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波特
尼米兹
投笔从戎
牛头怪
牛头怪
第十五章 尼米兹和他的参谋部
尼米兹将军每天吃完早饭后散步，通常在7点半到办公室看阅夜间收到的电报。凡是送给他审阅或他可能想看的文电，都要标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代号“○○”。在将军陈设雅致、空气清新的办公室里，竹椅上的花坐垫和窗帘的颜色十分协调。墙上挂着地图，一只温度计系在将军书桌后面的管子上。在书桌下面主人的脚旁，经常蜷伏着一只斯普鲁恩斯将军送给他的德国纯种刚毛[犭更]狗马卡拉帕。马卡拉帕被认为是性格乖戾的家伙，但它听尼米兹的话，常常呆在他身边。
尼米兹的大门上端，贴着一张“国家和人一样，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格言。屋子里的墙上挂着一块告示牌，要求部属在提建议时必须首先考虑下面三个问题：
1．建议是否可行？
2．建议行不通会出现什么后果？
3．建议是否在物资和供应允许的范围之内？
将军的书桌上摆着一个笔架，几个有纪念意义的烟灰缸，一个机关枪模型和一个他心爱的金属制品野蜂——美国海军营建大队成员的象征。书桌上还摆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放着从报刊插图上剪下来的麦克阿瑟将军的照片。在有些人看来，桌上放着这张照片令人费解，因为尼米兹以及太平洋舰队的军官，对麦克阿瑟将军好大喜功和习惯于表现自己的行为，都感到不满。有一次，尼米兹向他的一位朋友吐露说，他桌上放着那张照片仅只是提醒自己处事待人不要“威风凛凛，暴跳如雷”。
不管尼米兹私下对麦克阿瑟有什么看法，他不准他的部属象海军部那样公开非难这位将军和他的战略。雷蒙德·D·塔巴克海军少将曾谈起过他1943年从华盛顿调到麦克阿瑟手下工作，途经珍珠港去看望尼米兹时，所看到的迥然不同的两种情况：
塔巴克告诉尼米兹：“我在华盛顿述职时碰到一件怪事，人们一方面对我说麦克阿瑟的坏话，另一方面又派我去他手下工作。”
尼米兹要他说得明白一些。塔巴克继续说：“他们让我不要过分相信麦克阿瑟说的，中太平洋的大兰舰队是真正在打仗……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向我灌输了许多偏见，要我不要尊重我将效忠的人。”
尼米兹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手指着塔巴克尖锐地指出，“年轻人，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绝不许发生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事，我请大家充分理解。”
尼米兹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军事术语的卡片，位于中间的一张小卡片上写着：“作战目标，进攻战，突然袭击，接敌点要有优势兵力，简要，安全，运动，节省力量，协同配合”。有的人说它是“战争的原则”，但尼米兹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他的备忘录，用以检查进攻前的准备工作。它涉及明确作战对象，直到各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等问题。部队间的协同配合，在由他和麦克阿瑟的两个司令部指挥一个战场的情况下显得特别重要。
尼米兹将军无论亲自或指导参谋人员批复文电，都很及时。简短的由他自己动手，长一点的则由他的快手快脚的文书、速记获奖者亚当斯代笔。亚当斯过去当过法庭书记，可能是太平洋地区最优秀的文书。
清晨，参谋人员向尼米兹汇报需要他马上审批的报告和答复的问题。莱顿中校通常要汇报非常机密或非常紧急的情报。
早晨9点开碰头会，地点根据与会人数多少，定在尼米兹办公室或附近的会议室里。在办公室开会，有备用的折叠椅。尼米兹还欢迎临时来访或住在瓦胡岛上的高级军官参加会议。埃蒙斯将军经常来参加会议。1943年2月以后，在尼米兹要求下，戈姆利将军已调回太平洋任第14军区司令，成了太平洋舰队的邻居，因而也常出席会议。据了解，他过去一直患牙槽溃疡，这可能是他不能当南太平洋海区司令的主要原因。他把全部牙齿拔掉后，健康状况也好了。
应邀参加碰头会的人员，有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的负责官员，来访舰队或特混舰队的司令，以及最近或即将参战的高级指挥官。会上，由莱顿中校首先汇报敌情，请参加会议的战区军官作报告，然后在尼米兹领导下进行讨论。由于这类会议只是互通情况，不是制订计划或进行决策，气氛都比较随便，而且时间也可以由尼米兹自行决定。
上午10点，尼米兹通常要休息一会儿，跟拉马尔、默塞尔或者其他军官，也或许独自一人，去手枪射击场射击。然后，回办公室办公或继续开会。
11点是接待时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对来访者十分热情友好。在他搬到水泥工事里办公后，一天他发觉来访的人忽然少了。于是提出，“按照《海军条令》的规定，我想见见参预指挥工作的各种舰长”。因此，他的副官用电话通知停泊在基地的各级指挥官，作好必要的安排。规定所有舰艇的指挥官，从坦克登陆舰的中尉级舰长到新战列舰的上校级舰长，在抵达珍珠港后于11点钟报到，逗留15分钟。尼米兹说：“有些良策还是下级军官和士兵提出的，对我帮助很大。”
11点整，拉马尔把来访的人领到尼米兹的办公室，把他们介绍给他。但通常是军官们作自我介绍：“我叫约翰·史密斯，或××，在××舰上工作。”尼米兹则回答，“看到你们很高兴”，一面握手，一面请他们坐下。
在每次接见时，尼米兹将军总要先讲一讲他正在进行的工作或下一步的计划，来访者直接听到高级指挥官同他们谈有关战略问题感到很高兴。“你说说你们现在正在干什么？”他根据需要提问来访的军官，然后，在屋里转着圈，边走边听他们汇报。如果有人不太高兴，他就问是否有什么需要他帮助解决的问题。当规定的时间到了，他就站起来走到门口，再次同排成队的军官一一握手告别。
司令每天早晨接见来访者的消息传遍了全舰队和所有场站，大家都相信他们的顶头上司关心他们，能同他们打成一片。尼米兹认为，这种会见能使他了解前线情况，是十分可贵的。而且，他从会见中发现了未来的领导人。当来访者走后，他常对拉马尔说：“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军官，他将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
有位参谋军官回忆说：“这是尼米兹了解部属的一个机会，对部属来说，可以使他们知道舰队总司令同他们是一致的，这对鼓舞士气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早上或其他时间的会见中，如果规定的会客时间已到而谈话内容重要，尼米兹便延长时间，把来访者的汇报听下去，同时客气地示意他结束谈话。如果来访者还不走，他就把他带到参谋长办公室交给斯普鲁恩斯，对来访者给予照顾。在参谋长办公室里，因为没有椅子，来访者都呆不长。斯普鲁恩斯在白天很少坐下来办公，连批阅文件也站在桌子旁边。
一般说来，有公事的人通常在上午11点会客时间或在他不开会的其他时间内，都能见到尼米兹。有少数来访者即使没有什么公事，通过拉马尔也能见到尼米兹。比如，“企业”号上的一个水兵，跑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来向总司令表示“敬意”，陆战队卫兵把这件事向拉马尔作了报告。拉马尔回忆说：“那是一个不愉快的早晨，有很多事都不顺利，我正想找些事由让他做点别的事。我认为这件事可能会使他高兴起来，就进去告诉他有位年轻人在外边等着见他。将军说，‘叫他进来’。”
那个水兵见到将军后，马上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他曾同舰上的水兵们打赌，说他能见到总司令。他们认为，他肯定见不到；如果能见到，就输给他几百块钱。
“好，”尼米兹将军说，“为了拿到这笔钱，你还得有点证据才行。”于是，他打电话把拉马尔叫来说，“让参谋部的摄影人员到这里来。”
将军同年轻的水兵一起照了相，并送了几张给他，让他带回去作为他赌赢了的证据。
还有一个关于“肖”号驱逐舰雷达兵麦凯莱布的故事。当“肖”号驱逐舰停泊在珍珠港检修期间，舰上的水兵都分批回大陆休假，麦凯莱布回到了得克萨斯州克维尔老家。他在他姑母家里，遇见了尼米兹将军同母异父的妹妹多拉。当多拉得知麦凯莱布是从珍珠港回来的时候，就问他：“麦凯莱布先生，你见过切斯特没有？”
“没有，伯母。”麦凯莱布回答说。他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总司令的名字感到有些吃惊，而对一个士官能见到四星上将的事更是想都不敢去想。
“哎呀！”多拉说，“你在太平洋那里工作了一年多，还没见到切斯特！太可怕了！你回到舰上的时候，我要你去看看他。我写信告诉他接待你。”
麦凯莱布回到珍珠港后，及时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写了一封信。他的信受到了检查，长官把他叫去，他如实作了汇报。最后说：“你看，这是她让我干的，我就得写这封信。我真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于是，舰长同意发出这封信。过了几天，麦凯莱布收到了复信，说尼米兹将军愿意在三天后的上午10点钟见他。“肖”号的副舰长为了体面地把雷达兵送去见尼米兹，借来了一部小车和司机。当麦凯莱布走过舷梯的时候，舰上的伙伴自发地在舷侧列队欢送他。麦凯莱布说：“好啦，也许我至少会打听到‘肖’号舰检修以后开到何处去？”
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后，麦凯莱布马上受到总司令的接见。尼米兹将军热情地同他握手。“麦凯莱布，”将军问，“‘肖’号舰修好以后，他们要把它派到什么地方去？”
1943年，尼米兹在吃午饭的时候往往还得继续开会。为了不再增加体重，他中午经常不吃饭，而去休息、散步或晒太阳。
下午一般不作固定安排，而尼米兹通常仍有许多事要干，包括同参谋人员和将要参战的有关军官开会，研究作战计划。将军在制订计划阶段一丝不苟，从不马虎，对计划中的每个细节都要一一询问，特别是对两栖作战部分，有时把计划退回去要求重新修改。
这样的作战计划会议，由尼米兹将军亲自主持。他既发表意见，也听取别人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讨论作战问题象城镇集会一样。尽管有时看法不一致，他总是先听取别人的意见，仔细权衡利弊，然后再作最后决定。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太复杂，战场上的任何一个指挥官不可能不同别人商量就能高瞻远瞩，就能最后作出拿破仑那样的决定。
下午如有空，尼米兹就到机关蹓蹓，向参谋人员了解工作情况，向他们提出一些建议。或者去观看海军和陆战队在瓦胡岛附近的操练。如果是正式视察，他就乘坐挂将旗的黑色大“别克”轿车由司机送去。否则，就坐由拉马尔驾驶的没有标志的小车。
尼米兹在正式访问和社交活动中，都能严格遵守时间。拉马尔说：“他在我接触的人当中是最注重细节的人。凡是涉及到他的事，他都一丝不苟。如果他要去视察上午10点钟抵达珍珠港的新舰艇，我总是一早就通知专用汽艇准时开来。如果我们约定在6点45分去拜访夏威夷总督，他要求车子6点45分准时到达总督的门口，一分钟不能早，一分钟也不能晚。
将军要求别人也同样严格按计划和规章制度办事。有一次，他穿着全套军礼服，乘坐挂着四星旗的专用轿车来到檀香山巴拉塔尼亚街。他在路上碰到几百个水兵，没有一个人向他敬礼，感到非常生气。回到珍珠港后，他把管辖这个地区的戈姆利将军叫来，建议他派军官进城去把所有不敬礼的士兵用大轿车统统拉回来，没收他们的外出证，然后让他们归队。这种处分不重，只不过减少几天外出活动的时间，但也够难受的。几天以后，用大轿车把水兵拉出檀香山的事传遍了各地，又重新形成了敬礼的习惯。
在工作不忙的日子里，尼米兹在下午4点或4点半就下班休息。这时，他常常同斯普鲁恩斯一道长途散步，可能走到埃伊亚医院然后再走回来；或者打一场网球，兴许接着再玩一会儿蹄铁游戏。然后，洗澡吃饭。只要不外出吃饭，他几乎毫不例外地请人吃饭。他要求遵守时间，只要客人是军官，他们都能办到。在战争后期，尼米兹还常常宴请地方上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经常不能按时赴宴，他感到很伤脑筋。
饭前，尼米兹通常请客人喝两杯鸡尾酒；他自己也喝两杯，但一般都是用威士忌酒配上其他饮料。斯普鲁恩斯喝酒不多，在饭前，就只要一杯用一点点烈酒兑上姜汁啤酒之类的混合饮料，慢慢地喝着。他并不反对在社交场合中喝酒，只是在青年时代尝到过喝酒的苦头，以后就不再喝烈性酒了，也不再冒这个险。
宴会的菜肴通常都比较考究。将军的厨师是把好手，他买的都是上等肉，擅长于烹炒木犀肉片。他有一块菜园，为将军种植了许多新鲜蔬菜。甜食有热带水果，菠萝、鳄梨、番木瓜、从新西兰空运来的中国草莓，以及具有特殊味道的芒果冰淇淋和鳄梨冰淇淋。吃完饭，桌上还摆着当地产的新鲜荔枝。饭后，尼米兹同客人一起抽烟，斯普鲁恩斯例外，他不抽烟。
有时饭后还放映一场电影，或者更多的是把灯关掉，拉开防空的窗帘，放几张古典音乐唱片，但有的客人对听音乐很不感兴趣。闲聊一会儿后，尼米兹，吉恩德鲁，或斯普鲁恩斯通常建议客人到外边散散步，“吸点新鲜空气”，然后互道晚安告别。如战局出现重要情况，尼米兹就到司令部把新收到的电报看完后才上床。
有一天晚上，尼米兹同拉马尔从檀香山赴宴归来，尼米兹看见一个喝醉酒的水兵站在路旁招手要搭车。尼米兹叫司机停车，派坐在后排的勤务兵把那个水兵叫来搭车。那个水兵是海军营建大队队员，感激地爬进了汽车。由于路上没灯，所有建筑物都已灯火管制，只有车头两边有两只小灯，所以他完全不知道坐在谁的车上。
在将军的询问下，那个营建大队队员倾诉了他对军队生活的满腹牢骚，说他们那里营房肮脏，管理不善，伙食低劣，大队长全靠严格的纪律管理部队。尼米兹让他在他的营房门口附近下了车，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他向谁报告了情况，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第二天早晨，尼米兹告诉拉马尔，他要在上午11点去海军营建大队视察。上午10点，拉马尔打电话通知了那里的负责军官，这当然没有给队里更多时间进行准备，这正是尼米兹的意思。他准时到达海军营建大队，发现那里的情况同那个喝醉酒的水兵谈的一样：肮脏、混乱、士兵情绪低落、伙食很差。尼米兹对那个队长很不满意，表示要给他适当的纪律处分。
当工作处理完毕后，尼米兹将军每周要组织一次到瓦胡岛东海岸凯芦亚的旅行，花上一个下午的时间步行和游泳。参加旅行的人乘坐一辆七座轿车，在海军专为高级军官出海游玩和执行出海任务租用的海滨休养地换上游泳衣。这个休养地由于地区偏僻，不便社交，所以游人不多。
在给凯瑟琳的信上，尼米兹谈到过这种旅行。他说：“昨天下午，斯普鲁恩斯和我带着拉马尔、希尔、吉恩德鲁和埃勒乘车去海滨休养所，在海边散步和游泳。吉恩德鲁赤着的脚上打了泡，其他人都玩得很痛快。”
这种旅行，据参加旅行的一些年轻军官回忆，主要是穿着浴衣在海滩上步行五英里，而经常参加这种活动的斯普鲁恩斯则认为是两英里。当时的一位海军中校梅尔·A·彼得森厌恶地回忆说，在沙滩上步行，“你的脚底上的皮要磨掉一层，两三天都好不了。”步行后，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和拉马尔通常要往回游上一段路程，可能有一海里。游不长的，游四分之一海里左右就上岸了。
当然，这些令人愉快的活动对身心健康确有好处，但在参谋人员中，它并不象尼米兹想象的那样受到欢迎。为了保密起见，外出活动都是临时决定。因为形式不固定，时间也就很少安排在每个星期的同一天。然而，只要陆战队员或将军的副官在走廊里一发起，或者是当拉马尔打电话邀请人的消息传开后，参谋人员就很快把自己藏起来。据杰克·雷德曼回忆说，当时有的躲到厕所里，有的藏到桌子下。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参谋人员每周工作七天，晚上常常还要加班，但在中午允许休息一会儿和出去打网球。尼米兹将军和斯普鲁恩斯将军只要工作压力不太大，就不中断他们的锻炼活动和休息。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请示尼米兹、斯普鲁恩斯或其他任何人，就由勤务兵把写着问题的本子送到网球场请他们答复。
尼米兹将军喜欢使用勤勉而又精干的参谋班子。他要求参谋人员要会办事，身体健康，必要时能日以继夜地工作。但只要工作允许，他就让他们参加运动和休息，使他们保持身心健康。他永远忘记不了战争初期南太平洋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在“亚尔古尼”号舰上工作陷于停顿，情绪沮丧的狼狈样子。
尼米兹将军最理想的一个休息活动，是星期六晚上走访住在瓦胡岛海边别墅的好朋友亚历山大·瓦克一家，他通常带着拉马尔或斯普鲁恩斯一道前往。他们穿着短裤和夏威夷衫，在那里吃一顿牛排饭，然后看着海上升起的星星，听听交响音乐。他们谈话的内容丰富，从兰花到生活琐事，无所不谈，只是不谈有关战争和军事问题。
由于晚上实行灯火管制，他们按照夏威夷的习惯留在瓦克家里过夜，而尼米兹总是在星期天早上10点就回到马卡拉帕办公室，因为那时他还要听一小时旧金山播放的古典音乐。大家都能知道，一周工作中哪些军官特别使尼米兹满意，他总要利用内部通讯系统的设备把插头接到那些军官的房间，要他们欣赏音乐。因为尼米兹的耳朵有点聋，音乐的声音往往放得很大。陆军代表埃德蒙德·利维少将到太平洋舰队任职的第一个星期天正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候，突然听到音乐声，感到十分惊讶。他非常激动地把拉马尔叫来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音乐是从哪里来的？”
拉马尔告诉他：“这是尼米兹将军请你欣赏星期天早晨音乐会，实际上是在向你问好。”
尼米兹工作中加班加点和刻苦的精神能和他的参谋人员中的任何一个人相比，但他从不把自己陷进别人能处理的琐碎工作中去。正如他在“奥古斯塔”号舰上当舰长一样，别人干得了的事他就不去插手。他只把精力用在一个总司令应该承担的有关决策、礼仪和社交的活动上。他通常也委派一些他信得过的部属，代表他去执行任务。如果他们表示干不了，对年长资深的军官就采取慎重态度，不要他去干；对年轻人则严格一些，给他们施加点压力，对他们说：“年轻人，你要是完不成任务，我就撤你的职。”
尼米兹将军同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思想，尤其是在战略问题上的主张大体一致；但他们的个性却迥然不同。斯普鲁恩斯的热情并不亚于尼米兹，但不善于接近人。梅尔·彼得森说他“古板”，有的低级军官认为他“老绷着脸”。
彼得森说：“尼米兹将军比较随和，和蔼可亲，有点守旧。斯普鲁恩斯将军精干、刻板，实事求是，总是一本正经。”斯普鲁恩斯同尼米兹关系密切，每晚都在一起活动，这似乎对他当参谋长很有好处。不管怎样，斯普鲁恩斯同人的关系后来就不那么严肃和一本正经了。
斯普鲁恩斯在珍珠港的工作职责有两项。一是主持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的工作，一是给尼米兹当好参谋。在主持参谋部的工作中，他不象旧式那些虽然能干却很暴躁的参谋长，而是一个精明过人，又从不暴躁的人。他承认有点疏懒，认为机敏、懒惰是当司令的一种特征。尼米兹交给斯普鲁恩斯的具体工作，他马上交给手下人去办。他和尼米兹一样，有组织能力，尽可能把自己置身于参谋人员之外。他也和尼米兹一样，善于识人，用人，发挥人的才能。
斯普鲁恩斯是尼米兹最重要的智囊，也是尼米兹的代言人。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靠口头来交换意见，因为斯普鲁恩斯善于随想随讲，而且喜欢站着讲。他能把错综复杂的战略计划讲得头头是道，但对冗长繁琐的文字报告极为反感。他尽量把这类事情交给别人去完成；不能委派别人去做时，就照例站在桌旁处理。
斯普鲁恩斯最先向尼米兹提出的一个建议，是根据美国飞行员在中途岛战斗中伤亡惨重的这一事实提出来的。正如一些幸存的飞行员向斯普鲁恩斯所说，他们内心想干出个名堂，但又感到没有什么希望。如果接二连三地参加战斗，他们的体力和命中率都会不断降低，而最后势必被敌人消灭。尼米兹根据斯普鲁恩斯的建议，决定实行轮换计划，由后备飞行员替换前线飞行员。这个计划，使每个飞行中队在战斗间隙都有休整时间。而且这样一来，所有飞行员都能有充沛精力，保持高度警惕，树立消灭敌人的信心。
1942年斯普鲁恩斯调来的时候，太平洋舰队兼太平洋海区总部共有四十五名参谋官。尽管斯普鲁恩斯和尼米兹都主张机构要精干，但人员却不断增加，到1944年年中已增到二百五十人。主要原因是，中太平洋部队横跨太平洋的作战指挥和后勤供应任务增加了，特别是对攻克的岛屿需要派部队驻守，要保障部队的供应。
太平洋战争提出一个独特的问题，这就是使舰队不依赖后方基地，因此，舰队一面要攻克岛屿，一面要横跨海洋前进，不必返回后方补充油料和维修。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战略势头，使敌人招架不住。
卡尔霍恩中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勤务部队的流动勤务中队，对海军部队的后勤保障极为重要。一个勤务中队负责在海上为舰队加油，尼米兹将军对这种加油方法很感兴趣，这是他同另一个人共同发明的。海军作战部队由每艘装有八万桶燃料油、一万八千桶航空汽油和近七千桶柴油的大油船伴行。其他油船按计划以几何图形开到战区附近，这样，舰艇便知道在何时何地同油船汇合补充油料。海上供应大队负责把弹药、食物、用品、飞机和人员运到舰艇上。供应舰向海上舰艇分发邮件，同时把重伤员撤往医院舰艇。在环礁湖或其他水域中的供应舰、修理舰、浮船坞中队，成为向海军舰队提供除大修外各种勤务工作的活动基地。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斗中，舰艇堵塞了努美阿港，金上将为解决南太平洋的供应问题，曾征求了陆军的意见。陆军勤务部队司令布里恩·萨默维尔中将，派他的首席计划官勒罗依·卢茨少将前往调查。卢茨在建议中主张建立军种联合后勤机构，统管各项供应工作。
作为整个太平洋海区执行卢茨建议的一个步骤，萨默维尔把他的助手利维将军派到了珍珠港，但尼米兹只把利维当做卡尔霍恩将军参谋部的一名顾问。利维向萨默维尔抗议说，这完全没有必要。他指出，勤务部队只是舰队的勤务部队。他认为还应建立一个有海军、航空兵和陆军参谋人员参加的战区供给司令部，由海区总司令尼米兹将军直接领导。
根据利维的建议，马歇尔将军提出，目前在太平洋海区，舰队司令部应当同海区司令部分开。尼米兹担任太平洋海区总司令，象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将军那样，将负责整个太平洋海区的指挥工作。由另一名将军，比如说哈尔西，去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负责指挥舰队。金和尼米兹认为建立联合参谋部的建议可取，表示同意。但金不同意把太平洋舰队兼太平洋海区总部分开，因为那样会隔断他同舰队之间的指挥关系。他对尼米兹说：“我主张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兼太平洋海区司令部统归一个人指挥，这个人就是你。”
经过几个月研究，包括对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地区供应情况的调查，1943年9月6日，尼米兹终于宣布成立珍珠港联合参谋部。参谋部下设四个处：计划（J-1）、情报（J-2）、作战（J-3）和后勤（J-4）。利维将军主管同勤务部队有密切联系的后勤处。战争结束前，后勤处一直在太平洋舰队兼太平洋海区总部大楼办公，因此利维将军也多次欣赏到星期天早晨总司令的音乐会。但是，由于勤务部队逐渐扩大，后勤处后来不得不搬到旁边的另外一幢楼里办公。
新成立的情报处，在工作上同金将军指示建立的太平洋海区联合情报中心密切配合。这个情报中心设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大楼北面的一幢大楼里，通常由留任的情报官莱顿中校向尼米兹报告情况。莱顿曾经要求调去部队工作，尼米兹没有同意。尼米兹对他说：“他在办公室里工作，比你去当巡洋舰支队司令歼灭的敌人还要多。”
太平洋海区联合情报中心隔壁另一幢同样的大楼，是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分队。它的实际规模，同夏威夷情报站的战斗情报中心不相上下。该情报站实际上并没有撤销。自从威廉·B·戈金斯海军上校接替罗彻福特担任负责人后，番号已经改变，并从地下室搬到宽敞的大楼里，拥有一千余名工作人员。
太平洋舰队的无线电分队，主要负责收听敌人海军的无线电通讯。它的任务同过去一样，包括电讯分析、破译和翻译日本海军电报。这个分队的破译专家已经逐步掌握了日军的战时呼号和密码变化规律，特别是经常变化的新加乱码组。他们破译了日军的一些新密码，其中，最有用的是日本海军运输调度官使用的密码系统，从而使美军不仅掌握了日本运输队的航线，而且还掌握了它预先确定的前方停泊位置。这种重要的情报，直接通过保密线路发往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的作战官，再由他把有关部分转发给各潜艇，因此攻击和击沉敌舰的机会大为增加。
然而，这种优势几乎全被美国鱼雷弹头的过早引爆抵销了。舰队潜艇使用的“马克-6型”鱼雷雷管，原设想通过直接撞击引爆，或者把鱼雷发射到敌舰底下或附近，通过磁性撞击引爆，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早先讲潜艇要使用磁爆装置，因为鱼雷在舰船底下爆炸，破坏力大，而雷管由舰船磁场引爆，则容易命中要害。
不幸的是，鱼雷发射到敌舰底下时，雷管没有爆炸。洛克伍德将军还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他证实在水下发射鱼雷比标尺上的定深要深十一英尺。在纠正这一偏差后，哑弹少了，而提前引爆的鱼雷却多了。
洛克伍德调到珍珠港工作后，受到患疟疾正在住院、面色有些苍白的尼米兹将军的热情接见。洛克伍德和尼米兹亲密共事，以后建立了终生友谊。在发展潜艇方面有过重大贡献的尼米兹相信，只要消除鱼雷的缺陷，美国就能打败日本这样的岛国。
洛克伍德在尼米兹的支持下，向军械局提了一大堆意见，但不起什么作用。他在华盛顿一次潜艇军官的会上，向军械局大声疾呼，说：“如果军械局不能为我们提供有用的鱼雷，那么就让它去生产玩具枪吧。看在上帝的面上，务请舰艇局设计一种能把敌舰两侧装甲板撕裂开的舰艇钩吧。”他的话引起军械局的愤怒。
军械局把鱼雷失效的责任，归咎于通过潜望镜为驾驶和发射鱼雷提供数据的潜艇艇长。因此，艇上水兵对艇长失去了信心。有的艇长心灰意懒，认为他们在潜艇上干不下去了，要求调动做别的工作。
但是，洛克伍德确信问题出在“马克-6”雷管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射击检查官汤姆·希尔上校也认为是这样。他们两人一起去找尼米兹，尼米兹在听完汇报后指示洛克伍德通知部队把雷管上的磁爆装置拆掉，让潜艇直接射击目标以取得爆炸效果。这样一来，提前引爆的鱼雷减少了，而哑弹的数目剧增。于是，军械局便说，“看吧！问题还是出在瞄准上。”感到灰心丧气而要求调动上作的艇长就愈来愈多。
劳伦斯·R·达斯皮特少校艇上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他的“黑鲹”号潜艇上，从不利的舷角发射两枚鱼雷，击中了敌人的一艘油船。然后把潜艇正对着敌人停止不动的油船，从最理想的舷角经过细心瞄准和检查，发射了九枚鱼雷。九枚全部击中目标，但没有一枚爆炸。达斯皮特带着剩下的一枚鱼雷回到珍珠港，十分生气地要求对鱼雷进行检查和校正。
经过检查，达斯皮特的鱼雷表面没有毛病。经尼米兹批准，洛克伍德带领一些人对着海边垂直的悬岩发射了三枚鱼雷，其中有两枚爆炸，第三枚则是哑弹。他们把哑弹捞起来带回珍珠港，终于找到了哑弹的原因。正常情况下，鱼雷命中目标时，撞针由弹簧弹出，穿过前面的导轨打击雷帽而引爆。但有时鱼雷垂直命中目标时，惯性却使撞针被导轨卡住打击不着雷帽，因而不能引爆。通过减轻撞针的重量，减少撞针与导轨的摩擦，终于解决了问题。美国潜艇终于装备了可靠的鱼雷，但这已经是1943年9月，美国对日宣战快两年了。
1943年4月14日凌晨，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分队侦听到日军最重要的一份电报，破译后很快发送给莱顿中校。早晨8点02分，莱顿拿着电报急忙来到尼米兹将军的办公室，拉马尔让他进去，并说，“○○在里边，现在要见你。”
莱顿进到里边的办公室，把电报递给尼米兹。“我们的老朋友山本有消息了。”他说。将军看了一眼电报很快就坐直身子看下去。电报上说：“联合舰队总司令将于4月18日视察巴拉里、肖特兰和布因……；上午6点乘中型攻击机离拉包尔，由六架战斗机护航……；8点，抵巴拉里……”接下去是山本大将全天的活动日程。
尼米兹转过身去看着挂在墙上的地图。他认为这次山本将在亨德森机场周围三百英里的范围内活动。这位日本将军素来遵守时间，因此他的日程一定分秒不差。
“你看怎么办？”尼米兹问莱顿，“我们要不要设法把他干掉？”
“他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独一无二的，”莱顿回答说，他已被青年官兵当做偶象来崇拜。“除了天皇以外，”他接着说：“在增强民心士气方面可能没人象他有这么重要的影响。你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如果我们把他干掉，日本海军作战部队的士气将一蹶不振，也一定会使日本全国不知所措。”
尼米兹说：“我考虑的是，他们是否能物色到一个更能干的舰队司令。”
在对日本高级海军将领进行了一番议论之后，莱顿最后说，“山本是日军中的头号人物，犹如鹤立鸡群”，接着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说：“尼米兹将军，你知道，这就好象你如被他们干掉，没有人能接替你一样。”
尼米兹笑着说：“这是在哈尔西职权范围内的事。他会有办法把他干掉的。好，让我们试试看。”
尼米兹用便笺给哈尔西起草了一份电报，把山本的活动日程通知他，并建议用拉包尔附近澳大利亚海岸观察哨的名义发出，以防止泄密。他在电报最后指出：“如果你的部队能把山本及其参谋人员打下来，你就可以开始执行预先拟定的计划。”
因为打死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能会在政治上产生反响。尼米兹将军事先向华盛顿请示，并得到诺克斯部长和罗斯福总统的批准。所罗门群岛航空兵司令马克·A·米彻尔将军通过哈尔西在努美阿的司令部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复电报说，他准备派出P-38型远航战斗机，于4月18日执行伏击任务。尼米兹对这次行动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并在电报结尾处以个人名义预祝哈尔西“交好运和取得胜利”。
4月18日是尼米兹难忘的日子。正好在一年前的这一天，当时任“大黄蜂”号舰长的米彻尔和特混舰队司令的哈尔西，参加了对东京的轰炸。
18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下午，哈尔西将米彻尔给他的电报，转报给尼米兹：
以美国航空兵约翰·W·米彻尔少校为领队的P-38型飞机于9点半飞抵卡希利地区，击落由零式飞机严密护航的两架轰炸机，据信有一架试航机，和三架零式飞机，总共击落敌机六架。美军一架P-38型机未能返航。4月18日似乎是属于我们的。
哈尔西在复电中说：“向你和米彻尔少校及其猎手表示祝贺。看来，装鸭子的袋子里有一只孔雀。”
当天夜里，珍珠港时间4月17日，太平洋舰队的作战纪要特别提到：“日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可能已于今天在布因地区上空被美陆军P-38型战斗机击毙。”
在5月21日山本五十六大将的骨灰用“武藏”号超级战列舰运抵日本之前，美国人还不敢确认他们所取得的胜利。那天，日本东京广播电台以低沉、悲痛的语调宣告，山本“今年4月在前线执行战略指挥任务时，与敌军遭遇，在飞机上光荣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