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施坦因 失去的胜利 钮先钟 超星数字图书馆 岳庆辉 投笔从戎 “卫城作战”叫停之后，东战场的主动权最终转到了俄国人手中。现在我们不仅没有包围库尔斯克突出部中的强大敌军兵力，而且在胜负未分之际，面对敌人机动预备队，便匆匆结束了我们的作战。敌人的数量优势必定要发挥威力。事实上，他们对阿内尔突出部的攻击只不过是一个大攻势的前奏。 此后，南方集团军群就意识到自己的防御作战不过是一套七拼八凑的应付手段。由于兵力太弱，而正面又太宽，所以在面对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进行消极防御时，我们必须集中兵力——甚至不惜暂时放弃威胁较小的地区——以便拦截俄军的突破，或乘机打击敌人。并且不借一切代价避免集团军群的任何单位被敌方深入突破所切断，而遭受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同样命运。尽量维持我们在战场上的态势，同时尽量消耗敌人的攻击力，就是这场斗争的最高原则。 不出我们所料，敌人的第一波打击指向顿涅茨地区的正面。 7月17日，敌人开始向米斯河上的第6集团军和在顿涅茨河中游的第1装甲集团军发动强大的攻势。不过敌人虽然切入相当的深度，却未能达到突破的目的。 敌军在库比雪夫以北米斯河西岸占领了一个宽12英里深10英里的桥头阵地之后，第6集团军即动用留在顿涅茨地区中充当预备队的机械化部队，阻止了敌人的攻击。 在第1装甲集团军方面，敌军沿着约20英里长的正面，从依苏门东南渡过了顿涅茨河，但是该集团军从哈尔科夫调来第24装甲军的两个师，遂阻止了敌人在该河南岸继续推进。 虽然我们在7月底终于阻止了俄军的攻势，但顿涅茨地区的情况已经难持久了。 所以，自7月17日奉希特勒之命彻底停止“卫城作战”时起，南方集团军群即决定立即撤回装甲部队主力，用以解决顿涅茨地区中的危机。我们估算在“卫城”作战中，已经给敌人造成严重的打击，所以现在这一部份的正面应该有一个喘息的时机。 毫无疑问，由于敌人的攻势的比我们预料的时间早，所以撤退的决定对于集团军群的北翼极为凶险。尽管收缩行动已经犯了错误，但是，鉴于希特勒坚持据守顿涅茨地区，所以也无可奈何。而且实际上，北翼暂时削弱的兵力只限于第3装甲军军部和第3装甲师，因为希特勒现在又把本已决定调往意大利的党卫军装甲军，暂交南方集团军群指挥，以期在顿涅茨地区进行一次反击。 事实上，预定开往顿涅茨地区的两个军部和4个装甲师只能先后到达，所以集团军群总部主张党卫军装甲军应首先作一次短促突击，以便拉直第1装甲集团军在顿涅茨河以南的阵地。然后，我们的全部装甲兵力就应用来扫除在第6集团军地区中的敌军的巨大桥头阵地，并恢复在米斯河的正面。可是希特勒却突然毫无理由地禁止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采取任何行动。在“卫城”作战中，希特勒对于本集团军群的作战，即早有干扰的行为，例如希特勒曾经制止肯夫集群动用第24装甲军的兵力。于是我认为有向陆军总部抗议之必要，便向柴兹勒尔将军提出了如下抗议： 假使我对于未来情势的忧惧不被重视，假使我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意图继续受到干扰——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解脱并不由我负责的困境——那么我只好假定元首对于本总部已经丧失了必要的信心。我并不认为自己完全没有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即使是像菲特烈和拿破仑那样的名将也难免。同时，我却必须指出，第11集团军曾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赢得了克里米亚战役；在去年年底，南方集团军群面对着几乎没有希望的情况时，还是终于渡过了难关。 假使元首认为他可以找到任何集团军群总司令或总部参谋人员，能够比我们在去年冬季所表现出来的神经更坚强，比我们在克里米亚、顿涅茨河、和哈尔科夫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更旺盛，比我们在克里米亚和冬季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应急能力更伟大，或者比我们更能预知未来，那么我已经准备好把职务移交给他们！ 不过，只要我还留在这个位置上，我必须有机会使用我自己的头脑。 7月30日，本集团军群从北翼方面调来的装甲兵力开始在第6集团军地区中发动反攻。战斗结果是完全恢复了米斯河的态势。此战的兵力比例再次证明德军素质优秀。在敌方的桥头阵地中，全部兵力共计16个步兵师、两个机械化军、1个装甲旅和两个反坦克旅；德军用来反攻的兵力却只有4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师。 俄国人在这个反攻中、以及之前的攻击行动中，他们一共损失18,000人(被俘)、700辆坦克、200门野战炮和400门反坦克炮。 在恢复了第6集团军地区中的情况之后，我们还要愈合第1装甲集团军在顿涅茨正面的创口。这里不能再受打击了，因为在集团军群的北翼，现在正在酝酿着新的风暴。 自从肯夫集群与第4装甲集团军撤退到了其在“卫城”作战之前的位置上以后，敌人就不断地对他们施加压力。在月初的时候，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和空中搜索已经发现敌人正在库尔斯克突出部集结强大的装甲兵力，很显明是从东线中央正面调来的生力军；在哈尔科夫东南的顿涅茨河湾也发现敌军正准备新的攻势。 8月2日，我们报告陆军总部，预计敌人马上就会向贝尔果罗德以西的集团军群北翼发动攻势。我们认为，在哈尔科夫东南还会有一个辅助性的攻势，其目的，是以钳形运动在该城附近包围我军，并打开通向第聂伯河的道路。我们要求归还已经拨给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装甲师，并请准许保留党卫军装甲军以供北翼使用。此外，我们也命令第3装甲军与第3装甲师从顿涅茨地区赶回哈尔科夫。 8月3日，敌人开始向贝尔果罗德以西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肯夫集群的正面发动攻击。敌人在两支部队的结合部实现了突破，并在几天之内达到了相当的宽度与深度。第4装甲集团军被迫向西退却，肯夫集群被迫向南退往哈尔科夫。到了8月8日，在该城西北面，这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缝隙甚至宽达35英里。敌人似乎可以长驱直入，从波尔塔瓦直抵第聂伯河。 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命令第3装甲军(包括希特勒终于允许我们保留的两个党卫军装甲师以及第3装甲师在内)接防哈尔科夫，以便肯夫集群可以攻击敌军突破矛头的东侧面。同时，第4装甲集团军则应以中央集团军群所归还的两个装甲师，另加1个装甲步兵师，攻击这个矛头的西侧面。 不过很明显，只凭这些兵力、甚或只凭本集团军群的单独努力，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各师的死伤数字早已高得惊人，有两个团因为连续苦战，业已完全崩溃。又因为敌人进展迅猛，许多坦克都损失在修理厂中。相比而言，敌人补充在“卫城”作战中所受损失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尤其是他们已经从其他的正面抽调了强大的生力军。 毫无疑问，敌人现在决心在德军的南翼上寻求一个总解决。他们不仅继续向突破口调集生力军，同时在哈尔科夫东面及东南面上的攻势也都有一触即发之势，并且，在顿涅茨河-米斯河的正面也有发动新攻势的征兆。 当8月8日总参谋长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很坦白地告诉他，现在已经不再能只限于解决孤立的问题，例如南方集团军群的某某师是否可以抽调，或是库班桥头阵地应否撤退等。当务之急是我们应倾全力来挫败敌方毁灭德军南翼的明显意图。可以有两种方案：一、撤出顿涅茨地区，以求抽出兵力供集团军群北翼之用，并协防南面的第聂伯河一线；二、陆军总部必须迅速从其他正面抽调10个师的兵力，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和与其北邻的第2集团军(属中央集团军群)，并另外抽调10个师的兵力增援第聂伯河一线。可是尽管集团军群总部一再提出要求，此次还是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 此时，形势每况愈下。敌人一再把第4装甲集团军向西挤压，很明显，敌人也打算从空洞中前进以迂回肯夫集群，并将它围歼在哈尔科夫城中。8月12日，俄军同时攻击在该城东面和东南的我军防线。防守该地的各师因兵力薄弱被迫撤退，于是肯夫集群在该城附近被围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像以往一样，希特勒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该城，这一次主要是处于政治理由，他指出，该城的陷落对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态度将有不利的影响。不管这种理论是否正确，本集团军群却绝不打算在哈尔科夫牺牲一个集团军。 8月22日，为了抽调兵力援救肯夫集群的两个侧翼，并为防止它被包围，哈尔科夫城终于暂时放弃。此时，肯夫集群已更名为第8集团军，由我的前任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出任集团军司令。虽然我一直与肯夫将军相处得很好，可是我并不反对这种调动——这是希特勒的个人决定——因为吴勒尔将军谨慎而勇敢，在克里米亚战役中经受过最严格的考验，在眼下特别有价值。 8月23日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日子。在顿涅茨地区，敌人再度进攻。第6集团军虽能阻止突破的威胁，却不能恢复该地区的态势。第1装甲集团军也击退了敌人的另一次大攻击，但已筋疲力尽。在第8集团军安全撤出哈尔科夫时，第4装甲集团军正陷入苦战，虽然它已在其南翼上赢得了一场防御作战。 尽管如此，到了8月23日，把从顿涅茨地区和中央集团军群方面抽回的装甲兵力投入之后，总算暂时挡住了敌人朝向波尔塔瓦的突破。在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从哈尔科夫南面某处，到艾赫提卡西南，已经勉强地重建了一道防线，虽然十分单薄且不完整。尽管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能与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保持接触，可是在艾赫提卡西南的该集团军正面却存在一个大缺口。直到月底为了拉直正面而发动攻击时，这个缺口才被填补。 8月23日的情报足以显示这两个集团军的处境是如何困难。仅在第4装甲集团军对面，敌人就动用了全部“沃罗涅什方面军”(Voronezh Front)，3个集团军(两个步兵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在前，另有1个集团军随后跟进。面对着第8集团军的敌军是“草原方面军”(Steppes Front)，兵力不少于6个集团军，包括一个装甲集团军。 我们在8月20日夜间曾就敌我双方相对兵力(包括正面宽度)向陆军总部提交一份报告，可以清楚表明本集团军群的全部情况：

我方部队	正面宽度	师数	大约战斗力	敌方兵力(不包括已撤退的)
第6集团军	155英里	10个步兵师	相当于3.5个师	31个步兵师
		1个装甲师	相当于0.5个师	2个机械化师、7个装甲旅、7个装甲团(坦克总数约400)
第1装甲集团军	155英里	8个步兵师	相当于5.5个师	32个步兵师
		3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	相当于1.25个师	1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1个装甲旅、6个装甲团、1个骑兵军(坦克总数约220)
第8集团军	130英里	12个步兵师	相当于5.75个师	44-45个步兵师
		5个装甲师	相当于2.33个师	3个机械化军、3个坦克军、11个装甲旅、16个装甲团(坦克总数约360)
第4装甲集团军	170英里	8个步兵师	相当于3个师	20到22个步兵师
		5个装甲师	相当于2个师	1个机械化军、5个坦克军、1个装甲旅、1个装甲团(坦克总数约490)
南方集团军群	610英里	38个步兵师	相当于18个步兵师	--
		14装甲师	相当于6个装甲师	--

在估计敌军战斗力时，我们假定多数步兵师和装甲部队已经只有三成和五成的实力，不过少数的生力军仍有七八成的实力。无疑，敌人同样遭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他们战斗力的减退至少也是与我们相等。不过我们却无法抵消俄国部队的数量优势，尤其是最近几天，敌人正从阿内尔正面调集更多的生力军。 上述的比较也显示敌人已经集中兵力——主要是装甲兵——用以对付集团军群的北翼。从他们在第8集团军正面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集中兵力的方式上看来，可以了解其意图是在第聂伯河方向进行突破。然后，在调集了更多的援兵之后，他们又想进一步迂回在北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并迫使它撤离基辅。 自从“卫城”作战开始，敌军兵力就不断增加(共55个步兵师、两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和许多装甲旅)。而南方集团军群获得的增援却少得可怜——到8月底为止，一共9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其中有4个步兵师属于第7军，它是从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拨交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因此，该集团军的正面又延长了75英里，所以4个师的兵力实际上等于没有增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到了5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如果我们能在“卫城”作战之前获得这些兵力，至少可以加速本集团军群的第一波攻势成功，并使战局的发展变得对我们大为有利。在“卫城”作战之前抽调这些兵力，无疑会比开战后更容易，因为到那时，全局情况就变得更为紧张了。 到了8月27日，从哈尔科夫到苏美(Sumy)之间，已经重建了一条相当完整的正面，集团军群北翼的紧张情况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可是此时在顿涅茨地区的情况却空前危急，于是集团军群总部提出了一个总请求：若任务不改变，则南翼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力，否则就务必给予行动自由，以便缩短战线来阻止敌人的攻势。 结果希特勒决心亲临俄国南部召集一个临时会议。地点是在文尼察(Vinnitsa)，过去他在那里曾设立大本营。在这次会议中，我和我的集团军司令，以及一位军长和一位师长，都曾向希特勒慷慨陈词，说明当前的情况，尤其是部队的条件，他们早已是疲兵久战，以一当十了。我特别指出伤亡总数133,000人，而补充兵源只有33,000人。尽管敌人的战斗力已经被严重削弱，但他们却获得大量补充，所以仍然能够保持攻势。此外，他们还在从其他地区不断抽调援军。综合现有的情况，我坚定地认为现有兵力不再能守住顿涅茨地区，并且德军南翼的最大危险就在本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第8和第4装甲两个集团军将无力长期阻止敌军向第聂伯河的突破。 我向希特勒明确提出了两个方案：一、迅速将生力军拨给本集团军群，无论如何不能少于12个师，并且从其他比较平静的正面抽调兵力以替换已经疲惫不堪的各师；二、或者放弃顿涅茨地区，以便从集团军群之内抽调兵力。 在讨论的全程中，希特勒都能完全保持客观的态度，尽管他不断对各种技术细节发表意见，但却同意本集团军群应获得强力支援，并且许诺尽量从北面和中央两个集团军群抽调援兵。至于从其他较平静地带调遣兵力以换防疲惫的各师，他认为一两天之内即可断定是否有可能。 次日即证明这些诺言是无法兑现了。俄军开始攻击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第2集团军)，并获得了一个局部性的突破，迫使该集团军向西撤退。在第4集团军方面，敌人也进攻得手，给该集团军群造成另一次局部危机。8月28日，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克鲁格元帅来谈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曾听到从其辖区中抽调兵力的消息了，而北方集团军群则宣称连一个师的兵力都不能调动。至于其他战场，希特勒首先想等候发展，看英国人是否将在巴尔干登陆，这种想法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重要。 很不幸，俄国人却不理会这一套。他们不断进攻，情况日益紧急。第6集团军已被突破，在海岸边作战的部队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因为陆军总部调往顿涅茨地区的兵力并不足以恢复那里的情况，所以本集团军群在8月31日下命令叫第6集团军撤往后方称作龟甲阵(Testudo)的既设阵地中。(派兵往顿涅茨地区之举是集团军群总部所反对的，因为北翼方面正需要此项兵力。)这也就等于是说撤出顿涅茨地区的行动，已经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同一天夜间，希特勒终于准许集团军群总部自由的逐步撤退第6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不过他却还要补充一句说：“必须是情况绝对需要如此，而且也更无其他的办法。”同时，也命令毁灭在顿涅茨地区中的一切具有军事重要性的设施。 假使在几个星期以前，即能获得此种行动自由，那么本集团军群就可以用较经济的方式来打这个南翼方面的战斗了。它不仅可以抽调兵力以供北翼方面的使用，并且还能缩短战线以阻止敌军的前进，甚至还可能在第聂伯河的前方站住脚跟不动。现在固然已经太迟了，但却仍然使其南翼得免于覆亡。不过能否在第聂伯河前方建立一条战线，却不免颇有疑问。 第1装甲集团军方面，除了其右翼部份为了配合第6集团军的撤退起见，已经向后撤回以外，其余的兵力则仍能继续据守顿涅茨河的中段。可是集团军群的北翼情况又再度恶化了起来。 第8集团军在哈尔科夫以南地区中，从北面和东面都同时受到攻击，仅仅在撤回——侥幸距离不大——和缩短其正面之后，才阻止了敌军的突破。 第4装甲集团军由于受了其北邻，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集团军撤退的影响，其左翼也被迫向后弯折。这又使其正面拉得更长，它本来就已经是够单薄的。以后由于第2集团军最南面的军(第13)指挥失当，使其退入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使后者不仅接管了4个残破不堪的师，而且还加上了56英里长的正面，这是向北面的。目前敌人的攻击力虽暂时顿挫，但我们可以预料一旦敌人重整攻势之后，这个集团军也就会难以久持了。由于该集团军的北侧面又发生了新的威胁，这个危险遂更为增大。 情况的日益严重，而希特勒对于增援问题也仍未作任何决定，使我于9月3日不得不飞往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去晋谒希特勒，我要求克鲁格元帅与我一同前往，因为我希望与他采取联合行动，以使我们的兵力获得适当的分配。同时也更希望使全盘的领导问题能获合理的解决：例如取消最高统帅部与陆军总部在东线的重复。在前一天，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柴兹勒尔将军，要求为了在东线的决定点上作真正集中的努力起见，必须终于要采取某些行动。从南面和中央两个集团军群互相连接的侧翼上的发展情形看来，我认为为了预防起见，应在基辅的前方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假使必须等待西方盟军在欧陆登陆之后，才来决定增援问题，那么在东线方面就可能会太迟了。而且无论如何，从西方国家海军兵力和船舶运输的分配上，也可以不太难于猜得其一般的意图。柴兹勒尔告诉我，当他把这封信呈给希特勒看的时候，希特勒不禁勃然大怒，认为我是故意卖弄聪明，并且为了在战争日记上争取立场。我觉得这真是一种太幼稚的想法。 我与克鲁格晋谒希特勒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希特勒宣布从其他战场上或北面集团军群方面都已无援兵可调。他对于设立统一指挥体系，并由总参谋长对所有各战场负其总责的建议，反应也极为恶劣。他认为立即作如此的改组，对于战争的全面指导也不一定就会有太多的改善。希特勒当然知道，建议设立一个总参谋长来负全责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他不亲自指挥作战，尽管他仍然保留着最后的决定权。他对于这种建议的反对，正好像不愿意对于东线指派一个真正总司令是一样的。 因为在以后几天之内，陆军总部对于南方集团军群的情况，仍未能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我在9月7日，又发出了一个电报，再把本集团军群的形势重述了一遍。我指出敌人已经动用了55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等项兵力来对付我们，这不仅是预备队，而且大部份都是从东线其他地区中抽调出来的。还有更多的兵力也在运动的途中。所以我再度坚决要求：假使本集团军群若要想控制当前的情况，则必须赶紧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这一炮的结果是第二天，希特勒来到了我们设在查波罗齐的总部中，同时也召见A集团军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元帅和仍在库班地区中的第17集团军司令罗夫将军(Gen Ruoff)。 我在这次会议中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一再强调集团军群情况的严重，部队的疲惫，和假使我们北翼被击败了，则不仅我们自己，而连A集团军群的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我又强调说明在第聂伯河的前方，集团军群右翼是不再能够恢复其地位。在第6集团军的北翼上，敌人在我们的正面，已经撕开了一个28英里宽的缺口，在那里只有两个师的残部仍在苦战之中。因为我们能运用的只有极小量的装甲兵力，所以已经发动的反攻是不能有填补缺口的希望。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一定会被迫撤到第聂伯河的后方去。尤其是集团军群的北翼情况是已经危险不堪。 为了找到必要的兵力来支持这个北翼起见，我建议中央集团军群的正面应一口气撤到聂伯河一线。这样可以使其正面缩短1/3，于是所节省出来的兵力就至少可以转用在东线的主要点上。 希特勒现在在原则上，承认本集团军群的右翼有撤回到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的必要，虽然他仍然希望新的自行突击炮营能扭转危局，足以避免这种撤退。照惯例一样，他总是以为技术资源之使用即足以阻止某种发展，事实上，却必须要有几个师的兵力才够。 至于说到把中央集团军群撤回到第聂伯河游，以抽调兵力的建议，希特勒却认为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撤退如此遥远的距离。在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尚未完成之前，泥泞季节就会追上我们，正好像在阿内尔突出地中的撤退是一样的，将会损失太多的装备。所以他认为最多只能希望撤退到一条中间线上。那却当然达不到我们想要获得人力的目标。 这完全是一个作战弹性的问题，我们的意见(以克里米亚和1942年冬季战役的经验为基础)与陆军总部，甚或与其他集团军群总部的意见，都是具有基本性的差异。在上述那些战役中，我们总是必须采取迅速和机动的行动，而没有时间足够作长期的计划和准备。希特勒与其他的集团军群却都认为如此迅速地执行大规模运动，简直是不可能的。诚然，因为希特勒曾经命令所有各集团军，都必须累积3个月的口粮和弹药，以便补给暂时被切断时，仍能坚守不动，所以对于这个早已静态化的正面，要想迅速撤退，当然是更为困难。 对于像缩短中央集团军群正面这样的激烈建议，希特勒固然表示碍难照准，但是他却也承认对于南方集团军群有作决定性增强之必要。在总参谋长的建议之下，他命令中央集团军群立即在其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分界线上，集中一个军的兵力，共为两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这个措施的目标即为防止我们北翼被包围。 此外，当我要求应有更多的师以求确保第聂伯河渡口时，他也允许设法满足我的要求。最后，为了想获得较多的兵力起见，他又决定撤退库班桥头阵地，那是早已没有任何作战价值了。照克莱斯特元帅看来，这个行动到10月12日即可完成。 不幸，我们未能使希特勒直接从我的司令部中将适当的命令立即发出。可是当我在跑道边送希特勒飞去时，他还再度说明了其增援的诺言，然后才上机起飞。 当天下午，我们命令第6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改采机动防御的方式，其目的是一方面维持部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却在退却行动中尽量争取时间。 至于在第4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方面，我们希望希特勒的诺言一旦兑现之后，就可以用中央集团军群拨交给我们的那个军发动一个反击，以稳定第4装甲集团军北翼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可以用现在正向第聂伯河运动的各师，当作这个正面的支柱。于是也就还有在该河前方阻止敌军的可能性——大致是在波尔塔瓦的附近。 很不幸，第二天却使我们又大感失望了。当希特勒临走时，还坚决表示将立即命令4个师向第聂伯河一线增援，可是这个命令却终于不曾下达。此外，中央集团军群对于在右翼集结一个军的行动，也已经发生了延迟。究竟能否使用这些兵力，在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和到底有多大的兵力似乎都是不无疑问的。 我要求总参谋长转告希特勒，在这样环境中，我们必须承认敌军有突破达第聂伯河渡口的可能性，包括在基辅的那一个渡口在内。因为最高统帅部的决定常常改变，诺言常常不兑现，所以认为必须向希特勒提出抗议，因为话说得太直率，只好以书面来表示。我在这里所以还引述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足以表现出来最高统帅部与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歧见。 本集团军群自从冬季战役结束之后，即曾报告说，以其现有的兵力无法防御其正面，而且又曾经一再要求在东线之内对于兵力作彻底的调整，或者是在东线与其他战场之间作同样调整，可是却从未获得成功。因为南方集团军群所负责防御的地区是如此的重要，而且这也是很明显可以预料的事实，俄国人的攻势主力将会放在这一方面，所以这个调整更是绝对必要。 相反，本集团军群自从“卫城”作战之后，兵力就只是日益减少，而每当一个危机发生时，却从未能获得适当和适时的增援。 我之所以作上述声明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想对于东线上的发展，确定事后的责任，而是希望在将来能不失时机的采取必要的行动。 可是希特勒还是不能接受我们现在认为无可避免的建议，即将中央集团军群撤到第聂伯河一线，于是才能抽出足够的兵力来控制南翼方面的情况。总参谋长的呼吁和南方集团军群的抗议，都不足以感动他。在最后一个备忘录中，我们曾经说明希特勒所害怕的俄军对中央集团军群所将要发动的攻击，其目的只不过是阻止我们集中兵力而已。我们又更进一步说明，无论就作战或战争经济的立场上来看，中央集团军群向第聂伯河一线的撤退都不会有严重的影响。 统帅部仍然不曾采取行动，以使中央集团军群在我们的北翼上遵照其诺言，来集中其兵力，而敌人又不断调集新的部队，所以第4装甲集团军遂有从北面受包围，并从基辅被迫向南撤退的危险。这样的发展不仅足以使我们无法在第聂伯河的后面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而且更使本集团军群立即有被包围的危险。 在向陆军总部的报告中，本集团军群于9月14日宣称，它被迫于次日必须命令其北翼在基辅的两侧撤退到第聂伯河的后面去。第8集团军早已奉命采取机动的战术。原先想在第聂伯河的前面，大致在波尔塔瓦的附近，缩短战线以阻止敌军前进的构想，由于希特勒的拖延，遂终于变成泡影了。 陆军总部回答我说，请暂勿下达命令，等希特勒在9月15日与我作了另一次会谈后再作决定。我回答说，除非我能与他作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仅准总参谋长列席，否则任何的会谈也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次会谈中，我又再度告诉希特勒说，自从他上次亲临我们总部之后情况已经大变了，并且强调的说明，在我们北翼上的危机，可能不仅将使这个集团军群全军覆没，而且这整个战场也都会同归于尽。我再补充说，这个危机就是中央集团军群不肯将兵力移交给我们的后果。因为事实上，南方集团军群对于陆军总部这一类的命令，一向都忠实的服从，所以我们不了解其他的集团军群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尤其是假使第4装甲集团军崩溃了，则专凭那一点兵力也还是不足以帮助中央集团军群守住它的正面。我说，照我看来，统帅部所自认为紧要必需的命令，居然不能执行，这才真是不能忍受的。假使各集团军群都敢抗命，那还得了！无论如何，我确信自己的命令是一定可以贯彻的！(希特勒之所以未能使中央集团军群执行其命令的原因有二：一、他对于缩短正面的需要未作适时的考虑。二、并未不顾一切的反对，而要求立即执行。) 我的结论是说，现在第4装甲集团军能否退过第聂伯河，已经颇有疑问。本集团军群自然将会竭尽其全力，以使这个行动可以顺利推进，但我们却坚持所有4条铁路线都必须同时使用，以便4个师能从中央集团军群方面，迅速赶到我们北翼上，这样也许还来得及恢复那里的情况。(这样又必然要求中央集团军群要撤回到第聂伯河。)我说，整个东线的命运都决定在这一点上，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强大的兵力送达基辅地区。 虽然希特勒对于我对其领导能力的暗示批评，很平静的接受了，可是毫无疑问，他对于这次会晤很不满意。尽管如此，这次会晤的结果却是他立即命令中央集团军群以最高的速度，把4个师的兵力移交给南方集团军群，从9月17日开始，并立即使用所有4条铁路线。同时也允许从西线抽调步兵单位补充我们各师的缺额——一共为32个营。 当我回到集团军群总部之后，就立即命令我们所有各集团军，于9月15日黄昏起，向一条从美利托波尔(Melitopol)起，沿着第聂伯河达基辅以上某点，然后再沿着杰斯纳(Desna)河走的线撤退。 读者也许会获得一个印象，当本集团军群的部队在第聂伯河的前面辗转苦战时，其总部人员却大部份时间都花在与希特勒之间的辩论上。的确，为了力劝最高统帅部当机立断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免又是太迟了起见，我们是曾经花费了许多的神经和精力。我们的幕僚组织是惯于作迅速决定的，我个人对于一再重复诉说这种极明显的道理也极感厌倦。可是这种奋斗却是1943-1944年之间东线战役中的决定性因素。 当我回到总部后，于9月15日所发出的命令中，规定各集团军的撤退速度应完全以维持部队战斗力为原则。它明白的宣称：“所有一切的命令与决定都应特别重视下述的原则：只要单位还能保持其完整，则它们也就能克服任何的困难，若是部队丧失了其战斗力或稳定性，则也就不能执行撤退的命令了。”只要一有可能的话，各集团军应尽量让敌人在攻击中消耗其精力，以便为退却争取时间。 第6集团军应将其南面的两个军撤入在美利托波尔与查波罗齐南面第聂伯河湾之间的既设阵地中。其北面的一个军则应撤入查波罗齐桥头阵地。这个军的地段以后就改由第1装甲集团军接管，而第6集团军的其余部份也就改由A集团军群接管；其第17集团军也正在库班半岛中撤回到克里米亚。 第1装甲集团军应在查波罗齐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渡过第聂伯河，以便接管从查波罗齐到克里门巧格(Kremcnchug)以东20英里某一点为止的正面线。一旦东西间渡河运动完成之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桥头阵地即应放弃，至于查波罗齐的桥头阵地则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必须加以坚守。第8集团军的右翼，也应撤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并改由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 该集团军同时也奉命立即采取步骤，将第40装甲军(共为两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1个党卫军骑兵师)集结在第聂伯河之南，以便转用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方面去。不过这个措施却因为希特勒要求死守查波罗齐桥头阵地的命令所妨碍了。其后果且留待下文再讨论。 第8集团军渡河的地段，是夹在克里门巧格与齐尔卡赛(Cherkassy)两个桥头阵地之间，并集中强大装甲兵力在其左翼方面，以据守后述的渡口。因为这个集团军预定应守住在第聂伯河后面的一条防线，直达基辅以南20英里某一点为止，所以当属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24装甲军渡河之后，即应改由这个集团军指挥。 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使第24装甲军能在卡尼夫(Kanev)渡河，而其集团军主力则应在基辅渡河。并在渡河后确保其北面与中央集团军群右翼之间的接触。 根据这个命令，各集团军就都开始行动，向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阵地背进，面对着远较优势的强敌，在不断的压迫之下，这在整个1943-1944年战役中，要算是本集团军群的最艰苦的作战。 在右翼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运动的进展是比较容易，因为该集团军可以直接把兵力撤入美利托波尔以北的既设阵地和查波罗齐桥头阵地中。在这个地区中的主要危险为追击者的实力太强大，尤其是以装甲兵为然，当我军正在运动中，他们会乘机突入，使我们大感困难。 在另一方面，为了使其他3个集团军退过河去，却受到了无限的困难。从一个长达440英里的正面，他们必须集中退往5个渡口上。而一旦渡河之后，又必须再度组成一个新正面，其长度与原有的一样宽，而且不让敌军在南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之前，即应完成其展开。当每一个集团军向一个或最多两个渡口集中其全部兵力时，也就使敌人有了最好的机会，别的都不说，当德军向第聂伯罗皮特罗夫斯克、克里门巧格、齐尔卡赛、卡尼夫和基辅五个渡口集中时，俄军在这个阶段中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使撤退行动更为复杂的是集团军群的中央单位，第8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翼，都不能沿着与第聂伯河垂直的轴线撤退。相反的，他们必须在该河之北岸，采取几乎与河川平行的方面，一直走到他们所应使用的渡口，才再转变方向。实际上，第8集团军是一路冲杀，才达到其自己的渡口齐尔卡赛。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又另有一种危险，即由于中央集团军群南翼的发展，第4装甲集团军有被迫远离基辅的趋势。 尽管有许多的局部危机发生，可是这种异常困难的撤退行动却终于还是成功了，这是应该归功于各位集团军司令的卓越领导和部队全体人员的奋勇用命。仅仅当各级指挥官和参谋组织都感到他们自己是远较其对手优越时，仅仅当部队在撤退时而并不感觉到他们自己是已经失败时，然后才能获致这样的成功。敌人并不能阻止我军的渡河，同时尽管他们拥有强大的兵力，却也不曾利用我军向渡河点上集中的机会，而在任何其他的点上，赶派强大兵力渡河，以便抢先达到西岸，而使我方的防线无法完成部署。固然他们也曾在一两处偷渡，但都不起太大的作用。这个且留在下文中再说。 因为要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来完成这些运动，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阻止敌人的追击。最主要的就是要使他们达到第聂伯河时，不能发挥其追击的优势，而立即继续进攻。 所以，现在德国人也必须要采取“焦土”政策，这也正是俄国人在过去撤退时所用过的老办法。在第聂伯河前方15英里宽的一个地带中，凡是能使敌人用宽广正面直趋河岸上的一切工具都被毁灭或撤退。这包括着一切在集中地区中能够掩护俄军和供其居住利用的东西，以及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补给问题的东西都在内。 同时，为了执行戈林经济部的命令，所有一切可供俄国战争生产利用的物资和设备也都被撤走。专就本集团军群而言，这种措施是仅限于必要的机器、骡马和牲畜。自然，我们并不曾“抢劫”这个地段。这种行动是德国陆军所不能忍受的——也许与其他的陆军不同。我们曾作严格的检查，不准任何车辆装载不适当的东西。至于工厂、仓库和农场中的物资，那本是国家的财产，而并非私产，自然另当别论。 因为这是俄国的政策，无论任何领土在收复了之后，就立即将所有一切在60岁以下的壮丁都编入部队，而其余的人口也都被迫参加军事性的工作，常常即在战区之中。所以最高统帅部也命令所有平民人口应都同时撤退。实际上，却仅对于兵役年龄的人采取强迫的措施，因为他们是会被俄军立即编入部队的。相反，有许多的俄国人民却都自动愿意撤走，以避免俄军的毒手，正好像以后在德国东部的情形是一样的。在撤退中，这些俄国人民备受德军的协助，到了第聂伯河以西的地区中，德国当局又为他们安排食宿。他们被允携带任何东西，连同牲口马匹都在内，而且我们也还尽可能把车辆提供他们使用。虽然战争使这些人民受到了许多的苦难。可是比起德国人民所受到的轰炸，以及后来在东部地区中所受到的蹂躏，却又还算是较为幸运了。无论如何，德军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受到军事需要的限制。 试举一两个数字，即足以表示这次撤退行动的伟大技术成就，首先要说的，是有20万伤兵要撤退。为了运输德军的装备、物资和没收的俄国财产，一共需要2500辆列车。随同撤退的俄国人民达数十万人之多。尽管是极困难的环境中，而且只有那几个渡口可用，但在相当短时间之内，撤退行动还是顺利完成了——这是与一般人所想像的不同，连这样的作战，也还是可以迅速执行的。 到了9月30日，本集团军群中的所有各集团军都已经撤到了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的后面了。 渡过了第聂伯河之后，本集团军群毫无疑问已经在其本身与敌人之间，设立了一道坚强的天然障碍物，至少在夏天里是如此的。不过这种紧张情况的减轻，却不能希望它都维持得太久。 我们深信敌人在东线，必将继续在这个地区中，寻求摊牌的机会。因为无论就作战、经济、或政治的目的而言，头奖都是落在这里的。所以他们必定会尽量发挥其南翼方面的补给潜力，使生力军源源不断地投入对南方集团军群的斗争中。当然，他们还有能力在东线其他部分发动牵制性或有限的攻势，但是即使他们能产生局部性的成功，可是比起南翼方面的情形，却都不算是其有决定重要性。 南方集团军群有无守住其阵地的希望？当敌军进攻第聂伯河一线时，是否会因为流血过多而自动放弃呢？假使第聂伯河一线早已设有坚强的要塞体系，那么在1943年的秋天里，对于这些问题的问答也就可以有更多的信心。很不幸，事实上却不如此。 的确，早在1942-1943年之间的冬天里，本集团军群总部即曾要求陆军总部尽量加速建筑第聂伯河一线的要塞工事，不可稍有延误。我们自己却无法着手工作，因为渡河是位置在我们作战地区之外的。可是希特勒却否决了这个要求，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原则上就一向反对后方工事的构筑，认为这足以鼓励撤退，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把所有的劳力和物资都用在大西洋长城上面。在1943年年初时，战斗已经逐渐接近第聂伯河，于是本集团军群遂自动采取步骤，把查波罗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里门巧格和基辅都改建为桥头阵地，以防敌人窜扰，在这些重要的渡口上切断我们后方的交通线。当“卫城”作战结束之后，最后转移为防御战时，我们又利用本地的征工，开始扩大和延伸第聂伯河的要塞工事。甚至于到此时，也还只能构筑轻型的野战工事，因为集团军群要依赖陆军总部提供机器、水泥、钢材、有刺铁丝网和地雷，和依赖乌克兰的占领当局提供木材，而希特勒此时仍给予大西洋长城以高度的优先。固然在未结冰之前，第聂伯河是可以当作一个巨大的障碍物。但却也必须要有足够的防御兵力，始能补偿其工事的单薄。 但这却正是我们弱点之所在。经过了两个半月的苦战之后，德国部队的实力已经消蚀到了可怕的程度。一切的人员、兵器，尤其是坦克的补充，都不足以填起这个空洞。这主要的是因为希特勒固执己见，硬要在国内后方编组新师的缘故。 甚至于在撤退尚未完成之前，集团军群总部对于兵力的情形，即曾坦白的告诉陆军总部说，以现有的兵力而论，第聂伯河一线能守多久，也似乎颇有疑问。我们又指出河流本身的防御，必须要用步兵师，装甲兵力应保留作机动预备队，当敌军企图大举渡河时，才可以动用它来加以截击。 我们又说明为了马上防御这一条440英里长的第聂伯河正面，本集团军群所辖的3个集团军，一共只37个步兵师可以动用。(其中包括3个已经正在向我们运动的师，另有5个师已经完全用尽了其战斗力，必须编入其他单位。)换言之，每一个师应负责12英里长的正面。而平均每一个师能适合前线战斗任务的兵员人数，现在仅约为1000人，即使统帅部所允许的补充人员都能够到达，这个数也都不会增到2000人以上。很明显，即使在第聂伯河的后面，以这样兵力为基础也还是不能作具有决定性的防御。 至于说到集团军群现在所有的17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可以说没有一个师还能保留真正的打击力量，坦克的数量和装甲步兵团的人力都同样锐减。 所以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除了已经在途中的3个步兵师以外，还应送来更多的步兵师。因为中央集团军群的正面在撤到第聂伯河之后已经缩短三分之一，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要求是更为合理。而且中央集团军群(至少它的南翼)也绝对不会变成任何的决定性攻势的目标，因为在攻击的过程中，敌人将会陷入平斯克沼泽(Pinsk Marshs)之中。 相反，我们也强调在人员与装备的补充上，给予南方集团军群以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仍将继续担负东线战斗的主责。同时也更不可以再像撤退期中那样的缺乏弹药。我们断定说，在第聂伯河之战的争夺战中，敌军的攻势能否击败，就全要看这些要求能否满足而定。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是否还有足够的兵力与工具赢得这一场决斗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可能说，由于俄国兵力的全盘优势，情况即已经全无希望。即使敌人愿意在这一年内，不惜孤注一掷，以在南翼上争取决定的胜利，可是其补给问题却也仍然足以限制其在这一部分正面所使用的兵力数量。所以对于德军统帅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预料到敌军可能发动攻击的地点，并不失时机的在同一地区中集结适当的兵力来应付。很明显，这又必须决心在东线其他地区中，以及其他战场上，不惜甘冒相当的危险。若能采取如此的行动，则当俄军对南方集团军群攻击失败之后，即可能将敌人的攻击能力磨毁达到决定性的程度——这样的成功对于战争的未来途径，即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如何对于德军南翼提供适当和合时的支援，这个问题遂继续成为南方集团军群与德军最高统帅部之间的争执焦点。对于这种数不清的辩论，我也不想详述，但我却必须说明，总参谋长与作战处是完全对我们表示同意的。例如10月3日，胡辛格将军(Gen. Heusinger)告诉我说，他曾经建议撤出克里米亚和撤退北面集团军群(缩短防线)以抽调兵力供南方集团军群使用。此外，他又曾建议在较远的后方，构筑一条适当的“东线长城”(Ostwall)。(希特勒最近也使用“东线长城”这个名词，形容原先违反其本愿所建筑的第聂伯河防线。)可是元首对于这两个建议都不予批准。胡辛格又说，虽然曾经考虑到从其他战场上抽调兵力的问题，但最多也不过少数几个师而已。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说到第聂伯河的形势。 到了9月底，敌方将要如何渡河进攻的意图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来了。当第6集团军向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撤退时(自从月中起，该集团军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敌方的强大兵力即跟着后面前进。敌方3个集团军(两个在前，一个在后为预备队)，共有兵力20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式机械化军，正在追击向查波罗齐桥头阵地撤退的第1装甲集团军。两个集团军共为15个师，后面跟着1个坦克集团军，下辖3个军，正在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的第聂伯河前进。两个集团军共约12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及1个机械化军，后面还跟着1个坦克集团军，下辖3个多军，正在向齐尔卡赛与李希夫(Rzhishchev)之间的第聂伯河岸上前进。 在另一方面，向基辅以及该城以北河岸上前进的敌军，却只发现有3个步兵军及1个机械化军的番号。很明显，敌人的作战主力是首先指向第聂伯河湾的。事实上，在基辅南北两面的河岸地区中，却正是其从中央方面调动兵力的捷径。 虽然集团军群已经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到了9月30日为止，完成了其将全部兵力撤过第聂伯河的任务。但却还是不能够阻止敌人在南岸获得了两处立足点。 在第聂伯皮托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的中点上，利用那里的岛屿，敌军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分界线的两侧渡过了河川。在对岸上的守军太单薄，根本不足以阻止他们。不幸得很，第40装甲军虽已由集团军群命令应集结在第聂伯河之南，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可是此时却并不能立即发起反击把敌人赶过河去。它还滞留在查波罗齐的桥头阵地中，上文早已说过，在撤退中希特勒曾经命令必须死守查波罗齐、第聂伯皮托罗夫斯克、克里门巧格和基辅等桥头阵地。假使本集团军群若尚能有足够的兵力，当然并不会反对这种措施。但因为事实上兵力不够，所以我们主张在渡河完成之后，即应撤出这些桥头阵地——希特勒对于后述三者，总算是已经勉强默认了。但是不顾一切的反对，他却已经命令必须保留查波罗齐桥头阵地，并且甚至于还要进一步扩大它。除了认为必须控制第聂伯河大水坝及其发电厂以外，他又指出只要我们能够守住这个桥头阵地，则敌人也就会不敢攻击第6集团军的美利托波尔正面了。就作战的立场上来说，这个后述的观点是一点都不错的——除了希特勒又是犯了老毛病，同时追求太多目标以外。由于奉命死守查波罗齐之放，结果遂使第1装甲集团军不能如期释放第40装甲军。这样遂不能立即发动反攻，而让敌人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建立了一个宽大的桥头阵地。 9月底，敌人利用波里亚斯拉弗尔(Pereyaslavl)以南第聂伯河的窄流(在卡尼夫桥以西)，也渡过了该河。很明显，敌人是想在这一点上，作大规模的渡河，因为在两侧地区中，他们已经集中不下4个坦克军及1个机械化军的兵力。在第聂伯河以南，又投掷了几个伞兵旅。所以不久在湾流之内一共有了8个步兵师与1个坦克军了。 在集团军群的极北端上，也发生了另外一次危机。在这里第4装甲集团军与中央集团军群的分界上，敌人已经能够渡过杰斯纳河，那是本应设防的。依照陆军总部过去所发出的命令，第2集团军应该集中兵力应付这个危机，但是却并未办到。 9月中旬，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由查波罗齐移到基洛夫格勒(Kirovograd)，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城镇，位置在第聂伯河湾工业地区的中心。从那里我曾经亲自前往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所防守地区中发生危机的点上去视察，此外还有在基辅的正面。我在此时所获得的印象，是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还可能守得住，但其他两个集团军之间界线上的危机，却似乎很难于完全克服。 10月初，集团军群总部已经迁入了在文尼察过去设大本营的房舍中，这是一个比较适宜于指挥全盘作战的位置。它位置在一个森林之中，过去为了提供大本营的水源和电力，曾经花了不少的气力，现在我们却坐享其成了。办公室和宿舍虽然都是简单的木屋，但家俱设备却极好。最奇怪的，是在整个森林中都遍布着一个地下的警戒网。很明显，希特勒一方面需要保护，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想让人家知道。很侥幸，我们却不需要采取这种安全措施。文尼察是一个大型的疗养地区，位置在布格河风景如画的环境中。所有其一切的旅馆和其他房屋，现在都已改为军医院，只要我的工作能许可，我总是抽空去访问这些医院。 1943年10月间，我们发现南方集团军群早已为第聂伯河一线，卷入了决定性斗争之中。在东线的北面地区中，每逢晚秋季节，一定有一段大雨泥泞的时间，使俄国人也难于作任何大规模的攻势行动。可是南方的情形却并不如此，战斗仍继续不停。 依照我们在9月底所已经发现的敌军战斗序列，在本集团军群地区中，敌人的压力似乎是指向四个主要目标： 一、查波罗齐桥头阵地，敌人显然认为清除它是对南面第6集团军继续发动攻势的一个先决条件。 二及三、两个第聂伯河地区，敌人已经在其南岸获得了立足点。 四、在基辅以北，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上。 虽然查波罗齐桥头阵地能够在10月初击退俄军的强大攻击，(当然，这也就是说第40装甲军无法立即抽出，以毁灭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的敌军桥头阵地。)但敌人不过是暂停一下，等到援兵到齐之后，又再度发动攻击。俄军的排炮射击，其威力为我们过去所未见过的(整“师”的炮兵出现这也是第一次)，所投下的兵力不下10个师，再加上强大的装甲兵支援，于是他们终于突入了桥头阵地。经过了苦战之后，我军遂被迫放弃阵地，虽然我们还是能够把守军撤过河流，并炸毁我们刚刚在几个月间所修复的水坝公路与铁路桥梁，但是在桥头阵地中苦战的各师，却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减弱，是否仍能防御河川的本身，也就殊有疑问。无论如何，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守住这个桥头阵地，已经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动用了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机动预备队之后，虽然已能使敌人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的地区中，暂停不进，但是却无法肃清南岸的敌军，他们的援兵正在不断渡河，以扩大其桥头阵地。关于这个地区的发展。下文中还要再度提及，因为这对于在第聂伯河湾中的未来作战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敌人也倾全力来扩大其在皮里亚斯拉弗尔(第8集团军左翼)的桥头阵地。不过，从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中抽出的机动兵力却能阻止他们以宽广正面渡河的企图，并击毁其已经渡过的兵力。降落在此地与齐尔卡赛西南地区中的俄国伞兵旅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所以在皮里亚斯拉弗尔以南狭窄桥头阵地中的敌人，是颇难于突出，并大体已经在我方控制之下。 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敌人在10月间也已在基辅正北方的第聂伯河西岸，建立了一个立足点。同时在击退了第2集团军的右翼后，也就可以面对着该集团军最北的一个军，以宽广正面渡河了。因为这一点是两个集团军的分界，所以又发生了新的危机。又是像过去一样，本集团军群想恢复此处情况的企图，因为第2集团军不服从陆军总部的命令，未能集结和支出必要的兵力，而宣告失败。甚至当我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之后，它也还是无法贯彻其命令。尽管如此，第4装甲集团军却在基辅以北两个军的地区中守住了第聂伯河以西几英里远的一道山岭。不过。情况却还是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可以预料到一旦当敌人获得了增援之后，就一定会从北面绕过基辅城的。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事情，却是这个初期的战斗就早已把集团军群的全部机械化部队所动用了。他们战斗力的消蚀，其速度正像前线上步兵师一样的可怕。这样使我们更难于找到新的机动预备队，所以对于增援的需要也就更感迫切。 集团军群总部一向认为其北翼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为假使敌人击破了这一点，即能自由的对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执行迂回大运动了。可是事实上，敌人在10月间，却集中主力要想在第聂伯河湾中获致一个成功。同时希特勒为了经济与政治的理由，也坚持要据守克里米亚，所以遂迫使本集团军群必须在那里接受一个决定性会战。 在10月间，“大草原方面军”总部在敌人方面似乎要算是最活跃的，将其兵力不断送入第聂伯河南岸，第1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分界上的桥头阵地中。到了10月底，那里一共已有5个集团军以上的兵力(其中有1个是完全装甲的)——总共为61个步兵师和7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全部装甲战斗车辆估计在900辆以上。德军的两翼都挡不住这样巨大的压力，分别向东西两面撤退了。于是在两个集团军之间，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让敌人可以自由向第聂伯河湾深入，直趋克里弗罗格(Krivoi Rog)与尼可普(Nikopol)，希特勒曾经认为其保持对于德国的战争努力是具有必要性的。 最糟的是假使敌人再作任何的前进，那么在聂伯河湾东部的第1装甲集团军即有被孤立的危险。从集团军群总部的眼中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都决不能使这个集团军遭受包围。 此时，由于我们不断要求增援，也至少已经迫使陆军总部把两个整补后的装甲师(第14与第24)和一个步兵师拨交给我们。此外还答应再给3个装甲师(第1和“元首卫队”两个师正在后方整编休息中，加上新编的第25装甲师)，不过它们最后的分配和达到的日期仍不能确定。 假使早4个星期，集团军群既已有这5个装甲师可供运用，则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即使因为整补的原因，它们还一时不能达到，但集团军群总部若事先能确实知道有这些兵力可供调动，并且在其南翼上又能享有行动自由，则结果也将完全不同！ 不过从现势看来，甚至于我们也不能等候所有5个装甲师的达到，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第1装甲集团军的命运可能早已决定了。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计划，用现在已有的兵力，第2装甲师和第1步兵师，立即发动一个反击。由第40装甲军指挥，从第8集团军已经撤回了的地区中前进，从西面打击向克里弗罗格方面前进的敌军的侧面和后方。第1装甲集团军本身也应投掷其一切尚可动用的装甲兵和步兵，以使其通过克里弗罗格的主要交通线维持畅通。为了达成这个任务，集团军群已经命令该集团军在第30军的地区中(防守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两侧的河岸)，只留下了极少数的警戒兵力。这个军的主力则缩短正面，从查波罗齐之北到克里弗罗格之北，以求挤出兵力供决定性点上战斗之用。不管他愿意与否，希特勒也只好默认这一段河岸的放弃。 感谢这两个集团军的合作无间(第40军在作战过程中改由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这个10月底在克里弗罗格以北所作的反击结果是一个纯净的成功。敌人本已进到了该城的门口，现在不但不能切断在第聂伯河湾东部的第1装甲集团军，反而更受到了严重的挫败。根据集团军的报告，杀死敌人约10000人，除了350辆坦克以外，还有比此数更多的火炮和5000名俘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这些数字，若与过去所俘虏的物资和人员的纪录相比较，即足以证明俄军的物质装备对人力的比例已经大形提高。无论如何，却可以假定两三个坦克或机械化师和8个步兵师已经受到严重的打击，还有几个师也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此外，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也已经重建了一条连续的正面。不过因为我们还是寡不敌众，所以还是不能将敌军赶回到北岸去。必须等到所允许给予我们的3个装甲师达到之后，才可能达到这个愿望——不过还要假定在其他地区中不发生新的危机。但事实上，却几乎立即又发生了。 当第1装甲集团军的眼前威胁现在已经解除之后，在其后方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和更大的危机。10月28日，一个远较优势的敌军兵力已经开始攻击第6集团军，后者正据守着第聂伯河与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亚速海海岸之间的正面。透入深度是相当的可观。第6集团军以惊人的机警，向西撤退。在这个阶段中，其北翼(第4和第29军)向后旋转，退入第聂伯河南岸的一个宽广的桥头阵地中，这也就是说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和尼柯普地区，至少暂时可以获得掩护。该集团军的其余部分则朝着贝里斯拉夫(Berislav)的第聂伯河渡口和该河下游的方向上，更向西撤退——尽管事实上，罗格斯克(Nogaisk)大草原不能提供基础来迅速构成一个新正面。 在第6集团军地区中的此种发展对于在第聂伯河湾东部的第1装甲集团军，也就构成了一个严重威胁，因为第40装甲军的反击，虽然已经暂时稳住了其地位，可是敌军却并未受到决定性的失败。集团军群所计划在这里执行的主力打击，在11月中旬以前是不会有可能性，因为那3个装甲师最早也要在此时才能达到。到了此时，第6集团军的南翼可能会已经退到了第聂伯河下游的后面，在克里米亚的第7集团军也将被切断，敌人可能会从南面直趋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从尼柯普的两侧渡过第聂伯河。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的位置是限制在一个狭窄的马蹄形地区中，其东端直抵查波罗齐，其正面则向着北面和东面，所以其处境是会日益困难。假使这种发展不能阻止，则只好把第1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湾东部向西撤退了。这也多少等于是放弃上述的地区——无论如何，尼柯普和其所储积的锰矿是丢定了，而克里米亚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为了预防任何这一类的发展，尤其是为了解除在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的任何威胁起见，我建议陆军总部应采取下述的措施： 在摆脱了在克里弗罗格北面的战斗之后，第40装甲军即应马上使用两个装甲师(若可能最好为3个)，从第6集团军所仍然据守着的在尼柯普以南的桥头阵地中，发动一个奇袭式的攻击，冲入正在追击第6集团军的敌军侧面，后者正在通过罗格斯克大草原向第聂伯河下游撤退中。这个攻击的目标是想要使第6集团军在第聂伯河前方能够构成一个新的正面，并与在克里米亚的第17集团军建立接触。同时，对于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的威胁也可以解除。 至迟到了11月12日，第40军应该连同预计可以赶到的3个装甲师，一同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发动计划中的攻击。假使它能获得我们所希望的决定性成功，则甚至于可以使第6集团军重占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防线。这个建议自然受到了希特勒的热烈批准，因为这使他有希望可以保持着尼柯普与克里米亚。 虽然如此，这个计划却始终未能兑现。第6集团军撤退得太快了，所以第40装甲军从尼柯普桥头阵地的攻击已再无成功的希望。以后，集团军群北翼方面的发展也使这3个正在途中的装甲师，更无用在第聂伯河湾中的可能性。 假使这个计划若不会有一个极重要的教训，则在这里提到这个计划也就会是毫无意义——那就是说即使在被迫采取紧急措施时，但对于自己的基本作战指导观念，却还是须臾不可忘记。 集团军群曾经强调其北翼所具有的决定重要性，敌军在最近的将来，很可能在这里发动另一次大规模攻击。所以我们的一般观念就是要采取步骤以阻止敌人在这一点上获得任何成功。为了这个目的，当第40装甲军在克里弗罗格作了成功的打击之后，就应该将其撤出第聂伯河湾，而转用在集团军群的北翼后方。正在运动中的3个装甲师也应准备用在这里。不过，从第6集团军地区的趋势上看来，第1装甲集团军最后也就必须撤出第聂伯河湾的东部，跟着也就必须放弃尼柯普和撤出克里米亚。 这是可以断定的，希特勒为了想恢复在第聂伯河湾的情况，才肯让本集团军群增加5个装甲师的兵力，所以对于这个计划是决不会同意的。他一定会继续坚持守住第聂伯河湾和克里米亚。尽管如此，事实上，集团军群仍应照上述的方式采取行动。 我所作的建议，就解除第1装甲集团军所受的威胁而言，固然是合理的，但就集团军群的全部作战构想而论，却是一种错误。结果，第40装甲军终于被钉死在第聂伯河湾之内。 为什么我要违反我自己的基本思想，其理由有二：第一点，假使能够在尼柯普的两侧，占领了第聂伯河一线，那么就可以希望在该河的两岸上，迅速连续地给予敌人以奇袭式的打击，若再能成功，即可能恢复整个南翼的情况。第二点，我们若不作此种冒险，则一定会被迫放弃克里米亚——因为我们自己曾指挥第11集团军，为了这个半岛作过那样艰苦的战斗，所以更有舍不得之感。但就作战的观点而论，不忽视集团军群北翼为作战重点的原则，却似乎是更为正确。 11月初，敌人又以强大兵力再度对集团军群北翼，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聂伯河正面发动了一个攻势。究竟这个攻势有无远大的目标，抑或仅只为了在该河的西岸赢得必要的集结空间，那却很难断定，不久即可以知道第4装甲集团军的部队是不能够守住第聂伯河一线，到了11月5日，即可以看出来基辅是必失的了。 集团军群总部现在认为必须集中一切可用的兵力在这个地区中，尤其是尚在途中的3个装甲师。因为希特勒曾经明白指定这些师应用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所以必须先得陆军总部的同意。假使后者若不能另外把其他的强大兵力提供第4装甲集团军使用，则除了放弃第聂伯河湾以外，实更无其他的途径。因为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尚无决定，我才在11月7日飞往大本营。 在会谈中，希特勒宣称决不准备放弃集团军群原有的建议，因为那是唯一的机会，只有那样才能保住克里米亚。基辅方面无论获得多大的成功都不能解决南翼方面的问题。 我回答他说若是坚持着原有的计划，则我们北翼方面即不免要作极大的冒险。于是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整个地位都将陷于危殆。我也不愿意改变计划，但现在却有此绝对必要，一定要把新到的3个装甲师用在基辅方面。 希特勒又说为了军事和政治的理由，我们必须要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获致成功。第一点，陆军应使其自己认清仍有作成功性打击的能力。第二点，我们保持着尼柯普的锰矿，对于战争经济是绝对必要的。此外，也不应容许敌人用克里米亚来当作轰炸罗马尼亚的基地。 我对于希特勒的动机固然也极表同情，但却仍坚决认为北翼方面的危险实也是太大了。假使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出了毛病，则南方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的命运也就迟早是注定了。 希特勒也承认这个危险的巨大，但却宣称在我们现有的情况中，这种险是必须要冒的，并且他自己准备肩负这个责任。 虽然如此，我却还是使他同意把第2集团军中那个曾经一再允许拨交给我们的第4装甲师送到我们的北翼上(很巧合的，这一次又还是没有兑现)，此外还有“北国”(Norland)党卫军旅和第2伞兵师(时间较迟)。以后他也同意把那3个新到的装甲师(第25、第1和“元首卫队”)用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但是第40军的两个装甲师(第14和第24)却仍留在第1装甲集团军中，以便将来还可以在第6集团军地区发动新的打击。只要希特勒不肯把第1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湾的危险地位中向西撤退(也就是放弃了尼柯普与克里米亚)则这两个师即永无动用的希望。 在以后几天之内，第4装甲集团军的情况更是每况愈下。它的11个步兵师，几乎每一个都已经只能相当于一个团，自然不是实力远较强大的俄军的对手，后者在第一波攻势中约有足额的步兵师17个到20个、坦克军3-4个、骑兵军1个。即使这个集团军还有两个装甲师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但实力还是太弱不足以阻止敌人的突破。 经过了苦战之后，我军终于撤出了基辅城，以免第7军在该城中受到包围。该军向南撤退，敌军前进了30余英里才被阻止住了。在第7军的西翼上，在基辅西南的40英里远的地方为法斯托夫(Fastov)铁路交点，对于第8集团军的补给予增援都是极为重要的，也已经落入了俄国人的手中。 在基辅以北，聂伯河的两个军也被迫向西撤退——第13军撤到了日托米尔(Zhitomir)，第49军撤到了柯罗斯吞(Koroston)。这两个铁路交点对于与中央集团军群的交通，和对第4装甲集团军的补给，都是具有重要性的，也已为敌人所达到。 现在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分裂成为3个隔离颇远的集团。在这个黯淡的情况中，唯一的一线希望就是敌军的攻势已经分为两个不同的方向——一向南而一向西。向西前进的俄国单位只要他们还不能向南旋转，对本集团军群作大规模迂回运动之前，则对于作战还是不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在集团军群的增援尚未能调齐之前，阻止敌军作如此迂回的责任，就应由已被迫向西撤退的两个军去担负。 不过集团军群的对抗措施从11月中旬起才能开始发生效力，在此以前我们还是要经过几天紧张的日子。这个计划是准备用3个新的装甲师(第25、第1和“元首卫队”，由第48装甲军指挥)对从基辅向西南方前进的敌军装甲兵力发动一个反攻势。就目前而言，这是威胁性最大的一支兵力。以后这个装甲军就应向西旋转，并击碎追击第13军的敌军。 在这一方面成功之后，又还有直趋沿着第聂伯河向南进攻的敌军后方的可能性。为了更进一步增加第4装甲集团军起见，集团军总部又从第8集团军方面抽出了两个装甲师(第3和第10)、两个装甲步兵师(第20和党卫军“帝国”师)和第198步兵师。当然，这将使第8集团军的正面受到严重的减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为了加强决定点上的兵力起见，却必须冒险采取这样的措施。 不幸，第48装甲军在11月中旬以前不能完成集结，而基辅西南的情况却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所以集团军群总部被迫只好先行用第一个可以使用的装甲师，第25装甲师，在法斯托夫发动一个有限的攻击，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个装甲军的集结地区得保自由。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来，一个新编的师在初次参加东线的战争时，其所付出的代价何等巨大。此外，该师师长，当率领其搜索营赶往前线时，一经与敌人接触即被杀伤。所以不但不能率领其部队收复法斯托夫铁路交点，而且更使这些第一次参加东线作战的部队，在心理上受到严重的挫折。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基辅以南阻止了敌军，并使第聂伯河正面不至于遭受任何进一步的迂回。 11月15日，第48装甲军已能开始作预定的反击。当击败了从基辅向西南前进的敌方坦克军之后，也就算是已经达到了第一个目标。接着它向西一转，攻占了日托米尔，解除了第13军所受的压迫。但是这个装甲军的最后一击——向东沿着日托米尔-基辅大道向基辅南方俄军正面后方进攻——却被泥泞挡住了。即使如此，在第聂伯河西岸的敌军固然未能肃清，但到了12月初，第4装甲集团军的危机却总算是勉强克服了。这个集团军现在守住了一条正面，从基辅以南25英里的一点起，到日托米尔以北的地区为止。第49军仍然孤立在柯罗斯吞的附近，但却也已能夺回该地，并重建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铁路联系。依照第4装甲集团军的报告，敌军的死亡数字约为20000人。我军俘虏的敌军总数仅为5000人，而俘获或击毁的坦克为600辆、野炮300门、反坦克炮1200门以上。这个事实又可以证明俄军的装备已经大有进步，在基辅正面所遭遇到的全部俄军兵力中，步兵师的2/3，以及4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骑兵军都可以算是已经受到了重伤。 不幸，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各军最初都迅速向南及向西撤退，遂使希特勒认为这个集团军司令必须更换。虽然我坚决表示第聂伯河正面的丧失，其原因是由于敌军实力太大，而我们各师的兵力又都已消耗过度，并非是由于集团军司令领导失当之故。可是希特勒却仍认为霍斯上将在最近几年来，是已经操劳过度，应该休息一下，所以还是将他调入军官预备队中。我对于他的去职深表遗憾，不过希特勒却至少曾向我保证。等他略事休息之后，就要将他调往西战场仍然接任集团军司令之职。接替霍斯的人为一个前奥国的军官，劳斯将军(Gen. Rauss)，他在本集团军群中曾连续出任第6装甲师和第11集团军的指挥官，也是颇负盛名的。 当第4装甲集团军正面的战斗还正在进行之际，敌人到11月中间也恢复了其在克里弗罗格所受到的创伤。凭着生力军的协助，他们在第聂伯河湾中，又对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面和第8集团军的邻接右翼(正面向东)发动了另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东向正面，他们同时也尝试在查波罗齐以南渡河，并从齐尔卡赛的两侧攻击第8集团军的第聂伯河正面。以后他们又更延展其攻势，从南面向尼柯普桥头阵地发动了一个攻击。(第6集团军在这里的一个军已交由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敌军的意图现在显然是要想在第聂伯河湾的东地区中，围歼第1装甲集团军。 11月下旬的情况发展迫使本集团军群向陆军总部对于进一步作战的指导，提出了其新建议。 我们在是1月20日所提出的备忘录，是以下述的假设为基础：尽管敌人集中在集团军群正面的部队很多，但是他们仍有强大战略预备队可供运用。我们指出，依照现有的情报，俄国在1943年中曾经编成了44个步兵师和大量的装甲旅，到现在都还不曾参加战斗。此外，又可以假定33个步兵师和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正在敌军正面后方休息和整补。所以在整个冬季中，敌军都可能会对于东线的南翼不断发动他们的攻势，而且把主要的压力放在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上面。即使我们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所发动的反击能使局势转变得对我们有利，但敌军却仍能在第聂伯河以西维持着一个适当的集结地区和从那里继续进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决不能从本集团军群中在作战上具有决定性的北翼上，抽调兵力以支援第聂伯河湾中的战斗。 即使我们一方面能够击退在后述地区中的敌军攻势，而同时另一方面又能稳定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的情况，但是事态仍然可能照下述路线发展。 在这个冬季中，本集团军群所要据守的正面长度，要远超过其能力限度之外，其所有的各师都已经消耗殆尽。它也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对任何敌军的大规模攻击采取有效的行动，尤其是当几个地方一同告警时，更会手足无措。 所以就作战上来说，集团军群将会完全听任敌军去加以宰割——因为我方部队的战斗力已经锐减，所以是尤其危险。这样的战斗不能够使敌方攻势能力发生决定性的减低效力。俄军将永远居于主动地位，使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受他们的控制，因为我们不能组成预备队来对抗其打击，所以地面、兵器和人力的损失都将会感到吃不消。 要想使这个战斗获得成功，则其先决条件即为有足够的坚强预备队。假使若不能从其他战场上抽调兵力，那么就必须缩短南翼的正面(包括从海上撤出克里米亚的第17集团军在内)。若无预备队，则这个集团军群也就不可能渡过这个冬天。 直到11月底为止，东线南翼的情况发展如下：在第聂伯河下游以南(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的右翼已经退过了该河的下游，仅在刻松(Kherson)留下了一个狭窄的桥头阵地。第17集团军被孤立在克里米亚半岛之上。但相反，它却还能维持着尼柯普前方的完整桥头阵地。尽管在南面负责的俄国单位，第4乌克兰方面军，已经动用了其主力——18个师和强大的装甲兵力——在这里进攻。就目前而言，敌军对于第聂伯河下游和克里米亚的颈部都已经暂停攻击。在第聂伯河湾中，敌军在查波罗齐以南，已经以狭窄正面渡河，并构成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此外，第1装甲集团军的防御战术就可以算是完全成功，因为在某些地点上，由于敌军的不断攻击，固然已经被迫略事后退，但在整个战线上，敌人却都不曾达到突破的目的。不过这些战斗却已经迫使该集团军把其最后的预备队都用完了。在11月底，它还守住一条连续的正面，从查波罗齐以北起，到克里弗罗格的西北为止，然后再折向北面与第8集团军相连接。 第8集团军本身的处境却已经变得很狼狈，一部分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已经把1个步兵师和4个机械化师移交给第4装甲集团军，以去应付11月初发生在基辅的危机。敌军在克里门巧格地区中，也已在第聂伯河以南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基地，并控制了克里门巧格渡口。此外在该城的西南，他们也在该集团军向东的正面突破了一个空洞——在目前虽然还很小。在第聂伯河岸上的第8集团军北方正面，敌人也已在齐尔卡赛的两侧渡河成功了。因为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可供动用，这个集团军被迫放弃了60余英里的河岸，并在一道沼泽水道(与第聂伯河平行，约在其南面30英里处)的后面，建立了一条极单薄的防线。 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在情况一经许可之后，就又从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中，抽回两个机械化单位给予第8集团军，但是该集团军能否填补在其东面上口的缺口和重新控制在齐尔卡赛的情况，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集团军群总部是如何调动其装甲部队东奔西跑。每当企图在一点上使用机动兵力恢复情况时，则在其原有调出的地区中就可能产生另一个危机。 到了11月底，从查波罗齐以北到齐尔卡赛以西，以及从基辅以南直到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为止的第聂伯河一线，都已经完全落入敌人的手中。在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上，自从第48装甲军的反击成功之后，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已经暂时平静无事。不过毫无疑问，敌人一定会在那里集结新的生力军，然后再向本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作决定性的突击。尽管如此，由于第聂伯河湾中的战斗再起，所以又还是必须把上述的两个机动单位归还第8集团军。 12月初，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还仍在第聂伯河，其第24装甲军(此时我们的装甲军已经不再是完全由装甲师所组成，而成为一种任意拼凑的组织)仍与在卡尼夫渡口上游的第8集团军左翼相接触。在基辅南面30英里处正面突然离开河岸向西旋转，一直延展到日托米尔以北的地区为止(第48、第7装甲军和第11军)。在相当距离之外，正面朝东，还有柯罗斯吞附近的第59军。 在整个12月间，俄军仍继续想在第聂伯河湾中寻求一个决定。除了偶然因为调换部队而稍事停息以外，敌人对我们这个东端的堡垒不断发动攻击，毫无疑问也使他们自己受到了极惨重的损失。 在该河的实际河湾中，第3乌克兰方面军一再攻击第1装甲集团军(第30军与第57装甲军)的北面，但尽管是拥有极大的数量优势，但却仍未能获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功。 同时，第2乌克兰方面军(以前称为大草原方面军)也集中6个步兵集团军和1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以求击溃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翼和第8集团军向东的正面。敌人的意图很明显，使用大量集中的装甲兵力，在克里弗罗格西北地区中向西南突破，这也正是我方两个集团军的分界线。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他们就可以直趋该河的下游，以包围在第聂伯河东岸的第1装甲集团军。这个攻势的第二个焦点似乎即为第聂伯河以南第8集团军向东正面的北部。敌人在这一方面的企图，是想要同时从其在齐尔卡赛已经赢得的桥头阵地中突然出击，以便达到两面包围第8集团军的目标。 同时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也从南方攻击尼柯普的桥头阵地——那自然又包括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在内。 虽然这些攻击是已经被击退了，可是第2乌克兰方面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向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翼进攻，那却必然使其对于第8集团军能够获致某种的成功。敌军两次在上述的主攻点上突破达相当的深度。结果，我们的正面在克里弗罗格(尚可据守)与第聂伯河之间逐渐后撤。 在这两个情况中，集团军群总部都还是勉强在危险的点上，集中了1个装甲军的兵力，用反攻以求阻止敌军的突破，并防止它影响到整个的作战。当然，其余威胁暂时较低的地区中，防御兵力是更形减弱了。在这样的苦战中，德军也无可避免的显示了疲惫的现象。步兵师已经没有一分钟的休息，而装甲师更像救火队一样，从这一个地区赶到那一个地区。尽管敌军的损失要比我们大过了几倍以上，但是他们却仍有方法补充。相反，集团军群总之尽量希望能使最高统帅部明白，把我们的兵力沉陷在第聂伯河是不合理的，但却并未能产生任何真正的结果。陆军总部找不到必要的人力和物资来补充战斗力的损失，而希特勒却又拒绝同意适时的撤出这个地区，以便抽出兵力用在作战价值远较重大的北翼上。我们曾经一再提出警告说，只要敌军还持续不断地增援，则虽然能够守住第聂伯河湾，也还是不足以使第1装甲集团军得免于包围的最后威胁，可是希特勒却充耳不闻。我们又指出为了在南翼上建立预备兵力的迫切需要，正面是必须缩短，结果也同样无效。反之，我们最后也更无选择之余地，只好从集团军群北翼方面，还抽出两个师投掷在第聂伯河湾中，而事实上在北翼方面这两个师的用处更大。必须在北翼方面发生一个严重的危机，然后希特勒才会勉强的承认此种作战需要。 希特勒之所以要继续抓着第聂伯河湾不放手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尼柯普和克里米亚对于我方的战争努力具有极大重要性。甚至于到现在他还不曾放弃下述的希望：一旦击退了敌人在第聂伯河湾中的攻击之后，我们即可以再向南发动另一次打击，以求解救克里米亚。此外他也相信只要能够寸土必存，像他在1941年在莫斯科城外所采取的办法一样，那么敌人最后也就一定会失血而死了。每逢我们建议缩短战线时，他毫无疑问就会反驳着说这一样也会使敌人多出了兵力。希特勒所不理解的，却是必须要有适当的防御，才能消耗敌人。 在集团军群的北翼上，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所作的打击固然已经创出了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毫无疑问，只要敌人将其损失补充起来了之后，则必然还是会再度发动攻势。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就是应尽可能削弱对方，以拖延时间。此外，由于这个集团军的主力现在所据守的正面，是在第聂伯河与日托米尔北面地区之间并面对着北方，所以当敌人尝试迂回其西翼时，则危险也就更大——孤立在柯罗斯吞的第59军，是无力阻止的。 虽然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足以向基辅发动一个攻势，以完全肃清在第聂伯河西岸的敌军。但集团军群总部却感觉到至少应为该集团军西翼尝试创造一个安全的边缘。所以第48装甲军所重新获得的主动权，若能保持得愈长久则愈好。 第4装甲集团军于是奉命扩张这种情况，现在就应在日托米尔-柯罗斯吞地区中的开放西翼上，发动有限目标的进一步攻势。根据集团军群的指示，第48装甲军从北面的正面中抽出，利用伪装和欺敌的手段，乘黑夜中开入了敌方第60集团军在日托米尔以北的开放西侧面。在一个奇袭之下，后者即被从西端卷起。接着该军又向正在柯罗斯吞东南集结中的敌军发动另一次打击，敌方至少又有3个机械化军受到了重创。 最后，不仅使敌方的生力军受到了相当的重创，而且也更使我军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左翼所面对的地区，重建了某种程度的控制。不过这却并不能阻止敌军在这同一地区中发动一个新的攻势，那是在12月24日开始的。 当我正在视察第20装甲步兵师时，接到了敌军已在基辅-日托米尔公路的两侧发动攻势的第一次报告。该师是正在这个感受威胁的正面后方充当预备队。我正在那里参加其各国的圣诞节庆祝会。最初这个消息并不显得太严重，唯一感到吃紧的地区只有在该路以南的第25装甲师。可是当我在夜间返回文尼察总部时，从情况报告中即已经可以看出来敌军是正在企图向日托米尔作大规模的突破。 在此后几天内，所获得的情报如下：在基辅地区中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已经在该城以西，集中了极强大的兵力，企图沿着日托米尔公路和在该路以南作一个宽广的突破。其主力为第38、第1近卫和第1坦克3个集团军，所含有的兵力有18个师以上的步兵和6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在几天之内，又发现了其第18集团军的番号。这个主力攻势又由其在法斯托夫以南的第40集团军将其向南延展着。 在攻击正面的北翼上，最近被我军击溃的第60集团军，又已经恢复了其实力，再加上在其北方的第13集团军，都正在向柯罗斯吞前进，其所指挥的兵力至少有1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军。尽管其中某些单位由于过去受到了我方第48装甲军的攻击，已经在实力上大为减弱，但是在他们的后面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却又正在忙于集中其兵力——不少于6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尽管这些军中可能有3-4个在最近的战斗中也曾受到严重的损失，但他们却补充得很快。无论如何，这些机动部队的集中是足以暗示出来敌人的意图除了向日托米尔突破以外，还想取道柯罗斯吞作一个大迂回运动。 诚然，在现在由第42军所指挥的最危险正面地段的后方，还有第48装甲军正集中在日托米尔的附近待命中，它包括着两个装甲师，第168步兵师和第18炮兵师(新近在集团军群地区中成立的)。但因为敌军的兵力要强过了好几倍，这一点兵力能否阻止敌军的突击，实在是大有疑问。而且即使能如此，但为了应付敌军通过柯罗斯吞再向集团军群北翼所作的包围运动，其兵力也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12月25日，集团军群总部就向陆军总部发出了一个报告，说明了敌我双方现有的相对情况，指出应有的对策。以现有的兵力，第4装甲集团军是不可能阻止敌人的攻势，换言之，它不能够完成其掩护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纵深侧面的任务。所以这个集团军必须彻底的增强。假使陆军总部已无兵力可供此项用途，则本集团军群被迫必须从其右翼方面至少要抽出5-6个师的兵力。这样一来，后者必然也就无法维持其在第聂伯河湾中的现有地位，所以我们又必须要求给予我们的行动自由。 同时，我们也指示第4装甲集团军应立即使用其一切尚可动用的兵力去阻止俄军的攻击主力，不让他们在第42军地区中达到向日托米尔突破的目标。其北翼(第13和第59两军)应设法阻止敌军向日托米尔进行迂回。早已从第6集团军中抽回的第17装甲师，本暂时由集团军群总部控制，现在也奉命立即加入第4装甲集团军。 由于希特勒的坚持，陆军总部的指示又还是企图在第聂伯河湾中作折中性的解决。我们就再度报告说，“用那些孤立的措施，例如调动1-2个师，以控制集团军群北翼方面的情况，这个时机是早已过去了！” 从敌人已经在那里使用的兵力数量看来，我们认为即使能够暂时阻止他们的攻势，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尤其是他们一定会继续把新的预备队投入战斗之中。事实上，在柯罗斯吞-日托米尔-贝尔地齐夫-芬尼斯塔-基辅以南地区中今后几个星期中的发展，既足以决定东线德军南翼是否会被切断，并迫向西南退却的问题。 为了应付这个危险必须要采取猛烈的措施，这个情况又与本集团军群在1942年冬季中所面临者相似，当时仅仅因为能够把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从右翼“蛙跳”到左翼方面，然后才渡过了难关。现在所应采取的对策，就是把第1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湾中撤出，并至少应连同5-6个师的兵力，将其调向贝尔地齐夫。这样又必须放弃第聂伯河湾的东部，把正面缩回到从尼柯普以西的第聂伯河膝部起到克里弗罗格为止的既设防线上。 我们解释说，若能如此缩短战线，则可以抽出12个师的兵力，其中6个师，上文已经说过，应交给第1装甲集团军，其余6个师则留给第6集团军——它此后应代替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位，在下第聂伯河建立一道防线。 被送往增援集团军群北翼的兵力，应尽量向东以截击敌军趋向日托米尔的矛头。此外，陆军总部还应再抽调兵力来截击敌军的迂回运动。以后若有可能性，这支兵力更应从西方配合第1装甲集团军对于敌军主力的攻击。 我们同时又指出，尽管敌军在第聂伯河湾中已经暂停攻击，所以现在情况似已缓和，可以容许我军调动兵力而不至于有任何巨大的危险，可是我们若不乘早撤退，则一旦敌人再度进攻时，即将陷于窘境了。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说，最高统帅部必须要迅速作出决定。 尽管我们如此的催促，直到12月28日为止，最高统帅部对于我们的提议也还是没有能够作下彻底的决定，只不过允许把1-2个师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而已。12月29日，集团军群总部下达了其自认为适当的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在1月1日，应将其现有地区移交给第6集团军，并至迟于1月3日，应接管第4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起到贝尔地齐夫东南约27英里的一点为止的那一段正面(即属于第24装甲军和第7军的)。在这个正面左翼的后方，第3装甲军又奉命集结从第聂伯河湾或第6集团军方面所抽出来的4个师——第6和第17两个装甲师、第16装甲步兵师、及第101轻型师。其他的各师则将继续调动。为什么这次第1装甲集团军的调动不能采取更大的规模，其原因是受了运输工具的限制。此外，本集团军群在未获希特勒同意之前，也不能命令撤出第聂伯河湾的东部，因为这是对A集团军群的地位具有直接影响的。很不幸，即使在集团军群的阶层上，这种独立决定的权限还是有限度的。 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其余正面，则应由陆军总部所提供的兵力来增援，即为第46军司令部所指挥的第16装甲军、第1步兵师和第4山地师。不过这些兵力能否完成对敌军侧翼的反击，却还是殊有疑问。无论如何第一件事就是要使敌军停顿不进。 12月30日，集团军群将其所已采取的步骤向陆军总部提出报告，第二天希特勒才勉强表示同意，但是他还继续不肯承认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有放弃的迫切需要。 当集团军群调动兵力的命令正在执行之际，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的情况到了12月31日，却变得益为恶劣。敌军的突击主力集团已经在文尼察的方向上向西南作成了一个宽广的突破。显然在该集团军基辅以南的正面仍能守住(第24装甲军和第7军)，但其西翼却被迫必须向后弯折。此外在第3装甲军准备集中的地区中，也显出了一个宽达50英里的缺口，直到贝尔地齐夫东南不到30英里的一点上，才开始有另外一条属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单薄防线，可是到了从贝尔地齐夫到日托米尔的公路以东，这道防线又再度中断了。在日托米尔附近战斗，正面朝着东面及北面为第13军，第59军现在已经被迫退到柯罗斯吞以西，在它与第59军之间又张开了另一个50英里宽的缺口，在其后方若干距离处，第26装甲军正在集中。 很侥幸，敌军暂时还都在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各单位分别作战，而忽视了其间的空洞，所以完全错过了用其机动部队直入集团军群后方地区，或包围第4装甲集团军的机会。 1月初，本集团军群的地位整体而言变得益形恶劣。在第聂伯河湾中(包括尼柯普桥头阵地)，敌军正准备向第6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发动一个新的攻势。假使在河湾东部尚未能依照集团军群的要求撤出之前，这个攻势即已发动，则这个翼的情况就会变得异常的严重。最坏的，是那些早已奉命作为第二波随着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转移到北翼方面的装甲师更将无法摆脱。1月3日，敌军在基罗弗格勒以东真的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攻击，于是在那里的两个师也就暂时的被坑住了。 此时在北翼方面是更有补充兵力之必要，因为敌人已经认清第4装甲集团军正面所被撕开的裂口所能提供的巨大机会。在第1装甲集团军所接管的地区中(从1月3日起，该集团军已经接管了基辅南面和西南面两个地区中的指挥权。)敌人向南挺进直达乌曼以北30英里处的一点上，在那里暂时为第3装甲军的前进单位所阻止。 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也发生了一个特殊严重的情况，因为害怕两翼都有受到迂回的危险，所以该集团军于1月4日被迫退到下述的一线上，从文尼察东面不到40英里的某点起，向北直趋贝尔地齐夫(在那里的战斗仍在进行中)，最后以前波俄边界上距离该镇约40英里远的西面某点为终点。 在我们自己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宽广缺口中，第59军沿着从日托米尔到罗夫诺(Rovno)之间公路和公路的北方，撤到了俄波旧国界之上。 1月最初几天内的情况发展，迫使我于1月4日飞往希特勒大本营，尝试说服他彻底认清有把兵力从集团军群右翼调往左翼之必要。我开始说明在第聂伯河湾中所面临的新威胁和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的严重情况。接着我就详细解释我们的计划，准备使用第1装甲集团军的第3装甲军从东面，和现在正将达到第4装甲集团军北翼后方的第26装甲军从西北面，分别夹击敌军的侧面。(希特勒在这里又显出来了他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因为他怀疑我们的反攻能力。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不错的。)同时我又密告希特勒说，这个计划中的反攻最多也只能暂时应急而已，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对于集团军群的北翼情况，并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假使这里的情况不能获得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则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于是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就会在罗马尼亚境内或黑海岸上受到歼灭的厄运。所以假使最高统帅部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增援，则为了抽出兵力以救决定性的北翼起见，则对于集团军群南翼的撤退，也就决不可以再缓。换言之，也就是放弃了尼柯普和克里米亚。 我应该指出，在这个阶段中集团军群总部认为从第聂伯河湾东部的撤退，还只不过是挽救全局的第一个步骤而已。为了重组兵力起见，在南翼上的正面还有更加缩短之必要。因为这个原因，本集团军群早已在更西的地方侦察和发展一条防线，以作为预备措施——希特勒当然知道这个事实。利用河川的有利形势。这一条防线从布格河的下游起，大致向北或西北延展，直到集团军群北翼现在正在苦战地区的南端为止。若是占领这一线，即将使第6和第8两集团军所据守的正面长度大约缩短一半——现在沿着第聂伯河湾的防线长度约为560英里。若把正面长度作如此的大量缩短，即可以省出很多的兵力(加上从克里米亚撤回的第17集团军)，于是就终于可以把我们的主力移到北翼上面去了，同时在南翼上也还可以留下足够的兵力，守住这一条缩短后的防线，对抗远较优势的敌军。此外，因为我们已经彻底破坏了敌人的铁路网，所以敌人从其南翼将兵力调往基辅以西地区时，其速度和数量也许就都会赶不上我方。 德军南翼的这种彻底撤退，其基础当然又是首先要撤出第聂伯河湾。因为我们深知希特勒的态度，所以认为若是直接提出此项要求，则结果就可能会碰钉子，因为他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需要此种远程作战性政策的。 相反，希特勒在现在甚至于还反对撤出第聂伯河湾或放弃尼柯普。因为他认为若丧失了克里米亚，则将促使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会改变其态度。他又宣布他已经无法给我们以更多的兵力来增援北翼方面，因为这些兵力只有从北面集团军群中去抽调，于是它也必须撤回到排普斯湖上。若果如此，则芬兰可能会退出战争，并使我们丧失了波罗的海的主权。以后我们就会不能从瑞典获得铁矿，而我们的潜艇也会丧失一个主要的训练场。 至于说到从西线抽调兵力的问题，希特勒也说，除非敌军的登陆已经首先被击退，或是英国人真能如他所希望的把兵力牵制在葡萄牙的境内，否则他也碍难照办。他现在所希望的就是拖时间，等候西方的情况澄清，和我们的新编单位完成准备。此外，从5月以后，潜艇战也将开始显出其效力。希特勒又说，敌方已经有了许多的歧见，所以这个联盟是注定了有一天会崩溃的，因此争取时间是最为重要的。 他对于本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威胁，也像我一样的表示焦急，但是他在没有更多兵力可供运用之前，却决定在这里冒险。与希特勒辩论是毫无作用的，因为他还是像旧例一样，指责我对于全局缺乏认识。我所能做的就只是一再说明我们北翼情况的严重，并强调集团军群本身所正在采取的对策是并不能提供一个根本解决。所以无论如何，都绝对需要把一个新的集团军，迅速调到集团军群北翼的后方，大致在罗夫诺的地区中，以应付敌军大包围的威胁。 因为出席每日汇报的人很多，所以不便与希特勒再争论下去，所以我要求与他单独谈话，只留下总参谋长一人奉陪。希特勒对于我在此时提出这个要求，殊感诧异，但却勉强同意了，于是最高统帅部的显要们、戈林和其他侍从人员都起身退出了。(通常速记员在这种汇报中是要把一切的发言都记录下来，但他们面前并没有地图，所以常常不能了解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我在飞往大本营之前，即早已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准备除了讨论我本集团军群的地位以外，再度提出最高层军事领导的问题。当所有的人都离开，只留下了柴兹勒尔将军一个人之后，我就要求容许我坦白的发言。 希特勒说：“请说吧！”他的态度虽不是冰冷的，但却至少是很有距离的。 我开始说：“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清楚的，造成我们现有的严重情况，并不能完全归之于敌人的优势，尽管那是十分巨大的。我们的领导方式也应负责。”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希特勒的表情也就硬化了起来。他用眼睛死盯着我，好像是想粉碎我的意志一样，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旁人的眼睛会表现出来这样强烈的意志力。他的面目固然可憎，但其唯一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可能即为这一双眼睛，现在他就想用这种魔力来迫使我屈膝。有许多人都曾为这种魔力所征服。但是我却仍然继续说下来，并坦白的告诉他像这样的领导方式是无法再打下去了。我说我应再提出我过去曾经两次向他所提过的建议。为了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他需要一个完全负责的总参谋长，在一切有关军事政策的事件中，他只应依赖他一个人的忠告。在东线这种安排的合理后果即为指派一个总司令——在意大利和西线上都早已采取这种办法——他在大战略的范围之内，应享有完全的独立指挥权。 又还是像上两次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我劝说希特勒对其处理军事问题的办法作一个彻底的改变时(实际上，也就是请他非正式的放弃指挥权)，他的反应总是完全消极的，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决定各个不同战区中所需要的兵力和所应追寻的攻击。他又说，无论如何，戈林是决不会服从其他任何人的命令。 至于说到在东线方面指派一位总司令的问题，希特勒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享有像他一样的权威。他高声的叫着说：“甚至于我都不能使这些元帅们服从我！难道你以为他们会更服从你么？必要时，我还可以撤他们的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大的权威。” 我回答说我的命令一向都是能够彻底执行的，他不再说下去，就结束了这一场谈话。 我这次努力又终告失败。希特勒之所以不愿意把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的原因也许是自视过高，对于其自己的权力具有过份的信心。甚至于在私下他也从来不曾认过错和承认一个军事顾问之需要。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不信任的心理作祟，这位独裁者一定要把陆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以防不测。 相反，我也完全认清任何想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发动一次政变)的企图，将会使我仍在战场上的野战军完全崩溃。俄国人想要侵入德国，正像英美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一样，使采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已在不能考虑之列了。 所以我必须两手空空回到我的总部中，既未能改善集团军群的地位，又不能使高层指挥获得合理的改组。不过我们还是不曾放弃为我们在第聂伯河的右翼获得行动自由和增强我们北翼(左翼)的努力。 由于在希特勒大本营中的会谈并无结果，所以本集团军群只好再继续执行在第聂伯河中的苦战。在北翼方面的作战，则以尽量阻止敌军包围第4装甲集团军和向南突破为原则，因为这样即足以使整个南翼的后方交通线被切断。 在整个1月间，在第聂伯河湾中的敌军仍继续倾全力来攻击我们还据有的据点。他们尤其是猛烈攻击第8集团军的东面正面——虽然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也得不断地击败敌人的攻击。后者不仅攻击在河湾之内面北的正面，而且也从南面攻击尼柯普桥头阵地。 感谢德国部队的英勇和这两位集团军司令所采取的许多应急手段，在这个战斗区中的敌人虽然在数量和物质上要比我们强过了几倍，但却仍只能获得有限的成功。尽管第8集团军的正面曾被迫向西退后少许距离，而基罗弗格勒也已被放弃，但敌军仍不能完成一个决定性的突破，以达到包围我方在第聂伯河湾中兵力的目标。 相反，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情况是变得日益困难。第4装甲集团军抵不住敌人的强大压力，为了使其正面的主要部分能够保持最低程度的连续起见，被迫放弃了贝尔地齐夫，向西和西南撤退，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情。更重大的危险是大约在1月6日左右，敌人又开始认清了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4装甲集团军右翼之间，和在第4装甲集团军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所存在的空洞，是能够给予我们以何种机会。在后述的空洞中，一个微弱孤立的第59军正在向罗夫诺作战斗的撤退。 现在已经显示，敌人已经停顿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以求在其暴露的侧面扩张他的机会。一方面准备用3个集团军(第18、第1近卫和第1近卫坦克)去击毁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翼，另一方面又派遣其第60和第13两个集团军向罗夫诺以北追击。 同时强大的俄国兵力(第1坦克和第40两个集团军)也向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隙中向南挺进。他们的矛头已经达到了乌曼——第1装甲集团军的补给基地——以北约20英里远的地方，并接近集团军群总部原有所在地的文尼察。在几天之前，由于俄军的突然挺进，已经使总部与右翼之间的通信连络被切断了，所以总部已经移往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最后，敌方的装甲兵力甚至于还暂时封锁了在齐美林卡(Zhmerinka)的集团军群铁路补给线。再往南去的铁路线就要通过罗马尼亚境内，而效率也更差。 在这种情况之下，集团军群总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之中选择一条。是先应付几乎完全暴露的北侧面的敌军攻击呢？还是先阻止敌人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突破呢？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同时应付两种任务。我们决定先解决第二个危险，因为这是二者之间比较迫切的一个。假使敌人被容许倾其全力从这个空隙中长驱直入，并向南直趋布格河游，则第8和第6两个集团军即有立即被切断的威胁。 相反，敌人在集团军群北侧面的继续前进，在最近的将来，还不至于对我们的生存构成直接的威胁。而希特勒迟早也必须调遣兵力来解救这个危险。但若南翼上两个集团军一旦被切断了，则也就会再无救出它们的可能性。至于唯一正确的解决，即为彻底撤退集团军群的南翼，以获得兵力来克服北翼方面的危机，却还是受到了希特勒的否决。 基于此种考虑，我决定首先集中一切的兵力，以阻止敌军通过这个夹在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的向南进攻。由于敌军向乌曼的方向突破，已经迫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基辅西南的地区中，将其西翼向南折起，所以也就使情况更为危险。现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是背靠背站着，后者的正面在第聂伯河湾中面对着东方。因为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仍在卡尼夫的两侧守着第聂伯河一线，所以德军的阵地形成了一种袋形，其顶点在北面钩在第聂伯河，其两边即为上述两个集团军的正面，分别向东及向西。假使在乌曼以北空洞中的敌人获得了成功，则他是太容易孤立这个在南面的“口袋”。当然，最合理的方法就是撤出它，因为把兵力用在此种防御中是很不利的。但是希特勒在这里也还是不愿意自动放弃第聂伯河岸。他仍然希望用这个突出地当作一个跳板，以便有一天可以收复第聂伯河湾的东部。所以这个“口袋”仍继续存在。不久以后，它就变成了齐尔卡赛包围圈。 集团军群的意图是准备用三路进攻的方式打击在这个夹缝中进攻的敌军。从东面，由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前进，第7军应该攻入敌军的侧面。它奉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从上述那个突出地中抽出，仅在第聂伯河留下一个微弱的防御屏障。以后该军不曾被围困在齐尔卡赛口袋之中，足以表示这个措施是有价值的。从西面，第46装甲军将攻入另一个侧面，目前该军还正在从法国调来东线的途中。从南面，第3装甲军，从第聂伯河湾中调来，用来迎击敌军，其任务即为用机动战斗牵制敌军，直到其他两军完成攻击准备时为止。 到了1月下半月，这个反击的准备就已经就绪。不过因为部队的数量太少，所以必须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而在第4和第1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洞此时又已经扩宽到了45英里。 在第一阶段中，第7军和第3装甲军击败了在这个空洞东部的俄国第40集团军。接着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第3和第46两个装甲军所作另一次向心式攻击的结果——第1步兵师、第4山地师和第18炮兵师都有重大的贡献——在空洞的西部又将敌方第1坦克集团军中的相当部分围歼了。第一阶段的数字，我已经找不到了，在第二阶段中，俄军被杀死的约为50000人，但被俘者却只有5500人，此外敌人也丧失了700辆坦克、200多门野炮和500门左右的反坦克炮。一共有14个俄国的步兵师和5个坦克或机械化军曾经受到了两次打击的影响，但毫无疑问，敌军至少有一部分逃出了包围圈。 当然，当这个作战还正在进行之际，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之间有关未来作战问题的争论也仍在继续发展中。我们一再强调应给我们右翼以行动自由，并放弃对第聂伯河湾的恋栈之必要，从作战的观点来看，这早就已经是一个不适当的政策。在一封由总参谋长转呈的信中，我又告诉希特勒说，决定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态度者，不是克里米亚的存亡，而是德军在后述两国的东疆之前能够维持一个完整的南翼。 集团军群总部同时也强调整个德军南翼的前途，最后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在集团军群左翼后方罗夫诺周围适合时机的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缩短右翼的正面，从北面集团军群方面抽调兵力和从克里米亚撤回第17集团军。除非我们能够赶紧在罗夫诺周围集中这个集团军，否则敌人即将在我们的北侧面执行一个大迂回运动，迫使我们整个南翼向罗马尼亚退却。尽管总参谋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且也一再努力的说希特勒听信它们，可是后者却仍然固执其死守不动的原则。我们不可能获得其对于长期作战构想的任何指示，除了再坚守下去以外。 甚至于事实上，陆军总部也相信敌人尚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可供运用。这是迟早都会动用的，所以更使这种领导方式显得不合理。希特勒既不将其对于作战前途的一般看法告诉这些集团军群总司令，那么任何人又如何可以在战场上作适当的指挥呢？敌人既然有预备兵力的存在，那么又怎样能够不作较远程的估计呢？我在下述的信件中，对于这种情况曾加强分析如下： 假使任何领导要想成功，其基础就是在所有各阶层上，一切政策都应有和谐的协调，这又有赖于上级应作明白的指示，并且对于从敌方获得的情况报告，应有一致的研判。集团军群不可以仅仅只从今天想到明天。它不可以只是奉命死守，而不考虑到敌人正在准备中的迂回运动。 所以我要要求陆军总部或者是采纳集团军群所早已呈报的情况研判，或者是明白的否决它，而把其自己对于前途的看法告诉下级。 假使最高统帅部对于集团军群在其自己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所作成的结论，故意装聋作哑，那么一个协调的政策也就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了。 当这一封信又不曾获得答复之后，我就又写了一封给希特勒私人的长信。我又再度说明集团军群的情况，敌人所具有的作战可能性，和我方部队的状况。我认为假使不依照集团军群的建议采取行动，则全盘情况将如何发展，那将是毫无疑问的。我又特别指出，应赶紧把兵力集中在集团军群北翼的后方，对抗敌人的迂回企图。这是至为迫切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说：“我的元首，让我这样的作结论吧，专就我们而言，问题不是逃避一个危险，而是要采取步骤克服我们不久即可能要被迫面临的危险。” 几天之后，这封信对于我与希特勒之间所发生的一次冲突中，也发生相当的关系。 1月27日，他召集在东线上的全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加上其他大批的高级军官，到大本营中来听训。他要亲自向我们说明在军队推行纳粹党化教育之需要。他认为军事情况愈困难，则“信心”愈是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又认为高级军官的选择也就应以此为标准。 甚至于在训话前的简单会餐中，我就可以从他的致词中感觉到他是并未忘记我在1月4日所作的批评。于是他在正式训话的时候，他甚至于当着那些劳苦功高的陆军将领们这样的说着：“假使有一天末日来到了，最后保护国旗的人应该真正是这些元帅和将军们。” 我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侮辱，而且希特勒的话也是故意侮辱所有的军人。因为大家都是惯于沉默的听训，所以没有人开口。但是我个人却感觉到这种侮辱实在是太强烈，所以血液遂向我的头上冲，因此当希特勒为了强调起见再度说出这句话时，我就冲口而出的喊着说：“他们将会如此的，我的元首！” 我这种表示自然与我对纳粹党的态度无关。我只是表示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侮辱，包括希特勒在内。以后我的同僚们也告诉我，他们心中的怒火正是像我一样的高，所以当我开口说话时，他们都叹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之感。 不过希特勒在以一国元首身份致词时，也许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被人打断话头的经验。他很明显吃了一惊，用冷冰冰的眼光朝我看去，喊着我说：“谢谢你，曼施坦因元帅！”于是他匆匆的结束了他的演讲。 当我正在与柴兹勒尔一同吃茶的时候，有一个电话来说希特勒要当着凯特尔的面前召见我。当我走入室内时，他向我说：“元帅，当我向将领们致词时，我不能容许你中途打断我的话头。假使你自己的下级如此，你也是一样的不能容忍。” 这是无从答辩的，所以我不作声。于是希特勒在盛怒之下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几天之前，你送了一份情况报告书。我想你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日记上来证明你的看法正确。” 这的确是已经太过分了。我回答说：“我写给你的信是私人性的，并不曾列入战争日记之中。你应该原谅我在这里要用一句英国人的讲法，我对于我的动机所能作的解释就是我是一个君子(Gentleman)。” 沉默无言。希特勒停了一会才说：“多谢你。” 在晚间汇报中，我又特别的被召出席，希特勒对我的态度又变得非常的温和。他甚至于与我商讨防御克里米亚的可能性。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忘记我上午对于他的顶撞。但是除了我与最高统帅的私人关系以外，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烦恼。 在1-2月间，有三个地区尤其成为新闻中的重要标题。它们的名称即为尼柯普、齐尔卡赛和罗夫诺。 奉希特勒之命，第6集团军归还A集团军群，自2月6日生效。他把这个调动的原因告诉柴兹勒尔，那的确是很奇怪的。希特勒希望把第6集团军中的两个师送往克里米亚，在那时这是已经绝望了。他现在解释说，他之所以要把第6集团军交给A集团军群指挥，其原因是因为在南方集团军群的手中，他无法调动那两个师。 就某一方面来说，我们把第6集团军交出去实在是很痛快，因为我们的烦恼事是已经够多了！不过我们却丧失了一个兵力的蓄水库，假使我们若能于适当时机撤出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则这些兵力也就尚可为我们所用，但这也正是希特勒所反对的。现在只有敌人才能迫使他放弃这些地区。 1月31日，敌军对于在克里弗罗格以东的第6集团军北正面和尼柯普桥头阵地开始发动新的攻击。这个桥头阵地立即被突入。经过了2天的战斗，敌军在该集团军的北正面也获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因为俄军在兵力上几乎占了2:1的优势。所以在12个步兵师与两个坦克军的攻击之下，我方第30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虽然它在前线有6个步兵师，在其后方又有两个装甲师，可是前者的兵员和装备俱感缺乏，实际上只能相当于一个战斗团，而装甲师却只有5辆可用的坦克！即使有这些勇敢的部队，迟早也还是会筋疲力竭。 第6集团军现在早已不归南方集团军群控制，所以我对于这个地区的战斗详情无法细述。事实上，一旦敌人已经突破了第6集团军的北正面，则在那里战斗的两个军和在尼柯普桥头阵地中的两个军就将完全被切断。这种发展是本集团军群早就已经预测得到的。到了这个时候，连希特勒也只好同意放弃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了。第6集团军在苦战之后，终于将其各军撤出了陷阱，但其代价却是装备损失相当巨大。若果能早日放弃该地区，则不仅兵力可以全师而还，而且也还可以把它们转用在集团军群的北翼上，可是第6集团军的兵力在作战上是已经消耗在错误的方向上，我们也很怀疑他们最后是否仍能抵挡着追兵的压力。 在集团军群正面的中央，当对于空洞东部的俄国第40军作了成功的反击之后，第1装甲集团军的机动部队遂又转往西部。不过当我方装甲师一经离开了第一个战场之后，敌军的兵力也就自动填入。 1月底，强大的敌军兵力，包括几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在内，突入了第1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从齐尔卡赛起，在第聂伯河上游还继续据有的突出弧形防线的西北地区。这个突入使敌人达到了第7和第42两个军的中间，并一直向南深入达齐芬尼果罗德卡(Zvenigorodka)地区中。 同时，敌人也已经攻击在齐尔卡赛西南地区中第8集团军面东的正面，并挟着第4近卫和第5近卫坦克两个集团军的生力军，突入了该地。他们向西深入，直到与从西北趋向齐芬尼果罗德卡突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敌军携手为止。这也就是说上述的突出地，连同第1装甲集团军的第42军和第8集团军的第11军都将被切断了。 当我在1月28日回到集团军群总部时，这样的情况也就在那里等候着我。为了肃清被围兵力的退路起见，必须立即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第1装甲集团军奉命立即结束其在左翼对俄军第1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并尽最快的速度放出第3装甲军。它应立即将第16和第17两个装甲师、元首卫队党卫军装甲师和巴克(Baeke)重装甲团投入新的危机点上，后者在上述的战斗中是早已有优异的表现。接着在后面即为第1装甲师。 第8集团军也奉命从其正面调派第47装甲军军部和第3装甲师，在突破点的方向上另行构成一个正面。第24装甲师也奉命从第6集团军中调来，以增援这个集团。但是当他达到时，希特勒又命令它返回A集团军群，因为尼柯普桥头阵地的形势是早已趋于紧急。事实上，又是太迟了而一无所成。 集团军群命令两个军——第1装甲集团军从西面，第8集团军从南面——攻击已经包围第42军和第11军的敌军后方及侧面。 集团军群用来救出这两个军的师数是相当的巨大。不过因为事实上，敌人在这个地区中，已经共挤满了26个步兵师和7-8个坦克或机械化军。为什么这样番号众多的理由，是因为俄国各师的实力，除了生力军以外，也都已经不足额了。 我们这两个攻击集团的任务是要首先切断敌方这些单位的后方交通线，然后再用向心的攻击来击毁他们。 很不幸，他们的集结首先因为雪，接着又因为泥泞而被延误了。不过一旦当他们可以行动之后，却还是能使敌军受到重创。这两个军报告一共俘获了700余辆坦克、600余门反坦克炮和150门左右的野炮，但俘虏人数却只不过2000以上。这可以证明敌军大部分都是由摩托化单位所组成。最后，泥雪交加终于结束了这次前进，当第47军可能牵制敌军兵力的大部分时，第3装甲军矛头即已经达到了距离包围圈西南正面八英里以内的某点。 集团军群的作战处人员曾经坐我们的指挥列车到乌曼去监督这两个集团军在战斗中的合作。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即设在乌曼，而第8集团军司令部也在其附近。当在乌曼时我曾经两次企图亲往前线视察，但每次我的车辆却都被深陷在泥泞或积雪之中。在这种地面上，俄国坦克的宽履带就要比我们的好得多了。 因为已经没有希望使装甲部队达到这个包围圈，所以我命令那两个被围的军向西南突围。此时他们已经四面受逼，现在留下来的空间南北约为30英里，而东面则只有10-12英里。俄国人于2月4日已要求他们投降。 在他们的军长，斯提麦曼(Stemmermann)和李布(Lieb)两将军指挥之下，这两个军在2月16日到17日之间的夜里开始突围。当他们向第3军前进时，后者也作了最后的努力，至少也调派了少数的坦克通过无底的泥海去迎接他们。在包围圈中的两个军已经奉到了集团军群的指示，使用其全部的炮兵和弹药支援这个突破。因为在深泥中，无法作越野的行动，炮弹打完之后，火炮也就留在原地不动。 我们坐在指挥列车中等候突围成功的消息，其内心中的焦急是不难想见的。2月17日凌晨1时25分，第一个好消息传来，突围部队已经与第3装甲军的矛头建立了接触。在他们之间的敌人已被击溃。到了2月28日，我们知道有30000人到35000人已经逃出了这个口袋。被围单位共为6个师和1个旅，但前线兵力早已减弱，所以这个数字应该算是已经能够代表战斗部队的大部分了。(注：在被围之前，根据发口粮的名册，两个军共为54000人。但其中有某些后勤单位根本不在包围圈内。)不过使人伤心的却是大部分伤兵均未能运出，而斯提麦曼将军在战斗中又阵亡了。 不过无论如何，这两个军是终于逃避了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同样厄运。希特勒又是要求死守，但最后还是同意集团军群的命令。后者在下达突围命令时，事先并未通知希特勒，以免他又出面干涉。 自然，火炮和重兵器的大部分都深陷在泥中。由于部队的超人努力，才勉强救出一小部分。这次被救出的6个半师很明显暂时必须退出前线。这种战斗力的损失虽然使集团军群的地位更为困难，但至少已经救出了两个军的战士，那却还是值得欣慰的。 在观察了那些参加突围的各单位之后，我的作战指挥所就又返回普罗斯库罗夫。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发展使我们有必须赶回之必要。 因为前述的种种原因，本集团军群已经竭尽其全力于2月间阻止敌人突破其正面的中央。当其右翼仍坚守在第聂伯河湾中时，它首先解除其被切断的危险。接着又救出在齐尔卡赛包围圈中的两个军。当这些任务均已完成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也就必然又注意到集团军群地区北面的发展。 此时，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是面对着东北方，实际上是相当的连续，从文尼察的东北到希皮托夫卡(Shepetovka)小镇以西为止。后者在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普罗斯库罗夫正北面，相距约为50英里。在希皮托夫卡，该集团军的连续正面告一结束。这条正面全长约150英里，由3个军指挥9个师来防守——5个步兵师、两个装甲师和两个装甲步兵师——他们的实力早已减弱，但却仍堪一战。在目前对于该集团军正面的压力已经减轻，敌军已经暂停前进。虽然如此，很明显，第4装甲集团军想凭这样的兵力，是决难对抗一个远较优势的强敌。 但同时又还另有一个危险，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地位而言，其意义是远较严重。在第4装甲集团军西翼的前面，一直延展到在其北面中央集团军群南界为止，现在有一个大空洞，其中几乎全无德国的存在。敌人迟早有一天，会从这个地区中对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这也就是象征着整个南方集团军群被包围了。即令这个真空地区的北部——平斯克沼地——是不适宜于任何大规模的作战，但是在第4装甲集团军正面，还是有一个宽达40英里从东到西的陆桥。从基辅经过日托米尔到罗夫诺的公路线也就通过那里。 为了封锁这座陆桥，这个集团军群已经把第13军移到了其极北翼上。后者由我在第38军军长任内的前参谋长，豪飞将军(Gen. Hauffe)所率领。他在1944年3月间，在其部队先头不幸战死了。从2月到3月，豪飞将军凭着极少量的兵力，阻止了敌军在公路两侧的前进，累次逃脱了远较其强大敌人的锥形运动。在北面的平斯克沼泽地区之内，另有一些警察单位看守着从基辅到波兰的大铁路。 当然，面对着巨大的优势，这个孤独的第13军很难使敌人的前进延迟得太久。早在2月初，罗夫诺镇被攻陷，结果使第13军必须向西退往杜布罗(Dubmo)。 乌克兰的总督柯赫(Koch)本是驻在罗夫诺，当然不失时机的溜走了。希特勒却要杀那个应对镇失陷负责的将领，据柴兹勒尔说，甚至于凯特尔也要求把那里的最高指挥官立即枪决。柴兹勒尔力表反对，劝希特勒应听取将领们的意见。戈林也就插入了进来，他说：“呵，您不能这样做，若如此也就丧失了国家元首的尊严。”不仅这是戈林所不应过问的事情，而且他也最无权利来指责他人不尽职。这也可以证明他是如何痛恨陆军将领和陆军的全体。事实上，希特勒却没有接受凯特尔和戈林的建议，而只命令开调查庭，结果原有被指控的军官无罪，而负责罗夫诺地区的师长却被宣判了死刑。以后又由于我的解释，希特勒还是赦免了他。 现在再回头说到第4装甲集团军。虽然我已经说过在这个集团军的正面，目前暂无威胁，但是很明显，其北面的广大领土，只由极少数兵力来防守，不久即将成为敌方攻势的基础。敌军可以向西直趋利沃夫和向南迂回该集团军。 为了预防这种危险的发生，本集团军群曾经一再要求在罗夫诺地区中集结一个集团军，但始终不曾办到。最高统帅部既不从其他地方抽调兵力(例如北面集团军群或克里米亚方面)，又不准南方集团军群可以自由调动其南翼。 这是不用说的，在齐尔卡赛战斗完成之后，集团军群总部已经从其正面的中央，抽调强大兵力前往左翼方面，到了3月15日即已达到了指定地位。但是我们却向陆军总部强调表示，这些兵力在遭到另一次大规模攻击时，最多只是使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他们并不能应付对于该集团军西翼的大迂回运动。因为战局的决定是注定了在北翼方面，所以对于后者是必须要另加兵力。不过就目前而言，对于这一方面最高统帅部却仍未作任何决定性的措施。 很明显，希特勒假定敌军的攻势力量早已衰竭。此外，他也以为泥泞季节即将来临，足以使俄军无法采取任何大规模的行动。诚然，我们在2月中间为了拯救在齐尔卡赛口袋中的两个军所发动的攻势，曾经因为泥泞雨雪之故而被迫停顿。但是若认为真正的泥泞的季节已经来到，则还是未免言之过早。 至于希望等候敌军攻势力量的衰竭，那却必须要先考虑到我们自己已经减弱的部队实力。为了供陆军总部的考虑起见，集团军群提供了一套数字，以显示双方的相对损失和补充情形。 我们从许多的战俘讯问中得知在1943年7月到1944年1月之间，面对着我们的敌军已经接受了总数约108万人的补充。这个数字也就相当于敌人在同一时期中所受到的损失。相反，南方集团军群在这同一时间之内，所受到的损失，连同死伤失踪在内，共为405,409人。而所获得的补充人数则共为221,893人。所以尽管敌军的损失远比我们巨大，而其步兵的战斗价值更是每况愈下，但是兵力之对比却还是使我们益形不利。 在装甲单位方面，俄国一个坦克军的现有实力平均为坦克50-100辆，只有一个例外仅为20辆。其计划中的编制则为200-250辆。对比的说来，我们自己的装甲师中能供战斗之用的坦克，最多不过30余辆。只有最近调来的装甲师情况较佳，其他的则都是每况愈下。一共算起来，面对着我们的敌人在这个阶段中，已经大致接受了2700辆新坦克，而我方连同自行突击炮在内，也只有872辆。上述数字还未将敌人的大量预备部队包括在内。 我们所属各集团军提供的数字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其中不无重复之处，尤其所击毁的坦克数量。依照这种估计，敌军的损失如下：

月份	俘虏	坦克	野炮	反坦克炮
1月	17,653	2,873	588	2,481
2月	7,700	1,055	200	855

这些数字足以表示红军在这个阶段中在装备方面是已经很够充实。他们已经不必再使用人海战术了。此外这些数字也显示俘虏人数与所俘获和毁灭的物资数量是如何不成比例。俄军不是常常放弃其重兵器以避免被俘(那也可能表示其战斗士气的低落)，就应该是已经受到了重大的死亡损失。 至于说到希特勒自己的态度，我与柴兹勒尔将军之间在2月18日作过一次电话中的谈话，那是极有意义的。在指出我们北翼上所可以预料到的危险之后，我曾经请他注意双方兵力的比例，和我们比起其他的集团军群，都甚至于还不如的情形。以下是我的参谋所记录的有关谈话的一个片段： 柴：我对于这个问题又已经与元首作了一次长谈，并详言其可能的后果，但仍无结果。 我：那么他对于我方未来的作战采取何种看法？ 柴：他说俄军不久就一定会停止攻击。自从去年7月起，他们就一直不停的攻击，所以不可能再进了。于是我问，“我的元首，假使您是俄国人，您将会怎样？”他说：“什么都不怎样。”我就告诉他说：“好吧，我一定会攻击，我一定要打到利沃夫！” 不过很明显，希特勒仍继续希望疲惫和天气会使敌军的攻势告一结束。他告诉我们说，到了5月间就会有新的师供他使用。假使他若能把这些所需要的人员和装备用来补充我们那些有战斗经验的各师，则情况也许就会不大相同了。 最高统帅部从来不肯放弃任何的东西，以求在决定点上获得比敌人较强的兵力。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到了1944年3月间，这张支票也就到期了。我们所应该偿付的，第一件首要的是德军在1943年不曾倾全力来在东线上作一次摊牌，以求至少形成一个僵局，或是在西方的真正第二战场尚未开辟之前，使俄军的攻势力量归于消耗。 第二个大错就是坚持到底的使东线的南翼握着东面的堡垒不放手，最先是在顿涅茨盆地和库班半岛中，然后是在第聂伯河湾中和克里米亚，都使敌人有了切断他们的机会。最高统帅部忽视了决定最后结局的不是为了这些地区的争夺战，而是在北翼上，因为敌人可以从那里把德军的整个南翼围歼在黑海岸上和罗马尼亚的境内。自从“卫城”作战以来，这就一直都是决定点。 现在是已经太迟了！1943年已经一事无成的溜走了。今后是否还能形成一个僵局，那就要看1944年西方盟军的入侵结果来断定了。但是首先要结帐的却还是东线的南翼！希特勒希望在2月底，由于俄军实力的衰弱和泥泞季节的来临，将会阻止敌军攻势，现在至少已经证明是落空了。 固然的确是如此，感谢德国部队所发扬的英勇精神，敌军的收获也是得来不易，其代价为巨大的牺牲。其步兵单位的素质显然已经直线下降，因为他们把所有收复地区中的壮丁都一律强迫征召入伍。但是明显的事实却是他们仍有充分的生力军可供调用。尽管由于损失惨重之故，其坦克或机械化军的坦克数量也已经减少，但比起德方的装甲师却还多了几倍。在德军方面，尽管从后方单位中去搜寻人力，但仍不足以补充缺额。我们在B梯次单位和补给纵队中早已录用了大批当地志愿人员——主要为乌克兰人和高加索人——他们都能绝对忠于职守，都愿意为德军战死，而不愿意再受共产党的统治(尽管纳粹党的党局在占领区中所推行的政策是那样的恶劣)。 3月初，泥泞季节终于来到了。不过最初对于我方都是比对于俄军更为不利。上文早已说过，由于它们的履带较宽，所以俄国坦克在雪地和泥泞中是具有较大的机动性。而且同时，敌方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美国卡车。它们具有越野性能，而我们的卡车却限制在少数几条坚固的道路上，所以敌人坦克和机械化军中的步兵单位也可以迅速运动。所以我方的机动部队必须经过遥远的距离和延误相当的时间，这样自然也就不是一个较机动敌人的对手。 除非等到泥泞已经暂时使敌方攻势停顿，否则本集团军群就仍有维持一个强大北翼之必要，而且不久以后，战斗又还是可能会继续进行。 当然，敌人同时也继续攻击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和我们自己的第8集团军。这一个翼仍然是向东突出着，所以经常有被敌军击碎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会使俄军有了收复比萨拉比亚和进入罗马尼亚以及巴尔干其他各国的机会：这也正是罗斯福所急于想奉送给“乔大叔”(Uncle Joe)的礼物。 尽管如此，德军还仍然能够在这一翼上作弹性的撤退，当第6集团军的正面大形缩短之后该集团军中即可以节省出来相当的兵力。它仍然可能在布格河或聂斯特河下游构成一道适当的防线，使敌人无法越雷池一步。 早在2月22日，我们即注意到了面对着第8集团军南翼的敌人，已有准备新攻势的模样，集团军群即要求该集团军应有作闪避行动的自由。因为左翼方面更需要兵力，所以我们也就无法增援这一方面。但是第8集团军能否采取此种弹性战术，则当然又要看其南面的第6集团军是否能够合作而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要事先获得陆军总部同意的理由。 毫不足怪的，希特勒是不会同意的。相反的，当第6集团军的绵长防线上发生了新挫败时，本集团军群还被迫将更多的兵力(第3和第24两个装甲师)用来发动攻击以支援他们。 不过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若沿着黑海岸向A集团军群进攻，则远不如在北翼方面那样易于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假使敌军集中最大量的兵力在这一方面，那么也许在泥泞季节开始之前，他们就早已能够突破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他们首先可以占领从利沃夫通过齐美林卡(Zhmerinka)进入乌克兰南部的铁路线。这也是德军整个南翼的主要补给线。接着若继续向南前进，则敌人也就可以达到南翼的深入侧面和后方上。 很明显，敌人一定会利用南方集团军群北翼和中央集团军群南翼之间的空洞，集结另外一支强大的突击兵力。其任务为绕道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或如柴兹勒尔将军所说的，直趋利沃夫。2月底，俄军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总部在该地区中出现，对于这种意图更是一个明确的指标。当本集团军群的左翼受到了这样的迂回之后，则我们必然被迫向南退却。反之俄军通过利沃夫，即可以自由的进入格里西亚或波兰本土。这一类的发展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加以阻止。 当在齐尔卡赛附近解救那两个军的战斗已经结束，和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在这个地区中重建接触之后，集团军群总部即已命令将其兵力彻底的调往左翼方面。在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抽出了第3装甲军的军部和第1、第11和第16三个装甲师。接着就还可能有第17装甲师和炮兵师，跟在后面一同前往在第4集团军群后方的普罗斯库罗夫附近集结地区。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也调来了第7装甲师、元首卫队师和一个重坦克营(第305)。这些单位集中在塔尔罗普附近，由第48装甲军指挥。第3装甲军的任务是要阻止敌军在普罗斯库罗夫以北正面的突破，第48装甲军则应阻止敌人取道塔尔罗普对西翼的包围。陆军总部所允许给予的3个步兵师(第68、第357和第359)也应开入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这些师的调动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道路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也不容许任何迅速运动。结果他们在3月中旬以前不能达到其指定的目的地。 在那个月的月初时，集团军群同时也命其集团军地区向左翼方面进展。其目的是为了要使第4装甲集团军能够照顾在塔尔罗普和杜布罗之间现在已获有特殊重要性的地区。这个集团军把其现有的正面，那是以希皮托夫卡为终点的，移交给第1装甲集团军，并接管从塔尔罗普以东到杜布罗为止的地区。不过在此时能用的兵力就只有第48装甲军，那是正在忙于在塔尔罗普附近从事于集中的工作；第13军，正在杜布罗附近作战；而在柯威尔还有一部分警察单位。第1装甲集团军又把乌曼以北的地区交给第8集团军接管。根据陆军总部的命令，在该集团军右翼方面的各军又移交给第6集团军接管。 3月初，集团军群总部首先移到卡门尼克-普尔多斯克，再移到利沃夫，以便位置在这个主要左翼的后方。我们曾经奉希特勒的命令，不得进入罗马尼亚的境内。 上述的措施能否阻止敌人在泥泞季节以前所发动的任何攻势，也还是大有辩论之余地。我们曾向陆军总部一再强调说明，必须赶紧调相当于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即15-20个师)来到利沃夫。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本集团军群的左翼受到大规模的迂回。(不过，假定希特勒口中所说的新军，是不适宜于这个目标。要想抽调兵力则必须再缩短北面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正面，并撤出克里米亚。) 不用说，假使在集团军群自由的地区中，将兵力作如此的巨大抽动，则对于第8和第1装甲两个集团军而言，将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因为只要地面和天气一许可他有这种机会，则敌人就会继续向他们进攻。敌人在这方面的目标是朝布格河中游的方面上突破，并攻占在文尼察和弗兹尼森斯克(Vozhessensk)的渡口。 不过事已至此，集团军群就必须要在两害之间取其轻。若从全局上看来，毫无疑问，敌军若从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和面对着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来攻，其祸害还要算是较轻的。若是能把第6集团军撤到布格河的后面，或者最坏撤到聂斯特河的后面，即可以抵消这种前进的作战效力。相反，若是敌人对集团军群左翼方面获得了一个决定性成功，那么其后果也就无法挽回。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目标就是要倾全力阻止俄军深入到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侧面，或是直趋利沃夫，直到泥泞季节完全生效时为止。因此，其右翼，以及A集团军群的全部，将有被迫再向西撤退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应该接受的冒险。 虽然天气阻止我们的飞机侦察，使我们无法知道敌军的运动和集中详情。到了2月底，集团军群仍能对于敌军的意图作下述的研判： 最近发现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将集中在罗夫诺地区中，以包围集团军群的西翼。 第1乌克兰方面军将攻击现由我方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的在普罗斯库罗夫两侧西北的正面。 第2乌克兰方面军将会继续向第8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发动攻击，若能渡过布格河之后，就将向捷罗维兹(Czernowitz)挺进。 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将会继续企图击溃第6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右翼。 3月3日，在集团军群左翼第4和第1两个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敌人开始进攻了。优势的敌军，包括1个坦克军在内，在杜布罗的周围围困了第13军。敌军的攻击主力由两个坦克集团军另加第60集团军来担负，其目的为越过普罗斯库罗夫-塔尔罗普一线，向南突破，其意图很明显就是切断集团军群的最重要交通线——只要天气仍能允许——更将一直越过聂斯特。同时，俄军第18集团军也正在企图压迫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向东南撤退。 下述的表解可以大概的显示这个阶段中的相对兵力：

战线	3月9日的敌军	2月29日的我军	我军据守的地区
面对第6集团军(属A集团军群)	62个步兵师、3个坦克或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1坦克军(休息中)	18个步兵师(约)、3个装甲师	--
面对第8集团军	57个步兵师、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	5个步兵师、4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	95英里
面对第1装甲集团军	37-40个步兵师、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	8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装甲师	112英里
面对第4装甲集团军	18个步兵师、5坦克或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	8个步兵师、1个防御师、1个警察部队、9.5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	320英里

2月底由于集团军界线之调整，本集团军群的兵力又有下述的调动：

从	调往	兵力	正面长度
第1装甲集团军	第8集团军	3个步兵师	37英里
第4装甲集团军	第1装甲集团军	5个步兵师、3.5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	125英里

当我在3月4日访问希皮托夫卡的前线时，第59军的地位早已十分的严重。敌军已在该地两侧突入我方的防线，并准备东西夹击以包围该军。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该军必须退却。由于该军军长夏尔兹将军(我过去的参谋长)的坚决领导，再加上第1装甲师的协助，才算是成功了。但是敌人并未放弃其企图，而继续向普罗斯库罗夫前进。 那两个已经调到了这一翼后方的装甲军现在也开始投入战斗。第3装甲军从普罗斯库罗夫向西北进攻，以击碎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军。第48装甲军则奉命攻击趋向塔尔罗普的敌方装甲兵力。 3月7日，敌军在这个地区中已经一共用到了22-25个步兵师和7个坦克军或机械化军的兵力。 3月初，敌军又开始向第8集团军左翼发动一个攻势，在两个星期之内，他们又已经把在齐尔卡赛战斗中所受到的损失补充起来了。当我们刚刚把两个军从这个地区中抽调到集团军群左翼后方之后，敌军也就开始向乌曼方向进攻了。敌军在突破中一共用了20个步兵师，终于击溃了我方的第7军，到3月9日他们已经到该城的门外。 在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敌军也同样继续进攻，并向布格河河口上的尼古拉耶夫(Nikolayev)达到了一个突破的目标。 在3月7日送给陆军总部的情况报告书中，集团军群总部说只有努力的打下去，一直等到泥泞使敌军行动自动停止时为止。不过同时，我们又强调说明当泥泞季节终了时，在塔尔罗普-纳克-利沃夫地区中集结一支足够的兵力，实具有决定重要性。这样才能阻止敌军攻入利沃夫，又或者当敌人企图从塔尔罗普向南进攻时，即可以威胁其侧面。所以目前集团军群的主要考虑就是必须争取时间，并且在泥泞迫使敌军停止前进之前，更应努力使其部队保持战斗能力，甚至于再放弃一点土地亦在所不惜。不幸，在此以前已浪费了不少时间。 在这个阶段的作战中，希特勒又自以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新方法阻止敌人的前进。他宣布某些铁路或公路的焦点为死守的据点。对于每一个据点，指定一个军官负责死守，要他们立下军令状。希特勒认为只要封锁了这些要点，即足以迟滞敌军的前进。事实上。却从开头起即证明这完全是妄想。这种没有适当工事和守兵的据点，迟早一定会被攻陷，而不能达到其预定的目标。集团军群总部每次都是在它们尚未被围之前，即设法将其放弃。只有一个例外即为塔尔罗普，结果只剩下了少数残部突围而出。以后在1944年中，希特勒这种方法更使我们受到了相当的损失。 为了执行争取时间和使部队免受包围的政策，集团军群于3月11日，当敌军已经突入了第8集团军正面的左翼时，就命令该集团军立即撤退。两天后，因为同样的原因，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也撤到布格河的后方。在其左翼方面，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在普罗斯库罗夫地区中继续作战，以重建其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接触，并解除其右翼方面的压力。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阻止在塔尔罗普以东敌方装甲兵力向南直趋聂斯特河，并迫使第1装甲集团军向东南撤退。同时，把陆军总部所提供的3个师也投入战斗，肃清从利沃夫经过塔尔罗普到普罗斯库罗夫之间的交通线。 不过自此以后，情况就演变得更为迅速了。到了3月15日，敌军几乎完全毁灭了第8集团军的左翼，使乌曼与在文尼察的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显出了一个大空洞。敌军再继续向西南挺进，已经把5个集团军(包括1个装甲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第8集团军地区中，送过了布格河。尽管后者已经把一切可抽调的兵力，从右翼调往左翼，攻击现已渡河的敌军，但是很明显已经无法再利用布格河来当作一道防线，也不能再恢复其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接触。相反的，正在渡河中的强大敌军又还可以迫使第8集团军向南撤退，并赶在它的前面达到聂斯特河。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敌军也一直进到了文尼察以南的布格河。虽然希特勒立即宣布该镇为死守的据点，但事实上无法久守，因为那至少需要3个师的兵力，这又从何处寻找呢？在该集团军的左翼，普罗斯库罗夫以西，敌军更有用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作一个迂回的趋势，它一共指挥3个坦克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陆军总部所提供的步兵师作了一个成功的攻击，使目前可以稳住了在塔尔罗普地区中的情况。对比的说来，第13军在向布罗地的方向上撤退时，却又有受到包围的威胁。 从全局上看来，在集团军群右翼，显然已经没有再据守布格河的可能性。早在3月16日，已经渡过了布格河的敌军，以1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向西直趋最近的聂斯特河渡口。3个其他的集团军，其中1个为装甲的，正在向南旋转以打击第8集团军的北侧面。同时，第1装甲集团军的两翼也都有被包围的危险。尽管在塔尔罗普获得了一次成功，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第4装甲集团军是无力阻止敌人进向利沃夫或向南迂回。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中，我又被召前往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几天之前，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曾经来访问我，要我在一个很奇怪的文件中签名。这是一份由所有的元帅们签名向希特勒效忠的文件，来对抗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席德里兹将军(V. Seydlitz)所发表的宣传。这个主意也许是希孟德本人发明的，他也许以为这样可以增加希特勒对于陆军的信心。因为除了我以外，所有的元帅都已经签了名，所以我当然也只好勉强照办。(值得注意的是希孟德早把穆德尔列入了名单，尽管那时他还是一位上将。)我若是拒绝则无异于是暗示我同情席德里兹的活动。不过我却告诉希孟德说，从军人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一位德国军人会理会此种宣传。3月19日，由伦德斯特元帅代表将这个文件呈送给希特勒，许多三军高级将领都在场观礼。希特勒当时似乎很感动。可是这却太有背于军人的传统！ 因为希特勒累次拒绝我的建议，并不肯承认现实，所以这种效忠的表示不禁使我自己反问是否仍应恋栈不去。就军事方面来说，我实在不能否认希特勒在领导方面的错误。尽管我很希望能够引退，但因种种理由使我不能走开。有许多次，当希特勒不听我的忠告，或尝试干涉我的工作时，我就曾经告诉总参谋长请他转告希特勒另请高明。不过每次又因为责任感之故，又打消辞意。因为我的离去，其意义并不仅是一位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去留而已。良心使我感觉到无权把我自己的部队弃置不顾。不过有时为了迫使希特勒让步起见，又不得不采取用辞职手段当作最后的威胁。 上萨尔茨堡的集会使我有机会再劝希特勒对于日益严重的情况作一次思考。我的建议如下： 一、将第6集团军立即撤到聂斯特河的后面。这个集团军现在仍然位置在布格河下游以东的一个突出地中，并且需要太多的兵力。A集团军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元帅本人也早已作此项建议。 二、把从第6集团军中所节省出来的强大兵力，迅速向北转移到在聂斯特河和普鲁特河(Pruth)之间的地区中(后者为罗马尼亚的旧国界)，预防第8集团军被迫从聂斯特河向东南撤退。 三、A集团军群应与罗马尼亚的兵力共同负责保护罗马尼亚，或在聂斯特河，或在普鲁特河建立其防线。 四、迅速增援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以阻止敌军迫使它退向喀尔巴阡山中，或直趋利沃夫。 我又补充说，这种解决会暂时使A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之间造成一个缺口。不过敌人若企图从这个缺口中取道匈牙利向巴尔干挺进，则当我们接到希特勒所允许在5月间给予我们的增援之后，即可以从北面攻击敌军的背面。 不过希特勒却拒绝考虑任何这一类的远程构想。他仍决定A集团军群应留在布格河，并宣布对于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只能给予以小规模的援助。 3月22日，我又把一个详细情况研判报告送给柴兹勒尔将军，再度提出上述的建议，其理由有两点：一、目前战斗部队的情况。二、现有的局势已经使第8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正面无法连接。所以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A集团军群(第8集团军应拨交给它)应掩护罗马尼亚，而南方集团军群则应阻止敌军向西进入喀尔巴阡以北的地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4装甲集团军应守住其现有的地位，换言之，也就是要不惜代价来增援它。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应与第4装甲集团军联合在一起，以防其自己被迫向南移动。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喀尔巴阡山地中的隘道，则应由匈牙利部队来加以扼守。 匈牙利人多少是被迫投入战争的，其眼睛还是固定在希本布根(Siebenburgen)上，它是在1918年割让给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虽同为我们的同盟国，但彼此之间却势如水火，他们各自保留着精兵以备不时之需。在1942-1943年冬季中的顿河战败后，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也都先后撤出了前线。 不过，安东奈斯库元帅不久又再度提供兵力以担负亚速海的海岸防御。他同时也容许罗马尼亚部队构成第17集团军的一部分，最先是留在库班桥头阵地中，以后又退入克里米亚。现在他又提供新的兵力加入A集团军群。 在把他们的集团军撤出了前线之后，匈牙利人就只在乌克兰留下了少数几个师的兵力。他们也明确要求不让这些兵力与俄军发生任何的战斗，所以每当前线接近之后，我们就赶紧命令他们后退。他们的任务就只限于在交通地带中防守公路和铁路，对付游击队。 但是现在的情况对于匈牙利而言也同样紧急。为了防御喀尔巴阡山地和到聂斯特河为止的地区，我们必须要利用其还保留在国内完整未动的兵力。可是匈牙利政府的态度却变得更有问题。3月15日，林德曼将军从陆军总部来，带来了密令说一旦匈牙利反叛，就应立即解除匈牙利部队的武装。很侥幸，我们得免于执行此项任务的需要。在霍斯(Horthy，匈牙利摄政)访问了上萨尔茨堡之后，3月23日匈牙利第1集团军遂交由我们指挥。其所辖两个军都由1个摩托化和4个步兵师所组成，但他们却都尚有待于动员！此外，匈牙利的兵器在数量和素质上也都不够与俄军装甲兵力交战的标准。尽管如此，这些兵力据守喀尔巴阡山脉阻止俄军前进，那却还是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俄军在山地中很难使用其装甲兵力。第一次大战中，俄军在这个山地中即曾吃过大亏。当然，一切又都要看匈牙利人有无坚强的领导而定，就这一方面来说，下述的事实使我感觉到未可乐观。3月28日，匈牙利总参谋长拉卡托斯将军(Gen. Lakatos)和其第1集团军司令来拜访我们。他们向我们的要求所表示的反应，就只是诉说他们的部队是如何无准备和如何缺乏反坦克兵器。所以我们无法不获有一种影响，认为在匈牙利陆军中的某些高级人士并不想认真保卫国土。他们不知道俄国人来了有什么利益？ 3月19日，我在上萨尔茨堡接到转来的情况报告，得知本集团军群的情况又已经更趋于恶劣了。第8集团军虽已经把一切可调用的装甲兵力都用在左翼，但却仍不能避免后者在西面受到迂回和被迫向南退却。因为希特勒不同意我们所建议的解决(即从第6集团军抽调兵力投掷在这一点上，并同时撤退后者)所以我们就只好劝说安东奈斯库元帅，提前将其兵力交给我们使用，以便将第8集团军的正面向西北延长。事实上，安东奈斯库本来只同意用他们来防御普鲁斯河的。 除了第8集团军的危机以外，本集团军群北翼的情况发展尤为恶劣。现在它已经不能维持其在布格河的右翼，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据守着一个面对东北的正面，大致从聂斯特河延展到奇布鲁克河(Zbrucz)上，后者也构成波兰的边界。在西面，上文已经说过，第4装甲集团军用一个反击已经稳住了在塔尔罗普以东的情况。 可是到了3月20日，敌人又使用了两个坦克集团军(第1和第4)，在我方两个集团军的界线两侧分别突破，并向南朝聂斯特河游进攻。3月23日，这两个俄国坦克集团军的矛头就早已接近在捷罗维兹以北和卡门尼克，普尔多斯克以南的聂斯特渡口。这样也就使敌军横跨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交通线。危机已经变得至为明显，集团军群也已经命令该集团军缩短战线，以求抽调兵力来肃清其后方。第4装甲集团军中的一个战斗群，由毛斯将军(Gen. Mauss)指挥，也改交第1装甲集团军控制，当所有其他的兵力都被敌方两个集团军所赶走了之后，这个群就好像中流砥柱一样的屹立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这支兵力的任务即为阻止跟在敌方装甲矛头后面的主力，切断前者的补给线。 很明显，这些措施并不能恢复集团军群北翼上的情况。虽然就目前而言，只不过是一支装甲兵力深入到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不过从各种迹象上来看，这个集团军已经遭到了包围。要想在喀尔巴阡以北建立一道持久性的防线，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撤出。 3月23日，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提供兵力，肃清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我们认为这些兵力可以从匈牙利抽出，因为它已经被占领。3月24日，我们接到了答复，不仅要求第1装甲集团军守住其现有的宽广正面，并且还要向西延伸到塔尔罗普，并肃清其交通地区中的敌人。 于是集团军群在同日正午再提出报告说，假使到15时对于前次的要求尚未能获得满意答复，就只好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围了。到了16时，我们又接到了“所罗门”式的回答，希特勒一方面同意第1装甲集团军肃清其西面交通线的基本构想，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继续据守其在聂斯特河与塔尔罗普之间的现有正面。可是这个集团军从那里去寻找这样多的兵力，那却是一个哑谜。这正像1942年12月间在斯大林格勒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希特勒一方面允许第6集团军向第4装甲集团军的方向上突出，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守住该城不得放弃，换言之，也就是不让第6集团军集中必要的兵力。 当我从电话中向柴兹勒尔将军指出希特勒这种要求是如何不可能时，他回答我说后者根本就不曾了解情况的严重。虽然如此，在那一天黄昏时，我又还是奉命于次日到大本营会谈。 正在此时，我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胡比上将(Gen. Hube)之间发生了冲突。胡比虽然也承认这个集团军的地位是不能再留，但他却不愿意向西突围，而只想向南退往聂斯特河。就当时而言，这当然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路线。因为若向西走，则必须冲过两个俄国坦克集团军的阻拦，而逃往聂斯特河则几乎可以不必需要任何认真的战斗。 但是我却不能接受胡比的意见。第一点，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与在西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重建接触，否则即无法阻止敌军突入喀尔巴阡北面的格里西亚。若是采取南面的退路，则该集团军最好也不过是退往山地中，甚至这一点都没有把握。从表面上看来，越过聂斯特河的路线似乎是危险性较少。但若仔细观察即可以看出来它足以酿成大祸。该集团军缺乏架桥材料在宽广正面渡河。若只从现有的桥梁上渡河，则将暴露在敌方空军攻击之下，并将丧失多数的重装备。更坏的是敌军早已从第聂伯河南面前进，于是迟早第1装甲集团军就会受到包围了。 所以我明告胡比将军，集团军群将不准许他的集团军退向聂斯特河的南岸，而必须命令其向西突围。甚至于在我飞往上萨尔茨堡之前，即早已向他警告，要他立即向西攻击，首先与在齐布鲁克河的那个战斗群相会合。 3月25日上午我从利沃夫起飞，如期赶到贝格霍夫(Berghof)参加午间的会议。在向希特勒说明第1装甲集团军的情况时，我强调其东北两面都已受到敌军的强大压力，从长期的观点看来，其疲兵久战的各师是决支持不下去的，尤其是空运补给又不适当。我更补充说，在该集团军的深入西侧面，敌人已经切断了其后方交通线，而在聂斯特河之南，敌人又威胁其背面。我说在这种情况中，除了命令该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向西突破，肃清其补给线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重建接触以外，实更无其他的途径。使用这样的战术，甚至于可能切断那两个在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作战的敌方集团军的交通线。该集团军的其余兵力应向东方和东北方掩护这个向西的突击，该集团军的南翼仍应留在聂斯特河。所以我又说，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同意胡比将军的意见，将这个集团军撤到聂斯特河的南岸去。第一点，作战上的理由要求必须把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集中在喀尔巴阡以北的地区中。第二点，因为任何向该河南岸的撤退都可能使第1装甲集团军最后将遭受围歼。此外我又说，这个突破能否成功就要看第4装甲集团军是否能同时从西面来攻，因此又必须立即增援后者。 希特勒回答说，他无法抽调兵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只要他在西欧还等待敌人入侵，就无法从那个战场上抽调兵力。同样，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在匈牙利的兵力也不能抽动。此外，他也不肯考虑缩短第1装甲集团军的东方正面，以集中兵力向西突破。 于是希特勒和我自己之间开始发生了激烈辩论，他说我对于集团军群今天所处的不利地位应该负责。前几天柴兹勒尔告诉我说，希特勒指控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的兵力。我当时曾经要求柴兹勒尔告诉希特勒，因为这些兵力都是零零碎碎的投入战斗，而且也总是太迟，所以集团军群对于这些师只有这样的用法。假使希特勒早就把我们所要求的强大兵力给予我们，或是给予我们南翼以行动自由，则他在今天将可以不必抱怨！柴兹勒尔也完全同意于我的见解。事实上，自从“卫城”作战以来，几乎一切的情况演变都受着这个因素的影响。 现在希特勒就断言我们都是在耍弄“大战术”。他说去年秋天，我们告诉他应该守住第聂伯河一线。当他最后勉强批准撤到该河之后时，于是我们又宣布因为敌人在基辅突破之故，又必须撤退了。我告诉他这是势所必至的。因为要我们分散兵力在南翼上据守顿涅茨和第聂伯河地区，而不让我们加强北翼的人就是希特勒本人。 接着希特勒宣布依照空军的报告，只看到极少数的敌方坦克，而整个德军的单位却在他们前面奔逃，所以使正面不断向后撤退。因为希特勒所接获的空军报告都是由戈林提供的，所以可以想见他是在从中挑拨。 我回答他说，假使战斗部队不再能挺身而斗，其原因应该是体力溃竭、疲劳过度和实力太不足额。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尤其是那些高级指挥官实际上都是英勇而有经验的军人，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制止部队抵抗力的崩溃。在我们的报告中，曾经一再提到这一点。 因为这些争论都没有结论，我就想抓着一个重点：坚决要求让第1装甲集团军集中其装甲兵力向西突破，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一起。我坚持在这一天必须下达命令，而且除非第4装甲集团军也能从西面夹攻，否则决无成功之可能性。 可是希特勒又拒绝这个要求，命令在夜间汇报中继续讨论。尽管双方的意见距离极远，但他却还始终维持着正常的礼貌。在离开会议时，我送了一张条子给希孟德将军，说我想与他到外面去一谈。我要求他转告希特勒，除非他接受我的建议，否则我就认为无恋栈之必要。我希望他考虑接替的人选。 下午我的参谋长布希将军有电话来，说胡比又再度提出紧急要求，想向南退过聂斯特河，而不愿向西突围。黄昏时，该集团军又直接来电说向西突破是实际不可能的，并坚持正确的解决是向南进行。布希将军对于第一要求早已拒绝，现在就要求我作最后决定。我立即命令仍应遵照原有指示立即向西突围。 当我出席夜间汇报时，希特勒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说：“我已经考虑过，决定同意你的计划，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破。同时也决定把1个党卫军装甲军(下辖第9和第10两个党卫军装甲师)加上第100轻型师和第367步兵师，用来供第4装甲集团军作突击兵力之用。” 我报告他说，我刚刚已经拒绝了胡比的新要求和严命他应立即向西突破。我相信这是可以成功的，因为敌方的两个坦克集团军似乎都已将兵力分散在聂斯特渡口的方向上面。接着，我的作战官夏尔兹布特格中校(Lt. Col. Schulz-Buttger)就宣读我给予第1装甲集团军的作战命令全文。 由于希特勒态度的突变，我就接着提出我对于未来作战指导的看法。我认为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要在喀尔巴阡山地与普里配特沼泽之间，建立一道稳定的战线，而匈牙利第1集团军则应防守该山脉与聂斯特河上游之间的丘陵地区。我接着又说，第8集团军此后应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该集团军群应以保护罗马尼亚为主责。至于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空隙则为我们暂时必须接受的事实，利用尚在匈牙利境内的兵力即可以封锁。 于是我又建议对于南翼的全部兵力应有统一的指挥，包括盟军在内。至于说到罗马尼亚的防御，我认为应起用安东奈斯库元帅，辅以一位德国的参谋长。不过希特勒却不赞成，只说因为政治理由，这位元帅是不能接受的。这次汇报的气氛要远比上午的调和，会后希特勒并以晚餐招待我们。 3月26日清晨，我飞返集团军群总部。此时第8军也已经改交A集团军群指挥。次日我前往第4装甲集团军讨论迎接第1装甲集团军的突击问题。劳斯将军深信他可以与第1装甲集团军发生接触，但对于其自己正面的情形就不敢完全乐观。塔尔罗普已被包围，在集团军左翼，第13军在布罗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威胁，但却能溜脱。 现在希特勒既已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救出第1装甲集团军和使它在喀尔巴阡以北与第4装甲集团军集中在一起的计划是有绝对把握。但是3月25日会谈虽然救出了第1装甲集团军，但却也使希特勒感觉到对我不敢领教了。对于克莱斯特元帅也是一样的，他在我去上萨尔茨堡之后两天，也曾到那里与希特勒力争撤退其集团军群到聂斯特河的问题。 3月30日上午我被惊人的消息吵醒，说希特勒的座机已经从A集团军群总部中接来了克莱斯特元帅，不久就要在利沃夫降落，再接我一同往上萨尔茨堡。当我在候机时，我的参谋长与柴兹勒尔通电话。后者告诉我们希特勒将要免去我们两人的职务——这也是我们早已猜到了的。 到了贝希特斯加登之后，我们先与柴兹勒尔谈话。他告诉我们，自从上次会谈之后，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就拼命的说我的坏话，所以希特勒才决定免去我和克莱斯特的职务。当希特勒把这个意图告诉柴兹勒尔时，柴兹勒尔立即表示他也应辞职，因为他一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所以必须共进退。接着他又用书面提出，但均为希特勒所拒绝。柴兹勒尔这种正直的态度很令人敬佩。 为了叙述我与希特勒的最后一次会晤起见，我准备将当时第二天的日记引述如下。因为我在那时的记忆还是很新的： 在黄昏时晋见元首。在把宝剑加在我的武士级十字勋章上之后，就宣布他决定将这个集团军群交给另一个人(穆德尔)去指挥，因为在东线上大规模作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这是我最适宜的。他说现在就只要求死守而已。所以为了象征此种新的领导起见，他不仅要换一个新人，而且还要为这个集团军群换一个新名称。 他又表示对我绝无误会，并且仍然完全信任我。不过一年半以来，我已经够累了，也应该休息一下。他知道我是他的最能干指挥官之一，所以不久仍将有新命。不过在目前，东线却不再需要我的大才了。目前的任务是穆德尔较为适宜，因为他最近曾经阻止北面集团军群的困难撤退。在再度向我保证决非不信任我之后，元首又补充说，他从未忘记过，征西线战役展开之前，唯一劝他在色当实行突破的人就是我。 我告诉元首说，假使他认为在现有的情况中，若换一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将会使工作较好，我当然不会反对。我又说目前本集团军群的工作似乎已成一个段落，所以穆德尔此时接任并无任何不便之处。今后的工作就只是帮助战斗部队，给予他们以精神支持，这是穆德尔所优于为之的。 元首特别同意认为就这一点而言，穆德尔是一个特别适当的人选，他会驱使部队作最大的努力。我回敬他说，在我指挥之下，本集团军群各师早已尽到了其最大的努力，任何人也不能使他们再进一步了。 不管希特勒内心怎样，他的外表却是礼貌周到的。当然，戈林与希姆莱之流早就想把我挤走，这也是我早知道的。可是主要的原因却可能还是3月25日的会谈，因为他本已在大家的面前拒绝了我的建议，后来还是屈服了。当我离去之前与他握手时，我说：“我的元首，我相信您今天所采取的步骤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后果。” 接着在我的后面，克莱斯特元帅也同样被免职了。当我们离去时，我们的后任早已在门外等着。穆德尔上将接长南方集团军群，改名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夏勒尔上将(Gen. Schorner)则代替克莱斯特。 次日上午我飞返利沃夫。我的后任为暴雪所阻，降落在克拉科夫，这样使我有机会颁发了最后一道集团军群命令，要求两个装甲集团军在现已开始的突破作战中应确保合作。当天下午我去观察第4装甲集团军，并与该集团军司令讨论对于党卫军装甲军的使用方式和向他道别。对于其他的集团军司令，我只好用书面告别。 4月2日，我把职务移交给后任。尽管苦战尚在进行中，但救出第1装甲集团军和集中兵力在喀尔巴阡山脉和普里配特沼泽之间的计划却已经有了成功的保障。这对于全局而言也是具有决定性的。4月5日，第4装甲集团军开始向东进攻，到了4月9日，第1装甲集团军获得了自由。 我还要向我的僚属告别，这是令人感到黯然神伤的。这些伙伴们曾经与我同生死，共患难达几年之久。对于那些集团军司令而言也是一样的。我的幕僚们对于我的去职都大感震惊。他们都提出辞呈，也都一律获得了批准。只有参谋长布希将军还得暂留一段时间，以便使业务能够衔接。 对于我个人而言，去职之后反有无官一身轻之感，因为责任是一天比一天重，几乎无法担负了。我们与希特勒之间的拉锯战已经使我感到心力交瘁。这是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一、希特勒的个性和意见，早已见第11章。二、南方集团军群的意见则以德国总参谋部的传统原则和观点为基础。 这位独裁者是相信他的意志力不仅可以使其军队屹立不动，而且甚至于还能挡住敌军。但是他却又不敢冒险，因为他害怕其威望受到损失。他固然有一切的天才，但却缺乏真正的军事能力基础。相反，军事领袖们根据他们的教育和训练基础，却仍然深信战争是一种艺术，而敏锐的思考和果敢的决定也是必要的因素。只有在机动的作战中，这种艺术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在此种环境中，德国将领和部队的优秀水准才能发挥充分的效力。 不过这也是持平之论，若采取集团军群所建议的作战方式，则将会迫使希特勒在其他战场上和东线其他地区中接受相当的冒险，甚至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也可能会有严重的弊害。虽然如此，这也许是在1943年中能使俄国攻势能力归于溃竭的唯一方法，于是这样才能在东线上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僵局。 虽然集团军群想要执行一种不同的作战政策，这种奋斗大致说来并未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就却还是不错的。敌人以巨大优势的兵力，仍然未能围歼南方集团军群。这个集团军群虽然饱受损失，但却仍然屹立在战场上！使我们最感到满足的，面对着远较优越的敌人，我们仍能阻止我们所指挥的任何兵力免受斯大林格勒式的命运。我去职时最感到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再帮助这些部队了，他们对于集团军群的领导是一向深具信心的。 1944年4月3日，我离开了在利沃夫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我所有的同僚都在火车站上送别。当列车已经开动时，有一个人喊我，他是我的座机驾驶员，南格尔中尉(Lt. Langer)——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恶劣天气中，他都曾经安全的使我在空中飞行。现在他已经志愿投效战斗机部队，不久就一定会捐躯殉国。对于我而言，他的话也就代表我的僚属们对我的最后敬礼。 他高声喊着说：“元帅，今天我已经把我们的胜利象征，‘克里米亚之盾’，从飞机上取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