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里安 坦克指挥官 钮先钟 3875、投笔从戎 投笔从戎 在两次大战之间，我主要的活动都与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原是轻步兵出身，而且也无任何技术训练，却命中注定了我一定要和“摩托化”的问题发生深切的关系。 1919年秋天我从波罗的海地区回国之后，有一段短时间在汉诺威第10旅中服役。1920年1月回到我从前的轻步营中去充当一名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以前曾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但是现在我却绝不妄想再重回到那种职务。因为第一，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的时候环境似乎不太愉快；第二，在这样一支总数仅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要迅速升迁更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当1921年秋天，可敬的团长阿姆斯伯格上校问到我是否愿意重回总参谋部去工作的时候，简直使我喜出望外。我立即答应愿意去，可是以后却石沉大海，好久都没有消息。一直等到1922年1月，施蒂尔普纳格尔中校才从国防部的陆军总参谋部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去报到。从他的口中，我才得知我已经被调到运输兵总监部(Inspectorate of Transport Troops)去工作，因为该部总监柴希维兹将军(Gen. von Tschischwitz)曾经要求调派一个总参谋部军官到他那里去服务。我的调职命令自4月1日开始生效，但是为了使我在任职之前先对运输部队的实际业务有一定了解，所以我就先被派到慕尼黑的第7摩托化运输营去实习，因此我马上就要去上任。 我对这个新委任感到非常愉快，于是我立即到慕尼黑向该营营长鲁兹少校报到。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常常和他一起工作，这个人深得我的敬佩，他对我一向非常友好。我被派到第1连去服务，连长是维莫尔上尉。他原是一位空军人员，后来还是回空军去了。鲁兹少校在我到任的时候就向我解释说，将来我在国防部的工作一定是与摩托化运输部队的组织及使用有关的。我在慕尼黑的工作就是为这种业务准备一个基础。鲁兹和维莫尔都尽其所知的把他们的一切业务知识教给我，而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去向柴希维兹将军报到，非常热心的想知道他对我这个新参谋工作有些什么指示。他向我解释道，他原先是准备以摩托化运输部队的使用当作我的工作范围。这时他的参谋长皮特少校却另有主张，说我应该先去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工厂、加油站、技术工作，最后甚至还包括公路的工程问题以及其他运输工具等等。我当时不免吃了一惊，我向将军报告说，我对于这些高深的技术问题实在是毫无准备，而且自己也决不能胜任。将军却回答说，他本来的见解也是与鲁兹少校相同，但是他的参谋长却以条文法规为根据，坚持参谋人员的工作分配是他的权限，连总监也无权过问。我要求准许我重回步兵营服役，但是也被拒绝了。 于是，我开始踏上了一个技术性的职业，我一定要用奋斗的方法寻找出路。除了几件没有办完的公事以外，我的前任没有留给我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唯一的救星就是几个资深的同事，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而且对档案也十分熟悉，并且他们都肯尽量帮助我。我的工作的确是富有教育价值，在这个工作上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在以后对我都有极大的用处。不过最有价值的事情却还是柴希维兹将军所主持的有关用摩托化车辆运输军队的研究计划。由于这种研究和小规模演习的结果，才使我第一次认识了摩托化部队确实有实用的可能性。柴希维兹将军是一个非常认真的长官，他对于极小的错误都不肯放松，他最注重“精确度”。为他工作实在是一种极好的训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摩托化车辆运输部队的例证非常多。不过这种部队的运动却多少都是使用于一条固定战线的后方；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紧对着敌人的位置使用。德国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中，所以假使有任何新的战争发生，势必无险可守。因此就必须要依赖机动防御。在机动战中摩托化部队的运输问题不久就引起对于这种运输方式的保护问题。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装甲车辆”。所以我就想从战史中寻找使用装甲车辆的先例。因此我和福克汉中尉(Lt. Volckheim)发生了接触，他在我们这个小型陆军中，是唯一搜集装甲兵资料的专家。他提供给我某些资料，虽然在理论上还是不够，但却使我获得了一个工作的起点。英法两国对于这些问题具有更多经验，而且发表的文献也很多。我把这些书都找到手，仔细加以学习。 最主要的还是英国人，富勒、利德尔-哈特、马特尔等人的著作最能引起我的兴趣，而供给我以思想上的粮食。这些有远见的军人甚至想把坦克不仅当作一种步兵支援武器看待。他们认为由于我们这个时代逐渐摩托化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时代的先驱者，想发展出一种大规模的新型战争理论。 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雷战役。进一步说，是利德尔-哈特第一个注意到使用装甲兵远距离突击，向敌人交通线发动攻击，而且他也建议成立一种装甲师和步战混合单位的新组织。我对这些观念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就企图将它加以发展，以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陆军。所以我们以后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要感谢利德尔-哈特上尉的建议。 在一个盲人的国家中，一只眼睛的人就有资格做皇帝。因为还没有别人过研究这些问题，所以不久我就居然有专家之称了。我曾在《军事周刊(Militar-Wochenblatt)》上发表过几篇文章，更使我薄有浮名。这个周刊的主编人冯·阿尔特罗克将军常常来访问我，并且鼓励我就这一方面多写文章。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军人，非常希望他的刊物能够多发表研究当代军事问题的文章。这些活动又使我们认识了奥地利人弗里茨·海格尔，《坦克手册》的著者，我曾经提供给他一些有关战术的资料，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正直的日尔曼绅士看待。 在1923年到1924年间的冬季，勃劳希契中校，未来的陆军总司令，主持了一个演习，其目的是试验摩托化部队与空军合作的可能性。这次演习引起了“陆军训练处”的注意，而最后的结果使我被提名担任战术及战史的教官。在经过一次考试后，我就出发循环到各部队中去担任教官的工作。1924年的秋天，我被派到第2师师部服役，那时的师长正好是柴希维兹将军，这是他第二次做我的长官。 不过在没有去上任之前，我却还要在纳茨默尔上校，现任的总监领导下负责进行一个整套的演习——纸上和实地的都有。其目的是证明坦克可以和骑兵配合担负搜索的工作。在演习中我们仅有一种“装甲部队载运车”，这种车辆是凡尔赛条约所准许我们拥有的。它虽然是四轮驱动，但是由于重量和它原有设计目的的限制，使它只能在道路上活动。可是我对于演习结果还是深表满意，在报告书的结论上我表示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在将来可以把我们的摩托部队由勤务兵种变成战斗兵种。不过总监却并不同意我的见解，他很粗鲁的向我说：“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接着我就到斯退丁(Stettim)第2师部上任，我的任务是把战术和战史都讲授给那些将来准备担负参谋工作的军官。我这个新职务相当吃重，需要很努力的工作；我的学生都是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所以我给他们的练习都曾事先加以完全彻底的考虑，一切答案都曾慎重的加以设想，而我的讲授也是以清楚扼要为原则。在战史方面我特别注意到拿破仑的1806年的战役，这个战役至少在德国方面不太为人重视，但是由于德国人在这场战役中的惨败，和它是一个机动战中指挥部队的好战例，所以实在是很具有启发性的一个战役。我同时也讲到1914年秋天德法两军骑兵的战史。深入研究1914年骑兵战术对我自己的理论发展也具有很大价值。 因为我在战术练习和兵棋演习中都常常借机会发表我的新观念，结果使我的顶头上司霍林少校(Maj. Horimz)也注意到了，所以在他的报告中已提到我在这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由于这个原因，在三年教官生活之后，我又被调回国防部在运输司服务，我的职务是新设立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用卡车运兵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当时所仅有的运输工具。很明显，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于这一方面有好的成就——例如凡尔登战役——但是他们的行动都是在固定阵线掩护下。在这种条件中，一个师并不需要把它的炮兵或其他重装备都一同送到战场上去。而我们的问题却就更困难：在机动战争中，全师的一切装备连同炮兵的马匹都在内，都要用卡车装运，那么车辆的数量将会太多了。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的人占多数。 1928年秋天，运输部队的训练主管人施托特迈斯特上校要求我去兼任他们的坦克战术教官。上级也批淮了我的此项兼职。所以我又回来研究我的老问题，虽然仍旧只是从理论方面着手。我对坦克完全没有实践经验；到这时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辆坦克的内部。而现在居然却叫我去担任坦克战术的教官。所以我事先必须仔细准备，把一切可以弄得到手的资料都加以详细研究。现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已经很多，而外国最新发展也在他们的操典教范中可以找到。因此我这一次研究坦克理论就要比上一次容易得多。至于实践经验方面，我们在演习中所使用的都只是“模型”：最初使用的是帆布制的模型，用人力来推动，现在至少已经有了铁板制的模型，而且是摩托化的。感谢第9步兵团第3营的协助，使我们在战术演习中获得很多便利。在这些演习中，我又认识了一个人，第3营副营长温克，以后他与我在工作上有密切联系。我们有系统的进行我们的工作，用坦克排、坦克连、坦克营等等组织来表示坦克具有当作一个战斗单位的可能性。 虽然我们在实地演习方面的机会如此有限，但是它却已经足够使我们对于坦克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逐渐获得了一个更明确的概念。使我更快乐的是我被派到瑞典去作四个星期的访问，在那里，我有机会看到德国最后型号的坦克，LKII型的演习，并且亲自驾驶它。(德制LKII型的坦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开始制造，但是在战场上却并没有使用过。这种坦克以后卖给瑞典人，在1918年，瑞典人就用它们成立了他们的第一支坦克部队。) 我和我的妻子途经丹麦到瑞典去，途中在哥本哈根和它可爱的郊区渡过了几天有趣的日子，我们对于托尔瓦德森的雕刻的美感获得了极深刻的印象。而站在埃尔斯诺的露台上，使我不禁回忆起哈姆雷特中的诗句： 天地之间万物至繁，霍雷肖，你那哲学梦幻实在难包含。 当我们站在露台上的时候，日光正照在海峡上发出闪闪光亮，使那些古老的铜炮都现出碧绿的颜色，不过却并没有幽灵出现。我们自摩塔拉坐船经过了约塔运河和瑞典的湖沼。有一天晚上我们离船去访问弗内他卡尔卡(Vreta Chrrka)的著名古修道院。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美丽的北欧威尼斯。 我被派到约塔防卫部队第2营去考察，营长布伦上校很友善的欢迎我。我又到克林斯波尔上尉所指挥的连部中去，这个军官和我立即建立了密切的友谊，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凡是与我所有接触的瑞典军官对他们的德国客人都一致采取坦白和真诚的态度。他们对我们招待得十分周到。当我们出外演习的时候，常常被邀请住在他们的宿舍里。我对这一次访问瑞典的经过，始终保持愉快和感谢的记忆。 在这一年，1929年，我逐渐确信无论单独使用坦克，或是与步兵协同作战，都不可能达到具有决定的价值。根据我的战史研究，英国人所作的演习，以及我自己用模型演习所得来的经验，使我了解：除非其他一切支援兵器也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则坦克不能产生充分效力。在各兵种的组织中，坦克应居于主要地位，其他的兵器则都应配合装甲兵的需要而居于辅助地位。把坦克编在步兵师里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需要一种装甲师，其中包括一切支援部队，以使坦克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力。 在1929年的夏季纸上演习中，我曾经在某一次演习里，以使用一个假想的装甲师的一部份为其想定的基础。这一次演习结果获得了成功，使我自信所走的路是一条正路。可是现任运输兵总监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却禁止在理论上使用超过一个团以上的装甲部队。照他的看法，所谓装甲师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梦。 1929年秋天，总监部的参谋长鲁兹上校，我在慕尼黑时候的老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去担任一个摩托化营的营长。我说我愿意去，于是在1931年2月1日，我就做了第3摩托营的营长。这个营一共辖有4个连：第1连、第4连和营部位置在柏林的兰克维兹(Lankwitz)，第2连驻在多贝利兹艾尔斯场(Doberitz Elsgrund)的军事训练地区内，第3连则驻在莱斯(Nefsse)。当我就职之后，鲁兹上校就帮助我解决装备问题：第1连所使用的是装甲搜索车，第4连所使用的是机器脚踏车，他们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装甲搜索营的核心。第2连的装备是模型坦克，而第3连则被改编为反坦克炮连，所接受的武器也是木制的假炮。虽然第1连拥有足额的老式装甲部队载运车，那是凡尔赛条约准许我们可以保有的，但是为了避免把它们磨坏了，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总是使用假的模型。只有第4连的装备是全新的，而且备有机枪。 就是利用这种七拼八凑的单位，我现在就开始集中全力来进行各种野外演习，虽然我指挥的是这样小的一个单位，但我还是非常愉快，因为我至少可以有自主的机会。所有的官兵对他们的新任务都感到十分热心，他们对于在这个10万陆军之中担任单调的供应勤务实在已经够腻了。不过上级的态度却很使人失望：这位运输总监对这个新单位是如此缺乏信心，他甚至禁止我们和这个地区所驻的其他部队举行联合演习。当第3师举行演习的时候——在建制上我们是隶属于该师的——我们所使用的单位被限制不得超过一排以上。不过第3师师长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就是那个打电话通知我到慕尼黑去报到的人，却对我表示很同情。这位杰出的将才对我们所想做的工作表示很兴趣，并尽量予我们以协助。在演习完成之后，他的公正精神使他坚持对于我们的成绩给予好评。不幸，1931年春天，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因为与国防部意见不合，决心退休了。 在同一个春天中，我们的总监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也离开了我们。在他临走的时候向我所作的临别赠言是这样的说：“你太性急了。请相信我的话，在我们这一生当中都不要希望能够看到德国坦克会正式行动。”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却阻止了他作任何决定和采取行动。他可以认识一个问题，但是却找不到解决的要点。 继任他的人就是他的参谋长鲁兹将军。鲁兹也是一个聪明人，他具有丰富的技术知识和优越的组织才能。他认清了我所努力提倡的新战术发展的优点，并且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他任命我做他的参谋长，1931年秋天我接受了这个新职。以后的几年，我一直努力工作，有时还不免遭遇到相当的困难，但是这几年却无论如何得到了很多收获。这就是我们的装甲兵开始成形的时候。 我们确信装甲兵的未来发展，其指向必定是使它们变成一种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武器。所以他们的组织应以装甲师为基础，再进而组成装甲军。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其他的兵种和陆军总司令部承认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肯相信这个摩托化的部队——充其量他们不过是一种勤务部队——能够在战术上、甚至战略上产生一个新型有效的观念。那些资格比较老的兵种，尤其是步兵和骑兵，仍然把他们自己当作陆军中最主要的兵种看待，步兵仍然自称为“战争中的皇后”。因为10万人的德国陆军中根本就不准保有真正的坦克，没有人曾经实际看见过我们所大吹大擂的新武器：当我们利用那些铁皮所制成的模型演习的时候，简直就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兵们感到好笑，他们觉得我们可怜，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当然更认为无认真考虑的必要。其结果是他们最多愿意接受坦克当作一种步兵的支援武器，而对于认为坦克是一个主要的兵种的新观念，则完全拒绝同意。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骑兵总监部，我向骑兵军官们广泛征求意见，问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准备担任其他部队的搜索兵力，还是计划组成重骑兵，准备自己单独作战。当时的骑兵总监黑尔希堡将浑(Gen. von Herschberg)表示他们的目的是重骑兵，并且愿意把战略搜索的工作转让给摩托化部队。于是我们就决定训练我们的装甲搜索营来担任这种工作。最后，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步兵师的建制中，都成立一个摩托化的反坦克炮营，因为我们认为要想有效的对付敌人的坦克，所有的反坦克武器就应该具有同等的速度和机动性。 不久克罗亨豪尔将军(Gen. Kncchenhaner)继任了骑兵总监，他是步兵出身，他想收回他的前任所让与我们的地盘。在10万人的陆军中，一共有3个骑兵师，他把他们组成一个骑兵军，于是他企图把战略搜索的任务又抢回去，并且还要想接受我们的新发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很多骑兵军官渗入了我们这个年轻的单位。这种争斗时常变得很激烈。但是最后，新观念的建立者还是战胜了反对派；内燃机还是战胜了马匹；大炮还是战胜了长矛。 与组织和使用同样重要的就是装备问题，这使我们放弃了理论而走上实际的途径。在技术方面曾经做过了一些准备工作。自1926年以来，在国外就曾经设立了一个试验站，使新型的德国坦克可以在那里试用。兵工署曾经和几家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制造两种中型的坦克和3种轻型的坦克。每一种型号都已经制成了两种样品，所以一共已经有了10辆坦克。中型坦克上的炮是75mm，而轻型则为37mm。这些样品不是钢甲所制成的，而是用的软钢。它们的最高速度都大致是每小时22英里。 负责监造的军官皮尔纳上尉曾经煞费苦心的把一些现代化的要求应用到这些新模型上面去，其中包括有良好工作效率的引擎，能够向各个方向射击的枪炮，和优良的机动性等等。大致说来，他的这些目标都已经能够达到。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车长一定要坐在车身里面，与驾驶员紧靠着，使他对后方和两侧都没有视界。同时也没有无线电设备。固然二十年时代的坦克构造，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式坦克，已经有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对于我们理想中的战术要求却还是差得很远。我们不能随便命令照着这种试验的模型就开始大量生产。新模型的构造必须要精益求精。 对于装甲师的最后装备，照我们的意见是需要两种型式的坦克：一种轻型的坦克装有一门可以洞穿装甲的火炮和两挺机枪，一挺装在炮塔里，一挺装在车身里。一种中型的坦克装有一门大口径火炮和两挺机枪，装法和轻型坦克一样。一个坦克营的编制是3个轻型坦克连和1个中型坦克连：中型坦克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支援轻型坦克的行动，另一方面射击那些轻型坦克上小口径炮所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对于炮的口径问题也与兵工署和炮兵总监部的意见不同。他们都主张轻型坦克使用37mm口径的火炮就已经足够了，可是我却强烈主张采用50mm口径，因为我料想不久外国的坦克都会采用较厚的装甲，所以火炮口径较大则可以较占优势。不过，因为步兵早已装备有37mm的反坦克炮。为了生产上的便利和简单起见，我和鲁兹将军只好放弃我们的主见。大家都同意在中型坦克上装置75mm口径的火炮。这些坦克的总重量都不超过24吨，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德国公路桥梁的载重量。速度的要求被定为每小时25英里。每一种坦克的乘员都是5个人：炮手、弹药手和车长都位置在炮塔里面(车长的坐位比炮手要高，他另外有一个特设的小型了望塔，使他能够有周围的视界；驾驶员和无线电员都坐在车身里面。人员在坦克中的联络都使用喉头麦克风(Larynxmicrophones)。坦克与坦克之间则都有无线电的联系。把这种新型的构造和旧有的坦克模型作一个比较。就可以认识到坦克在未来的战略和战术中将会要居于一个什么样的新地位。 当我们拟定这些长期计划时，我们心里十分了解可能要等很长时间，我们的新型坦克才会正式问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建造一种训练用的坦克。我们自英国所购入的卡登-路易式(Carden-Loyd)车身就很适合于这种用途；实际上它本是为了做20mm高射炮的载运车而设计的。这种车辆上所能搭载的武器事实上决不能比一挺机枪更重。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它在1934年就可以开始使用，至少可以供我们练习用，以待我们真正战斗坦克的出现。于是就决定定制这种称为“Panzer I”型的坦克。在1932年的时候，决没有人会料想到将来我们还会使用这种小型训练坦克来作战。 我们所预定的主要型式的坦克因为生产上的困难，所拖延的时间在我们原先预计之外。所以鲁兹将军就决定制造第二种应急的坦克：这就是所谓“Panzer II”型，它的装备有一门20mm炮和一挺机枪，由MAN公司负责制造。 在1932年的夏季，鲁兹将军就第一次组织一个包含加强步兵团和坦克营的混合演习——当然，坦克营所用的装备仍然还是模型。不过这总是第一次，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后，德国又有了正式的装甲搜索车，这种车辆是照我们的规格所建造的，上面装有装甲，所用的是六轮卡车的底盘。小学生们从前总是用铅笔戳穿我们模型坦克的帆布外壳，窥察的它内部，但是这一次却使他们失望了。从前，步兵们也总是利用棍棒和石头来防御我们的假坦克，这一次他们却被装甲车克服了。甚至刺刀也不是坦克的对手。 在这一次练习中对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使用可能性都曾经加以试验。骑兵方面对于我们的演习曾经发出一些相当不客观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成功是如此的明显，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人肯去注意他们这些滥调，事实上，有许多清醒的青年骑兵军官对我们这种新发展表示强烈兴趣，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他们认清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骑兵只有使用新兵器和方法，才能够使那传统的骑兵战争原理获得返老还童的机会。 1932年的大演习是老迈年高的兴登堡元帅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演习。在讲评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使我很感惊佩的，就是这位老元帅对于错误的所在认识得非常清楚。在谈到骑兵军的领导能力方面，他曾经这样的说道：“在战争当中只有简单才可以获得成功。我曾经视察过骑兵军的司令部。我所看到的却一点都不简单。”他这个批评的确是言简意赅。 1933年希特勒做了德国的国务总理，德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在2月初，柏林汽车展览会的开幕典礼中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和听到他的讲演。德国的领导人亲自去主持这样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已经是一件不常见的稀罕事。而他所说的话又更与其他的要人在这种场合所惯说的完全不同。他宣布取消对于汽车的捐税，谈到新的国道计划和准备大量生产廉价的“人民汽车”。 冯·勃洛姆堡将军出任国防部长和冯·赖歇瑙将军出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对于我的工作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喜欢现代化的观念，所以至少在国防部的最高层，对于我这个装甲兵的理想是表示同情的。此外，不久就可以看出希特勒本人对于摩托化和装甲的问题也很感兴趣。我第一次所得到的证明就是在库默尔斯多夫(Kummersoorf)，兵工署所主持的现代兵器发展表演会中所得来的。在这一表演会中我分到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将有关摩托化部队的一切最新发展表演给希特勒看。我所表演的有一个摩托排、一个反坦克炮排、一个坦克排(所用的就是Panzer I型的轻型坦克)、一个轻装甲搜索车排和一个重装甲搜索车排。希特勒对于我们部队动作的敏捷和确实感到十分满意，他一再说道：“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次表演之后，我就深信只要我能够把我的意见都表达在他面前，那么这位政府的首长就一定会批准我这个组织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议。我们陆军中严格的公文程序和反对我的上级军官——这些人隔在我与勃洛姆堡之间——才是我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物。 这次表演会在德国政治上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侧面新闻，自从1890年俾斯麦亲王曾经到过库默尔斯多夫访问之后，其他的领导人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这里。这一次希特勒亲临军事演习场，就可以证明他和俾斯麦一样重视军事装备的发展。这也可以表示在过去德国的政策才真够不上“军国主义”的标准。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授权法案，把完全独裁的权力交给这个新任的领导人。只有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他们这种勇气很值得称赞。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这个法案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不能辞其咎的。 1933年的夏季，纳粹党卫军的摩托化兵团的领袖，鲁道夫·胡恩莱(Adolf Huhnlein)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个宴会，据说希特勒许诺亲临。我就想看看希特勒在他的忠实信徒之间的态度是怎样，这一定很有趣。又因为胡恩莱本人倒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希特勒发表了一个讲演，内容是分析革命的历史；这个演说家似乎对历史很有研究，在这一个长达数小时的讲演中，他举例说明任何革命在达到它的目的并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就一定要变成一种进化的程序。现在国社党的革命也已经达到了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所以他提醒他的信徒们对于将来应该持这样的看法。若是希特勒所说的真正能够实现，那才真是大家所馨香祷祝的了。 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在开始建立，1933年这一年很有进展。利用模型坦克所作的一整套试验和演习对于各种兵器的关系都已经大事澄清，并且也更加强我个人的信念，认为一定要把坦克当作陆军的主要兵器，并且配合充分摩托化的支援部队，这样它们才能够在现代化的陆军组织中发挥出充分的效力。 假使战术的发展还算是差强人意，那么装备方面却是相形见拙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工业已经有许多年都没有生产军用的物资，所以它不仅缺乏熟练的工人，而且更没有那些机器足以使我们的理想变成事实。尤其是制造相当坚硬的装甲钢板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块交货的钢板简直和玻璃一样脆弱。同样，我们所需要的无线电装备和光学仪器——凭良心说，那在技术上的确是很高级的——也经过了相当的时期才能符合我们的要求。虽然如此，我却还是坚决主张我们的坦克上所使用的观察和指挥工具都必须是第一流的产品，尤其是后者，我们一直都比我们的敌人远为优越，这种优势在将来常常可以抵补许多弱点。 1933年的秋天，冯·弗里契将军做了德国的陆军总司令。这使全体陆军得到了一个好领袖，他是全体军官团所认为可以完全信任的一个人。他具有优美的骑士风度，是一个聪明谨慎的军人，对于战术和战略都具有健全的观念。他的技术知识固然不太丰富，但是他却毫无偏见的准备接受新观念，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雅量。由于他有这些优点的缘故，每当我和他谈到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时，觉得在所有陆军高级人员当中就只有他最有知己之感。当他从前在陆军总参谋部担任第一厅厅长的时候，就对装甲摩托化的问题很感兴趣。现在他已经跃居高位之后，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热心。以下有一段小故事很可以表现出他平常做事的风度。有一次我正和他谈论到某些有关坦克发展的技术问题。他似乎有一点表示怀疑就向我说：“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技术家都是骗子。”我就回答他说：“我也承认他们是会说谎的。但是只要经过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的技术理想不能变成具体事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西洋镜也就拆穿了。战术家却也一样会说谎的，但是他们的西洋镜就一定要等到下一次战争完全打败了之后才会完全拆穿，到了那个时候却已经是后悔不及了！”弗里契照平常的老习惯，用手指头转动他的单眼眼镜，然后慢吞吞的回答道：“你所说的话可能是对的。”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似乎是很害羞的，但是他在知己的朋友面前，却真是议论风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机智，使他的态度真是如春风佳酿一样的醉人。 另一方面，那位新任的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个性很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太冷静了。他是一个旧派的思想家，是毛奇的信徒，他希望把这个新陆军的总参谋部改组一番，使毛奇在地下有知也会表示首肯。他对于现代的技术问题一点都不了解。因为他对于总参谋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选，当然都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不期然的在陆军的核心当中，建立起来了一道反动守旧的障碍物，这才是一个非常难于克服的大困难。他反对建立装甲兵的计划，他希望坦克只是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只是装甲兵旅。他对于装甲师的组织毫不感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建立装甲师和发行装甲部队的训练教材起见，我在长期的拉锯战中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他甚至于同意成立两个装甲师，可是我却早已坚决主张要同时成立三个师了。我尽量在他面前夸耀这种新组织的优点，尤其是在战略方面。他却回答我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你们对于我而言实在是走得太快了。”当我说到，由于最近无线电的发展，尽管用极高的速度前进，也照样可以保持着指挥上的联系，他却完全不相信我说的话。在我们的训练教范上，常常一再着重说，所有各级的指挥官一定尽可能的身临前线，愈前进就愈好。这个观念他也完全不赞成，他说：“你没有地图和电话，那么你又怎样的指挥呢？你读过施里芬所著的书没有？”至于说到一个师长只要不实际突入敌阵的话，也应该尽量接近前线的理论，对他则更是份量太重了。 放下装甲兵的问题不谈，这位贝克将军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到任何地方去，都是浇人家一瓢冷水。他总是会把一切困难都看出来，于是主张一切从长计议。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所最自鸣得意的“迟滞防御”(delaying defense)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已经风闻这种战术的大名；在那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这种战术成为一种基本的原则。甚至于一个步枪排也都要演习这种贝克式的防御战术。这种作战的方法实在是混乱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一次榜样可以说是令人满意的。在装甲师成立之后，弗里契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落伍的观念。 1934年春天又成立了一个摩托化部队的司令部，由鲁兹将军兼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兹还同时兼任摩托兵总监和兵工署第六处的处长。 在这同一时间内，希特勒到威尼斯去第一次访问墨索尼里，结果似乎不太圆满。在他回国之后，他召集在柏林的将官、党的高级干部和冲锋队的领袖人物训话。那些冲锋队的领袖对于他所说的话反应十分冷淡，当我离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说：“希特勒还得学习学习。”当我发现了党内的意见都有这样严重的差异，大感惊异。到了6月30日，这个哑谜的谜底揭穿了。冲锋队的参谋长罗姆和其他许多冲锋队的高级人员都被枪决。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虽然与冲锋队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偶然有反对纳粹党的言行，也都同时被枪决。在这些人中有前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冯·施莱赫尔将军及夫人，他的僚属冯·布雷多将军一同遇害。想对这两位将军提出公开辩护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仅仅是在1935年施里芬纪念日会餐的时候(这是总参谋部军官一年一度的集会)，年老的马肯森元帅曾经提到这两位将军的荣誉并没有受到污染。希特勒在国会中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人们都希望纳粹党以后决不会再有这类事情发生。但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陆军中的领袖人物不肯坚持必须把事实真象洗刷清楚，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使他们当时真肯这样做，则不仅对德国陆军、而且对德国人民，都是极大的贡献。 1943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了一个极沉痛的损失，兴登堡元帅逝世了，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个国内革命的中途，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在那一天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那位老年的绅士不在了。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都感到异常的悲哀。他对于整个民族，尤其是对于陆军，像慈父一样，他的逝世在我们民族生命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空隙，必须要经过长久艰苦的时间，才能填补起来。只有他的存在，对于外国人而言，比任何多种的条约和外交词令都更有价值。全世界对于他都具有信心。我们一向都是爱戴他的人，他的死使我们感到万分的伤心。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具有严重的后果！祈祷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的遵守他们的誓约。 你的意见是对的。假使所有各个组织的领袖都利用这个机会无限期的停止一切典礼和庆祝仪式，并且从此少发表讲演，那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现在所需要的是忠实努力的工作和少说废话。 这是我在那一天所写出来的观感，不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代表当时我们大多数军人的意见。 1934年8月7日，德国的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的遗体，送到坦能堡纪念碑去举行奉安典礼。希特勒最后所说的两句话是：“死去的战士呀！他现在已经魂归天上去了！” 早在8月1日，以授权法案为根据，内阁总理宣布，在兴登堡逝世之后，宫中府中也就将立刻并为一体。所以在8月2日，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因为他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限制。 经过了一冬的艰苦努力，到了1935年的3月，我们知道德国重整军备的权力已经确立了。所有的军人对于这个消息都一致表示欢迎，因为这就是把凡尔赛和约中最屈辱的一部份取消了。在英雄纪念日(Heroes' Memorial Day)那一天的阅兵仪式由马肯森老元帅主持，所有各种兵种都有代表去参加这个仪式，新成立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去出席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车辆开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徒步的检阅。在筹备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反对装甲兵参加阅兵的仪式，有一位负责的参谋军官向我解释说：“他们所用的是那种短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的动作都不一定能合标准。”虽然具有这样“严重”的弱点，我还是要排了太少的人数去参加这个盛会。 在3月16日那一天，英国武官请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在我准备动身出门之前，我偶然扭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个政府公告的广播。那是德国恢复征兵制的命令。那一天我的英国朋友和另外一位陪客瑞典武官，与我所谈话的大部份就都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这两位绅士对我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的心境似乎很理解。 在理论上说，我们加速扩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想与我们那些武力充足的邻国保持平等的地位。但是就实际方面来说——至少在装甲兵这一方面是的确如此的——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数量和素质上，都赶不上外国装备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从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方面入手，以期弥补那些缺陷。把我们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编成较大的单位，由装甲师以至装甲军，希望用这种组织来抵消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 首先，我们必须说服我们的军事首长，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路线不仅可能，而且还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34年6月在鲁兹将军领导下，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决定把现有的各单位拼凑起来组成一个装甲师，并对它实施4个星期的训练。这个计划在1935年夏天就开始付之实行。这个训练师由冯·魏克斯将军指挥。它在孟斯特-拉格尔(Munster-Lager)演习地集合，按照4种不同的战术任务进行有系统的演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训练下级的指挥官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战术问题，主要的是为了表示大规模的使用坦克和它们的支援武器在事实上是绝对可能的。勃洛姆堡和弗里契两将军对这些演习的经过都感到很大兴趣。鲁茨将军也曾经请求希特勒亲临指导，但是由于他的侍卫人员的消极反对，遂终于没有来。 这一次训练演习的结果可以说非常令人满意。当表示演习终了的黄色气球升空的时候，弗里契上将就开玩笑的说道：“就只是差了一件事。这个气球上面似乎应该印上‘古德里安的坦克，顶好！’的字样。”鲁兹将军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的司令。我们原先希望这个司令部也和其他主要的兵种一样，能够获得总司令部(General Command)的权限，但是这却因为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的反对而没有成为事实。 1935年10月15日，3个装甲师就正式成立了： 第1装甲帅由魏克斯将军任师长，驻在魏玛； 第2装甲师由古德里安上校任师长，驻在伍兹堡； 第3装甲帅由费斯曼(Fessmann)将军任师长，驻在柏林。 关于1935年一个德国装甲师的编制可以参看附录。 10月1日我离开了柏林，由中央的参谋工作又转到指挥官的岗位。装甲兵司令部留在鲁兹将军的手里，使我感到很放心。因为总参谋部内有一部份人是极力反对我们的，我很担心我的后任参谋长是否能够坚强不屈的去反抗他们的压力——新参谋长是保卢斯上校，以后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之役升为元帅，并在那里被俄国人俘虏。此外我还更担心陆军总部的装甲兵总监部是否会改变我们原先所拟定的发展计划。果然一切不出我所料：总参谋长又获得了胜利，为了达到密切支援步兵的目的，又成立了所谓“装甲旅”。在1936年成立的第4装甲旅就是被指定担任这种任务。此外，由于骑兵方面也希望对摩托化部队能够获得更多的控制，所以预定将要成立的新装甲师就暂行停止成立，而另外成立了3个“轻型师”，这种轻型师的编制包括：两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搜索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和各种支援单位。 除了“轻型师”以外，又成立了4个摩托化步兵师，就是把一个正规的步兵师完全加以摩托化，所以需要相当数量的摩托化运输工具。最后这些摩托化步兵师被编成了一个陆军第14军，轻型师则被编成为陆军第15军，而装甲司令部则改为陆军第16军，下面还是直辖3个装甲师，而这3个军则又由第4军区(Group Command 4)所统辖，它的司令部设在莱比锡，司令为勃劳希契将军，一切今后的训练和发展都由他负责指挥。 各种兵种都有它特殊的颜色，这是表示在肩章上面的。在这个时候，所有坦克团和反坦克营所用的颜色还是原有的红色，装甲搜索营的颜色先改成黄色，以后又改成褐色，装甲师中的步兵团和乘摩托车的步兵都佩绿色的肩章。轻型师中的骑兵团则仍保持骑兵的黄色；而摩托化步兵团则仍继续用步兵的白色标识。这些事都使步兵总监部和骑兵总监部之间发生过很激烈的争执。 我对于这种把我们的摩托化装甲兵力分割使用的办法十分遗憾，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却没有力量能够制止这些现象的发展。这些损失在以后也只是补救起来了一部份而已。 由于其他兵种在编制上所犯的各种错误，更使我们在摩托化方面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受到了许多不必要的浪费。举例来说，弗罗姆将军(他是陆军总监，The Chief of the General Army Office)就曾经命令把所有各步兵团中的第14(反坦克)连都加以摩托化。当我向他说明这些连要和步兵在一起作战，最好还是保留用马牵引的时候，他却负气的回答我说：“步兵也希望有几辆汽车呵！”我又要求不要把第14连加以摩托化，而改将重炮兵营加以摩托化，但是这个建议却又被否决。所以重炮兵却始终还是用马拖，这以后在战争中，尤其是在俄国战场上，造成了许多不幸的后果。 发展其他各种有履带的车辆以供坦克支援部队应用的理想，始终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顺利。很明显，坦克的效力由于步兵、炮兵和其他师属单位的越野能力的配合，会成比例的增加。我们希望有一种轻型的装甲半履带车辆，以供步兵、战斗工兵和救护人员使用；有一种装甲的自行火炮，以供炮兵和反坦克营使用；另外还有一种通用型号的坦克，以供搜索营和通信营的使用。但是我们各师的装备却始终都没有达到充分的标准。尽管德国的工业界，凭着它那有限的设备，已经尽量提高产量，但是它的产品还是不够正在扩张中的摩托化国防军、武装党卫军和工业本身的需要。虽然专家们曾经一再提出警告，但是最高统帅对于某些在政治上有特权的人们所提出的要求，却从不加以限制。当我谈到1941年的军事情势的时候，我还要再度提出这个问题加以讨论。 这个时候我正在伍兹堡的师部里，和这些问题都只有间接的关系。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我这个新成立的装甲师加以编组和训练，它里面的成分相当复杂，具有各种不同的军事背景。1935年到1936年间的冬天平安无事的渡过了。我在伍兹堡的人缘很不坏，而且这个地方的风景又很秀美，我准备在那里买一栋小房子，作久住的打算。 在1936年的春天，我们都被希特勒决定重新占领莱茵河地区的计划所骇倒了。因为这种占领只不过是一种军事上的姿态而已，所以并没有使用坦克部队，虽然我的装甲师也接到了警戒的命令，并且把兵力集中在孟辛根(Munesingen)军事训练地区中，但是坦克部队却还是留在正常的后方位置，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紧张现象。在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又都回到了平时的状态。 那年8月1日我升任了少将。 在那年秋季大演习中，唯一参加的装甲部队就只有一个第4坦克团。把这样一个单独的坦克团配合在步兵师的结构以内，当然使我们的战斗能力无从表现出来。 这一次演习时，许多来宾中间有一位是新自远东归来的冯·泽克特上将，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将这种新装型甲部队的观念讲给他听，这是他以前所完全不知道的。此外我也和新闻界应邀参观的代表们，谈论到这种新兵种的组织和作战的方法。 1937年又平安的渡过了。我们正在忙于训练我们的装甲部队，以整师的兵力作各种演习。在鲁兹将军的指导下，在1936年到1937年的冬天，我写好了一本书，出版的时候定名为《注意！坦克！(Achtung!Panzer!)》，这一本书对装甲兵的发展历史和我们对德国装甲兵建军的基本意见，都有所解释。我希望这一本书能够比正常的公文程序，使我们的计划获得更广泛的同情。此外，我为了驳斥一些反对者的意见起见，又常在专门的军事刊物中发表我们的见解。在1937年10月15日出版的德国军官协会的会刊上面，我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我愿意在这里加以节录，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努力和当时各种不同的意见，都作一个很详细的写照。 每当一个外行人想起坦克攻击的情形，就一定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康布雷和亚眠战役中的出现的钢铁巨怪，他会想到无数盘缠交错的铁丝网在坦克的重压之下，象稻草一般被碾得粉碎；他会记得那些坦克是如何突破堑壕，把机关枪碾成废铁；他还会记得坦克犁过战场时，从排气管中喷出的红色火焰，形成一种恐怖的景象——这种“坦克的恐怖”也常常被认为是我们在1918年8月8日溃败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这种碾路战术只不过是坦克所能担当的许多种任务中的一种——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任务。但是由于上次大战在许多评论者心中的烙印是如此深刻，因此他们产生了一种完全肤浅的见解，以为进行坦克攻击就一定要将大批坦克集中在一起使用，勇往直前地攻击，把敌人压碎在它们的履带下面(这对于敌人的炮兵和反坦克炮的火力来说都无异于一种良好的目标)，甚至不管高层指挥的企图，也不管地形是否有利，都应如此强攻。坦克的火力一向被低估，它被看作是一只乱撞的没头苍蝇，同时，人们普遍认为对坦克的防御越来越容易，所以结论就是：将坦克作为一种奇袭的手段已成其为不可能——虽然战场上有包括烟雾树木和地形等方面的各种障碍物，反坦克步兵和炮兵还是可以不计伤亡地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防御部队一定位于坦克进攻的必经之路；利用高倍望远镜，他们也可以透过烟雾和夜暗发现敌人；即使头戴钢盔，他们依然能够分辨来自敌方的声音。 这样看来，利用坦克遂行攻击任务已无任何前途可言，是不是应该如某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把坦克当作废铁卖掉呢？所谓的坦克时代是否就如此这般终结了呢？要真是这样，那么一切在坦克战术方面推陈出新的考虑就都是多余的了，我们又可以平心静气地坐等1914年到1919年间的阵地战重演了。不过当你对地面的情形还没弄清楚之前，最好还是不要鲁莽地跳下去。除非我们的批评家能够发明一种更先进的陆地攻击战术，否则我们还是相信，只要运用得当，坦克在今天依然是最好的陆地攻击工具。为了让坦克攻击的性质更容易理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现代坦克的特征。 凡是准备进行激烈战斗的坦克，其装甲厚度至少要能抵御机枪子弹，如果为了对付敌人的反坦克武器和坦克，那么这样的装甲还是不能胜任。因此，上次大战的获胜国现在定制的坦克多半都拥有相当强度的装甲，比如说，为了击穿法国的“CHAR 2C”型坦克，至少需要口径为75毫米的火炮。假设在第一波攻击中，攻方坦克能够不被敌方的防御火力击毁，那么这些坦克可以说已经克服了最危险的敌人；由于一方面反坦克武器已被摧毁，另一方面又遭到攻方坦克的火力扫荡，敌人的步兵和工兵将丧失抵抗能力，连轻型坦克也能轻易解决他们。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防御的一方能够获得一种高效反坦克武器，其火力可以洞穿攻方所有坦克的装甲，而且又不失时机地将这种武器配置在具有决定性的地域，其结果必然是攻方蒙受巨大损失，要是这种防御力量不仅足够集中并且拥有足够的纵深，那么攻方就有可能完全失败——矛与盾的争雄历史已经持续了数千年，装甲兵也与过去的要塞部队、海军和最近的空军一样，对于这个问题要有充分的准备——事实上，这种现象将永远持续下去，虽然结果时常可能改变。以此为由取消坦克在陆战中的地位，那才真是岂有此理。我们不用坦克，难道步兵军服会比钢铁装甲的抵御力更强吗？ 有人说过：“只有运动才能获得胜利。”我们不仅同意这种说法，而且还要利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工具来证明这条真理。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军与敌军接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利用人与马的肢体、铁路和不久前发展出来的汽车和飞机，一旦与敌军接触，运动往往会被敌人的火力所牵制；为了解除这种牵制，必须击毁敌人，或者使敌人瘫痪，或者迫使敌人撤出既设阵地。这个目标可以凭借优势火力来达成，因为强大的火力可以使敌人的抵抗崩溃。处于静止位置的火力射程有一定限度，这也是步兵掩护火力的极限，当步兵超出这个极限以后，重武器和炮兵就必须转移阵地以支援步兵继续向前进攻。这种方法不但需要大量武器，还需要更大量的弹药，准备这种攻击也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且也很难掩盖作战企图，难以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即使在最初的攻击中能够暂时掩盖作战企图，可是一旦攻击开始敌人必然集中其预备队来阻止攻方的突破，加之现在的预备兵力能够加以摩托化，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较之以往要容易许多，因此，现在以步炮协同为基础的进攻，其成功的机率比上次大战还要小。 所以，使进攻富有成效的方法就是：不顾敌军火力的阻挠，要如此迅速地向敌人纵深运动，使敌人无法建立一条新的防线，最后将攻势深深地引入敌军后方——主张坦克战的人都认为利用有利的环境完全可以达到这种理想，而怀疑论者却认为奇袭已无可能，坦克攻击的成功条件也不复存在。是不是坦克真的不能遂行奇袭任务呢？且不论兵器和技术的新旧，如果奇袭成其为可能，那么战场上会出现什么结果呢？1916年，冯·卡尔将军曾经向德军最高统帅部提出建议，他认为要想获得突破，在攻势准备时一定要首先考虑突然性的因素，不过在他那个时代，他却没有实现这种愿望所需的新的兵器和技术，即使如此，1918年3月的攻势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在传统的奇袭战略上辅以新的技术兵器，奇袭的效果势必大大增加，但新的兵器却不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相信坦克能够比以前所有的方法更具机动能力——特别是一旦获得突破，我们就可以继续向前发展而不至停顿下来；我们也相信，只要具备某些条件，这种机动就可不断延续下去——而这些条件也是坦克攻击成功的条件：比如地形适合集中兵力、敌人的防线上有漏洞、敌人的装甲部队处于劣势地位等。有些人认为我们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取胜，有些人认为坦克没有突破敌人重兵把守地域的能力，可是其它兵种在许多方面所能拥有的攻击力甚至比我们还要弱，任何兵种都不是“万能”的。 曾经有人说认为，任何武器，只有在它刚刚出现并且敌人无法与之对抗时，才能够发挥它的威力。那么炮兵的命运实在悲惨！因为它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空军也是悲惨的！因为防空武器的威力也是日新月异。但是我们却相信，任何武器的威力都是相对的，要视与之对抗的武器威力如何。如果坦克面对优势的敌人——拥有更多的坦克或更先进的反坦克武器——那么它一样可能被击败或是威力减弱，但如果情形正好相反，那么它同样可能获得惊人的成功。所有武器的威力也不能仅仅由敌方的力量强弱来决定，另一方面还要看你自己是否愿意最大限度地利用最新的技术革命成果，使你总是领先于时代。从这一点来说，坦克就不能自暴自弃地认为它已被其他武器取代了。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守方炮兵的炮弹速度要比攻方坦克的火炮发射的炮弹快。”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去发掘这种说法的事实依据，不过早在1917年至1918年间，就已经能够将数百辆坦克集中在战线后方，冒着敌方的炮火径自突入敌军阵地，为十几个步兵师或骑兵师开路——在遂行此种作战时，甚至完全不用炮兵掩护，也就是说，敌方炮兵事先毫无损伤——只有在最为不利的情形之下，敌方炮火才能给运动中的坦克以重创，而且只要坦克突破了敌军阵地，敌人的炮兵不久就会销声匿迹，甚至不能对后续的步兵部队构成威胁。在上次大战中，炮兵曾经使用炮火准备的射击战术，就是集中所有的炮火轰击可能的危险区域，但是结果还是未如人意。防御的炮火虽然可以造成飞砂走石和烟雾迷漫的效果，使坦克手的视野受到限制，不过这种限制却是可以忍受的，即使在平时，我们也早就学会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事实上，现在的坦克在夜暗和大雾中都可以靠罗盘来指引方向，照样前进。 因此，在以坦克为基础的攻势中，胜利者就是坦克本身，而不是步兵。如果坦克的攻击失败了，就等于整体攻势的失败，相反，如果坦克攻击成功，胜利就会成为定局。 装甲和运动是坦克的两个战斗特征，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火力。 坦克火炮在静止和运动中都可以进行射击，并且在这两种情形下都采用直接瞄准的方法。当坦克静止时，可以迅速轻易地调校火炮，因此只需消耗非常有限的弹药就可以摧毁目标；而一旦坦克处于运动之中，因为观测方面的困难，比较难以确定目标，不过坦克却有另一个长处，就是它的炮身距离地面很高，特别是对于有草木掩护的地面，这种高炮身就显得十分有效——它虽然也招来批评，被认为是容易成为敌军炮火的靶子，不过反过来说，对于坦克炮手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运动中射击，对近距离的目标命中率还算不错，不过对于距离较远的目标，或是坦克行进在坎坷的地面上时，命中率会大打折扣。 在任何情形中，坦克具有一种其它武器无可比拟的优点，那就是当它朝着敌人的方向前进时，可以携带它自己的火力。我们当然承认处于静止位置的火炮射击精度也较高，可是唯有运动才能赢得胜利！现在的坦克战是否依然要采取过去的碾路战术，面对纵深配置着强大的步兵、炮兵和反坦克武器的敌军阵地猛冲过去呢？有这种想法的人，其观念深处就是一种号称“步兵坦克”的怪物，这种怪物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完全着眼于配合步兵的进攻——这种观念我们实在忍受了很久。我们不能也不愿意花费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仅仅从事搜索工作；我们也不愿意消耗太多的弹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尽量深入敌后，控制敌人的整个战线。我们非常清楚坦克火力的局限性，因此我们无法进行“有计划的炮兵准备射击”，或是“集中火力的轰击”；我们的想法正好相反，只想用一颗准确的炮弹，一次射击就把目标击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即使用最强大的炮兵向敌军阵地轰击达一星期之久，还是不能给步兵提供必胜的保证。正是我们的敌人让我们相信，在一个宽广的正面上进行一个成功而迅速的坦克攻击，从各个方向纵深突入敌人的防御体系内部造成的胜利，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任何一种有限进攻的方法要更加有效。我们的炮弹一定要朝着特定的目标发射，而不是象从前一样不分青红皂白乱轰一气，用弹幕掩护步兵爬行。如果我们的攻击集中，并且有足够的宽度和纵深，就能将所有暴露出来的敌军目标予以摧毁，这样，我们就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足以让我们的预备兵力迅速地跟进，这在1918年是无法实现的。我们这里提到的预备兵力，也必须采用装甲师的编制，因为我们不相信其他任何部队能够具有同样的火力、速度和机动性能可以发挥如此的攻击和突破的威力。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坦克只是一种辅助步兵进攻的武器。如果还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又要回到1916年的阵地战中去，绝无速战速决的可能了。但是，不论未来的敌人兵器如何优秀，各种口径的火炮在射程和精度上有了什么样的提高，炮兵技战术如何发展，也都无法动摇我们的信心，相反，我们还是认为坦克是现代攻击战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武器，我们绝不改变我们的信心，直到科技专家拿出一个更好的武器给我们看。虽然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只有火力才能为运动开路”，但我们还是反对那种徒然浪费时间和弹药的炮兵准备射击，因为那会完全丧失奇袭效果；我们相信，使用内燃机和钢铁装甲的组合，可以不需任何形式的准备射击，而是直接把火力带入敌军阵地——只要拥有某些重要的条件，如适宜的地形、奇袭和集中的运用。 将大量的坦克集中起来使用也是招致批评的一个方面。他们说：把所有的坦克都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攻击力量的观念正确吗？是否应该考虑把坦克分配给步兵师使用呢？如果说在今天步兵没有坦克就不能遂行攻击任务，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凡是具有攻击能力的武器，凡是能够帮助其他兵种前进的武器，自然就算得上是一种主要兵器了。至于是否应该将坦克配备给步兵师，不妨用下面的假想战役来说明问题： 红蓝两军对战，双方各有100个步兵师和100个坦克营。 红军将所有坦克都配备给各步兵师，而蓝军则集中整编为装甲师，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控制。假设战线长度为300英里，其中100英里是坦克无法通过的地区，100英里是坦克很难加以运用的地区，另外100英里则是适于坦克活动的地区。这样，在实战中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红军因为把坦克分配给各步兵师，所以有一部分坦克被置于其无法活动的地区，无所事事；另一部分坦克虽然可以活动，但是却受制于地形，使成功运用它们的希望显得十分缈茫；结果在最适于坦克活动的地区，红军只能集中起它全部坦克的三分之一投入战斗。而在蓝军方面，情形则大相径庭，它可以将全部的坦克兵力集中使用在最有利的地区，以产生决定性的效果，它在这一地区的坦克数量至少可以超出敌人一倍，而在其它采取防御态势的地域，即使受到敌人的坦克攻击，规模也是很小的。如果一个步兵师有50门反坦克炮，用来对付50辆坦克的进攻，就比对付200辆坦克要容易得多。 因此，我们的结论就是，把坦克分散配置给步兵师的观念，只不过是重拾1916年到1917年间英国人最初使用的坦克战术，事实上是失败的战术——直到康布雷战役中英军采取集中和大量使用的战术，才算获得了成功。 我们相信，迅速地攻入敌军阵地，利用坦克的装甲掩护，让我们摩托化的大炮直接击打在目标上，这种方法必然获得胜利。有人说：“摩托车并不能算是一种新武器，它只不过是一种运输旧武器的新方法而已。”当然内燃机本身不能发射炮弹，如果非要说坦克是一种新式武器的话，那么我们实际上要强调的是一个新的兵种，正如海军的潜艇也被称为新武器是一回事。我们相信我们是一种新武器，将来的成功可以在战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 如果我们的攻击必须成功，那么所有其它兵种就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我们密切配合，为了让我们的威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我们要求一切必要的支援部队都必须拥有与我们相同的机动能力。即使在平时，这些兵种都应由我们直接指挥。为了获取最大的决战机会，所需要的不是集中的步兵，而是集中的坦克。 1937年的秋天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和一些外国的贵宾们都亲临参观，这些贵宾中有英国元帅西里尔·蒂佛内尔爵士(Sir Cyril Deverell)、意大利元帅巴多里奥和墨索里尼本人。参加演习的装甲部队有费斯曼将军指挥的第3装甲师和第1装甲旅。我本人则在统监部担任装甲兵方面的裁判工作。 这些演习的正面结果都足以证明装甲师是可以当作一个单位使用的。供应和修理的设备似乎还不够充足。这一方面实在需要迅速加以改良。我对这些事都曾经向装甲兵司令部提出建议。不幸，却并没有立即获得上级的采纳，所以在1938年的春天，这一次演习中所显露出来的弱点又再度在公众之前充分暴露出来。 在演习的最后一天，为了表演给外国的贵宾们看，又举行了一次总攻击的演习，所有的坦克都集中在一起由我负责指挥。虽然所使用的只是训练用小型坦克Panzer I型，但是其景象却已经够动人了。 在演习完毕之后，在柏林举行了一次游行，接着由弗里契上将招待外国贵宾午餐。我也被邀请出席。我有机会和许多外国贵宾们谈话。巴多里奥谈到他在阿比西尼亚的作战经验。那位英国元帅却问我对于摩托化的意见。至于英国的青年军官们则对于在未来的战场上，是否也可以像这次演习一样把许多的坦克集中在一起使用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他们似乎不太相信这是可能的，他们比较倾向于把坦克当作步兵支援武器的理论。无论如何，这些谈话却都是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