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弗雷德·隆美尔 李德哈特 编 钮先钟 隆美尔战时文件 佚名 cdhyy cdhyy 那是1944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乌尔姆郊外某地服役。当我正坐在高射炮的炮位旁边的时候，突然接到连长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你父亲已经回到了黑林根，你已经被调到了他的幕僚中去服务。今天你就可以收拾动身了。” 一辆指挥车把我送到了黑林根，一直开进了花圃的大门，停在屋前，女仆打开房门，我把背包向地板上一丢，里面的餐具饭碗发出铿锵的声音，我匆匆地洗了手，就走进书房。我的父亲，左眼用一块黑色的绷带掩盖着，正坐在一把圈手椅上。他面部的左半边因为受重物撞击，已经压坏了。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脚还有一点发抖。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他说：“我一直都还好。现在还有点头痛，左眼还是闭着的，也不能够移动。但却已经在慢慢痊愈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当我父亲把脸转向我母亲，继续谈论诺曼底的作战经验时，又是一副庄严的神态。我在这里就记忆所及，把他所说的许多话追记如下： 他说：“我在诺曼底的职务总是受到希特勒的限制，再这样下去，只要一个‘上士’就可以担任总司令了。他几乎大小事情都要干涉，而且对我们的建议一律不接受。刚开始时，盟军只占有两处桥头阵地，一处在科唐坦半岛，实力比较弱；一处在巴约附近，实力则较强大，我们当然想首先消灭较弱的那一方面。可希特勒所想的却和我们相反。这种分散实力的攻击，实际上只徒然消耗宝贵的兵力。假使我们想要抽出一个师来，他马上就命令我们把这个师立即送回原处。当我们下命令说：‘应该抵抗到最后一颗子弹为止’，但是上面却把它改成：‘应该抵抗到最后一滴血为止’。当瑟堡投降后，他们却派了一个军法官来，这就是上级对我们的援助。 “部队的行为可以说是英勇到了极点。在最初的几天中，他们为了争夺操作战防火箭炮的任务(这是一种极危险的任务)，常常彼此之间打起架来。但是最后，他们都感到失望了，因为什么办法都不中用。不过几天之后，有一位军长在遭到英国低飞飞机攻击时，他恰好停留在座车里面，结果受了重伤，倒在车座上。他的副官想在第二次攻击到来之前把他拖救出来。但他却抓着座位说：‘就让我留在这里好了，我宁可死在这里’。第二次的轰炸就把他炸死了。” 我父亲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向窗子外面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单单靠勇气是没有用的，这完全是一场可怕的流血惨剧。有时我们一天的死伤数字，可以和1942年非洲夏季战役的全部数字相等。我的神经本来非常健全，但现在偶尔会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不管你到哪里，你听到和看到的，都是死伤数字报告、死伤数字报告……雪片似的死伤数字报告。在我过去的作战中从来不曾见过这样巨大的损失。假使我不是天天都要上前线去，我真不敢相信：我们每天竟损失一个团以上的兵力。”突然他转过身，靠在窗台上面，又说：“最糟的是，这种牺牲既无目的，也无意义。我们现在一样事情也不能做，只在无意义地消耗。我们每放一枪，就使本身多受一份损失，因为敌人必然会以百倍以上的力量来向我们报复。这种悲剧越早结束越好。” 我们互相对看着，没有作声。于是我说：“也许新兵器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了。” 他回答说：“那全是废话。根本没有这些新兵器。这些谣言的目的是想欺骗前线上的普通士兵，好让他们能够多支持一会儿。我们已经完了，而那些身居高位的诸公，其中大多数也都心里明白，只是不肯承认而已。即令他们非常愚笨，像这样清楚的事实，大概也不至于认识不清。” 医师要求我父亲在床上多睡几个星期，但他不肯听。每天清早，我都可以听到他慢慢地从楼梯上走下来，于是我跟在他后面也进了书房，好把一些文件读给他听。通常在早餐桌上，就开始热烈讨论。我那时还只有15岁，而且身为空军的辅助队员，所受的教育使我对于希特勒还存有一种崇拜的心理。所以每逢父亲批评朝政的时候，我所发表的言论，多半是偏向政府当局的。他在这种时候，总是用无比的耐心，把他的意见分析给我听。有一次他说：“战争对于参加作战的人，通常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一旦战争发生了，我们作战的目的就是使战争赶紧结束。既然知道没有什么收获，就应该立即停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不过只有东线方面的战争是一个例外，绝不可以向这种敌人投降。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所以情形又不同。我们今天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不让苏联人进入我们的国界”。 当父亲听到当局把东线的部队向西线调动的时候，他简直气炸了，大声喊叫着说：“这一班蠢材！他们只知道‘火烧眉毛顾眼前’。最多拖几个月，又有什么意思？东线一定会崩溃的，苏军下一波攻击就可以进入德国领土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 到这个时候为止，我对父亲想在西线方面获得单独和平的企图，还是一无所知。我也完全不知道他和那些在“7月20日事变”以后被捕的军官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我听说有一些盖世太保正在我们住宅附近，想侦察屋子里的情形时，不禁感到十分惊异。在这个时候，我差不多天天陪父亲到附近森林里散步。有一天上午，当我坐在他房间里的时候，他突然向我说：“向那边看，曼弗雷德，也许那里隐藏着某一个人，他想不惹太多麻烦就秘密地把我干掉。譬如说，在森林中行刺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我却不愿因为这个危险而放弃散步的乐趣。从今天起，我们带手枪好了。他们那些人头一枪一定打不中，所以只要一听到枪声，我们就可以向着枪声来源的方向，盲目地乱打一阵，这样就可以吓得他们不敢伸出头来，” 我起先还不明了我父亲这些话的含意。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向我说出了下述的话，我才明白。他问我：“告诉我，曼弗雷德，当希特勒突然把这许多的人都处以绞刑时，你们年轻人有什么感想。这些人并没有错，只不过他们认为战争已输定了——这并非无理由——我们应该设法结束这场战争。” 我回答说：“这个我很难答复。当那些青年坐在炮位旁的时候，他们也同样讨厌战争。但是多数的人却相信我们仍然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父亲插嘴说：“但是它早已输定了。假使我本人也宁可违背希特勒的意志，宣布准备设法结束战争。你的感想又是怎样？” 我问：“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 他说：“呵，现在姑且不谈这个，无论如何，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当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幸福完全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时，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这一定要有相当的限度，否则一切不合理的怪事都可能发生。” 自从那一天起，我也感觉大祸即将临头了。 在那个时候，我父亲深信，在几年之内，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一定非发生战争不可。当时有许多军官来看我们的时候，也曾发表同样的见解。不过我父亲的意见和旁人又有不同，他认为西方国家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不过也许是在很远的将来。这些话是他从法国回家一个月以后讲的，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一次谈话是在夜间10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在他那间大书房里面，父亲身穿褐色单排扣的便服，坐在面对着我的一把圈手椅里。那时他已恢复了活力，虽然他的左眼由于负伤还没有消肿。另外一只眼睛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远视得很厉害，所以我必须暂时留在家里，为他代读各种文件。那一天夜里，有一本谈到世界原料分布统计数字的书，使他很感兴趣。接着我们又谈到将来的问题。 我父亲说：“苏联和西方国家就好像水火不相容。他们一定会发生摩擦，可能最后会爆发战争。也许当我们崩溃之后，还不至于马上发生战争，因为整个世界对于战争都已经感到厌倦。这个战祸的危险也许过几年就很明显了。” 我问：“你是否以为英美的前途并不乐观？苏联陆军的力量可能超过西方国家之上。” 我父亲回答说：“专靠陆军并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在诺曼底，我们即令有再好的战车和精兵，又有什么用处呢？不，青年人，美国已经掌握制空权，他们不会再放松的。制空权对于任何强大的陆军，无异都是一张死刑宣判书。没有空中的掩护，陆军根本无法作战。” 我母亲在中途插进来说：“也许苏联人会等到这次战争结束、美国人解除武装之后，才开始向他们挑战。西方国家的人民需要一个高等的生活水准，所以他们的工业必须改作民用生产之用。” 他回答说：“即令如此，美英两国最后还是会胜利的，即令整个欧洲被征服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忘记，美英两国还拥有制海权，只要地球上任何海水能达到的地方，他们的战争物资也就可以运到。”说到这里，他就指着地图再说下去：“这里是法属北非。这里有许多大型的港口和第一等的铁路交通线。但是，在埃及到高加索之间，却只有一两段铁路，而且轨道都比苏联的标准窄，他们不一定有多大用途。从利比亚到突尼斯之间，差不多有2000英里的距离根本没有铁路。所以苏联人势必要用卡车载运补给物资，经过几千英里的距离送达部队。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卡车，每走7英里需要1加仑的汽油，每走2000英里就需要大约280加仑的汽油，再加上回程的280加仑——共约为120桶。差不多每一辆卡车的载量都正好是它的燃料用量。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需要考虑：现今的战车马达也吃不消这样长远的距离。所以苏联人敢不敢越过这两三千英里的距离去冒险呢？当然不会。因此在非洲只要留着一支优良装备的小型精兵，即足以在那里作迟滞的抵抗达几个月之久。” 他再说下去：“我们刚刚听说英美两国的生产能力要比苏联人高出四倍以上。所以在紧要关头，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在法属西非洲一定可以保持住最后的据点。以那里当作基地，他们一定可以慢慢把制空权争取到手，而且他们的实力也会一天比一天增强。于是他们就会开始反攻，像他们今天在西欧地区的行动一样。他们的轰炸机队一定可以把苏联陆军和他们补给基地之间的联系切断，并且把他们钉死在地面上，慢慢地把他们消灭掉。于是他们就会一步又一步前进，他们的船只装着补给，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地方。依照战局的发展，他们可以到达托布鲁克、苏伊士和巴士拉。一旦里海方面的石油产地进入联军轰炸机航程之内，苏联人的生命线也就被砍断了。” 当我父亲正在高谈阔论时，希特勒的鹰犬却正在忙于寻找从柏林到西线总司令部中的线索。法国的军事总督斯徒普纳格将军(Gen．von Stulpnagel)，在自杀未遂之后，已经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自从龙德斯泰特元帅因为“具有失败主义的观念”被免职，他的接任者克卢格元帅也已经失踪多日了。某一天有一个传令的军官从法国来，和我父亲作了一番长谈，带来许多有关法国的新闻。当我听到那个军官的车子开走后，我走进父亲的书房。他坐在书桌前面，脸色十分凝重。 他说；“克卢格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希特勒准备拘捕他，先把他召回德国去。途中，他在车里服了毒。很久之后，司机回过头一看，才知道后座坐的是一个死人。” 我父亲继续说：“当克卢格刚到法国来的时候，他受了希特勒大本营中诸公的影响，见面就教训我说：‘连你也应该学习如何服从命令。’当时我们之间颇不愉快。可是当他在前线上作了一番短期视察之后，他就明白我是对的，也认为实在有单独与西方谋和之必要。但在7月20日之前，他对这个事变一无所知。一直是到从广播里听到了希特勒的文告之后他才知道。当然，那已经太迟了。” 无疑地，父亲在此时也明知自己的前途已同样不乐观。可是他却不曾料到会与克卢格同样的死法。 9月初，我们接到一个消息说，斯派达尔将军已被免去B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务，他到黑林根来看我父亲，他们之间长谈了好几个钟头。斯派达尔将军准备过一两天后到元首大本营里去报到，他们希望通过新任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将军，再作一次和平的努力。但这个企图始终不会成为事实。 我父亲的事件使希特勒特别伤脑筋。因为假使大家知道连隆美尔元帅也认为战争是败定了而主张和平，则结果必将使士气大受打击，无异于在军事上宣告破产。由于这个原因，希特勒虽然早已知道我父亲主张和平，却迟迟不敢对他下手。9月7日，希特勒下命拘捕斯派达尔，这个悲剧的最后一幕便开始上演了，斯派达尔被捕的消息，以耳语方式从一个人的嘴里传到另一个人的嘴里，于是我父亲以前的一些朋友都突然变得非常沉寂。当我父亲发现这个现象之后，他不禁微笑着说：“老鼠们准备离开沉船了。”他十分关心斯派达尔的命运，虽然官方并未正式宣布斯派达尔被捕的消息，可是他却用尽一切方法使斯派达尔重获自由。最后，他坐下来写了他给希特勒的最后一封信。(读者应注意这正是流血清算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而隆美尔却不计个人的安危，一心只想救出他的好友和助手。其人格颇堪敬佩。) 　 元首先生： 不幸得很，我的健康一直到今天都未能如我预期完全恢复。自从我负伤之后，西战场的战况又日趋恶劣，尤其在我偶然听到我过去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被免职并已被捕的消息时，使我的精神上受到难以忍受的刺激。我已感觉到我再经不起更严重的打击了。 继高斯中将之后，从1944年4月中旬起，斯派达尔将军奉命充任我的参谋长。前参谋总长蔡兹勒上将，和他过去的集团军司令沃勒尔将军(Gen．Wohler)都对他赞誉有加。他在出任集团军群总部的参谋长后不久，便获得您所授予的骑士级铁十字勋章，并升任中将，他刚到西线方面不久，就显示出他是一个勤勉而有效率的好参谋长。他能切实掌握幕僚，对于部队具有极佳的了解，并且忠实地帮助我，用一切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大西洋长城的防御工事。当我上前线去视察时——差不多是每天的日课——我都信赖斯派达尔为我转达命令给各集团军，并与上级和其他单位取得联络。 当诺曼底之战开始之后，在敌人空中优势、强大海军火力，以及其他物质优势的压迫之下，斯派达尔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一心只想在苦战之中获得胜利。一直到我负伤之日为止，斯派达尔总是忠实地站在我身边。克卢格元帅似乎对他也非常满意。我真想不到有什么理由将斯派达尔中将免职并拘捕。狄特利希中将此人为希特勒的爱将。和他也是好朋友，常常有往来。 不幸的是，在诺曼底的战斗中，我们没有趁敌人还浮在水面上或在最初登陆的时候，就将他们击毁。这我早就向您报告过，当希孟德将军尚在时希孟德死于1944年7月20日事变中。，我想他一定转呈给您看过了。 当克卢格元帅初任西欧战场总司令的时候，他曾经在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处长面前不客气地指摘我。我不甘于接受这种指摘，于是第二天，我要求他说明他作此种指摘的理由。后来当我和克卢格元帅谈话时，他自动收回这个指摘，当时我就劝告他无论局势如何严重，对前线上的真实情况，都必须坦白向您提出报告，而绝不可以把不愉快的事实隐藏起来。元首先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您有明确的观点和适当的决定。在我负伤的前一天，我曾经有一个最后的情况报告，由西欧战场总司令部转呈。事后据克卢格告诉我，他曾经加上了一个签注，然后一并呈给您。元首先生，您当然知道：从1940年的西欧战役起，一直到1941－1943年的非洲战役、1943年的意大利战役、1944年的西欧战役为止，我每次都是竭忠效力地作战。 我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为德国战斗，并获得胜利。 元首先生，再次向您致敬！ 　 但是斯派达尔将军的下落还是不明。在他被捕后不久，在陆军荣誉法庭这个法庭专门决定是否将被告移往“人民法庭”。之前，他的名字曾经和父亲的名字一同被人提到。但是“隆美尔案件”始终不曾为官方公开提出。 10月7日，有一个电报送到了黑林根，凯特尔元帅要求父亲到柏林去一次，以便参加10月10日的重要会议。有一辆专车会到乌尔姆来接他。我父亲看了这个电报之后，他说：“我才不会再上当呢，我现在已经认清了这些家伙的真面目，我到了柏林之后绝对活不了。”他公开把这件事告诉了图宾根(Tubingen)大学的脑科专家阿布里赫特教授(Prof．Albrecht)，他是父亲的主治医师。阿布里赫特教授马上签发了一张证明书，表示他不适宜旅行。 但是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我父亲拒绝去柏林的行动，只不过使他的寿命延长四天罢了。 法尔尼(Oskar Farny)是一位地主，也是我父亲的老友。因为他是前中央党所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所以一向为纳粹党视为不稳定分子。在战争末期，他曾经和前任的内阁阁僚费尔(Fehr)和盖斯勒尔(Gessler)等人作过长谈，研究如何结束战争和结束纳粹统治。 1944年10月13日，费尔和盖斯勒尔都已经被拘，我的双亲同一天去拜访法尔尼，发现他已经在那里等待盖世太保的到来。可是他却向我父亲说；“希特勒绝不敢动你，因为你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若是加害于你，会引起太多的注意。”我父亲却好像是预知他的死期将至，便回答说：“你错了，希特勒一定会把我铲除掉。他绝不会留下我这个祸根。” 当双亲回家之后，他发现正有一个长途电话在等着他们。电话的内容是说有两位将军明天会来拜访我的父亲，讨论他的“新职”问题。 几个星期前我已经归队了，但是连长10月14日又给了我一个假期。我一清早就离开了高射炮阵地，上午7点钟时赶回了黑林根。我父亲已经在进早餐，仆人赶紧送上一套餐具，我就坐下来和他一同吃，饭后一同在花园里散步。 父亲开口说：“12点的时候，有两位将军要来看我，和我讨论未来的‘新职’问题。所以今天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想对我采取什么计划：是上人民法庭呢？还是到东线去接受一个新的指挥权？” 我问：“那么，你愿意接受东线方面的新职吗？” 他握住我的手臂，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我们在东线方面的敌人太可怕了，在他们面前，一切的考虑都应暂时放在一边。假使他们真是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即令只是暂时性的，那么一切也都完蛋了，此后的生活就不值得一活了。所以，我当然义无反顾地要去！” 快到12点的时候，父亲走进他楼下的房间，把那件褐色的便装上衣脱了下来，换上了他在非洲时最爱穿的开领制服。 差不多12点的时候，一辆暗绿色的汽车，牌照是柏林的，停在我们花园的大门前。在这间屋子里面的男人，除了父亲以外，就只有父亲的好友和副官艾丁格上尉及我本人。两位将军——一个是布格多夫(Gen.Burgdorf)，他的个子很魁梧，另外一个是梅塞尔将军，却是一个短小精悍的人——先后下了汽车，走进屋子。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向我父亲表示要和他作一次单独的恳谈。艾丁格和我便退到屋外。我心里好像已经放心了，我想：“看样子，他们不是来拘捕他的。”于是我上楼去，找一本书坐下来看。 几分钟之后，我听见父亲走上楼来，进了母亲的房里。我急于要晓得事情的结果，立即赶了过去。他正站在房间的中央。他压低喉咙向我说：“和我一起出来。”我们一同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慢慢地说：“我刚刚已经对你母亲说过了，我在一刻钟之内就要死了。”他的态度很镇静，继续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这座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卖国的重罪。总算是他的好意，姑念我在非洲的战功，已经准我服毒自尽。这两位将军已经把毒药带来了。只要三秒钟就可以生效。假使我接受了，他们不会像平常那样牵连到我的家庭，就是指你而言。他们也不会加害我的僚属。” 我插嘴问道：“你相信这些话吗？” 他回答说：“是的，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当然不希望把这件事闹开。此外，我还要负责要你承诺保密。假使有一点风声泄露出去，他们就会认为已无遵守协定之必要。” 我又说：“难道我们不能够自卫……”他马上拦住我，叫我不要再说下去。 他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宁可一个人死，而不要让大家在乱枪之下丧了命。而且，我们也没有充足的弹药。”接着他说：“请叫艾丁格进来。” 这个时候，将军们所带来的随从正和艾丁格谈话，其目的是要牵制住他，不让他和我父亲接近。在我召唤之下，艾丁格上了楼来。当他听到这一切之后，顿时呆住了。我父亲说话的速度加快了。他也再度提到我们想要自卫的企图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已经有了最完备的准备。我死后还可以受到国葬的荣典。我已经要求在乌尔姆举行。在一刻钟之内，艾丁格，你一定会接到一个从乌尔姆瓦格纳学校(Wasner schule)预备医院中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中途中风去世了。”他看看表，然后说：“好了，我要走了，他们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他匆匆地和我们每个人道别。于是我们一同走下楼梯。 我们帮助父亲穿上了皮大衣。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皮质的钱包，说道：“这里还有150马克，我把这些钱带去好吗？” 艾丁格说：“元帅，现在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父亲小心地把钱包放进他的口袋。当他走进大厅里面的时候，那只从法国带回来的小狗，高兴地跟在他后面乱跳着。他说：“曼弗雷德，把狗关到书房里去。”当我和艾丁格去照料狗和关门的时候，他就站在大厅里等候。接着我们又一同走出住宅。那两位将军正站在花园大门的附近。 当我们走近那两位将军的时候，他们都举起右手向我父亲敬礼。布格多夫嘴里还高喊了一声“元帅”，然后站在一边，恭候我父亲步出园门。在路旁的不远处，有几个村夫在那里看热闹。梅塞尔回过头来问我：“你是属于哪一连的？” 我回答说：“将军，第三十六营第七连。” 汽车在门外等候着。一个穿党卫军制服的司机把车门打开，立正站在旁边。我父亲把元帅的权杖夹在他的左臂下，他的脸色镇静如常，上车前把手伸出来，与艾丁格和我再握了一次手。 那两位将军迅速坐上座位，车门轻轻关上，当车子迅速地往山坡下面行驶的时候，我父亲连头也没回一下，转了一个弯就不见了，当他们去远了之后，我和艾丁格再转过身来，静静地走进屋子里。艾丁格说：“你最好还是上楼去看看你的母亲。”我走上楼去等候那个电话。心中万念俱灰，六神无主。 我点起一根烟，试着再把书读下去，但是每个字好像都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20分钟之后，电话铃响了。艾丁格拿起话机，一点都不错，他们说我父亲已经死了。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坐车到了乌尔姆的医院，那里是他遗体安息的地方。医师在接待我们的时候，态度十分不安，毫无疑问他们也已经猜到了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其中一位医师打开房门，我看见父亲穿着他那件褐色的非洲军制服，睡在一张行军床上，脸上显出藐视一切的笑容。 我们是后来才知道他离开我们之后的真正情形的：汽车开过了小山就停在一个森林地旁边的空地上面。那一天上午，早已有大批的盖世太保把我们的住宅包围了，假使我们反抗，那么他们就准备冲入宅内，格杀勿论。车停下之后，梅塞尔和司机都下车走开了。只留下布格多夫和我父亲两个人在车子里面。过了十分钟左右，司机才准许再回到车上。他看见我父亲向前倒在地上，军帽已经掉了，元帅的权杖也从手里掉了下来。于是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向乌尔姆驶去，把遗体送进医院。然后，布格多夫到乌尔姆的驻军司令部，用电话把我父亲的死讯报告给希特勒知道，接着又打电话到他一个随从人员的家中，叫他们准备晚餐的菜单，德国军官团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痛恨布格多夫的这种兽行。后来当1945年4月柏林沦陷的时候，他和鲍曼(Bormann，希特勒的秘书长)，在狂饮了数日之后，也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残生。 在整个故事当中，令人觉得可鄙可笑的莫过于我们接到德国政府中许多要人们的唁电。这些人不仅知道这个事件的内幕，而且对我父亲的死多少都是有“功劳”的。引述几封电文如下： 　 您丈夫的逝世对于您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但请您接受我诚恳的同情。隆美尔元帅的大名，将和他英勇的北非战绩同样永垂不朽。 　 您的丈夫隆美尔元帅，由于负伤已经英勇死去了。我们都希望他能继续为德国人民服务，现在听到这个噩耗，使我感到十分悲伤。我亲爱的隆美尔夫人，我个人谨代表德国空军的全体人员，向您表示真诚的同情。 　 我亲爱的隆美尔夫人： 听到了您丈夫逝世的噩耗之后，我的妻子和我愿向您表示极诚意的同情。德国陆军痛失了一个最成功的指挥官，隆美尔元帅的大名和他的非洲军团，将从此永垂不朽。在您的悲戚之中，请接受我们的慰问。 　 当这些假冒伪善的伪君子们，还在拼命掩饰他们罪行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德国军人，却在东南西北各个战场上不断地浴血苦战。他们固然已经感到失望，但却还不知道他们的上级是这样一群卑鄙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