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里安 坦克指挥官 钮先钟 3875、投笔从戎 投笔从戎 展开这个不平凡的1938年序幕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意外的升了中将。在2月2日的夜间我才获得这个消息，同时也接到命令，叫我出席定在2月4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由希特勒亲临主持。当我在2月4日的清早在柏林街上走过的时候，有一个熟人从电车里面向我打招呼，并且恭喜我已经升任了陆军第16军的军长。这对我是一个完全的奇袭，我赶紧去买了一份早报，打开一看就更使我惊异非常，有一大堆的高级将领都整批的被免职，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总司令弗里契和我的好朋友鲁兹将军。这个事件的原因至少有一部份在总理官邸中的会议席上可以听到一点端倪。三军的高级将领都集合在一间大厅里成半圆形坐着，希特勒走进来向我们说，他已经把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元帅免职，原因是由于勃洛姆堡那个不名誉的结婚的缘故。同时他也必须要将陆军总司令弗里契上将免职，因为弗里契已经犯了某种罪行。关于其他的被免职人员，希特勒并没有一一加以解释。当时我们大家都呆住了。我们都深知我们的老长官在人格上是毫无弱点的，这种严重的打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创痛颇深。这似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是身为德国领导人的人照理是不应该信口开河的。希特勒说完话之后，就离开了大厅，接着我们也就解散了。当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判断事件的真象，所以当然有无从说起之感。 勃洛姆堡的事件比较清楚。他的留任当然不在考虑之列。至于弗里契上将的事件情形却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必须成立军事法庭来侦讯的事件。军事法庭组成之后，由戈林充任庭长，尽管如此，它的判决还是认为弗里契完全无罪。这种诬陷指控完全无事实根据。之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我们再度被召集，听取最高军事法庭庭长里兹将军(Gen. Heitz)宣读这个案件的判词。在那冗长的判决书之前，希特勒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对于这次事件向我们表示歉意，并且表示今后将不会再犯这种过错。我们就要求弗里契上将完全复职。可是继任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上将却只是做到了让弗里契恢复现役，并担任第12炮兵团的荣誉团长。他再没有获得一个实缺。这对于他所受到的损失真是不能补偿于万一。那个制造伪证实行诬告的人，希特勒固然已经命令把他交付军法审判，但是在幕后策动这次卑鄙行为的人却还是安然无恙。那个诬告者被判了死刑，也不过是一个烟幕弹而已。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自称陆海空军总司令。国防部长一席一直虚悬着。常务次长(或译部长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Gen. Wilhelm Keitel)就一直代理部务。不过凯特尔却并无指挥权。他自称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军务总监。第4军区的新司令官已经换了冯·赖歇瑙将军，他控制着这3个摩托化军，他倒是一个思想进步、智力优秀的军人，不久我们之间就相处得非常的友好。 1938年2月4日是对于陆军高级指挥体系的第二个“黑日”，第一个“黑日”就是1934年6月30日。德国的“将官团”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没能有所表示，这是常为人所责备的。不过这种责备也只有对于少数最高级人员才可以说是恰当，因为多数的将领都是如坠五里雾中。即以弗里契事件而言，虽然从开头起就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等军事法庭判决之后，真象才能大白，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大家虽然曾经要求，甚至于催促新任的陆军总司令采取行动，但是他却并没有决心那样去做。同时，在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外交方面也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德奥合并”的事变。所以陆军方面采取行动的好机会就这样的错过了。不过弗里契事件却的确可以证明德国元首与陆军将领之间十分缺乏信任；虽然我官卑职小不够资格知晓内幕的秘密，但是我却已经有了这种感觉。 从敬爱的老上司手里，我接受了新职。第16军的参谋长还是保卢斯上校，他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是一个聪明努力的标准好参谋长，他的纯洁和忠诚是毫无可疑的。以后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这位不幸的第6集团军的司令被俘之后，曾经有许多人批评攻击他。照我个人的看法，除非保卢斯本人能够有机会将他不幸的遭遇公布出来，否则我对这一切流言都一律不愿意接受。 这个时候，我手下的3个装甲师也都换了新的师长： 第1师师长：希米德将军(Gen. Rudolf Schmidt) 第2师师长：怀尔将军(Gen. Veiel) 第3师师长：施韦朋堡将军(Gen. von Schweppenburg) 3月10日16点，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突然召见我，从他的口袋中我得知了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就是希特勒决定兼并奥地利。所以有一部份部队要得到进军奥地利的命令。他对我说：“你还是暂时亲自率领着你的老第2师。”我指出，这种办法会使现任师长怀尔将军很难堪，而且怀尔本人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将官，贝克回答道：“那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上级的命令要你指挥摩托化部队的。”于是我就建议可以动员第16军的军司令部，那么除了原有的第2装甲师以外，还可以再临时编入其他的部队。贝克同意我这一建议，并且决定将另外一个也指定担任占领任务的党卫军装甲师交给我指挥。最后他还对我说：“假使要想吞并奥地利的话，这也许就是最好的时机。” 我回到军司令部之后，马上就下达准备行动的命令，并且考虑如何来完成这个任务的一切方法。大约在20点的时候，贝克又再度召见我，他命令我在21点到22点之间，就要通知第2装甲师和“希特勒近卫师”在帕索(Passau)附近集中。现在我才知道一切准备进军奥地利的部队都由波克上将(Col-Gen. von Bock)率领，在我军南面的步兵师将渡过莱茵河，其他各单位则直趋蒂罗尔。 在23点到24点之间，我一方面用电话通知第2装甲师的师长，另一方面我也亲自和“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接了头。各单位都立即向目的地帕索开进。近卫师对于奉行这个命令并不太感困难，可是第2师却不那样简单，因为它的师长率领着一部份参谋正在演习旅行之中。首先要把他们接回师部，虽然如此复杂，命令还是很快付之执行，部队也就立即开始行动。 从第2师驻地伍兹堡到帕索平均距离是250英里，由帕索到维也纳又是170英里。从柏林到维也纳则为598英里。 迪特里希离开我的办公室以前，他对我说他要立刻去见希特勒向他请示。现在似乎我已经料到这一次兼并的行动可以不经过任何战斗就能够完成。我觉得两国的人民都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所以我就想到为了表示我们友好的感情起见，所有的坦克上面都应该悬旗结彩。我就请迪特里希代向希特勒请示，希望他能够批准我这样的做法，半个小时之后，迪特里希报告我说已经获得批准了。 在3月11日大约20点的时候，第16军军司令部人员到达了帕索。在那里我们接到命令，定于12日上午8时开入奥地利。到了深夜，怀尔将军才率领第2师到达了帕索。他不仅没有奥地利的地图，而且燃料也不够再继续前进。关于地图方面，我就找到了一本普通旅客所用的旅行指南，交给他去应急。燃料问题更难解决。固然帕索地方有一个陆军燃料仓库，但是它却是指定给防守齐格菲防线的部队使用的；并且曾经有命令说除非下了动员令，否则绝对不许动用。那个负责的主管不仅事先不晓得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深夜之中也找不到他本人。仓库管理员忠于他们的职守，当然拒绝把油交给我们使用，最后我只好用威胁的手段才算是勉强达到了目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机动的供应纵队，所以也必须临时设法。帕索的市长帮助我们征调了一些卡车，我们就利用它们匆匆忙忙的组成了一支油料运输队。此外，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也要求奥地利的一切加油站都开放供我们使用。 尽管怀尔师长尽了一切努力，他的部队还是没能赶得上在整8点钟的时候越过边界。一直等到9点钟的时候，第2装甲师的第一个单位才爬过了高起的边界障碍物，接受了奥地利那一面人民的欢迎。师前卫部队由第5、第7两个装甲搜索营和第2机械化步兵营组成。前卫部队很快就通过了林兹(Linz)，向圣波尔顿(St. Polten)进发。 我本人和第2师的主力一同前进，而近卫师从柏林出发，现在也赶上了，就做了我们的后卫。坦克上悬旗结彩的办法似乎十分成功，人民都把我们当作朋友看待，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兵都把从前的勋章挂在胸前，当我们驾车经过的时候，都向我们举手敬礼。只要坦克停下来，马上就被鲜花所盖满，同时还有许多人拿出食物来要送给那些士兵。他们与士兵握手，与士兵接吻，有许多人都流出了欢乐的眼泪。一路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本来是一家人，由于政治上不幸的错误使他们分离了这么久，现在他们终于团圆了。 我们沿着一条路线前进，在12点钟以前，我就到了林兹，我马上就去拜会当地的首长，致敬，并且匆匆吃了一顿午餐。正当我离开这个城市准备继续向圣波尔顿前进的时候，我遇见了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和两个奥地利阁员。他们告诉我元首大约在15点就要到达林兹，所以就要求我负责当地的警戒。于是我命令我的前卫暂留圣波尔顿待命，另外也命令第2师开始布署警戒的工作。奥地利陆军的驻防部队也要求参加这个工作，我马上就允许了他们的要求。不久街道上就挤满了6万多人的民众。这些群众都是非常热心而紧张，他们一再对德国军人高声欢呼。 差不多到了暮色苍黄的时候，希特勒才进入了林兹市。我在市界以外迎候着他，亲眼看到他以凯旋的姿态进入这个城市的全部经过。我也听到他在市会堂的阳台上所发表的讲演。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我所看到的热烈景象，似乎是我一生之内所仅见的。希特勒在讲演完毕之后，就到医院中去慰问前几天在暴动中负伤的人，然后才回到旅邸休息，我就在那里向他报告，准备立即向维也纳前进。从他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这种民众所表示出的热情也是深为感动。 我大约在21点离开林兹，到了半夜就到了圣波尔顿。我命令我的前卫部队立即前进，我自己在这个纵队的前头领导，在大雪迷途的黑夜里，奔向维也纳。在3月13日的夜间1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维也纳。 当那个时候，维也纳所举行的庆祝合并的火炬大游行正刚刚结束，街上还挤满了快乐而兴奋的人民。所以当第一个德国兵被他们发现的时候，那个热烈欢迎的情形真是不难于想像的。前卫部队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前面走过，前面由奥地利的军乐队领导着，接受了奥地利维也纳驻军司令司徒福尔(Gen. Stumpfl)将军的检阅。在部队通过之后，四处又发出一片欢呼的声音。我被人抬起送到了休息的地方，我大衣上面的扣子都马上给人拉光了，当作他们的纪念品。我们全体都受到极友好的招待。 在略事休息之后，第二我清早就出去拜访奥地利陆军的高级将领，到处都受到极有礼貌的接待。 3月14日这一天都完全忙于为定在15日举行的大阅兵仪式进行准备工作。我负责主持，这是我第一次和那些新的伙伴们合作，使我十分愉快。不久我们就拟好了一切计划，从这次阅兵仪式中就可以看出德奥合并是如何顺利。在阅兵仪式中，由奥地利部队领头，接着就是德奥两方面的部队间隔着走过，群众的热烈情绪简直是无以复加。 以后在一天晚上，我请了一些奥地利将军们吃饭，希望通过个人接触中更增加我们的联系。随后我出发到各地去视察奥地利陆军中的机械化单位，并且研究如何把它们合并到我们的部队里来。我对于奥地利的机械化部队印象颇佳，他们的士气和纪律都很良好，若是把他们和德国陆军合并在一起，双方都可以深受其利。 我们希望德国人能够了解奥地利，也更希望奥地利人能够了解德国，这样才可以加强统一的情感。所以有一部分旧奥地利陆军中的军人，被送到德国各地去作短期的访问旅行。其中有一部份也到了伍兹堡，那就是我过去的驻地，我的太太还在那里安排如何招待他们。不久以后，我亲爱的太太也到维也纳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3月25日一起庆祝她的生日。 德国装甲部队在占领奥地利的行动中学到了不少的重要教训。一般说来，进军的情形还算顺利。普通的车辆抛锚的很少，但是坦克却比较多。正确的数字我已经记不清，不过至少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到了3月15日阅兵的那一天，所有的坦克也都修理好了。由于它们所走的距离那样远，而行军速度又那样快，所以这个故障数字实在不算太高。可是对于一般并不了解坦克性能的人，连同波克上将在内，不免要大惊小怪。所以在大阅兵之后，年轻的装甲兵就从某些方面受到了不少严厉指摘。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证明坦克不适于长期持久进攻。事实上这完全是无的放矢。要正确估计装甲部队在这一次“维也纳进军”中的成就到底怎样，那么首先就要了解下列各点： (a)装甲部队对这次行动可以说是毫无准备。在这一次进军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只刚刚开始“连”教练。至于参谋人员在理论上的训练也都还没有完成。谁都没有想到会突然来了这样一个“师”级的冬季大演习。 (b)较高级的指挥部也同样是毫无准备。这一次行动完全是希特勒一个人发动的。对于装甲兵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临时性的考试，事实上装甲师是在1935年秋天才正式成立，所以一切都感到十分困难。 (c)这一次临时发动的“维也纳进军”对于第2装甲师而言一共包括了大约420英里。对于近卫师而言则大约为600英里，而时间则不过48小时。可是大体说来，一切任务都要算是能够圆满完成。 (d)装甲兵自己所感到的最大弱点就是保养设备不够充足，尤其是在坦克方面。这个弱点在1937年秋季演习中就已经很明显表现出来，不过要求改良的建议到了1938年3月间却还没有完全付之实行，这个错误以后永远不可再有。 (e)燃料的供应可以看出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一次的弱点应该立即加以改善。因为这一次根本没有使用弹药，所以弹药方面的补充无法加以考察，不过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f)无论如何都足以证明，我们认为装甲师在运用上是的确有可能性的理想并没有错误。 (g)这一次进军告诉我们沿着一条路线移动一个以上的摩托化师，并无什么困难。我们关于摩托化军的组织和战略运用的看法似乎都是对的。 (h)这一次经验使我们对于坦克部队的运用和供应方面，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有关坦克战术的基本理论，却并没有什么新的收获。从现在到将来，都可以证明德国装甲兵所走的路线是一条正确的路线。 丘吉尔在他那本有价值又有高度意义的回忆录中，对于德奥合并的经过，曾经有过一个完全不同的描写，值得在此加以引述。 凯旋进入维也纳一向就是这个奥地利籍的“小班长”的梦想。在3月12日星期六的夜晚，奥地利首都里的纳粹党人已经计划好了要举行一个火炬大游行来欢迎这位大英雄。但是没有一个人到达，只有3个坐火车先到的设营人员就被他们举起在街上游行了。……这个事件的内幕原因很迟才泄露出来，原来德国的“战争机器”越过国界之后，就慢慢开不动了，到林兹附近就完全停顿下来。尽管天气良好，道路也很平缓，但是多数坦克却都抛了锚。而摩托化重炮兵就更显出了它的弱点，从林兹到维也纳的公路上完全给重型车辆挤得水泄不通。第4集团军的司令，希特勒的宠臣，赖歇瑙将军对于这一次暴露德国陆军弱点的事件，应该完全负责。 希特勒本人，当他的坐车从林兹经过时，看到这个交通阻塞的情形，就不免大发其火。以后轻型坦克在混乱之中勉强前进，到了星期天的上午才到达维也纳，而重坦克和摩托化重炮则都改用火车装运，一直等到阅兵大典将要开始的时候才刚刚赶上。希特勒在兴奋过度的群众拥护之中，进入维也纳，这是举世皆知的镜头。可是在这个神秘的光荣背面却有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内幕。事实上，“元首”对于他的军队这样丢脸大为震怒，他痛骂他的将军们，可是他们却也反唇相讥。他们指出希特勒没有听信弗里契的警告，因为弗里契早就警告说，德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冒险一战。不过外表上却还是伪装得很好，一切的仪式和典礼都还是照样进行…… 很明显，丘吉尔不免有一点道听途说。据我所知从巴伐利亚到维也纳之间在3月12日那一天根本就没有火车开驶。所以那3个设营人员除非是天上飞去的。德国的“战争机器”在林兹附近暂时停顿的原因，就是因为等待希特勒的缘故，这是我的命令，并无其他的内幕。否则当天下午就可以到达维也纳。那天的天气不好；在下午就开始下雨；而在夜里更有强烈的大风雪。从林兹到维也纳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正在翻修，所以路面情形十分恶劣，不过大多数坦克还是平安到达了维也纳。至于说到重炮兵的弱点，那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在当时并没有任何重炮兵单位，同时道路也从未被阻塞。赖歇瑙将军接任第4集团军司令的职务是在2月4日，他一共只上任5个星期，所以对于他所属部队的装备问题，很难说要他负责。至于他的前任勃劳希契上将任职时间也很短促，因此也很难说他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如上文记载，我在林兹曾经遇见希特勒，他似乎一点都没有发火的模样。我见过他许多次数，这一次也许是他最被感动的一次。当他在阳台上向情绪热烈的群众讲演的时候，我就站在他旁边，可以观察得很清楚，他的眼泪流在双颊上，这似乎并不是演戏。 那时我们只有轻坦克，重坦克正和重炮一样完全不存在，所以更不需要用火车载运。没有哪位将军挨了痛骂，至少我不知道。同样，将军们也没有和希特勒吵过嘴。以我个人而言，在这次进军期间，无论是在林兹还是在维也纳，希特勒对我都优礼有加。唯一曾经找过我麻烦的人就是占领军总司令波克上将，原因是我命令在坦克上面悬旗结彩，他认为不合规定。不过当我向他解释说希待勒已经批准了这样的做法，结果他马上就不再追究。 那个开不动的战争机器，只要略加改良之后，在1940年的春天就可以把西方国家的落伍陆军打得落花流水。很明显，丘吉尔的意思是想证明，假使1938年英法两国的政治家要是敢于一战的话，那么也许胜利就很有希望。可是英法的军事领袖们却比较理智，抱着怀疑的看法。他们知道自己陆军的弱点，但是却不知道怎样增强自己的实力。德国的将领们也同样爱好和平，不过他们却并不是因为本身有弱点，或者害怕什么新发明；他们只是相信他们的国家用和平的手段也一样可以达到国策上的目标。 第2装甲师留驻在维也纳地区，从那年的秋天起，开始接管奥地利籍的补充兵。党卫军近卫师和第16军军部在4月间就返回柏林。现在伍兹堡地区空起来了，所以在1938年秋季，成立了第4装甲师，由莱因哈特将军担任师长。此外第5装甲师和第4轻型师也都先后成立。 在1938年的夏季，我所担任的工作就是在平时一个军长所要担任的工作，主要就是轮流视察我的部队。这样就可以使我对所辖的官兵都有深切的认识，并且建立在战场上的互信，这种互信是我最感到骄傲的。 8月间，我才迁入了柏林的官舍。在这个月，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及夫人和首相到柏林访问。希特勒对这位贵宾的各种招待仪式我都有机会参加。宴会之后，希特勒在我的桌子旁边坐了一会，和我谈论到坦克的问题。 希特勒对这次霍尔蒂访德的政治结果很表示失望。毫无疑问，他是想引诱霍尔蒂签订一个军事条约，但是没有成功。不幸，希特勒这一次却喜怒现于辞色。在他致词的时候和宴会以后的态度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从9月10日到13日，我和太太一同到纽仑堡去参加国社党大会。在这个月里德捷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顶点，气氛沉重而具有威胁性。在希特勒的大会闭幕词中更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前途危险的凶兆已经很明显。 大会闭幕后，我就一直到格拉芬(Grafe wphg)训练基地去视察，第1装甲师和党卫军近卫师都在那里受训。以后几个星期中，我忙于训练和校阅的工作，到了月底我们开始准备进军苏台德区的计划。因为捷克人可能拒绝让步，所以战祸迫在眉睫，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 可是，慕尼黑会议却开辟了一条和平解决的途径。于是德国人又可以兵不血刃兼并苏台德区。 在这种政治情况下，我个人也有一点小小的牺牲，10月1日是我和太大结婚的银婚纪念日。我一个人在训练基地，而我太太也一个人留在柏林，因为我的两个儿子也都在他们的部队中，不能请假回家。但是总算万幸，我们收到了一件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和平”。 在向苏台德区的进军当中，第16军所指挥的部队有第1装甲师和第13、第20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占领的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10月3日第12步兵师由奥托将军(Gen. Otto)指挥，占领了艾格尔(Eger)、阿希(Asch)、法朗曾斯拜德(Framzensbad)等地；10月4日，第1装甲师进入卡尔斯拜德(Carlsbad)；到了10月5日，3个师都抵达了分界线。 在占领期的头两天当中，希特勒都一直停留在我的军中，在30日到1日，1日到2日这两天的黑夜里，第1装甲师和第13步兵师都在迅速向边境推进，以期能够一举完成不流血占领的任务。从行军的观点上来看，这次的表现的确很不错。 10月3日，我在距离阿希不远的国界上遇见了希特勒，并且能够有机会向他报告我所指挥各师的进展。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野战中的炊事班，因为我和希特勒两个人都需要吃东西，那里所有的就是一般士兵所吃的口粮，当希特勒发现这种口粮里含有猪肉，他就只吃了几个苹果就算了，同时他也要求我明天为他准备没有肉的伙食。我们进入艾格尔的时候，人民都穿着很美丽的代表当地民族风味的衣服，非常热烈的向希特勒表示欢迎。 10月4日，我又在第1装甲师师部中和希特勒一同用膳。我坐在他的正对面，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边就随便闲谈，大家对于没有发生战祸都感到深切满意。当希特勒驾车从街上经过的时候，沿途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部队。他向他们打招呼，并且对于他们那种精壮的外表有非常好的印象。一切的景象都充满了欢乐，也和向奥国进军的时候一样，坦克上堆满了鲜花和绿叶。我驱车向卡尔斯拜德进发，在那里有一个仪仗队正在剧院前面等候我们光降，这个仪仗队由3连人组成，第1坦克团、第1步兵团和党卫军各占一连。在坦克连的右翼方面，指挥官的旁边，站着的是我的长子，他现在正充任第1坦克团中第1营副营长。 刚刚把警戒工作布置好，希特勒就驾到了。他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就步入剧院，在那里接受民众的欢迎。大街上正下着大雨，可是在剧院里面却正在热烈狂欢。穿着当地民族所特有的服装，许多妇女们都流下了眼泪，许多人跪在地下祈祷，欢呼的声音更是震耳欲聋。苏台德区的日尔曼人一直是在穷困、失业、迫害中讨生活，许多人都已经丧失了一切希望。现在却已经天亮了！我们立即命令军需方面开始散发食物，一直等到正式救济人员接替之后，我们才停止工作。 在10月7日到10日之间，我们又继续占领了一些日尔曼人所居住的地区。每到一处，我们的军队都受到同样热烈的欢迎，坦克和车辆上面都堆满了鲜花。那些青年男女挤满了一街，有时使我们简直无法前进。有数以千计的日尔曼血统的士兵，从捷克陆军里面被释放回来，现在都徒步走回他们的老家，其中有多数都还穿着他们的捷克陆军制服，在背上负着一个包袱或一口箱子，形象极为狼狈，这就是一个不战而败的陆军的缩影。我们经过了捷克的第一线国境要塞，它们并不像大家以前所料想的那么坚强；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最使我们感到欣慰的却是我们并没有经过血战就把它们克服了。 不过，使我们愉快的就是这个政治情势居然能够急转直下，而趋向和平。否则战端一开，这一小块日尔曼人的领土一定就会受到很重的打击，而许多日尔曼人的母亲就都要作很大的牺牲。 在台布李兹(Teplitz)我暂时住在一位波希米亚(Bohemia)的旧王室的别墅里，那位王子和他的王妃都热诚的招待我。因此我就认识了很多日尔曼贵族，使我很高兴的是他们还能够继续保持真正日尔曼的风味。我相信云西曼勋爵(Lord Runciman)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情况的判断是很正确的，而他的意见对于这一部和平的维护实在具有很大贡献。 当政治情况一经松懈之后，我们大家都很快乐。我现在有机会去猎鹿了，在两个星期之内我打了几次好猎，收获颇丰。 这个不平凡的1938年快要结束了，像我这样一个与政治毫无关连的军人，真希望在惊涛骇浪之后，能够有一个短期的和平进步的时间。我们认为德国现在应该安定下来，从事于新近获得的领土和人口的消化工作，这个工作可能是很繁难的。我们又相信德国现在在欧洲已经很强大，所以今后它应该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达到国策上的目标。我曾经亲眼看过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一切情形；尽管当地的人们那样热烈的欢迎我们，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却十分恶劣，同时它们的行政制度也与德国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必须有一个相当长久的和平期间才足以使这些地区完全同化。慕尼黑协定似乎已经显示出有这样的可能性。 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的伟大成就已经把2月危机所引起的坏印象都完全一扫而空。甚至在9月间，哈尔德(Halder)代替了贝克做了陆军总参谋长，由于苏台德区的成功也使这个事件丧失了它的意义。贝克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赞同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认为太危险。当贝克提议全体将官应发表一个拥护和平的宣言的时候，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却拒绝参加，所以其他将官就根本不知道贝克还有这样一着棋。因此当我从苏台德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幸，我却完全预料错误。 快要到10月底的时候，魏玛(Weimar)市的大象旅馆(Elenhant Hotel)有一部份新屋落成，当地的区党部就借机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希特勒居然也光降了，而我以魏玛区驻军最高级将领的身份，也恭奉其盛。当希特勒在露天向群众讲演的时候，这个庆祝大会就达到了最高潮。在这一次讲演当中，希特勒特别尖刻的攻击英国，尤其是挖苦丘吉尔和艾登。由于我前些日子都在苏台德区，没有听过希特勒最近言论的内容，所以对于这个新的沉重气氛就更感到十分的诧异。在希特勒讲演完毕之后，大象旅馆里面就设有一个茶会招待贵宾。希特勒请我坐在他的桌子旁边，于是我就有机会和他作了两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我就顺便向他为什么要那样攻击英国人。结果我就发现，因为张伯伦在哥德斯堡(Godesberg)对他有失态的地方，同时另有某英国贵宾在见他的时候，也有礼貌不周的事情发生，所以才刺激他采取这样的报复态度。他曾经当面向英国驻德大使韩德逊(Henderson)说：“下一次你们英国人要是再这样衣衫不整的来见我。那么我就会命令我的大使穿着睡衣去见你们的国王，请你把我这些话转达你的政府好了。”他认为英国人有意侮辱他，所以大发雷霆，他又说英国人对于与德国重建友谊关系一节并无真正诚意。这些事都使他感到深深失望，因为他一向梦想着两国之间是可以密切合作的。 尽管有了慕尼黑会议，但是德国今天所处的环境还是不轻松，它还是一定要面对这些失望和烦恼的事实。 在那天晚间，魏玛剧院还上演歌剧以娱佳宾，我又和希特勒坐在一个包厢里看戏，并且同进晚餐。这个时候谈话的对象多半是以艺术问题为主。不久希特勒就又坐在演员的席次上，去和他们周旋了。 当我回到柏林之后，陆军总司令召见我。他告诉我，他想建立一个机关统辖摩托化部队和骑兵，那就是这两种兵种的最高监督人，照他的说法是称之为“机动兵”(Mobile troops)。他对这个机关的职务和责任都已经拟定了一个草案，他将这个草案交给我看。从这个草案上可以看出负责的主管人员具有视察权，每年都要提出报告。但是他却没有指挥权，对训练勤务规程的编辑和发行也没有控制权，对于组织和人事两方面也无权过问。我当时就拒绝接受这个有名无实的新职。 几天以后，陆军人事处处长——凯特尔将军(Gen. Bodewm Keitel)，他就是最高统帅部主管人的弟弟——跑来看我，并且代表陆军总司令敦促我重新考虑接受这个新职。我就把我的理由都完全讲给他听，并且再度表示绝对不干。于是凯特尔就告诉我设立这个新职的计划并不是勃劳希契所建议的，而是希特勒本人的意思，所以似乎我是不应该拒绝的。我当时表示陆军总司令并没有把事实真象告诉我，这未免使我不满意；不过我还是没有改变初衷，因此我要求凯特尔将我拒绝受命的理由转达希特勒，并且补充说，假使希特勒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也可以当面去解释给他听。 又过了几天，希特勒召见我，他单独接见我，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意见畅所欲言的讲给他听。我首先把陆军总部的组织讲给他听，然后再说到陆军总司令对于这个新职所拟定的草案内容。我说我现在是一个实缺的军长，控制着3个装甲师，我对于装甲兵的发展工作所能作的贡献实在要比那个有名无实的新职多。凭着我对于陆军统帅部重要人员性格的认识，以及他们对装甲兵大规模攻势作战的见解，我不能不认为这种措施是走向错误方向的第一步。我又提到陆军统帅部内部的权威意见都是主张将坦克分割配属给步兵的，由于过去这方面常有争执，所以将来的发展也殊堪忧虑。此外把骑兵和装甲兵合并在一起，也会引起许多困难。骑兵在今天固然是绝对需要加以现代化，但是这个举动却一定会遭到陆军当局和骑兵老将军们的强烈反对。在详细的解释之后，我所作的结论就是这样的：“这个新职的权力绝对不够，使我无法克服这许多困难。所以我要求你还是让我留任旧职吧。” 希特勒让我一口气说了二十多分钟，没有打岔。当我说完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认为这个新职务对一切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发展，都应该具有中心控制的权力。所以就拒绝了我的要求，还是命令我立即接受新职。他最后还说：“假使当你执行职权的时候，遇到了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困难，那么你可以直接向我报告。我们可以合作来推动这些改革工作，所以我现在命令你接受这个新任命。” 虽然不久就出现困难，但是我自然不会向希特勒提出直接报告。 于是我就升任了二级上将德国官制没有准将这一级，少将中将之上就有二级上将，其原名依兵种而变。例如古德里安则为General of Panzer Troops，其他各兵种也比照这样的定名，例如“General of Infantry”，“General of Artillery”等等。再向上升才是“一级上将Colonel-General”，这个职位与英美的“Full Genercl相当，并且荣任了“机动兵”总监(Chief of Mobile Troops)的新职。我有一间中等大小的办公厅，一共有三五个参谋，就这样开始工作。这才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到那时为止，坦克部队一直没有什么训练教范。所以我们就开始草拟这些教范，并把原稿送到陆军训练处去请求批准。这个处里没有一个坦克兵出身的军官，所以审查我们稿件的人，观点不是以坦克部队的需要为基础，而是另外有一套看法。我们的稿件常常被退回来，上面所加的签注意见是说：“该件不合于‘步兵’教范的格式，碍难照准。”这真叫我们感到啼笑皆非！ 我又认为骑兵一定要加以改组，使它们变成使用现代化武器而又能灵活运用的一个“师”。所以我马上就拟定了一个新式骑兵师的编制，但是马上就被陆军军务总监弗罗姆将军碰了回来，因为我这个新计划要增加两千匹马，他却反对多所开销。所以一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候为止，德国的骑兵还是维持着旧有的编制。由于这个结果，所以除了驻在东普鲁士的一个旅以外，其他的骑兵就只能用来为步兵师构成混合搜索营而已。这种混合营的编制是一个骑兵连，一个摩托连，一个装甲车连，指挥这样混杂的部队简直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工作。而且，在动员的时候，骑兵就只够供平时正规师组织搜索营之用，至于新成立的师则都是全部使用摩托化车辆的。所以这个骑兵的问题实在早就应该有一种新的解决方式。骑兵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那些老资格的军人们都喜欢发怀古幽情，特别的偏爱它。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分野。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也可以说明我当时的处境：我的动员命令告诉我说，假使在动员的时候，“机动兵”总监就要调任一个“步兵”预备军的军长。结果我还花了不少的气力，才算是把它改成一个装甲兵的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