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弗雷德·隆美尔 钮先钟 隆美尔战时文件 佚名 cdhyy cdhyy 我父亲逝世的时候，遗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文件，这都是他在战争期间一直累积下来的。其中有军队中的命令，战况的报告，向最高统帅部的日报；除了这些官方的文件以外，他还留下了许多私人日记，以及有关1940年法国战役和非洲沙漠战争的综合笔记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父亲曾根据他自己的作战经验，出版了一本研究步兵战术的专著，当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所保存的必要文件实在是太少，而他的日记也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在最重要的阶段中，常常存在着极大的“缺口”，那是由于专心作战而没有时间详细地写日记的缘故。 毫无疑问地，父亲是想根据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再写一本有关军事教训的书籍。所以这一次，他就决定不再重蹈上次的覆辙，尽量地保存他手里所有的资料。 自从1940年5月10日，他越过了法国的国界时起，他就开始对于自己的作战经过，作了一个私人的记录，通常都是由他口授，而由他的副官中之一人加以笔记，假使稍有喘息的机会，他还会把所经过的情形，略加评注一番。 他把所有的命令、报告和文件都全部保留了下来。此外还有好几百幅地图和略图，这些略图都是由他和他的僚属用彩笔绘成的，有些图是他准备在将来所出版的书籍里面刊出的。 当局势逆转之后，父亲就渐渐地感到焦急，害怕在他死后，这种对于他的作战的客观记录会被湮灭，以至于他原有的意图会被人误解。当他从非洲回国之后，他就秘密地开始手稿的整理工作，通常都是由我的母亲和他的一位副官为他打字。1944年8月，当他从法国回家之后，他就开始写有关盟军侵入战的记录。不过当他知道自己被诬陷与“7月20日事变”有关之后，就赶快把这一部分稿件毁掉了。而有些稿件之所以能够幸留下来，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烧毁它们。 我的父亲是一个摄影狂。为了《步兵攻击》一书中的照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再回到意大利的境内去拍照，因为他需要1917年的战场景象，以供战术上的说明。不过这个工作遇到不少困难，因为当时的意大利人并不欢迎德国军官到他们的边境上去照相。于是我的父亲化装成一个“工程师”，骑着摩托车，后面带着我的母亲，为了他计划中要写的这一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他决心配以丰富的照片作为佐证。他在欧洲和非洲照了好几千张照片，其中有许多还是彩色的，不过他只在进军的时候才拍照片。有一次他跟我说：“在我自己退却的时候，绝不拍照。” 此外，他差不多每天都写信给我的母亲，所以她曾经保存着一千封左右的信件。 可惜这许多的资料，在浩劫之后，只侥幸存留了一部分而己。 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个月，我的父亲正在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gradt)担任军官学校的校长。那个地方在维也纳的南面30英里处。这所军校设在一个巨型的古堡里面。到了1943年，英美的轰炸机开始对这个城镇实行空袭，我们的家随时都有被毁的危险。于是我们把父亲的文件中的一部分，藏在那个古堡内的地窖里面，其余的就运往德国西南部的一座农舍里面，暂存在那里，1943年秋天，我们由维也纳新城迁往黑林根(Herrlingen)，该地距符腾堡(Wurttemberg)的乌尔姆(Hlm)只有5英里远，我们就把余下的文件也都带在身边。 我父亲死了之后，母亲十分关心如何保存这些文件，不仅是为了私人的原因，而且也是希望将来有信史可传。早在举行丧礼仪式的时候，就有一个党卫队的军官，设法在谈话之中，想探听出来这些文件的下落。我们当然很小心，所以并没有上钩。虽然如此，局势仍很危急，因为他们很可能强行夺走这些文件。 所以，母亲就立即开始集中留在家里的各种文件。而我就到维也纳新城的古堡中，去把那一部分藏留的文件取了回来。因为显而易见地，苏军不久就要进攻维也纳。果然6个月之后，苏军就冲入了这个古堡，在军校学生的强烈抵抗之下，它就变成了废墟。一切可以移动的东西也都为苏军抢掠殆尽。 幸好有姑母和我父亲的副官艾丁格上尉(Capt．Aldinger)的帮助，我的母亲开始把这些文件捆扎起来，准备在必要时撤退。她主张分散收藏，因为她认为也许有一个隐藏的地方会被发现，但是却绝不可能全部会被发现。 1944年11月中旬，艾丁格上尉正帮着我的母亲料理父亲各项身后的事务，突然接到乌尔姆市长的通知，叫他到该市的火车站上去报到。据说梅塞尔将军(Gen. Maisel)幕僚中的一位军官，有要事要和艾丁格上尉面谈。一个月以前，就是这位梅塞尔将军来做了我父亲的勾魂使者。而且这位军官奉命此后缕缕与艾丁格上尉保持联系。这一次的事情使我的母亲和艾丁格上尉都感到非常担心。是不是准备要拘捕我们呢？或者是准备要搜查我父亲所遗留下来的文件？谁也猜不到。 于是收藏文件的工作就只好快速进行。到了11月14日的夜里，除了那些官方的军事“密件”以外，其余的东西都完全藏好了，至于这些密件是我们准备放弃的。 11月15日上午，艾丁格离开黑林根到乌尔姆去。他问我母亲说：“我把我的汽车留在这里，只有老天爷晓得我是否能回来。也许我马上就要被捕了。如果没被捕，我一定马上赶回来。” 母亲静静地等待着，到了下午，她非常关心艾丁格是否已经被捕了。因为除了我和母亲以外，他是惟一知道我父亲真正死因的见证人。快到3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园门打开了，艾丁格走了进来。他还是一个人回来，不过手里却夹了一大包东西，外面用白纸包着。感谢上苍，我母亲的恐惧并没有成为事实。梅塞尔的副官只是把我父亲的元帅权杖和军帽交还给艾丁格。这两件东西是我父亲在10月14日死后，为那两位将军顺手牵羊取去，作为他们的“胜利品”。他们把这些胜利品带回了元首大本营，以后我们听说，它们有一段时期，是放在希特勒的副官夏卜(Schaub)的桌子上面。在我父亲死后，艾丁格上尉为了这件事，曾经用我母亲的名义，一再地提出严重的抗议。现在居然发生了效力。 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文件都已经疏散了。它们分别隐藏在德国西南都的两个农庄里面，一部分埋藏在地窖的墙壁内，另外一分就藏在许多空箱子堆的后面。另外有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有关诺曼底战役的记录，由我们的一个朋友，把它埋藏在一个炸后的废墟中，这个地方已经炸得很惨，所以绝不会有再挨炸的危险。我父亲在1943年到1944年的日记，被存放在一个医院里面，而另外还有些其他的资料，则寄存在斯图加特的姑母家中。我母亲的身边保有那些有关非洲战役的原始笔记，和父亲在I940年法国战役中所拍的照片，以及他的私信。 说也奇怪，我的母亲只是担心纳粹当局会没收这些文件，却完全没有想到盟军方面对它们有同样的兴趣。 到了1945年4月下旬，轰炸越来越厉害。每个钟头都有美国的高空炸弹，落在乌尔姆的上空，许多地方大火昼夜不停。西面和北面都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局势一天比一天更紧张。许多徒手的德国兵，像潮涌一样退到黑林根这个谷地中，有的坐在农村的马车上，有的就徒步行走，大家都非常害怕美国战斗轰炸机的攻击。本地的人民自卫队，包括14岁的小孩子，和65岁的老头子在内，也都已经动员了，各处部张贴着标语，上面写着：“任何不努力保卫乌尔姆的人都是猪！” 有一天，应该是4月20日，母亲从窗口向外面一望，就看见了美军的战车正在向乌尔姆前进。于是大批的难民都纷纷向黑林根逃走。到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才开始着急起来，因为有许多文件还放在房子里面，并没藏好。她一直都把信件、笔记和底片等等放在手边，准备随时都可以携带出走。至于其他的东西，则丢在一个大旧箱子里面，最后靠着邻舍的帮忙才把它埋在花园里面。 随后美军就占领了黑林根。四处都有哨兵，无法再埋藏什么东西。第一批来见我母亲的美国人中间，有一位是第七集团军的马歇尔上尉(Capt．Marshall)。他问这个屋子里还藏有什么文件。我的母亲深信私人的信件绝不在没收之列，于是就回答道：“我这里只有我丈夫写给我的私信。”马歇尔说：“这些信在哪里？” 他和我的母亲一同走进地下室，当他发现了那个装信件的箱子之后，说道：“我要把它们带回去检查一下，过一两天就送回来。” 后来，他们又通知我的母亲，说还要再过几天才能归还。14天之后，马歇尔上尉的译员跑来见我的母亲，说道：“马歇尔上尉感到十分的抱歉，我们这一次不能够遵守诺言，因为集团军部已经决定要把这些文件送回华盛顿去。” 到了5月中旬，有一天上午8点钟的时候，我的母亲突然收到命令，要我们在9点钟的时候离开这所房子。因为有一支美国部队要驻扎在我们家里。当我母亲还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美国兵已经在翻箱倒柜，四处搜索起来了。有许多的文件当时还放置在书架上，案头上和地窖内，从此就都完全不见了。我母亲所能携带出来的东西，就只有一口箱子，里面藏有我父亲所摄照片的底片、非洲战役的文稿，和1940年法国战役中第七装甲师的官方战史，这个文件只有三份副本。 至于疏散到其他地方去的东西，所遭遇到的情形也都不尽相同。在德国西南部的那一个农舍里，有一天突然有几个美国兵走进来，宣称他们是隶属美国反情报组织的，要求检查隆美尔元帅家属所寄存在这里的箱子。不幸的是，有一部分箱子已经由地害内的墙壁里面挖了出来，所以他们德来全不费工夫，美国兵没收了两个箱于。其中一个所装的是我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文件——那就是他写《步兵攻击》一书时所用的参考资料。另外一个箱子所装的是他所用的全套莱卡照相机，此外还有他所拍的三千多张照片，其中有些彩色照片是他最引以自豪的，有些甚至是不惜生命危险才抢到的精彩镜头。另外还有他所搜集的几千张照片，那都是1940年到1944年之间，由许多战地新闻记者和其他的军人所拍摄的。 那几个美国人开了一张收条，就长长而去了。以后，我们在追回这些东西的时候，曾经把这个收条拿给负责的美国军官看，他们却认为这些人可能是冒牌的，不一定是真的来自反情报组织。在这个农舍中，还藏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有我父亲从1940年到1943年之间的私人日记，1940年法国战役的笔记：另外还有两箱地图。这个农舍的主人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虽然在威胁之下，却始终没有把它们交出去。尽管如此，这些箱子却因为与其他的废物放在一起，在没有看守的状态之下，又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偷顺手牵了一部分去。等到他打开箱子一看的时候，恐怕不免要大为失望了。另外一个农舍，在这个时候，正为法属摩洛哥的部队所占据着。他们把牲畜都屠杀了，大吃一顿，并且在广场上烧起火来。几乎一切的地方都给他们搜遍了。所幸收藏在许多箱子里面的文件安然无恙。 此外，我姑母所保存的一部分，以及埋在废墟中的一部分，也都历劫不灭。 我母亲离家之后，就暂时寄住在邻居家里，并在那里开始整理残余的东西。埋在黑林根花园里的箱子，也趁机挖了出来，移到了别的地方去。在摩洛哥兵撤走之后，那个农庄内的文件也就马上取回来了。所以，当我母亲迁移到黑林根学校里面的新住宅中时，这些文件就都已经回到了她的手边。 以后又有一种传言，要对我的父亲实行一种身后的清算工作，把他所有的遗产都完全充公。于是我的母亲又开始准备将这些文件再次收藏起来。所幸这个威胁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受了英国杨格准将的鼓舞，并且承蒙李德哈特上尉愿意出任主编的工作，我开始从各个收藏的地方，把这些文件又集中了起来。那时，杨格准将为我父亲所写的传记已经在付印中，我还匆匆忙忙地摘译了一部分资料放在那本书中，作为附录。 斯派达尔将军(Gen. Spaeidel)原译希排德是我父亲过去的参谋长，曾经极力帮助我母亲收回那些信件。杨格准将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法帮忙。最后还是由于李德哈特上尉的奔波，这些文件才又由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史政处送回。最有趣味的是，这些文件在档案上的分类，并没有列在“隆美尔”的项下，而是用“埃尔文”(Erwin)的名字，另外开了一个新的户头。“埃尔文”是我父亲的“教名”，这些信件上的签字都是用的这个名字。有些信件还是遗失掉了，是在盟军侵入欧陆时所写的那部分。不过，其他有关诺曼底登陆的文件，都陆续地归还了。 历经战火的摧残，和我父亲为了自己的安全而焚毁的，以及战后不可避免的劫掠之后，重见天日的文件已经是残缺不全了。不过当这些信件收回之后，我们颇感到欣慰，因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