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尔-哈特 伍协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阿修比 cdhyy cdhyy 1943年年初，在高加索的德军，看来简直要和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遭受同样的命运。比起后者来，他们陷入袋形阵地要深得多。可是，在斯大林格勒被围以后，他们已经被迫在高加索待了一个多月了，时值隆冬，天气愈来愈冷，处境愈来愈危险。对第一装甲集团军和第十七集团军(这两个军组成“A集团军群”，其司令官已由克莱斯特将军取代利斯特陆军元帅)来说，其前途是可怕的。 1月份的第一周，“A集团军群”由于受到重重包围的威胁处境岌岌可危。对它来说，最显著的威胁是在它的头栽进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之中的地方。俄军的第一记耳光，打在它靠近莫兹多克(Mozdok)的左颊上，然后又是第二记耳光，打在它靠近纳尔奇克(Nalxhik)的右颊上，俄军收复了这两个地方。更危险的是，俄军同时越过它的左翼后面二百英里的卡尔梅克草原(Kalmuk Steppes)，挺进到“A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之间的衔接处。俄军占领厄列斯塔(Elista)后，乘胜追击，经过马内奇湖(Lake Manych)的那一端，向阿尔马维尔(Armavir)进发——克莱斯特将军同罗斯托夫的交通线，是通过这里的。尤其危险的是，大批俄军突然从斯大林格勒沿着顿河迅速顺流南下直指罗斯托夫城。俄军的一支先锋部队已抵达离这个隘道五十英里以内的地方了。 克莱斯特接到这一惊人的消息的同日，又接到希特勒严禁在任何情况下弃守阵地的命令。这时，他的第一装甲集团军还在离罗斯托夫以东约四百英里的地方。第二天，他又接到一道新命令，叫他从高加索撤退，并把所有装备带走。这一要求，增加了短时期内跑长距离的困难。 为了给第一装甲集团军扫清通往罗斯托夫的道路，第十七集团军奉命沿库班河朝塔曼(Taman)半岛向西撤退。在必要时，它可以从这里越过刻赤海峡转入克里木。这一撤退，并非是很长的一步，俄军最近在土阿普谢(Tuapse)沿海一带被围的部队力量有限，不足以构成对第十七集团军撤退的可怕压力。 相比之下，第一装甲集团军的撤退却是危险重重的，无论直接的和间接的危险都有。最危险的阶段，是从1月15日到2月1日，在这期间，该军的大部分已经抵达罗斯托夫。即使这样，它那连续不断的撤退路线，虽不致完全被阻塞，但还处于俄军的一系列冲击威胁之下，其范围达二百多英里之遥。 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拒绝了俄军要他们投降的最后通牒，接着，罗科索夫斯基将军(General Rokossovsky)原译：罗库索夫斯基。便在1月10日发动了一次集中的攻势。保卢斯所部由于饥寒交迫，疾病丛生，士气消沉，再加上缺少弹药，再也无法进行顽强和持久的抵抗，更别说突出重围了。因而，俄军就能把部分兵力用以支援南下追击的大军，以切断高加索德军的退路。包围圈愈是缩小，俄军能派出的部队也就愈多了。 对斯大林格勒采取的这种最后行动开始时，克莱斯特所部已从他们高加索突角的“鼻尖”上撤下来，并停留在皮亚季哥尔斯克(Pyatigorsk)和布迪诺夫斯克(Budenovsk)之间的库马河(Kuma River)上。十天以后，俄军从厄利斯塔向南冲杀出来，到达库马河一线后方一百多英里的一个据点。但在此时，克莱斯特撤退下来的几个纵队快到了阿尔马维尔附近，这样，也就越过了最近的危险地区。 然而，在他们的背后，一个极大的威胁正在形成之中，更强大的俄军沿着顿河两岸向南朝罗斯托夫挺进。在东面，俄军这时已迫近马内奇河和萨利斯克(Salsk)这一铁路交叉点。在西面，他们已抵达顿涅茨河，这里离该河流入顿河(下游)的地方不远。克莱斯特的后卫部队和俄军相比，要走三倍以上的路程才能到达罗斯托夫。此外，曼施坦因所部则已疲惫不堪，但仍竭力设法掩护克莱斯特所部侧翼逃跑的走廊，当前他们受到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致看来已紧张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但撤退部队赢得了赛跑的胜利，并设法逃脱了围歼。十天以后，克莱斯特的后卫部队已迫近罗斯托夫，这样，想要拦截他们的人就扑了个空。德军很幸运，积雪满地的荒野，甚至限制了俄军在遥远的铁路线以外地区的快速挺进和足以合围的力量。但包围的口子险些儿被封住。曼施坦因所部由于在已暴露的阵地上坚持得太久，从而危及他们自己撤退的机会，克莱斯特的几个师便不得不赶回来给他们以增援，并帮助他们突围。 就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土崩瓦解之际，德军从高加索平安无事地在罗斯托夫渡过了顿河。保卢斯本人和大部分部队在1月31日投降。最后的残余部队，则在2月2日投降。从三星期以前反攻开始时算起，总计约有九万二千人被俘，而整个伤亡人数约为此数的三倍。在投降的那些人中间，包括有二十四名将领，尽管在东方战场上的德军将领，每人都配备了一瓶毒药，以备一旦落入俄军之手时服用，但没有人用它。直到1944年7月20日策划暗杀希特勒的“将领们的阴谋”败露后，因为不愿冒被提交给“盖世太保”(Gestapo)的危险，他们方才有人服用过它。但是，从此以后，“斯大林格勒”在德国各地将领的头脑里，就象一瓶神秘的毒药那样地在起作用，动摇了他们对奉命执行战略措施的信心。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所遭受的灾难性影响，在精神方面尤甚于物质方面，始终未能恢复过来。 然而，希特勒发出安抚人心的声明也是不无理由的，他说，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牺牲，使最高统帅部赢得时间和可能来采取整个东线命运所系的对策。在被围后的最初七周中，如果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不管什么时候投降了的话，那么其他地方的德军会遭受更大的灾难。因为实力单薄的曼施坦因部队，无法顶住沿着顿河向罗斯托夫涌来的声势浩大的俄军，而在高加索的德军就会被切断。如果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突围成功而向西撤退的话，他们的遭遇不会改善，还是要失败的。而且在1月份的最后两周中，虽然他们的抵抗不足以阻止俄国大军向罗斯托夫挺进，但毕竟牵制住俄军的部分兵力，从而使在高加索的德军有了完全不同的机会，使他们能及时到达罗斯托夫，并经过这个咽喉之地而溜走。 就是得到了这样的帮助，高加索的撤退也是十分危险的。就时间、空间、兵力和气候条件而论，这种撤退真是一个奇迹——为此，克莱斯特晋升为陆军元帅。实现这次撤退的技巧和毅力，是值得嘉奖的，而它的最大意义却在于提供了这样的证明，即只要司令官和部队保持冷静的头脑和英勇的精神，现代化的防御战本来是具有异乎寻常的抵抗能力的。 有关这方面的进一步的证明，在以后几周可以看到。撤退的军队在平安通过罗斯托夫这个咽喉之地以后，他们仍然要应付来自撤退线后面很远地方的日益严重的威胁。1月中旬，瓦杜丁将军的左翼，重新向南从顿河中游朝罗斯托夫后面的顿涅茨河推进。除了抄过了米列罗沃(Millerovo)这个坚强的障碍并使其崩溃以外，部队随后就在卡缅斯克及其以东地方渡过了这段顿涅茨河。 在同一周中，俄军发动了两次新攻势。一次是在遥远的列宁格勒地区。这次攻势打破了对这个伟大城市长达十七个月的包围，解除了包围的压力，尽管还远未发展到去肃清横越城市后方的那个伸入拉多加湖的德军突角，却沿着湖岸打开了一个通向施吕塞尔堡(Schlüsselburg)的窟窿——这一战略上的气管切开术，使守卫部队和居民有了一个更自由自在的呼吸孔道。 另一个新攻势威胁到德军南面战线上的喘息之地。这次攻势是由戈利科夫将军(General Gilikov)所部于1月12日发动的，从沃罗涅什以下的顿河西段开始，突破了德军第二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二集团军的战线。在一周中，他渗透了一百英里——即占有从顿河到哈尔科夫一半的路程。瓦杜丁将军的右翼向东发动了一次在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走廊地带的集中冲击。 在1月份的最后一周中，攻势重新扩大。当人们的目光正集中在西南方面向哈尔科夫的进军时，俄军已从沃罗涅什那条广阔的战线向西攻击，打乱了德军正在那里进行的局部撤退，并使它转而成为范围广泛的大撤退。仅在三天中，俄军推进到离库尔斯克近一半的路程——敌人以前曾把这里作为发动夏季攻势的跳板。 在2月份第一周中，俄军把右“肩膀”往前甩了出去，并越过库尔斯克和奥廖尔之间的铁路和公路，作深入楔入。接着，他们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之间作了另一个楔入。库尔斯克的两面这样被包围之后，俄军用突然快速挺进的办法，于2月7日拿下了库尔斯克。两天后俄军用同样的办法，即第二次的楔入，导致了别尔哥罗德的崩溃。这一胜利，又形成了对哈尔科夫北边侧翼的威胁。 同时，直指哈尔科夫的明显挺进，发展成为一道更偏向西南的进军路线——朝向亚速海和从罗斯托夫起的那条德军撤退线。5日，瓦杜丁所部占领了伊祖姆——德军在春天曾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的起决定作用的侧翼杠杆——俄军并利用他们渡过顿涅茨河的机会，形成了另一条包围的杠杆。在顿涅茨河南部越过铁路作了楔入以后，俄军向西扩展，并于11日占领了重要的铁路线枢纽洛佐瓦亚(Lozovaya)。 这些新的收获，危及哈尔科夫本身的处境，它终于在16日落入戈利科夫之手。这确是一个胜利，但总的说来，对德军处境形成更大威胁的，是俄军继续从顿涅茨河向南朝亚速海的推进。四天前，俄军一支摩托化部队已抵达红军城(Krasnoarmeisk)，它位于从罗斯托夫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干线上。这一进展，使刚从高加索的包围中逃出来的德军又有被切断退路的危险。 俄军进攻的灵活应用的格局和节奏，比起它在早期时更有了显著的不同。德军不得不用日益减缩的有限后备兵力安置在那么广阔的战线上，根据这种情况，不难看到，这给德军的抗击力量和他们战线已经拉得太长的兵力以多么大的压力，针对德军的这种虚弱性俄军采取了持续不断和变幻莫测的办法，正好说明俄军在战术上已有了改进，并学会了如何利用他们新的优势。我们研究他们连一接二地占领如此多的要害地区的过程，可以看出，俄军每一次的占领——即使它的进军是紧跟着另一支紧邻部队的进军之后——都是前一次间接行动的结果，因为前一次的进攻已使这一地区成为无法防守，或最多是毫无战略价值的地区。这一系列起间接杠杆作用的情况，可以清晰地从作战的格局上看出来，红军统帅部就好象一位钢琴家沿着键盘上上下下地挪动他的手指一样。 俄军在进攻时所采取的灵活应用的节奏，和1918年福煦元帅所采用的战略相似，不过红军应用那种战略方法更为迅速细致罢了。它的每一次的打击点都更富有欺骗性，而整个进程是打打停停的。预备动作从来不直接针对他们打算进行威胁的那个地点，而完成的动作，从地理观念上说来，往往是直接的——这也就叫人在心理上难以捉摸了，因为他们总是从极难预测的方向打过来的。 但从2月份的最后两周中，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当俄军越过顿涅茨河向亚速海以及第聂伯河弯曲处推进以便切断南部德军时，他们开始失去了有利条件。俄军当时在这里的目标是明显的，他们要进入德军正要进袭的同一地区。下一阶段因此变成了一种赛跑，其结果关系到俄军是否能在德国人到达那里并集中起来阻止俄军的向南冲杀之前，切断德军的逃跑走廊而使自己站定阵势。 但对俄军说来不幸的是，这时的提前解冻，妨碍了俄军的前进并增添了俄军长途进军的困难。在他们制定冬季攻势计划时，他们曾发现计划的后勤部分和战略部分脱节，运输力量不足，在范围如此广泛的冲击中，连供应所需汽油、弹药和粮食的最低限额的半数也办不到。但俄军凭着特有的勇敢精神，决定不修改计划，而把希望寄托于从敌军那里夺取他们所需要的极大部分军需品！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因为每当突破一个地方，总有为数可观的军需品库房和堆栈被夺过来。但每当德军的抵抗加强以后，这种战利品也就减少了。他们向前推进，离铁路线越远，就越是受到运输困难的限制。这样，过分铺开战线的这条规律再次起了作用；而这一次却不利于俄军。在顿河－顿涅茨河走廊地带，铁路极少，而这些铁路又在他们西南进军线的右角上，因此用不上。与此相反，顿涅茨河南部却有相当多从东到西方向的铁路，这倒帮了德军的大忙，使他们能迅速集中到出事的地点。德军也开始因缩短战线而得到好处——现在比秋天的战线要缩短六百英里。 由于这种种原因被迫停下来后，俄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已经渡过了顿涅茨河而朝着第聂伯河方向深深楔入了八十英里，而被迫在离第聂伯河三十英里的巴甫洛格勒(Pavlograd)停下来。他们已在顿涅茨河南向着红军城方向楔入八十英里，越过了这条河和亚速海之间的走廊地带。德军集中其所有可用的兵力，在曼施坦因的指挥下，迅速地发动了一次三路反攻。这次反攻打算利用俄军突角阵地的不规则形状，特别是它的两个突出部分。左路的冲击是从第聂伯河向西南尖端发动的；右路的冲击是朝东南尖端发动的；中路的冲击是朝两者之间洛佐瓦亚方向的弯曲的防线发动的。两个尖端都被突破，德军装甲部队向突角本身深深楔入。在2月份最后一周中，由于德军从罗斯托夫向西撤退提供了更多的增援部队，这些反击终于发展成为一次全面的反攻。在3月份的第一周中，德军又一次冲杀到顿涅茨河，并围绕伊祖姆建立了广阔的扎营地，俄军的突角几乎完全被扫除，大部分俄军被迫退到哈尔科夫以南地区。 如果德军能迅速渡过顿涅茨河，并从横里切断正在向西推进的俄军后方，他们就能够使俄军遭到惨败，就象他们自己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一样。但他们不能进行这种尝试，因为缺少兵力，没有力量去进攻任何坚强的防御工事。这次挫败以后，重心便移到了西北部，在这里，德军包围了哈尔科夫，并于3月15日再次把俄军挤出哈尔科夫。四天以后，一支德军快速地挺进到哈尔科夫北面，再次占领了别尔哥罗德，但德军的成功到此为止。第二周时，他们的反攻，就随着春天解冻的泥泞停了下来。 当德军在南方发动反攻时，他们在北方向后撤退。一年多以来，这是那里第一次重要的撤退。在1941－1942年的冬季战役以后，德军面对莫斯科的战线，形似一个紧握的拳头，俄军则搂住手腕——斯摩棱斯克就位于这里。8月份，俄军曾猛袭它左面的指关节(德军的防御中心尔热夫)，力图突破敌军的中心战线，以牵制其兵力，从而援助斯大林格勒。他们的进攻因尔热夫的顽强抵抗而遭挫折，虽然他们已插入尔热夫的侧翼并使其指关节裸露出来了。11月份作了一次新的努力，使该地区更为暴露无遗，看上去象一个带有狭窄地峡的半岛。这年年底，俄军从他们自己的巨大突角的顶端出发，袭击德军突角的北部，占领了大卢基(Velikye Luki)的交叉点(在尔热夫正西一百五十英里)在莫斯科到里加的线路上)。结果，不但是尔热夫，而且整个拳头的处境变得更危险了。 一个月以后，在斯大林格勒德军投降的间接影响下，这里的危险有所增加，而随后德军在南部广大地区的崩溃，也表明要坚守过分铺开的战线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当时，蔡茨勒(Zeitzler)规劝希特勒，收到了仅有的显著效果。元首本来就反对作任何撤退，特别是从莫斯科撤退一步。但他终于被说服，同意这一地区的战线必须整顿，这样既可免于崩溃，也可把后备兵力解放出来。3月初，正当俄军发动一次新攻势时，尔热夫已撤退完毕，到12日，这整个拳头也被放弃不要了，连维亚兹马这样一个重要的交通中心也在弃守之列。德军撤退到包括斯摩棱斯克的一条较直的防线上。较小的设防突角杰姆扬斯克(Demyansk)(在大卢基和伊尔门湖(Lake Ilmen)之间)，也于3月初弃守。(这次后退的重要性被西方各国忽视了，因为英美报纸上的地图在这里标出一条直线已有一年多了，他们把杰姆扬斯克完全划在俄军防线以内。) 德军这次缩短北部战线所得的好处，由于新的扩张和诱惑(由德军在南部取得反攻胜利所引起)而完全被抵消还不够。将领们的这个希望完全落空了，他们原来希望可能诱导希特勒批准他们作一次长距离撤退，然后在远远离开俄国人控制的地方，重新巩固和整顿自己的军队。防线的缩短，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新旧型的进攻跳板，对一个生性好攻和念念不忘进攻仍会使局势好转起来的人来说，这种进攻跳板总是大有光明前途的。 反攻的胜利，使德军感到完全没有迫切撤出顿涅茨河流域的必要。对希特勒来说，只要能在顿涅茨河南部的塔甘罗格附近守住他去年的防线，他就能保持这一工业财富，同时也还有重新夺取高加索的希望。由于最近德军回到了在哈尔科夫和伊祖姆之间更往西的顿涅茨河河岸，希特勒可设想在那里发展一支新的侧翼力量。在再次占领别尔哥罗德并守住奥廖尔的条件下，他就有了一个十分强有力的侧翼阵地，可以在库尔斯克及其周围对俄军在附近所占的阵地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在夺取这一大突角之后，他就能在俄军的战线上打开一个大缺口，而一旦他的装甲师冲过这里，那末什么奇迹都可以产生。俄军的兵力确已超过希特勒以前的估计，但他们伤亡十分惨重。只有那些“年老的将领”，才认为俄军的兵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顺着这条思路从他的偏见出发，希特勒愈来愈感到，突破库尔斯克，就会使力量对比有利于他，并使他的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他觉得不难明白，他的麻烦是俄国的冬天造成的，因而他总是指望夏天会对他有利。这种指望倒成了他的仲夏夜之梦。 在打算对库尔斯克方面发动主要攻势的同时，希特勒又在他的夏季作战计划里添上了曾经两次推延了的对列宁格勒的进攻——奇妙的是，他这次的计划简直是1942年格局所规定的路线、地点的重演。目前已由两个师组成了一个伞兵军，这个军打算用来突击列宁格勒，以便为陆上进攻开路。希特勒在面临穷途末路的时候，变得更加孤注一掷起来，因为一年前施图登特将军曾向他提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空降袭击的建议，可是他那时犹豫不决，没有接受。德军在突尼斯溃败以后，这个军被调往法国南部，准备对预期的撒丁岛同盟军登陆部队进行一次空降反击。等到进攻库尔斯克失败以后，德军对列宁格勒的进攻终于完全放弃了。 关于进攻库尔斯克的计划，将领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越来越多的将领们对东线胜利的可能性发生怀疑，这一年，居然象克莱斯特这种冲锋陷阵的能手，也加入了怀疑者的行列中去了。不过，这一次的进攻和他没有直接关系。在重新组织冬季攻势时，曼施坦因奉令负责南方战线的主要部分。这年年初，第一装甲集团军被调到他的集团军群里，而克莱斯特仅仅负责克里木和库班河的桥头堡。有关库尔斯克突角的进攻，则将由曼施坦因的左翼来对付对方的南翼和由克卢格的中路集团军群右翼对付对方的北翼。这两名司令官在事前作了商谈，他们对胜利好象是满怀希望的。不过，希望一般是晋升的机会所培养出来的。热心的军人，对于交给他们的冒险任务总是充满信心，并且总是不愿流露出顾虑，而使上级长官减少对他们能力的信任。 军事教育的整个趋势，也有助于消除顾虑。为了摆脱俄军，许多德国将领现在都愿意主张实行一次长距离撤退，就象一年多以前伦斯德建议的那样，但是元首反对这种做法。在冬季的最后时刻，由于德军目前所守的那条防线，就防御方面来说，选择得并不理想，将领们宁愿相信过去被告诫过的那个原则——“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通过进攻，有可能弥补阵地的缺陷，并打乱对方重新进攻的部署。因此，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取得进攻的成功上，不考虑失败的后果，也不考虑动用德国新近积聚起来的后备兵力会使日后完全无法防御。 一个绝密的内部政策和不断削减部队和编制人数掩盖了德军兵力的锐减。因为师的数目几乎仍维持原来的数目，所以作为力量指标的人数上的弄虚作假便不大看得出来。到1943年春，就德国师的人数和武器来说，其平均数目只有原编制的一半多一点，而且许多师还大大低于这个水平，虽然有的师勉强提高到合乎编制。在保密政策之下，指挥官们被严密地隔绝着，彼此互不通气，以致只有少数人了解全局情况，并且他们还被灌输“少问为妙”这样的教育。但采取这种削减人数的政策，除了出于掩盖的动机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希特勒被数字弄得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对这种煽动家来说，数字就是力量。师既是衡量军事力量的标准单位，因此，他就念念不忘必须要具有最大数目的师——尽管1940年他之所以获胜，主要得力于他部队中机械化部分的优越素质，与师的数目关系不大。在他入侵俄国以前，他曾坚持采取削减人数政策，以便建立最大数目的师，此后，他又不断削减人数，从而避免使人们认为那个令人误解的师的总数在减少。象这样削减人数的做法，在军事经济学范围内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 1943年，这种通货膨胀的范围空前扩大，以致抵消了德军由于装备质量方面的改进，特别是新“虎式”和“豹式”坦克的生产所带来的好处。每当一个师遭到惨重伤亡后，其先锋部队的人员就大大减少，结果就和管理人数不相称——因为损失主要是由战斗部队承担的。在一个装甲师里，损失最重的通常是坦克和坦克手，其次是步兵成分，最小的是后勤部队。因此，维持这些低于编制水平的师，特别是装甲师，就战斗力而言，是不经济的。如果不把这种消耗量迅速补上，那么部队就会显得大而无当，并且缺乏打击的力量。 由于俄军当时的质量比1942年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数量也大得多，德军的这些困难就显得更其严重了。俄军作战性能的所以有所改进，该归功于从乌拉尔新建立和扩建的工厂，以及从他们的西方盟国那里源源不断的运来的大批装备。俄军坦克的质量至少象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好——大多数德国军官认为要更好一些。尽管他们苦于缺乏例如无线电装备那样的辅助性器材，他们在作战和武器的效能方面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方面，都达到了高水平。俄国的大炮质量优越，还有一种具有杰出性能的火箭炮，而这种武器已在大规模地生产。俄军的来福枪比德军的还要新式，火力较猛，而且大多数的步兵重武器也都是同样优质量的。 最感到不足的是机动车运输工具，这方面最迫切需要的东西，由于美国货车的源源运到而得到了解决。美国大量罐头食物的供应，对部队的灵活机动性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有助于解决俄军的供应问题。由于俄军数量极大，而交通工具奇缺，供应问题已成为它发挥作战能力的障碍。如果俄军不是比任何西方国家军队更加刻苦，习惯于生活上和作战上低标准供应水平的话，这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红军虽然从来没有达到如西方国家军队那样机动的水平，但就其技术条件而言，他们还算比较灵活的，因为他们能在必需品低得多的标准下作战。他们那种原始状态的生活，既是一种不足，也是一种优点。俄国士兵能在别人也许早已饿死的情况下活下去。因此，红军的先锋部队现在有了较多的物资，就具有比较深入的渗透能力，而俄军的大部队只要得到极少的运输工具和粮食，就能紧紧跟上先锋部队。 红军在战术能力方面也大为提高。由于1941年受过很好训练的部队损失很大，1942年的情况曾有过恶化，但到了1943年，日益增加的作战经验，大大地补足了这一缺陷，并为新编的部队提供了一个比战前受过训练的旧部队还要良好的基础。改进是从上级开始的。原来的一批领导人被断然撤换了，这样就使得生气勃勃的年轻一代将领能迅速提升，他们大多数还不满四十岁，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政治上关系较少，专业化程度更高。俄国高级司令官的平均年龄，那时比德国将领要小差不多二十岁。降低了年龄标准，却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活动能力。年轻的领导人同日益成熟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其效果既反映在部队的参谋工作方面，也反映在部队的作战技巧方面。 要不是俄国将领们出于恐惧或为了要取悦于上级而倾向于遇到顽强的抵抗之后还要继续进行无益的强攻的话，那么改进工作会更卓有成效。他们的部队不甘失败，对无法攻克的障碍，往往不惜付出极大牺牲，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猛攻。象这种劳而无功的进攻，因等级制度和军纪的双重关系，成为部队里的一种普遍倾向，而在红军中，由于苏联的具体条件、俄国的传统以及俄国的物力等情况，这种倾向自然而然地显得更其突出。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只有最优秀的司令官才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人力的充裕却鼓励了人力的浪费。与其担冒犯上级的风险，还不如残酷无情地牺牲人命，这样做倒比较容易一些。 总的说来，地域辽阔，大大补救了这种横冲直撞的战术。调兵遣将一般有充分的余地，俄军最高统帅部能够在敌人拉得很长的战线上巧妙地选择薄弱环节。由于当时红军在数量上已取得普遍的优势，最高统帅部在决定集中冲击任何一个地区时，都可指望有四比一以上的优势，而一旦突破口形成，调兵遣将的余地也就更大了。在北部，德军的防守比较严密，阵地也较巩固，因而徒劳无功的正面突击和这种消耗力量的重复突击，是屡见不鲜。在南部，俄军拥有最优秀的司令官和最精锐的部队还有广大的地域可以使他们一显身手。 然而，面对着俄军这种极为明显的优势，德军却仍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来，就证明俄军还远远不能赶上德军在技术上的先进，且不谈战争还能拖延两年，更证实了这一点。1943年春季，双方对战局的展望，都为这种军事上的有利条件所影响。这助长了希特勒的野心，他的军事顾问们甚至抱着这样一种希望，只要能避免重蹈覆辙，形势还是会向有利于德国方面转化的。这却使俄国领导人对他们冬季胜利中所取得的信心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们不会忘记去年冬季胜利所引起的希望业已随着夏天的到来而终于成为泡影。另一个夏天又在眼前了，他们感到，其结局究竟如何难以肯定。 这一难以肯定的心理，可以从再次交锋前的一个重要外交插曲来说明。6月，为了讨论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莫洛托夫在基洛夫格勒(Kirovograd)(当时还在德国战线内)会见了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根据作为技术顾问参与会议的那些德国军官说，里宾特洛甫提出了和平条件，其内容是：俄国未来的边界应沿着第聂伯河这一条线，但莫洛托夫却除了一定要恢复俄国的原有边界外不作其他考虑；他们的谈判由于这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搁浅了，并据说因消息已走漏到西方各大国，后来谈判也就完全告吹。问题的解决只好重新诉诸战争了。 夏季战争的开始比往年任何一年都要迟。在冬季战役结束后，出现了三个月的休战期。这一长期的拖延，至少部分原因是德军在必须为另一次进攻整编其部队和在积蓄其后备部队这些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但同时也是由于他们越来越宁愿等待俄军首先发动攻势以引诱俄军上钩，这样，他们的进攻就可以收到反攻的效果。这种想法终于落了空，这倒并不完全因为希特勒缺乏耐性，而是因为俄国这一次也决定采取同样的钓鱼政策。 德军领导人在事后回忆时认为，如果他们及时把突击部队准备好而提前六周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他们的进攻会取得巨大的胜利。当他们的钳形攻势在深入到一连串布雷区停了下来和他们发现俄军早已把他们的主力平安地撤到后方去时，他们把这一次挫折归咎于俄军在休战间隙期间已经获悉他们的准备情况，因而能采取适当的部署。这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这样一个实际，那就是拿库尔斯克突角作为一个进攻目标来说，实在太显眼了。库尔斯克突角招致德军对其展开钳形攻势，就象德军在奥廖尔周围的毗连突角诱使俄军进行钳形攻势一样地清楚。因此，双方的出击地点，原是无可怀疑的，主要的问题只在于谁先出击。 在这一点上，俄国方面是有过争论的。赞成首先出击的论据是，俄军防线接连在两个夏季里，都被德军的进攻所突破；并且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由于许多攻势顺利展开而产生了信心，俄军领导人便更急于要在夏季采取主动了。反对方面的论据是，1942年5月，铁木辛哥实际上已带头进攻哈尔科夫，6月，这场攻势在那里和库尔斯克之间遭到了惨败。 英国军事代表团新任团长G·勒·Q·马泰尔中将，在5月底与俄军总参谋长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他得到的印象是，主张主动出击的意见占了上风。马泰尔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G. Le. Q. Martel)曾坦率地说，他认为如果在新编的德军装甲部队还未出击以前，他们就发动攻势，那将是自找麻烦，“万一俄国人想要这样干，势必被打得落花流水”。 过了几天，他被询及英国在北非的战术时，他“便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在阿拉曼取得成功，大部分是由于我们让德军装甲部队在我们的防线上化为齑粉，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撞得眼青鼻肿。当他们的出击被我们狠狠地揍过后，我们发动攻势的时候就到了”。在下一次开会时，他觉得俄军总参谋部倾向于这一计划。他趁机把英国的另一个经验教训告诉他们：拉住敌军坦克渗透的“腰部”的两边，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利用一切可用的后备力量猛击突破口的两侧，作为一种间接的阻遏，而不要去正面迎击蜂拥来犯之敌。参看马泰尔：《一名坦率的军人》(An Outspoken Soldier)，211－254页。 在追溯任何一个作战计划的来历时，判明究竟受了什么影响才做出如此决定，通常是很难的，即使所有的文件都能查阅也是如此，因为文件很少记录原始的起因。它们不会表明计划的真正制订者们心中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发展的。许多提出这种或那种思想的人，都容易夸大他们那种思想的作用，而形成那种思想的人们却更偏向于贬低其影响，不管影响会怎么大。在官方，这种情况尤其显著，而在牵涉到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时更为突出。在同盟国中间，正常的情况是，每一个国家都把它所接受的帮助贬到最低限度，而把它所给予别国的帮助，不管是物质上的或者是无形的东西，都夸大到最高限度。因此，历史也未必会更清楚地阐明俄军1943年的作战计划究竟是怎样制订出来的，不过，清楚的一点是，战略制订者们自己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从而可以得出包含在他们所采取的计划中的结论。 意味更为深长的是，采用了守－攻方法所取得的戏剧性的决定效果。 德军的进攻是在7月5日黎明时发动的，对象是库尔斯克突角的两个侧翼。这个突角的正面近一百英里宽；南侧约有五十英里长；北侧则超过一百五十英里，因为它的长度与德军在对面的奥廖尔突角的侧面是相一致的。突角的主要部分，由罗科索夫斯基所部防守着，而瓦杜丁所部的右翼包括南面的一角。 曼施坦因的南翼钳子和克鲁格的北翼钳子，兵力大致相等，但曼施坦因拥有较多的装甲部队。总起来说，投入这次进犯的，共有十八个装甲师和装甲榴弹师。他们占整个作战部队的将近半数——并且是德军在东线所有的几乎全部的装甲部队。希特勒是在进行一次赌注很大的赌博。 头几天里，南翼钳子在某些据点渗入约二十英里——这算不了一次快速的渗入。德军因为遇到深广的布雷区，所以进展缓慢，并且发觉大部分守军已撤至后方，以致他们俘虏的人数少到令人失望。而且，他们所楔入的部队，由于在其腰部遭到顽强抵抗，无法扩张。克鲁格的北翼钳子，渗入的程度更其有限，未能突破俄军的主要防御阵地。经过一周的奋战，装甲师兵力大为削减。克鲁格发觉他自己的侧翼有即将遭到威胁的迹象，大吃一惊，就开始把他的装甲师撤了出来。 与此同时，即7月12日，俄军发动攻势，对象是北部侧翼和奥廖尔突角的“鼻子”。北部的出击，三天之内渗入了三十英里，直指奥廖尔后方，而另一个推进，虽然没有这么深入，却也抵达离城十五英里的地方了。就在此时，克鲁格的脱离出来的四个师赶上前来，正好阻止了俄军北翼，使它不能在横跨从奥廖尔通往布良斯克的铁路线上站稳脚跟。此后，俄军就很难推进，仅依靠兵力上的优势去迫使德军后撤。这原是损失很大的事，幸亏这时候罗科索夫斯基所部从库尔斯克突角出发，在南翼转入进：攻。德军终于在8月5日被赶出了奥廖尔。自1941年以来，奥廖尔不仅是德军前线的一个主要的和最难以攻克的堡垒，而当它未被攻陷以前，仍可能重新成为对莫斯科的威胁。奥廖尔的这一战略地位，和它的经得起考验的力量相结合，便使它成为一个军事上成败得失的象征——因此，它的弃守就会大减德军的信心而大长俄军的士气。 在此期间，瓦杜丁所部向正在撤退中的德军追击，从库尔斯克突角南部的缺口，一直追击到原先的阵线上。8月4日，瓦杜丁沿着这条被削弱了的阵线发动进攻，第二天就收复了别尔哥罗德。他利用敌人兵疲马困的时刻，在下一周内便又长驱直入八十英里，直指哈尔科夫后方及其与基辅的交通线。这种镰割式的打击，开拓了德军整个南线陷于土崩瓦解的前景。十天以后，在瓦杜丁所部左面的科涅夫(Koniev)统率的部队，在哈尔科夫的东南端渡过了顿涅茨河，大有完成对这城市包围之势。科涅夫大胆地选定留博廷(Liubotin)沼泽地作为渡过顿涅茨河的据点，开始威胁德军。 俄军在这两次出击中，不管哪一次，如能挺进到波尔塔瓦(Poltava)这一铁路交叉点的话，那他们不但能围歼哈尔科夫的德军守备部队，而且还会使沿顿涅茨河伸展出来的右臂状的所有德军部队造成混乱。这时，德军的第三装甲军就几乎成了仅剩的可观的后备部队。它和三个党卫军装甲师刚被调往靠近塔甘罗格的米乌斯河，去应付几根“手指头”所遭受的威胁。这时，他们被迅速调回“胳臂”这边来，以便及时遏制对波尔塔瓦周围所造成的威胁。这就使在哈尔科夫的大部分德军得以在8月23日弃守这一城市以前安全地撤走。在其他据点上也一样，被打得精疲力竭的德军装甲师，虽然只剩下微弱的打击力，但毕竟还能抑制俄军大部队的前进。危机已经过去了，局势稳定下来——虽然不是平静无事的。俄军仍在继续推进，但速度放慢了。在他们实行反攻后的六周中，被他们俘获战俘达二万五千人。对这样一次包括许多地区在内的大战役来说，俘虏的总数不算多，这表明，德军阵线的任何一次崩溃，都是局部的和有限的。 8月下旬，俄军的进攻，更大大地扩展了。当波波夫(Popov)的部队逐渐从奥廖尔向布良斯克挺进时，在他们右翼的叶廖缅科(Eremenko)部便开始向斯摩棱斯克进袭。在他们左翼的罗科索夫斯基正朝着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发动一次更深入的冲击，而瓦杜丁所部也正涌往那里。在最南端，托尔布欣(Tolbukhin)渡过了米乌斯河，并迫使敌军放弃塔甘罗格。后来在9月初，马利诺夫斯基向南出击，渡过顿涅茨河指向斯夫利诺，这一侧翼的重兵，迫使德军急忙从顿涅茨河南部那个突出来的“胳臂”处撤退。但是，有意思的是，德军却仍固守着那些用来直接掩护他们长途撤退的据点，并固守铁路线，直到他们的大多数部队从包围中安全逃出来为止。洛佐瓦亚交叉点正好在“膈肢窝”里，直到9月中旬才屈服。 俄军作战的方式和节奏，看来很象1918年福煦发动总攻时的那种情况——对不同的据点，进行一系列交替打击，凡是在打击的据点遇到顽抗而其冲击力被削弱时，就暂时放手让它搁着，每一次打击都旨在为下一次的打击铺平道路，在时间上是彼此呼应和配合的。1918年，这一打法曾诱使德军赶紧向被打击的据点增派后备部队，而同时却又限制了他们及时对下一次打击的据点进行增援的能力。这样，就使德军动弹不得，并且使其逐渐耗尽后备兵力。俄军在二十五年以后却又重复了这一打法，只是条件更有利和形式更有所改进罢了。 对于一支机动能力有限而在兵力上却占优势的部队来说，采取这一种打法是理所当然的。不论在何时何地，每当横的联络线少到不能把后备部队从一个地区迅速调往另一个地区从而帮助个别战役取得成功时，这种打法尤其合适。正因为这种打法意味着每次要突破一个新的阵地，所以这种从“广阔”方面打开局面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向“深入”方面打开局面所付出的代价高得多。这种打法不见得很快就会分胜负、见分晓，然而其结局可能更有把握，只要采用这种打法的部队，拥有足以坚持下去的物质上的相当优势就行了。 在这一反攻过程中，俄军的损失当然要比德军大，但在德军本身的进犯遭到惨重失败之后，那么德军的损失就远非他们所能承担的了。对德军来说，消耗战就是毁灭。由于希特勒不愿意批准任何长距离的后退，撤退是推迟了，但耗竭却加快了。 德军在9月份阵线的薄弱和后备部队的减缩情况，可从俄军进攻速度的加快上反映出来。诸如瓦杜丁、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这些熟练的司令官，都能敏捷地利用德军广阔战线上的弱点。美国卡车源源不断的运到也加快了他们的进攻势头。9月底前，俄军已进抵第聂伯河，不仅在靠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东面的大河曲地方，而且在沿大部分河段一直到基辅附近的普里皮亚特河(Pripet River)一带，都有俄军的踪迹。他们在一大片地区内的很多地方迅速渡河，而且还筑好桥头堡。这样对于德军要凭借广阔的河流作为屏障，在那里进行整休是不利的，而军事发言人竟随便地把这个河流屏障称之为他们的“冬季阵线”。俄军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渡河，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司令官善于利用宽阔地形的特点。把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建立在波尔塔瓦西南的克列缅楚格(Kremenchug)附近，主要是由科涅夫做出决定的，为的是要使渡河在一大片地区内的好多地方——长达六十英里地段上总共有十八处——进行，而不把冲击集中在一条线上。由于在大雾弥漫的掩护下渡河，这就增加了这一次计划中的分散冲击的“意外”成分。瓦杜丁采用了同样办法，使他得以在基辅北面占取了一连串的据点，后来这些据点便连成一片了。 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即使把兵力稀稀落落地分散，德军也已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卫他们整个防线，这迫使他们不得不依靠反攻来阻止敌方扩大其据点。但那不免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政策，因为德军的后备兵力如此薄弱，而攻方的后备兵力又是如此众多。 25日，德军放弃了基辅以北三百英里的斯摩棱斯克，而在一星期以前，他们就已被迫退出布良斯克了。他们正在慢慢地沿着第聂伯河上游一连串堡垒城市——日洛宾(Zhlobin)、罗加切夫(Rogachev)、莫吉廖夫(Mogilov)和奥尔沙(Orsha)，直到德维纳河(Devina)畔的维帖布斯克(Vitebsk)——撤退下来。 在南边远处，德军撤出了库班河上的桥头堡，并渡过刻赤海峡退入克里木半岛，而这个半岛本身，那时由于大陆上的俄军的蜂拥而至，也有被孤立起来的危险。克莱斯特奉命把他的部队从库班河调回来，以接管亚速海和位于扎波罗热(Zaporozhye)的第聂伯河河曲之间的地区。这一决定为时晚了两个星期，因为当他的部队在10月中旬转入新阵地时，俄军已突破了美利托波尔(Melitopol)，整个地区处于动荡不定之中。 在俄军初次渡过第聂伯河后，10月上半月，那段地区比较平静无事，俄军正在增调援军，集积军需品并修建他们赖以进军的桥梁。这些桥梁大多是木桩桥或叉架桥，是用渡河地点附近砍倒了的树木很快造起来的。俄国人真是临时搭桥的能手——就象当年谢尔曼的部队在进军中穿过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两州时搭桥的情况一样。俄军平均每四天就能架一座横跨大河并运输最重辎重的桥。 当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在基辅的时候——预料风暴会在这里发生——下一阶段的突击战却在第聂伯河河曲和基辅之间那一长长地带的偏中地方打响了。科涅夫带着大部队突然从波尔塔瓦西南的克列缅楚格桥头堡杀将出来，并朝南突破了德军大突角的基线。一开始，这里只有少数德军迎战，但曼施坦因很快就派出后备部队兼程赶来，迫使科涅夫放慢了进军速度，从而争取时间使受到威胁的德军从河曲撤退。这些撤出的德军，在克里沃伊罗格(Krivoi Rog)以外的地方，即在他们撤退线以南七十英里和穿过突角的中途点上，帮助友军阻挡了俄军的前进。 但德军在第聂伯河河曲以南的崩溃，还只是付出了部分的代价，因为曼施坦因在克莱施特所部前来接替他，的部队以前，早就被迫把他们撤出这一地区了。俄军利用渗入美利托波尔的机会，在11月第一周就横扫从诺加伊斯克草原(Nogaisk Steppe)直到第聂伯河下游一带，堵住了克里木的出口，把还留在那里的敌军孤立起来。 但是，俄军最后仍然未能实现其在第聂伯河以东围歼“百万敌军”的如意算盘。在以最高速度跟踪追击的两天里，只俘获了六千名俘虏——远比预期的数目少——大部分德军还是赢得了渡过第聂伯河而撤退的时间。自从这次战役开始后的整整四个月中，根据俄方的宣布，总共不过俘获战俘九万八千名，其中半数以上还是伤员。这里有一个显著的矛盾(虽然在同盟军方面只有少数评论家注意到)，俄方曾同时宣布，在这段时期内，有九十万敌军被歼灭，一百七十万敌军受伤。因为任何一次的突破，大部分伤兵往往会落入攻方之手，而且败得愈惨，能逃出的人数也就愈少。更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11月6日宣布，在过去一年里，德军伤亡人数为四百万人。如果这种情况确系事实，即使一半是准确的话，战争也就早已结束了。但是战争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走，不过正在走下坡路罢了。 10月下半月，从基辅地区传来的消息很少，其实俄军正在扩大城北的桥头堡，已使它成为一个广阔的跳板——这个跳板如此之宽，尽可用来发动一次有力的侧翼包围战。这场战争，是瓦杜丁在11月第一周内发动的。他在当时德军伸展得过长的战线上发现了薄弱环节，并突破这些环节而向西部渗入，然后转向内部，切断了基辅郊外的许多道路，从后面夺取了这个城市。德军再一次从包围中溜走，只有六千名俘虏落入俄军之手，但他们却无法挡住俄军的冲击，因为这时由于科涅夫向第聂伯河河曲进攻，德军已将大部分装甲师调到南部去了。 在收复基辅的第二天，俄军装甲部队抵达基辅西南四十英里的法斯托夫(Fastov)。这是一次紧紧追赶的打击。在打垮了这一战线上的抵抗之后，他们在往后的五天内挺进了六十英里，并占领了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东侧剩下的一条横的铁路上的交叉点日托米尔(Zhitomir)。然后，他们向北扩展，于16日占领了科罗斯田(Korosten)交叉点。这时，曼施坦因手头几乎已没有后备力量，德军的抵抗已濒于崩溃，斯大林在6日宣布的“胜利在望”的这个声明有可能提前实现了。 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曼施坦因通知第七装甲师精悍的司令官曼陀菲尔(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叫他尽可能搜集一些部队来增补其残部，并用这一拼凑起来的人马，从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发动一次向上的攻势。曼陀菲尔大胆地采取迂回曲折的做法，轻轻一击便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在19日的一次夜袭中，他粉碎了俄军侧翼，并重新占领了日托米尔，接着，他又向科罗斯田挺进。他把他的部队分成若干小股的装甲队，在广大地区移动，使他的声势显得格外浩大。他们在俄军纵队之间冲杀，切断他们的后方，向他们的司令部和信号中心袭击，这样一来，在他们踪迹所到之处，弄得俄军混乱万分。 曼施坦因趁此良机，便向基辅以西那个仍然引人注目的俄军大突角发动了一次坚决的反攻。他的反攻得到从西线调来的几个装甲师的帮助。曼施坦因的计划是采取钳形攻势——一支装甲部队从西北方向针对法斯托夫发动一次冲击，又从南面发动一次集中冲击。前者是由巴尔克(Balck)的三个师所组成的装甲军担任，其中还包括曼陀菲尔的部队。但那时瓦杜丁的先遣部队，除了得到后备师的支持外，还得到大炮和反坦克炮的大量增援，这些增援越过第聂伯河桥梁源源涌来。德军的反攻，不象第一次那样得到惊人的效果。从地图上看到的德军反攻的威胁，要比在战场上大。这是因为德军不能再象先前那样从突击中得到好处，从而补偿其兵力上的不足，而气候恶劣更增添了困难。12月初，由于泥泞载道，这次反攻就销声匿迹了。接着是休战期，瓦杜丁便趁机把他的部队集结起来，为其日益增强的重兵作好继续向前推进的准备。 有关形势的最恰当的说明，莫过于希特勒无意中的流露，他邀请曼陀菲尔到安格堡(Angerburg)和他一起共度圣诞节，以表示他对曼陀菲尔发动这次挽回颓势的攻势的赞赏，当时他对曼陀菲尔说：“作为圣诞礼物，我将给你五十辆坦克。”这是希特勒所能想到的最好奖赏，而就他目前的物力来说，这可算是一项比较重大的奖赏了。因为那时最强大而最受青睐的坦克师，也不过拥有一百八十辆坦克，并且很少有几个师超过这个数目的一半的。 德军战线的北段，在秋季也处于严重而持续的紧张状态之中，但俄军在这里虽一再展开攻势，然而未能突破第聂伯河上游的德军防线，这条防线上的德军，原是从斯摩棱斯克退下来的。这里俄军之所以受到挫折，是因为现代化防守有它固有的威力，而且这里又不比南方，没有那么多的回旋余地，此外，也是由于他们的目标过于显眼的缘故。 在这些战役中，由于受冰雪的限制，空军的作用不大。这种限制倒减轻了守军从头上来的压力，否则，就会使他们在战场上更加处于挨打的极大劣势。虽然这也限制了守军的空中侦察，但是他们可以推断俄军可能发动的主攻方向，也可以充分利用搜索侦察队去核实情况。 在俄军的进攻中，首当其冲的是海因里希(Heinrici)的第四集团军，这个军用十个已打得精疲力竭的师，坚守着奥尔沙和罗加切夫之间长达一百英里的防线。10月和12月间，俄军发动过五次攻势，每次攻势都持续五、六天，并且每天要冲击好几次。在第一次进攻时，他们动用了约二十个师，当时的德军刚好占据了一个在仓促间建立起来的只有一条壕沟的阵地。在第二次进攻时，俄军动用了三十个师，但那时德军已加强了他们的防线。以后的多次进攻，俄军动用了约三十六个师。 奥尔沙成为俄军集中袭击的重点，该城横跨在莫斯科到明斯克(Minsk)的大公路上，正面阵地的宽度达十二英里。作为一个被袭击的点，它显然具有供应便利和可能乘胜前进的这两方面的优点。但目标既如此明确，德军就能全力以赴地对付它了。德军在这里的防御方法，是值得研究的。海因里希在这一非常狭窄的地区，用了三个半师的兵力，剩下的六个半师，则用来守住他漫长战线的其余部分。这样，他就有适当密度的兵力来保卫这一重要的据点。他的炮兵几乎未受损失，他集中了三百八十门大炮，来守住这关键性地区。第四集团军司令部仅有一名司令官负责留守，因此该司令部对这地区内任何受到威胁的据点是能集中火力去战斗的。同时，这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对在他战线上平静地段的那些师实行“挤奶”的办法，以便在战斗期间给每一个投入激烈战斗的师每天补充一个新的营。采用这个办法，就能经常给隔天的损失以弥补，同时还能给有关的师提供一个完整无缺的可用来反攻的就地后备兵源。由于在几个师内实行一种轮换制度，混合编制的缺点也就减少了——那时每个师包括三个团，每个团包括两个营。战争进入第二天时，派来增援的那个营，就是第一天投入的那个营的“姊妹”营，并且由团的司令部陪同前来；再过两天，第二个完全新的团就会出现在前线；到第六天，原来的师就全被撤换下来，去防守平静地带了，调防的军队就是逐一从那里派去的。 守方以超过六比一的人数劣势，不断取得了对攻方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是一种非凡的成就。这些胜利表明，如果防御性的战略和战术配合得好，战争可以拖延下去，而俄军的力量就会消耗殆尽。但这一前景却被希特勒断送了，他坚持不得到他的许可不准撤退，而他又总是不情愿给予这种许可的。集团军司令官们如果擅自做出决定的话，就有受军法惩处的危险，哪怕是从一个很危险的孤立阵地上撤出一支小分队。这一禁令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致下级军官更是缩手缩脚，动弹不得，据说，营的指挥官连“把站在窗口的哨兵派到门边去”也不敢。高级司令官象鹦鹉学舌似地一再重复这句话：“各人都应在他的岗位上进行奋战。” 这一死板的原则，虽然有助于德军在神经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熬过了俄国的第一个冬天，但终究还是成为一个致命伤——因为德军尽管能克服对俄国冬季的极大的恐惧，但要想占领俄国的辽阔土地，却越来越感到兵力短缺，无法实现。这一死板的原则也限制了司令官们必不可少的灵活性，使他们不能当场做出化险为夷的决定，重新集合他们的部队以实现“后退正是为了更好跃进的”(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原则。 这一死板原则的灾难性后果，曾发生在1943年的南部战线上。1944年，同样的后果又在北部重演，也就是在以前曾证明难以战胜的那段德国防线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