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尔-哈特 伍协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阿修比 cdhyy cdhyy 1942年11月8日，同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见第二十章地图(西北非)。这次进入西北非，是在英军向非洲的东北端、阿拉曼的隆美尔阵地发动进攻两个星期之后，也是在那个阵地崩溃四天之后。 1941年圣诞节，同盟国在华盛顿举行“阿卡迪亚会议”(Arcadia Conference)——这是日本袭击珍珠港而使美国参战后的首次同盟国会议。会上，丘吉尔提出“西北非计划”(North-West Africa Project)作为“收紧对德包围圈”的一个步骤。他告诉美方，为了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已拟订一个计划，叫做“体育家”(Gymnast)，只要第八集团军在昔兰尼加取得决定性大捷，可向西推进到突尼斯边境。他接着建议，“假如法国同意，美军也要应邀在摩洛哥沿岸着手登陆”。罗斯福总统赞同这个计划。他一眼就看出这个计划在全盘战略中的政治裨益，但是他的三军顾问却怀疑是否可行，同时还担心这会影响对希特勒占领下的欧洲早日发动比较正面进攻的前景。他们至多只肯同意继续研究这一作战计划——当时已改名为“超级体育家”(Super-Gymnast)。 其后几个月，集中讨论的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计划，这次进攻准备在8月或9月发动，以满足斯大林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科汤坦(Cotentin)(瑟堡(Cherbourg))半岛终于成为多数赞同的地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General Marshall)，还有他选派前往伦敦担任欧洲战场美军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少将，他们极力主张的正是这一地点。英方强调使用不足的兵力在欧洲过早登陆的缺点，指出这样一个桥头堡对俄军不会有多少帮助，反而会遭到被围困或被吃掉的风险。但是罗斯福转而全力支持这个计划，并在莫洛托夫5月底访问华盛顿时亲自保证说，他“希望”并“期待”在“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6月，隆美尔抢先进攻贾扎拉防线之后，出乎意外，英军在东北非竟然崩溃，因而又重新研究了西北非登陆计划。 6月17日，丘吉尔偕同三军参谋长飞往华盛顿参加一次新的会议时，贾扎拉之战已趋恶化。丘吉尔到达后，即继续飞往赫德森河畔罗斯福的老家海德公园，同罗斯福进行私人会谈。会谈时，他再次强调在法国过早登陆的缺点和危险，同时建议还是恢复“体育家”计划为好。6月21日，英美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集会；他们对瑟堡计划意见不一，可是一致同意北非计划并不完美。 英美三军参谋长共同推翻了这个计划，但不久又重新研究，这一则是因为战争失利，形势逼人，再则罗斯福急于想在1942年采取某种积极行动，以履行他对俄国的诺言，纵然不如原来打算的那样直接办到。6月21日，消息传来，托卜鲁克要塞已被隆美尔攻陷，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残部正向埃及退却。 其后几个星期，英军处境越加恶化；赞同美国在非洲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的主张也随之甚嚣尘上。到6月底，隆美尔紧跟在退却的英军后面，已到达阿拉曼防线，并开始进攻。7月8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说，年内在法国登陆的“大锤”(Sledgehammer)计划必须放弃，并再次力争执行“体育家”计划。接着，他又通过当时驻华盛顿的英国联合参谋团团长、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Sir John Dill)转去一电说：“美国只有借助‘体育家’计划，才能在1942年打击希特勒”，否则，两个西方盟国都只得“在1942年停兵不前”。 美国三军参谋长对这一主张的反应，是重弹反对“体育家”的老凋——马歇尔指责这计划“代价高昂而无补实际”，金海军上将(Admiral King)支持这一指责而宣称：“如果真要采取这一作战计划，海军就无法一面履行对其他战场承担的义务，一面又为此提供必要的船舶和护航舰”。他们还一致认为，英国拒绝1942年在法国试行登陆一事，是英国即使在1943年也不真想冒这个风险的明证。因此，在金欣然支持下，马歇尔提出彻底改变战略的建议——即，除非英国同意美国那个早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计划，否则，“我们就将转向太平洋，给日本以决定性打击；换句话说。除了空战外，对德国将采取守势，并将所有军用物资都用在太平洋。” 但是，总统反对向英国盟友发出这样一个最后通牒的主意，他对战略转变的建议表示不同意，并告诉三军参谋长，除非他们能说服英方在1942年采取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军事行动，否则他们必须进犯法属北非，或者向中东派遣强大援军。他强调说，政治上有必要在年底前采取某种突击行动。 面对总统的决策，三军参谋长想必会选择暂时增援中东英军的方针，而不是采用他们一贯强烈反对的“体育家”计划。何况，在研究了这两种方针后，马歇尔的计划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前一种方针为害较少。但是，出乎意料，马歇尔和金竟转而赞同“体育家”计划。7月中旬，他们伴同哈里·霍普金斯作为总统的代表飞往伦敦，一获悉英国三军参谋长坚决反对艾森豪威尔那个在瑟堡附近早日登陆的计划，他们就情愿选择“体育家”计划了。 马歇尔所以宁可进犯西北非而不去增援中东，按照哈里·霍普金斯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部队同埃及的英军混在一起有困难”。虽然在西北非两国联合作战也会产生混合的问题，但是派往中东的美国增援部队显然要听从英国总司令的指挥。 7月24日和25日，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又在伦敦举行两次会议，明确提出采用“超级体育家”计划——并迅即得到罗斯福的认可。此外，罗斯福还在电文中着重指出，计划的登陆日期“不得迟于10月30日”——这项指示是霍普金斯在一封私人电报中提出来，用“以避免拖拉和延宕”的。在丘吉尔的倡议下，这一作战计划改名为“火炬”(Torch)，以此名称来鼓舞人心。双方也同意应由美国人担任最高司令官(丘吉尔极其乐意以此来平息美国三军首脑的心头怒火)，马歇尔就在26日通知艾森豪威尔，叫他担任此职。 现在采用“火炬”计划虽已确定，可是时间和地点问题尚未解决，甚至没有经过充分研究。因而在这两个问题上又出现新的意见分歧。 关于时间问题，在丘吉尔催促下，英国三军参谋长建议以10月7日作为目标日期。美国三军参谋长却建议11月7日，因为“根据战斗运输舰的供应情况，这是恰好适宜部队登陆的最早日期”。 关于地点问题，双方意见相去更远。英方极力主张在地中海内的非洲北海岸登陆，俾能向突尼斯迅速推进。但美国三军参谋长却坚持6月间修订的“体育家”计划所规定的有限目标；当时这项计划是看作纯粹美国作战计划的。他们还急于把登陆地点局限在摩洛哥西海岸(沿大西洋海岸)的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地区。他们唯恐遇到的危险不仅是法国的抵抗，而且是西班牙的迎战，还有德军进行反击来占领直布罗陀，从而封锁地中海入口。在这争端方面，英方因美方处理战略问题如此谨慎而感到沮丧。他们争辩说，这样，德军就有时间占领突尼斯，或者加强或者取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抵抗，从而挫败同盟军的作战目的。紧接着华盛顿会议提出对西北非计划重加研究之后，有人在6月28日向我征询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一听到当时的主要登陆地点定在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就指出，这个地方离比塞大(Bizerta)和突尼斯(Tunis)两个战略要点有一千一百英里远；尽快占领这两个战略要点，才有可能早日取得成功，也就是说登陆的地点应当离这两地越近越好。我还着重指出，在阿尔及利亚的北海岸，即“在法国人背后”登陆所以重要，足因为这样一来，在卡萨布兰卡发动正面进攻并从该地缓慢进军，就可以少遭到一些可能引起的抵抗。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都有意思赞同英方的意见。他在8月9日提出的第一个计划纲要，就是作为一个折中方案制订的。这方案建议在地中海内外同时登陆，但是不能在阿尔及尔以东的地点，因为敌人可能从西西里(Sicily)和撒丁(Sardinia)派飞机来空袭。只有在波尼(Bone)可进行小规模登陆以夺取那里的机场(波尼在阿尔及尔以东二百七十英里，而离比塞大仍有一百三十英里)。这个折中方案，并没有使英方计划人员满意，因为看来这不大可能具备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他们把这个条件规定为：“我们必须在穿越直布罗陀的二十六天之内，最好是在十四天之内，占领突尼斯各要点。”按照他们的看法，为了尽快向突尼斯进军，有必要在波尼或者更东面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登陆。 这番争论引起总统的重视，他指示马歇尔和金对计划重新研究。这番争论电引起艾森豪威尔的重视，他向华盛顿报告说，他手下的美国参谋现已确信英方的论断是有道理的；他目前已在草拟一项新计划，将取消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并将其他地点的登陆日期提前。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在8月21日拿出的第二个计划纲要。大体上是按照英方意见拟订的；一边放弃在卡萨布兰卡登陆的打算，一边规定美军在奥兰(Oran)(直布罗陀以东二百五十英里)登陆，英军在阿尔及尔和波尼登陆。但是，艾森豪威尔本人并不怎么热心赞同，他强调说，这样一次远征。完全在地中海之内进行，其翼侧将暴露无遗。这个结论与马歇尔的意见是一致的。 第二个计划纲要不合美国三军参谋长的口味，正如当初第一个计划纲要不合英方的口味。马歇尔告诉总统说，“只有一条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交通线，是不能再危险了”，他还反对在地中海内远过奥兰(离比塞大不到六百英里)以东的任何地方登陆。 丘吉尔偕同布鲁克将军到埃及和莫斯科访问回来之后，获悉这一小心转变的消息。他们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西方列强未能开辟“第二战场”一事嘲笑他们，提出这一类无礼的问题：“难道你们只是冷眼旁观，什么都让我们干吗？难道你们永远不想动手打吗？你们一旦动手，就会发现并不糟糕的！”这自然刺痛了丘吉尔，但是他设法引起斯大林对“火炬”的潜力发生兴趣，而且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计划怎样会间接减轻俄国受到的压力。因此他万万没有想到美方竟然建议缩小这个计划。 8月27日，丘吉尔向罗斯福打了一个长电抗议说，美国三军参谋长所建议的改变，可能“对整个计划是致命伤”，又说，“要是我们在第一天不拿下阿尔及尔和奥兰的话，这个作战计划就会失去全部意义”。他强调缩小目标会给斯大林留下不良印象。 30日，罗斯福复电坚持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登陆地点必须有一个在大西洋”。因此，他建议美军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登陆，而由英军在东面几个地方登陆。此外，他不忘英军在北非、叙利亚等地的军事行动会碰上维希法军，还提出一个新问题： 我深深感到，最初必须由纯粹的美国地面部队进攻……我甚至要说，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英美两军如同时登陆，必将引起非洲所有法军的全力抵抗；反之，如果最初不用英国地面部队而由美军登陆，那末就真有可能不遭法军抵抗，或者只遭象征性的抵抗而已……我们相信，至少在最初进攻的两星期内，无论德国空军或者伞兵都无法大批开到阿尔及尔或突尼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477页。 英方对于暂停一周再行向东登陆的意见吃惊不小，因为这在战略目标上比西面登陆更为重要、更为迫切。他们对于美方认为德军在两星期内无法进行有效干预的乐观估计也毫不喜悦。 丘吉尔极愿利用美国驻维希政府大使、海军上将李海(Admiral Leahy)的三寸不烂之舌为政治上和心理上铺平道路。虽然他“急于使这次远征确保美国特色”，因而愿意使英国部队尽可能不露面，退居幕后，但是他不相信有可能隐瞒这一事实：大部分运输船舶、空中支援和海军部队都将由英国提供——而这一切将首先出现，然后才轮到地面部队。他在9月1日给罗斯福的复电中巧妙地谈到了这几点，并且强调说，万一“这一不流血的政治胜利(我同意你的看法，希望很大)告吹的话，那就会引起至关紧要的军事灾难”。他接着说： 最后，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觉得重要的是，在占领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的同时，也应占领阿尔及尔。阿尔及尔是一个最友好和最有希望登陆的地方，那里的政治反应在整个北非是举足轻重的。为了未必能在卡萨布兰卡登陆，而放弃阿尔及尔，这个决定在我们看来非同儿戏。如果德军因而在突尼斯并且在阿尔及尔比我们抢先一步，那末在整个地中海的力量对比就不堪设想。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479－480页。 这番话足以说明有必要仍旧将阿尔及尔登陆列入计划，但是没有谈到更往东、更靠近比塞大登陆的重要性；这是疏忽，也是让步，使得战略上早日成功的希望化成泡影。 9月3日，罗斯福电复丘吉尔，同意阿尔及尔登陆列入计划，同时建议由美军先行登陆，“不出一小时再由英国部队登陆”。丘吉尔立即接受这个解决办法，只要原定派往卡萨布兰卡的部队适当减少，俾使阿尔及尔登陆成功。对此，罗斯福作了点修改后，表示同意，还建议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两地各减少“一个团战斗队”(Regimental Combat Team)，以提供“一万人作阿尔及尔登陆之用”。9月5日丘吉尔复电：“我们同意你建议的军事部署。我们有不少受过充分登陆训练的士兵。如果方便的话，他们可以穿上你们的军服。他们会以此为荣。运输船舶不成问题。”当天，罗斯福回了一电：电文只有一个“妙”(Hurrah)字。 就这样，罗斯福和丘吉尔电文往返几次，问题终于解决。三天后，艾森豪威尔指定11月8日为登陆日，但谢绝丘吉尔让英国袭击队员(Commandos)穿上美国军服的建议，因为他急于在最初登陆时保持纯粹美军的外表。丘吉尔对推迟登陆日期和修改计划都听其自然。事实上，他随后在9月15日致罗斯福一电中卑躬屈膝地说：“在整个‘火炬’计划中，我认为我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你的副手(Lieutenant)，只是请你允许我向你坦率地提出我的观点。”特别要参看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斯内尔合著《联合作战的战略计划，1941－1942年》一书中极为高明和深刻的分析。 罗斯福9月5日的“妙”字电报，解决了那场堪称“横渡大西洋的笔墨官司”(the transatlantic essay competition)——虽然马歇尔还继续表示怀疑，而他政治上的顶头上司、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则为北非登陆的决定向总统大提意见。但经总统决定后，具体计划终于迅速推行，以挽回拖延的影响。不过，这个计划却带来折中办法所引起的双重影响。由于在北非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减少了，同盟军在地中海就必然长期受到牵制——正如美国官方史学家承认的并强调的那样。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448页。 在最终决定的计划里，沿大西洋海岸登陆夺取卡萨布兰卡的任务，规定乔治·巴顿少将(Major-General George S. Patton)指挥的纯粹美国部队担任，计二万四千五百人，由肯特·休伊特海军少将(Real-Admiral H. Kent Hewitt)指挥的西路海军特混舰队(Western Naval Task Force)运送。这支舰队直接从美国驶出——大部分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停泊场，计有一百零二艘舰艇，其中二十九艘是运输舰。 夺取奥兰的任务交给中路特混舰队，计有一万八千五百名美军，由劳埃德·弗雷登德尔少将(Major-General Lloyd R. Fredendall)指挥，但由海军准将托马斯·特鲁布里奇(Commodore Thomas Troubridge)指挥的英国海军部队护航。这支舰队从克莱德(Clyde)湾驶出，因为这是8月初运送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美军组成的。 进攻阿尔及尔的东路海军特混舰队，也完全是英军，指挥是海军少将哈罗德·巴勒斯爵士(Rear-Admiral Sir Harold Burroughs)；但突击部队却由英军和美军各九千人组成，部队司令官查尔斯·赖德少将(Major-General Charles Ryder)是美国人。此外，总数达二千人的英国袭击小队也有美国士兵编在里面。所以采用这种奇特的混合编制，是出于这一希望，就是把美国人放在橱窗前面会使法国人当作突击部队纯粹是美国人。11月9日，即登陆后的第二天，在阿尔及尔的所有同盟军的指挥全权，由新成立的英国第一集团军的司令官肯尼思·安德森中将(Lieutenant-General Kenneth Anderson)接管。 向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突击的部队，由两大护航队运载，从英国一同开出，慢的一队在10月22日启航，快的一队迟四天出发。这样安排时间，这两大护航队就能在11月5日晚上同时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从此由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Admiral Sir Andrew Cunningham)指挥的部分英国地中海舰队掩护。这支舰队一出现，意大利舰队就不敢进行阻挠，甚至在登陆后也不敢——因此，正如坎宁安歉然所述，他的强大舰队只能“一直无所作为地游弋”。但是，他手里的事情很多，因为他是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同盟国海军司令，所以对“火炬”计划的整个海运负有责任。从英国开出的商船。包括10月初由前进护航队护送来的军需船，共计二百五十余艘，其中约有四十艘运输舰(包括三艘美国运输舰)，而英国海军部队在这次作战中用于护航和掩护的各种类型战舰共达一百六十艘。 登陆之前的外交序曲，活象一出间谍小说和“西部小说”混编而成的历史剧，其中还有滑稽插曲。美国驻北非首席外交代表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积极为登陆铺平道路，在他认为可能赞同这项计划并愿出力帮助的法国官员中，谨慎地进行试探。他特别倚重阿尔及尔防区部队司令马斯特将军(General Mast)(以前是总司令朱安将军(General Juin)的参谋长)和卡萨布兰卡防区部队司令贝图阿尔将军(General Béthouart)——不过，整个卡萨布兰卡防区是由米什利埃海军上海(Admiral Michelier)指挥的，这一件事，美国却不知道。 马斯特曾力求一位同盟国高级军事代表秘密前来阿尔及尔，同朱安等人进行幕后会议，并讨论各项计划。因此，马克·克拉克将军(General Mark Clark)(他刚被任命为“火炬”计划的副总司令)偕同四名主要参谋飞往直布罗陀，再由朱厄尔海军少校(Lieutenant N. A. A. Jewell)指挥的英军潜艇“六翼天使号”(HMS. Seraph)载往阿尔及尔以西约六十英里的海滨一所别墅中秘密会晤。10月21日凌晨，潜艇驶近海滨，但来不及在天明前把马克·克拉克一行送上岸，因而只得整天下潜海底，法方人员既迷惑又失望，就回去了。潜艇向直布罗陀拍发电报，经秘密电台波道转到阿尔及尔，因此第二天晚上墨菲和几个法国人又回到别墅来。当时克拉克一行乘坐四只帆布划子上岸，其中一只在他们上船时翻了。别墅窗内点了一盏灯，背后挂一条白床单，就这样把他们引到会晤地点。 马克·克拉克直截了当告诉马斯特，美国准备派遣一大支部队前来北非，并将有英国海空军的支援——这句话说得不够坦率。不仅如此，为了安全起见，他也没有向马斯特说清楚同盟军登陆的时间和地点。马斯特的协助是至关紧要的，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如此过分保密真是失策，因为这样马斯特及其同僚在策划和采取合作的步骤上，便无法获得必要的情报和时间。克拉克授权墨菲在登陆前立即把日期通知马斯特，但即使在那时，也不把地点告诉他。可惜为时已晚，马斯特来不及通知在摩洛哥的同僚了。 法国公安人员钮版译为法国警察。起了疑心，来到现场，会议出乎意外地暂告中断。公安人员搜查别墅时，马克·克拉克及其同伴仓皇躲进一间空酒窖。早先充当克拉克一行向导的一名英国袭击队军官咳嗽起来，情况就变得更加危险。马克·克拉克递给他一小块胶姆糖镇咳，但不久他又讨了，说是那块糖没有什么味道——克拉克回答他说：“这倒不奇怪，因为我已经嚼了两小时啦！”公安人员终于离去，但仍有疑心，很可能再来。其后，克拉克一行在拂晓前打算重新上船，又碰上新的麻烦，因为风浪已大，他的划子翻了，险些把他淹死。天明前不久，他们又试了一次，其他划子统统翻掉了，不过他们一行终于全部冲过浪头，虽然全身湿透，总算安全上了潜艇。第二天，他们被送上一架水上飞机，载回直布罗陀。 这次会议上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选出最适当的法国首脑来带领北非法军向同盟军一边靠拢。虽然北非法军总司令朱安曾私下表示同意这么办，但是他表明他想“作壁上观”，能多久就多久，而不愿意采取主动。他手下的一些主要司令官威望不够，对维希政府的命令同样不愿意明确表示漠视或违抗。维希政府所有部队的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Admiral Darlan)，很可能在年迈的贝当元帅去世后成为国家元首，他在1941年向李海暗示过，最近又向墨菲暗示过，如果保证有相当规模的美国军事援助的话，他可能愿意放弃同德国协作的政策并带领法军倒向同盟军一边。不过，他同希特勒已经勾搭很久，所以他的暗示很难令人相信。再说，他本有反英的成见，又因英国在1940年法国崩溃后攻击奥兰等地的法国舰队，这种成见当然加深了。鉴于英国在“火炬”计划中起重要作用，这件事很难隐瞒，他的态度就更加可疑。 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所以遭到排斥，是出于相反的理由——1940年，他对抗贝当，其后又参加丘吉尔进攻达喀尔(Dakar)、叙利亚和马达加斯加的行动，因而至今仍然效忠于维希政府的所有法国军官，甚至最渴望摆脱德国羁绊的人都不愿接受他的领导。这是墨菲强调的，也是罗斯福欣然同意的，因为罗斯福早已对戴高乐的判断力很不信任，也不喜欢他那样傲慢。 最近自称为“你的副手”的丘吉尔，对主子是唯命是从，因此，在登陆之前，没有把这项计划透露给戴高乐。 在这种情况下，从总统以下的美国人都欣然接受马斯特将军及其同僚的意见，认为吉罗将军(General Giraud)是领导北非法军的最称心合意的人选——墨菲在会议举行之前早已如此表示过。吉罗在1940年5月任陆军司令官，曾被德军俘虏，但是在1942年4月设法逃出，到达未被占领的法国地区，他一答应拥护贝当政权就获准住下。他居住在里昂附近。尽管受到监视，却在那里同法国本土和北非的许多法国军官取得联系；这些人和他一样，都想依靠美国援助组织起义来反对德国统治。吉罗在给他的一个支持者奥迪克将军(General Odic)的信中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不希望美国人来解放我们；我们希望他们帮助我们自我解放，两者并不完全一样。”此外，他同美国人私下谈判时，他提出的一个条件是，凡是有法军作战的法国领土上，应当由他担任同盟军总司令。他看了收到的一封电报，自以为他提出的所有条件都为罗斯福所接受，可是，11月7日，即登陆的前夕，他到达直布罗陀同艾森豪威尔会晤时，艾森豪威尔却完全没有料到有这些条件。 当时吉罗在法国南海岸的约定地点，搭上英军潜艇“六翼天使号”出于政治原因，吉罗曾要求派一条美国船来接他。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六翼天使号”就由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杰罗尔德·赖特上校(Captain Jerauld Wright)担任名义指挥，并带一面美国国旗，必要时就可以挂出。陪同吉罗的，是他的儿子和两名年轻参谋，其中之一是安德烈·博弗尔陆军上尉(Captain Andre Beaufre)，他在策划这次法国陆军反对德国的戏剧性行动中起了有力的作用。赖特和博弗尔两人后来在各自的部队以及北约组织的指挥机构中都升任要职。，就是当初把马克·克拉克载往阿尔及尔海滨进行秘密谈判的那一艘潜艇。后来他又被转送上一架水上飞机(不过在登上飞机时差点淹死)，送往直布罗陀。到达时，他听到第二天清晨同盟军即将在北非登陆的消息，惊愕得不知所措，因为他原来听说计划在下月登陆，他所以吃惊，也是因为他发现登陆的指挥权在艾森豪威尔手里，而不在他手里。这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在争论中，他以自己的军阶较高和所得的保证作为根据，还反复说，如果他担任最高指挥官以下的任何职位，他国家和他本人就要威信扫地。但是，8日早晨会谈恢复时，在向他明确保证他将是北非法国军政首脑之后，他安于其位了。不过，出于权宜之计，又因为达尔朗海军上将身价较高，这一诺言不久就被置之脑后。 在把解放的“火炬”带往法属北非时，美国出兵之奇真是无以复加，惊得他们的朋友和助手乱成一片；敌方倒没有引起如此混乱。同他们暗通的法国人措手不及，无法协助铺平道路；在突然入侵的震动下，大多数法军司令官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是出诸自然的，同他们对以维希的贝当元帅为代表的合法政府的忠诚是相一致的。由于这个缘故，美军登陆遭到了抵抗，虽然在阿尔及尔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遇到的抵抗要少一些。 在卡萨布兰卡，法军师司令官贝图阿尔将军于7日深夜获悉8日凌晨2时美军将登陆。他派出一队队士兵去逮捕德国休战委员会的成员，并委派若干军官前往五十英里以北的拉巴特(Rabat)海滩去欢迎美军，因为他认为那里没有海防炮台，又是法属摩洛哥政府的所在地，美军会在那里登陆。 经过这些初步部署之后，贝图阿尔亲自率领一个营去占领拉巴特的陆军司令部，并把陆军司令护送走。贝图阿尔还向摩洛哥驻扎总督(兼全区总司令)诺盖将军(General Noguès)和米什利埃海军上将发信，通知他们美军即将登陆；吉罗正前来接管整个法属北非的指挥权；他本人已由吉罗任命接管摩洛哥的陆军指挥权。他给诺盖和米什利埃的信中要求他们支持他发布的命令，听任美军登陆，不作抵抗，否则就让开道路，等将来可较方便地接受既成事实。 诺盖收到信后，打算“作壁上观”，等局势比较澄清后再说。但在诺盖犹豫不决时，米什利埃却立即采取行动。由于他的巡逻飞机和潜艇在黄昏前还没有侦察到正在驶近的舰队，他仓卒得出结论，认为贝图阿尔是受骗上当了。米什利埃保证沿海望不见强大舰队，这给诺盖的印象很深，以至于在清晨5时后不久头一批登陆报告传来时，他仍认为只是袭击队入侵而已。因此，他就从“壁”上跳下来，站到反美的一边，并命令法军阻挡美军登陆，同时以叛国罪将贝图阿尔逮捕。 巴顿的主要登陆地点，是选在卡萨布兰卡以北十五英里的费达拉(Fedala)，另有两个辅助登陆地点，一在再往北五十五英里的麦赫迪亚(Mehdia)，一在卡萨布兰卡以南一百四十英里的萨菲(Safi)。费达拉那片适宜登陆的海滩，最靠近卡萨布兰卡城及其戒备森严的港口——那是摩洛哥在大西洋沿岸唯一设备良好的大港。所以选中麦赫迪亚登陆，是因为那里最靠近利奥特港机场——那是摩洛哥唯一筑有混凝土跑道的机场！所以选中萨菲，是因为一支右翼部队在那里作战，就可以拦阻内陆城市马拉喀什(Marrakesh)的强大法国守军在卡萨布兰卡干扰登陆，也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可供中型坦克登岸的港口——当时，新的坦克登陆艇(LST)还在制造中，来不及供应“火炬”使用。 美国舰队安渡大西洋之后，于11月6日驶近摩洛哥沿岸；当时有报告说那里“浪大”，气象预报说8日风浪将大得无法登陆。但是休伊特海军上将手下的气象专家预计风暴将过去，因此休伊特决定冒险执行在大西洋沿岸登陆的计划。7日，风浪开始减弱，8日已风平浪静，只剩一点小小余波。风浪比同月任何一天早晨都小。即使如此，由于缺乏经验，仍有许多事故和延误。 但是，情况至少比巴顿预测的要好。在上船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中，他的一篇发言是夸夸其谈、“慷慨激昂”的典型。就是在这篇发言中，他作了上述的预测。当时他挖苦海军人员说，他们精心策划的登陆计划“不出五分钟”就会完蛋，他接下去还宣布说：“历史上从来没有海军按照预定的时间和地点把陆军送上岸的。但如果你们在费达拉五十英里以内的任何地方，并在指定登陆日的一周内把我们送上岸，我就会一往直前，取得胜利。” 幸而法军混乱不堪，迟疑不决，以致一批批登陆进攻部队安全上岸了，守军炮火才猛烈起来，但到那时，天已大亮，足以使美国海军炮手将沿海炮火压下去。不过，由于陆军海岸工作队缺乏经验和多方出错，在滩头堡，并在扩展滩头堡时，又遇到新的麻烦。因此，巴顿转而把手下部队和三军的错误火辣辣地批评了一顿。部队和小船都已负荷过量。虽然第二天就开始向卡萨布兰卡进军，而且没有遭到认真抵抗，但因装备缺乏而被拖住后腿，进军突然停下——装备全部堆积在海滩上，就是无法往前运给战斗部队。第三天极少进展，而抵抗却有所加强，因此前景变得暗淡了。 法国海军的威胁，在第一天要不被消灭的话，局势会更加严重。这一威胁是在卡萨布兰卡港外进行的一场略带古风的海战中消灭的。海战开始时，正好在上午7时之前，当时汉克角(Cape El Hank)的海防炮台和港内“让·巴尔号”(Jean Bart)(这是法国最新的战列舰。但尚未建成，不能离开停泊地)向吉芬海军少将(Rear-Admiral R. L. Giffen)的掩护舰群开了火。组成这个掩护舰群的，是“马萨诸塞号”(Massachusetts)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都没有被炮火击中，虽则有几发差点打中；回击非常有力，暂时压住汉克角炮台和“让·巴尔号”两方面的炮火。可是过分注意这一紧张行动，因而把其他法国舰艇关在当地的任务忽略了。到上午9时，一艘轻巡洋舰、七艘驱逐舰和八艘潜艇已经潜逃。驱逐舰都驶向费达拉，那里的美国运输舰成了“活靶子”。幸而休伊特海军上将派来堵截的一艘重巡洋舰，一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把这几艘驱逐舰拦截并逼退了。随后，掩护舰群又应命前来切断其退路。在这一压倒优势的集中重火力轰击下，多亏驾驶得法，妙用烟幕，加上法方潜艇牵制战起了干扰作用，法军好容易才死里逃生，只损失一艘驱逐舰，接着又作了一次英勇战斗，力图到达运输舰卸载区。但是，在第二次交锋中，另一艘驱逐舰被击沉，八艘法国舰艇只有一艘没有负伤归港。在海港里又有两艘沉没，其他几艘被炸得伤上加伤。 不过，这一战果并没有决定全局，因为汉克角炮台和“让·巴尔号”的十五英寸大炮又已活跃，而美舰已耗掉大量弹药，如果以达喀尔为基地的法国军舰开过来(美军唯恐这些法国战舰开来)，可能无法赶走。 幸亏卡萨布兰卡和整个大西洋沿岸的战局，由于阿尔及尔的政局发展差强人意而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在傍晚时，诺盖将军辗转听到，以达尔朗海军上将为首的当地法国当局已于10日发布停战命令。诺盖根据这一未经证实的消息迅即行动，命令手下的司令官停止积极抵抗，等待停战。 与此同时，美军在奥兰登陆时遭到的抵抗，比之西路海军特混舰队在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时遭到的要顽强几分。然而，美军特遣部队和运他们到现场并送上岸的英国海军部队倒是共同计划、相互合作得非常出色。此外，美国先头突击部队，特理·艾伦少将(Major General Terry Allen)指挥的美国第一步兵师，也是一支受过极好训练的部队，而且还有第一装甲师半师人马的支援。 计划规定采取两翼包抄来攻占奥兰城和港口——特里·艾伦的两个团战斗队在奥兰以东二十四英里的阿尔泽湾海滩登陆；西奥多·罗斯福准将(Brigadier General Theodore Roosevelt)率领的第三团战斗队在城西十四英里的莱桑达卢塞(Les Andalouses)海滩登陆。接着，一支轻装甲纵队从阿尔泽的滩头堡向内陆推进，另一支较小的轻装甲纵队则从奥兰以西三十英里布扎贾尔港(Mersa Bou Zedjar)更远的登陆点出发，去攻占奥兰以南各机场，并从背面逼近奥兰城。更重要的是迅速封锁奥兰城，因为据估计，城内一万名守军，如果得到内陆各驻地派来的增援，不出二十四小时，人数几乎可以增加一倍。 战斗开始得很顺利。11月7日傍晚，护航队假装经过奥兰，向东驶去，但又摸黑折回。凌晨1时，在阿尔泽准时开始登陆，只隔半小时，就在莱桑达卢塞和布扎贾尔港两地登陆。袭击完全出其不意，在海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尽管这一带有十三座海防炮台，但直到天亮后才有炮火骚扰，不过，即使到那时，也没有造成多少损失，这是多亏海军支援有力，又提供烟幕掩护。登岸和卸货基本上都很顺利，只是因为士兵负荷过重(每人携带近九十磅的装备)，速度才慢下来。中型坦克由运输舰装运，并在阿尔泽港攻下后，卸在码头上。 只有在试行正面攻占奥兰港时，才大吃败仗。那次进攻是为了防止守军破坏港内的设备和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两只英军快艇“沃尔纳号”和“哈特兰号”，载着四百名美军，同两只摩托艇一起用来执行这个大胆计划——美国海军当局曾认为这样做太莽撞而力加反对。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看法：这是一项“自杀任务”(Suicide Mission)。失策的是，发动时间安排在登陆后两小时，恰好在其他各地登陆已唤起法军注意之时。挂出大幅美国国旗的预防措施，未能阻止法方给予一阵阵炮火回敬，结果两只英军快艇都受重创，船员和士兵有一半打死，余下的多数负伤，都成为俘虏。 到上午9时前后，从各滩头堡开始进军；刚过11时，来自阿尔泽的沃特斯上校(Colonel Waters)的轻装甲纵队抵达塔法拉乌伊(Tafaraoui)机场，据报告说，一小时后机场已可供直布罗陀来的飞机使用。但是，这个纵队一向北转，不到拉塞尼亚(Lasénia)机场，就受到阻击；来自布扎贾尔港的罗比内特上校(Colonel Robinett)的纵队也是如此。来自阿尔泽和莱桑达卢塞的两支向心步兵，在逼近奥兰时，遇到抵抗，也无法前进。 第二天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法方加强了抵抗，对阿尔泽滩头堡翼侧的一次反攻，由于报告过分渲染，夸大了威胁，弗雷登德尔将军不得不从其他战斗任务方面调来兵力，从而打乱了整个作战计划。虽然当天下午占领拉塞尼亚机场，可是多数法机已经飞走，又因炮火不断，机场也无法使用。在夜间绕过通往奥兰公路上的一些孤立支撑点之后，第三天早晨向奥兰集中攻击。从东西两面进攻的步兵再次遭到阻击，但也能吸住守军的注意，而两支轻装甲纵队的先头部队从南面直驱城内，除偶尔遇到狙击外，没有遭到抵抗，在午前到法军司令部。于是法军司令官一致同意投降。在这三天陆上战斗中，美军伤亡不到四百人，法军更少。损失所以轻微，特别是最后一天抵抗所以逐步减弱，是因为法军司令官知道阿尔及尔正在进行谈判。 在阿尔及尔登陆较为顺利，时间也较短，这主要是多亏当地司令官马斯特将军及其暗通美国的同僚。在哪里都没有遭到认真抵抗，只有在试行及早进入港口之时，如同在奥兰一样。 7日拂晓，一艘美国运输舰“托马斯·斯通号”(Thomas Stone)，离阿尔及尔不到一百五十英里时，被一艘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暂时失去战斗力，但其后，深入地中海航行，再也没有遇到麻烦。虽被几架敌方侦察机发现，可是护航队直到入夜后掉头向南驶往登陆海滩时才遭空袭。一队在阿尔及尔市以东约十五英里的马提福角(Cape Matifou)附近登陆，另一队在市西十英里的西迪费鲁希角(Cape Sidi Ferruch)附近登陆，第三队则在再往西十英里的卡斯蒂利奥内(Castiglione)附近登陆。为了政治上伪装，在最靠近阿尔及尔的几个地方由美军登陆，其中搀杂了一些英国袭击队；英军的主要登陆地点，是在更西面卡斯蒂利奥内附近的海滩。 这里的登陆在凌晨1时准时开始，尽管滩险，也没有发生事故。在陆上前进不远，据碰到的法军相告，他们已奉令不作抵抗。上午9时左右，到达卜利达(Blida)机场。在阿尔及尔东面登陆较迟，并且引起一些混乱，但由于没有抵抗，局势很快就能稳定下来。 清晨6时刚过，登陆部队到达重要的白屋(Maison Blanche)机场；在守军开了几枪，作为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他们就占领机场。然而，向阿尔及尔市进军时，却碰上一个村落据点拒不放行，后来，在三辆法国坦克的进攻威胁下，就停止前进。马提福角的海防炮台也拒不应召投降，只是在午后受到战舰的两次炮轰和飞机的俯冲轰炸后才屈服。 抢占阿尔及尔港口的情况更糟。两艘英国驱逐舰“布罗克号”(Broke)和“马尔科姆号”(Malcolm)，悬挂大幅美国国旗，载着一营美国步兵，都用来担任这个冒险勾当。原定计划是在登陆后三小时进入港内，即使没有得到守军的默许，也希望他们撤离。岂知这两艘驱逐舰一驶近入口，就遭到猛烈炮轰。“马尔科姆号”受重创后撤退。“布罗克号”试了四次才冲破交叉火网，停靠在码头边。船上士兵在那里上岸。他们开头没有碰到抵抗就占领各项设施，但是，上午8时光景，大炮开始轰击“布罗克号”，迫其启碇撤退。登陆部队陷入法属北非部队的包围之中，午后不久就投降了，原因是军火快要耗尽，又不见主力部队前来接应。不过，法方炮火只是为了阻击，而不是要摧毁登陆部队。 在阿尔及尔以西的西迪费鲁希角附近登陆时，延误和混乱情况更是层出不穷，若干登陆艇甚至走错航道，开到更西面的英方海滩。每一营人员都散在十五英里长的海岸上；许多登陆艇，有的被浪打坏，有的因引擎发生故障而耽误。幸亏部队开头受到欢迎或未遇抵抗，马斯特和他手下一些军官前来相迎并为他们开路，否则，这一次次登陆就会损失巨大，惨遭败北。不过，各纵队经过仓卒整编，向阿尔及尔挺进时，却在几个地方遭到抵抗。原因是，那时马斯特已被解除指挥职务，他所发出的合作命令已被取消，而他的部队已奉令抵挡同盟军进军。 在阿尔及尔暗通同盟军的法国人，虽然接到登陆通知极其突然，对于登陆目的地也不知详情，因而困难重重，但是他们的任务仍然完成得非常出色。他们把自己拟订的协助登陆计划迅速付诸行动：委派军官到沿海一带去迎接美军并担任向导，组织队伍夺取控制据点，封闭大部分电话设施，占领警察总局和分局，监禁抱有反感的高级官员，接管广播电台以备吉罗或以他名义发表可望决定大局的谈话。总之，到同盟军登陆时，他们已做好充分准备，足以使抵抗陷于瘫痪；他们还把阿尔及尔控制到上午7时左右——时间超过他们原来的企望或认为必须控制的时间。但是，从各登陆海滩进军的速度却慢得不合要求。 到上午7时，美军还没有出现，暗通同盟军的法国人对他们同胞的影响已显出毕竟有限。此外，吉罗也没有如期到达，他们以他的名义在广播中发出呼吁，结果完全失败，可见他们是过高估计了他的声望。他们不久就无法控制局面，有的被排除了，有的被逮捕了。 与此同时，高级官员正在进行举足轻重的讨论。午夜后半小时，罗伯特·墨菲去见朱安将军，向他透露一项消息。说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即将登陆，并敦促他合作，迅即命令法军不要抵抗。墨菲说，他们是应吉罗的邀请而来帮助法国自我解放的。朱安既不表示愿意接受吉罗的领导，也不表示愿意认为吉罗具有足够的权力；他说这事必须请示达尔朗海军上将。当时达尔朗恰巧在阿尔及尔，他是飞来探望病危的儿子的。达尔朗被电话吵醒，请他到朱安的别墅去听取墨菲的一项紧急通知。他到达别墅一听到同盟军即将进攻，就怒气冲冲地大声说：“我长久以来就知道英国人很蠢，但总以为美国人要聪明些。现在我开始相信，你们和他们犯的错误一样多。” 经过一番讨论，达尔朗终于同意向贝当元帅拍一无线电报，报告局势，并请求授权他代表元帅任意处理。这期间，别墅已被一小伙反对维希政府的法国武装人员包围，因此达尔朗实际上已处于监视之下。但过不久，一队民兵就把他们赶走，并逮捕了墨菲。然后，达尔朗和朱安彼此各怀鬼胎，怒目相视，前往阿尔及尔的司令部。朱安在司令部采取了重新控制局面的措施，释放了被马斯特及其同僚逮捕的科尔策将军(General Koeltz)和其他军官，而把马斯特等人抓起来。但是，就在正午8时前，达尔朗再次致电贝当元帅，在电文中着重指出：“局势越加恶化，防御即将崩溃”——显然在暗示其势不可当，屈服才是上策。贝当复电授予他所要求的全权。 上午9时刚过，美国驻维希代办平克尼·塔克(Pinkney Tuck)去见贝当，并递交罗斯福要求贝当合作的信件。贝当把当时早已拟就的复信交给他，表示对美国的“侵略”感到“惶惑而痛心”，并声称。即使是老朋友向法国控制的地区进攻，法国也将抵抗——“这就是我下的命令。”他对塔克的态度倒是十分和蔼，一副样子也毫不痛心。的确，他的举动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正式答复其实是要使德国少起疑心，少加干预。但是，几小时后，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总理，在希特勒的压力下，接受了德国提供的空军支援——到傍晚，轴心国都在准备派遣部队前往突尼斯了。 与此同时，达尔朗已自动向阿尔及尔地区的法军和舰只发布停火命令。尽管这项命令并不适用于奥兰和卡萨布兰卡地区，达尔朗却授权朱安为整个北非安排解决办法。再就是，在傍晚时，双方已谈妥，阿尔及尔应在晚上8时移交美军接管；同盟军应在第二天(9日)破晓起使用港口。 9日下午，马克·克拉克前来主持较为全面的必要谈判，肯尼思·安特森前来指挥同盟军向突尼斯进军。早几分钟前，吉罗也来了，他发现那里的法国首脑人物很不欢迎他，于是就躲进一个居地偏僻的人家。马克·克拉克说“他几乎是转入了地下”——不过，在第二天早晨，克拉克同达尔朗、朱安以及他们的主要部下第一次会谈时，他又露面了。 在会谈时，克拉克硬要达尔朗命令法属北非各地立即停火，达尔朗迟疑不决，争辩说他已将全部条件摘要送往维希，必须等待回音，克拉克就动手拍桌子，要叫吉罗代替达尔朗发布命令。达尔朗听后，就指出吉罗既没有合法权力，也没有足够威望。他还声称，发布这样一项命令，“结果就会使德国立即占领法国南部”——这个预言不久果然应验。克拉克又争了几句，边说边拍桌子，老实不客气告诉达尔朗，他不马上发布命令，就要把他扣押起来——原来克拉克事先早作准备，在大楼四周布置了武装警卫。达尔朗同部下商量一下后，就接受这个最后通牒——于上午11时20分发出命令。 这项消息报告维希后，贝当本人的反应是准备同意。当时赖伐尔奉希特勒传召前往慕尼黑，在途中得知这项消息，就打电话给贝当劝他予以否认。午后不久，克拉克得到维希拒绝停战的消息。达尔朗听到克拉克通知后，垂头丧气说：“我只好撤销我今天早晨签署的命令了。”克拉克随即反驳说：“不许你这样做。这项命令不许撤销；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把你扣押起来。”达尔朗早已暗示过这个解决办法，甘心情愿接受下来，并向贝当复电说：“我取消命令，并束手就擒”——取消命令不过是说给维希和德国听的。第二天，在希特勒通过赖伐尔施加的压力下，贝当宣布北非的一切权力已由达尔朗移交给诺盖。事先却又发密电给达尔朗说，他是在德方压力下否认的，这样做是违反他心意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话是逼于法国处境危险而使用的遁辞，但也使阿尔及尔以外的北非局势和法国司令官更加混乱。 幸而希特勒命令他的部队侵入未被占领的法国地区(根据1940年停战协定，这部分地区归维希政府管辖)，从而澄清了局势，并解决了法国军官的疑虑。11月8日和9日，维希对希特勒硬要提供武装支援的建议避而不答，这种保留态度更加引起希特勒猜疑。10日，赖伐尔到达慕尼黑，毅然面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天下午，希特勒坚决要求突尼斯的各港口和空军基地交予轴心国部队使用。赖伐尔还想推托，说法国不能答应意军开入，好歹只有贝当才能决定。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在会谈结束后不久，就命令他的部队同意军一道于午夜开进未被占领的法国地区(这是早已准备就绪的行动)，并夺取突尼斯的海空基地。 德国机械化部队很快就占领法国南部，同时有六个意大利师从东面长驱直入。9日下午，德机开始飞抵突尼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同时开来了在地面上保护德机的护卫部队，但被法军围困在机场内。从11日起，空运成倍增加，邻近的法军被解除武装，另一方面，坦克、大炮、运输车辆和军需物资都由海上运到比塞大。到月底，已开到一万五千名德军及约一百辆坦克，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是来组织基地的后勤人员。还开到约九千名意军，大都从的黎波里经陆路开来，主要是用来掩护南侧的。就临时仓卒搞出来的行动来说，在轴心国部队到处受逼时，这样的成绩确实不错。然而，比之派到法属北非的同盟军，这样规模的兵力却是太小了；要是“火炬”计划规定大部分同盟军远征部队用于进军突尼斯，或者同盟军统帅部把军队推进得比实际上更快一点，那末这样规模的兵力是不大可能抵抗的。 德军入侵法国南部，非洲的法军司令官都大为震动，这对同盟军在非洲的处境来说是再好不过了。11日早晨消息传到以前，阿尔及尔又发生了一次起伏。第一个迹象是，克拉克去见达尔朗，逼他采取两项紧急措施——一是命令驻土伦的法国舰队开到一个北非港口，一是命令突尼斯总督埃斯特瓦海军上将(Admiral Esteva)拒绝德军开入。达尔朗开头推三阻四，说什么在广播公告中他已被免去法军司令官的职务，可能没有人会服从他的命令，等到进一步被逼时，他就拒绝答应克拉克的要求。克拉克大踏步走出屋，砰的一声关上门，一泄心头之火。不过，当天下午，他接到电话请他再去见达尔朗。这回，由于法国局势的发展，达尔朗同意答应克拉克的请求——不过他给土伦舰队司令的电文，措辞象是一项紧急建议而不象命令。另一个有利的转变是，维希提名为达尔朗后任的诺盖将军同意第二天到阿尔及尔来会谈。 但是，12日凌晨。克拉克听到达尔朗撤销在突尼斯进行抵抗的命令，又吃一惊。他把达尔朗和朱安叫到他下榻的旅馆里。事情很快就弄清楚，原来这一改变是朱安出的主意。朱安争辩说，这并不是撤销命令，只是暂缓执行，以等待诺盖到来，因为诺盖现在是他的合法上司。对合不合法如此拘泥，固然是法国军纪的特点，但在克拉克看来无非是打官腔。他一定要他们不等诺盖到达就立即向突尼斯重新发布命令，尽管在他坚持下，他们屈服了，可是他们不让吉罗参加会议却又使他产生怀疑。克拉克对他们的拖延十分恼火，说除非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出令人满意的决定，否则就要把法方首脑统统逮捕起来，关在港内的一条船上。 与此同时，达尔朗已经更加可以左右法国在非洲的其他首脑了，因为贝当拍来了第二封密电。来电再次表示对达尔朗的信任，并着重指出他本人同罗斯福总统是有默契的，只是当着德国人无法讲出心里话罢了。达尔朗比他的许多同胞识时务，接到了贝当的电报，他在与同盟国达成工作协议方面，就能取得诺盖等人的同意，包括吉罗的认可。在13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克拉克又威胁要把他们统统关起来，他们就加速讨论了。当天下午达成协议，那时艾森豪威尔刚从直布罗陀飞来，立刻予以认可。根据协议条款，达尔朗任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兼海军总司令；吉罗任地面和空军部队总司令；朱安任东区司令；诺盖任西区司令兼法属摩洛哥驻扎总督。积极配合同盟军解放突尼斯的行动应立即开始。 艾森豪威尔所以格外愿意认可这项协议，一则是因为他同克拉克一样，终于明白，只有达尔朗才能带领法军倒向同盟军一边，再则是因为他记得他临别伦敦时，丘吉尔对他说过一句话：“尽管我极其讨厌达尔朗，但如果我能见到他，只要能使他把他那支舰队带到同盟军圈子里来，我就很高兴在地上爬一英里路。”艾森豪威尔的决定也立即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认可。 但是，长期以来达尔朗在报纸上是作为一个亲纳粹的坏蛋出现的，这样一笔“同达尔朗达成的交易”，在英美两国都引起了抗议的风暴——无论是丘吉尔或者罗斯福，都没有预料到有这么严重的风暴。在英国引起的风暴更大，因为戴高乐就在那里，支持他的人竭力煽旺公众的怒火。罗斯福发表公开声明进行解释，力求平息这场风波；他在声明中引用了丘吉尔给他的私人电报中的一句话，说同达尔朗达成协议，“只是权宜之计，唯一的理由是战事紧迫”。此外，他还在一次不准报道的记者招待会上把这项协议说成是东正教的一句古老谚语的具体运用：“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的时刻，你们是容许同魔鬼一道走过桥的。” 罗斯福把这项协定称为“无非是权宜之计”而搪塞过去，这对于达尔朗自然是当头一棒，他自知受了骗。在致马克·克拉克的一封抗议信中，他怨愤地讲到，无论是公开声明或者是私下谈话，似乎都表明他被看作“只是一只柠檬，美国人把它挤干之后就扔掉算数”。曾经支持达尔朗与同盟国达成协议的法国司令官对罗斯福的声明更是大为不满。艾森豪威尔深感不安，他电告华盛顿，着重指出，“当前法方的情绪与原先的估计远不相符，极其重要的是，切切不可鲁莽从事，以打乱我们得以建立的这种均势”。史末资将军从伦敦返南非途中飞至阿尔及尔，致电丘吉尔说：“至于达尔朗，公开发表的声明已使当地法国首脑惶惶不安，长此以往将不堪设想。诺盖已以辞职相威胁，他手中既有摩洛哥全体居民，他的辞职或将带来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达尔朗已就合作行动同克拉克达成明细协议。他还说服西非的法国首脑跟他走，并把达喀尔要港连同空军基地供同盟军使用。但是，在圣诞节前夕，他被一个狂热青年博尼埃·德·拉·夏佩尔(Bonnier de la Chapelle)行刺身亡。夏佩尔属于保皇党和戴高乐一派，这一派一直在迫使达尔朗下台。用这一办法加速他的下台，既为同盟国解决尴尬的政治问题，并为戴高乐的登台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同盟国已在“同达尔朗达成的交易”中得到好处。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这样评论道：“谋杀达尔朗，虽然是犯罪行为，却使同盟军摆脱与他共事的窘境，同时又给同盟军留下他在他们登陆的关键时刻所能给予的一切便利。”根据吉罗的命令，凶手迅即交付军法审判，很快就被处决。次日，法国首脑同意推举吉罗继达尔朗担任高级专员。吉罗“填补了这个空缺”，但为时极短。 如果同盟军得不到达尔朗的帮助，他们的问题就会比实际碰到的困难得多。因为北非有近十二万法军——在摩洛哥约五万五千人，在阿尔及利亚五万人，在突尼斯一万五千人。虽说分布很广，但是如果对同盟军不断抵抗，他们的阻力就不可轻视。 达尔朗的协助和他的权力，只有在一件重要事上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那就是未能把法国主力舰队从土伦派到北非来。舰队司令拉博德海军上将(Admiral de Laborde)没有获得贝当口头批准，不愿响应达尔朗的号召，而达尔朗派去说服他的特使又被德军抓去。由于德军狡猾，在海军基地的边缘停兵不前，由它留作法军守卫的非占领地带，这样拉博德就迟迟不愿响应号召了，心情也不太焦急了。与此同时，德军准备了一项完整无缺地俘获舰队的突击计划；11月27日，他们设下一个布雷区封锁海港各出口之后，就发动进攻。尽管法军因延误而丧失突围的机会，但仍能设法完成事先拟就的凿沉舰队军舰的计划，速度快得足以便德军夺取舰队的企图遭到失败，从而实现11月10日达尔朗在阿尔及尔同克拉克首次会谈时所作的保证：“我们的舰队决不落到德军手里。”虽然同盟军对舰队未能来到北非感到失望，但是舰队一沉没，用来对付他们的危险也就消除，相衡之下，足可自慰。 在这紧要关头，特别是在最初几天，还有一件可引以为慰的事，就是西班牙没有插手；希特勒也没有假道西班牙向地中海的西面入口试行反击。西班牙军队本来可以从阿耳黑西拉斯开炮轰击，使直布罗陀的港口和机场无法使用，也可切断巴顿部队和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同盟军之间的交通线，因为从卡萨布兰卡到奥兰的铁路线靠近西属摩洛哥边界——只隔二十英里。当初拟定“火炬”计划时，英方说过，如果佛朗哥要插手的话，直布罗陀就无法保持使用，这并不是新的推断。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我曾在许多文章、演讲和私下讨论中着重指出过这一点。当时纷纷讨论的是，如果西班牙终为一个法西斯政权所控制，如果这一政权决定同轴心国积极合作，那会出现怎样的危险。而按照艾森豪威尔手下计划人员估计，占领西属摩洛哥需要五师兵力；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三个半月。幸而佛朗哥安于做一个轴心国的“非交战”(non-belligerent)盟国而按兵不动——他所以更加安心，是因为美国既在购买西班牙的产品，又容许他从加勒比海获得石油。再者，从轴心国档案里可以看出，希特勒早先就领教过佛朗哥对他打算假道西班牙进攻直布罗陀的要求避而不答的手腕，所以在1942年11月并没有真正考虑到进行这样的反击。只是到次年4月，轴心国在突尼斯的部队大为吃紧，又担心同盟军提早入侵意大利，这个反击主意才重新冒头，而且还是墨索里尼提出的。即使在那时，希特勒也拒绝了墨索里尼的请求，这既是因为他担心假道西班牙会遭到“非交战”盟国激烈而顽强的抵抗，也是因为他仍然深信轴心国部队能够固守突尼斯。到11月底，由于派往突尼斯的少量轴心国部队遏止当时同盟军进军大为成功，他更是信心百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