计划去适应环境。我认为，对高级统帅部来说，成败得失的关键，就是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在机会如此大好的时刻，同盟军种种麻烦的根源，是由于最高决策者中没有一个能预见到敌人在8月份是处于这样一种总崩溃的状态中。不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他们都没有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向敌人进行一次快速而远程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