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尔-哈特 伍协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阿修比 cdhyy cdhyy 1939年4月1日，全世界报纸刊登了这则消息：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内阁已改变坐山观虎斗的绥靖政策，向波兰提出保证，英国决心抵挡德国对波兰的任何威胁，以确保欧洲和平。 9月1日，希特勒却出兵越过波兰边境。时隔两天，在要求希特勒撤军无效之后，英法两国参战。又一次欧洲战争爆发了，并进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方同盟国参战，有双重目的。眼前的目的是，履行维护波兰独立的诺言。最终的目的是，消除对其本身的潜在威胁从而保障安全。结果，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非但没有能够防止波兰遭到先被征服、后被德俄两国瓜分的命运，并且经过六年战争，尽管表面上得胜了，也不得不默认俄国对波兰的统治，面对并肩作战的波兰做出的保证却弃之不顾。 与此同时，西方同盟国为摧毁希特勒德国而倾尽全力，结果，经此一战，欧洲破败不堪，元气大伤，以致面临一个更大的新威胁时，抵抗力大为减弱。英国同欧洲邻邦一样，都成了美国的可怜附庸。 上述种种都是胜利之下的铁一般事实。当初，俄美两国的巨大力量投到反对德国一边之后，正是满怀希望地追求这一胜利的，也是异常痛苦地取得这一胜利的。虽然胜利了，但也粉碎了公众一直认为“胜利”就是和平的幻想。虽然胜利了，但也证实了过去经验中所得出的鉴戒：胜利无非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用现代武器和无数方法进行长期战争而产生的沙漠。 在论述战争的起因之前，先估计一下战争的结果，也不无价值。认识到战争的后果，就可以比较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的来由。如果认为战争所以爆发、所以波及全球是纯粹出于希特勒的侵略，那足以达到纽伦堡审判的目的。可是，这样解释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肤浅。 希特勒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又一次世界大战。他的人民，特别是他的将领，对诸如此类的冒险都深怀恐惧、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他们心里留下了创伤。着重指出这些基本事实，既不是为希特勒也不是为许多热心仿效希特勒的德国人掩饰其侵略本性。尽管希特勒肆无忌惮，但是，长时期来，他在追求目标时还是小心从事的。无论采取什么步骤，如果可能引起大战的话，德国将领更是百般谨慎，忧心忡忡。 战后，德国档案大都缴获，因而可供研究之用。这些档案都明明道出，当时对德国能否进行一场大战是感到异乎寻常的惶恐和怀疑。 1936年，希特勒提出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时，他的将领对他的决定感到惊慌，也唯恐这会引起法国的回击。由于他们的抗议，最初如同“草偃知风向”，只是派出几支象征性的部队。在西班牙内战时，他想出兵援助佛朗哥，他们担心这一行动要带来种种风险，又提出抗议，他就又同意限制对佛朗哥的援助。但是，1938年3月向奥地利进军时，他却不顾他们的忧虑了。 不久以后，希特勒透露了心事，他想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归还苏台德区(Sudetenland)，总参谋长贝克(Gen. Beck)就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力陈希特勒的侵略扩张计划势必引起一场世界浩劫，并导致德国覆灭。他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宣读了这份备忘录，而且在他们一致同意下，递交了希特勒。由于希特勒丝毫也没有表示要改变政策，总参谋长辞了职。希特勒向其他将领保证，英法两国决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但是，德国将领根本没有消除疑虑，因此，他们暗中策划武装暴动，准备逮捕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首脑，以免冒战争风险。 可是，后来德国将领的反抗计划却落空了，因为张伯伦答应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并和法国沆瀣一气，同意在这个不幸国家被剥夺领土和防务时袖手旁观。 在张伯伦看来，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正是“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在希特勒看来，慕尼黑协定不但是他对国外敌人，而且是他对手下将领进一步取得的更大胜利。他一次次未经非难、不用流血而取得的成功，再三再四证明他们的警告是毫无道理的，这以后，他们自然丧失了信心，也失去了影响。希特勒本人自然也目空一世地深信，不难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功。即使他最后终于明白进一步冒险可能引起战争，他也认为那无非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战争，也是一场时间不长的战争。他的片刻疑虑，终因接连取得令人陶醉的成果而抛之九霄云外。 如果希特勒确实打算发动一场包括对付英国在内的全面战争，他就会尽力建立一支能与英国制海权相抗衡的海军。但是，事实上他建立的海军甚至连1935年英德海军条约所具体规定的有限规模都没有达到。他不断向海军将领保证，他们不可全信德国会同英国冒险作战。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他告诉他们说，至少在今后六年内，他们不必认为要同英国打仗。甚至到1939年夏季，直到8月22日，他还一再重复这类保证，尽管他是越来越缺少信心了。 那末，为什么希特勒急于避免大战，却又偏偏卷了进去呢？他的侵略成性决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原因应该是，长时期来西方列强殷勤讨好的态度鼓励了他，再加西方列强又在1939年春季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这个转变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因此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你容许谁把锅炉烧得气压超过危险点，那末，不管结果引起怎样的爆炸，你也要承担实际责任。这一自然科学的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学，特别适用于国际事务的处理。 自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来，英法两国政府对这个危险的独裁者做出的让步多得不可胜数，而对德国前几届民主政府是决不愿意这么让步的。英法政府次次都有意避免麻烦，存心把棘手问题搁置一边——为了保持眼前的安乐而牺牲未来。 另一方面，希特勒却把种种问题想得都太合乎逻辑。1937年11月，他阐述了“政见”(在所谓《霍斯巴赫备忘录》里保存着这一文本)。这篇“政见”中所陈述的一套打算，终于成为他制订政策的指南。所以有此“政见”，是因为他确信，德国人口日益增加，如果要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万万少不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在他看来，德国休想自给自足，尤其在食物供应方面。德国也无法向国外购买而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因为向国外购买，花费外汇之多，决不是德国所能负担的。由于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和德国本身的财政支绌，德国在国际贸易和工业中极少可能增加份额。再说，即使用间接供应的办法，德国也会依赖外国，一旦发生战争，就难免闹饥荒。 希特勒的结论是，德国必须在东欧的人口稀少地区取得更多“农业上有用的空间”。指望东欧自愿把这空间让给德国，那是空想。“一切时代的历史——罗马帝国，英帝国——都证明，要扩张空间，就只能击溃对方抵抗和采取冒险行径。……古往今来，从来也没有发现过无主的空间。”这个问题至迟到1945年必须解决，“其后，问题只会恶化而已”。可能的出路都会被堵塞；一场粮食危机即将来临。 这一套打算，远远超过希特勒想收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丧失的领土的初愿。虽然西方政治家后来伪称对此毫不知情，但其实并非如此。在1937－1938年间，他们中间很多人在私下议论时是坦率地讲真话的，只是不在公开讲坛上发表罢了。在英国统治圈子里也提出不少论据，赞成容许德国向东扩张，从而转移对西方的危险。他们对希特勒要求生存空间大表同情，而且让他知道。但他们不去想这样的问题：如果不用优势兵力加以威胁，怎样才能诱使主人让出生存空间。 德国的文件都明明道出，希特勒特别是从1937年11月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的访问中得到了鼓励。哈利法克斯当时担任枢密院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他在内阁的地位仅次于首相。根据这次会见的文件记录，他使希特勒领会英国容许他在东欧自由行动。可能哈利法克斯的本意并非如此，但他确是给予对方这样的印象——而事后证明这是极为重要的。 随后，在1938年2月，安东尼·艾登(Antony Eden)被迫辞去外交大臣职务，因为他与张伯伦一再意见相左，有一次艾登提出反对意见时，张伯伦就曾叫他“回家去吃一片阿斯匹灵”。哈利法克斯受命继任艾登为外交大臣。几天以后，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汉德逊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拜访希特勒，进行密谈，作为哈利法克斯11月会谈的继续。他告诉希特勒，对希特勒为德国的利益而希望“欧洲发生变化”的心愿，英国政府大表同情——“英国现政府是十分正视现实的”。 正如文件所表明的，这些事件加快了希特勒的行动步伐。他认为已经改开绿灯，可以东进了。这是极其自然的结论。 希特勒向奥地利进军，将这个国家并入德意志帝国时，英法两国政府都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希特勒进一步受到了鼓励。(在这次易如反掌的突击中遇到的唯一麻烦，是他的许多坦克在开往维也纳途中抛了锚。)他一听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在那次突击后拒绝俄国的建议，不愿协商制订一项制止德国进攻的集体保证计划，就受到了更大的鼓励。 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1938年9月对捷克的威胁临近最后关头时，俄国政府无论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都再次宣布愿意与英法两国共同采取措施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但英法两国对这一建议置之不理。此外，还把俄国排斥在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慕尼黑会议之外，英法两国都以此为得计。如此“冷淡”，在翌年产生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希特勒当初东进时，照他看来，英国政府是抱着默许态度的，所以，到9月间，他“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英国竟然坚决反对，还进行部分动员，这样的意外使他大为不快。但是，等到张伯伦答应他的要求，并积极帮助他把他的条件强加于捷克斯洛伐克，他便认为那种一时反抗的恫吓是一种保全面子的举动——俾能应付以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为首的反对政府那一妥协、退让政策的大部分英国舆论。法国的消极态度，也同样鼓励了他。在所有小国中，捷克军队战斗力最强，既然法国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捷克盟邦，看来他们也不可能为了保卫过去的一连串东欧和中欧盟邦中幸存的任何一国而参战。 因此，希特勒认为不日便能安然覆灭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再行东进。 最初，希特勒并没有打算进攻波兰，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割得最大一片德国领土。波兰同匈牙利一样，在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方这方面，对他是有用的，因而他诱使波兰答应他的要求，波兰还乘机攫取一小块捷克领土。希特勒有意暂时接纳波兰为一名小伙伴，只要波兰归还德国的但泽港(Danzig)，并允许德国由“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自由通往东普鲁士。就希特勒而言，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个很有节制的要求。但是，在那年冬天，经过连续谈判，希特勒发现波兰非但固执得不愿作诸如此类的让步，并且对自己的实力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经过进一步谈判，他们会回心转意。直到3月25日，他还告诉陆军总司令说，他“不愿使用武力来解决但泽问题”。不过，他朝着另一方向采取了新步骤后，英国竟也采取了意料不到的步骤，他这才改变主意。 在1939年头几个月里，英国政府首脑长期以来未曾有过如此愉快的心情。他们聊以自慰地认为，由于他们加速重整军备的措施、美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和德国的经济困难，局势不大危险了。3月10日，张伯伦私下表示了和平前景空前美妙的看法，并说他希望年底之前安排一次新的裁军会议。第二天，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le Hoare)(在艾登之前任外交大臣，当时担任内政大臣)在一次演说时满怀希望地暗示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各大臣向朋友和评论界保证，德国经济困难，无力作战；为了报答以商约形式提供的援助，德国必定按照英国政府的条件行事。奥利弗·斯坦利(Oliver Stanley)和罗伯特·赫德森(Robert Hudson)两位大臣正前往柏林对此做出安排。 就在那个星期，《笨拙周刊》(Punch)登了一幅漫画，画出“约翰牛”(John Bull)正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过来，而新近的“战争恐慌”正飞出窗外。在1939年“3月15日”的前一周竟出现这一阵乐观得荒诞的幻想，真是破天荒的稀罕事。 与此同时，纳粹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扶植分裂运动，从内部促成崩溃。3月12日，斯洛伐克人(Slovaks)的领袖提索神甫(Father Tiso)在柏林会见希特勒之后，斯洛伐克人就宣布独立。更为盲目的是，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Colonel Beck)公开宣布对斯洛伐克人深表同情。15日，捷克总统答应希特勒在波希米亚建立“保护国”并进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之后，德军就开进布拉格(Prague)。 上年秋季，慕尼黑协定签订时，英国政府曾做出保证捷克斯洛伐克抵抗侵略的诺言。但是，张伯伦却对下院说，他认为，斯洛伐克既已分离，这项保证便告无效，他还说。他并不认为应受这项义务的约束。他一方面对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一方面告诉下院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须“改变”英国的政策。 但是，不出几天，张伯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这来得如此快，走得如此远，惊得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他一下子就做出决定，不管希特勒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都要横加拦阻，并且在3月29日向波兰提出，“凡是威胁波兰独立、波兰政府因而认为务必抵抗的行动”，都要支持它抵抗。 张伯伦这样贸然行事，是出于公愤的压力呢，还是出于内心的愤慨，或是因为他受希特勒愚弄而感愤怒，或是因为他在本国人民的眼中已象傻瓜而失面子，究竟什么是主要影响，那是无法估计的。 对张伯伦以前那个绥靖政策曾经支持和赞赏过的一些英国人，他们大都也有类似的剧烈反应。国内“另一半”不信这一政策的人，他们的谴责使这种反应更为尖锐。在群情激昂的浪潮冲击之下，裂缝弥合了，全国重新团结起来了。 由于这项无条件的保证，英国的命运就落到了波兰统治者的手里，而后者都是些优柔寡断的人。何况，没有俄国的帮助，这项保证也是无法履行的，但英国并没有采取什么步骤，先去弄清楚究竟俄国会不会给予这种帮助，波兰会不会接受这种帮助。 在要求内阁批准这项保证时，张伯伦竟然没有出示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实况报告，而这个报告本来会使人明白，要妥善保护波兰，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是在事后不久听当时的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Mr. Hore-Belisha)说的，也是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告诉我的，他是从其他政府成员那里听到的。不过，在当时的情绪下，即使把这个报告公之于内阁，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也大可怀疑。 这项保证在议会中进行讨论时，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只有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劳合－乔治为英国政治元老，曾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时首相。发表了意见，当时他警告下院说，不先弄清楚俄国会不会支持，就承担这样广泛的义务，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愚蠢行为。对波兰做出保证，势必提早发生剧变，也势必引起一场世界大战。这既是极大的诱惑，又是明显的挑衅。因而，希特勒禁不住要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西方对鞭长莫及的国家做出这类保证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倔强的波兰就更不愿考虑对希特勒作丝毫让步，而希特勒也不可能不“失面子”地后退。 为什么波兰统治者接受这么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建议呢？一则是因为他们糊涂得竟然过高估计了他们那老式部队的力量——他们大吹法螺，说什么“用骑兵向柏林进军”。再则是由于个人因素：贝克上校在事后不久说过，他是在吸香烟时“两次弹掉烟灰”之间接受英国建议的。他接着解释说，1月间，他与希特勒会晤时，他觉得希特勒说但泽“必须”归还的那句话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一获悉英国的建议，就看出这是回敬希特勒一记耳光的机会，也就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了。人类的命运往往正是这样凭着一时冲动而决定的。 当时只有取得俄国的支持，才有可能避免战争，因为只有俄国这一大国才能直接支持波兰，从而才能威慑希特勒。但不管形势紧急，英国政府的行动还是拖拖沓沓、半心半意。对苏俄，张伯伦是深恶痛绝的，而哈利法克斯则出于宗教原因，是恨之入骨的，另一方面，两人既低估苏俄的实力，又高估波兰的实力。即使他们当时认识到同俄国商议一项防务协定是可取的话，他们也希望按照他们的条件，而没有认识到，既然他们向波兰仓卒做出保证，那他们就不得不按照俄国的条件求得这项协定。这一点，即使他们看不清，在斯大林看来是一目了然的。 可是，除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迟疑不决之外，波兰政府和其他许多东欧小国，也反对接受俄国的军事支援，因为唯恐俄国出兵增援无异是入侵。所以，英俄两国的谈判步伐慢得象出殡。 希特勒对新形势的反应却迥然不同。英国的剧烈反应和加强军备的措施使他震惊，但是，就英国来说，结果却事与愿违。他感到英国在逐渐反对德国向东扩张，他担心自己踟蹰不前，前进的道路就要被堵塞，因此他得出结论：必须加快争取生存空间的步伐。可是，怎么样做才能不致引起一场大战呢？他对英国人的形象有一种先入之见，这多少影响了他采取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英国人头脑冷静，有理性，他们的感情是受他们的理智控制的，因此他认为他们除非能够得到俄国的支持，否则做梦也不会想到为波兰而参战。正因为如此，他忍住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憎恨和恐惧，竭尽全力博取俄国的好感，但求它不来插手。这一转变比张伯伦的转变更为惊人——其后果同样是生死攸关的。 希特勒向俄国求爱的道路倒是平坦的，因为斯大林对西方早有了新的看法。1938年，俄国受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冷淡，自然愤慨，等到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后，英国政府匆匆忙忙与波兰单独订约，而对俄国提出建立防御同盟的新建议，却是抱不冷不热的态度，因此俄国更为愤慨。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英国这种态度使人加深猜疑的了。 5月3日传来俄国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被“解职”的消息，只有瞎子才看不清楚这是一个信号。长期以来，他是鼓吹与西方列强合作抵抗纳粹德国的主要人物。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受命接替他的职务。据说莫洛托夫宁愿同独裁者打交道，而不愿同自由民主国家打交道。 签订一项苏联－纳粹协约的试探性活动，在4月间就已经开始，但是，双方全都十分谨慎从事，因为相互之间极不信任，彼此猜疑对方可能只是试图阻止同西方列强达成协议而已。不过，英苏谈判进度缓慢，德国就乘机加快步伐，向俄国苦苦哀求。但莫洛托夫始终不明确表态。直到8月中旬后，才来了个决定性的变化。所以有此变化，可能是因为与英国那种犹豫和保留态度大不相同，德国愿意接受斯大林的苛刻条件，特别是让他对波罗的海各国自由行动。所以有此变化，也可能与这样的明显事实有关，就是，为了免受气候的阻碍，希特勒不可能把入侵波兰一举推迟到9月初之后，因此把苏德协定拖到8月下旬，希特勒和西方列强就不可能有时间达成另一个“慕尼黑协定”——这样的协定也许会给俄国带来危险。 8月23日，里宾特罗甫(Jachim von Ribbentrop)飞往莫斯科，签订了条约。附有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波兰由德俄两国瓜分。 签订了这一条约，战争必然爆发，尤其是因为签订的时间如此之晚，战争更要爆发了。希特勒如果在波兰问题上退缩，不可能不在莫斯科面前大失面子。何况，希特勒也相信，英国政府不会为了保全波兰，甘冒一场显然徒劳无益的战争风险；英国政府并不真正愿意让俄国参加进来。7月下旬，张伯伦通过他的亲信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同希特勒开始秘密谈判一项英德条约，这样，希特勒就更加相信英国政府不会冒战争风险了。 但是，姗姗来迟的苏德条约，对英国的影响，并不象希特勒的估计。这反而激起那种不计后果、盲目一拼的“蛮干”精神。在这种心情下，张伯伦如果袖手旁观，就要既丢失面子，又背弃信义。 斯大林很明白，西方列强长期来一直有意听任希特勒向东扩张——朝俄国方向扩张。或许是他把苏德条约看作权宜之计，可使希特勒的侵略矛头转往相反方向。换句话说，用这一闪避巧计，他就会使眼前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互相厮杀。至少这会对苏俄减少威胁，结果很可能弄得双方都筋疲力尽，从而保证俄国在战后占优势。 这个条约意味着波兰不再成为德俄之间的缓冲——但是，俄国过去向来认为，波兰大有可能充当德国入侵俄国的先锋，不大可能成为障碍。如果在希特勒征服波兰时，俄国同希特勒合作，同他一起瓜分波兰，不但能轻易收回1914年前的所有权，而且还可以把东波兰变成设防地区，地方虽比过去狭小，但可由他们自己的部队扼守。看来这是比独立的波兰更为可靠的缓冲地带。这个条约还为俄国占领波罗的海各国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铺平道路，从而形成一个更为广阔的缓冲地带。 1941年，希特勒以破竹之势侵入俄国之后，斯大林在1939年采取的闪避策略看来是一个目光短浅得要命的权宜之计。斯大林可能过高估计了西方国家对德国力量的抵抗力，乃至消耗力。他也可能过高估计了他自己部队在开始时的抵抗力。尽管如此，就以后几年的欧洲局势来看，他的闪避策略在1941年似乎并不一定真的对苏俄不利。 另一方面，斯大林的闪避策略，却给西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危害。这主要应该责备那些在一触即发的局势面前连续执行拖延和轻率政策的罪魁祸首。 丘吉尔叙述了英国如何听任德国重新武装，接着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又拒绝俄国提出的联合行动建议之后，谈到英国参战时说： ……在这一切援助白白浪费、这一切有利条件白白放弃之后，英国带领法国，进而保证波兰的完整——就是这个波兰在仅仅六个月之前贪婪地参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掠夺和摧毁。1938年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是有意义的，当时德国陆军在西线最多只能投入六个有训练的师，当时法国却有近六、七十个师，绝对可以打过莱茵河，或者打到鲁尔区。但是，据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轻率的，低于现代文化和道德水平的。而现在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宣布，决心不顾国家存亡以保持波兰的领土完整。据说历史主要是人类的罪恶、蠢行和苦难的记录。或许要翻遍历史，才能找到这一类似的例子：放任、安抚、绥靖的政策执行了五、六年之久，突然间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化为决心接受一场显然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条件之差，规模之大是绝无仅有的。…… 在其糟无比的时刻，在绝对不妙的理由下，终于做出这一决定，必然导致数千万人遭到屠杀。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311－312页。 这是事后对张伯伦的蠢行所作的惊人裁决。因为当初张伯伦再三要求英国应对波兰做出保证后，大家辩论得极为激烈之时，丘吉尔本人是支持张伯伦这一提议的。显而易见，1939年，他这样做，同大半英国领导人一样，是由于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而没有往日英国政治家特有的风度，出之于头脑冷静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