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施坦因 失去的胜利 钮先钟 超星数字图书馆 岳庆辉 投笔从戎 自从德国兼并了奥国之后，我就只是从一个距离军事中心很远的一点上，来静观政局的发展。 在1938年2月初，当我在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中升到第二个最高的职务——参谋次长——之后，我的总参谋部军官的生活却突然结束。由于一种阴险的政党阴谋作祟，弗里特希上将被免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一部分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部下，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与他一同被逐出了陆军总部。此后，我就改任第18师的师长，对于一切属于高级统帅部主管范围的事情，当然是无权过问的。 事实上，自从1938年4月起，我也必须专心致力于我这个师长的份内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满意的任务，但同时也要用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因为当时陆军的扩充工作距离完成的标准还很远。因为新的单位继续的编成，所以使那些已有的部队必须经常改组。当重新武装的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尤其是军官和士官的人数也随之而激增时，我们要想达到我们的目标——即建立内部安定和高度训练的部队，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则对于各级指挥官，就必须要作最严格的要求。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工作尤其是一种满足，因为我在柏林住了几年之后，很难得又有了这种再与战斗单位发生直接接触的乐趣。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最后一年半的和平生活，尤其是那些组成第18师的西里西亚子弟。有史以来西里西亚(Silesia)就一直是良好军人的产地，所以对于这些新单位的教育与训练是一种很愉快的工作。 这个时代中间有一段小插曲，即为对于苏台区的占领，这就是所谓“献花的战争”(Floral War)其意义就是说当地人民献花迎接德军。。在这个时候，我调任李布上将(Col. Gen. Ritter V. Leeb)集团军的参谋长。于是我才知道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Gen. Beok)，为了捷克问题曾经与希特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结果使我深深地感到遗憾，因为我所敬爱的总参谋长终于辞职了。他辞职之后，也就切断了我与陆军总部之间的联络线。 所以直到1939年夏季，我才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已经在准备对波兰的第一次攻势部署，此即所谓“白色”(Order White)作战。在1939年春季以前，根本上就没有这一类东西的存在。相反的，我们在东部国界上的一切军事准备都是以防御为基础的。 在上述的作战命令中，我是被内定为南方集团军群总部的参谋长，总司令则内定为伦德斯特上将，那时他早已退休。这个集团军群是预定展开在西里西亚，摩拉维亚(Moravia)的东部，还有一部分则在斯罗伐克(Slovakia)。依照这个计划，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拟定一切详细的安排。 因为集团军群总部在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在总动员时才成立的，所以现在先组成一个小型的工作小组，开始来处理有关新作战命令的事宜。1939年8月12日，这个小组在纽汉麦(Neuhammer)的西里西亚训练区中开始工作。指导工作的人员为布鲁门提特上校，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并内定在动员时将要充任集团军群总部的作战处长(Ia)。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好运，因为我对于这位能力特优的人员，是具有密切信心的。在苏台区危机中，我们曾一同在李布集团军中服务，这样就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认为在这种时候，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使我们之间发生情感的事情，自他人看来也许是不足道的。我最欢喜布鲁门提特打电话的姿态。他的工作速度总是高得惊人，当他手中握着送话器时，一方面对答如流，而另一方面又具有良好的幽默感。 8月中旬，南方集团军群的未来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也来到了纽汉麦。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作为是大战术的解释者，他是极为卓越的——他是一个天才军人，在一刹那之间，即能把握着任何问题的要点。实际上，他是的确能够不管一切的细节小事，而只注意大问题。他是一个老派的绅士，这种典型在过去是曾经使生活增加了许多的光辉，但现在却已经逐渐化为乌有了。这位将军具有一种风度，甚至连希特勒也都为之心折。希特勒对于他似乎具有一种真正的爱好，甚至于在两次罢免他之后，还留着一点余念。也许希特勒对于这种将军之所以如此具有好感的主因，是因为他代表一种过去的时代，这是他所不能了解的；而他所具有的气氛也是他所从来未有者。 同时也很有趣味的，当我们的工作小组在纽汉麦集合时，我自己的第18师也正在同一训练区中，从事定期的团级和师级年度演习。 自从1933年以来，我们的祖国曾经一再通过了紧急的危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于这种局势都很感到不安。将来会如何发展，更是无法预料。我们在此时的思想和私人间的谈话都是以未来的暴风雨为主题，因为在天边上是早已显出了风雨欲来的征候。我们都认清了希特勒是早已决定了，要把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一切领土损失都完全收复。我们都知道自从1938年秋季起，他就已经开始与波兰当局谈判，企图对于整个波兰国界问题作一个总解决，不过这个谈判的有无进展，这却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同时，我们也都知道英国对于波兰是有过保障的诺言。我可以大胆的说，在陆军中的人员，没有一个会那样荒唐、无思想，或近视，不认识这个保障的警告所具有的严重意义。专凭这一个因素(当然并非唯一的)，即足以使我们在纽汉麦的诸人，深信最后还是不会有战争发生。照我们看来，即使我们现在所拟定的展开计划真正付之实行，其意义也都不一定就等于战争。我们直到此时为止，都曾经密切注意德国在剃刀边缘上所采取的危险路线，并且对于希特勒的惊人好运，日益感到不可思议，截至目前为止，他是完全没有使用武力，而就达到了其一切的政治目的。这个人似乎具有一种几乎是万无一失的直觉。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好像是永无止境的——当初谁也很难想到这样光辉的成就，会终于使我们一败涂地。过去的一切都是不需要战争的。所以我们自己反问着说，难道这一次就不同么？请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往例。虽然希特勒在1938年，也曾经陈兵国境之上，但结果还是没有发生战争。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却比较微妙，而希特勒所耍的把戏也比较更危险。而且还有英国的保证问题。但是我们又回想到希特勒自己曾经说过，他决不会那样的疯狂，像1914年的德国当局一样，贸然的发动一个两线的战争。由此至少是可以暗示出来，他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虽然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曾经用他那个沙哑的喉咙，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公开的宣称着说，他并不是一个傻瓜，还不至于为了但泽或波兰走廊的问题，而投入一次世界大战。 波兰在凭借着凡尔赛和约，兼并了德国的领土之后，对于我们而言，就一直是一个仇恨的对象，因为这种兼并是既无历史根据，也不合于民族自决的要求。对于我们军人而言，在德国国力微弱的时代中，波兰一直都是我们痛心疾首的对象。每当我们瞻望着地图时，就会使我们为这种危险的情况而担忧。德国国界是被不合理地分裂了！我们的祖国是被支解了！那条走廊切断了东普鲁士与德国之间的联系，使我们有一切的理由为这个可爱的省区而感到忧惧！不过尽虽如此，德国陆军却还是从未梦想到要对于波兰作一次侵略性的战争，用武力来结束这种事态。除了其他的考虑以外，也还有一个单纯的军事理由：任何对波兰的攻击，都将使德国陷入两面或两面以上战争中，而这却是德国所难于应付的。相反，我们虽然不想作一次侵略性的战争，但是也不敢希望可以与波兰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在会议席上来讨论如何修正这些不合理的边界问题。同时认为有一天波兰人会主动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那却似乎是有可能性的。自从1918年以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当德国国力还很微弱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作这种准备。一旦当皮尔苏德斯基(Pilsudski)元帅谢世之后，某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波兰就会获得一种决定性的势力，于是他们就有入侵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的可能性，过去他们曾经突袭费尔拉(Vilna)即为一个先例。不过对于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性考虑中，却已经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答案。假使波兰首先动武，而我们又能够击退他们的攻击，则德国也许就可以获得一个机会，用政治反击的方式解决这个不愉快的边界问题。 无论如何，任何陆军将领对于这个问题，是决不曾对于这个问题作过份奢望的想法。虽然拉本劳将军(Gen. V. Rabenau)在他所著“泽克特传”中，曾经引证这位上将所说的话如下：“波兰的存在是不能忍受的，与德国的基本需要也不符合。利用它自己的内在弱点，和俄国的力量，再加上我们的帮助，即应该能使其消灭。”可是事实上，因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已经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这种态度早就应该修改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俄国军事力量的日益增长；而法国还是像过去一样对我们具有敌意。它总是想在德国的后方寻求同盟国。但是假使波兰被消灭了，则俄国对于德国而言，将是一个更危险的法国同盟国，而不像目前的波兰只不过是一个缓冲国而已。在德俄两国之间，若是把波兰(和立陶宛)这个缓冲国取消了，则这两个强国就会太容易发生冲突了。修正德波之间的边界，固然是与两国有利的事情，但是因为现有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所以完全取消这个国家，是对于德国不利的。 所以不管我们欢喜与否，都仍应在我们与俄国之间保留着一个波兰。尽管我们站在军人的立场上，对于东疆的无理割裂，是十分反感的，但无论如何，波兰比俄国是一个危险性较少的邻国。当然，像所有其他的德国人一样，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修订这些国界，使人口主要为日尔曼人的地区，依照其居民的天然权利，归还德国。但同时从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国内波兰人口数量若是增加了，则也是非常的不合理想。德国固然要求与东普鲁士接合在一起，但也仍应顾到波兰要求渔港的愿望。在二十年代结束之前，德国大部分军人对于波兰问题的看法，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于是命运的巨轮又再度转动了。希特勒上台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包括我们与波兰之间关系的基础在内。德国与其东邻之间签订了一个反侵略公约和友好条约。我们不再害怕波兰有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同时德俄之间的关系开始冷却，我们的新统治者在其公开致词中，非常明白地说明了其对于布尔什维克制度的仇恨态度。由于这个新情况的影响，波兰在政治上是可以比较少感到约束，但对于我们而言，却不再是一个危险。德国的重新武装，加上希特勒在外交政策领域中的一连串胜利，使波兰很少有利用这种新的行动自由来对抗德国的可能性。在捷克的瓜分中，波兰曾经提出了分一杯羹的要求，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对于它似乎是并非没有谈判国界问题的机会。 直到1939年春季为止，德国陆军总部在其档案中都从未有过任何对波兰作攻势部署的计划。在此以前，我们在东方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在性质上都是纯守势的。 在1939年秋季中，这一次是真正会发生战争么？希特勒是真想挑起战争么？抑或是仍像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一样，只想使用极有限的压力(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以解决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呢？ 是战争还是恫吓？凡是对于政治发展，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的意图，并不真正了解的人，此时对于这个问题都是感到傍徨无主的。 从各方面看来，尽管有了“白色”作战计划，但却仍然很易于了解，在1939年8月间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都只不过是为了增强对波兰的政治压力而已。自从夏季以来，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对于所谓“东墙”(Ostwall，即在东面相当于齐格菲防线的防线)开始用疯狂的速度构筑工事。许多师(第18师也在内)轮流开住波兰边界上去做工事，几个星期换一班。假使希特勒是想要攻击波兰，这些努力的目的又安在呢？即使他是完全口是心非，企图发动一个两面的战争，可是东墙的构筑却还是不可解释，因为在那种环境中，德国所应采取的唯一适当行动，就是应该首先击倒波兰，而在西面暂取守势。相反的解决方案，即在东面暂取守势，而先在西面发动攻势，却是不应在考虑之列的，因为兵力的比例既不够用，而且对于西面的攻势也并未作任何的计划或准备。所以假使东墙的构筑在目前这种情况中，若尚具有任何理由的话，则可能仅只是故意把大量部队集中在波兰的边界上，以增厚政治压力而已。甚至于在8月下旬，某些步兵师已经展开在奥德河的东岸，而装甲与摩托化师也纷纷开入该河西岸的集中地区内，但仍然不能认为它是对攻击的真正准备。可能还只是一种政治压力。 尽管如此，一切平时训练计划都还是照样继续进行。8月13和14两日中，我在纽汉麦完成了最后一次的师级演习。这是以阅兵式为结束，由伦德斯特上将充任大阅官。8月15日，炮兵与空军合作，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射击演习。这一次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悲剧。一个整中队的俯冲轰炸机，因为对于云层高度获得了错误的情报，在俯冲时未能及时拉起，遂全部撞落在一个森林之中。次日还有一次团级的演习，于是全师各单位就都纷纷返防，去继续执行其正常驻防任务——这距离他们开往西里西亚国界上的时间。不过是只有几天而已。 8月19日，伦德斯特和我奉命先程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出席一个在21日举行的会议。8月20日，我们从李格尼兹(Liegnitz)驱车前往，在林兹(Linz)附近我的妻舅别墅中过了一夜，于次日上午达到了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所有各集团军群总司令，各集团军司令以及他们的参谋长都在向希特勒报到，此外还有相当阶级的海空军将领。 这个会议是在其别墅中的大会客室内举行的，从那里可以远望着萨尔茨堡。实际上，与其说是会议，则不如说是听训，因为自从捷克危机之前，希特勒在会议中曾与总参谋长们发生了争论之后，他根据这一次经验，就再也不举行公开的讨论了。在希特勒尚未莅临前不久的时候，戈林先出现了。他的扮相非常特别。直到此时为止，我都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是具有一种严重的目的，但是戈林的出现却好像是要开一个化装跳舞会一样。他穿着一件软领的白衬衫，上面加上绿色的短外衣，配上黄皮的大纽扣。下面穿着灰色的短裤，和长统灰色丝袜，对于他的大肚子颇有衬托之效。这种文雅的丝袜却又为一双大靴子所抵消了。最古怪的，他又束上一条红皮镶金的刀带，并且挂着一支珠光宝气的短剑。 我不禁向我的邻座，沙尔穆兹将军(Gen. V. Salmuth)，耳语着说：“我相信这个胖子在这里是一个武装最强大的人！” 希特勒这一次的讲话，在以后纽伦堡的起诉“文件”中是常被引证着。有人说希特勒曾经说了很多粗话，而戈林对于战争的来临感到非常的高兴，曾经跳到桌子上高喊着“胜利万岁！”这些话都不确实。诚然，从希特勒的语调上，是可以知道他已经立下了坚定的决心，但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心理学家，在这样的会议中，他的措词一向是很高尚的。 格莱勒(Greiner)所著的“1939-1944年德军最高统帅”一书，对于这个讲话的内容曾经有正确的记载。那是以华里蒙特上校(Col. Warlimont)的战争日志和卡纳里斯(Adm. Canaris)将军的速记为根据的。此外，哈尔德上将(Col-gen. Halder)的日记中对于这个讲词也搜集有很多的资料。此外，除了这些记载以外，我觉得还有些事项也应加以叙述，那是在其他场合中，亲自听到希特勒说过的。 对于我们这一批不属于最高阶层的将领而言，所获得的印象是大致有如下述。 希特勒这一次是绝对具有决心，想使德波问题获得总解决，即使付出战争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不过，假使波兰人在德国压力之下屈服了，则和平的解决仍非毫无希望，而且希特勒更深信西方国家可能还是不会诉之于武力。他对这种理论，曾经不惜口舌来加以解释。他的主要理由是这样的：(一)英法两国在军备方面还很落后，尤其是在空军和防空两方面更是如此。(二)西方国家要想对波兰作任何有效的援助则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攻击齐格菲防线。但西方国家却无此项力量，也不愿作此项冒险，因为这是一定要牺牲大量血液的。(三)国际情况，尤其是地中海方面的紧张局势，足以使英国的行动自由受到相当限制。(四)法国国内的情况，(五)负责政治家的个性。希特勒认为张伯伦和达拉第都是不敢作宣战决定的。 希特勒对于西方国家情势所作的研判，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似乎是入情入理，但我却不相信他的听众是已经全部都为他们说服了。对于他的设计，英国的保证的确是唯一的真正障碍物，但这却也是非常重要的！ 照我的意见看来，希特勒对于假使和波兰发生了战争时所应做的事情，其所说的一切并不能当作歼灭政策来解释，这是纽伦堡起诉书中所具有的看法。当希特勒要求对于波兰的陆军，应作迅速而无情的毁灭时，这完全是军事上的考虑，对于任何大攻势作战，都是应以此为目标的。无论如何，他在当时并未向我们谈到，以后应如何待遇波兰人的问题。 最使大家感到惊异的，同时也最能造成深刻印象的，即莫过于公布了与俄国即将签订条约的消息。当我们在旅途中，就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与俄国签订一个经济协定的消息，这已经很足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在会议中，外交部长李宾特洛普(V. Ribbentrop)又当着我们的面向希特勒辞行，说要立即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宣称着说：利用这个手段，他也就夺去了西方国家手中的王牌，今后对于德国连封锁也都不会再有效了。希特勒也暗示着说，为了便利于这个协定的签订，他也在波罗的海方面和有关波兰东界的问题，对于俄国已经作了相当的让步，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却并无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对于波兰的完全瓜分。事实上，现在我们知道甚至于在战役已经开始之后，希特勒都还仍在考虑把波兰留作缓冲国之用。 由于听了希特勒的讲话之故，伦德斯特和我本人(也许还可以假定其他的将领也是一样的)所获得的结论，都是认为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有两个因素特别使我们相信，还是像在慕尼黑会议时一样，到了最后五分钟时，又仍然能够获得和平的解决。 第一点，这个德俄之间的条约现在使波兰的地位，从一开始起即将感到毫无希望。假使英国人实际上已经丧失封锁的武器。那么为了援助波兰起见，则必须在西线采取流血攻击的方式，于是在法国的压迫之下，这就似乎足以使英国人奉劝华沙当局让步了。同样，今后也可以使波兰认清英国的保证，实际上已经毫无价值。因为假使一旦战争发生时，俄国人就一定会攻击它的后方，以求实现其收复旧有领土的愿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沙当局还能够不屈服么？ 另外一个考虑即为我们刚刚所出席的会议。这是为了什么目标呢？在此以前，就军事方面来说，攻击波兰的意图一直都是尽可能加以伪装。对于在东部地区中的部队出现，其解释是说在建造东面防御工事；为了掩饰向东普鲁士的部队调动，特地安排了一个巨大的坦能堡(Tannenberg)纪念大会。德国也未正式动员。虽然这些措施，是可能不会逃避波兰人的注意，而且显然也有当作政治压力的意图，但在行动中还仍然尽量保密，并同时使用各种不同的欺敌手段。可是现在当危机正发展到了最高潮时，希特勒却突然把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召集到上萨尔茨堡来开会——这是一个很难于保密的行动。照我们看来，这似乎正是一种故意恫吓政策的最高极致。换言之，希特勒也许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把这次会议当作最后的压力。 当我们离开贝希特斯加登时，我与伦德斯特上将都是在作如此的想法。他一直前往我们设在莱希(Neisse)的总部，而我则又在李格尼兹与我的家人盘桓了一天。这一点即可以证明在我的内心中，是不相信战争就会爆发。 8月24日，伦德斯特上将正式接管集团军群的指挥权。8月25日，下午3时25分，我们接到了陆军总部所发表的电令：“执行白色作战计划：D日——26,8：H时——0430” 这是决定战争了，这是我们不想相信它有可能性的决定，而终于成为事实了。 我们的司令部设在莱希的“圣十字架”(Holy Cross)修道院中。当我正在与伦德斯特上将共进晚餐之际，陆军总部又用电话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不要开始敌对行动。停止一切部队运动。仍继续动员。对于白色计划和西方计划的部署仍照预定速度推进。” 所有的军人都能够了解这种在最后五分钟时，收回成命的行动所能引起的困难。在几个小时之内，3个集团军都已经直向国界前进，所越过的地区从下西里西亚起，到斯洛伐克的东部为止，现在却又要命令他们停止下来——尤其不要忘记了，所有的各级司令部，至少到师级为止，也同时都是在运动之中，而且无线电通信又受到了保密的限制。尽管有了一切的困难，我们还是在适当的时候，把命令通知了一切有关的人员。这对于主管作战和通信的参谋人员而言，要算是一个第一等的成就。尽管如此，在斯洛伐克亚东部有一个摩托化团，仅仅当一位军官坐着“斯托尔赫”(Fieseler Storch)联络机，在黑暗中降落在纵队的前头上时，才把他们制止住了。 为什么希特勒会在此时突然叫停，他并不曾把理由告诉我们。我们所听到的消息只不过是说谈判正在继续进行中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些军人对于这样的领导感到信心动摇。因为发动战争的决定，对于一个国家元首而言，要算是一个最严重的大事，岂可以这样反复无常。 任何人在作成了这样一个决定之后，都似乎决不可能又在几个小时之内，再打消这种意图——尤其是从军事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办法将使他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当我在叙述上萨尔茨堡会议的时候，即已经指出来，所有在军事方面的行动都是以奇袭敌人为目的。一切动员都不曾公开宣布和第一批征召入伍之期是定在8月26日——这也正是预定入侵之期。这个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波兰境内时，所能使用的兵力就仅限于已有的全部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加上有限数量的步兵师，那是已在边界地区中，或是可以立即作战的。可是现在想趁敌人不备以捉捕敌人的机会却已经不再存在了。因为即使部队是黑夜中，向边界后方的集中地区内运动，但却仍然无法避免敌人的注意，尤其是在奥德河以西集结地区中的摩托化部队，为了渡河起见，是必须要在白天里排列成队形的。所以，假使真正是准备作战的话，则现在就必须要采取另一种新措施，命令所有已经动员的兵力，都扫数入侵敌境。无论如何，奇袭的因素是已经丧失了。 因为对于发动战争的原始决定，并不能认为希特勒是禀性轻狂，做事不加考虑，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还只是外交战术的延续，其目的只是对波兰人增加压力而已。因此，当我们在8月31日17时，再接到：“D日——1,9：H时——0445”的新命令时，伦德斯特上将和我都还是深表怀疑，尤其是并未听到谈判已经失败的消息。在我们自己的集团军群之内，无论如何，这一次是因为有了8月25日的经验在先，所以就准备好了一切的预防措施，以防又碰着另一次的悬崖勒马。将军与我直等到午夜为止，一心在希望又会来一次收回成命。 仅仅当午夜都已经过去了之后，于是一切停止作战的最后可能性，才算是完全消灭了。从此不再有任何的疑问，只有凭武力来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