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尔-哈特 伍协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阿修比 cdhyy cdhyy 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所以执行，如同当初所以采纳一样，都是出于山本海军大将的大力推动。派在檀香山日本领事馆内那些受过训练的海军情报官，连续数月源源不断送来情报，特别是有关美国舰艇调动的情报。日本舰队的船员和飞行人员，为了这次作战，也为了在各种天气中便于完成这次作战，受到严格训练；轰炸机人员至少作了五十次练习飞行。 正如前文所述，大大促成袭击珍珠港计划的是，零式战斗机增长了航程，航空母舰舰队就可以腾出来，无需协助西南太平洋的作战了。袭击珍珠港计划也借鉴1940年11月英国海军对塔兰托(Taranto)的进攻。当时，英国海军航空兵在那里只用二十一架鱼雷轰炸机，就把一个防守坚固的军港中停着的三艘意大利战列舰击沉。即使在当时，人们还是认为，朝深度不到七十五英尺(这是塔兰托的大致平均深度)的水里是不可能空投鱼雷的；因此认为珍珠港不会遭受这种袭击，因为那里水深只有三十到四十五英尺。但是到1941年，英国借用塔兰托的经验，在鱼雷上装了木制直尾翅(Wooden fins)，以免鱼雷“前后摆动”，撞到浅水海底，所以已能朝仅仅四十英尺深的水里空投鱼雷。 日本从驻罗马和伦敦的大使馆获悉上述细节，也奋起从事这类试验。此外，为了使袭击计划更能奏效，还把高空轰炸机配备了可穿十五、六英寸装甲的穿甲炮弹，弹上装有直尾翅，这样就会象炸弹一样落下。如果垂直投下，任何甲板都经受不起。 美国太平洋舰队只要在较大的舰艇上装上防鱼雷网(日本唯恐有此可能)，就可以对付这种“塔兰托”危险。但是，舰队总司令赫斯本·金梅尔海军上将(Admiral Husband E. Kimmel)，却象海军部一样，认为当时所有的那种笨重的防鱼雷网对舰艇的快速行动和船只来往太碍事。事后表明，这一决定实际上将珍珠港内的舰队判了死刑。 种种因素合在一起，确定了袭击的日期。日本知道金梅尔海军上将向来在周末将舰队驶回珍珠港；那时舰上人员不会全部出勤，这样偷袭就更能奏效。因此自然选定星期日为袭击日期。12月中旬后，季节风刮得猛，这种天气不大适宜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群岛作两栖登陆，也不适宜在海上为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加油。12月8日(东京时间)，夏威夷的星期日，晚上不会有月光，航空母舰舰队趁此黑夜偷偷驶近夏威夷。那里的潮汛也适宜登陆，这一念头原来曾经有过，但是最后终于放弃，一则是因为缺少部队运输船，再则，这样的一支入侵舰队开来，八成会被发现。 在选择海军突击部队的航道时，考虑到三条不同路线。一条是经过马绍尔群岛的南路航线，另一条是经过中途岛的中路航线。这两条航线都比较短，但都放弃了，而选中了从千岛群岛出发的北路航道(走这条道，中途是要加油的)，因为这样就避开了通常的航线，也少冒被美国侦察机巡逻队察觉的风险。 日本还利用所谓“不等航程”(Unequal Leg)进攻法而得利。航空母舰摸黑航行，天色一亮，开到最接近袭击目标的地点时，舰上飞机一一起飞，随后航空母舰驶离，但不是从原路返航，飞机在起飞地点较远的地方与航空母舰会合。因而日机的航程去时是短的，来时是长的，而追击的美机一往一返的航程都得是长的。这个不利条件，美国防务计划人员都没有想到过。 袭击的目标，按其重要性排下来是：美国航空母舰(日本希望珍珠港内的美国航空母舰多达六艘，至少也有三艘)；战列舰；油库和其他港口设备；惠勒(Wheeler)、希卡姆(Hickham)和贝洛兹(Bellows)机场等主要基地的飞机。日本为这次出击动用的兵力为六艘航空母舰，共载四百二十三架飞机，其中三百六十架用于这次袭击，计一百零四架高空轰炸机、一百三十五架俯冲轰炸机和四十架鱼雷轰炸机，外加八十一架战斗机。护航队中共有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和三艘潜艇，外加八艘随行油船；其指挥是南云海军大将原文如此，应为海军中将。。日本还计划利用预期的混乱，以小型潜艇同时发动进攻。 11月19日，潜艇队离开日本吴市的海军基地，后随五艘小型潜艇。22日，主力特混舰队在千岛群岛的单冠湾集结，26日离开。12月2日，接到通知，说是进攻令已获批准。因此船上熄灭灯火。即使在那时，还是有一个“但是”：如果舰队在12月6日前被发现的话，或者说，如果在华盛顿达成最后一分钟协议的话，这项战斗任务就要取消。4日，加了最后一次油，船速便由每小时十三海里增至二十五海里。 舰队不断收到檀香山领事馆经日本转来的报告，所以，在6日，即出击前夕，接到报告说珍珠港内并无航空母舰，舰队里就一片失望。(其实，一艘航空母舰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另一艘在运送轰炸机到中途岛，另一艘刚将战斗机送到威克岛(Wake)。另外三艘则在大西洋。)但是，据报告说，有八艘战列舰停泊在珍珠港，舰上也没有防鱼雷网，因此，南云海军大将决定前进。次日晨，6时与7时15分(夏威夷时间)之间，在珍珠港正北方约二百七十五英里，飞机先后起飞。 美军在很晚时得到过两次警讯，这本来可能导致不同的后果，但结果并非如此。第一次是，从凌晨3时55分起，数次发觉日本潜艇队逼近；其中一艘在6时51分被美国驱逐舰击沉，另一艘在7时为海军飞机炸沉。第二次是，岛上六个美国雷达站中的最北面一个，发现有一大批飞机，显然多达一百架以上，在7时后不久逼近。可是，情报中心却将这批飞机看作是预期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若干B17型轰炸机——虽则这批B17型轰炸机只有十二架，是从东方，而不是从北方飞来的。 袭击从7时55分开始，直至8时25分；随后，俯冲轰炸机和高空轰炸机组成的第二批飞机，于8时40分出击。不过，在第一次空袭时动用鱼雷轰炸机，却起了决定全局的作用。 在八艘美国战列舰中，“亚利桑那号”(Arizona)、“俄克拉何马号”(Oklahoma)、“西弗吉尼亚号”(West Virginia)和“加利福尼亚号”(California)都被炸沉，“马里兰号”(Maryland)、“内华达号”(Nevada)、“宾夕法尼亚号”(Pennsylvania)和“田纳西号”(Tennessee)都受重创“内华达号”搁浅；“加利福尼亚号”后又捞起。。炸沉的还有三艘驱逐舰和四艘小船；三艘轻巡洋舰和一艘水上飞机供应船则受重创。美国飞机炸毁一百八十八架，炸坏六十三架。日本的损失，除去五艘小型潜艇在一次彻底失败的进攻中全部损失外，只有二十九架飞机被击毁，七十架飞机被击坏。人员的伤亡，美军有三千四百三十五人或死或伤；日军伤亡数字较不准确，死亡的不到一百人。 返航的日机于10时30分与13时30分之间在航空母舰上着陆。12月23日，主力特混舰队返回日本。 这次偷袭给日本带来三大好处。美国太平洋舰队事实上已丧失战斗力。日本可以不受美国海军干涉，在西南太平洋安然作战；另一方面，袭击珍珠港的特混舰队也可以用来支援作战，日本现在有更多时间可以扩建防卫圈。 主要的缺陷是，这次出击没有击中这次的第一目标，也是未来的关键目标——美国航空母舰。此外也没有击中油库和其他重要设备，这一切如果遭到毁坏，美国恢复元气就会慢得多，因为只有珍珠港才是完备的舰队基地。这次袭击出其不意，显然事前未经宣战，在美国激起极大愤慨，因而公众舆论一致拥护罗斯福总统，满腔怒火地仇恨日本。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日本原来倒是力求在合法范围内获得偷袭的好处，换句话说，也就是尽量合法而不违法。对美国在11月26日提出的要求，日本是选好时间答复的；他们要在12月6日星期六夜晚把答复送给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递交美国政府的时间定于星期日13时，照夏威夷时间，将是早晨7时30分。这样，美国就不大可能——大约只有半小时的时间——通知夏威夷等地的司令官说已经开战，而日本却可以声称，根据国际法，这样做并不违法。但是由于日本照会长达五千字，再则，日本大使馆译电文又耽搁了时间，直到华盛顿时间14时20分才准备好，由日本大使递交美国政府——这时离开日本开始袭击珍珠港大约已隔三十五分钟。 美国严厉谴责袭击珍珠港为野蛮行为，并称如此袭击为偷袭，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谴责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日本这次袭击同过去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如出一辙，并且早就应当引为前车之鉴。 1903年8月，日本和俄国为解决两国在远东的分歧开始谈判。但是，谈判了五个半月之后，日本政府的结论是，照俄国的态度，不会得出圆满的解决办法，因此，在1904年2月4日决定使用武力。6日，谈判决裂——但未宣战。东乡海军大将指挥下的日本舰队偷偷驶向俄国海军基地旅顺口。8日晚，东乡派遣鱼雷快艇向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进攻。俄国舰队措手不及，两艘最好的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都丧失了战斗力；结果是，从此日本在远东建立了海上优势。直到10日，日本方才宣战，俄国也在同一天宣战。 当初，英国曾在两年前同日本订了协约，他们的态度同三十七年后响应美国谴责日本行为的态度相比，真是绝妙的讽刺。1904年2月《泰晤士报》上一篇评论说： 由于天皇及其枢密大臣以大丈夫气概痛下决心，日本海军己先发制人，并以果敢行动发动战争。……俄国舰队因在外海停泊场，易受袭击，且召人进攻。我国的英勇盟邦海军立即及时应召，赢得莫大荣誉。……这次辉煌战绩对士气可能大起作用，整个战局或许受其影响，并为之改观。……通过这些魄力极大的行动，日本海军凭其政治家才略，以先发制人而获得有利地位，并在士气上控制局势。 1911年版的《英国百科全书》中介绍“日本”的一条，也称颂了日本决心一战的行动，并赞扬日本拿起武器“反对军事独裁与单方限制政策”。 1904年10月21日——特拉法尔加尔角(Trafalgar)之战特拉法尔加尔角一战发生在1805年。当时英国舰队冲破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防线，获得巨大胜利，迫使拿破仑放弃侵英计划。九十九周年纪念日，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Admiral Sir John Fisher)就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他立即奏请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并在其他有影响部门敦促采纳这项建议：德国舰队在日益壮大，对这一逐渐增长的危险应该先行阻止，用“哥本哈根(Copenhagen)之战”的战法击溃德国舰队。即不经宣战便发动突然袭击。他甚至还为这种偷袭进行宣传。他不断鼓吹的这种战法，自然传到德国政府耳中，也自然比在英国政界受到更认真的对待。 费希尔海军上将的建议，是否在日本偷袭旅顺口成功之前就提出讨论过，这点并不清楚。但不管如何，纳尔逊不经宣战就在哥本哈根击溃丹麦舰队这一偷袭，已成为英国海军史上著名的一章，凡是水手无不熟悉。东乡曾以青年海军军官的身分，在英国学过七年海军。因此，纳尔逊偷袭哥本哈根一战，对东乡海军大将在1904年先发制人行动的影响之大，可能一如东乡海军大将对费希尔计划的影响。 对美国人来说，历史上虽有教训，但1941年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来得意外，为此而引起的震动，不仅使人对以罗斯福总统为首的政府广泛展开批评，而且还深深怀疑，招致这次灾难的，除了糊涂和慌乱之外，是否还有更坏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样的怀疑，在美国到处都有，在专门挑剔罗斯福的评论家和罗斯福的政敌之间尤其盛行，而且经久不息。 尽管罗斯福总统显然早就希望并设法使美国力量投入反希特勒之战，但是那种表明美国海陆两军司令部自满和失算的证据足以推翻美国“修正主义”历史家的论点和据以立论的不足证据。这种历史家就是认为，罗斯福是为了同希特勒作战而策划或制造了珍珠港灾难。 英国在远东的这个前哨很早就失守，这正是为了假想的威信而不惜牺牲战略，也不顾常识的最明显事例1935年3月，已任军事作战与情报主任(Director of Military Operation and Intelligence)的迪尔将军，请我去陆军部：同他谈论当前和未来的防务问题。讨论的中心是远东问题，特别是，一旦同日本作战，如何设法守卫香港的问题。根据当夜所记的讨论笔记：“我建议，与其加强防守香港，使之成为精神上的‘凡尔登’或‘旅顺口’，还不如冒失守的风险，略加防守，因为加强了防守，万一失守，对我们的威信有很大的危害。看来他同意我这一建议。”。即使是日本，也从来不象英国在这件事上一样，“为了保住面子”而做出如此蠢事。香港是英国所处地位的一个明显弱点，本来就比新加坡难守得多。这个岛港毗邻中国海岸，离开日本在台湾的空军基地不过四百英里，而离开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则达一千六百英里。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在1937年初回顾形势时，将日本算作次于德国的第二号潜在敌人，并把新加坡同英国本土一起看作英联邦赖以生存的主心骨，因此他们强调，在考虑保卫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时，决不能阻挠派遣一支舰队去新加坡。在讨论香港问题时，他们一致同意，救兵至少要九十天才能开到，他们接着又说，即使驻军有了增援，能够守住这个殖民地，从台湾飞来的日本空军也会使这个港口失去作用。但是，他们不顾实际形势，却以一种比较乐观而不大现实的态度否定了这个合情合理的结论，理由是撤出驻军就会威信扫地，对中国的抗日也会失掉必要的鼓励。他们的结论是，“香港应该看作是要尽力久守的一个虽非要害(Vital)但也重要(Important)的前哨”官方历史：《抗日战争》，第1卷，17页。。这一结论注定了驻军的命运。 过了两年，在1939年初，英国重新回顾形势时，做出了同样的总结，但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把保卫地中海放在远东之前。这一来，防守香港更加毫无希望，尤其是因为日本远征军当时已经在香港南北两面的中国大陆上立定脚跟，因此这个英国领地已成孤岛，易遭陆上袭击。 1940年8月，法国沦亡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新班子(迪尔在其中代表陆军，因为他当时已是帝国总参谋长)，又回顾了形势。这次，他们正视事实，承认香港无法防守，因此建议撤出驻军——当时有四个营。现为丘吉尔领导的战时内阁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在落实这个决定上没有任何举动。还有，一年后他们却又回过头来，劝告丘吉尔接受加拿大政府派遣两营兵增援香港驻军的提议。这一提议所以提出，政策所以变更，就是出于格拉塞特少将(Major-General A. E. Grasett)的乐观见解；他本人是加拿大人，不久前担任过香港驻军司令；在返回英国时，他曾经告诉加拿大总参谋长，有了这样的增援，香港就可以长期固守。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在劝说接受这一提议时，发表这么一种见解：至不济也可使驻军“较为光彩”地守卫香港——另一种“威信”论。1941年10月27日，两营加拿大兵启航赴香港，这样，无谓的牺牲就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光景。 12月8日凌晨，日军以一师多(十二营)装备良好的兵力，外加大批飞机掩护和炮火支援，从中国大陆向香港发动进攻。到第二天，英军已退到九龙半岛上的所谓“酒徒”防线(Gindrinkers Line)。10日凌晨，日军一支分遣队占领那里的一个棱堡。这次突袭促使英军提早放弃“酒徒”防线，撤至香港岛，而当时日军还在照计划进攻这条防线。 日军开头几次试渡海峡，虽都被击退，但把守军拉开了。后来，在18－19日夜间，日军主力在东北角登陆，集中兵力攻打，不久就插进南面的深水湾，把守军打得落花流水。一部分守军在圣诞节晚上投降，另一部分守军在次日晨也都投降了。虽有增援，香港也不过守了十八天——只有预期的五分之一时间。日军伤亡不到三千人，但他们把加强的驻军全部俘虏，近一万二千人。香港失守之时，正是英国占领香港一百周年之日，也是中国将香港正式割与英国九十九周年之日。 12月8日2时30分，在菲律宾群岛的美国统帅部收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作好一切战争准备。与此同时，台湾的晓雾耽搁了日军空袭菲律宾群岛的计划。但是，这一不利条件结果对日军反而有利。因为美方在B17型轰炸机是否要立即轰炸台湾作为回击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这是不断引起争执的原因。结果是，这些轰炸机奉命环绕吕宋大岛飞行，以免在地面上遭到轰击。11时30分纷纷着陆，准备出击——这时迟到的日机恰好飞临上空。由于美国警报系统不够完善，美机，特别是B17型轰炸机和新式的P40E型战斗机，大都在第一天就被击毁。这一来，日本空军实力占了优势，从台湾出动的一百九十架日本陆军飞机和三百架海军岸基飞机，从此控制了天空。17日，剩下的十架B17型轰炸机全部撤往澳大利亚，哈特海军上将自诩为亚洲舰队的少数几艘水面舰艇也被调走，在这个地区只留下二十九艘潜艇。 至于地面部队，尽管在麦克阿瑟坚持下做出的新决定是要守住整个菲律宾群岛，但是麦克阿瑟将三万一千正规军(美国兵和菲律宾侦察兵)大都留在马尼拉附近，以致守卫漫长海岸线的只是低级的菲律宾军，号称约十一万人之多；他这样做即使精明，也是违反决定的。这个决定，不管在战略上多么明智，也意味着日军不论想在哪里登陆，都不难上岸。 担任这次进攻的日军，是本间将军指挥的日本第十四集团军。本间在登陆和开始作战时，动用了五万七千人。人数不算多，因此更有必要采取奇袭并占有空中优势。日军还必须夺取几个外围岛屿和防守薄弱的沿海地区，以便为近程陆军飞机迅速筑好机场。 在开始进攻的那一天，日军拿下吕宋以北一百二十英里的巴坦(Batan)群岛的主岛，10日，又跃进到吕宋正北面的甘米银岛(Camiguin)。同日，另外两个分遣队在沿北海岸的阿帕里(Aparri)和维甘(Vigan)两地分别登陆；12日，从帛琉群岛来的第四分遣队，未遇抵抗就在吕宋的东南端黎牙实比(Legaspi)登陆。这一切为主力部队登陆铺平道路，从12月22日起，主力部队在马尼拉以北仅仅一百二十英里的仁牙因湾(Lingayen Gulf)登陆。八十五艘运输船载了本间将军的四万三千士兵。24日，从琉球群岛来的另一支七千人部队在马尼拉对面，东海岸的拉蒙湾(Lamon Bay)登陆。这些部队都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因为经验缺乏、装备不足的菲律宾陆军很快就崩溃了，特别是在坦克向他们进攻之时，而美军开来支援他们，又来得太晚了。到这时为止，日军的伤亡还不到两千人。 麦克阿瑟一了解到在入侵军登岸立足未稳前就粉碎他们的希望和打算万难实现之后，已经在23日恢复原来的计划，就是将剩下的部队全部撤到巴丹半岛。他所以仓卒作此决定，是因为情报过高估计了日军的实力，几乎多了一倍，另一方面又不把他手下的大部分菲律宾军计算在内。26日，马尼拉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尽管开始时情况混乱，但是，麦克阿瑟的部队处在压力下，还是勉强做到有步骤的退却，到1月6日已在巴丹半岛驻扎下来——这是多亏日军的兵力实际上只及他们的一半。 可是，一回到巴丹半岛(约二十五英里长，二十英里宽)，美军就伤透脑筋，因为包括平民在内，有十万张嘴要吃饭，而不是象原计划所估计的四万三千人。这半岛又是疟疾流行，因此很快就只剩下四分之一美军能作战了。 日军对巴丹半岛阵地开始进攻，几次都被击退，他们采取的两栖翼侧攻击也被击退。2月8日，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日军就暂停进攻，因为他们部队已经很弱，一万人生了疟疾，第四十八师又被派去协助攻打荷属东印度群岛。到3月初，日军阵线上只剩下三千人，但是，美军不知这一情况，没有试行进攻。再者，当时他们有生力量的人数已降至五分之一，麦克阿瑟又在3月10日动身去澳大利亚，所以士气也低落了。美国也显然不会设法派来救兵——华盛顿当局在1月初就已做出这一决定。 到3月底，日军已有二万二千余名生力军增援，另外还有飞机和许多大炮。从4月3日起，重新进攻，把美军逼退到巴丹半岛的那一头，直到4月9日，留在那里的司令金将军(General King)为了避免“大屠杀”，才无条件投降。 这时战事就转移到深沟高垒的科雷吉多尔岛(Corregidor)。岛上的驻军近一万五千人(包括毗邻三个小岛上的部队)。但该岛同巴丹半岛只隔开两英里，日军既可从海峡那边不断用重炮猛轰，也可连续空袭。这样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轰击，逐渐粉碎了防御工事，将美国大炮大都打坏，还打中岛上的用水供应。5月4日，炮击强度高达一万六千发。5日，临近子夜时，两千名日军渡过海峡登陆。他们遭到剧烈抵抗，在上岸前损失了一半兵力，但是坦克上岸之后，形势大变，守军纷纷崩溃——虽则实际上只有三辆坦克投入战斗。次日，即5月6日晨，温赖特将军(General Wainwright)(自从离开巴丹半岛后，他一直在指挥科雷吉多尔岛作战)用广播发出投降书，以避免无谓牺牲。 当时在南方各岛的美菲分遣队就象在吕宋岛的更远地区的其他部队一样，继续坚持游击式的战斗，所以本间将军起初拒绝接受这种局部投降。温赖特唯恐当时已被解除武装的科雷吉多尔守军遭到屠杀，就同意下全面投降令。但是，有些分遣队忠于麦克阿瑟从澳大利亚发来的号召，仍拒绝服从；直到6月9日方才停止抵抗。 在这次战役中，美军大约损失三万人，他们的菲律宾盟军大约损失十一万人。虽然大部分菲军开小差溃散了，但在巴丹半岛投降的美菲两军总计约八万人，在科雷吉多尔岛又有一万五千人投降。日军的伤亡人数虽然较难确定，但除了病号外，似乎只有一万二千人左右。 菲律宾群岛的守军尽管开头遭到崩溃，但毕竟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守得长久——在巴丹半岛四个月，总共为六个月，虽则从菲律宾群岛以外没有得到任何有力的支援和供应。 日本的计划中规定担任征服马来亚和新加坡这一任务的，是山下将军的第二十五集团军，计三个师，外加支援部队——战斗人员约七万，全部人员约十一万。此外，可以动用的海上运输船只够将四分之一的部队直接运过暹罗湾——一万七千战斗人员，总共二万六千人。这个先遣部队的任务是要夺取北面机场。大部分山下部队规定由陆路进军，从印度支那出发，经泰国，直下克拉地峡(Kra Isthmus)，尽快增援海运部队，随后沿马来半岛西海岸继续推进。 表面看来，要达到如此远大的目标，这支远征军小得异常——人数确实少于珀西瓦尔将军(General Percival)指挥下防守马来亚的英军；后者总数为八万八千人，其中英军一万九千人，澳军一万五千人，印度军三万七千人，马来亚军一万七千人。但这是批杂牌军，装备和训练都比不上山下的三个师。这三个师是帝国警卫师、第五师和第十八师，为整个日本陆军的精华。他们还有二百一十一辆坦克支援，而英军在马来亚却没有一辆坦克，他们还有五百六十架飞机，比英国在马来亚的飞机几乎多四倍，质量也好得多。此外，日军预计，从11月到3月刮的季节风将妨碍英军抵抗他们的进攻，因为碰到这种坏天气，只有较好的公路才可以通行。他们还预计，马来亚的嵯峨山脊，高达七千英尺，一片密林丛莽，将使守军东西不能呼应，并使他们可照计划从东海岸转移到西海岸。 英军将地面部队向四下散开，来防守没有足够空军部队的机场；建筑这些机场来掩护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这样的部署基本上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机场和海军基地的主要受益者，反而是日军。 日军的主要登陆处，是在马来半岛泰国地峡的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另外，在再往北的泰国海岸还有四个辅助登陆处。重要性处于第三位的登陆处，就是在马来亚边境内的哥打巴鲁(Kota Bharu)。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先占领那里的英国机场，再沿东海岸进行牵制活动，以配合主力部队沿西海岸推进，这些地方登陆的时间，是在当地时间12月8日拂晓之前——在哥打巴鲁登陆的一支五千五百人的日军，实际上比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时间早一个多小时。经过短短的一场战斗后，英军就放弃了那里的机场；而泰国领土上的那些机场，日军更容易拿下。英军原定先发制人的进军——“斗牛士作战计划”，由于英军不愿在日军破坏泰国的中立前就越过边境，开始得太迟了。英军经空中侦察，在12月6日已发现暹罗湾有一支日本舰队，但因天气恶劣，无法进一步侦察，也找不到目标。为“斗牛士”攻势(Operation Matador)所作的准备行动，只是打乱了英国的防御部署。到12月10日晨，日军第五师已转入西海岸，越过马来亚边境，分两路进入吉打(Kedah)。 那一天，英国海军遭到一场严重灾难。 在7月间决定断绝日本石油供应之后，温斯顿·丘吉尔迟迟才“体会到禁运的可怕后果”；过了一个月，在8月25日，他建议派遣一支他称为“威慑力量”(deterrent)的海军部队去东方。海军部正计划在那里集结“纳尔逊号”(Nelson)、“罗德尼号”(Rodney)和四艘旧战列舰，外加一艘战列巡洋舰和两、三艘航空母舰。丘吉尔赞成动用“最少数量的最好舰艇”。8月29日，他向海军部建议派遣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King George Ⅴ)级新战列舰，外加一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航空母舰： 我认为日本对付不了美英俄三国现在联合起来反对它。……只要我提到的舰队一到，尤其是开到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日本更会迟疑。这可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774页。 因此，“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战列舰和“反击号”(Repulse)战列巡洋舰启航前往新加坡——但是没有一艘航空母舰。那艘指定作护航用的航空母舰，在牙买加(Jamaica)搁浅，不得不送进船坞修理。实际上在印度洋还有一艘航空母舰，离新加坡只有咫尺，但是没有接到命令开往新加坡。所以，这两艘巨舰的空中掩护只能依靠岸基战斗机，而岸基战斗机数量极少——即使在上一阶段北方几个机场失守之前，也是如此。 “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12月2日抵达新加坡，第二天，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Admiral Sir Tom Philips)到达新加坡接任“远东舰队”司令。6日，如前文所述，据报告说，一大队日本护航运输船从印度支那朝马来亚方向驶来。到8日中午，菲利普斯听到日军在宋卡和哥打巴鲁登岸，至少有一艘“金刚号”级战列舰、五艘巡洋舰和二十艘驱逐舰作掩护。薄暮时分，菲利普斯带领两艘巨舰和四艘护航的驱逐舰组成的一支所谓Z舰队(Force Z)，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北驶去攻打这些运输船，虽则北方的几个机场早已失守，这样远的北方已不能有岸基飞机作掩护了。 9日傍晚，天气放晴，掩蔽菲利普斯舰队的迷雾也随之消失。他的Z舰队已为日本飞机侦察到，因此他掉头南转，朝新加坡驶去。但是，当晚新加坡发来一个信号，误报一支日军已在一中途点关丹登陆。他估计对关丹(Kuantan)日军发动一次突然袭击是办得到的事，而且也值得冒这个风险，所以就改航，驶向关丹。 日军对Z舰队的截击早已作好准备，因为Z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消息曾向全世界广播过。他们的精锐部队第二十二航空队，拥有海军航空兵中的头等驾驶员，其基地是在印度支那南部靠近西贡的机场。此外，还有十二艘潜艇的一条巡逻线掩护着从新加坡到哥打巴鲁和宋卡的水路。9日，午后不久，这支警戒部队的东端潜艇，早已了望到Z舰队在向北进军，并已报告。报告一到，本来准备去轰炸新加坡的第二十二航空队，就赶忙将炸弹换成鱼雷，纷纷出发去夜袭Z舰队，但是没有找到，因为菲利普斯已掉头南进。航空队在拂晓前重又出发，这次在关丹附近找到Z舰队。日军使用了三十四架高空轰炸机和五十一架鱼雷轰炸机，前者在11时后不久开始袭击，后者一浪接一浪地追随其后。两种轰炸都确是非常准确，尽管轰炸的对象是高速运动着的舰艇，而不是象在珍珠港那样的固定不动和措手不及的船只。再者，“威尔士亲王号”有一百七十五门高射炮，每分钟能发射六万发炮弹。两艘船都被击沉，“反击号”在12时30分，“威尔士亲王号”在13时20分。两艘船有两千八百名船员，护航的驱逐舰从中设法救出两千余人，不过菲利普斯海军上将没有下落。日军并未干涉营救工作。他们只损失飞机三架。 在这一战前，海军部首脑对战列舰能被日机击沉这个想法全都嗤之以鼻；丘吉尔也往往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个幻想甚至一直保留到1941年12月那些灾难的日子。另外，正如丘吉尔所述，“我们和美国这次都大大低估了日军的空战效率。”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551页。 这次出击决定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命运。日军即能不受阻挠地继续登陆，又能在岸上建立空军基地。他们的空军远远超过英国在马来亚的力量薄弱的空军，凭此优势，他们粉碎了英军的抵抗，他们自己的部队才能沿马来半岛推进，从后门打进新加坡。新加坡的陷落起因于以前的失察和判断的错误——主要根源在伦敦。 从12月10日起，英军几乎不断地沿着西海岸退却。一些路障，如在日得拉的大路障，或者被日军坦克大炮清除，或者为边界丛林中渗透进来的日本步兵的翼侧威胁所攻克。马来亚北部地区司令希思将军(General Heath)希望死守霹雳河，但是，沿北大年斜刺里杀入的日军纵队，包抄了这条防线。日军使用在挺进中所缴获的小艇，从海上展开翼侧战斗，把霹雳河后面的一个坚固阵地金宝(Kampar)包抄了。 12月27日，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Henry Pownall)，接替空军上将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爵士(Air Chief Marshall Sir Robert Brooke-Popham)任远东总司令。 1月初，英军退守流贯雪兰莪(Selangor)州的斯林河(Slim River)和靠近吉隆坡(Kuala Lumpur)的一些南方机场。但是，在7－8日夜间，一连日本坦克冲破这条组织欠佳的防线，飞速赶去夺取离前线约二十英里的公路桥。斯林河北的英军被切断后路，大约损失了四千人和他们的装备——日军付出的代价只是六辆坦克和少量步兵。第十一印度师被打垮了。这场灾难造成英军提早放弃马来亚中部地区；英军原来打算久守柔佛(Johore)州北部，俾使足够的援军从中东经海路调到新加坡，现在也难以实现了。 在发生这场灾难的同一天，韦维尔将军前往爪哇就任美英荷澳(ABDA)四国联军统帅部最高司令这个新的临时职位途中，到达新加坡。当时远东司令部已被撤消，波纳尔调任联军统帅部参谋长。韦维尔决定现在要以柔佛州为防守基地，精锐部队和援军都要保留在那里。这无异是说要更快后撤，而不是照珀西瓦尔将军计划的那样逐步撤退。1月11日放弃吉隆坡，13日(而不是24日)放弃淡边(Tampin)的咽喉阵地。这样，日军就进入柔佛州的较好公路网，也就能同时使用两个师，而不是相继投入战斗——从而澳军坚守金马士(Gemas)的计划终于落空。所以，英军撤出柔佛州甚至比原来的计划还要快。 与此同时，英军也在东海岸撤退，1月6日终于放弃关丹及其机场；兴楼受到海上来的威胁之后，也在21日放弃；到30日，“东路军”和“西路军”都退到马来半岛南端。第二天晚上，后卫部队渡过海峡，进入新加坡岛。日本陆军航空部队的战斗力不及海军航空兵，在阻挠英军退却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是在轰炸机场时显出战斗力而已。 就这样，日军在五十四天内攻下了马来亚。伤亡总数只有四千六百人左右——而英军则损失约二万五千人(主要是战俘)和大量装备。 1942年2月8日星期日晚，日本侵略军的两个先头师，从五百英里长的马来半岛长驱南下，渡过大陆和新加坡岛之间的狭窄海峡。海峡共长三十英里，日军横渡的地方是在其中八英里长的一段，其宽度不到一英里。防守这段海峡的是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旅的三个营。 装甲登陆艇载运头几批进攻士兵，余下的士兵乘小船跟上，凡是搜罗到的小船都用上了，若干日军甚至带着枪支弹药泅水过峡。有些船艇被击沉了，但突击部队大都安全登陆，这都是由于守方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却从未有过圆满的解释。海滩上的探照灯没有打开，通讯设备不是坏了就是没有使用，预定防御炮火网的作用发挥得太慢。 到天亮时，一万三千名日军已上岸，澳军已退回内陆阵地。中午前，入侵军的兵力已增至两万余人；他们已在岛上西北部建立一个纵深配置的据点。后来，第三个日本师登陆，兵力总数在三万人以上。 日军还有两个师就在后面大陆上，可是，山下将军认为在岛上进军时，这两个师无法顺利展开。在其后数天，他却派遣不少生力军前去替换。 就人数来说，守方在岛上的兵力多得足以击退入侵，尤其是因为进攻恰恰来自不出所料的地段。即使是在当时，珀西瓦尔将军的手下大约还有八万五千人，主要是英军、澳军和印度军，外加当地的一些马来亚和中国部队。但是大都训练很差，比不上专门选为进攻的日军；日军在丛莽地区或橡胶园里一再出奇制胜。英军的领导能力一般也很差。 战役一开始，空军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形见绌；到最后阶级，剩下的少数空军也撤退了。当初在马来半岛经过长途退却，士气早已低落，如今又无法防御敌人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军心更加涣散。 英国本土政府未能提供这种必要的空中掩护，其影响决不是丘吉尔及其军事顾问的呼吁所能挽回的。当时他们号召：“不惜任何代价苦战到底”；司令官“应”为“英帝国的荣誉，和士兵们同生死共存亡”，应执行“全面焦土计划”，凡是对“无意饶恕军民”的占领军可能有用的一切都应毁灭。由此可见英国本土政府当局对心理学异常无知。前线士兵望见背后油槽起火，升起滚滚黑烟，士气是不会提高的。明知自己注定非死即俘，人心也是不会受到鼓舞的。一年以后，希特勒命令非洲德军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守突尼斯(Tunis)，但是，德军前线被冲破了，他们背后是大海，海面又为敌人所控制，这时就连顽强的德国老战士也很快垮下来。号召士兵作这类“负隅顽抗”，是很少能鼓起士兵勇气的。 新加坡的战事，在2月15日星期日结束——恰好是日军登陆后一星期。那时守军已被赶回位于岛上南海岸的新加坡市郊。粮食储备越来越少，水的供应随时都能切断。当晚，珀西瓦尔将军打着白旗去向日军司令投降。要勇敢的人走这一步，是痛苦非凡的，但是，投降无可避免，他希望为军民取得较好待遇，宁可亲自出马。 新加坡的这两个黑色星期日(一为登陆而另一为投降)，对多少年来自诩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帝国统治是致命打击。 不过，未能击退日本陆军的进攻并非主因。新加坡的投降是两个月前海军战败的余波。 这也是一连串错误和失察的结果。这新基地和防御工事的建立慢得可怜。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愿花钱，并非唯一障碍。在决定建立这基地后的若干年中，白厅(Whitehall)对防守这基地什么是最好方法一直有激烈争论。争论得最激烈的是，参谋长委员会——据称是团结得如同三位一体。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Trenchard)力争飞机无比重要。第一海务大臣贝蒂(Beatty)提倡大炮，面对飞机能够严重威胁战列舰的观点嗤之以鼻。这两人都是著名人士，也都是铁腕人物。 政府对这两人的观点迟疑不决；在他们退休之后，争论仍然持续很久。总的说来，海军得胜。基地配备了大炮，而不配备飞机。不幸的是，袭击终于到来之时，并非来自大炮所指的方向，而是来自后方。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研究这个问题的各方面军人开始提出，日军可能借道马来半岛，从后门攻打进来。看来这是大有可能的，因为海军基地造在新加坡北面，岛陆之间的狭窄海峡里。珀西瓦尔在1936－1937年担任马来亚总参谋长时，是抱这种看法的军人之一。当时的总司令多比将军(General Dobbie)也赞同这个看法，他于1938年在马来半岛南面开始建筑一道防线。 霍尔－贝利沙当时已任陆军大臣，他很快就看出有必要增强这小支驻军——因为他就职后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一个要点，就是把帝国的防务放在欧洲大陆的战斗之上。同德意联盟交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加强地中海兵力就必然成为头等大事，但他还是劝说印度政府派遣两旅人到马来亚，使那里驻军兵力增强两倍。由于战前兵源有限，简直不可能再多派援军了。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英国的兵源开始增多。不过，当时战争只限于西欧，大部分兵源自然要用于西欧。后来发生了1940年5月和6月的大灾难，那时法国崩溃了，意大利参战了。在那骇人的危机中，首先必须为英国本土设防，其次应为防卫地中海地区作准备。这两件要事很难同时办到。不用说，在英国本土还不是固若金汤之前，丘吉尔竟冒风险先加强埃及的防务，这正是他最大胆、最伟大的举动。 对这段时间给予马来亚的供应进行挑剔是不公正的。鉴于当时的形势，驻军在1940－1941年冬获得六个旅的增援，确是难能可贵。可惜对空军实力没有作同样的加强——而空军是更重要的。 1940年初，新任总司令邦德将军(General Bond)就曾表示过，新加坡的防务离不开整个马来亚的防务。照他估计，要这样做，至少需要三个师，他还提出皇家空军应该担负起主要的防务重任。英国本土政府当局原则上采纳这些意见，但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正。马来亚的司令官都认为一定要有五百余架的一队现代飞机，而参谋长委员会则认为三百架左右就够了，还说连这笔总数也要到1941年年底才供应得上。这还不算，到1941年12月日军开始入侵时，在马来亚的第一线空军实力，实际上只有一百五十八架，而且大都是过时的飞机。 1941年间，大部分现代战斗机，除了英国本土防空所需以外，都派去支援地中海地区那几次失败的进攻战。在那一年的下半年，大约有六百架派往俄国。马来亚简直一架也没有得到。远程轰炸机没有一架派到马来亚，但有好几百架用来夜袭德国，在战争的那个阶段，这摆明是白费力气。对马来亚防务的需要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丘吉尔本人在大战回忆录中解了这个谜。5月初，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向首相提出一份文件；在文件中，他反对不顾英国本土和新加坡的安危，继续增强北非的突击部队。 失掉埃及固然是一场灾难，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只有英国本土遭到入侵，我们才会最后失败。因此，至关紧要的是联合王国，而不是埃及；联合王国的防务必须占首要地位。埃及甚至轮不到第二位，因为我们的战略有一个公认的原则，即，归根结蒂，守卫新加坡应当放在埃及之前。但是，新加坡的防务仍然远远不够标准。 当然打仗总要冒险，但必须是权衡过得失的冒险。我们切不可犯削弱防卫要地的错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875页。 这个文件使丘吉尔很不高兴，因为他打算向隆美尔采取攻势，并梦想早日在北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份文件的观点恰恰相反。“照此办理，可能要完全转攻为守。……一点掌握不了局势，整个陷于被动。”他在一份严厉的复文中说： 我猜想你不愿失掉新加坡，而是准备眼看着埃及和尼罗河流域失陷，包括我们在那里集结的五十万陆军投降或毁灭。我不同意这一见解，我也不认为新加坡会失陷……万一日本参战，美国十之八九会站到我们这边来；无论如何，日本不大可能在一开始就包围新加坡，因为这样作战就比在东方贸易航线上展开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带给它的危险要多得多，而带给我们的损害却少得多。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376页。 显而易见，丘吉尔在盛怒之下，歪曲了帝国总参谋长的论点。这不是削弱防卫埃及的问题，而仅仅是推迟进攻罢了。发动这场攻势是丘吉尔心向往之，并且寄以奢望的。结果，6月间在北非发动的攻势却惨遭失败；11月间重新进攻，虽有大量额外增援，但仍然未定胜负。丘吉尔对迪尔陆军元帅的答复，也清楚说明他极端错误地估计了新加坡的危险。奇怪的是，他后来回顾时，竟然这样说道： 我见过的历届内阁，竟然为专家权威的非常庄严的声明而诚惶诚恐，可是，我却毫不困难就说服我的同僚；海空两军首脑当然也是支持我的。因此，我的意见占了上风；对中东的源源增援始终不衰。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377页。 7月，罗斯福总统派了私人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去伦敦传达他对这个政策是否英明表示担心，并已提出警告，说在中东“花力太多”会给其他地方带来风险。美国陆海两军的专家都赞同这个警告，并表示应优先考虑新加坡，其次才轮到埃及。 这些论点全都改变不了丘吉尔的观点。“我决不容许放弃保卫埃及的斗争；不管在马来亚付出什么代价，我都甘心情愿。”但是，他并没有料到马来亚会有危险。他说得坦白：“我承认，在我的心目中，整个日本的威胁，同我们的其他防务所需相比，是一个半明半暗的鬼影。”很明显，马来亚的防御力量不足，没有给予增援，这责任主要应由丘吉尔本人来负——而且是由于他坚持在北非过早地发动一场攻势。 新加坡失守的直接战略影响好似一场浩劫，因为接踵而来的就是日军攻下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一个叉型猛攻，以致日军在西侧胁迫印度，在东侧逼近澳大利亚。接着，以巨大代价斗争了四年光景，后来还是由于日本本身打得精疲力竭，再加上被原子弹吓破了胆，终于崩溃，新加坡方始收复。 不过新加坡开头陷落的深远影响是无法弥补的。新加坡过去是个象征——西方在远东权力的突出象征，因为这一权力所以能树立，所以能长久保持，就是靠的英国制海权。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新加坡建立一大海军基地总是百般强调，所以新加坡作为一个象征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战略价值。1942年2月，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克新加坡，这件事正损害着英国和欧洲在亚洲的威信。 为时已晚的卷土重来，怎么也抹杀不掉这个印象。白人的魔术一拆穿，优势也随之而丧失。认识到白人不堪一击，亚洲在战后就如火如荼地掀起对欧洲的统治和侵略的反抗。 英国失守缅甸是马来亚陷落后的一个早期余波；这样日军才能夺取通中国和通太平洋的西大门，从而建成他们战略计划中所具体规定的大防御屏障。缅甸战役虽是一个余波，但也是一次独立作战，奉命投入战斗的是饭田中将指挥的第十五集团军。 这个“集团军”只有两个师，即使包括支援部队总共也只有三万五千人。其任务，一是占领泰国，包括大部分克拉地峡；二是掩护第二十五集团军的后方，其时，第二十五集团军在克拉地峡的宋卡地区登陆后，正向南进入马来亚。随后，第十五集团军开始执行入侵缅甸的独立战斗任务，以首都仰光为直接目标。 由于缅甸的守卫部队数量少，质量差，日本是可以用这么小的一支部队进行这样大的一场冒险的。一开始时，守军总计不过一师多人，大都是新近成立的缅甸部队，只有两营英军和一旅印度军算是骨干；另一个印度旅正在首途中，作为总预备队。危机到来时，凡是可以动用的增援部队大都调往马来亚，但援救新加坡为时已晚；直到1月底，一支训练欠佳和名额不满的第十七印度师才开到缅甸，算是原先答应派来的较有实力的增援先遣队。空中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开头只有三十七架飞机对付一百架日机。到1月初马尼拉失陷后，又调来一个空军旅，日机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 早在12月中旬，日军已开始入侵缅甸，当时，第十五集团军的一个分遣队，进入克拉地峡的西面或缅甸一面的丹那沙林(Tenasserin)，去夺取那里的三个主要机场，从而堵塞英国对马来亚的空中增援。12月23日和25日，日军对仰光猛烈空袭，使当地的印度劳工队纷纷逃亡，堵塞了公路，放弃了防御工事。1月20日，日军从泰国向毛淡棉(Moulmein)进军，展开正面进攻。31日，经过一场激烈的混战，占领毛淡棉。在这场战斗中，守军由于背向辽阔的萨尔温江口湾，好不容易才逃脱灾祸，未被俘虏。 12月底，韦维尔已派遣在印度的总参谋长赫顿中将(Lieutenant-General T. J. Hutton)去继任缅甸司令；赫顿中将又派遣新到的第十七印度师司令、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斯迈思少将(Major-General J. G. Smyth,VC)指挥防守毛淡棉和仰光这一路的杂牌军。 毛淡棉陷落后，日军向西北进逼，2月上半个月，在那里附近的萨尔温江和约二十五英里远的上游渡江。斯迈思始终竭力主张作战略撤退，一直退到一个可集结兵力的阵地，但是，等到获准退却时，他已经来不及在米邻河(Bilin River)组织这样的防御，因为这条河很窄，有很多地点都可涉水而过。这个阵地不久就被包抄。于是，部队飞速后撤，退往离前线三十英里(离仰光七十英里)的一英里宽的锡唐河(Sittang River)。由于撤得晚了，为日军占了先，尽管日军在翼侧包围的行军中要碰上走丛林小路的困难。2月23日凌晨，那座重要的锡唐桥被炸毁，使斯迈思的大部分部队仍然留在东岸。只有三千五百人顺着迂回曲折的道路脱身回来，而其中仍持有枪支的还不到一半人。到3月4日，日军乘机到达勃固(Pegu)。包围这个公路和铁路的交叉点，也就是斯迈思的残余部队和少量增援部队集结的地方。 次日，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General Sir Harold Alexander)来接替赫顿将军任缅甸司令。丘吉尔做出这一应变决定，在当时情况下是势所必然的，尤其是高级指挥方面没有预料到这么早就溃败，所以更会作此决定。不过，这样做，对“汤姆”·赫顿是不公平的，当初他不仅对能否守住仰光一点表示过怀疑，而且还表明他有先见之明，一方面把供应送到仰光以北四百英里的曼德勒(Mandalay)地区，一方面又从印度的曼尼普尔(Manipur)邦赶修一条山路，同曼德勒和通往重庆的滇缅公路建立了陆上联系。在这个时期和更早时期，英国国内的看法大受韦维尔意见的影响，他认为日军的本领是估计得过高了——这种神话是可以用猛烈反击戳穿的。 亚历山大一到，先是坚持必须守住仰光，并且下令进攻以挽回战局。但进攻的收获不大，尽管新到的第七装甲旅和一些步兵增援部队打得勇猛。所以，亚历山大不久就转而接受赫顿的观点，于3月6日午后下令，次日午后进行破坏后就撤出仰光。因此，日军在8日出乎意外地进入一座空城。即使如此，那里的部队也总算运气。在一条经过卑谬(Prome)、通往北方的路上找到一个缺口，才逃出日军的包围。 这时战火暂停；在此期间，日军又增援了第十八和第五十六两个师，外加两个坦克团，空军也增加一倍，达四百余架飞机。英军得到的增援要少得多。在空中，他们有三个筋疲力尽的战斗机中队，还有两个美国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是蒋介石大元帅出借的)，开头总共只有四十四架飓风式和战斧式(Tomahawk)战斗机，却击退了日军对仰光的空袭，并使攻方蒙受相去悬殊的惨重损失。但是，英军放弃仰光后，大都撤回印度——到3月底，初步增援已从中东调来，大约有一百五十架轰炸机和战斗机。仰光一失守，就打乱了预先警报系统，所以剩下的英机不能象早期在马来亚一样顺利抵抗日机。 4月初，增兵后的日本第十五集团军，沿伊洛瓦底江(Irrawaddy)北上向曼德勒进军，以达到切断并封闭通往中国的滇缅公路的目的。英军这时约达六万人，守着曼德勒以南一百五十英里的一条东西向战线——他们东侧还有中国部队助战。但是，日军毅然向他们西侧迂回，包围了西侧守军，并于4月中旬拿下仁安羌(Yenangyaung)油田。蒋介石的得力助手，美国军官约瑟夫·史迪威将军(General Joseph Stilwell)，定计先让日军向锡唐河上游推进。再对他们进行钳形包围。可是，日军先发制人，打乱了史迪威将军的计划；他们远距离迂回，绕过东侧、向滇缅公路上的腊戍(Lashio)推进。东侧守军迅速退却；不久就清楚看出，英军既无法保住腊戍，也无法继续使用那条通往中国的供应线。 因此，亚历山大明智地决定，不照日军希望的那样死守曼德勒，而撤往印度边境。4月26日，在后卫部队掩护下，开始两百余英里的长途退兵，并于30日炸毁伊洛瓦底江上的阿瓦桥，也就是日军翼侧进抵腊戍的前一天。 现在主要问题是，要在5月中旬雨季开始并使沿途河流泛滥和公路淹没前，到达印度边境和阿萨姆邦(Assam)。日军沿亲敦江(Chindwin River)追赶，企图截击英军退却，但是，英军后卫部队却设法从偏路穿过，在雨季开始前一周退到达木(Tamu)。英军在最后的仓皇出奔中丢失大量装备，包括所有的坦克，不过士兵大都得救。即使如此，他们在缅甸战役的伤亡：总数也比日军多出三倍；英军为一万三千五百人，日军为四千五百人。驻缅甸部队在长达一千英里的退却中，居然能够逃脱，大半是因为第七装甲旅用坦克反击，多次阻挠日军前进，再加上，决定放弃仰光之后，冷静沉着地指挥撤退。 日军以貌似破竹之势从仰光向曼德勒挺进时，英国也因日本海军进入印度洋而惊慌失措。原因是，英国认为印度东南角外的锡兰大岛极端重要——是日本海军的潜在跳板，从那里非但能威胁英国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航线，而且也能威胁英国绕过好望角和南非到中东的部队运输线和供应线。自从马来亚失守后，锡兰的橡胶对英国也已变得非常重要。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告诉韦维尔，保住锡兰比保住加尔各答(Calcutta)更有必要。因此，在驻缅甸部队明显不足、驻印度部队又弱得不堪一击时，英国却动用六个旅来防守锡兰。此外。3月间又在那里成立了一支新的海军部队，共有五艘战列舰(只是其中四艘又老又旧)和三艘航空母舰(其中一艘“赫耳墨斯号”又老又小)，由海军上将詹姆士·萨莫维尔爵士(Admiral Sir James SomerVille)指挥。 另一方面，日军正在准备以五艘航空母舰(就是用于袭击珍珠港的那几艘)和四艘战列舰，组成一支更为强大的舰队，从西里伯斯(Celebes)攻入印度洋。因此这个消息一传来，保住锡兰的前景看来就不大妙了。但是，这一威胁并不严重。也不象看上去那样力量雄厚。因为日本海军基本上是以攻为守的，他们没有部队可用来入侵锡兰。他们的目的是发动一次袭击——一是击溃正在那里成立的英国海军部队，二是掩护他们由海路运往仰光的增援部队。 萨莫维尔预料日军在4月1日发动进攻，将舰队分为两支，速度较快和战斗力较大的一支，A队，先担任巡逻，然后派往离锡兰西南约六百英里的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 Islands)中一个新的秘密基地阿杜环礁(Addu Attol)去加油。日军出击其实是在4月5日，当时有一百多架飞机进袭科伦坡(Colombo)港口，造成不少破坏，并击退英国空军的反击。下午再次发动空袭，共有五十架轰炸机，击沉两艘英国巡洋舰。萨莫维尔那分为两支的舰队来不及阻挡，只得撤退，一些老战列舰退往东非，速度较快的一支撤至孟买(Bombay)。但是，日本舰队9日在亭可马里(Trincomalee)出击成功后就撤退了；在这短短一次袭击中，它的那支商船袭击分遣队，同时在孟加拉湾击沉二十三艘船，计十一万二千吨。 这是英国海上力量又一次出丑的失败，所幸到此为止了。说实在话，如果英国并不打算在锡兰建立一支显然陈旧的海军部队，从而引起这样一次打击的话，日军可能不会进攻——因为这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另一个余波是，英国派了一支陆海军混合部队去夺取法属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北面的迪耶果－苏瓦雷斯(Diego Suarex)港口，以防日军抢先占领，结果，既分散兵力，又造成英法关系再度紧张。继5月间那次耗费不小的军事行动的，是9月间为接管整个马达加斯加岛而发动的更大一次远征。正象1940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Oran)军港米尔斯克比尔击沉法国舰队的事件一样，恐惧终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