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波特 尼米兹 投笔从戎 牛头怪 牛头怪 当尼米兹上将就任海军作战部长时，“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舰长查尔斯·麦克维上校的军法审判正在进行。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海军还没有一人因在战斗中损失军舰而受到军法审判。尼米兹和其他高级将领竭力劝阻这次审判，但福雷斯特尔部长却认为，为了平息新闻界的责难和使遇难官兵家属满意，必须进行审判。然而，当海军把击沉巡洋舰的日本潜艇艇长桥本中校带到华盛顿来为此案作证时，已经平息了的新闻界又为他们的抱怨找到了新的借口。 麦克维上校被控为：（1）没有进行“之”字形机动，危害了舰只的安全；（2）没有及时下达弃舰命令。尽管桥本作证时提出，不论军舰是否进行“之”字形机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都将被击沉，他被指控的第一项罪责仍不能豁免，而第二项指控则可免予起诉。 1946年2月23日上午，尼米兹将军在宪法大街海军大楼他的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事件的最后处理情况。在散发了“关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遇难情况说明”的材料后，尼米兹在招待会上首先说明，“我们不愿，也无意否认我们的任何错误。”他宣布，军事法庭的成员和军法官曾向复审部门建议对麦克维作宽大处理，熟悉麦克维业务能力的高级军官们也赞成这一建议。尼米兹说，海军部长“已批准这一建议，并从全面考虑免除对麦克维的处分，释放出狱，恢复其职务。” 新闻记者早已料到将会这样处理。一个记者问道，虽已免除军法判处，但对麦克维的前途是否会有影响。“在美国海军史上是否曾经有受军法审判的军官，又在后来提升为将官的？” 尼米兹指着自己笑道：“我就是一个。”然后，对那些觉得好笑的记者们谈起他在1908年把“德凯特”号驱逐舰开到岸上，曾接受军法审判，后来受到“警告”处分。 记者们所关心的头号新闻，是当天“说明”材料中提到的四名军官，菲律宾海疆代理司令及其作战官，莱特港代理主任及其作战官。他们因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案有牵连都受到书面警告。由于麦克维上校已经免罪，那么可以推定，这些受警告处分的军官必须承担罪责，他们由于玩忽职守，未向上报告巡洋舰没有到达港口。 这种推断是不公正的，各港口主任曾接到舰队关于不得报告战舰到港情况的书面指示。由此可见，战舰的活动并不是各港口主任管辖范围内的事。所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未驶抵莱特湾时，当地港口主任可以认为它滞留在关岛，或已调到另一指挥部。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损失后，各港口主任都收到命令，要他们报告是否发现有任何在预计返港时间八小时内仍没有到港的单舰。 对这起案件经过审慎且近乎拖延不决的研究之后，福雷斯特尔部长撤消了四名军官的书面警告处分。但麦克维上校直到1949年51岁由海军退休时才被提升为少将。 尼米兹将军一生中工作最辛劳的时间是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头几个月。他每天早晨很早就到办公室，常常一直工作到晚上，一周七天，天天如此。他没有时间作长途散步和其它锻炼。这时正处于“小伙子们回国”的退伍时期，军队迅速而无计划地裁减，杜鲁门总统恰如其分地说它是“瓦解”。有经验的人员离队，使部队必须不断改编。海军只得采取临时措施和简便的办法维持工作。后备役军官和士兵如此迅速地退出现役，致使舰船有时都难于驶进港口退役。 国会对美国垄断原子弹而自鸣得意，大量削减国防经费，致使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供应短缺，甚至海军部的人员也这样。海军作战部办公室的文职秘书、档案人员，出于表现他们对新领导的忠诚而义务加班加点，直到他们的同事嘲笑他们是“工贼”时才停止。这样一来，尼米兹只好把文职雇员调到按常规时间上下班的下属部门，而用女军人来代替他们。 幸运的是，尼米兹有一个协助他工作的将官班子。前任航空局长德威特·C·拉姆齐将军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下面有：负责作战的福雷斯特·谢尔曼中将；负责人事的路易斯·E·登菲尔德中将；负责行政管理的理查德·康诺利中将；负责后勤的罗伯特·卡尼中将；负责航空兵的阿瑟·雷德福中将。一直担任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的查尔斯·洛克伍德中将，现任监察长。 与其他高级将领一样，为了有助于尼米兹保持身心健康很好工作，配有三名中校副官。其中切斯特·布鲁顿和尼尔·迪特里希二人，原来是金上将的副官。布鲁顿负责办理参谋长联席会议各种公事；迪特里希是专职秘书，但有时又担任尼米兹个人事务的副官。尼米兹日常个人事务的副官是经他亲自挑选来的尤金·弗拉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专家、“荣誉勋章”获得者。弗拉基很快学会象拉马尔那样全面地事先了解将军的需要。在协助将军工作的班子名单上，还要加上他的汽车司机、军士长乔治·E·科扎德。科扎德还逐渐担负一些额外工作，后来也当上了副官。除有一段时间中断外，他一直留在尼米兹身边，直到1961年从陆战队退休为止。 尼米兹上将因为他的名声引起人们注意而感到厌烦。在战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军方规定军官要穿制服，所以尼米兹很容易被人们认出来，并经常被截住要他签名留念。为了节省时间，他叫弗拉基带上一盒名片跟着他，名片上有他事先签上的名字，准备随时分发。有几次他去公共场所，总是被一大堆人包围，其中多数是妇女。他发现，如果他同夫人去看电影，最好是穿便服，戴一顶阔边软呢帽把头发遮住，而且还可以拉下来盖在眼角上。 尼米兹在堪萨斯市一次州长会议上演讲时，遇到一次最狼狈的群众包围。在他和弗拉基离开会议厅时，群众认出了他，突破了警戒线冲上楼梯朝他奔去。警察冲向前去组成一个圆圈围住将军，但是群众又冲破了圈子伸手去抓他。这时，弗拉基几乎是拖着他的上司才退回大厅。群众在身后紧跟着，他们两人迅速走进一个过道，弗拉基把将军推进一间男用卫生间，并把门关上。 群众停了下来，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但也只是稍停了一会。他们把弗拉基挤到一边，拥进洗手间，尼米兹机智地把自己锁在一个厕所里。由于担心群众破门而入，尼米兹站在抽水马桶上。他把头伸在门档上，向站在小便处的妇女们作了一次有礼貌的简短讲话。 在场的每个人突然大笑起来，这件事传到走廊里引起一片欢笑，笑声传遍整个大楼，打断了下午的州长会议。尼米兹和弗拉基最后设法从一个通向地下室的门溜了出去，巧妙地逃之夭夭。 在他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始终不断有人要求尼米兹演讲。他虽然不是一位能吸引听众的演说家，但是他说话机敏，常常是妙趣横生。有时，一天之内被请去作两三次演讲。这种要求，使写讲稿的人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们对将军习惯于望一眼准备好的讲稿，然后把它放到一边作即席发言而感到为难。事实上，尼米兹常常不要求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只是要他们把请他演讲的组织机构以及其它一些有关事实、数字和观点写成卡片。他只要看一眼卡片，就可凭记忆去讲。 虽然将军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但是象这样信口开河的演讲免不了要出纰漏。有一次，尼米兹为一个为美国武装部队人员提供服务的志愿组织演讲时发生了差错。而且这正是发生在一个有名气的“联合勤务组织”的主要对手身上。 那天，尼米兹必须作三次演讲。国会一个委员会的执行会议结束时，他正好可以及时赶到附近一家旅馆中去向一个勤务组织作第一个演讲。科扎德的汽车在等着，尼米兹和弗拉基跳了进去，车就很快开走。弗拉基把演讲用的卡片交给将军放进他的口袋，然后把这个组织的目的以及这个组织当前的活动作了些介绍。“吉尼”，上将说，“不需要给我说这个组织了，我当航海局长时就是这个组织的老前辈了。” 这样，他们谈了一些其他事情。到了旅馆时，会议即将开始。出席会议的除了勤务组织的全国代表外，还有其他知名人士，包括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 由于尼米兹还要到别处去作一次午宴演讲，因而只能停留约二十分钟。会议征得原计划第一个发言人的同意把演讲安排在尼米兹的发言之后。在简短介绍后，尼米兹就开始演讲，也没有从口袋里拿出卡片来。 两分钟后，坐在讲台上将军身后的弗拉基开始意识到，尼米兹谈到和赞扬的不是听他演讲的军官们的组织，而是这个组织的对手“联合勤务组织”。弗拉基想站起来告诉将军把卡片从口袋里拿出来看看，但他感到肩膀上有一只手轻轻地把他按回到座位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妇女，是这个组织的主席，她两眼充满了泪水。 将军结束了演讲。场上爆发起掌声，他坐了下来。他只能再停留一两分钟，但是要等到第二个发言人开始讲话时才能走。尼米兹还没有等第二个人开口讲话，就意识到他犯了个该死的错误。他满面通红，弗拉基决定最好还是让他马上走。“将军”，他轻轻地说，“该走了。” 尼米兹俯身对着主席，并私下低声请求她原谅。他说刚才估计是因为太忙了才出了错。“我了解你们的组织，”他说，“它是个了不起的组织，我深深地致以歉意。” 主席在尼米兹脸颊上吻了一下。“将军”，她两眼一眨一眨地说，“你来了，我们实在万分高兴。我们理解你的真情实意。” 回到车上，弗拉基知道必须帮助尼米兹作好下次演讲的准备。他取出有关的卡片，但是他认为最好先等上几分钟让将军定下心来再开口。还是尼米兹打破了沉默，“吉尼，”他说着，拍了拍副官的大腿，“下次我再说我是某个组织的老前辈时，你就应该说：‘闭上嘴，把卡片拿出来，听着。’好吗？” 尼米兹将军对他的任何演讲和发表的任何文章都不要报酬。他要不是拒绝接受酬金，要不就要求该组织把钱直接交给他指定的某一慈善机构或其它事业单位。他的解释是，他所发表的各种文章或公开演说，都是他在海军中获得的经验，而海军已经付给了他应得的薪饷。 尼米兹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弗拉基为他结算他的收入所得税。他发现这项工作非常简单，因为将军收入的唯一来源就只是薪饷，而且总是按标准扣除的。如果按单项计算他的扣除项目，他完全可以省下数千元税款。弗拉基提出这一看法时，将军回答说，他从来不在意纳多少税。 尼米兹赖以生活的一万五千美元的年薪是固定不变的，而战后急速恶化的通货膨胀，使这笔薪饷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其他军官的薪金则不断增加，可以抵销通货膨胀，但是有一位议员在工资法案后面添了一项附加条款，五星上将的薪金不得增加。 这种局面给尼米兹一家的社交开支带来了困难。当然，他们还有一笔在“天文馆”进行官方宴会和接待的津贴，但这笔钱从来是不够的。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官方的招待减少到再也不能减的次数，并限定厨房将宴会减为三道菜，让客人吃饱而又不浪费。这种节约开支的范例，特别为那些受制于紧缩预算的各国驻华盛顿代表所称道。“你使我们好办多了，”他们私下里告诉尼米兹夫妇，“我们负担不起华盛顿人操办的那种宴会，你这样一来，使我们简单多了，我们现在也可以这样办了。” 尼米兹夫人经常打电话问客人：“你们喜欢正式宴会，还是更希望把孩子们带来玩玩？” 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回答，他们乐意把孩子们带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就是一顿使人轻松愉快的便餐。餐后，尼米兹夫妇引导着客人们去天文台从巨型望远镜中看月亮和星星，这种新奇的招待使孩子们特别高兴。 “我和切斯特对钱都不感兴趣，”尼米兹夫人说，“我们只要能支付必需的开支以及供孩子们上大学，别的我们从来不计较。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享受。我也没有多少衣服，我是说，在他当海军作战部长的时候，我并没有几十套夜礼服。” 在这个期间，詹姆斯·莱中校在华盛顿地区任职，他和凯特住在附近的马里兰州。这样，他们就被邀请参加尼米兹的某些官场活动。驻华盛顿的各国使团授予将军由他们政府颁发的战后各种勋章，有时邀请莱夫妇出席这些授勋仪式，并且希望他们能应邀参加。他们甚至在1946年炎热的夏天也总是信守赴约，而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对怀孕后期的凯特来说，确是一种负担。7月，希腊大使馆送来请帖，将授予尼米兹以希腊最高军事荣誉勋章——乔治一世大十字勋章。仪式订于7月31日举行，而这天正是凯特的预产期，将住院分娩。 她心情不安，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怎么办才好？”她想哭，“我知道写封信去正式表示歉意也可以，可是明摆着，他们知道我们是女儿和女婿，又住在这儿，而且收到了请帖。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感到难堪的。” “那么，”尼米兹夫人想了一下说道，“今天我将送个信正式表示歉意，明天我再给大使馆去个电话，向他们的秘书解释一下你们是谁，为什么写信表示歉意。” 凯特给希腊大使馆寄了封表示道歉的信，次日打了个电话，希望有个用浓重口音说话的人来答话。但是，她听到的是一位美国腔调的女人声音，她还察觉到那个人好象在嚼口香糖。“我是莱太太，”她说，“我寄去了一封表示道歉的信，我想解释一下。”她说出了她的父亲，讲了他将获得勋章和受勋的时间。“可是这天，”凯特接着说，“我正好要到医院去生我的第一个孩子。” 沉寂了一会，接电话的人同情地回答：“啊，亲爱的，真不应该，我本该早点邀请就好了。” “是呀，”当凯特把这件事告诉吉米时，他说，“要是在去年十月份那就好了。”“吉米”（小詹姆斯·T·莱）出生于1946年7月31日，是尼米兹将军的第三个孙子，前两个孙子是小切斯特和琼生的。弗朗西斯·玛丽生于1940年5月19日；伊丽莎白·琼生于1946年1月26日。 尼米兹夫妇对于好友之间的小型聚会，从不吝惜时间。这样的聚会上，将军总是要讲上一、两个有关士兵和水兵的故事。他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从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那里听来的。这是个很长的故事，将军使出他招揽听众的最大本事，以最精彩的细节来描述。简单地说，故事是讲一个年轻的士兵，根据“士兵权利法”进了个助产训练班。他获得文凭后，回到老家小镇上租了间铺面，买了个装满器械的医疗箱、挂牌开业。 一个礼拜过去了，也没人来看病，这天，一个神情紧张的农民跑进士兵的诊所找助产士。他听说这个男人自称是助产士大吃一惊，最后看到了文凭才相信。“你一定要去”，农民说，“因为我们唯一的医生不在镇上，到离这儿还有九十英里的地方去了，我老婆要生了。” 他们坐在农民的汽车里，汽车咣咣啷啷地以高速向农场驶去。到农场后，士兵穿上白大褂，告诉这位丈夫安下心来去看看杂志。然后他提着黑色医疗箱走进卧室。十分钟后，他把门打开一条缝，说要一把螺丝刀，接着又把门关上。这位惊慌的农民拿来一把螺丝刀，敲了敲卧室门。士兵把门开了一条缝。“很好”他说，“我要的就是它。你去看你的杂志，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过了二十分钟，士兵又站在门口，表情有点忧郁。这次他要一把“带有弹性的软刀身”的油灰刀。农民拿来后，士兵再次叫他放心，然后又关上了门。又过了二十分钟，士兵又把门开了条缝。“先生，”他说话时声音有点颤抖，“不知你有没有一根五——六吋的电线——一根好一点硬一点，一头有个钩子的电线。” 农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不过他还是拿来一根用电线做的挂衣钩。士兵又开了条门缝说：“很好，很好，不要着急。去吧，坐下来等着。” 农民再也等不得了，他发现士兵前额上沁出汗珠，眼睛里有一种急躁的神色。他说：“瞧你，这是怎么回事？你先要把螺丝刀，接着要了把油灰刀，后来又要了个挂衣钩，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一定要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复杂情况？” “复杂情况！”士兵大叫起来，“有什么复杂情况！见鬼，我打不开该死的医疗箱。” 杜鲁门总统干脆撇开了福雷斯特尔关于海军作战部长只有通过海军部长才能接触总统的规定，常常以官方和社交活动为由在白宫召见尼米兹。在总统和尼米兹私下交往中，由于他们年岁相近，彼此都以名字相称。只要可能，贝丝·杜鲁门就把凯瑟琳·尼米兹单独带开，听她讲故事。因为尼米兹夫人也象她丈夫一样，有一套讲故事的本领。每当杜鲁门夫妇和尼米兹夫妇参加音乐会或者其他公开活动时，特工人员就安排他们坐在相邻的两个包厢，作为保护总统的又一安全措施。 杜鲁门夫妇接受尼米兹夫妇的邀请去天文馆作蹄铁游戏，在总统夫妇应邀去天文馆的头一天，特工人员去看场地，特工小组组长对尼米兹夫人说：“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了。我们没有什么事要做了。明天下午我们可以轻松几个小时，你们的门口全是由陆战队员站岗，谁也进不来。” 杜鲁门夫妇来后，切斯特请哈里上楼，借给他一条旧咔叽布裤子穿上，然后下楼到蹄铁的院子里。哈里同凯瑟琳，切斯特和贝丝配对。因为哈里在这四人中最不善于蹄铁游戏，所以贝丝和切斯特赢了，不过他们都很愉快。游戏结束后，他们在天文馆的操场上散步，杜鲁门夫妇谈到他们这时才真正体会到独自活动的自由，没人跟着他们，连特工人员都没有。 切斯特带杜鲁门夫妇去看他最喜欢的那棵大橡树。在草地边上，他们在一棵苹果树下摘苹果吃。听到杜鲁门评论苹果的香味，凯瑟琳就把餐厅服务员叫来为他们装了满满一大口袋苹果。然后，尼米兹夫妇同客人回到屋里喝冰苏打水掺威士忌。 杜鲁门夫妇上车离开时，一名侍者拿来一口袋苹果交给司机。杜鲁门夫人倾身向前对司机说：“记住，这袋苹果不要交到厨房去，直接送到我们的卧室，我们要吃这些苹果。” 过了不久，有个人来到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的外间，拿出各种证明，说他是掷蹄铁的世界冠军。他请求在可能情况下给他一张尼米兹将军亲笔签名的照片。 “你不但可以得到一张签名照片，”弗拉基说，“我相信他还要见见你。” 将军的确接见了这位冠军。他们长谈起来，将军竟把预先安排的活动也搁在一边。尼米兹拿起电话要白宫，很顺利地接通了总统。“喂，哈里，”他说，“我找到了一位掷蹄铁的世界冠军。我们现在就来白宫，叫他给你表演表演他是怎样掷蹄铁的。” 杜鲁门也取消了他预先安排的活动，他、尼米兹、弗拉基和冠军来到白宫的后花园，花了十五分钟观看并且试玩了各种掷蹄铁的特技游戏。 尼米兹利用他与杜鲁门之间的友谊，向总统宣传海军和制海权。为了使杜鲁门忘却他当炮兵的时代，尼米兹在基威斯特海军基地为他建立了一个度假用的小白宫。在那里，他安排杜鲁门乘潜艇去海上航行。其中至少有一次是乘美国接管的一艘德国潜艇。他陪同总统看了一些航空母舰，向他介绍航空母舰的用途。杜鲁门虽然从未减少对陆军的偏爱，但在尼米兹的开导下，对海军相当尊重。 有一天，尼米兹夫人突然接到代理英国大使夫人鲍尔弗太太的电话。“尼米兹夫人，”她说，“温斯顿·丘吉尔刚从弗罗里达度假到达这里，他很想同您丈夫谈谈。他过去没有这种机会。我问他想会见准，他说：‘就是尼米兹上将。我想同尼米兹将军见见面。你能给我安排吗？’”稍停一下，然后她又说：“今晚你们来吃饭好吗？” “唔，这倒是个问题。”尼米兹夫人说，“因为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赴宴，”不过，她最后说，她想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因为她知道尼米兹将军很想会见温斯顿·丘吉尔。凯瑟琳就打电话给晚上邀请他们吃饭的主人，说明情况；他们说完全可以。这样，尼米兹夫妇就去英国大使馆赴宴。桌上只有很少几位客人，因为丘吉尔曾经交代“我不想举行大宴会，我只想同尼米兹谈谈。” 饭后，他们都一齐回到客厅。丘吉尔饮着掺了苏打水的白兰地，吸着他的一支曾经把安德森医生难倒的大雪茄。他把尼米兹拉到一旁坐下来谈话。 丘吉尔问：“在战争这场考试中，你哪门课的得分最低？”尼米兹回答后，丘吉尔也告诉尼米兹他在战争中得分最低的课目。这样一开始就交换意见的谈话，生动活泼而又坦率，长达一个半小时，两个人都乐在其中。 许多大学都提出要授予尼米兹将军荣誉学位，因此他就得找时间去接受。他感到最得意的一次可能是接受里奇蒙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尼米兹同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地位相当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起，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仪式上接受同样的学位。这件事是里奇蒙大学校长、编辑兼史学家道格拉斯·弗里曼安排的。艾森豪威尔和尼米兹对他的著作都很赞赏。仪式之后，弗里曼在家中为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举行花园酒会。这两位五星上将同意让摄影记者拍下他们在一起饮酒的镜头。照片发表时，他们本人都很满意，但是当地那些持旧观点的老派人物都写信粗暴地攻击报纸，多数信件也只是使这两位新法学博士一笑了之。 根据传统，海军作战部长是“海军学会”的主席，也是这个学会董事会的成员。这个董事会，在尼米兹将军任上就是编委会。所以，考虑在许多将由学会出版的著作和《海军学会杂志》月刊上发表的文章，都要事先经尼米兹审阅。而且，他还要参加海军军官学校的学会办公室召开的理事会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已负担过重的海军作战部长无疑又是一个沉重负担，但事实上这恰恰是尼米兹特别乐于从事的工作。他迅速审阅并善于确定作品中究竟哪些是海军军官想读，哪些是值得一读的文章。 他非常关心语言，看到文字罗嗦和意思含混，简直是嫉恶如仇。他用一杆蓝铅笔在海军学会的文章原稿上，把不必要或用错的词句，毫不留情地大删大改。 虽然福雷斯特尔部长曾经力阻尼米兹出任海军作战部长，但一旦尼米兹上任后，却能与部长在一起友好而有成效地合作。部分原因是福雷斯特尔对他无力防止和不能改变的局面善于正确对待，尽力弥补。另外的原因是尼米兹的合作精神和宽容大度，正如南希所说，“他这个人呀，谁也不会对他产生怨恨。”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他们对于所发生的问题常常看法一致。 尼尔·迪特里希当过金和尼米兹两人的副官。他说：“我知道尼米兹将军很尊重部长，我有几次看到他同福雷斯特尔先生在一起休息闲谈时，总是讲个故事来加强说明讨论中的一些观点。福雷斯特尔先生有时也在交谈中来一点点插科打诨。我发现他们在交谈或者讨论问题时情绪轻松，观点上也没有太大的分歧，至少不象金将军和福雷斯特尔部长那样经常出现僵持和打官腔的紧张局面。” 尽管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长是合作的，而且象迪特里希所看到的那样，商谈问题时气氛轻松，但是尼米兹后来证实，他们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尼米兹承认部长的才智，但对他的内向、拘谨和莫名其妙的个性感到难以对付。福雷斯特尔对尼米兹从来没有完全放心过，在他思想中多少隐藏着一种嫉权的敏感，特别对高级军官更是这样。 尼米兹对福雷斯特尔最有帮助的，可能是代表海军出席国会各委员会的会议。尼米兹认真细致地准备证词。他作证时态度诚恳而直率，观点明确，令人信服，具有一定权威性。“尼米兹将军出席国会时，各委员会都非常友好地接待他。”切斯特·布鲁顿回忆说，“这是由于他的威信。他对他们说话不卑也不亢。” 福雷斯特尔和尼米兹早就认为继续反对各军种的统一指挥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总统、陆军地面和航空兵部队的首脑和国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强烈主张统一。反对单独建立空军这样一个军种似乎也没有用，空军独立的主张也到了实现的时候。部长、将军和其他一些海军首脑所谋求的是防止各军兵种的全部合并，防止出现由一个全权的文职部长来分配经费和制订政策，而由一个全权的军职参谋长指挥作战的局面。不过，他们力争要保留住海军的陆战队和航空兵。 几个月来，在辩论如何制订美国国防组织期间，福雷斯特尔在向海军军官征求意见时，经常与尼米兹、雷德福和谢尔曼磋商。不过，根据他特有的地位，他更经常地依靠文职人员，特别是依靠背景与他极为相似的华尔街金融家菲迪南德·埃伯施塔德。正是由埃伯施塔德准备的一份报告，使福雷斯特尔形成了一个国防组织的基本概念。 在国会委员会进行无数次会议和同总统进行许多回合的争辩后，最后于1947年7月26日由总统签署生效的“国会安全法”中，福雷斯特尔和海军首脑实现了他们想达到的大部分目的。在一个国家军事机构下，辖有独立的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三个部。领导这一军事机构的，是总统属下的内阁成员国防部长。各部设部长，但不是内阁一级成员。保留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指挥作战，海军保留舰载航空兵部队、岸基侦察机航空联队以及陆战队。杜鲁门总统任命福雷斯特尔为第一任国防部长，并根据福雷斯特尔的推荐任命约翰·沙利文为新任海军部长。 在尼米兹担任海军作战部长时，前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卡尔·邓尼兹海军上将在纽伦堡国防军事法庭受审。在他的罪行中，犯有无限制地实施潜艇战之罪。应邓尼兹的律师要求，尼米兹提供了一份证词，说他遵循华盛顿的命令，曾指挥潜艇进行过同样类型的战斗：“为了有利于抵抗日本，太平洋被宣布为战区。1941年12月7日，海军作战部长曾下令对日本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尽管法庭认为邓尼兹有进行潜艇战的罪行，但对他那一条罪行却未判刑。 海军作战部在尼米兹任职期间，担负着一项重大科研任务：试验原子武器对战舰的效果。海军需要研究在军舰设计、战术队形和港口舰船的间隔等方面应作什么改变。陆军地面部队需要在试验舰船甲板上安放一些装备，以观察哪些装备需重新设计。陆军航空部队需要了解在何种范围内的敌舰是投掷原子弹的最有利目标。 这次试验，是在威廉·H·P·布兰迪将军指挥下进行的。他以前担任过军需局长，后来又参加过夸贾林——冲绳岛两栖作战。现在，他作为海军作战部长领导下的一个特别武器部门的负责人，组织了一支陆海军联合特混编队，准备参加定于1946年夏天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珊瑚岛的实验。 1946年2月，总统让尼米兹将军出席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讨论即将进行的试验。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陆军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莱希将军。杜鲁门先生谈到，有人建议试验的方式可以按照军方预先想好的结论去进行。他同时还念了商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写的一封指责信。他回忆1921年比利·米切尔将军事先布置好的进行一次常规炸弹对军舰破坏威力的实验，并按照他所定的调子表明实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总统说，他相信陆军和海军首脑们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这还不够——还应使公众也相信他们是实事求是的。 福雷斯特尔对杜鲁门说，布兰特将军正计划邀请一个文职人员小组去参观试验。在接下去的讨论中，与会者建议由总统任命以这个小组成员为基础，加上参、众两院的议员，组成一个委员会，直接向总统提出报告。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赞成这个建议，总统也表示同意。 最后投入比基尼试验的人员共达四万二千人，飞机一百五十架，舰艇二百艘。投掷了两枚原子弹，炸沉十一艘旧舰，另外有几艘被炸伤和被焚毁。试验提供了武装部队所需的资料。引人注目的是，事后并没有人指责试验活动是不完全可信的。 1946年3月，海军研究试验室提出一份报告，建议建造核动力潜艇。报告认为，为了获得高速的水下续航力，应采取一种如象德国人设计的那种有过氧化氢系统的先进船体设计。报告称，如能全力以赴，这种潜艇可以在两年内建成使用。因为海军肯定需要这种潜艇。同时，由于这份报告是在有名望的物理学家菲利普·H·艾贝尔森的指导下拟定的，因而引起了海军军官的广泛注意。 舰船局虽然以极大兴趣发展核动力推进器，特别是发展核动力潜艇，但却缺乏懂核子技术的人才来指导这一研制工作。因此，局长爱得华·L·柯克伦海军少将派出一个工程师军官小组去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曼哈顿核工厂，学习这一科目的基本原理。领导这一小组的是海曼·G·里科弗海军上校。 里科弗具有良好的技术水平，但也是一个说话爱带刺儿的人，这种个性有时使他得罪朋友，失去支持。他是个高标准严要求，对缺点和错误毫不容情的批评者，甚至对于不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也是这样。但是，他以能干和有干劲而闻名。他坚信：有志者事竟成。里科弗把尽快制造出艾贝尔森提出的潜艇当成一个特殊任务。 里科弗在进行这项工作中遇到的挫折，足以使一个决心不大的人裹足不前。他甚至遭到海军作战部官员的反对。尼米兹的原子防御处处长威廉·S·帕森斯海军少将坚持认为，海军应优先发展海上武器。他主张核动力推进器的发展工作应放在以核手段获取动能的研究之后。他说，过早地研究运用于潜艇的核建筑工程，实际上将延误核动力潜艇的生产。 尼米兹将军一开始就主张发展核动力潜艇，但是与帕森斯和其他相同意见的人进行争辩时，却处于无力地位。尼米兹只能从另外的角度来解决问题。1946年9月，他任命一个由有经验的潜艇军官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反潜技术和新的潜艇设计。这些军官认为，由于对水面和临近水面的侦察手段肯定会不断改进，潜艇必须深潜，因此艇上的供氧机将会失去作用。1947年1月，这个委员会最后的报告中提出，应以内燃机型的，具有较大水下航速和续航力的潜艇逐步取代现有潜艇，并试验过氧化氢供氧的潜艇，以获得更大水下航速；设计和发展“最后可在潜艇上装置的核动力反应堆，以达到具有高速的无限潜航力。”尼米兹立即批准了这些建议。 里科弗知道尼米兹赞同尽早发展核动力潜艇，只要不受到核专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一定会给予这一计划充分支持。但是，尼米兹的海军作战部长任期到1947年12月即将届满。谁也不知道下届部长的态度如何。时间非常宝贵。 1947年秋，里科弗认为，在核动力推进器方面取得的进展将抵消他预料中的那些重研究不讲实际的物理学家的反对。里科弗在他的助手帮助下，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他希望能说服尼米兹把它转呈海军部长沙利文。备忘录指出，唯有核动力可以为海军提供紧急需要的高速和无限续航力潜艇。它认为如采取适当有效措施，到五十年代中期，能发射核弹头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可望建成。备忘录敦请部长向国防部长和研究发展局说明“核动力潜艇在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要意义”。在核子专家和有经验的潜艇人员用几周时间对备忘录进行了商议和细致的修改后，里科弗才获得了他们的认可，然后送给尼米兹将军。 尼米兹相信里科弗的论点和专家们的意见，批准把备忘录上报，作为几乎是他在职时承办的最后一件公事，他在备忘录上签字后，送交沙利文部长。沙利文表示同意，签署后很快递呈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和抄送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和舰船局局长柯克伦将军。尽管前途障碍重重，里科弗和他的助手终于获得合法地位，他们的工程得以优先考虑。 尼米兹开始就任海军作战部长时，决心不再无限制地在晚上和星期日加班工作。通过改组他的办公室和扩大部属的职权，他再次实现了他的想法，他的工作只限于那些别人办不了，或别人无权处理的事。他每天早晚往返天文馆，步行三点二五英里上下班，同路上遇到的熟人打招呼。有时下班他先打电话告诉夫人，她就会在半路上接他，然后一起步行回家。无论是炎热的夏日还是最冷的冬天，将军一直保持步行的习惯。 在一个冬天的下午，下班时天上下着大雪，尼米兹穿着蓝制服，戴着手套，但没穿大衣，还是坚持要步行回家。弗拉基中校提醒他：“将军，我把你的车叫来吧！”尼米兹嘟囔了一下走出去了。 弗拉基中校找布鲁顿中校商量，弗拉基在海军部没有汽车，将军的车又下班了。雪下得越来越大，布鲁顿决定向上反映。他说：“我去告诉尼米兹夫人。” “将军冒着这样的雪步行回家了，尼米兹夫人，希望你不要出来接他，”布鲁顿在电话上这样说。 “当然不。”她说。 “我看最好还是我用车接他一下。” “去接他一下吧”。尼米兹夫人说。 布鲁顿开着车，沿着尼米兹通常步行回家的道路驶去。他行驶了一英里多路才追上将军，将军踩着深齐踝骨的大雪，帽子和肩上都披盖着白雪。布鲁顿把车开到他前面，招呼将军停下来，打开车门请他上车。“我打电话给尼米兹夫人，她说要我开车接你。”将军这才勉强上了车，由布鲁顿把他送回去。 尼米兹将军终于有时间从事他的业余写作了。他为《美国联邦同盟者》写了《劳工，我们感谢你》的文章，向在战争期间为武装部队修造舰船、提供弹药和其它必需品的工人们致以敬意。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写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同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认为军舰的用途只是为了与军舰作战的狭隘观点论战。而且那种观点还认为，那时不可能有什么敌人拥有任何举足轻重的舰队，因此，美国维持一支海军是无用的浪费。 他在有影响的海军协会出版的《海上力量》月刊上发表的《海军无用了吗？》一文，作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海军并非无用武之地。投掷在日本的原子弹本身就是海——空力量的尖兵。原子弹是由海军用军舰远渡重洋安全地运送到西太平洋一个岛上去的，而那个岛上的敌人又是海军迫使他们投降的。原子弹在那里装上飞机，如果没有海军把汽油运到那里，飞机则不能起飞。”他提醒读者海军将继续承担的责任： 我们应该记住，海军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支援美国军队去海外各地驻防。在这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认为有必要派部队进驻许多国家。我们的部队直到现在，仍留驻在德国、意大利、印度、中国、朝鲜和日本。 只要有我们的部队驻在那里，只要我们还要派部队出国，海军就要派部队前去，把舰艇派到我们部队驻地附近海域，不会威胁任何人，又不会引起别人的顾虑。各军兵种统一行动、协调一致非常重要，他有利于互相支援，共同支持我国的国策。 海军约有七项任务：保卫美国海岸；保护商运生命线；运送部队；保障部队登陆；保持对部队不间断的供应；与敌人海上部队和运输舰艇作战；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 海军的另一职能是，军队在敌人国土上把它打败之后，把部队运送回国。如果没有海军，战争将在我国国土上进行。战争像比赛一样，最好打到对方的半场里去。 《国家地理杂志》刊载尼米兹的《海军是和平的保证》一文附有大量照片，其中大部分是舰艇的彩色照片。“目前战争已经过去，人们似乎绝不愿再看到引起回忆战争的一切遗物，”尼米兹写道，“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还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在回答了那个问题后，展望了未来，描述了鬼怪似的潜艇“将会开近敌方海岸，在离海岸一百英寻的深处，用装有原子弹头的自动导向导弹袭击海岸。”此外，他还在《国家商业》上发表《海军：为和平进行投资》，在华盛顿的《新闻文摘》上发表《海军仍不可少》，继续同他的对手论战。 尼米兹将军避免撰写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唯恐赞扬了这个军官和这支部队，而使人们觉得别的军官和部队不值得赞扬。他相信盟军的胜利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应得的荣誉，而千秋功过应留给后人去评说。他认为不慎重地发表这类文章会造成危害。连续登载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哈尔西将军谈他的经历》连载文章就是一个例子，哈尔西在解释他放弃莱特湾滩头应负的责任时，他暗指金凯德将军在一定程度上玩忽职守。后来，他显然是既想推卸责任，又想讨好别人，说道：“我力图以当时的思想和感情来记述莱特湾战役，但是在我重读我的文章后，我发现它对汤姆·金凯德有极不公正的地方……如果我当时处在他的地位，我也可能会象他一样行动。”金凯德并没有因为他的解释而释怨。两人的友谊已经破裂，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尽管尼米兹不仅通过写文章，而且在公开的讲坛上，在国会各委员会上作证，积极制造舆论，但海军得到的各项经费却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舰艇被拆毁或封存起来。尼米兹曾计划建立一支有七个舰队的精干海军，但这些舰队不过是纸上谈兵。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曾经在打败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担负着主要任务，现在则被大砍大减，以致无力保护美国的海外利益，更谈不上去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了。 弗拉基在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上看过将军作证，他认为他的讲话“非常感人”，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将军的工作是徒劳的。弗拉基回忆到，“例如，他们在讨论海军下一年度预算的会议结束时，问他，‘将军，你可以肯定预算够了吗？’他将会向他们保证，就现在说来海军需要的就是这些；同时也提出他所能预见到两三年的需要数字。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灵巧的推断，但是他们总是非常友好，并且还给他增加一点数字。尼米兹在这方面很精明，在出席国会听证会乘车回家时，他说：‘唉，我们现在回去该着手拟订缩减的计划了。’ “我就说，‘你说什么？他们不是什么都答应了，甚至还要多给一些吗？’ “他就说：‘不是这样，今年执政党的方针是尽力削减，而且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削减。他们听你讲话的时候显得合情合理，但是你一走开他们就缩回去执行该党的方针。因此，我们回去只好修改我们的计划。’三个星期后，政府的削减计划下来了，我们还得重新制订削减的计划。” 1947年11月12日，在海军作战部长任期届满前一个月，尼米兹作了最后一次正式讲话。他在总统的航空政策委员会上作证时声明，海军有权获得它所需要的五千七百九十三架飞机，并着重指出，它的实力“极为薄弱”。第二天，杜鲁门宣布了由现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路易斯·登菲尔德海军上将接替尼米兹为海军作战部长的任命。 在准备离职前，尼米兹将军忧心忡忡地注意到，党派只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正不断危害国防——在他看来，情况就是这样。同样使他感到不安的是美国海军性质的改变。战时他曾期望随着大量后备人员的涌入，海军将会发生变化。但是战后他依然期望海军将再次变成亲密无间的友谊组织，例如就象他在“奥古斯塔”号工作时的年代那样。 就他而言，他逐渐认识到，传统的海军已一去不复返，在他看来，海军部已不再象一个友谊组织，而象一个公司。海军军官学校1905年只有一百四十四名同学毕业，即使在战前不久，各班毕业生从没有超过五百人，而到1947年，竟达到一千名之多，另外还要再加上由海军后备役军官训练团大量涌入的军官。海军培养出来的指挥官，大大超过了舰队的实际需要。尼米兹在海军部大楼的走廊里，不断遇到许多他从未见过的军官。 毕竟尼米兹已经疲倦了。六年来，他肩负重担，连假都没有休过。虽然他多次抱怨甚至恼恨福雷斯特尔部长把他海军作战部长的任期从四年减为两年，但是到了1947年12月，他急不可待地盼望卸下肩上的重担离开华盛顿。 国会曾作过决定，全部五星上将都是永久军衔。除本人要求外，不作退休处理。因此，在尼米兹卸任海军作战部长时，就被任命为海军部长的特别顾问。金将军也是这样，而且，他还在海军部占了一间办公室。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将军越来越变成一个孤家寡人。一些军官们认为，在他身心健康的年月里，他呕心沥血，为国效劳，一旦处于这种无人过问的状况，是他日益衰老的原因。 尼米兹决定不留下来。“时间一到，我就让位”，他说：“到了那天我就走；我不会留恋，不会紧盯在人家身后不放。”他可以参加工作，但要保持一定距离。他和夫人早已决定，将军的任期一到，就移居西海岸。 1947年12月15日早晨，尼米兹夫妇象通常一样，在天文馆吃了点早餐。吃饭时，将军把勤杂人员和服务员叫来，向他们表示感谢和美好的祝愿，并给每人发了一个装着圣诞节礼金的封套。然后，他动身去海军部，尼米兹夫人准备开车去Q大街第2222号把单独住在那里的南希接出来。当他离开天文馆时，看到一些勤务兵在洗刷门上的手指印，为晚上就搬进来的登菲尔德清整房间。 上午10点，在海军大楼的部长办公室里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尼米兹夫人和南希出席了，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斯普鲁恩斯将军和大西洋舰队总司令布兰迪将军也出席了这一仪式。在宣读命令、沙利文部长以及尼米兹和登菲尔德简短致词后，部长带他们到一间大办公室，由摄影机和大型照相机把仪式的精彩场面拍了下来。 然后，尼米兹一家穿过走廊，经过鼓掌欢送他们的成群官兵和文职人员。在宪法大街的大门口，一支海军乐队和一支陆战队卫队按规定向他致敬。尼米兹一家坐进已用了十年的私用“克莱斯勒”牌汽车，由南希驾驶着，一摇一晃地离开了路边。在人行道上欢呼的人群中，尼米兹认出了他在国会作证时经常见到的参议员和众议员。 南希象1942年那样帮着在路上开车。玛丽·尼米兹已在加利福尼亚多明我会女修道院高级中学就读。尼米兹夫妇、南希，还有那条上了年纪的长耳狗弗雷科斯，于12月15日乘上“克里西”车，由华盛顿出发到离北卡罗来纳州不到九英里的罗利，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那天晚上，凯瑟琳和切斯特开始在一个封面上写着“一百一十七岁开始的生活”（他们俩人加在一起的年龄）的作文本上写下了他们的第一篇日记。第一段是凯瑟琳写的，她在开始时写道：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今晚虽然下雨和寒冷，但我们是愉快的，这是切斯特多年来第一次卸去了身上的重担。南希、弗雷科斯、切斯特和我正在向南行，然后西去加利福尼亚，我们的心是年轻而又愉快的。 切斯特在记述他的交接仪式以及告别海军大楼的情况后，在日记的最后一段写道： 我觉得好象如释重负，凯瑟琳和我似乎刚刚开始生活。我们有一个儿孙满堂的美满家庭——在我前面展现了这样一个天地——我们怎能错过这种完满而愉快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