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施坦因 失去的胜利 钮先钟 超星数字图书馆 岳庆辉 投笔从戎 当1942年和1943年正要交替的时候，整个德国的眼睛都盯着斯大林格勒城，许多焦急不安的心都在为在那里苦战的子弟祈祷。可是在东线的南翼也同时正在苦战之中，其规模之大比为了挽救斯大林格勒20万壮士的生命和自由的战斗是尤有过之。 这里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集团军的命运，而是东线整个南翼的命运，最后更可以说是东线全部德军的命运。 这场战役是为了避免失败的悲剧，尽管其中也还有昙花一现的胜利——这是第二次大战中最后一次胜利。战役中充满了巨大的危机，其紧张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在整个战争中要算最刺激的。在德军方面，最后胜利的希望都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由于1942年夏秋两季战役的领导失败，现在的主要目标就只不过是避免失败而已。敌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使他保有一切可以获胜的机会。德军统帅部必须一再凑拼应付，而战斗部队的英勇表现更是史无前例。 虽然战役结束时既无显赫的胜利，也不是为第6集团军送丧，但是这个战斗却仍然值得记录。因为是一个退却作战，它注定了不会有光荣的胜利。但事实上，其结束却绝非失败，而且也还使德国最高统帅部获有一次至少可以构成军事僵持形势的机会，其价值可能更超过了一次寻常的胜利。 为了了解这场在南翼的决定性战役的重要性，及其危险程度，我们必须简略的检讨在开始时的作战形势。 在1941年到1942年的冬季，俄国的军事资源只足以阻止德军对于莫斯科的攻击。于是到了1942年的夏季，战线又再度向东推进，最后终于达到了伏尔加河和高加索。 但是现在——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敌人终于感觉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从我们手中夺取主动权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在那一个冬天里，否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使德军在东线遭受失败。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虽然惨重无比，但就整个战争而言，它还不能算是决定性的一击，可是如若德军整个南翼被歼灭，则可以为俄军对德国的胜利铺平道路。俄国最高统帅部有两个理由可以希望在东线的南翼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是俄国的兵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第二是由于德国人的领导当局在斯大林格勒犯了极大的错误，所以使俄军在作战上居于有利的地位。俄国人毫无疑问在追求这个目标，尽管他们并未能获得成功。 在1942年11月间，德军的正面形成了一条宽广的弧线，自高加索和乌克兰东部的地区起，一直向东突出，弧线的右翼在罗弗罗西斯克(Novorossisk)抵达黑海，沿着A集团军群(第17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正面通过高加索北部，但在东端却并未到达里海。 这条正面面向南方的侧面是开放的，只有第16摩托化师位于东部，面向伏尔加河下游的方向，担负掩护任务。这个师的位置在依里斯塔以东的卡米克大草原上。 B集团军群的连续防线仅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某一点才开始。从斯大林格勒退向顿河，然后沿着顿河直达沃罗涅什为止。这个集团军群自右向左包括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一个意大利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然后才是德国第2集团军。德国兵力的主力过去几个月来都陷在斯大林格勒的附近，所以其余的正面，尤其是顿河一线，主要交由盟军负责。在A集团军群或B集团军群正面的后方，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预备队。 敌军方面，他们的各个集团军组成了一个“高加索方面军”，一个“西南方面军”和一个“沃罗涅什方面军”，不仅在第一线上拥有优势的兵力，而且在所有这些集团军群(即方面军)和东线的中央或莫斯科地区中，及其广大后方地区，也都有庞大的预备队。 为了了解这种情况的真正危险，或者对于敌方有利的程度，我们应该首先弄清一两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距离。 从11月19日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被击溃的顿河地区中(即面对克里门斯卡亚俄军顿河桥头阵地以及西方的地区)起，和从意大利集团军在康桑斯卡亚(Kassanskaya)两侧所占领的地区起，到罗斯托夫的顿河渡口为止，其间的距离只有185英里略多一点。不仅整个的A集团军群，而且连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在内，其后方交通线都要通过罗斯托夫。但是A集团军群的左翼距离罗斯托夫却至少为375英里，而位置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第4装甲集团军也在大约250英里以外。 在更后方的地区中，德军左翼的交通线又越过在查波罗齐(Zaporozhye)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第聂伯河渡口。通过克里米亚并越过刻赤海峡的联系也不十分有效。这些在德军南翼后方的重要第聂伯河渡口距离斯大林格勒在440英里以外，而到高加索正面的左翼则更在560英里以上。另一方面，它们到顿河的敌军正面，仅260英里，无论从康桑斯卡亚到查波罗齐，或从斯弗波达(Svoboda)到聂罗皮托夫斯克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我从个人经验上了解得太清楚了。我在1941年的夏天，曾经率领第56装甲军从提尔希特进攻到芬斯克，在4天之中走过了190余英里的距离。而且我在前进过程中，还要面对敌军相当顽强的抵抗，那些抵抗都是目前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在顿河的抵抗所不能比拟的。而俄军在其前线后方又还控制有许多预备队，这也是我们在1942年冬季战役中所没有的。 除了战略利益以外，俄军还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当顿河集团军群开始奋斗之际，敌我两军兵力之比已见前章。在冬季这种比例的发展，可以用下述两个数字来表示。在1943年3月间，南方集团军群(以前的番号为顿河集团军群)在从亚速海到哈尔科夫以北之间的长达435英里的正面，一共只有32个师的兵力。面对着这个地区，敌人在前线或后方共有341个大单位，包括步兵师、装甲旅、机械化旅和骑兵师。 顿河集团军群的战斗条件经常受到两个因素的支配： 第一点，一种压倒性数量优势。即使这个集团军群得到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以及陆军总部所提供的增援兵力的加强，一共也只有3个德国集团军，后来才增为4个。但是德军对俄军的比例却仍为1比7。(俄国某些单位在数量上不及德军一个师，这个事实已经计入)。 第二点，还有一个极大的潜在危险。既然敌军的数量远较我们强大，那么当我们的同盟军崩溃之后，他们便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他们达到德军南翼生命线——罗斯托夫和第聂伯河渡口——的距离也远较我们为近。 这两个因素联合在一起，即足以暗示德军南翼所面临的危险。一旦当其补给线被切断之后，就会全部被迫退向艾左夫河或黑海的海岸上，而最终在那里接受毁灭的命运——俄国的黑海舰队也恰好能够构成封锁。等到顿河集团军群及A集团军群被毁灭之后，整个东线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基于上述的战略情况分析，在1942-1943年冬季的整个南翼战役中，双方的问题就都是一样的。俄军能否捕捉到德军的南翼，来完成其趋向最后胜利的具有决定性步骤？德军能否避免这个悲剧？ 俄军所采取的作战计划很明显，那是德军统帅部亲自将一个好机会双手奉上，他们当然欣然接受。俄军第一步应围歼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那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决定。 在其进一步的作战中，敌人准备利用其在罗意匈三国部队地区中的压倒性成功，一再增大其打击的力量和范围，以从北面和西面迂回德军的南翼。他的目标是首先切断这一翼的交通，而把它包围在海岸边。因为德军的南翼已经被其最高统帅部丢在太远的地方，所以这种战略构想更显得非常有希望。 在德军方面，所要决定的问题就困难得多了，由我们自己的疏忽以及敌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地区内获得了的首次意外成功，遂使我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可是从全盘战略情况上看来，在敌人发动攻击的第一天，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就应该认清这个事态的严重，设想到它会怎样发展，尤其是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危险是多么的巨大。 概括言之，德军最高统帅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上选择一条。第一条是当第6集团军一开始受到攻击时，就应乘敌人尚未合围之际，先将其撤出伏尔加河，之后再辅以强大增援兵力的协助，使用这个集团军尝试恢复在顿河大河湾中的态势。同时也必须要使用德军去增强盟军部队所占领的顿河地区。不过很明显，德军当时已经没有足够的部队可以采取该方案，同时由于现有铁路运输力的缺乏，也无法使增援兵力如期赶到。而命令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又是统帅部所迟迟不能够下决心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在俄国攻势发动数周之内，即可以认清这个集团军已经丢定了，就整个的作战体系而言，我们最多所能希望的，只不过是它能够尽量长久地牵制大量的敌军兵力而已。这也就是这个英勇的集团军所应担负的任务，直到其最后牺牲了其本身为止。 尽管如此，即使由于希特勒死抓着斯大林格勒不放手，而使事态急转直下，而且援救第6集团军的一切希望也都被证明是幻想之后，对于德军最高统帅部而言，也还是有第二条可行的路线。只要肯放弃德军在夏季战役中所赢得的土地(无论如何那也是不可能据守的)，则一个严重的危机即可以转变成为一次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兵力，依照一定的时限，从正面的东部突出地带撤出，首先使他们转进到顿河下游或顿涅茨河的后面，然后再转用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 同时，任何可能调用的兵力——包括由于缩短正面而使那两个集团军群多出来的兵力在内——都应该集中起来，姑且就说是以哈尔科夫的附近为其集中点。当敌人企图追击撤退中的德军或切断其在第聂伯河的渡口时，他们就应担负攻击敌军侧面的任务。换言之，这个构想，就是要把一次大规模的撤退转变成为一个包围作战，而以将我们的追击者逼向海边，再就地歼灭为目的。 当救出第6集团军的希望已经破灭，A集团军群在高加索的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而敌军又已经在意大利集团军正面取得突破，使整个南翼都有被切断的威胁时，顿河集团军群立即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上述计划。 但是希特勒却不是会欣然采取这种行动路线的人，因为要他放弃在1942年夏季所征服的地区，而且这样作战毫无疑问要冒相当程度的风险，这对于希特勒的个性而言是完全不适合的，我在第11章中早已详细分析过他的个性。由于对于作战问题如此缺乏经验，他甚至还希望把刚刚到达哈尔科夫的党卫军装甲军投入战斗，以恢复整个南翼的态势。 对于顿河集团军群而言，上述的第一条路线在它赶到战场之前就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因为当时第6集团军早已陷入重围。此外，当我们这个集团军群总部成立时，所移交给我们的都是一些残破的部队，后来所获得的增援也极为有限，凭这一点兵力想在顿河进行一次会战，决无成功希望——尤其是当意大利集团军被击溃之后，增援兵力遂又被扣留在B集团军群的地区中，所以更是毫无希望了。至于说到第二条路线，即等到敌军乘胜追击时，就把一个大规模撤退作战，转变成为对敌军北侧面的反击行动，那却又是顿河集团军群所无权执行的。要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必须要有权指挥整个的南翼，并有权自由动用陆军总部的预备队。 相反，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到的却只限于自己指挥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它只能一再设法应付这种险象环生的局势。随着战局的演进，情况也就日益危险。 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援救第6集团军。最初这是比一切其他的作战考虑都要居于更优先的地位。 一旦这个任务因为种种的理由(在前章中均已详述)无法完成之后，我们这个集团军群马上就开始研究如何避免更大的惨败(损失了整个南翼兵力)的问题。因为陆军总部尚能动用的兵力不足以使德军南翼在顿河下游及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不被切断，所以唯一对策只有缩短集团军群的东翼，而把紧缩出来的兵力用在西翼。所以成败的关键就要看我们的思路能否走在敌人的前面，能够迅速把东翼的兵力转用在西翼上，以拦截敌人的迂回运动，他们是逐渐的向西发展。因为在我们北方的邻军，B集团军群，由于盟军兵力受到损失，已逐渐瓦解，遂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除非能调动A集团军群中的兵力，否则不可能把足够的兵力调往西翼，而A集团军群却又不是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够指挥的。 虽然这个构想规模较大，而时间也较长，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的性质却与保卢斯将军于11月19日到23日之间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的完全一样。这次也是要不顾局部的压力，而立即把兵力调到我方后方交通线存亡所系的位置上，并且同时维持我们的作战机动性。唯一的差异是在保卢斯的情况中，所有的决定都必须在几天、甚或几个小时之内迅速作出，而他从一开始就不能指望有援兵赶到。在我们的情况中，这个构想也支配了我们的全部作战，并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冲突达数月之久。 就其本质而言，这个从东面蛙跳到西面，打击敌人切断我们整个南翼企图的构想是十分简单的。可是在战争中，往往最简单的事情也就是最难做的事情，真正的困难并非作出决定，而是在执行方面。目前情况下，从东翼抽调任何的兵力都会造成危险，而且任何人都没有把握能够克服这种危险。而更大的困难是，为了让这种兵力的调动及时有效，必须赶在被切断的危险尚未完全明确时，即开始采取行动。姑不说是几个星期，至少要在这个危险的程度尚不至严重到希特勒都能认清时，即应开始采取行动。最后还有一点，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发展，也早就已经足以阻止我们将这个蛙跳计划付之实行——详细见后述。 所以，尽管这个构想是如此的简单合理，但当我们面临着如此日益严重的情况时，结果证明是很难实现的。要想使最高统帅部能够接受这个构想——至少希望应能不失时机以使其能发挥真正的效力——也是同样困难，因为后者的观点与我们对立。希特勒的原则是要坚守到手的成果，而我们却认为作战的机动性才是胜利的真正关键——在机动性上，我们的作战参谋体系和战斗部队都要比敌人优越。 顿河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的情况，加上最高统帅对其的限制，以及它对邻接集团军群的行动和态度的依赖程度，都促使该集团军群采取一种“逐步应付”的方式，但同时却应尽量不牺牲其基本公式。 基于上述分析，顿河集团军群(以后改称南方集团军群)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战役似乎可以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援救第6集团军的奋斗，顿河集团军群把一切力量孤注一掷。 第二阶段为顿河集团军群设法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受威胁的奋斗，而后者正在从高加索地区摆脱战斗。 第三阶段为使德军南翼交通线不被切断的实际战斗。 第四阶段为该集团军群在哈尔科夫的会战中成功打击了敌军，虽然规模小于预期。 或者可以说是使它能够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逃脱的企图，已经在上一章中详述过了。 为了使这个企图获得成功，顿河集团军群曾经全面努力，冒了最大限度的风险，直到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注定才停止，即1942年12月底，在集团军群正面的中央和左翼都只保留了极少量的兵力，仅够形成一道单薄的掩护屏障。它的目标是在这些地区中尽量延迟任何决定性的发展，直到在顿河以东地区中，第4装甲集团军的战斗足以为被围的集团军杀开一条血路时为止。 只有当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的一切希望都已被放弃、并且意大利集团军的失败又已使顿河集团军群的西侧面暴露，而同时也使敌人通往罗斯托夫的道路畅通无阻之后，该集团军群才把维持东线整个南翼的问题列为最优先的考虑。 在这一阶段中我只有下述一点需要说明：一方面第6集团军决定不突围，另一方面B集团军群左翼(意大利集团军)的情况恶化，遂使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每况愈下。 由于敌人不断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抽调强大的兵力迎击第4装甲集团军，所以该集团军在集团军群的东翼居于极困难的情况，详细经过见上章。在阿克塞河与柯特尼可夫之间的战斗中，以及以后者为跳板而发动的第4装甲集团军援救攻势中，第57装甲军在罗马尼亚军队溃败之后被单独遗留在战场上，不免受到严重的损失。第23装甲师本已受到严重的削弱，现在更是损失惨重。由于A集团军群的增援迄未出现，所以第4装甲集团军实在是感到独木难支，它甚至于无力阻止敌军调动强大兵力进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 在该集团军群正面其余地区中的情况也同样严重。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区中，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顿河以东向后撤退，遂使敌人能够在波特门金斯卡亚附近，后来又在柴门杨斯卡亚(Tsymlyanshaya)，先后渡过封冻的河川，威胁齐尔河阵地的侧面和后方。在这个正面，米斯将军(Gen. Mieth)此时已经接替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部，担负起指挥之责。因为俄军正在从东南两面渡过顿河来攻，所以我们最初毫无选择余地，只好命令“米斯群”(Mieth Group)向卡加尔尼克(Kagalnik)河的后方且战且退。 在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虽然罗马尼亚集团军的各师损失惨重，但是霍利德特集群却还是把它的兵力从齐尔河上游向南撤退了。可是一个刚刚赶到的新编师，奉命防守在拜斯塔亚格尼拉亚(Bystraya Gnilaya)河的该集团军侧面，尽管不无理由，却放弃了在米尔杨庭斯基(Milyutinsky)的渡口。这遂使敌人可以达到霍利德特的侧面，以及在莫罗索夫斯基的重要空军基地。 不过更严重的情况却是由于意大利集团军瓦解、以及罗马尼亚部队(罗马尼亚第1和第2两军构成霍利德特集群的左翼)完全退出战斗，使敌军几乎能够毫无阻拦地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和弗洛希罗夫格勒等地的各个顿河渡口。在米里罗夫，B集团军群的右翼，有一个新成立的“费里特-皮可群”(Fretter-Pico Group)像中流砥柱一样，还能够作一点抵抗。但无论如何，敌人却还是可以自由地向东旋转，达到霍利德特集群或米斯群的后方，或是直接向罗斯托夫前进。 所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假使它能够保有独立的行动权，那么化解这个危机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不顾一切地立即实行“蛙跳”原则。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单独撤回罗斯托夫，然后负责解除对本集团军群左侧和向西的交通线的威胁。尚在顿河大湾中作战的米斯群与霍利德特集群的兵力则应退回到顿涅茨河。 对于这种办法的主要反对理由即为A集团军群还在高加索坚守阵地的事实。若是顿河集团军群把兵力向西调动，则将会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暴露，这是根本不能允许的。相反，顿河集团军群的责任不仅是要掩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要保持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畅通无阻。 于是就目前这个阶段而言，想要把主力西调以阻止敌人切断德军整个南翼的原则来当作顿河集团军群作战构想的基础，似乎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接管指挥权的最初几个星期当中，顿河集团军群为了优先援救第6集团军起见，更是有意的把这个构想暂时搁置起来。现在——在第二阶段中——尽管其西侧面的威胁日益增大，可是该集团军群却还是要被迫作无可奈何的苦战，以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能够不被切断。 德国最高统帅部从一开始就应该认清，假使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不能立即成功，那么A集团军群也就决不能再留在高加索。换言之，顿河大河湾之内绝无建立一个相当稳定的局势的可能性。但是当敌人在B集团军群的右翼撕开了一个缺口，使其已能直趋罗斯托夫之后，则任何人也都应能明白扼守高加索正面的问题，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当然，除非希特勒还愿意并能够从其他的战区中抽调大量的兵力来增援。 早在12月20日，那也就是意军两师溃逃而使霍利德特集群的侧面暴露，并使俄军可以直趋顿涅茨河各渡口的那一天，我就曾经向柴兹勒尔将军指明，敌人若是向罗斯托夫的方向前进，则现在他就会有向德军整个南翼作决定性打击的机会。12月24日，我又曾提醒他注意下述的事实，现在不仅顿河集团军群的命运受到威胁，而且A集团军群也一样。 我在上文中早已说过，当我要求把A集团军群的兵力撤回罗斯托夫，并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时，曾经遭到拒绝。即使现在救出第6集团军的希望早已断绝，但为了A集团军群的安全，第4装甲集团军也仍应予以加强，因为它若是被击败了，则敌军即可以窜入A集团军群的后方。A集团军群本身决不会愿意把任何部队自动拨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这可以理解，所以最高统帅部有责任命令调整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而且这么做实在是非常迫切的需要。A集团军群之所以拒绝给予我们所要求的兵力(请参阅前一章)，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不愿拆散其部队。毫无疑问，要想使较大的部队脱离战斗实在是很困难的，而且至少需要不少时间。不过要求调拨A集团军群的部队，部份原因是迫于急需——因为缺乏适当的预备队填补敌人突破所造成的漏洞；但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就是A集团军群几个月来都没有一个专职的总司令，以使一切工作走上轨道。许多军事指挥官都不曾认清，假使想获得最高的效率并维持机动性，则各单位必须保持正常的战斗秩序。眼下，A集团军群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都没有一个负责的指挥官，所以其部队的组织混乱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于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希特勒最后于12月29日，才决定命令把A集团军群最暴露的东翼兵力，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派提果尔斯克-普拉斯柯费亚(Pyatigork-Praskoveya)的库马(Kuma)地区中。可是他仍不愿意完全放弃高加索正面。他还是希望把A集团军群的东翼向库马河弯曲，使其可以在马立赫平原上活动，以便既能稳定在马立赫河与顿河之间的态势，同时又能使整个南翼越过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畅通无阻。因为希特勒在11月间，把其正面推进到了高加索境内和伏尔加河，造成了一个突出的“阳台”(Balcony)，所以才会使我们现在陷入不利，但是到现在这个“阳台”还是没有取消，只是缩小了面积而已。在另一方面，从何处去寻找兵力来弥补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集团军的损失——不久还应加上匈牙利集团军——还是一个谜。在一段时间以后，这一情况还是要求放弃高加索正面的其余部份。 在第二阶段的苦战中，顿河集团军群面临的任务如下： 本集团军群并不能依照态势而采取行动，彻底地把它的主力移到西翼，以消除即将被包围的危险，反之，面对日益增加的危机，本部却被迫为争取时间而战。在顿河下游的南方，它必须保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同时还要设法保持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畅通无阻。以第4装甲集团军这一点微弱的兵力，在高加索与顿河之间，要控制那样广大的区域，还要对抗那样强大的敌军，实在很难完成这样的双重任务。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和在顿涅茨河的前方地区中，霍利德特集群的任务就是要阻止敌军在顿河下游北侧的前进，使其不能从东面迅速进抵罗斯托夫，包围第4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此外，它又要阻止敌军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弗罗希罗夫格勒一线，以防它越过顿涅茨河而从北面威胁罗斯托夫。最后，本集团军群或者使用自己的资源，或是凭借陆军总部分配给我们的微弱预备兵力，还必须设法使从西方通到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能够通畅。 面对着所有这些任务，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已经是疲兵久战，而且所面临的敌军也比我们强过了数倍。 这些任务固然困难，而更大的危险却是A集团军群不能迅速从高加索撤出。这个例证足以再次证明，僵硬的秩序必然会使机械化作战退化为静态的战争。仅仅为了节约兵力，常会为不动的兵器修筑掩体，并且大量储藏粮食、弹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条件，还会建立许多设施——当预备队缺乏时，这一手段更加重要。因为在静止的战场上不适宜于养马，所以马匹常常饲养在较远的后方地区中，而这又进一步使战斗部队丧失机动性。俄国冬季的道路，尤其是山地地区的情况，更增加了这些困难。 结果部队和指挥机关往往丧失了运动战中不可或缺的迅速应变能力。惰性和僵化的心理占了上风，因为每一次变动都必定引起许多不便和危险。由于累积了许多兵器、装备和物资，行动受到牵制，而使部队不敢移动，因为他们害怕一旦移动，就没有余力投入新的战斗了。由于累积了许多兵器、装备和物资，行动受到牵制，而使部队不敢移动，因为他们害怕一旦移动，就没有余力投入新的战斗了。结果每逢相关的指挥参谋机关面临着大规模撤退的压力时，作战部队必然要求给予以相当长的期限，以便进行准备工作，甚至于因为感觉无法离开这些装备和物资，他们会干脆拒绝撤退。不妨回忆德军攻势在1918年遭受顿挫之后，连著名的指挥官鲁登道夫将军，都不曾想到应该果断撤退，以发动一场运动战——那是德军获胜的最后寄托。在最后权衡时，他不是感觉已经位于德军前沿及其后方的众多物资不能随便丢弃，就是感觉花费重大牺牲换来的领土不应放弃。 A集团军群的情况正是如此。我在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谈话之后，就发现这支部队要在1月2日以后才能开始行动，在我们提供了燃料之后，它终于在新年当天开始行动了。甚至到此时，A集团军群在几天之后又宣称说，第1装甲集团军将分批撤回库马河一线，以便将装备和伤患撤出高加索山区。为了转移装备和伤兵，该集团军又说需要列车车厢155节，每师20节，并且要等25天的时间才能调齐。虽然至少从11月底就可以看出来A集团军群的后方迟早会受到威胁，但很明显，他们一直都没有准备撤退。其原因之一，无疑是希特勒明令禁止作这类准备，何况即使他事先未禁止，一旦得知情况，也还是会下令禁止。但是我感觉到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在最近几个月内，A集团军群缺乏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 陆军总部曾经考虑到把A集团军群也交给我统一指挥，现在该集团军群总司令已经由克莱斯特上将升任。概括言之，把一个集团军群或一个集团军交给一个同级的司令部去指挥，多少是不妥当的。不过在目前这种紧急的情况中，这种办法可能又有其优点——当然，唯一的条件是不再受其他的牵制。任何希特勒的干涉，以及由于受到了他的影响，而使A集团军群故意采取与我相违背的行动，都可以由此种措施而消除。不过，希特勒却不愿意接受我的条件，所以A集团军群还是继续保持着独立的状况。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催促A集团军群赶紧撤退，以便可以抽出自己的兵力，后者用在顿河以南和顿河集团军群的西翼上，是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间能够尽量缩短，以便使德军的南翼最终获得稳定。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则又必须击碎企图从西面迂回该翼的敌军。以后事实也证明撤出高加索的期限可以大幅度缩短。 造成上述的障碍，其原因的一部份为静态战争的必然后果和山地战场中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另一部份则为最高统帅部不愿意主动放弃任何东西。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在顿河地区中一直苦战下去，从12月底起到2月初为止，若是再考虑到B集团军群方面所正在发生的危机，就可以明白，这个事实是使整个南翼被切断的危险更形增大了。 老毛奇曾经说过：“战略就是一套权宜之计的系统”(Strategy is a system of Stop-gaps)。顿河集团军群所属的两个集团军现在所打的仗，对于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尽管有一连串的危机接踵而来，但是我们却终于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上述的任务，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中的指挥参谋人员，都能坚定遵行德国的两个基本领导原则： 1. 对于作战的指导必须经常地保有弹性和机智。 2. 使各级指挥官都尽量保有主动和自足的范围。 很明显这两条原则与希特勒的想法都是完全相反的。关于第一点，在我们这两个集团军所打的仗中即可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对于第二点，我愿意在这里先简单的加以分析。 对于德军的领导而言，这一向就是一种特点，它总是让下级指挥官有极大的自由——只把任务交给他们，至于执行的方法则完全听任每人去自作主张。从古老的时代起，这个原则就一直是日尔曼军事领导的特殊传统，使其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陆军都不相同——至少在老毛奇的时代以前便是如此。老毛奇不愿给予下级指挥官在战术计划方面的这样大的权限，他总是爱用冗长详细的训令，以求命令的执行和战术行动能够符合一种特定的典型。从日尔曼的传统上来说，这应该算是一种不好的办法。诚然，对于平庸的指挥官而言，这种办法也有它的优点，即能减少失败的风险。不过它却很易于使执行者不考虑局部的情况，而采取刻板的行动。最坏的是因为过份的偏重安全之故，会使下级指挥官丧失了在一种决定性时机中，采取独立果敢的行动，以扩张某些有利态势的机会。日尔曼人的老办法，其根源要在日尔曼的民族性中去寻找——一般人都以为德国人是“盲目服从”的，那实在是胡说，德国人其实具有顽强的个性。此外日尔曼人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冒险为至乐的，与此也有关系。当然，若是把这种独立权给予下级指挥官，则首先必须假定所有的军事干部都同样承认某种战术或作战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只有德国总参谋部的学校才能产生这种统一的观点。尽管如此，却又有许多的情况会使一个在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面临着下述的问题，即对于其所指挥的集团军或其他单位的作战，应否加以干涉。情况愈复杂，他所能运用的兵力愈小，则愈足以引诱他要想去干涉其部下的职责。 专就我自己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而言，我可以说只有在真正迫切需要的时候，才会干涉各集团军的作战。尤其是当集团军群的作战意图是要牵涉到某种责任问题时，这种责任若要有关的集团军司令部去担负，则将是很不合理的。相反，我们要干涉则必下达正式命令，而决不采取无记录的“暗示”办法，这种办法足以扼杀一切主动性和逃避应负的责任。 希特勒对于德国人这种古老的领导原则殊少了解，他经常用手谕来干涉下级的作战，这种情形已见前述。当这些命令与我们邻近集团军群的行动和陆军总部预备部队的行动有关时，就会使我们感到无可奈何。不过在多数的情况中，当他命令死守某一条特殊的战线直到最后一兵一弹为止时，结果却总是客观因素占了上风，而迫使他不能不承认现实。 上文曾经讨论到另外一点更加难以克服：希特勒对于需要当机立断的决定总是犹豫不决而只想拖时间。当然，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强迫他下达某一命令。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报告着说，假使到了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陆军总部仍无指示，则我们就只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了。 与上述的情形恰好成一个对比，我相信在这个战役或任何以后的战役中，凡是在我们所指挥之下的任何集团军，都决无理由可以抱怨说我们的决定是太慢了。当他仍向我的总司令部中提出任何要求或建议时，他们几乎总能获得立即答复。仅仅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中，集团军群总部才会极偶然地把一个决定延迟很短的一段时间——最多不过几个小时，或是迟到次日上午。 整体而言——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尽管希特勒的固执和干涉，这个集团军群对于其所要求的行动，最后也总还是能够获得批准的。 假使它要想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不受威胁，则第4装甲集团军就有两个不同的任务必须要加以完成。它必须阻止现在跟在后面追击的敌军进逼第1装甲集团军的背面，直到后者从高加索转过身来，构成了一个向东的正面时为止。同时，它又必须设法阻止敌军窜入顿河的下游地区、直捣罗斯托夫、并切断第4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的后方交通线。 很明显，这个集团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在顿河下游和高加索北端之间的整个广大地区中，向敌军进行迟滞作战。因为自从罗马尼亚部队损失殆尽之后，这个集团军所剩下来的兵力就只有在柯特尼可夫附近的第57装甲军，它所管辖的又只有两个兵力已经严重减弱了的装甲师(第17和第23)。第15空军野战师还没有完成战斗准备。而留在依里斯塔的第16摩托化师，也尚未把防务移交给A集团军群。 顿河集团军群虽曾作一切的努力，以求能使该集团军赶紧获得增援，但结果都只是徒劳无益。从A集团军群中抽调第3装甲军的建议早已被陆军总部拒绝，而第7装甲师原本是顿河集团军群计划用以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现在又被希特勒扣留了，因为意大利集团军已经崩溃，他要用这个师掩护罗斯托夫渡口的北面。就本质而言，这个构想并不错，不过我们从A集团军群方面(例如第19集团军)所要求调用的步兵师也同样能够担负这个任务。但是尽管如此，希特勒却还是拒绝把那个师拨发给我们使用，因为他害怕这个师一旦离开罗弗罗西斯克地区，即足以使罗马尼亚部队望风溃散。 当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向后转的时候，一部份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后面追击的敌军强大单位，也就乘机窜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而使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虽然第16摩托化师能够发动一个成功的攻击，不让敌人进到马立赫河的背面，但这却更延迟了该师加入第4装甲集团军作战的时间，直到1月中旬他们才会合在一起。 顿河集团军群在自己的防区内，曾采取措施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但也被敌军破坏。我们曾经想到从顿河大河湾中抽出第11装甲师来增援该集团军。当该师正要渡过顿河下游时，敌人却又已经在两处分别渡河，从南面和东南面窜入了米斯群的后方，后者仍面对着北方，扼守着齐尔河的下游。为了应付这个攻击，并使米斯群可以转过身来，部署在卡加尔尼克河的后方，把正面转向东方，第11装甲师又必须用在顿河以北的地区中，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遂又不能获得该师的助力了。 所以最后能够用来增援第57装甲军的兵力，就只有一个维京(Viking)党卫军师，那是A集团军群早已拨送过来的，和第16摩托化师——后者在1月中旬才能参加作战。 此时此刻，第4装甲集团军正受到俄军的强大压力。通过柯特尔尼可夫前进的有两个俄国的集团军，第2近卫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他们一共拥有1个坦克军、3个机械化军、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不久以后，又有第3个集团军(第28)从卡米克大草原向更南的地区中进攻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假定，这个集团军的目的不仅是要从正面牵制第4装甲集团军，而且最后还要从南北两面实行迂回，以完全包围它。 面对着这样压倒优势的敌军，并要掩护如此广阔的区域，希特勒若是认为他可以命令我们坚守某一条“战线”，或是必须获得了他的批准才能作任何的撤退，那才是错到底了。作为障碍物，以第4装甲集团军目前的状况，一条坚强的防线所具有的效力实在不会比一个蛛网好得到那里去。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用这一类的命令，来企图限制我们的作战自由，并且又坚决不肯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以增援。所以到了1月5日，我觉得自己有必要辞职了，我向总参谋长发出了下述的电报： “假使这些建议仍不被采纳，而这个总部仍然还是像过去一样的遇事都受牵制，则我也就认为我自己实无再恋栈之必要。在这种环境中，最好是派一个‘军需监’来接替我的职务。”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军需监(Sub-directorate)是直接听从军监总监(Quartermaster-General)的命令来处理其事务的。 照现有的事实来看，第4装甲集团军的目标不是沿着一条过份拉长的战线，来作不适当的抵抗，而是要把其兵力密集在一起。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要点上作强烈的抵抗，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就给予敌人以奇袭式的打击。因此，显然它经常要完全撤出某些地区，而对于其他的地区也只能给予以最单薄的掩护。 霍斯上将，在其可羡慕的参谋长，范果尔将军(Gen. Fangohr)协助之下，用冷静的决心和活跃的领导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他很巧妙地妨碍敌军的进展，但对于任何一点却决不据守得太久，以免使他自己有暴露的危险。此外，他又迅速把兵力集中在两翼，一再击败敌军的迂回企图。 集团军群总部虽然无法使该集团军在执行其困难任务时，能够获得足够的兵力，可是我们却至少可以对于其最困难微妙的问题，用颁布特殊命令的方式减轻它的责任。诚如我早已说过的，第4装甲集团军实际上是同时要担负两个任务。它要阻止跟在后面的3个俄国集团军攻击第1装甲集团军的背面，后者必须要从高加索方面转过身来，把正面对着东方，然后才能有自卫的能力。同时，它又要阻止敌军沿着顿河下游直趋罗斯托夫的任何企图。假使俄军达到了这个目标，则我们3个在顿河下游以南作战的集团军就都会被切断了。 第4装甲集团军的能力最多只能解决这两个任务中的一个。它们之间那一个应列为优先，这是只有集团军群总部才能决定的。诚然，就长期的观点来看，对于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较大的危险，但是假使当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回转身来进入新阵地的时候，就恰好被敌人包围住了，那么守住罗斯托夫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在顿河以南的3个集团军也注定将要同归于尽。相反，若是第1装甲集团军的撤退能够顺利完成，则我们也就可以有兵力用来拯救罗斯托夫的危机。 敌人正在尝试同时扩张这两个机会。上文已经说过，第16摩托化师的兵力恰好能够如期赶上，阻止了俄军向第1装甲集团军背面的进攻。不过，基于同样的作战目标，敌人又再度企图从南面迂回第4装甲集团军，而使他自己位于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同时敌军又企图通过君士坦丁罗夫卡亚，沿着顿河下游直向罗斯托夫进发。1月7日，在防守河川的哥萨克部队溃逃之后，有一支小型的敌方兵力，在距离位于新齐尔斯卡亚的集团军群总部只有12英里远的一点上，渡过了顿河北岸。为了对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入侵者，我们只好从修理工厂中拖出几辆坦克来使用。以后这个坦克军(那个小型兵力即为其中一部份)又转向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aya)，威胁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那就是说至少在今后几天之内，罗斯托夫是可以免于受到威胁了。而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这个在其北方侧翼上的威胁，也还是应付过去了。 到了1月14日，第1装甲集团军终于勉强完成了其撤退工作，它的左翼现在建立了一条战线，从齐尔卡斯克(Cherkask)起到彼托夫斯可(Petrovskoye)为止。这也就是说现在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至少有协调作战的可能性了，尽管在彼托夫斯可与普罗里塔斯卡亚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宽广的缺口，不过其中有一部份又为马立赫河的泥泞平原所掩护着。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任务的第一部份，即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在顿河以南地区中不受威胁，已经完成了。于是就还剩下了第二部份的任务，使这个集团军群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被切断。 面对着敌军数倍优势的兵力，而第1装甲集团军在达到其预定的战线之后，为了准备其后方地区所作的更进一步的撤退，又几乎不能采取行动，遂使第二部份的任务更难以完成。事实上，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几乎不能完成，其成败之机可以说是间不容发，因为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仍未决心放弃整个的高加索。第1装甲集团军是否应撤回到顿河北岸，或者是A集团军群的全部仍应留在库班河，这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在1月下半月间，当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顿河南岸执行其任务时，霍利德特集群在大河湾中所作的工作也同样困难。上章中已经说过，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敌人都在以无比的优势兵力，一再向该集团军沿着齐尔河的正面发动猛烈的攻击。 在一个长达125英里的正面，从尼曾齐尔斯卡亚起，到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为止，霍利德特将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包括现在由他指挥的米斯群在内，一共只有4个步兵师(第62、294、336和387)，都已残破不堪。此外帮助防守这条正面的兵力还有一些“警戒单位”(Alarm unit)，以及由有经验的斯塔赫尔将军(Gen. Stahel)所指挥的高射炮单位，后者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支柱。至于属于这个集团军的两个空军野战师，已经只剩下了少许的残部，终于不得不并入陆军部队之中。这个集团军的主力是由第6和第11两个装甲师所组成，再加上新到的第7装甲师。已经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则必须加以改编。 凭借这一点兵力，霍利德特将军必须要阻止在北面的敌人向顿河的下游进攻，即窜入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而更重要的，是当第4装甲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还仍留在顿河以南的地区中时，应尽量阻止敌军突入到罗斯托夫。此外，这个集团军又有另一个任务，即防止面对着其左翼的兵力，不至于挺进到从弗尔赫斯塔德到弗罗希洛夫格勒之间的顿涅茨河渡口，而从西北面来威胁罗斯托夫。不过同时，这个集团军又发现其两个侧面都正在受到威胁。在西面，意大利集团军在战场上已经失踪了，代替它的是一个费里特-皮可战斗群，正在从米里罗夫地区，且战且走地向顿涅茨河退却。在东面，已经有几个军的敌军渡过了顿河，首先是在波特门金斯卡亚，以后又在柴门扬斯卡亚。仅仅在把第11装甲师投入了战斗，和把米斯群的战线弯曲起来，在卡加尔尼克河的后面构成了一个向东的正面之后，才挡住了这个进攻——已见前述。 也像第4装甲集团军一样，霍利德特集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苦战中，充份表现出其坚定而活跃的领导。不过集团军群总部也还是照样的负起最后的责任，命令它冒着极大的危险，让某些地点完全暴露着，而集中其装甲兵力以作短距离的攻势突击。 这个集团军最后终于能够阻止在顿涅茨河的敌军，而救出了第4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使其不至于被切断在顿河以南的地区中——除了集团军部的指挥有方以外——首先应该归功于其步兵师和其他所有一切协助防守战线的单位，他们英勇的抵抗着敌军一再攻击，而不后退。不过若非装甲师经常赶救，则他们的防线也还是无法维持。有一次，他们使这个集团军的右翼解除了被包围的危险。另一次，当敌军正拟攻击该集团军在顿涅茨前方的北面正面时，我们的装甲师却一直冲入了其集中地区而使他们受到了奇袭。这些反击本是防御任务中之一部份，自然是该集团军本身的事情，可是实际的冒险责任却常常是由集团军群总部来负起。在任何危机之中，集团军群都解除了它的责任，使该集团军可以根据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来集中其装甲兵力，而不顾及其他地区的安全。 到了1943年1月中旬，东线南翼的作战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其种子在1942年晚秋时节即已经洒播了，当时我们的军事指挥当局曾经使我们的正面冻结在一条线上，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条线不可能守住。自从1942年圣诞节左右起，第6集团军突围的最后希望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仅仅由于德军官兵的苦战，才使更大的悲剧不曾发生。 第6集团军已经注定了它的命运。现在它所能做到的，就只是拼掉它这一点有限的兵力，尽量牵制住强大的敌军，这也是它对于在顿河湾和高加索两地区中的战友所能尽到的最后努力。很明显，在第6集团军覆没之后，高加索地区虽然缩小防区，也还是不能再守下去。 不过现在应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苦战，使A集团军群终于获得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即使高加索丧失了，A集团军群却不至于同归于尽。本来最危险的就是其东翼，现在却已经安全的收回了。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距离罗斯托夫的渡河点尚在190英里以外，但它却已经脱离了山地地区，而且其后方也不再感到威胁。假使情况恶化，则它现在至少可以自己杀出一条退路来。 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地区中，一直都还能够阻止敌人向罗斯托夫前进，同时也阻止了他们从北面窜入顿河下游以南的3个集团军的后方地区中。不过很明显，霍利德特集群或费里特-皮可群，都不足以阻止敌军在兵力再增强之后，从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渡过顿涅茨河游的行动。(注：费里特-皮可战斗群现在米里罗夫的附近作战，它包括第30军的军部，第3山地师及第304步兵师。)敌军若是达到了那里，则可以自由地从西北面直趋罗斯托夫，甚或一直冲到亚速海为止。 更糟的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B集团军群地区中由匈牙利集团军所防守的顿河中游地段又在敌军的一个新攻势之下开始崩溃了。在其北面的连接防线同时也告崩溃，B集团军群希望把他们的兵力赶到艾达尔(Aidar)河的后面，达到斯塔罗比尔斯克为止。换言之，从弗罗希洛夫格勒以下的顿涅茨下游地区中，将会变得门户洞开了。总而言之，在几天之内这个集团军群的这个翼将会实际上不存在。从弗罗希洛夫格勒往北走，已经露出了一个大缺口，只有B集团军群中的孤立残部还在那里作局部性的抵抗。匈牙利部队，也像意大利部队一样，从此退出了战场。 这似乎是必然的，陆军总部以其现有的预备队不可能希望塞住这个空洞。无论如何，专就顿河集团军群而言，要想阻止敌军包围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则把强大的兵力从顿河以南地区“蛙跳”前往顿涅茨河中游的时机，似乎已经确实来到了。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不肯同意。也许它没有料想到，假使我们不在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这个地区中增强兵力，则前途将不堪设想；否则它就是故意不考虑当前情况的危险。 希特勒仍然不想放弃高加索地区。他还以为他可以在顿河以南维持着一条防线，使其至少可以保住梅柯普(Maikop)油田。他的最低要求是想在库班河保持着一个巨大的桥头阵地，使其以后还可以再度达到攫取高加索油田的目标。 于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们的集团军群为了掩护A集团军群有系统地撤退起见，被迫在顿河两岸上继续作艰苦的奋斗。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为了把兵力“蛙跳”到顿涅茨河地区中去的构想而发生了激辩。所争论的不仅是原则上的问题，而且还有究竟应该把A集团军群多少数量的的兵力从罗斯托夫通过，撤回到这个决定性战场上去的问题。照我们看来，若是把A集团军群相当大的兵力留在库班桥头地区中，从整个战局来看，实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到了1月14日，第1装甲集团军已经达到齐尔卡斯克-彼托弗斯可一线，并建立了一个面对着东方的正面。可是在霍利德特集群地区中却又正在酝酿着另一个新危机。 当天，一个敌军的坦克军在B集团军群右翼，米里罗夫以南的弗里特-皮可群地区中，达到了向顿涅茨河突破的目标。虽然陆军总部把一个新的步兵师(第302师)给予这个群，但专凭这一点兵力，它还是不可能稳住在该河的情况。 当1月16日，陆军总部把费里特-皮可群拨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指挥时(同时也把后者的正面延长到了艾德尔河)，能否把这个群撤回到顿涅茨河的后面，也甚至于都毫无把握。敌军正拟在费里特-皮可群自己的地区中，把3-4个机械化军投掷到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两侧的顿涅茨河。 很侥幸，幸亏几天以前霍利德特集群曾经获得了一个优异的成功，它的两个装甲师已经在卡里特伐河(Kalitva)上，作了一次奇袭式的打击，使敌军的一次攻击尚在准备阶段中即被解除。 所以我们就命令这个集团军用这样的方式，执行撤入顿涅茨河阵地中的计划，使其一个装甲师可以尽量提早参加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地区中的机动防御，可是对于新接管的卡门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防务，除了溃散了的意大利部队以外，就更无其他的兵力可供利用。换言之，顿河集团军群的正面不久就有从西面受到迂回的危险。 同时，很明显，敌军又有从东面包围霍利德特集群的意图，在顿涅茨阿与顿河汇合的地方，该集团军右翼与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存在着一个空洞。后者仍然需要掩护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方侧面，以对抗在马立赫河沙尔斯克(Salsk)前方还较优势的敌军，在沙尔、顿河、马立赫三河之间的三角地区中，已经发现两个军的敌军番号。他们的企图可能是要越过顿河直趋罗斯托夫，又或者是突入霍利德特集群顿涅茨阵地的后方。 顿河集团军群于是建议现在应准许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其右翼，暂时在罗斯托夫的前方只留下一个师，为第1装甲集团军保持着这个渡口的畅通。这自然又必须要求陆军总部命令撤退A集团军群——把第1装甲集团军撤回到罗斯托夫，把第17集团军撤入库班半岛中。 这一次也没能使希特勒迅速作出决定。他也不同意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建议，把A集团军群所有的装甲师，集中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作一个短程的攻击，这样既可以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而同时也可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得以迅速调动。 直到1月18日，陆军总部最后才准许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有少许的行动自由，不必再掩护在沙尔斯克东北马立赫河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相反，顿河集团军群仍然还需要保护A集团军群所使用的罗斯托夫到提克何立特斯(Tikhorets)铁路线，直到88次补给列车安全的通过，把补给物资送入库班桥头阵地时为止。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是准备撤向罗斯托夫，或撤入库班半岛中，或是一个大家猜想的目的地。 德军当局对于是否在南翼把兵力“蛙跳”地调往西面的问题，花了许多时间还未作出决定，结果当然只会使敌人坐收其利。它使敌人在B集团军群正面意匈两国部队崩溃后，可以尽量扩张战果，并集中强大兵力准备越过顿涅茨河的中段，一直向亚速海的海岸或第聂伯河的渡口挺进。而我们在那个时候却根本毫无力量可以抵抗这种大攻势。同时敌人也有机会集中其兵力对罗斯托夫直接突击，并通过伏罗希洛夫以包围霍利德特集群的西翼。 1月20日，敌人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集中了4个军的兵力，越过马立赫河的下游，向罗斯托夫发动了一个攻击。他们的坦克达到了罗斯托夫的飞机场。虽然第4装甲集团军把第16装甲师调到这个北翼上面来，向敌人的南侧面一再突击，以迟滞敌人在顿河与马立赫河之间的进度，但是很自然，专凭这一点兵力，是不可能阻止所有4个军的前进。 此时，该集团军的第57装甲军，也正在逐渐从马立赫河中游向罗斯托夫撤退，于是敌军也同时向他进攻，其目的是要想在罗斯托夫的前方，牵制住第4装甲集团军的主力，而另一方面却去先行攻占在其后方的罗斯托夫渡口。 此外，敌军在霍利德特集群的正面也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攻击。在这一方面，敌人的目标也显然是要钉死我们的兵力，以便他们可以攻占罗斯托夫，并越过顿涅茨河中段，来执行一个包围运动。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夹角中，以及在卡门斯克的两侧，敌军向米斯将军的战斗群发动了上述的攻击，其目的也是同时不让任何兵力可以从这一方面抽出来对抗在顿涅茨河中段的攻击。 集团军群总部所面临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到底应该先应付那一个威胁呢？在霍利德特集群地区中的两个装甲师(第7和第11)本已被调住在顿涅茨河中段的西翼。但是不管就长期的观点而言，那里的危险有多大，集团军群总部在目前却认为解救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我们应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使不仅第4装甲集团军，而且至少还应加上第1装甲集团军的全部，能从该城通过撤向后方。否则我们也就无法把足够的兵力集中在本集团军群的西翼，解救整个南翼都会被围歼在海岸上的危险。 因此，顿河集团军群决定，为了防止敌军攻占罗斯托夫起见，上述的两个装甲师应先用来向越过马立赫下游向该城进攻的敌军，发动一个锐利的打击。不过由于燃料的缺乏(当时所有的补给列车都正在通过罗斯托夫，向库班桥头阵地飞驶)，和因为受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而又不能获得必要的空中支援，所以这个反击的进展很慢，不能显示效果，而时间却已经迫不及待。因为第6集团军的抵抗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在2-3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大批的敌军涌到。在1月22日，我就早已告诉柴兹勒尔将军说，我相信他们会向斯塔罗比尔斯克地区进攻，即位于顿河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之间的宽广缺口。 同一天，希特勒终于决定第1装甲集团军的兵力至少有一部分不应进入库班桥头阵地，而改通过罗斯托夫后撤——那也就是进入以后预定为决战场的地区中。虽然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个折衷方案，但就本集团军群自己的态势来说，还是受欢迎的。 不过最重要的却是这个撤退必须以最高速度来进行，以便第4装甲集团军也可以尽最快的速度转移到西翼方面去。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通过罗斯托夫迅速撤退，则又完全要看A集团军群的其他部分是否也能适应这种运动的速度。不过很明显，即使到现在。那个集团军群都还是不能增加其速度，达到情况所要求的标准。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供解释的满意理由。不过以后当第1装甲集团军拨归我指挥之后，曾经向我表示，假使当时他们不是一再受到上级命令的阻止，则事实上从一开始起就可以行动得更快了。A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都不肯承认这种说法。不过不管怎样解释，事实却是不变的。A集团军群是如此的受到其左翼运动的牵制——1月23日它还在贝拉亚格里拉的附近，在提克何立特斯以东约30英里外——直到2月1日才能到达提克何立特斯！ 1月23日，顿河集团军群又接管另一宗“遗产”——这一次为夹在顿涅茨和斯塔罗比尔斯克之间的B集团军群正面的南部地区。同以往一样，负债比财产更多。它们包括额外的40英里长正面，而至少有3个军的敌人正在这个地区中前进——一个装甲军，其余则为机械化军。我们所获得的资本，因为意大利部队现已不予考虑，所以唯有第19装甲师，目前位于斯塔罗比尔斯克附近。不过就在接管的次日，该师被迫把斯塔罗比尔斯克让与敌人了。这个师在普斯特尔中将(Lt-Gen. Postel)的卓越领导之下，终于能够突围向西撤退，对于这个英勇的师而言，应该要算是个极优异的成就，不过敌军向南旋转越过顿涅茨河的行动，却不是它所能制止的。 1月24日希特勒才决定，若有可能，第1装甲集团军的全部应该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其南翼还在艾马弗尔(Armavir)，这也就是说第4装甲集团军还要继续在顿河南岸滞留下去，以便使罗斯托夫的渡口不被切断。因此，这个集团军是否还能来得及赶到集团军群的西翼上去发挥它的效力，似乎很成问题。 虽然如此，不过有两件事却值得记录。 A集团军群很不愿意看到其所属的一个集团军越过顿河而脱离它的管辖，这种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它却总算可以认清自己的命运，也是决定在顿涅茨河，而不是在库班半岛中。此外，事态逐渐明朗，留在库班半岛中的任何强大兵力，都不可能从刻赤海峡对岸获得补给。所以A集团军群现在已主张将其兵力中的大部分，尽可能通过罗斯托夫撤退。 第二个事实，是在1月25日，上述那两个装甲师对于越过马立赫河下游前进的敌军所作的攻击已经开始生效了。于是至少就眼前而论，罗斯托夫渡口的威胁是可以暂时解除了。 可是，第4装甲集团军南翼的情况却又紧急起来。敌人调集了生力军——似乎是从尾追A集团军群的俄国集团军中抽调出来的——企图从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之间插入，以便从南面包围前者，并压迫后者远离罗斯托夫。顿河集团军群立即向A集团军群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要求，要它用1个装甲师参加这个战斗，并尽量加速第1装甲集团军向罗斯托夫的撤退。最后在1月27日，至少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半部已经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遂使我们已经获得了工具可以采取上述的措施。同时，因为第4装甲集团军在目前仍然需要使罗斯托夫的渡口保持着畅通无阻，所以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决定先把不久即可以从顿河以南地区中抽出的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移到顿涅茨河中游地区。接着就是现在正从罗斯托夫撤退的各师，以及可以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的兵力。 到了1月31日，第1装甲集团军已经无疑能够通过罗斯托夫撤退了，不过它是否能适时赶到顿涅茨河，以阻止俄军渡过该河直趋海岸，那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幸即使到现在，该集团军的全部兵力还是不能投入决定性的战场。由于希特勒始终犹豫不决，这个集团军迟迟未能决定究竟退向罗斯托夫，还是退入库班半岛，结果第50师(为前克里米亚集团军中的精锐部队之一)在此时遂未能加入向罗斯托夫的行动，而改拨与第17集团军了。此外，反复犹豫之后，希特勒最后还是把第13装甲师再次分配给A集团军群，供其在库班半岛上使用。我们为了想让该师退入罗斯托夫，曾设法保留一个缺口直到最后一刻。不仅这两个师未能加入主要的战场，而且另外还有40余万人实际上也被瘫痪在库班半岛。很明显，后者足以牵制着强大的敌军，敌人曾经努力攻击库班这个桥头阵地，结果还是徒劳无益。但是他们却从未获得希特勒所希望的战果，而最后敌人更可以自由决定留在那里的兵力，希特勒又认为把大量兵力留在库班半岛，是为了不让敌人能够利用罗弗洛西斯克海港，这种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最后他还是被迫放弃了这个半岛。 1月29日，我们的总部由塔甘罗格(Taganrog)移到了斯大林诺(Stalino)。(我们是12日移到塔甘罗格的)，因为集团军群作战的重点已由顿河移到了顿涅茨河。在顿河大湾及其以南地区的战斗中，主要目的就是掩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而更大的问题却是德军南翼能否保全。不过早已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即为我们的南翼能否维持在顿涅茨地区。 这个地区，位置在亚速海、顿河河口和顿涅茨河下游和中游之间，在西面大致是以马里乌波尔-克拉斯罗尔梅斯可-依苏门(Mariupol-Krasnoarmeiskoye-Isyum)一线为界。远在1941年，这个地区即在希特勒的作战计算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因为他认为占领这个地区对于战争的结果至关重要。一方面，他相信我们若失去这个产煤丰富的地区，则在经济上无法支持这场战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俄国人若是丧失了该地区，则对其战争潜力将造成巨大打击。希特勒说，顿涅茨的煤在俄国人所有的煤藏中(至少在欧俄部分)是唯一适宜于炼焦的，若是缺少了它，则俄国的坦克与弹药的生产迟早会发生瘫痪。对于这种理论得失我不拟加以讨论，可是事实上，在1942-1943年之间，俄国虽然无法开采顿涅茨的煤矿，但是却仍然生产了数以千计的坦克和数以百万计的炮弹。 真正的问题却是我们在军事上能否继续作顿涅茨盆地的主人。从战争经济的观点来看，它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我们也应该继续占领。不过唯一的限制却是假使我们要想开采相当大量的顿涅茨煤藏以供我们自己使用时，对于这个广大地区中的铁路所需要的燃煤，却又都必须从德国去运来，因为顿涅茨的煤不能适应我们的火车头。因为每天都要有好几列运煤的列车，所以军运也就相应受到影响。 不管怎样，希特勒却仍认为若无顿涅茨盆地，则德国的战争经济不可能维持下去。(一年以后，他对于尼可普(Nikopol)所出产的锰，也发表了同样的高见。)可是自从在沃罗涅什以南的匈军正面崩溃了之后，敌军达到顿涅茨河的道路也就畅通无阻，而且越过了它就又可以直达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岸，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地区的占有权也就开始发生动摇了。 1月19日，我与柴兹勒尔将军曾经作过一次电话谈话，这是第一次讨论到我们确保顿涅茨盆地的问题。他在前一天曾向希特勒试探过一次，但却未获成功，现在希望听取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正是在这一天，从沃罗涅什之间的整个正面，都有发生溃裂的危险。我向柴兹勒尔说，不管这个地区是如何重要，甚至于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的确如此，可是这个问题却是非常简单，很易于答复。假使我们想要保持这个地区，则必须赶紧集中强大的兵力，不可以略有延误，集中点愈向东愈佳，若可能的话，应在哈尔科夫的前方。假使因为下述各种理由，例如中央和北面两个集团军群认为无兵力可供调动，国内的新兵征集尚未完成，陆军总部不愿意从其他战场上调动兵力，最后还有目前的铁路情况担负不了这种突然的调动等等，若不能集中必要的兵力，则我们就只好接受必然的后果了。德军的南翼假使仍然留在顿河的下游地区中，则专凭其自己的兵力就不可能填塞这个缺口。同时，假使预计中的增援要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到达，而且展开在很远的后方地区中，换言之，就是与南翼的作战完全脱节了，那么南翼的兵力也就不可能在那里作孤立的战斗。南翼所作的战斗与新兵力的展开，在空间关系上必须彼此配合，在作战的意义上来说，必须成为一个整体。除非新兵力的展开能够相当的迅速，并且相当靠近东方，否则顿河集团军群无法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久留。于是它只好向后撤退，以与新兵力会合。这两条路线必须要走一条，否则不等到任何增援发生功效之前，俄军即已有机会将整个南翼切断了。 无论如何，很明显，预定2月中旬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党卫军装甲军不足以塞住目前从弗罗希罗夫格勒到沃罗涅什之间已被撕开的缺口。假使南翼兵力仍然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为了掩护其侧面，这个军在顿涅茨河的北岸也无力作一次适时的攻击。 以后的几天当中，在本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所发生的事态趋势，更足以增高集团军群总部的警觉。早在2月20日，我们即已注意到敌方有两个军正在向弗罗希罗夫格勒方向运动，尝试迂回集团军群的左翼，即为在卡门斯克的费里特-皮可群。同时，面对着留在弗罗希罗夫以东的顿涅茨河岸后面的意大利残部，敌人也正在探路前进。此外，敌军的主力显然是首先向西前进，以斯塔罗比尔斯克为目标，这当然也是为了获得回旋的空间。不过，一旦当敌人达到了这些目标之后，则又可以假定他不仅只是为了包围费里特-皮可群而已，并且还会把强大的兵力继续向西迂回前进，越过顿涅茨河，直趋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的海岸。仅仅在4天之后，1月24日，我们就已经接获敌军骑兵在顿涅茨河以南的弗罗希罗夫格勒地区中出现的报告——不过这种警报常常可能是一种虚惊，是由后方地区中那些疑神疑鬼的地方官员们所发出的。 1月31日，我又把一份电传打字机的电报送给陆军总部，重述我对于防守顿涅茨盆地的意见。我说保持这个地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向哈尔科夫的方向上作一个切合时机的行动，以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而处在该城东北面地区中的敌人必须要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将其击败。假使不幸上述二者实际上都做不到，则这个盆地即无据守的可能性——至少在东面必须退缩。无论如何，从作战的观点来看，任何留在顿河下游及顿涅茨河的企图都是一种错误。 我又继续说，第二个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假使敌人若再从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调集更多的增援——这也似乎是必然之势——则专凭我方现有的兵力决难守住整个顿涅茨地区。我们不可以希望敌军已经消耗殆尽(尽管他们在攻击德军时损失重大)，或者是因为补给的困难而会自动停顿作战行动。当柴兹勒尔将军根据我们所提供的准确情报，请求希特勒注意到敌军的巨大数量优势时，希特勒就总是以上述的理论来搪塞他。毫无疑问，希特勒所说的话并非没有理由。不过我们却应记着，当敌军攻击盟军时，其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很低，而他对于补给予运输的依赖程度，也远比我们德国人在敌方领土中作战时的情形要低。几天之后即证明我们对敌军意图的估计正确无误。很明显，他似乎是一方面要击碎我们在顿涅茨河的正面，而另一方面又同时向西迂回我们。 2月2日，敌人在弗罗希罗夫格勒以东渡过了顿涅茨河，在那里的意大利部队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敌方这个突击集团军共有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其中一部分就是在顿河击溃意军的兵力。这个集团军的目标可能是罗斯托夫或塔甘罗格。 顿河集团军群除了在自己的指挥范围内，尽量努力把第1装甲集团军加速调往顿涅茨河的中游地区以外，在1月底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就一直与陆军总部之间为了整个作战的的方针而发生了反复不断的争论。上文已经说道，早在1月19日，我就已经向柴兹勒尔将军强调说明过，除非从哈尔科夫的方向上能有强大的兵力作迅速有效的干预，否则整个顿涅茨盆地就决无法据守下去。因为这种希望并不存在，所以我要求应准许我们缩回东翼，以便抽出兵力来防止整个南翼被切断。 我们早已派遣第1装甲集团军前住顿涅茨河中游地区，以对抗正在那里发展的威胁。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该把第4装甲集团军也撤出这个顿河下游和顿涅茨“阳台”。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敌人企图进到依苏门-斯拉夫杨斯克(Slavyansk)一线，以切断我们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交通线的威胁。此外，在顿河上游，除了在斯拉夫扬斯克已经发现的兵力以外，敌人又更可以调集更多的兵力越过该河趋向第聂伯河下游。除了党卫军装甲军的第1师此时刚刚到达哈尔科夫以外，在B集团军群地区中，就只有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根本不能作任何有效的抵抗，这一点兵力不够阻止敌人向我们的侧面实行纵深迂回。所以必须大幅度缩短本集团军群的正面，然后才能够抽出第4装甲集团军。目前我们所防守的是一条由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所构成的绵长弧线，从罗斯托夫起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以西的地区为止，所以本集团军群的右翼必须缩回到弓弦的位置，当德军南翼在1941年第一次从罗斯托夫撤退时，所守的防线就是这个弓弦——这条线在米斯(Mius)河的后方，继续向北走，直到顿涅茨河中段为止。把正面缩回到这个位置上，自然意味着要放弃顿涅茨煤田的东部。 为了说明这种撤退的合理，我又企图把我对于军事行动的长期指导观念，向最高统帅部再度申述一次。以下就是我在呈希特勒亲启的一个报告中所阐述的大致内容： 用本集团军群现有的兵力，即使就纯粹防御的观点来说，也不可能长期据守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带。假使最高统帅部因为损失了第6集团军和共20个师兵力的缘故，决定在1943年采取守势，那么为了要想防守整个顿涅茨盆地，将会耗尽所有的兵力。可是敌人却仍然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可以在防线的其他方向进行骚扰。目前的危险固然是顿河集团军群可能会被包围在亚速海岸上，而A集团军群也会随之困死在库班半岛上。但是即使我们可以避免这种危险，而整个顿涅茨地区也能守住，可是敌人的最后目标仍然是要把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包围在黑海岸边。 相反，假使最高统帅部感觉到在1943年仍能重整攻势以求解决，则还是只有以南翼为起点。不过却绝不能用顿河-顿涅茨突出地为起点，因为这个“阳台”现已暴露，不仅补给困难，而且一开始攻击，其侧面将立即受到威胁。要想作一个攻势的解决，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首先吸引敌军向西进攻，直扑我们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的南翼。在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就应从哈尔科夫地区中发动一个强力的攻击，以切断俄军的连接正面，然后再向南旋转将敌军包围在亚速海岸之上。 不过，希特勒却显然不愿意接受任何这一类构想。柴兹勒尔早就已经向他说过，现在的问题不是自动放弃顿涅茨地区，就是让它与顿河集团军群同归于尽。希特勒对他的总参谋长的建议，回答如下，尽管他的总参谋长的意见从军事上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顿涅茨地区还是不能够放弃——不仅是我们自己会丧失这些煤藏，而且当德军撤退之后，敌人也就可以重获这些资源，那对于他们的钢铁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折衷的应付方案，希特勒已经命令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个到达哈尔科夫的单位，党卫军“帝国”(SS“Reich”)师，应从这个地区向正在趋向我方顿涅茨正面的敌军后方发动一次突击。 事实上这个单独的师根本不足以发动如此远程的作战(一开始它就要击溃6个师的敌军)，而且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掩护其不断延长的北侧面。同时这个师一旦投入战斗，就意味着把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分割使用，眼下，能够加入我们的打击兵力也就只有这个军。而且“帝国”师已经不能自由调动了，B集团军群早就用它应付俄军向哈尔科夫的迅速前进。当前，它正在弗尔强斯克(Volchansk)从事困难的防御战。 在以后两天中(2月4-5两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持续恶化，敌人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施以强大的压力，而后者却正掩护着第1装甲集团军通过罗斯托夫进行撤退。原先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俄军兵力为3个集团军，而现在又再加上了两个集团军，其番号为44和48，那都是从高加索正面抽调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留在库班半岛中的A集团军群所辖的第17集团军，对于俄军的侧面，并不能如假想那样构成一个威胁，阻止敌人把兵力调往决定性的战场上。不要很久，顿河集团军群即可以料想到在罗斯托夫城、以及在新齐尔卡斯克两侧的顿河防线上，都将会受到大规模的攻击。 此外，又已经发现有一支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正在从斯大林格勒向顿河运动中。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情况也同样变得日益严重。在伏罗希罗夫格勒以东，霍利德特集群为了遵行集团军群1月14日的命令，已经把第6装甲师匆匆的调往顿涅茨中游地区。但是它并不能把敌军赶过河去，目前只能把敌人封锁在其已经获得的桥头阵地之内而已。 再往西去，敌人更已经可以用宽广的正面渡过顿涅茨河，那里实际上没有任何防御兵力。俄军现在已经达到了斯拉夫扬斯克的城外，并且占领了依苏门。 所以即使在现在，霍利德特集群能否撤至米斯河阵地，也似乎是颇有疑问。集团军群的意图是想在1月5日以前，把它撤到新齐尔卡斯克-卡门斯克一线，但是因为希特勒拒绝让我们把正面撤回到米斯河，所以事实上，它还是被羁留在顿河和顿涅茨河。假使敌人从斯拉夫扬斯克向东南迅速推进，则一开始便可以使米斯河的防线丧失依托。 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和我们所分配给它的兵力，此时已经在从罗斯托夫到顿涅茨河中段的道路上运动，可是却仍然需要再过好几天的时间，该集团军才能在那里展开有效的作战。而使事态更恶劣的，是在沿海岸地区中的道路已经解冻，使装甲师的进度大受妨碍，可是在较北面的地区中，地面还是冻结的，所以俄军的机动性丝毫未受影响。 面对着这些不祥的发展，本集团军群不仅再度要求把它的右翼立即撤回到米斯河，而且也更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一连串的特殊要求，其目的都是为了暗示情况的严重。它要求集中第7高射炮师(它本是在交通地区中担负着防空任务)，以对通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补给线提供空中和地面的保护。它也要求立即准备一个空运行动。以便一旦它的后方交通线被敌军切断，就可以立即应用。它也要求牺牲对于B集团军群的一切补给，而尽量增加对于这一方面的铁路运输，事实上，B集团军群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本集团军群又要求除非党卫军“帝国”师的预定突击能够获得完全的成功——那就是说在2月6日以前，应能达到库普扬斯克(Kupyansk)。否则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在运兵列车增加了次数能使它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之后，就应该立即在顿涅茨河南岸向依苏门进攻。最后，本集团军群又要求立即把第13装甲师的战斗部队和第17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调往第聂伯河的下游地区中，在那里他们应换用新兵器，并接管第6集团军的运输和补给纵队。 尽管希特勒不愿审视我们的较长期作战构想，但是如此多的要求像雪片一样的飞来，似乎无论如何也足以使他认清了局势的严重。的确，由于这些告急的电报所产生的结果，2月6日就有一架连络机降落在我们的机场上，接我到大本营去与希特勒亲自会晤。他之所以决定召见我的原因，可能是受了其侍卫长希孟德的影响，后者11月底曾经来访问我们的总部，我们曾经把当前的情况和最高阶层对于战争应如何指导的方法，向他作了一次强力的表达。 1943年2月6日希特勒与我本人之间的会晤，终于解除了德军整个南翼所受的巨大威胁，而且也使最高统帅部在东线上至少又再度获得一次僵持的机会。 希特勒在开始谈话时，首先无保留地承认他自己对第6集团军的命运应负完全的责任——这个事实我在上一章中已经报导过了。当时，我的印象是他对于这场悲剧感触颇深，因为这不仅表示他承认自己的领导已经完全失败了，而且对于那些始终信任他个人，而不惜英勇殉职的军人们也感到内疚。可是此后，我却不免开始怀疑希待勒的诚意，事实上，他并没有把这些军人们当作人来看待，上至元帅下至士兵，都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 不过就当时而言，希特勒表示对斯大林格勒的悲剧愿负完全责任的姿态，却使我很感动，觉得他尚有骑士之风。不管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在他展开这次会谈时，的确表现出相当高明的心理技巧。他常常会这样故作姿态，以取悦他所接见的来宾。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已经下了决心，只想与他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我们自己的地区中的未来作战指导。只有获得希特勒的同意，才能放弃顿涅茨盆地的东部。在那一天里，我必须设法使他首肯。 第二个问题我想要提出的就是最高层的指挥问题——自从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之后，希特勒就一直自兼陆军总司令。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即为这种领导方式的后果，所以现在也就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光说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是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我深知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绝不可能主动辞去最高统帅的职务，于是我尝试使他接受一种解决方案，既不至于影响他的威望，又可保证将来能够获得称职的军事领导。我要求他为了确保这种领导的一致起见，应任命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长”，他应该完全信任他，并给予他以适当的责任和权威。 但是希特勒却明显不愿意对于这个问题作无偏见的讨论。他提出一些私人理由，对于过去的军政部长勃洛姆堡，以及勃劳希契都不免有所抱怨，表示他的失望。此外，他又坦言他不可能使任何人位于戈林之上，而戈林也决不肯接受任何总参谋长的指导，即使后者以希特勒的名义发布命令。希特勒是否真的不愿得罪戈林，抑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这我却无法判断。于是这样就使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那就是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作战前途问题。 我开始把集团军群的现况讲给希特勒听，并列举由此获得的结论。我指出，我们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守住顿河和顿涅茨地区。不管希特勒对于这两个地区的估价如何高，可是真正的问题却是假使我们若想紧抓着整个顿涅茨盆地不放手的话，那么结果就会使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随之同归于尽。反之，我们若能选择适当的时机放弃其中的一部份，也许就可以解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机。 在陈述完目前态势之后，我就努力设法使希特勒认清，假使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顿河-顿涅茨“阳台”，其必然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现在B集团军群已几乎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敌人可以自由地把强大的兵力通过该集团军群的地区迂回前进，直达第聂伯河下游或海岸，以切断我方整个的南翼。我又强调说，这个南翼的命运也就足以决定整个东线战争的胜负。很明显，敌人必然会继续抽调其强大的预备队(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兵力)，以切断德军的南翼，而最终达到其目标。因此，党卫军装甲军的任何反击都绝不足以拦截敌人的大迂回运动。敌人有足够的力量，一方面执行这个大包围作战，而另一方面同时在哈尔科夫附近还能掩护其西侧面。即使德军集中可能动用的一切援兵，也还是不足以阻止敌人的攻击。所以必须要使用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正向顿涅茨中游地区运动)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对抗这个正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发展的威胁。用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再加上即将来临的增援，才可以稳住德军东线南翼的情况——即从亚速海起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为止。除非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下游地区中抽回，否则即无此可能性。不过这个集团军若是抽回，也就无异于放弃顿河-顿涅茨河突出部，而撤回到沿着其基线的米斯河阵地中。现在是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损失了。的确，由于决定的延迟，目前这个正在从海岸线起到顿涅茨中游负责防守全部正面的霍利德特集群，能否如期撤回到米斯河一线似乎都已经颇有疑问了。所以我必须要求希特勒当天立即批准放弃顿涅茨地区的东部，直到米斯河一线为止。 当我陈述意见时，希特勒很冷静地倾听着，接着为了顿涅茨盆地的问题，争辩了几个小时之久。甚至于在我们谈话的第二部份中，当我和他私下谈到全局的领导问题时，希特勒又再度提到这一点。 在相似的场合中我都有这种经验，希特勒对于我在作战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总是避免作任何真正的讨论。他甚至并不试图提出一个他自认为更好的计划，或是反驳我当作辩论基础的假定；同时他也不否认情况会像我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但是他却认为凡与目前最迫切需要无直接关系的话，都是一种假设，都是可真可假的。事实上，一切军事上的考虑，都必然以假定为基础，尤其是我们已经丧失了主动权，因而更是随时要设想敌人所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证明情况将会如何发展，所以唯一成功的军事指挥官也就是能在思想上领先的人。他应该能够透过永远存在着的雾幕，看清敌人未来的行动方向，至少应能对敌我双方所具有的可能性作正确的判断。一个人所指挥的范围愈大，则他的思想也就应该前进得愈远。所要经过的距离愈长，则决策生效的时间也就愈迟。希特勒对于这种远程的思想很不对胃口，至少在作战领域中是如此的。他很可能不愿意看到前景的发展不如他的理想，而又无从反驳，所以他尽量避免谈论它们。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的，他尽量从其他方面去搜集其辩论的理由。开始时，他表示除非已经确实证明绝无其它的办法可想(他还是认为有办法的)，否则决不应主动放弃辛辛苦苦赢来的土地。这个观点当然是每个军人都能理解的。这个观点当然是每个军人都能尊重的。我当然更愿意提出一个成功的攻势计划，而不要求这种无可奈何的撤退。但是战争中却又有一条著名的公理，凡是想要守住一切的人，往往最后将会丧失一切。 希特勒还有一个惯用的理论，那就是说当我方为了集中兵力而缩短正面时，敌人也同样可以多出相当比例的兵力，敌人若是把这些兵力投入决定方向，则同样足以左右战局。专就这个理论本身而言，未尝不无道理。不过在任何此类兵力转移中，真正的决定因素却是看双方谁能够领先——换言之，假使某一方有机会适时行动，在决定地点掌握主动权，则往往可以迫使行动较慢的敌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尽管后者的总兵力占优势。并且若是企图守住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则那样绵长的战线事实上将足以抵消防御对攻击所惯有的兵力优势。在这种情形下，敌军将有机会在延展过长的正面任意选择一点实施突破，他只需相当小的兵力，同时也不会遭受到巨大损失。由于守军缺乏预备队，所以他可以瓦解整个防御体系。 希特勒同时也认为假使我们能够寸土必争的苦战下去，则足以使敌军每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那么，即使俄国陆军实力雄厚，其攻击力也总会衰竭的。敌人现在已经一连攻击了两个半月而不曾中断过，他的损失已经很高。不久就要成为强弩之末了。此外，敌军距离其出发阵地愈远，他的补给困难也愈大，这样也就足以阻止其所酝酿的任何大迂回行动。 诚然，希特勒所说的一切都是不无理由的。毫无疑问，敌人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至少，当他们攻击德军所防守的地区时，其攻击力量的确已经消耗了不少。不过在那些不曾遭遇到德国部队顽强抵抗的地区中，他们的成功却很轻松。同时，俄国部队的重大损失——尤其以步兵为最重——也的确已使其素质大为降低，否则我们也就难于以寡敌众了。不过不管敌人的损失是如何惨重，可是它的补充却是源源不断的。至于说到俄军的补给困难问题，当然，他们若愈前进则困难也就愈大。不过在这个摩托化运输工具的时代中，从俄军的铁路到亚速海或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距离，却还不足以阻止俄军包围德军南翼的行动。 在第一次大战时，通常一个集团军的作战距离其铁路终点不能超过95英里以上。这个数字在第二次大战中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在东西两线上的作战都足以当作证明。此外，俄国人也是赶修铁路的能手，而且在那种大平原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工程问题。无论如何，假使我们把一切的计划都寄托在一种空洞的幻想上，希望敌人不久在兵力与机动两方面会达到其极限，那才是大错特错。而且我们自己的部队更是疲兵久战，距离衰竭也不太远了。一方面，我应该强调说明，希特勒对我们自己部队的条件和损失具有充分认识。不过他不愿意承认那些新编的师因为缺乏战斗经验，在初次上阵时都曾经受到很高的不必要损失。另一方面，他也承认空军野战师的试验完全失败了，他甚至承认这完全是为顾及戈林的面子而成立的。 在有关作战问题方面，希特勒实际上只说了一点：他相信党卫军装甲军若能从哈尔科夫地区向东南方的依苏门方向进行突击，即足以解除俄军对于顿涅茨中段地区的重大威胁。不过他唯一保留的一点是，在该军第二个师尚未达到之前，“帝国”师应先用来对付在弗尔强斯克的敌人(第三个师还要更迟才能到达)。他对于这新成立的党卫军装甲师所具有的突破能力显然具有无比的信心。若非如此，这将足以证明他对于比较远的威胁，尤其是当斯大林格勒战场的敌军部队在一个新战场上出现之后的情况发展，毫无概念。 但是希特勒反复争辩的一点还是认为目前不可能放弃顿涅茨地区。首先，他害怕这会影响到土耳其的态度。更主要的，他一再强调顿涅茨的煤对于敌我双方战争经济上的重要性。他说，俄国人只有重新获得了这些煤，才能维持其钢铁生产，并使坦克、火炮和弹药的产量不至于减少。当我提醒他说，目前俄国人虽然没有顿涅茨的煤，但他们却仍然能生产大量的坦克和弹药，希特勒却答覆说他们是仅仅靠储存的钢铁才能活命的。他坚持说，他们若不能收回顿涅茨煤田，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的产量，也不足以发动任何巨大攻势。敌人丧失了顿涅茨盆地中的焦煤、钢铁，以及其他的工业，当然在生产上会发生相当的困难，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照我个人看来。俄国人对于在1941年所损失的大量炮兵，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即可以作一个明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可以勉强守住齐尔河的临时防线。就在这个冬季，敌人曾在有限的地区中集结强大的炮兵，以获得压倒优势——例如在顿河的三次连续突破——但是很明显，他们还不能为各师都装备完全机动性的炮兵。这个对于顿涅茨地区经济重要性的讨论，又令希特勒有机会表现他在生产数据和兵器威力上的惊人知识。 在这场是否应该据守顿涅茨盆地的辩论中，我手中还剩下最后一张王牌了。在我与希特勒会晤之前，德国煤业卡特尔的总经理普莱格尔(Paul Pleiger)曾经访问我的总部。当我问他顿涅茨地区对于德俄双方战争经济的真正重要性究竟如何时，他却向我保证说，在沙赫蒂(Shakhty)附近的矿区——即米斯阿以东的那一部份盆地——并不重要，因为那里的煤不适宜于炼焦和供火车头使用。这将使希特勒无法从经济战的角度表示反对！ 但是任何人若猜想他现在就会认输，那么未免低估了此人的牛劲。作为至少是可以延迟撤退的理由，他最后又提出天气因素。好像是时来运转，过去几天突然提早解冻了。越过塔甘罗格湾的冰上路线已经不太安全，虽然顿河和顿涅茨河还冻结着，但是若天气继续转暖，不久也将解冻。 希特勒现在就用其雄辩的口才力劝我再等几天，因为宽广的顿河将会构成一道天堑，使敌人在夏季来临以前都无法继续进攻。同样，假使我们的第4装甲集团军要想向西移动，也可能会陷在泥泞中。所以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之中我至少还是应该等几天再看。 但我不肯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寄托在天气突变的希望上而就此屈服，于是希特勒才勉强同意把集团军群的东部正面撤到米斯河。如果把有关指挥权问题的讨论都计算在内，我们的谈话一共进行了整整4个小时之久。 下述的一件小事更能证明希特勒是如何像“牛皮糖”一样。在他已经批准了我的作战意图，我起身告退之后，他又把我叫回去，说他当然不便反悔已经批准的事情，不过我是否能再考虑一下，稍微再等一小段时间。假使顿河地区解冻了，那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顿河-顿涅茨突出地区中继续坚守下去。不过我却坚持原则，只是答应假使当夜的情况还不必立即采取行动，则我可以等到明天中午返回总部之后再下达撤退命令。 我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记载这次与希特勒的会晤，其原因不仅是它对于这次冬季战役的胜负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这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当作一个典型例证，说明希特勒的态度是如何顽固，以及如何难以使他接受任何与他本意相违的事情。 经过漫长的辩论，我终于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可以撤出顿涅茨盆地东部，以便把第4装甲集团军转移到西翼。不过就此认为德军整个南翼的威胁已经解除了，仍然是一种错误。考虑到距离和道路情况等因素，这个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东翼“蛙跳”往西翼的计划大约要花两个星期。此外，由于敌军早已达顿涅茨河南岸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足以威胁霍利德特集群的深入侧面，所以后者能否安全达到米斯河的阵地，尚无确实的把握。更进一步，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守住在顿涅茨河中游的正面，也殊有疑问。最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即哈尔科夫地区——也着实令人焦虑，敌人几乎可以有一切自由行动的机会。他们不仅可以直趋第聂伯河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查波罗齐的渡口，而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在那里的交通线，而且还可以在更上游的地方渡河，从西面封锁它。所以除了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往本集团军群的西翼，还必须组成一个新集团军，以代替归属B集团军群的盟军部队，这些部队实际上已经完全崩溃了。 2月7日正午，我回到在斯大林诺的总部。因为巴特斯克(Bataisk)已被敌人攻占，它就位于罗斯托夫在顿河南岸的近郊，情况极为严峻。我返回集团军群总部之后，立即下达撤退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连同其一切可以调动的师都开始向西翼跃进。霍利德特集群也收到命令，先行退往新齐尔卡斯克-卡门斯克一线。 2月8日，在罗斯托夫与伏罗希罗夫格勒又发生了新的危机，敌人从桥头阵地成功突破。在顿涅茨中段作战的第1装甲集团军，情况也是极为危急，并不能完全阻止在里希强斯克(Lisichansk)与斯拉夫扬斯克(Slavyansk)之间的敌军进展。 在B集团军群地区中，在南兹将军(Gen. Lanz)之下，组成了一个新的集团军，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正在陆续达到的党卫军装甲军，也交由其指挥。我们本来听说党卫军“帝国”师准备击毁在弗尔斯克的敌军，这部分敌军正在准备向东南攻至依苏门；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该师退却到了顿涅茨河的后面。在这种情形之下，希特勒所建议的用党卫军装甲军来解除我们西侧面所受的压力的办法，也就毫无意义了。 2月9日，敌人在哈尔科夫以北的B集团军群地区中，已经攻占了贝尔果罗德(Balgorod)和库尔斯克，并正经由环绕着依苏门的顿涅茨河河湾向西挺进。在第聂伯河与中央集团军群左翼之间的缺口中，除了南兹集团军(其在哈尔科夫的集结早已被打乱)和B集团军群部署在库尔斯克以西的第2集团军(已经残破不堪)以外，便无兵可用。 事实上，敌人现在可以从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渡过第聂伯河的上游，进行迂回运动，所以很明显，尽管采取了步骤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西翼，可是就长期而言，顿河集团军群只凭自己的兵力，还是难以保障其后方交通线的安全。所以必须要采取某种果断的措施。于是我立即要求柴兹勒尔将军在今后14天之内，在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以北的地区，展开一个兵力至少有5-6个师新集团军，并在第2集团军后方——即库尔斯克以西——再展开一个集团军，以便向南发动攻击。我又说，只有根本改进运输效率才能做到这一点。像过去那样把一个师一点点地送上战场，无法改善现有态势。 柴兹勒尔将军却认为他今后也许可以有真正帮助我们的机会。他预计最终可以从中央与北方集团军群抽出6个师以上的兵力，并且用过去所从未有过的速度运送给我们。他估计每天有37趟运输列车，即我们每隔一天就可以获得一个师。不过从德军正面被撕开的裂口的宽度来看，这一点兵力最多也不过能使我们勉强渡过难关，以待泥泞季节的来到。他们是否能够准时抵达，则要以哈尔科夫附近的发展来定，而这却是我们集团军群所无力影响的。无论如何，德军的整个南翼仍然笼罩在极大的危险之下，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或刚刚来临之后，敌军仍能挺进到亚速海岸，或更向西打击，直抵黑海海岸。 集团军群纵深侧面固然成为其主要问题的来源，可是正面的情形也同样不乐观。第1装甲集团军，现任司令马肯森将军(Gen v. Machensen)，参谋长温克上校(Col. Wenck)，任务是把已经渡过顿涅茨河中游的敌人再赶过河去，但却遭遇两支优势的敌军。第一支从伏罗希罗夫格勒渡过顿涅茨河，正在尝试插入霍利德特集群(正在向米斯河撤退)与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从南面向顿涅茨河运动)之间；第二支自里希强斯克-斯拉夫扬斯克一线渡过顿涅茨河，现在正拟将其主力移到位于克里弗托里特斯河(Krivoi Torets)两侧的西翼。第1装甲集团军在两个侧面都有受到包围的危险，它必须尝试连续地击败两股敌军。集团军群原计划先在西翼发起攻击，把斯拉夫扬斯克的敌人击败之后，再转过身来攻击位于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敌人。不幸，该集团军的部份兵力早已被牵制在后述方向，于是其兵力也就不足以击败在斯拉夫扬斯克的敌人。换言之，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以南，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阻止敌人向西南方面进攻。 这在危机中常有，大危机中又往往加上局部危机，互相作用，而使情况变得更为紧迫。第1装甲集团军在派遣第40装甲军打击从斯拉夫扬斯克前进的敌军之前，曾经作了一次搜索，根据这次搜索的结果，该集团军认为坦克不可能通过克里弗托里特斯河以西的地区迂回敌人，因为交叉经过该地区的深谷完全埋在厚厚的积雪中，所以第40装甲军的攻击主要是在河谷以东并沿着河谷作正面攻击。因为俄国冬季的严寒，部队在夜间不敢露宿，所以多数战斗必然只能在克里弗托里特斯河谷的居民区附近进行，首要目标即为攻占克拉马托尔斯卡亚(Kramatorskaya)大工业镇。不过此类战斗绝无速决的希望，而这正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领先进攻的第11装甲师陷入苦战。 集团军群的意图本是从西面包围敌军，切断它与顿涅茨河之间的连络，这个构想现在开始落空了。敌人在2月11日的夜间，用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通过了在克里弗托里特斯河以西据说是不可能通过的地区，一直深入到格里希罗(Crishino)为止。这又再度证明，西方人所谓的不可通过，对于俄国人而言却只有有限的真实性——当然一部份的原因是由于俄国装甲车辆的履带较宽，使它们能够比较易于越过泥泞和深雪，而我们自己的坦克却没有这种能力。在格里希罗，敌人现在不仅已经深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而且也切断了集团军群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克拉斯罗尔梅斯河之间的主要铁路线。现在只有通过查波罗齐的铁路线还畅通，但因为在1941年为敌人所炸毁的第聂伯河大桥仍未修复，所以运输效力不免大为降低。结果所有的货物都必须转驳，运油车也不能直达前线。 就在前线补给(尤其是石油)受到威胁时，第1装甲集团军却不仅西面受到迂回的威胁，而且同时受到由伏罗希洛夫格勒突破的敌军兵力试图从东面进行迂回的威胁。特别是敌人的一个骑兵军已经深入到地巴尔特西夫(Debaltsevo)的重要铁路枢纽，那里不仅位于该集团军右翼后方颇远的地方，而且也在霍利德特集群拟占领的米斯河阵地的后面。该集团军可能被困在地巴尔特西夫，因为敌军依托村落负隅顽抗，要想完全消灭他们即困难又费时。结果使该集团军右翼迫切需要的第17装甲师一直被牵制在那里不能移动。 在东面，当霍利德特集群向米斯河退却时，刚刚经过休息、整补的俄国装甲兵力立即尾随压迫，我们遂暂时不能抽调该集团军的装甲师。不过这个集团军终于在2月17日抵达米斯河阵地，并就地组织了一道防线。 在西翼，此时已经能够动用从顿河赶来的“维京”师，阻止进抵格里希罗的敌方装甲兵力。不过，该师未能迅速击溃敌军，在最近的鏖战中，其兵力受到很大损失，同时也极其缺乏军官。这个师的兵源来自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中的纳粹志愿者，由于其损失过于严重，已经缺少能流利使用北方语言的军官来指挥这支部队了，这自然使这支原来很有用的部队的效率进一步下降。 同时，第4装甲集团军仍在利用公路和铁路，从顿河下游向西翼调动，因为道路情况恶劣，进展缓慢。所以敌人不但已经在格里希罗深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并调遣生力军前来增援，而且在第1装甲集团军左翼与哈尔科夫地区之间，更是门户洞开、异常危险。在这个地区中，敌人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本集团军群战区内之所以如此险象环生，主要是因为掩护A集团军群撤退而在顿河和顿涅茨河滞留了太长的时间。此后，我们对于B集团军群方向情况的发展又日益感到不安。 敌人在哈尔科夫方向留下一部分掩护兵力之后，就挥军从依苏门向西前进，直抵巴甫洛夫格勒(Pavlograd)。经巴甫洛夫格勒，他们又可以推进到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查波罗齐的第聂伯河渡口，以切断本集团军群跨过该河的交通线。此外，他们可能试图击溃正在集结的南兹集团军。如果成功，那么他们就能在克里门巧格(Kremenchag)的两侧顺利渡过第聂伯河，然后封锁进入克里米亚的道路以及刻松(Kherson)的第聂伯河渡口。如此便可包围德军的整个南翼。尽管泥泞季节通常在2月底到来，可能阻碍这个宏大的作战行动，但是这一阶段一过，敌人仍可继续向这个目标前进。 基于上述考虑，我在2月12日又把一个新的情况研判送交陆军总部，并转呈希特勒。以上述作战估算为基础，我特别强调下列两点： 第一是兵力的比例，我指出，尽管在过去3个月中，敌人很明显一直都在设法毁灭或切断我们的南翼，但是从我方的兵力分配上来看，我们却似乎一点都不重视这个事实。即使把最近几个月中所有送往顿河集团军群的援兵都加起来计算，在顿河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战区，德军对俄军的比例最多是1:8，而在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战区，比例高达1:4。陆军总部担心若从那两个集团军群中抽调兵力，会造成新的危机，所以始终犹疑不决，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此外，陆军总部在以前答复我的要求时，所说的话也不无理由，它说几乎所有的补充兵员和兵器都是送往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目前中央和北方两个集团军群的战斗潜力已经远不如我们了。不过我们却应说明，在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各师在几个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不停，但是在那两个集团军群的地区中部并无如此激烈的战斗。此外，我们的部队必须野战，而中央和北方两个集团军群却早已建立好了良好的防线。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因素是，敌人的决定性努力是指向德军南翼，而不是德军的中央或北方地区，所以我们决不能继续处于数量劣势。 而且，即使我们能够解除第聂伯河渡口被切断的危险，敌人还是不会放弃更远大的目标，把德军围歼在海岸上。所以，应不惜一切代价，使德军南翼的兵力比例得到彻底的改善，即使需要其他战场、或东线其他方面略作让步亦在所不惜。 除了提及兵力全盘分配的基本问题以外，我也向陆军总部提出今后德军南翼作战的指导意见。这个且留待下一章(卫城作战)中再详述。 2月12日的夜间，本集团军群(现在已经改名为南方集团军群)把总部移至查波罗齐，因为不久这里将变成一个决定点，所以总部移到这里便于更好地控制战斗进程。 2月13日的夜间，我们收到了陆军总部的一个指令，这明显是对于我在2月9日所提建议的答复。它依照这个建议，决定在波尔塔瓦(Poltava)-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上，展开一个新的集团军，而在第2集团军南翼的后方又另外配置一个集团军。不过事实上，这却都是空话。准备展开在第2集团军后方的那个集团军根本就不曾来到。第2集团军虽然曾经获得了少许的增援，但那却是以牺牲了对我们的诺言为代价的。准备展开在波尔塔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的那个集团军，即南兹集团军，实际上早已用在哈尔科夫了。这个集团军，连同包括贝尔果罗德(Belgorod)在内的B集团军群地区，以后都拨交给南方集团军群指挥。第2集团军则移交给中央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总部则终被撤消了。 1943年2月中旬，南方集团军群战区的危机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敌军正准备从北面邻近地区进行大范围迂回，以围歼我军的整个南翼。可是非常矛盾的，恰好在这个危机达到顶点时，反攻的种子也开始萌芽了。 不过，当前的情况却还是日益黯淡。无疑，此时撤消B集团军群是一个危险的措施。虽然除了第2集团军以外，它现在仅有一些残余部队，但它在整个东线的指挥体系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撤消它使中央和南方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正面出现了一个大缺口。 此外，南方集团军群总部对于现在拨交给它指挥的哈尔科夫地区(即南兹集团军所扼守的地区)事实上也无法立即接管，因为通信联系还没能建立起来。在我们接管以前，哈尔科夫已经丢定了。由于本集团军群通信团的努力，和我们的通信指挥官穆勒将军(Gen. Muller)指导有方，接管的工作事实上是非常快的。此外，我的朋友，通信署长费吉贝尔将军(Gen. Fellgiebel)，也给予我们以极大的援助。 B集团总部的撤消，固然使作战的指挥变得更为复杂困难，却也有好处。南兹集团军接受南面集团军群的指挥以后，我们在这个决定的地点和时机上便有绝对的指挥权。这对于冬季战役的最后成功意义重大。 此时，哈尔科夫地区已经成为本集团军群的一个新关注方向，尽管B集团军群，也可以说是希特勒本人，还会继续指挥几天。南兹集团军曾奉希特勒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它现在很可能又像斯大林格勒一样，变成一个面子问题。此外，为了解除敌人对南方集团军群左侧面的压力，该集团军还要以党卫军装甲军为核心，向罗索伐亚(Losovaya)方向发动一个突击。而该装甲军的3个装甲师，现在只到达了两个。 很明显，以这个集团军的现有兵力，在这两个任务中，最多只能希望达到其中的一个。它或是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作战，或是去救援南方集团军群的左翼。所以我向希特勒建议，南兹集团军应暂时放弃哈尔科夫，而先试探攻击城南的敌军，这样就可以暂时解除敌军从克里门巧格两侧越过第聂伯河包围集团军群的威胁。另一方面，当我们投入第4装甲集团军之后，就可以只凭自己的兵力击退向查波罗齐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进攻的敌人。一旦南兹集团军击败哈尔科夫城南的敌军之后，他又可以转过头来夺回该城。 不过这个方案却与希特勒意见相左。哈尔科夫是俄国的第四大城，在他心目中早已变成威望的象征了。所以在2月13日，他又透过B集团军群，再次严令南兹集团军，要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 于是我要求陆军总部答复，在南兹集团军拨归我们指挥后，这个命令是否继续生效，以及若党卫军装甲军在哈尔科夫有被围的危险时，这个命令是否仍应遵守。我同时更要求我前一天送往罗曾(Lotzen)的一般情况研判也应有一个答复。在回答我的时候，柴兹勒尔将军告诉我说，希特勒认为我的看法未免言之过早。我回答他说，我认为一个集团军群的思想，至少应考虑到4个星期到8个星期以后的形势——不像我们现有的最高统帅部，似乎连3天以后的事情都不考虑。 专就哈尔科夫的情况而言，形势终于还是胜过了希特勒的意志。党卫军装甲军的确有在那里被围的危险，遂于2月15日，违反了南兹将军的命令，自动撤出了该城。B集团军群把这个既成事实转告我们，而它本身也在同时移交了最后的指挥权。假使从哈尔科夫撤退的行动是执行某位陆军将领的命令，希特勒无疑会将此人交付军法审判。但因为这是党卫军装甲军的行动(的确也并不错)，所以最终未受丝毫处分。不过，几天之后，南兹将军还是被免职了，由肯夫将军(Gen. Kempf)代替，理由是南兹是山地战专家，而肯夫是一位坦克专家。 在B集团军群把辖区交给南方集团军群的阶段中，哈尔科夫周围的情况一直在迅速恶化，而南方集团军群跨过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也随时有可能被切断。不出所料，2月16日我们接获报告说，敌军正以强大兵力从依苏门以西地区向巴甫洛夫格勒和聂伯罗皮托夫斯克前进。假使他们到达罗索伐亚或巴甫洛夫格勒，那么通过波尔塔瓦的铁路联系就会被切断。 同时，陆军总部允诺的援兵的到达的速度再度减缓。预定是一天37列车，结果在2月14日那一天，只到了6列车。 此外，中央集团军群宣称，目前它缺乏必要的兵力在我们的结合部与南方集团军群进行任何有效的协同。此时若能制止第2集团军的撤退，将对我们非常有利。 情况已经变得如此危急，所以希特勒决定亲自到访我的总部。很明显，我过去所作的若干批评已对他的思想产生相当的刺激作用。我固然很欢迎他御驾亲征，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一直谈到天明，而且也可以让他来亲眼看看我们艰难的处境；不过在像查波罗齐这样一个相当巨大的工业城市中(敌人正在向它进攻)，要想保障他的安全自然是非常困难，尤其是他已经宣布打算多住几天。他和他的随从，包括总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及他的私人厨师等都在内，被招待住在我们总部里，周围地区都已加以严密的封锁。即使如此，安全还是不太有保障，因为希特勒的驾临还是有人知道的。当他驱车从机场前往查波罗齐时，在街道上立即被士兵和党员们认出来。我们所能用来担负警卫任务的兵力就只有总部的警卫连和少许高炮部队；而不久以后，敌军的坦克就极为接近该城，已经可以向位于第聂伯河东岸的机场开火了。 希特勒于2月17日正午抵达我的总部。我立即向他当面报告下述情况：霍利德特集群已于当日抵达米斯河阵地，但敌军在后面穷追不舍；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在格里希罗阻止了敌军的前进，但尚未消灭它；同样，在克拉马托尔斯卡亚地区，对沿着里希强斯克-斯拉夫扬斯克一线前进的敌军展开的战斗也未分胜负；南兹集团军正在撤出哈尔科夫，并已向西南撤往莫希河(Mosh)地区。 然后我向希特勒报告我的意图：准备命令党卫军装甲军安全撤出哈尔科夫，只留下南兹集团军的残余部分继续占领该地区；党卫军装甲军从克拉斯罗格勒(Krasnograd)地区向西南，大致朝巴甫洛夫格勒的方向突击，并与正向那里进攻的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这些兵力的任务是消灭通过第1装甲集团军与南兹集团军之间的宽广空隙中前进的敌军；这个任务完成后，霍利德特集群与第1装甲集团军将没有被切断的危险，我们就可以开始在哈尔科夫地区攻击。 希特勒首先拒绝讨论我所建议的作战程序。他甚至根本不承认已经有强大的敌军正在通过第1装甲集团军与霍利德特集群之间的地区前进。他同时害怕我设想的在第聂伯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作战会深陷在泥泞中。眼下正值隆冬，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但是希特勒反对的主因却可能还是他希望立即收复哈尔科夫，他计划等党卫军装甲军的各师完成集结之后，就立即行动。实际上的情况却是，要想向哈尔科夫方向发起攻击，先决条件是解除敌军对第聂伯河渡口的威胁。除非跨过这条河川的交通线保持畅通无阻，否则第4装甲集团军或霍利德特集群就无法撑下去。此外，要想对哈尔科夫发动攻击，至少需要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合作。而且，当地面解冻迫使作战暂时中止时，也是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先受到影响，在哈尔科夫周围和以北的地区中，受影响的时间会比较晚。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在击败了目前正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霍利德特集群之间前进的敌军后，还来得及向哈尔科夫攻击。相反，假使我们把次序颠倒过来，则这两个作战是否都能取得成功，不免大有疑问。 因为希特勒总是固执已见，所以又引发了一场激辩。最后，我设法结束了这场争论，指出党卫军装甲军无论如何必须首先在哈尔科夫-克拉斯罗格勒公路上集结，但要到2月19日以后才能完成集结，所以到底是向南或向北进攻，可以留到那时再决定。我之所以采取拖延政策，是因为我知道在2月19日以前第4装甲集团军也不能参加作战；同时我也认为以后的情势演变，将促使希特勒自己认清。 2月18日，我又谒见希特勒。敌军已经用强大的兵力向米斯河进攻，已经在尚未巩固的霍利德特集群正面突破了好几处。此外，被我们包围在后方地区巴尔特希夫周围的敌方骑兵军，也还未被歼灭。我向希特勒陈述，尽管如此，还是迫切需要从这里抽调摩托化单位送往西翼。敌人的机械化兵力已经在格里希罗深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所以我方在那里的部队受到了牵制。 另一方面，现在有确凿证据显示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南兹集团军之间前进的敌方兵力，正集中全力向第聂伯河渡口进攻。在克拉斯罗格勒以南已经发现了其第267步兵师的番号，其第35近卫师，包括一个坦克营在内，也已经攻克了巴甫洛夫格勒。驻守当地的一个意大利师(为前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在敌军接近时便仓皇撤退了。 据南兹集团军报告，党卫军“骷髅”师的轮式车辆部队已在基辅与波尔塔瓦之间完全陷在泥泞不能动弹，这样也就使希特勒想立即向北进攻、夺回哈尔科夫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假使说党卫军装甲军没有这个师就守不住这座城市，那么现在想要夺回该城则更是毫无希望。而目前却无法预测这个师何时可以抵达。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够采取的行动，就是向东南方攻击，击溃通过南兹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前进的敌军。因为那个地区马上就会解冻，所以要争分夺秒。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终于同意我的见解，把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个可以立即动用的师，“帝国”师，立即用在巴甫洛夫格勒的方向上。至于“元首卫队”师则对抗从哈尔科夫向南压迫的敌军，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的作战。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第4装甲集团军，在获得了“帝国”师的增援之后，能够获得成功。 随后，我又把自己的总体意见再次向希特勒阐述。我指出，即使我们能够避免局势恶化，坚持到泥泞季节来临——这并无太多把握——然而我却仍需要未雨绸缪。泥泞的战场最多只能使战斗中断几个星期而已。此后，本集团军群就会有一个长达470英里的正面需要防守，而包括南兹集团军在内，全部兵力却不过32个师。一旦泥泞季节结束，敌军必定会集中主力对付德军的南翼，准备将其围歼在黑海岸边。 我告诉希特勒，仅仅用30多个师的兵力来防守长达470英里的正面，那么一个较强大的敌人可以随意在任何地点突破。此外，更缺乏兵力用以阻止他们继续从北面迂回本集团军，一直到亚速海或黑海岸为止。所以一旦泥泞季节结束，本集团军群决不能坐待敌人的突破或迂回。除非陆军总部能够寻找适当的时机，发动一个攻势以解除这个向东突出过远的正面所受的压力，否则它绝对无法持久。 我提出这种观念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说服希特勒，一劳永逸地就长远战略问题寻求一个总解决。不过很明显，他根本无意承诺。尽管他也承认集团军群兵力薄弱，不足以在明年防御那条正面，但他并不接受我提出的兵力比例。我们曾经证实面对着我们的敌军兵力一共有341个大单位，希特勒并不否认这个数字，但却认为这些单位已经没有太多的价值了。当我反驳他说，我们自己的各师也都筋疲力竭了，他却答复说，在泥泞季节中，我们可以使兵力补充足额，并配发新的兵器——理所当然——不过他却不承认，与此同时敌人也会把1926年出生的150万新兵送上前线。同时他也不承认在两个月之内(即泥泞季节期间)，敌人所生产的坦克数量足够补充60个装甲旅。相反，希特勒却拼命强调，若是顿涅茨地区再度落入敌人的手中，将对俄国的坦克生产至关重要。至于在1943年对东线德军的作战指导，他却无法从任何其他战场抽调兵力以发动一个大攻势，也无从征召大量人员。然而，他却认为有了新兵器的帮助，他至少还可以采取有限的和局部的行动。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兵器和兵器生产上面，我们也就不可能捉摸希特勒对于夏季战役的意图了。我们似乎是住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 2月19日，又举行了另外一次会议，这一次克莱斯特元帅也被要求参加。很明显，由于希特勒驻跸在我的司令部中，终于认清了南方集团军群的危险，因为他现在宣称A集团军群今后应尽量把可以抽调的兵力，转送给南方集团军群。换言之，A集团军群应该当作是南方集团军群的一个“邻近兵力储蓄库”来看待，所以希特勒预备以后再利用库班桥头阵地的作战计划，现在已经暂时搁置了。不过很不幸，未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受到运输工具的限制，这个“储蓄库”并未发挥它的作用。库班桥头阵地继续处于孤立状况。过去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一支兵力一旦被牵制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将会非常难以调动。 当天，实力强大的敌人进抵辛辛罗柯夫(Sinsinokovo)火车站，情况变得更为紧张。敌军现在不仅暂时切断了本集团军群中央与右翼的主要补给线，而且距离德国元首所驻跸的地点也只有35到40英里的距离！由于附近已经无部队可供调动，所以希特勒于当日下午飞返他的大本营后，我倍感如释重负。不出所料，次日敌方的坦克便能够阻止我们使用在第聂伯河东岸的飞机场。 我向希特勒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在计划中的从西翼发起的打击中，我将动用全部装甲师，换言之，必须从米斯河阵地中抽调。米斯河阵地之所以未被攻破，唯一的原因是敌军的主力必须经过罗斯托夫瓶颈，所以尚未到达。决不能忽视从东面攻占顿涅茨地区的可能性。除非我们首先解除集团军群后方交通线被切断的危险，否则将一筹莫展。希特勒对于这一点似乎也能了解。 无论如何，我的印象是，希特勒访问我的总部，足以帮助他了解东线南翼将被包围的危险是何等迫切严重。尽管如此，不久以后，陆军总部或希孟德将军却传来一个故事，说希特勒作这次旅行的主因，是为了要振作我们这个集团军群的士气。我从来不曾感觉到我的总部是需要这种振作，即使我们并不准备完全遵守希特勒的理想，实行寸土必争而不计后果的办法，但是我敢说要想找到另外一个司令部，能够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中，能像我们这样确保必胜的意志，似乎并不容易。就这一问题，我自己与我的幕僚看法一致。 2月19日，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向沿着皮里希齐皮罗(Pereshchepino)-巴甫洛夫格勒-格里希罗一线前进、企图切断本集团军群与第聂伯河之间交通线的敌军发动反攻。2月20日，敌军的作战意图已经完全显示了出来，而且证明与我们所预料的完全符合。 在我们的东方正面，敌人开始攻击霍利德特集群在米斯河的阵地，已经在3个主要地点实现了突破。为了想切断我方越过第聂伯河的交通线，敌人已经用上了一个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和一些骑兵——而原先被我们控制在格里希罗和卡拉马托尔斯卡亚的敌军兵力尚不在内。 同时，敌军也企图在哈尔科夫的西面和西南面，突破肯夫集群的脆弱正面——肯夫将军已接替南兹将军。此外，敌人又企图从北面包围这个集团军。 面对着这些发展，本集团军群有两件不同的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点，应尽量设法守住在米斯河的东面防线——不过只凭有限的兵力，而且没有任何预备队，实在很成问题。 第二点，必须使用第4装甲集团军迅速击败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肯夫集群之间的敌军，以阻止敌人切断第聂伯河渡口的交通线。若是这个行动失败了，则集团军群的多数兵力不久就会因为缺乏燃料而丧失机动能力。 一旦击败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军，就要依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进一步的行动。也许我们可以立即使用全部机动兵力向北突击，以恢复肯夫集群的态势；或者，假使肯夫集群还不能凭自己的力量肃清路里希罗和卡拉马托尔斯卡亚的敌军，则第4装甲集团军可能还要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再打一仗。 无论如何，我们目前必须守住北翼，即肯夫集群的地区。后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顽强抵抗，封锁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包括经过克拉斯罗格勒通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经过波尔塔瓦通往克里门巧格的道路。要是敌人企图进抵基辅(有许多征兆已经使希特勒倍感忧惧)，则我们会预祝他旅途快乐。这样远距离的大迂回运动，在临近泥泞季节的期间不可能获得任何实际效果。 2月21日，在本集团军群最重要的一段正面，首先显出了一线新希望：在米斯河的东面防线已经守住了；在那道防线后方第巴尔特希夫车站被我军长期围困的敌骑兵军残部也被迫投降；敌方一个坦克军在马特费也夫库尔(Matveyekurgan)突破米斯河正面之后，不久即被我军所围困，现在也已被消灭。 在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敌人正在对费里特-皮可群施加压力，其目的很明显是想进一步摧毁米斯河阵地的侧翼依托，或迂回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面对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一切还平静无事。无线电窃听获得的情报证实，在格里希罗、和克拉马托尔斯卡亚地区中，对第1装甲集团军西面作战的俄军已经受到重大损失。在后述地区中的德军兵力为“波普夫群”(Popov group)。很明显，俄军的补给线已经被切断了。 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攻下了巴甫洛夫格勒，而且可以指望后续部队在路面变软之前还来得及与主力会合。事实上，一支并不太强大的敌方坦克兵力虽已挺进到了查波罗齐的附近，但这却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威胁。在距离该城约12英里远的地方，它把燃料用光了，结果全被我军歼灭。不幸，本来有一个新的师(第322)预定向巴甫洛夫格勒增援，并已在行军的途中，现在又被陆军总部调往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去了。尽管第2集团军的情况也不乐观，但南方集团军群却应有优先的支配权，因为我们正在夺回主动权。至于敌人在基辅方向能否取得进展，此时无关大局。 敌人的确有此意图，下述事实可以证明，因为他们已经投入相当数量的兵力，从贝尔果罗德向艾赫提卡(Akhtyrka)挺进，其目的很明显是想迂回肯夫集群北侧面。 在以后几天之内，第4装甲集团军的反攻总算达到了我们所预期的成功，于是这场战役的主动权终于重新回到德军的手中。 最开始时，这个集团军击溃了正在向第聂伯河渡口前进的敌军——即在巴甫洛夫格勒周围和南面地区中的兵力。希特勒所拒绝承认的看法现在得到了证明，敌军一共有两个装甲军、1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之后，第4装甲集团军又与第1装甲集团军合作，击败了位于其西面的敌4个坦克军及机械化军。 到了3月1日，很明显，因为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敌军已经被击败了，所以其在第1装甲集团军北面正面的压力也同时减弱了，于是后者便能够夺回顿涅茨河一线。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诱惑，使我们想越过仍然封冻的河面追击敌军，并在哈尔科夫以西攻击敌军的背面。 不过要使我们可以自由地越过顿涅茨河中游前进，则应首先击溃敌方哈尔科夫集团的南翼，后者还集中在该城西南的比里斯托伐亚河(Berestovaya)。由于即将解冻，能否行动殊有疑问。所以本集团军群的第一步目标只是击败在顿涅茨河以西的哈尔科夫敌军。 在本集团军群作战地区的南端，接近海岸的部分，早已开始解冻了。2月底，在米斯河的敌军放弃了使用装甲兵力以及其他机动部队实行突破的企图，改派步兵师来接防。很明显，他们希望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在该河两岸至少保有几处桥头阵地。不过当这个大范围的攻击失败之后，他们的攻势最后退化成无结果的局部攻击。 到了3月2日，集团军群才能看到其第一个反击的效果，这是由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来执行的，以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军为目标。与此同时，霍利德特集群在米斯河进行了成功的防御，敌方“西南方面军”的各集团均受到相当消耗，暂时不能发动进一步的攻势。尤其是向第1装甲集团军左翼前进并钻入第1装甲集团军与肯夫集群之间的敌人所受到的打击更为惨重——俄国第6集团军、在格里希罗战斗的波普夫集团，以及第1近卫集团军。敌方的第25坦克军和3个步兵师基本上全军覆没；第3、第10、第4近卫坦克军，还有1个独立装甲旅、1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师和1个滑雪旅也都被打垮了；而第1近卫坦克军、第18坦克军，加上6个步兵师和两个滑雪旅也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根据我方部队的报告，敌人在顿涅茨-第聂伯河战场上一共遗尸23,000具，所获战利品共有坦克615辆、野炮354门、高射炮69门，和大量的机关枪与迫击炮。俘虏9,000人，比例上看比较小，原因有三：一、我们自己的兵力多数是装甲部队，不能对敌人构成连续不断的包围圈；二、天气奇寒，尤其是夜间，部队有向村落集中的趋势，所以放弃了武器和车辆的俄国兵很容易溜走；三、无法封锁敌军后方的顿涅茨河，轻装部队可以徒步通过这条仍然封冻的河流。 敌军除了上述的损失以外，其第4近卫机械化军(在米斯河正面后方被围)和第7近卫骑兵军也同时被肃清。 在顿涅茨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中一战而胜，重获主动权之后，南方集团军群就进一步依照已于2月28日颁发的命令，向“沃罗涅什方面军”(即位于哈尔科夫地区的敌军)发动攻击。我们的意图是攻击这支兵力的南侧面，进行迂回，如果可能，则从东面插入敌军后方。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占领哈尔科夫，更希望歼灭在那里的敌军。 所以首要任务是击溃敌军的南翼，即俄国第3坦克集团军在该城西南的比里斯托伐亚河的防线。第4装甲集团军在3月5日完成了任务。隶属敌方这个集团军的第12和第4坦克军、1个骑兵军和3个步兵师，一部分被分割，另一部分则在克拉斯罗格勒的一个小包围圈中被俘了。虽然俘虏的数字还是相当少，但是据我方部队的报告，敌军死亡12,000人，我方俘获坦克61辆、火炮225门、车辆600台。 天气的突变使本集团军群未能从背面进攻正在艾赫提卡(Akhtyrka)和波尔塔瓦困扰肯夫集群的敌军，迫使他们用反正面来进行战斗。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第4装甲军必须从哈尔科夫的下游渡过顿涅茨河，但是冰面随时都会破裂，而浮桥又抵抗不了浮冰的碰撞。即令渡过莫希河(Mosh)作一个较小型的侧击行动，以夺取哈尔科夫城(敌军的后方交通线都通过该城)，也都似乎很难办到，因为地面现在已经开始解冻了。所以我们只好试图从侧面卷击敌军，并顺便迫使他们退出哈尔科夫城。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第4装甲集团军，包括党卫军装甲军在内(其最后的单位，“骷髅”师也全部抵达)，于3月7日，从克拉斯罗格勒地区向北面发动了一个攻击。当敌人对其正面的压力减轻之后，肯夫集群马上也投入反击。 在以后几天当中，攻击进展顺利。不过此时敌军已经认清沃罗涅什方面军所处的危险。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发现敌人正在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中抽调几个坦克及机械化军前往依苏门，目的显然是想趁第4装甲集团军向北进攻哈尔科夫时，打击它的侧面。不过这些行动未能产生显著的效果，其原因为：一、敌军在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和米斯河的战斗中已经耗尽了攻击力；二、顿涅茨河已经开始解冻，阻碍了他们的行动。敌人仅仅在该河南岸，依苏门的西北面取得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此外，他们把第2近卫坦克军从东面撤回哈尔科夫，并把面对着肯夫集群北翼和第2集团军的兵力撤回到波哥达何夫(Bogodukhov)。由于第2集团军的兵力十分单簿，我们一直担心能否阻止敌军逃走。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想迫使面对肯夫集群的敌人离开哈尔科夫城向南移动，或是切断其在顿涅茨河的渡口。若能如此，哈尔科夫则可一鼓而下。本集团军群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哈尔科夫变成第2个斯大林格勒，否则我们又必须顿兵坚城之下了。 不过，哈尔科夫的大名，又可以当作精神上的号召，激励部队和下级军官奋勇作战。尤其是党卫军装甲军想要重夺该城，献给其领袖，所以它总想抄近路，集团军群不得不一再制止，不准它向该城发动正面攻击，假使不加制止，该军的兵力就会被牵制在那里，而放任尚在该城以西作战的敌军逃走。最后，我们终于使党卫军装甲军绕到了城东。该城毫无困难地陷落了，我们也在顿涅茨河截获了敌方相当数量的逃兵。 上文已经说过，由于在哈尔科夫及其南部地区的情况发展，使敌人不得不将面向肯夫集群的兵力抽回。他们早已推进到波尔塔瓦附近，并攻占了艾赫提卡，现在他们必须向哈尔科夫和贝尔果罗德撤退，而肯夫集群则乘胜穷追。 3月10日，希特勒再次亲临我们的总部。我除了向他简报当前敌情，还特地申述了泥泞季节结束之后应当如何作战的意见。这且留待下章中去分析。 3月14日，党卫军装甲军进入了哈尔科夫城。同时，肯夫集群北翼的“大德意志师”也迅速进抵贝尔果罗德。敌人一再用强大的装甲兵力对抗它，但均被击败。 占领哈尔科夫与贝尔果罗德，标志着本集团军群第二次反击的结束，因为地面正在加速泥泞化，已经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当然，本集团军群很想乘此机会与中央集团军群合作，肃清在库尔斯克西面的突出地带，以便缩短德军防线。但中央集团军群宣布无法合作，这个计划只有放弃。结果，这个突出部在我们的战线上成为一个讨厌的漏洞，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虽然如此，我们这个集团军群现在却已经守住了整个顿涅茨河的正面，从贝尔果罗德起到米斯河入海口为止。这条顿涅茨河-米斯河防线也就是德军在1941-1942年冬季的同一条防线。 假使对1942-1943年南俄冬季战役的全部过程和结果进行总结，则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俄国方面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俄国人围歼了德国的第6集团军，这是我方最强大的一个野战集团军；此外，我们的4个同盟国集团军也都被击溃了，许多勇士都已丧命疆场，还有众多的人做了俘虏。剩下来的同盟国部队早已溃不成军，迟早都要撤出战场。即使又利用残部恢复了第6集团军原有各师的番号，霍利德特集群也于1943年3月改称第6集团军，可是20个师的战斗主力，加上大量的炮兵和工兵单位，却始终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但丧失他们也使德军在比较平静的地区中缺少了可以替换的兵力。 不过尽管在德军的战斗序列中已经损失了5个完整的集团军，但专凭这一点，任何人都还不能断定它对于战争的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此外，我们也丧失了在1942年夏季攻势中所赢得的大片土地，包括各种天然资源。夺取高加索油田本是此次攻势的基本目标之一，最终也未能达到——在这里应附带说明一下，这个经济性目标是戈林强烈要求的，但决定性地分散了攻势力量。在他们追求这个经济性目标时，完全忘记了必须先击败敌军的主力，才有机会达到并守住这种目标。不过总而言之，德军能够守住顿涅茨盆地的一部分，对战争的进行具有必要的关系。 尽管俄军无疑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收获，但他们在德军的南翼仍未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假使南翼被摧毁，则我方必将一蹶不振。在此次冬季战役结束时，主动权再度回到了德国人手中，而俄国人也遭到了两场失败。虽然这都不具有决定性，但却稳住了战线并使德国统帅部获得了使东线战争发展成相持局势的希望。既便如此，我们却决不应试图通过1943年夏季攻势扭转战局。我们的战斗力损失惨重，这种计划已经没有可行性。 德国统帅部应该得出结论，尽一切努力以求能至少与一个敌国先行签订和约。同时，它也应该认清，今后在东线的战争指导必须以节约兵力为原则，尤其应该尽量避免斯大林格勒式的悲剧(损失整个集团军)，同时设法消耗敌人的攻击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坚决摆脱一切次要目的，在西方敌国还不能在法国登陆，或在地中海地区中开展重大行动之前，应尽量把主力集中在东线。 我们现在回顾这次冬季战役及其结果时，可能应该提出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俄国指挥当局，在战役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却仍然未能决定性地歼灭德军的整个南翼呢？俄军不仅拥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且从一开始便握有战术优势，所以是有机会获得全胜的。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俄国的指挥当局并不缺乏果敢进取的精神，为了达到目标，可以完全不顾兵力损失。俄军部队也都能勇敢善战，不避牺牲。尽管如此，其步兵的素质仍然很弱，而且，在1941-1942年间所损失的炮兵，到现在仍未完全补充起来。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俄国的将领们毫无疑问已经学会了很多的教训，尤其是在大装甲兵团的组织与使用方面。虽然早在1941年，敌人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坦克，但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把坦克编成独立单位来加以运用。现在他们已经学会如何组成坦克军及机械化军，并且也学会了德军的深入突破战术。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却还是每次都能击败(毁)俄军的装甲部队，尽管他们已经相当深入德军前线——只有1942年11月的情况例外。自从围歼第6集团军之后，俄军再没取得过同样的成功，他们想要切断德军南翼的目标始终未曾达到。除了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希特勒自己替敌人制造的机会，俄军统帅部从来不曾开展第二个大包围战，像我们在1941年所作的，当时一次就俘虏好几十万人。尽管在这次冬季战役中，俄军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开始时的情况和德方同盟集团军的崩溃，也使他们可以毫无阻拦地进入德军的后方，结果只是如此。而我们在1941年，却是以正面突破为主。 现在我们再来检讨俄军的最高层领导。依照德国夏季攻势结束时的战况来看，包围德军南翼的战略目标实在是理所当然，决不可能被忽视。从同盟国集团军的正面进行突破的构想也是非常明显的。换言之，在1942年晚秋时节拟定作战计划时，俄国方面并不需要太大的军事天才。 第一波攻击，即包围第6集团军，无疑是正确的。假使这一击成功——德军统帅部一直倾力促成实现——则德军最强大打击兵力也就被消灭了。 假使这第一波攻击能与对意大利和匈牙利两个集团军的攻势相配合，似乎会更好；俄军在一开始发动攻势时，就应倾全力用一个统一的大规模攻击行动，以达在罗斯托夫或亚速海切断德军的目标。很明显，其所配备的炮兵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俄军才延缓了突破作战。同时也可以想像俄军的运输情况，并不允许全部兵力都能同时集中和获得适当的补给。 可是我方的同盟国出乎意料地相继迅速完全崩溃，却帮了敌人不少的忙。所以俄军在顿河下游、亚速海和第聂伯河没有能够切断德军的整个南翼，只表示他们自己无能。以近代战争的标准来看，俄国攻击兵力所要越过的距离并不算太大；同时德军也并无强大的预备队可以投入，所以俄军的攻势实无中途顿挫之理。 相反，我们可以说，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俄国的指挥当局在打击一个决定点时，从未协调其兵力与速度。 在冬季战役的第一阶段中，俄国当局为了确保第6集团军这个头奖不会溜走，无疑不必要地牵制住了太多的兵力，因此也就错过了在顿河下游切断德军南翼补给线的机会。攻击齐尔河正面的兵力固然强大，但是在行动上却并不一致。 在突破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俄军统帅部再次未能不顾一切地迅速渡过顿涅茨河，以求直捣罗斯托夫。当然在作此种行动时，俄军本身的侧面也有受到攻击的危险，不过他们接着向匈牙利集团军正面所发动的攻击，恰好可以提供相当的保护。我承认这不免要冒风险，但是不敢冒险的人却决难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甚至在成功突破匈牙利集团军之后——从顿涅茨河到沃罗涅什之间的德军正面已经撕开了一个大裂口——俄国当局还是未能用足够的速度和兵力向决定性方向(即第聂伯河渡口)挺进。俄军不是集中强大兵力于一点，反而分散兵力作了一连串互不协调的攻击，这样才使德军在决定点上能集中较强的兵力。 施里芬曾说过，在一个会战或一个战役中，胜负双方的行动对于最后的结果同样具有页献。德国统帅部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以及整个南翼所遭遇到的危机，是应负责任的，这在上文中已经说明过了。现在为了公正起见，也应该说明德方对俄军包围德军南翼行动的失败，究竟有何贡献。 在这一方面只有一点需要说明：面对着数量数倍优势的强敌，若非德军部队和指挥官作了超人的努力，则难免一败。若非我们那些英勇的步兵师——不像我们同盟国的部队，而且常常缺乏适当的反坦克装备——面对着敌方装甲兵力的攻击，能够挺立不动，而在敌方坦克突破防线之后，又能立即封闭缺口，并最终歼灭对手，这个冬季战役也就无法进行了。我们的装甲师也同样劳苦功高，他们显出了无比的活力，东奔西跑，效力不只增加了一倍。德国的战斗部队深信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在最危险的情况中仍能屹立不动，其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足以抵消敌方数量优势而有余。 有一件事更不应忘记，那就是英勇的第6集团军，奋战到底，才使敌人未能一举歼灭德军的整个南翼。假使它没有一直抵抗到2月初，而在情况已经绝望时，就立即放弃斗争，那么敌军在各个要点上的兵力就会立即增加一倍，整个南翼的德军也将注定被围歼。这是第6集团军的最大贡献。固然第6集团军的英勇牺牲并不能扭转大局，但我们却决不可以抹杀其精神上的价值。这个集团军尽到了军人的最大责任——为了他的同胞，在绝望的情况中仍能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