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尔-哈特 伍协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阿修比 cdhyy cdhyy 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上半年，是大西洋之战的最危急时期，但这一忽起忽落的持久战是与整整六年的大战同时并进的。事实上，大西洋之战，可以说，在大战爆发之前就已开始，因为第一批远洋潜艇在1939年8月19日离开德国，驶入大西洋的驻地。到8月底，德国入侵波兰的前夕，已有十七艘潜艇驶离德境，进入大西洋；大约有十四艘近海潜艇驶入北海。 尽管德国迟迟才以潜艇重整军备，可是在大战爆发时，潜艇总数却已达五十六艘(只是其中十艘还不能完全使用)，比英国海军只少一艘。其中三十艘为“北海鸭”(North Sea Ducks)，不适宜在大西洋作战。 9月3日晚上，也就是英国宣战那一天，德国入侵波兰后两天，德国潜艇首次告捷，击沉英国外洋邮船“雅典号”(Athenia)。尽管希特勒特地下令，进行潜艇战非得遵照海牙公约不可，但是，那艘邮船并未得到警告就被鱼雷击沉。潜艇司令官宣称，他认为那艘邮船是武装商船，借此说明他这一行动是正当的。在其后几天里，又有好几艘船只被击沉。 其后，德国在19日取得更大的胜利，“潜29号”在通往不列颠群岛的西航道外，击沉英国航空母舰“勇敢号”(Courageous)。三天前，英国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Ark Royal)险些遭到“潜39号”毒手——不过，这艘德国潜艇立即为英国护航驱逐舰击沉。这类风险显而易见，所以英国将舰队航空母舰撤出德国潜艇的搜索范围。 德国潜艇袭击商船，也取得很大战果。在大战开始的一月，即9月，同盟国和中立国船只共被击沉四十一艘，计十五万四千吨。到年底时，损失的船只已达一百一十四艘，总计四十二万吨以上。此外，普里恩海军上尉(Lieutenant Prien)指挥的“潜47号”，在10月中旬，深入斯卡帕湾(Scapa Flow)的舰队抛锚地，击沉战列舰“皇家橡树号”(Royal Oak)，迫使英国在防务改善前暂时放弃这一主要基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1和12这两个月，英国商船的损失不到前两个月的一半，而且多数是触水雷炸毁的，少数才是被潜艇击沉的。此外，德国潜艇也被击沉九艘，占潜艇总实力的六分之一。德机对英国船只的空袭只是扰乱而已。 在这大战初期，德国海军不仅对潜艇寄予极大希望，对水面军舰也是如此，只是这种希望并未实现。大战爆发那时，袖珍战列舰“格拉夫·斯比海军上将号”(Admiral Graf Spee)在中大西洋严阵以待，其姊妹舰“德意志号”(Deutschland)(后改名为“吕佐夫号”(Lüzow))则在北大西洋，只是希特勒不准这两艘军舰在9月26日前攻打英国运输船只。这两艘军舰都未取得很大战果；“格拉夫·斯比海军上将号”被困于拉普拉塔河(Plate River)口，12月间，被迫自行凿沉。两艘新战列巡洋舰“格奈森脑号”(Gneisenau)和“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在11月间曾出击过一下，但是，在冰岛－法罗群岛(Iceland-Faeroes)海峡击沉一艘武装商船后，便逃回国。当时同盟国船只根据1917－1918年的经验，行驶时已有护航；虽然护航舰不足，极多船只仍然没有军舰护航，可是这些护航舰的威慑作用确实卓有成效。 1940年6月法国沦亡后，英国海运航线面临的危险更为严重。当时，凡是通过爱尔兰以南的船只，都要遭到德国潜艇、军舰和飞机的袭击。除了甘冒极大危险以外，只剩下环绕爱尔兰以北这一条曲折航线——西北航道。即使这条航线，从挪威的斯塔万格(Stavanger)和法国的波尔多(Bordeaux)附近的梅里涅克(Merignac)飞出的德国首批远程飞机，即福克－武尔夫“鹰”(Focke-Wulf FW200“Kondor”)式四引擎飞机，也可以飞到，据情报告，并进行轰炸。1940年11月，这类远程轰炸机炸沉船只十八艘，计六万六千吨。此外，潜艇击沉的船只也大为增加，10月间共击沉六十三艘，总计三十五万吨以上。 当时德国的威胁已咄咄逼人，因此英国撤销大批军舰抵抗入侵的任务，改而派往西北航道。即使如此，英国的海空护航力量还是薄弱得不堪一击。 6月，即战略形势改观的第一个月，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已一跃而为五十八艘，共计二十八万四千吨，虽然7月份略有减少，但是，在其后几个月中，击沉船只的平均吨数却在二十五万吨以上。 在东海岸航线，德国空投水雷造成的损失比1939年最后几个月德国潜艇造成的损失更大，到1940年春入侵挪威和低地国家之后，德国更加张牙舞爪了。 此外。同年秋季，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Admiral Scheer)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北大西洋，11月5日袭击一支从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Halifax,Nova Scotia)归航的护航队，击沉五艘商船和仅有的一艘护航舰。这艘护航舰，即武装商船“杰维斯湾号”(Jervis Bay)，为其他船只赢得逃跑时间而自我牺牲。“舍尔海军上将号”突然开到这条重要护航线上，横贯大西洋的全部航运一时陷于混乱，其他护航队不得不停航两周，直至得悉“舍尔海军上将号”已驶入南大西洋为止。“舍尔海军上将号”在那里找到的目标不多，在“巡弋”四万六千多英里后，于4月1日安然返回基尔(Kiel)时，击沉的船只却达十六艘，共计九万九千吨。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Admiral Hipper)也在11月底闯入大西洋，但在圣诞节黎明时却大为震动，因为攻击一支护航队后不久，就发现护航舰众多，原来那是驶往中东的一支运兵护航队。那些护航巡洋舰，赶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因机器发生故障。不得不驶回布勒斯特(Brest)。2月，从布勒斯特再次出击，取得较大战果，将航行于非洲沿海的一批没有护航的船只击沉七艘。可是，舰上燃料即将耗尽，因而舰长决定驶回布勒斯特。3月中旬，奉德国海军参谋部命令，回国进行较为彻底的整修，正好在“舍尔海军上将号”之前返回基尔。“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的续航力低，这一点已经说明，这类军舰是不适宜袭击商船的，更不用说舰上机器有毛病了。 德国在海战中最有效的武器，除了潜艇和布雷。其次就是为袭击而改装的伪装商船，自从1940年4月以来，伪装商船一直被派作远程巡弋。到那年年底，第一“批”六艘伪装商船已击沉五十四艘商船，共计三十六万六千吨，大都是在远海击沉的。伪装商船的出没或可能出现引起焦虑和混乱，其程度不亚于击沉船只，而德军又巧妙地利用秘密集合点添加燃料或补给，这种威胁就格外严重。袭击舰都驾驶自如，目标选准：其中只有一艘不得不交战，但并未受重创。这些袭击舰舰长，除一人外，都表现得不算野蛮，允许他们所攻打的船上船员有时间上救生船，也不虐待俘虏。 英国皇家海军面对种种威胁，尤其是德国潜艇在通往英国的大西洋航道上的威胁，护航舰源极其紧张，根本无法应付。德国潜艇从布勒斯特、洛里昂(Lorient)和靠近拉罗舍尔(La Rochelle)的拉帕利斯(La Pallice)等法国的大西洋港口出发，可巡弋到西经二十五度，而在1940年夏，英国护航舰只能开到西经十五度左右，约在爱尔兰以西二百英里的地方，其后外洋护航队必须疏散，或者没有护航行驶。即使在10月间，近距离护航舰也只能一直开到西经十九度左右，约在爱尔兰以西四百英里的地方。不仅如此，一般护航舰只是一艘武装商船，直到该年年底，平均护航力量才能增加到两艘。只有驶往中东的护航队，才得到比较强有力的保护。 这里应当指出，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是大西洋护航队的西部主要终点；装载食品、石油和军火等物资的归航护航队，由加拿大驱逐舰护送第一程，约三四百英里，然后由远洋护航队接替，直至护航队到达西航道防护较好的地域。 1940年春季出现的小型护卫舰(Corvette)，在解决护航问题上帮了大忙、这种小船排水量仅仅九百二十五吨，碰到狂风暴雨，总是累得船员筋疲力尽；由于速度不够快，在水面上无法超过德国潜艇，甚至也无法赶上，但是，在各种气候中，都非常英勇地完成护航任务。 丘吉尔经过两个月的说服工作，在9月间同罗斯福总统达成协议，这为解决护航问题帮了更大的忙。根据协议规定，英国将大西洋西岸的八个基地租与美国九十九年，用以换取美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剩余的五十艘旧驱逐舰，虽然这些驱逐舰将要报废，必须配备潜艇探测器后方可使用，但是不久后就能为护航问题和反潜艇战做出重大贡献。此外，这一双边转让，也使美国得以准备基地以保护远洋和近海运输，也是这一大中立国卷入大西洋之战的第一步。 冬季一到，再加天气恶劣，护航队和护航舰的困难当然增多，德国潜艇的活动当然也有所减少。到1940年7月，德国数据表明，自从大战开始以来，潜艇实力已增加百分之五十，当时已有二十七艘被毁，尚余五十一艘。到1941年2月：可以作战的总数下降到二十一艘。但因为有了法国海军基地；德军尽管总兵力有所减少，仍可在海洋中保持较多的潜艇，也可以在远洋航线上使用较小的潜艇。 另一方面，意大利海军对争斗的贡献确实微不足道。虽然意大利潜艇从8月起就在大西洋活动，到11月，至少有二十六艘在大西洋出没，但实际上毫无战果可言。 在冬天，主要是因为天气恶劣，德国潜艇战的压力有所减轻，但是，到1941年初，却又恢复原状，另一方面，邓尼茨海军上将(Admiral Donitz)采用了“狼群”(Wolf-Pack)战术——不是个别行动，而是几艘潜艇联合作战的战术，潜艇战的压力就格外增加。这种新战术于1940年10月开始采用，在其后数月中得到发展。 这种作战方法是这样的：护航队的所在地点经大致确定后，岸上潜艇统帅总部便通知就近的潜艇群，潜艇群便派遣一艘潜艇去搜寻、跟踪这支护航队，并且用无线电“引导”其他潜艇向护航队进发。潜艇一到场集合，就抢占护航队的上风，在水上发动夜袭，一连攻打数夜。白昼时，潜艇完全避开护航队和护航舰。在水上进攻时，其速度超过多数护航舰。水上夜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曾有过，邓尼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部著作中也曾谈到他将如何运用这一战术。 这种新战术完全出乎英军意外，因为他们考虑的主要是水下袭击，一味相信潜艇探测器，探程约为一千五百码的水下探测器。潜艇探测器不能发觉护航队附近象鱼雷艇那样在水上活动的潜艇；潜艇在夜间活动时，护航舰实际上象眼睛蒙住一般。因而，德国这样利用在水上的潜艇进行夜袭，就完全打乱英军为潜艇战所作的准备，并使之惊惶失措。 对付这种新战术的最好机会，是在于及早探出充当“联络员”(Contact-Keeper)的跟踪潜艇所在，并予以驱逐。如果护航舰能够迫使潜艇下潜，潜艇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潜望镜在夜间是不起作用的。对付夜袭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是把海面照亮。最初是依靠照明弹和火箭的闪光来照亮，但后来为一种效力更大的所谓“雪花”(Snowflake)照明器所代替。这种照明器在使黑夜变为白昼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用于护航队护航和反潜艇巡逻的飞机上还装置一种以发明人之名命名的“利光”(Leigh Light)强力探照灯。更重要的是发展雷达以补充视力观测。在使用新仪器的同时，还对护航舰和护航舰群进行更充分的训练，并大力改进情报机构。 这一切改进却要花费时间，而幸运的是，这个时期德国潜艇为数不多，使新的“狼群”活动有所限制。据邓尼茨海军上将在大战前的估计，如果英国采取全球护航系统，德国就要三百艘潜艇才能取得决定胜负的战果，而在1941年春季，德国作战力量只达到这个规模的十分之一。 英国所以格外幸运，是因为德国其他战舰和飞机袭击的商船在3月份达到新高峰。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以及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脑号”击沉或俘获十七艘船只，远程轰炸机炸沉四十一艘，潜艇也击沉四十一艘——由于种种原因，击毁的船只共计一百三十九艘，达五十余万吨。 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在3月22日到达布勒斯特后，却因英国空军在4月间炸毁这港口而在那里动弹不得。 刚过5月中旬，德国新战列舰“俾斯麦号”(Bismarck)随带新巡洋舰“欧根亲王号”(Prinz Eugen)，驶入大西洋以加重威胁。英国情报处干得出色；5月21日清晨，伦敦就得到这两艘德舰在卡特加特(Kattegat)海峡的警报，同日傍晚，海防统帅部飞机在卑尔根附近发现这两艘德舰。霍兰海军中将(Vice Admiral L. Holland)指挥的战列巡洋舰“胡德号”(Hood)和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立即从斯卡帕湾出发，预期两舰将在冰岛以北迂绕航行，就那航道加以拦截。第二天傍晚，空中侦察发现两舰已不在卑尔根地区后，托维海军上将(Admiral Tovey)指挥的主力舰队也从斯卡帕出发，朝着同一方向航行。23日傍晚，巡洋舰“诺福克号”(Norfolk)和“萨福克号”(Suffolk)，在丹麦海峡——冰岛以西和格陵兰以东的冰原边缘之间发现那两艘德舰。当时霍兰海军中将的舰队已靠近丹麦海峡的南端。 在纸面上，这支舰队有一大有利条件，因为四万二千吨的“胡德号”名义上是双方海军中的最大军舰，装有八门十五英寸大炮，并伴有新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排水量三万二千吨，装有十门十四英寸大炮)。但是，在1920年华盛顿条约签订以前建造的“胡德号”，根本没有彻底现代化——1939年大战一爆发，海军部就只得取消同年3月的决定，即在纵横等方面改善其装甲保护；而“威尔士亲王号”却新得连舰上武器都没有经过彻底检验。事实上，当时舰上还有一些克莱德河两岸地区造船工人。德舰虽应恪守条约上规定的吨位限制——战列舰为三万五千吨，重型巡洋舰为一万吨——但实际排水量，一为四万二千吨左右，一为一万五千吨左右，这样，实际的装甲保护才能超过外表的厚度。此外，舰上主要武器(“俾斯麦号”的八门十五英寸大炮和“欧根亲王号”的八门八英寸大炮)虽不够好，但还不碍事，这不仅是因为“威尔士亲王号”的大炮有缺点，德方的测距设备优良，也是因为英舰是仓卒投入战斗的。 上午5时35分，即在日出前一小时，晨光熹微中，德舰被发现，5时52分，英德四舰一齐开火——间距约二万五千码(十四英里)。英方领队是“胡德号”，两艘德舰集中火力对付。“胡德号”除了是旗舰外，也最不堪攻击，尤其不堪俯射炮轰(Plunging fire)——这也是设法尽快靠近敌舰的原因。双方近得几乎两头相接，因此，英舰后炮塔无法瞄准德舰，而德舰却能利用所有舷炮一齐射击。德舰的第二、三次齐射终见功效，效果极大，以致“胡德号”在上午6时爆炸，不出几分钟就沉没——一千四百名船员只有三名死里逃生。这不由人悚然想起二十五年前英国战列巡洋舰在日德兰的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两国舰队于1916年5月31日在日德兰半岛以西发生海战，德国舰队获得战术上的胜利。 当时两艘德舰已能集中火力对付“威尔士亲王号”。“威尔士亲王号”也在几分钟内中了“欧根亲王号”的三炮，还中了“俾斯麦号”的炮弹而受伤。因此，上午6时13分，“威尔士亲王号”舰长英明地决定中止战斗，在烟幕的掩护下掉头后撤。当时距离已缩至一万四千六百码。指挥两艘巡洋舰的韦克－沃克海军少将(Rear Admiral Wake-Walker)，自从霍兰死后，现已指挥整个舰队，他批准这一决定，并决定，在托维指挥的主力舰队赶到之前，只要不离敌舰左右就行。当时那支主力舰队大约在三百英里外，由于晨间能见度较低，赶上德舰的希望不大。因而，午后不久，托维一听到“俾斯麦号”已改变航线，速度已降到约二十四海里，他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原因是，在晨间短暂交锋中，“威尔士亲王号”曾两次击中“俾斯麦号”。其中一次引起漏油，其燃料持续力因而降低；德国海军上将吕特晏(Admiral Lütjens)只得驶向法国的一个西部港口，而不再侵入大西洋——也不趁几支英国舰队从四面驶来拦截之前折回德国。 当天下午，托维派遣柯蒂斯海军上将(Admiral Curties)指挥的第二巡洋舰中队和那艘装载一船战斗机、即将驶往地中海的航空母舰“胜利号”(Victorious)，开至离“俾斯麦号”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距离近得可以出动“胜利号”的九架鱼雷轰炸机。晚上10时，这九架飞机在恶劣天气中起飞，大费周折才找到“俾斯麦号”，但在午夜后不久终于一连发动几次袭击。虽然命中一次，这艘厚装甲的战列舰却没有受重创。在25日一早，还设法潜逃，使那几架追踪飞机在那一天白费力气，再也找它不到。 直到26日上午10时30分，海防统帅部的一架卡塔林纳式巡逻飞机，才在离布勒斯特约七百英里的地方发现“俾斯麦号”，并作了报告。托维那支四下散开的舰队当时部署不当，在“俾斯麦号”到达隐蔽处之前，来不及赶上，再加，燃料也行将告罄。但是，从直布罗陀开来的萨莫维尔海军上将(Admiral Somerville)的H舰队当时正好近得足以拦截“俾斯麦号”。何况这支舰队中还有大型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第一次出击没有成功；晚上9时左右发动的第二次出击比较成功。发射的十三枚鱼雷有两枚击中目标。虽则一枚鱼雷击中“俾斯麦号”的装甲带(armor belt)，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可是另一枚鱼雷却击中右舰尾，打坏螺旋桨，击毁舵齿轮，卡住方向舵。这确是致命的一击。 维安上校(Captain Vian)的驱逐舰都坚守阵地，并在夜间继续施放鱼雷；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King George Ⅴ)和“罗德尼号”(Rodney)都开到场，用重炮发射穿甲弹，轰击那艘已受重创的“俾斯麦号”达一小时半之久。到10时15分，“俾斯麦号”已成一团火焰。于是英国战列舰奉托维之命，都在德国潜艇或重轰炸机前来危害之前先行撤退，留下巡洋舰来收拾那艘正在下沉的军舰。“多塞特郡号”(Dorsetshire)用三枚鱼雷完成这个任务，“俾斯麦号”于10时36分没入波涛。 “俾斯麦号”在沉没之前，至少中了八枚鱼雷，也可能是十二枚，外加不少重磅炮弹，但没有打沉。这是对其设计人员的非凡赞美。 “欧根亲王号”于24日离开“俾斯麦号”，到中大西洋加油，但加油后，引擎发生故障，因此，舰长决定不再远航而驶向布勒斯特。虽则驶往那港口时已为英方发现，但仍于6月1日安全到达。 然而，1941年5月这些戏剧性事件，终于标志出德国计划并努力动用水上舰艇来赢得大西洋之战的高潮，也是最后的失败。 德国潜艇战持续的时间长得多，并成为一大威胁，只是时起时伏而已。 德国潜艇在5月份击沉船只的数字大幅度上升，6月份再次达到三十余万吨的高峰——说得确切些，是六十一艘，共三十一万吨。这等于一支大规模护航队的船数。值得注意的是，水手都没有被吓得不敢上船；船上也从不缺船员。 不过，那年春季，许多制止德国潜艇活动的重要因素开始起作用。3月11日，美国租借议案成为法律；同月，美国以驱逐舰和水上飞机建立“大西洋舰队火力支援舰群”(Atlantic Fleet Support Group)。4月，美国海军部队巡逻的美洲“安全地带”(Security Zone)自西经六十度向东延伸到二十六度。 也是在3月份，美国在格陵兰东海岸开辟空军基地，并在百幕大群岛(Bermuda)修建军事设施。5月份，美国海军接管纽芬兰东南部阿根夏(Argentia)的租借地。7月初，美国海军陆战队接替英军驻守冰岛的雷克雅未克(Reykjavik)，从此以后，便由美国海军部队保护往来冰岛的美国船只。美国在大西洋的“中立”，显然越来越不中立了。英国船只早在4月间就已获准在美国船坞整修；租借法案项下的战舰和商船也已开始建造。 与此同时，加拿大在大西洋争斗中越来越减轻英国的负担。一支加拿大护航舰队在6月建立，并以纽芬兰圣约翰斯(St. John's)为基地。加拿大皇家海军现在负起东至冰岛以南一集合地的大西洋反潜艇护航任务。这样，英国海军部的全线护航计划才可能实现。 1941年夏，加拿大和英国的护航舰在西经三十五度左右的中大西洋会合点会合(Mid Ocean Meeting Point)，并交接护航队。冰岛护航舰和西航道(Western Approaches)护航舰在西经十八度左右的东大西洋会合点(Eastern Ocean Meeting Point)会合和交接。 从7月份起，近距离护航舰群一路伴随直布罗陀护航队到达直布罗陀；塞拉利昂(Sierra Leone)护航队也有护航舰沿着西非海岸全航线护送。 当时一支护航队平均可得到五艘护航舰护送。四十五艘船只的一支护航队四面八方要保护的范围远达三十英里。虽然如此，每艘护航舰的潜艇探测器从左到右也只能扫视一英里，所以仍有不少大空隙，德国潜艇可由此渗入而不被发觉。 至于空中掩护，从春季起增添了租借法案项下的卡塔林纳式水上飞机，空中掩护的范围就远至不列颠群岛以外七百英里左右(迫使德国潜艇撤离西航道)，远至加拿大以外六百英里以及冰岛以南四百英里。可是，中大西洋仍有三百英里左右的空隙，美国解放者式超远程飞机固然能掩护这个空隙，但直到1943年3月底才经常有供应；到4月中旬，也只有四十一架服役。 这期间，德国潜艇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到1941年7月，有六十五艘可以使用，10月份有八十艘。9月1日德国潜艇总实力为一百九十八艘——而到那时为止，损失为四十七艘。总之，新潜艇服役的速度远远超过被击沉的速度。此外，德国潜艇造得更坚固了。事实证明，其焊接耐压船体比包薄钢板的英国铆接船体更难破坏。深水炸弹必须在比以前近得多的地方爆炸，才能炸沉这种潜艇。 9月间，四支护航队都因缺乏充分空中掩护而遭受重大损失。 但是，在罗斯福和丘吉尔8月会谈之后，罗斯福总统批准周密规划的美国“第四号西半球防务计划”，9月间，两国海军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根据这个计划，美国海军获准护送非美国船只，并为某些大西洋护航队开始提供护航舰，向东护送到中大西洋会合点，而这会合点已向东移至西经二十二度左右。 这样，英国在不列颠群岛和中大西洋会合点之间提供充分护航舰的棘手问题就此缓和。到年底时，已增加到八个特混舰群，每群有三艘驱逐舰和约六艘小型护卫舰，此外还有十一个特混舰群，每群有五艘驱逐舰，名义上是后备队，凡是护航队遇到不测时，就去增援其护航舰，或者留作对付德国潜艇的集中射击，但主要是忙于例行任务。 10月份，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降到三十二艘，计十五万六千吨。值得注意的是，在海防统帅部基地四百英里内没有任何船只被击沉。这表明德国潜艇不愿进入远程侦察机和轰炸机掩护的地带，虽则击沉船数所以下降，也是因为德国潜艇被派到地中海去支援隆美尔在北非的作战。 11月份，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再次下降，略高于10月份总数的三分之一。12月份，在北大西洋击沉的船只更少。不过，日本参战后，远东方面却损失严重，由于种种原因而击沉的船只，共计二百八十二艘，近六十万吨。 在西方，1941年下半年德国远程轰炸机已比德国潜艇威胁更大，对直布罗陀护航队的威胁尤其严重。英国就此认识到用战斗机近距离支援护航队的必要性，因而在6月间采用第一艘载有用弹射器发射(Catapult Launched)的战斗机的护航航空母舰(Escort Carrier)“无畏号”(Audacity)。在12月间顺利保卫返航的直布罗陀护航队时，这艘军舰起了主要作用，虽则战斗九天后就被击沉。 那年年底，可以使用的德国潜艇总数为八十六艘，大约还有一百五十艘在训练或试验中。但因当时有五十艘在地中海或地中海航道，留在北大西洋使用的就只有三十六艘。6月间在北大西洋扫荡补给船的结果，有九艘遭到截击，并使德国潜艇撤离南大西洋。在1941年4月至12月那九个月中，德意两国潜艇总共击沉船只三百二十八艘，计一百五十七万六千吨，不过，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护航队中的船只。而且，损失的三十艘潜艇中，有二十艘是护航舰击沉的。显而易见，由于护航力量较强，航向又扑朔迷离，英舰暂时占了德国潜艇的上风， 在这里大致谈一下1942年初的护航情况，倒不无益处。海军上将珀西·诺布尔爵士(Admiral Sir Percy Noble)指挥下的西航道统帅部有利物浦、格里诺克(Greenock)和伦敦德里(Londonderry)等三大作战基地，控制着二十五个护航舰特混群，约计七十艘驱逐舰和九十五艘小舰艇。 护航舰共分四类：(1)为中东护航队和北冰洋护航队第一段航程护航、并为邮船开始运送美军横渡时护航的续航力低的驱逐舰；(2)为自西大西洋会合点到英国的北大西洋护航队护航、并为直布罗陀护航队护航的远程驱逐舰和小型护卫舰；(3)为塞拉利昂护航队主要航程护航的远程小护航舰(Sloops)、驱逐舰和快艇(Cutters)；(4)为德国轰炸机所及范围内的护航舰提供支援，并为北冰洋护航队和直布罗陀护航队护航的防空特混舰群。 此外、还有在直布罗陀为当地护航的相等于两个特混舰群的护航队，以及一小队驱逐舰和约二十四艘小型护卫舰组成的弗里敦(Freetown)护航舰队。主要由加拿大海军提供护航舰的纽芬兰护航舰队，有十四艘驱逐舰和约四十艘小型护卫舰，外加为当地护航的二十艘其他船只。 但是，前景逐渐好转的大西洋之战，在1942年初却遭到重重障碍。一是缺乏飞机。菲利普·儒贝尔·德拉费尔泰爵士(Sir Philip Joubert de la Ferté)在上一年夏季接管海防统帅部时，曾经估计大约需要各种类型的飞机八百架，并且特别强调远程轰炸机的重要性。不过，在新年里，为了空袭德国，海防统帅部的轰炸机都调给轰炸机统帅部(Bomber Command)，新飞机也全部分配给后者。为孰先孰后问题引起的争吵越演越烈。此外，海军航空兵为己订购的三十一艘新护航航空母舰争取战斗机，也在大费周折。 另一障碍是，美国为英国建造的新快速护航舰(Frigates)的服役日期不如预料的那么快。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时在优先建造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所需的登陆艇。美国仍旧希望这种登陆艇如果不在1942年下水的话，也要在1943年下水。多半是因为优先建造登陆艇的缘故，英国在大西洋之战中还是无能为力，船只才进一步遭受重大损失。 第三障碍起自1942年最初几个月，在于美国海运上遇到困难——这困难不仅起自太平洋，在于珍珠港罹灾，而且也起自大西洋，在于德国潜艇扩大活动和美国船只因此而遭到损失。 邓尼茨海军上将和他的参谋，在1942年5月估计，要打败英国。平均每月必须击沉七十万吨船只。他们知道1941年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虽则他们并不知道每月平均数实际上不过十八万吨。可是，他们认为，美国一参战，他们在西大西洋就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并有更多机会找到没有护航的目标。 德国只能派遣为数不多的潜艇去美国沿海活动，但是这些潜艇的战果却大得相去悬殊。原因是，美国海军将领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海军将领一样，迟迟才出动护航队，而且是出于无奈。美国也是迟迟才采取其他预防措施，航道灯光标志和无限制使用船上的无线电，为德国潜艇提供了一切方便。迈阿密等沿海胜地，在夜间长达数英里的海滩上依然一片霓虹灯光，把滨海区照得雪亮，在此衬托之下，船只轮廓分明。白昼，德国潜艇潜在近海岸的海底，而夜间则升起水面，用大炮或鱼雷袭击。 在美国沿海活动的德国潜艇，虽然最多也只有十二艘左右，但是到4月初击沉的船只却近五十万吨，其中百分之五十七是油船。 这对英国的处境影响极大。美国海军不得不把护航舰只和飞机撤退到美国的沿海水域，而英国商船历尽艰险，渡过大西洋之后，在美国水域中却成为敌人唾手可得的战利品。 邓尼茨海军上将大受鼓舞，凡是可以派遣的潜艇，他都想派往美国海岸。同盟国真是幸运，在这个关键时刻，希特勒的“直觉”竟来助一臂之力。在1月22日的会议上，希特勒宣称池坚信挪威是“决定命运的地带”，并且坚持所有可以利用的水面战舰和潜艇都要派到那里去阻挡同盟国入侵。三天后，邓尼茨接到一项完全出乎意外的命令，要他首批派遣八艘潜艇去掩护挪威的海上航道，新战列舰“蒂尔皮茨号”也于1月间开往挪威，随后开去的有“舍尔海军上将号”、“欧根亲王号”、“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和“吕佐夫号”。 丘吉尔的预见是有道理的，因为4月间他曾吩咐英国三军参谋长研究是否可能在挪威登陆，目的是在于解除德国对北冰洋护航队的压力，但是他们因为美国的缘故而格外疑虑，这个计划也就始终没有完成。 同盟国的另一件幸运事是，1941－1942年的冬季奇寒，德国潜艇在波罗的海的训练就此延误，以致在1942年上半年总共只有六十九艘潜艇整装待发。其中二十六艘终于派往挪威北部，二艘调到地中海，十二艘补充损失，所以：在大西洋的只有二十九艘。 即使事实如此，轴心国潜艇击沉的船只还是逐月上升——2月份接近五十万吨，3月份超过五十万吨，4月份降到四十三万吨，但5月份达到六十万吨，6月份击沉的船只达到七十万吨这一不吉之数。到6月底为止的半年中，由于各种原因而沉没的船只总计四百一十四万七千四百零六吨，其中被潜艇击沉的达三百余万吨——内中近百分之九十是在大西洋和北冰洋击沉的。直到7月份为止，多亏全面改进反潜艇的方法，再加美国采用护航制度，每月为潜艇击沉的船只才降到五十万吨以下。 1942年夏季形势的好转，原来是虚幻的。到8月份，德国新造的潜艇一出现，总兵力便升至三百余艘，其中约有半数可以使用，计有格陵兰岛沿海、加拿大沿海、亚速尔群岛(Azores)沿海、西北非沿海、加勒比海一带和巴西沿海的潜艇群。8月份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再次超过五十万吨大关。在其后几个月中，在特立尼达(Trinida)附近取得分外丰硕战果，因为那里仍有许多船只独自航行。就政治角度和总战略方面来说，有一行动用意较不明确，就是在8月中旬击沉五艘巴西船，因而巴西立即宣战。同盟军由于使用巴西基地，才能更有力地控制整个南大西洋，并且从此赶走水上袭击舰。 然而，这已不象早先那样至关紧要，因为当时德国在远洋袭击商船的武装商船，已由新的大型潜艇替而代之。这种潜艇就是活动半径达三万英里、排水量为一千六百吨的所谓“潜水巡洋舰”(U-Cruisers)、 当时德国潜艇非但在大量生产，而且还能下潜得更深，深至六百英尺，情况紧急时，甚至还能潜得更深——这一优点不久却又无足轻重，因为深水炸弹都在更深处爆炸了。德国潜艇也因为新的潜水油船可以在海洋上加油，再加无线电情报效率不断提高而得到好处，不仅如此，当时德军还能识破英军指挥护航队的不少密码暗号，正如1940年8月前一样。 另一方面，新的十公分波长雷达装置(德国潜艇是侦听不到的)，是英国科学家的最卓越成就。1943年初，飞机全面使用了这种雷达，再加用上“利光”，同盟军在夜间或能见度很低时，便重新取得主动，挫败德国潜艇的一公尺半波长雷达搜索接收机。 邓尼茨记录那个时期的战争日志，说明他非常忧虑这个新的英国探测设备的效能，也担心东大西洋中英国飞机数量的增加。 在整个战役中，邓尼茨都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战略家，经常找寻对方弱点要害，遇到对方防守薄弱时，就倾全力出击；从战役一开始，他就一直掌握主动，同盟国的反潜艇舰队总是落后一步。 1942年下半年，邓尼茨的作战计划集中在格陵兰以南没有空中掩护的地区，其目的是，在同盟国护航队到达这个地区之前，就找出其所在位置；在同盟国护航队横渡这个地区时，就倾全力出击攻打；在飞机恢复掩护之前，就先行撤退。 再者，到秋季，邓尼茨已有足够数量的潜艇，一有机会，就可以听任“狼群”主动出击。 因而，白7月起，德国潜艇的压力不断增加，11月份击沉的船只高达一百一十九艘，计七十二万九千吨。不过，大部分是在南非洲或南美洲沿海，不随护航队，独自航行时被击沉的。 由于那年秋季英美在西北非登陆这一“火炬作战计划”付之实施时少不得海军，对护航舰的需要就随之而增加。直布罗陀、塞拉利昂和北冰洋等三护航队不得不暂时停航。从冰岛运送美军到英国的运兵船护航队，也需要护航舰。这种快速护航队至少要有四艘驱逐舰来护送三艘运兵船。 不需护航的，只有“玛丽女王号”(Queen Mary)和“伊丽莎白女王号”(Queen Elizabeth)这两艘八万吨巨型邮船改装成的运兵船，其装载量为一万五千余人——等于大半个师。两船的速率超过二十八海里，除了航程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外，任何驱逐舰都无法随同航行，因此只有靠快速行驶，外加采取迂回曲折和不断改变的航线，才能确保安全。这个冒险策略非常成功，从8月起，这两艘邮船多次横渡大西洋，都没有一艘潜艇能设法拦截。 一般说来，无论提供多少海军护航和空中掩护，都赶不上也无法赶上威胁日益增强的德国潜艇产量。当时每月服役的德国潜艇平均为十七艘左右，1942年底共有三百九十三艘，其中作战的为二百一十二艘，而1942年初共有二百四十九艘，其中作战的为九十一艘。被击毁的潜艇中共有八十七艘德国潜艇，二十二艘意大利潜艇——这个总数远远不足以抵消建造的数量。 那一年，轴心国潜艇在所有水域中击沉船只一千一百六十艘，计六百二十六万六千吨——而敌人的其他武器则使船只损失总数增至一千六百六十四艘，计七百七十九万吨以上。 虽然同盟国方面有七百万吨左右的新船服役，可是自从大战爆发以来，年年帐目上都出现逆差，即使有了上述的一批新船，还是又留下一笔近百万吨的赤字。那年英国进口量降到三千四百万吨以下，比1939年少三分之一。特别是，英国商船燃料舱储用燃料的贮存已低到仅仅三十万吨的危险点，而每月消耗为十三万吨。虽然可从海军储备中提取燃料以补不足，但不到十分危急时刻，是不应采取这种办法的。 因而，1943年1月在摩洛哥海岸卡萨布兰卡召开的同盟国会议安排下一步同盟军战略时，面前放的是一张极其令人不安的商船吨位资产负债表。在克服德国潜艇威胁和赢得大西洋之战前，进犯欧洲，要取得成功，是不切实际的。大西洋之战已同1940年的英国之战一样，成为决定全局的一战。胜负成败基本上取决于哪一方在物质上和心理上能支持得更久。 司令官的更迭影响了战斗。11月海军上将珀西·诺布尔爵士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海军代表团团长，从而在美方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成为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代表，他在担任西航道总司令的二十个月任期内，曾花不少力气来改进反潜艇措施，还尽力表明他了解护航舰船员和空勤人员的疾苦，同他们保持密切交往来提高士气。幸而其后任选得恰当。此人是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爵士(Admiral Sir Max Horton)。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个杰出的潜艇司令官，从1940年初以来，就一直指挥英国本土基地的潜艇。他精通潜艇，熟悉潜艇人员，而且干劲十足，想象丰富，这一切他都在反潜艇战中发挥出来。这种种长处合在一起，他就可以同邓尼茨旗鼓相当。 霍顿的计划是要对德国潜艇展开更强大和更集中的反击。小型护卫舰和其他小艇的速度不够快，同德国潜艇战斗时无法坚持到底，因为一旦追击过远，就赶不上正在护送的护航队。所以需要更多单独行动的驱逐舰和护卫舰来支援护航舰，在同德国潜艇接触之后，可以追击到底。为此目的，早在9月份就已开始组织火力支援舰队，霍顿就任后马上加强组织，池甚至还为此减少近距离护航舰群。他的用意是，动用几支新组成的火力支援舰队和舰载机在护航舰和超远程飞机的合作下，在中大西洋对敌人出其不意地发动一次协同反击。他强调火力支援舰队不应浪费时间四下搜索德国潜艇——这是过去失策之处。发现德国潜艇的所在，应在护航队附近；火力支援舰队应同护航舰群密切合作。每一护航舰群进入格陵兰的空中掩护空隙时，就应派遣一支火力支援舰队去增援，一有可能就要派飞机去增援。他认为德国潜艇受惯护航队方面来的攻击，一旦遇到火力支援舰队从四面八方开来进攻，就会招架不住。 在德方，由于除夕那天从阿尔滕峡湾(Altenfiord)出击的“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吕佐夫号”和六艘驱逐舰对北冰洋护航队进攻无效，希特勒非常愤怒，这也带来了重大后果。他不胜厌恶地表示他“痛下决心”解散大军舰。结果雷德尔海军元帅(Grand Admiral Raeder)在一个月后辞职，邓尼茨继承海军总司令，同时保持潜艇司令的头衔和职位。邓尼茨对付希特勒较有一手，终于得到希特勒同意，把“蒂尔皮茨号”、“吕佐夫号”和“沙恩霍斯特号”留在挪威作为“一支相当强大的特混舰队”。 在12月和1月间，大西洋暂告平静，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下降到仅仅二十万吨，这主要是因为狂风暴雨的缘故。但是护航队中的商船，特别是马力较小的商船，却被击溃，并遭重创，平静就不成其为平静了。 2月份，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几乎增加一倍，3月份则达一百零八艘，计六十二万七千吨——因而再次接近1942年6月和11月的高峰数字。最令人忧虑的是，将近三分之二被击沉的船只是随护航队航行的。3月中旬，三十八艘潜艇，集中攻击两支凑巧近在一起的返航护航队，在20日空中掩护恢复之前，总共击沉船只二十一艘，计十四万一千吨，而德国潜艇仅损失一艘。这是大战期间最大的护航战之一。 英国海军部事后记载道：“德军从来没有象1943年3月前二十天中那样近乎切断新旧世界之间的交通。”不仅如此，海军参谋部竟还禁不住疑惑，不知能否再把护航队看成并用作有效的防御系统。 但是，在3月的最后十一天，那关键性一月的最后三分之一日子，形势大变。在北大西洋被击沉的船只仅仅十五艘，面前二十日却为一百零七艘。4月份的损失减少一半，5月份还要少得多。马克斯·霍顿的协同反攻已收到效果，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3月份最危急的时刻，美国要求退出北大西洋护航系统，而去负责防卫南大西洋航线，特别是通地中海的一段航线，他们还放心不下太平洋。不过，实际效果不大。美国政府把第一艘火力支援舰队航空母舰交给英国指挥，并且提供极其重要的解放者式超远程飞机。因此，从4月1日起，英国和加拿大主管美洲大陆和英国之间的所有护航队。 1943年春，德国潜艇在一系列的护航战中遭到失败，损失惨重。5月中旬，邓尼茨颇有眼力地报告希特勒：“我们正面临潜艇战中最大的危机，因为敌人凭借新的探测装置……使战斗无法进行，并使我们损失惨重。”原因是，5月份德国潜艇的损失增加一倍多，使海上的损失率提高到百分之三十——这一损失率是不能持久的。因此，邓尼茨在5月23日从北大西洋撤回潜艇，直至有新武器可以使用为止。 到7月，同盟国商船建造的数量已超过击沉的数量。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德国潜艇攻势已遭挫败的证据。 不过，今日回顾起来，英国在3月间差一点打败，这是显而易见的。英国所以遇险，主要是因为缺乏保护护航队的远程飞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从1月到5月，有飞机护送时，在大西洋，只有二艘随护航队航行的船只被击沉。一旦护航队得到这种充分的空中掩护，尤其是解放者式远程飞机的掩护，德国潜艇就越来越难进行“狼群战”。当时随时都可能突然发现一架飞机在其上空，指挥一支火力支援舰队开往其阵地。 但其所以如此，正如邓尼茨认识并强调的，德国潜艇侦听不到的新的十公分波长雷达，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反潜艇火箭装置“刺猬弹”(Hedgehog)之类的新武器和重磅深水炸弹也起作用。发挥作用的，还有1942年初为发展对付德国潜艇的最好战法而建立的西航道作战部队(Western Approaches Tactical Unit)的分析工作；还有布莱克特教授(Professor P. M. S. Blackett)关于护航队调度的作战分析(Operation analysis)。此外，1943年5月底为指挥船只而采用的新密码，也使德国丧失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然而，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护航舰和飞机的训练标准有所改进，水手和飞行人员之间的合作有所增进。 在个人方面，如上文所强调的，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爵士在战胜德国潜艇方面起了杰出作用。空军中将约翰·斯莱塞爵士(Air Marshal Sir John Slessor)也做出不少贡献，他在1943年2月大西洋之战的关键时刻担任海防统帅部总司令。在优秀的护航舰群司令官中，有两人功绩不小，值得专提一笔：1941年以后的沃克海军上校(Captain F. J. Walker)和1942－1943年间的格雷顿海军中校(Commander P. W. Gretton)(即后来的海军中将彼得爵士)。 1943年6月间，没有一支护航队在北大西洋受到袭击，而7月份德国潜艇损失极大，尤其是在比斯开湾，海防统帅部的空中巡逻队在那里取得丰硕战果。在那个月里，八十六艘德国潜艇试图越过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其中有五十五艘被发现，十七艘被击沉(除一艘外，其余统统被飞机炸沉)，六艘被迫折回。正如邓尼茨沮丧地向希特勒报告的，德国潜艇的外洋航线只剩比斯开湾中紧靠西班牙海岸的一条狭窄航线。不过，同盟国的反潜艇巡逻队，为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损失十四架飞机。 1943年6月到8月这三个月中，德国潜艇在地中海以外的所有水域中不过击沉同盟国商船五十八艘，其中约半数是在南非洲沿海和印度洋中击沉的。德国潜艇为这一不大不小的战果付出七十九艘的代价，其中被飞机炸沉的不下于五十八艘。 邓尼茨希望重占上风，力请希特勒在大西洋提供更多的远程空中侦察队，并在通过的航线上提供更强大的空中掩护——他据理说服戈林不要不愿提供空中合作，他的一番理由比雷德尔更中听。邓尼茨还得到批准，潜艇月产量从三十艘增加到四十艘，并优先生产能在水下高速航行的新型潜艇。但是，那种既用柴油(Diesel fuel)又用过氧化氢化合物(hydrogen peroxide)发动的大有作为的“沃尔特”(Walter)式潜艇，在“投产”时遇到不少波折，以致在1945年大战结束前还没有一艘准备服役。不过德国潜艇却有了新的重要发展，已装上1940年前荷兰首创的“施内克尔”(Schnorkel)通气管和柴油机排气杆，因而能留在潜望镜深度为蓄电池充电。到1944年六、七月间，已有三十艘潜艇装上这种设备。 德国在1943年夏末还有两种新装置，一是受音响操纵袭击对方船上螺旋桨的“寻的”鱼雷(homing torpedo)，一是滑翔式炸弹(glider bomb)。但在恢复潜艇战的头两个月(9月和10月)，同盟国六十四支北大西洋护航队的二千四百六十八艘商船，仅仅损失九艘，而德国潜艇则被击沉二十五艘。在这又一次大败后，邓尼茨就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作战法。 10月8日，英国和葡萄牙达成协议，接管亚速尔群岛的两个空军基地，从此以后，空中掩护便可遍及整个北大西洋上空。 在1944年头三个月中，德国潜艇损失更大。横渡北大西洋的一百零五支护航队的三千三百六十艘商船，只有三艘被击沉，德国潜艇则损失三十六艘。邓尼茨这就取消对护航队的袭击。他报告希特勒说，在没有得到新型潜艇和新的防御设备之前，在没有获得更好的空中侦察队之前，不能恢复潜艇战。 1944年3月底，邓尼茨奉命以四十艘潜艇组成一个舰群，在沿海地区活动，以防同盟军进犯西欧。到5月底，他已在比斯开湾各港口集结七十艘潜艇，在北大西洋只留下三艘，而这三艘只是继续担负气象报告的任务。 德国在北大西洋放弃潜艇战，使海防统帅部松了一口气。截至1944年5月，在四十一个月的反潜艇战中，海防统帅部第十九空军大队的飞机在德国潜艇出入比斯开湾基地的二千四百二十五航次中，已击沉德国潜艇五十艘，炸毁五十六艘。那一时期，第十九空军大队在比斯开湾地区损失飞机三百五十架。海防统帅部如果派到较多的飞机，对其头等重要任务较相适应的活，那末损失可能小些，战果可能大得多。 在那一时期发生的其他事件中，有两次击毁停泊在挪威北部的“蒂尔皮茨号”，一次是1943年9月由三艘袖珍潜艇(midgetsubmarine)发动的，一次是1944年3月由海军航空兵发动的，最后到1944年11月终于被英国皇家空军的重轰炸机炸沉。这艘军舰只有在袭击斯匹次卑尔根(Spitzbergen)时才认真用过一次主要武器，但是大受创伤而尚能幸存，这正是德国建造船舶方面设计优良和实力雄厚的明证。此外，这艘军舰虽然存在世上只是作为一艘“现有的军舰”，也是海上的威胁，可是对英国的海上战略却有重大影响，同时也牵制数量极大的英国海军力量。 上一年12月，“沙恩霍斯特号”企图拦截一支北冰洋护航队时，被英国本土舰队的一支强大舰队拦截并击沉，“沙恩霍斯特号”的威胁就此结束。 1944年上半年，英国领海内的主要磨难来自德国发展的所谓“E艇”(Eboats)的小型鱼雷汽艇。这种汽艇虽然最多也只有三十六艘左右，但可从这条护航线飞快转到那条航线，因而成为骚扰不绝的讨厌东西。 德国曾把潜艇集中在法国西部港口，以抵抗同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行动，结果作用不大，不过同盟军在6月份进攻诺曼底时，德国潜艇已装上施内克尔通气管而得到好处，因此不大容易遭到空袭。 8月中旬，美国第三集团军从诺曼底向内陆突进，开近布勒斯特、洛里昂和圣纳泽尔(St. Nazaire)等西部港口时，德国潜艇大都已转移到挪威。从此以后，来往英国的船只，除了可以利用环绕北海岸那条航线外，还可以重新利用环绕爱尔兰以南那条惯常行驶的旧航线。 从8月下半月起，一连串德国潜艇从挪威，也从德国出发，绕过苏格兰和爱尔兰以北，进驻沿海附近航行频繁的角落，远至英格兰南海岸的波特兰岬。但是，这沿海一战的战果很小，虽则因经常下潜和使用施内克尔通气管损失比以前较少。在1944年9月至12月这四个月中，在英国近海水域中仅仅击沉十四艘船只。 英国护航队从1941午9月底起开始驶往俄国北部。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在冬季为冰所封，所以使用俄国仅有的不冻要港摩尔曼斯克(Murmansk)。德国发动强大的陆上攻势而未能夺取这个港口，这是不可思议的战略失策，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在那条北部补给航线最易受攻击时予以阻塞。 德国终于了解，英国船只，后来还有美国船只，正在那条航线上为俄国大规模运送援助物资，他们就赶忙增援在挪威的海空力量，并在1942年3月，4月和5月间对同盟国的北冰洋护航队展开一系列猛攻。6月底向东行驶的PQl7护航队受到最沉重的打击。英国海军部认为德国战舰即将击溃护航队及其护航舰，在7月4日下令护航队在巴伦支海(Barent Sea)中散开。这些束手无策的商船受到德国飞机和潜艇袭击，三十六艘中只有十三艘逃逸。这支护航队运载的飞机有八十七架运到，但损失二百一十架；坦克有一百六十四辆运到，但损失四百三十辆；非战斗车辆有八百九十六辆运到，但损失三千三百五十辆——还有其他物资损失三分之二，约九万九千三百一十六吨。 在这场灾祸之后，自到9月才再有护航队派往俄国。这次护航队的护航力量强得多，雷德尔海军上将得到无线电情报的警告后，小心从事，不准大战舰出击，否则倒是有可能击溃护航舰的，事实上，PQ18护航队的四十艘商船，有二十七艘安抵阿尔汉格尔，而德国飞机和潜艇则损失惨重。德国从此不再在遥远北方部署这样大的空军力量了。 经过另一次间歇，同盟国又在冬季派遣几支规模较小的护航队。俄国虽然一再要求派遣更多的护航队，却不在远洋航道上协助护航，只在接待终点提供稍许保护。从1943年3月起，英国本土舰队总司令托维海军上将不愿再冒险派遣护航队，因为白昼时间已长。由于大西洋形势危急，这场争论才解决；北冰洋的护航舰就都转移到大西洋，那年春季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所以一败涂地，这些护航舰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到11月，北冰洋护航队恢复时，已有强大得多的护航舰，还包括新的护航航空母舰。这些护航舰不仅使德国潜艇也使日益削弱的德国空军损失惨重，同时也将大批物资安然运往俄国。 从1941年起，四十支外洋航行的北冰洋护航队有船只八百一十一艘，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五十八艘击沉，三十三艘折回，七百二十艘安抵。大约有四百万吨物资运到俄国，其中包括五千辆坦克和七千余架飞机。在运送这样大量援助物资时，同盟国共损失战舰十八艘，商船九十八艘，包括归航护航队中的船只；而德国在试图拦阻运输时，则损失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三艘驱逐舰和三十八艘潜艇。 在1945年头几个月中，德国潜艇舰队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其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有了新的生产，再则是损失有所减少，这除了多亏在大西洋暂停远距离作战，也是多亏有了施内克尔通气管。1月份，服役的新潜艇达三十艘，而最近每月平均为十八艘。其中若干潜艇是新的改良型式，下潜时巡弋航程较长，航速也较快——如一千六百吨的ⅩⅩⅠ型远洋潜艇和二百三十吨的ⅩⅩⅢ型近海潜艇(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大型潜艇)。3月，德国潜艇舰队实力达到高峰，共计四百六十三艘。 直到3月份，轰炸才开始严重影响生产。对同盟国来说，幸而飞机在波罗的海布雷，虽然得不偿失，但是就此阻碍德国潜艇试验和训练，也从而阻碍新式潜艇大量投入战斗，这方面影响之大，远不是同盟国海军将领所理解的。万一新式潜艇大批进入海洋，德国潜艇的威胁可能象1943年一样杀气腾腾地复苏过来。 可是，同盟军在3月份一越过莱茵河，会同东方杀来的俄军进逼柏林，对德国的各种压力就能加强，也确实加强了——结果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 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星期中，德国潜艇主要在英国东海岸和东北海岸外活动。虽然成果很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水域中从未有过一艘新式潜艇被击沉。 德国在5月间投降后，共交出潜艇一百五十九艘，另外有二百零三艘被其船员凿沉。这正好活描出德国潜艇船员倔强到底的骠劲和毫不动摇的士气。 在五年半的大战期间，德国建造和编入现役的潜艇共计一千一百五十七艘，接管的前外国潜艇十五艘：损失达七百八十九艘(包括三艘前外国潜艇)。大约还有七百艘袖珍潜艇编入现役。在海洋中被击沉的德国潜艇计六百三十二艘，其中绝大部分，计五百艘，是英国或英国指挥的部队击沉的。另一方面，德意日三国潜艇共击沉船只二千八百二十八艘，共约一千五百万吨。在这其大无比的总数中，极大部分是德军击沉的，德国潜艇还击沉同盟国战舰一百七十五艘，其中大都是英国战舰。丧于德国潜艇的同盟国船只，百分之六十一是不随护航队航行的船只，百分之九是掉队的护航队船只，只有百分之三十是护航队中的船只。在有空中掩护时，护航队船只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 德国占领比斯开湾的法国海军基地，长达四年之久；爱尔兰共和国即使主要依靠护航队运来物资，还是拒绝同盟国使用其西南两海岸线——这两点对同盟国在大西洋遭受的损失起了极大作用。主要是因为同盟国占有北爱尔兰和冰岛，通往英国的唯一航线才始终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