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骆 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cdhyy cdhyy 佚名 　　谨以此文纪念糊里糊涂死于日寇屠刀之下的30万同胞 提起50余年前的那场南京大屠杀，当代的中国人都知道那是日本军队一手制造的残暴血腥的大灾难，然而当代的中国人却没有几个人能知道，正是当年的国民党统帅部的战略失误才为日本军队血腥屠杀中国军民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客观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正是由于国民党统帅部错误的战略布署，才将30万中国军民推到了残暴的日寇屠刀之下的。 今天来看，当年的国民党统帅部如果采取另外一种战略布置的话，那么，可以推测，当年的那场大屠杀基本上可以得到避免，至少不会被屠杀30万人。 这是因为，在南京战役中，中国军队十余万官兵在被日本军队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在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的情况下，在失去了退路的情况下，万般无奈，有一大部份的官兵纷纷地换上了便装，以难民的身份躲到了南京城的各个角落中，这样，也就和成千上万的真正的难民混杂在一起了，而另外的一部份官兵，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集体做了日寇的俘虏，而残暴的日寇是从来不收留俘虏的。于是，几天之后，这批集体被俘的中国官兵就被日寇野蛮地屠杀了。 屠杀了俘虏之后，剩下的就是混杂在难民群中的中国官兵了。而在十余万难民中是无法分清谁是真正的难民谁是化了装的难民的，于是乎，兽行十足的日寇也就故意地乐于以这个借口而将所有的青壮难民统统拉出来进行“一次性处理”──屠杀了。 结果，真正的中国官兵遭到了屠杀，真正的难民也遭到了屠杀。在这血腥的杀人如同杀个兔子的非理性的氛围中，大规模的抢劫和强奸也就随之而发生了。 而在上海战役、徐州战役、武汉战役和长沙战役中，很少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官兵被日寇俘虏，也很少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官兵化装为难民躲进难民群中，因此，也就没有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大屠杀事件了。 南京，只有在南京战役中，只有在数万名中国官兵集体做了日寇的俘虏，只有在数万名中国官兵集体化装成难民的情况下，伤亡惨重的日寇才借此难得的机会以分不清谁是难民为借口举起了屠刀疯狂地残杀我勇敢的官兵和无辜的百姓，于是乎，30万有血有肉、有父母有亲人有妻儿的中国人含泪、含愤、含冤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而在当时，如果国民党统帅部对于南京战役布署正确的话，本是可以避免这十余万中国军队被围在狭小的南京城内的，从而，南京大屠杀也就不会发生了。 今天，可以这样讲，灭绝人性的日寇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许多普通人一提起这起大屠杀仍然是怒气冲冲，大骂日本人。而国民党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和唐生智这两个人对于30万中国军民的被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之后，国民党统帅部集结重兵固守上海一线，经过近三个月的血战，日寇伤亡惨重，始终没能突破中国军队的正面防御。十一月初，日军不得不从杭州湾迂回登陆进而以重兵威胁和打击中国军队的侧翼。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后撤。由于日军海空军力量强大，机械化程度高，中国军队在强兵之下的后撤显得有些匆忙与混乱，以致一退再退，在预定的两道防线内（苏州－福山线、无锡－澄山线）都没能站住脚，以至一气退到了南京附近，这样，防守首都南京的问题就出乎国民党统帅的意料而提前摆到了日程上来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为了南京的防守问题，蒋介石在陵园官邸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军部作战厅长刘斐参加。 刘斐在会上提出，日军利用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空军和重火器，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推进，机动性大。而南京在长江弯曲处，地形上背水，敌人可由江面上封锁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由海陆空重兵攻击南京。因此，南京是守不住的。而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后撤，已无战斗力了，必须在后方经过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之后才能恢复战斗力。而南京是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又不好，因此，只能象征性的防守一下，然后主动撤退。在兵力使用上应该以十二个到十八个团（约三万人）之间为合适，部队太多不利于机动。 对于刘斐的意见，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均表示支持和赞成。蒋介石也说刘斐的看法很对，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第一次会议，蒋介石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 过了两天，又召开了第二次高级会议。会议人员有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和刘斐外，又增加了唐生智、谷正伦等人。谈到防守南京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注意，固守和象征性防守大不一样）唐生智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所注目，又是孙中山总理的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何以对总理的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而刘斐继续主张只能用少数兵力作象征性防守。 蒋介石在这次会上仍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只是表示唐生智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应该再研究研究。 过了一天，又召开了第三次高级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当蒋介石问到谁来负责固守南京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沉寂，坚决表示要担当负责南京的重任，一定要坚决死守，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立刻同意唐生智的请求，并决定了唐生智立刻走马上任，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部长官，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而唐生智在多年之后的回忆文章则是这样讲的： ……当时，刘湘问我对于上海和南京战事的看法，我说，至于南京的问题，的确不太好办。守是要守的，就是没有完整的部队来守。不过，依我的看法，可以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率领几个师来守卫南京，以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以拖住敌人。刘湘说：“听蒋说，准备要你守南京”我说：“根本没这个必要。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刘湘说；“你看能守多久？”我说：“天晓得”……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已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我自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之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刘斐在回忆文章中说唐生智是自告奋勇负责守南京的，而唐生智在回忆文章中则说是在蒋介石将军下被迫提出的担任负责守南京的任务。那么，到底是唐生智自告奋勇呢？还是被蒋介石将的军，这个历史之谜已经无法对证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了，那就是在那二次的高级会议中，唐生智的确表示出要固守南京的。 今天，根据众多的当事者的回忆文章来推测，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即，蒋介石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而想在南京进行一场长期的固守，但是当蒋介石看到几位军事专家和将领们从纯军事角度出发而主张只进行一下象征性的防守，而反对固守时，蒋介石只好暂时保留了自己的主张。可是当蒋介石又看到唐生智和自己的主张一致的时候（尽管只有唐生智一个人）他又坚持起自己的固守南京的主张来。并且马上就武断地拍板定了下来。而在当时的那种蒋介石集各种大权为一身的专制式的决策机制的状态之下，尽管诸多的军事专家和高级将领不同意固守意见，又有谁敢去和领袖去争执于长短是非呢？正如当时国民党51师师长王耀武所回忆的那样： 在蒋、唐二人讲话之后，到会的将领彼此看看，没有人讲话。关于南京能否守住的问题，在会前议论纷纷，内心明知南京不可守，但没有什么人敢在会上提出具体意见。 十一月二十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几天之后，唐生智对新闻记者谈话，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 至此，一个如此重大的战役决策就是这样经过如此简单的决策程序而正式付诸实施了。 从而，南京保卫战在还没有打响的时候就已经输掉了。 在这个如此重大的决策过程中，肤浅的政治脸面取代了深思熟虑的军事判断；外行式的长官意志取代了内行式的集体智慧。而为此项错误的战略决策付出代价的则是30万勇敢的官兵和无辜的贫民百姓活生生的生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就职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向新闻记者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二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从唐生智这一公开谈话中可以看出，作为南京保卫战役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唐生智，是将固守作为此战役的最基本的方针的，当然，这个固守的战略方针也是得到国民党统帅部所同意的，也得到了蒋介石同意的。（蒋介石就等于统帅部，统帅部也就等于蒋介石）从这一天开始，唐生智在以固守南京为目地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向统帅部要求尽量增加防守南京的兵力，而蒋介石也就乐于把当时可以调动的兵力都派给或调到南京去，先后共达到兵力十余万人。其中有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孙元良的第88师、宋希濂的第36师，俞济时的第74军、叶肇的第66军、邓龙光的第83军和徐源泉的第2军团以及宪兵部队。这些部队绝大多数是刚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残缺部队，老兵很少，新兵大都没有受过训练，许多连枪都没放过，部队消耗很大，疲惫不堪，战斗力可想而知了。而这些疲备不堪，武器，尤其是重武器残缺的部队面对的是共约近五个师团及两个支队并配有大量的重武器和飞机、军舰的十数万日本军队。从兵力和火器上讲，中国军队都处于极度劣势之中。 面对如此强大的日军，唐生智竟然命令把所有的渡轮和船只都调到长江上游地区，（有的部队偷偷地留了少数的小船）并禁止任何部队从下关渡江北撤，还安排胡宗南的第1军守备浦江，以武力制止任何部队由南京向北岸渡江。 唐生智这举动无非是表示自己及守城部队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必死决心。但是，抗日热情有余的唐生智恰恰忘记了军事科学的最基本的定律，即，无论统帅的决心和热情大小与否，都必须和当时的军事态势及客观环境相结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面对拥有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的强大的日－军以及背江而战的不利地势，唐生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将十余万大军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真不知他是不懂军事常识呢？还是仅仅为肤浅的政治需要和个人需要以及封建般的心理需要（何以面对孙总理的在天之灵）而不惜以十余万官兵的生命为代价去铤而走险？ 在防守南京的军事部署上，也可以看出唐生智是抱着固守、死守的意图来布防部队的。 首先，他将防守部队分别布防在南京的外围地区，即，江宁－牛首山－淳化－汤山－龙潭一线，而在环形防御圈之外的是五路日军凶猛的进攻。即下陵－龙潭为一路，句容－汤山为一路，郭庄－淳化为一路、溧水－秣陵为一路、芜湖－江宁为一路。 十一月三十日，日军攻占了芜湖，从而也就切断了南京在陆上与后方的一切联系。从这天起，南京保卫战基本上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进行的单纯的内线固守防御战。（长江中已经杜绝了船只往来）就是说，在战役期间，中国军队只能在环形防御圈内全力顶住五路日军的进攻而得不到外线和外界的任何形式的支援及策应。虽然蒋介石在事前曾许诺要亲自率领云南部队的三个师驰往南京解救南京之围，可是，一直到南京战役结束，也未见到云南部队的一丝踪影。 十二月四日，南京保卫战外围战役在句容打响。中国军队以简陋的武器顽强抗击着火力凶猛的日军。在几处阵地上甚至出现中国官兵全部打光的壮烈场景。十二月八日，中国军队终因力不能支，后退到第二线防守阵地，（即复廊阵地）日军也就占领了栖霞山－大胡山－汤水－淳化－秣陵－江宁镇这条环形防线及各个重要支点。 十二月九日，日军松井石根大将发出最后通谍敦促中国守军投降，被中国守军拒绝。 十二月九日，中国军队又在乌龙山－紫金山－商桥门－雨花台一线阵地上（又称复廊阵地）再次地顽强坑击日军的凶猛进攻。战斗异常激烈，中国官兵前仆后继地与日寇进行血腥厮杀和反复厮杀。日军用猛烈的炮火轰塌多处城墙并有少数日军多次冲进了光华门、通济门和中华门，经过几次惨烈的搏斗，中国军队先后消灭了冲进这几处城门里的日军。 十二月十日，南京各处阵地告急，到处出现反复肉搏的惨烈场面。 十二月十一日，日军继续猛攻各处防守阵地，中国军队已经伤亡惨重，疲惫不堪，但是在中国军队的拼死抗击中，日军仍然没能攻进南京城内。 十二月十二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南京城墙，到处是坍塌的城墙，日军蜂拥而入。中午12点，雨花台失守，紫金山第二峰失守，中华门、雨花门被敌人攻入，成千上万的中国官兵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自发地迎了上去，用自己的身躯阻止敌人的长驱直入。到处是激烈的枪炮声，到处是咬牙切齿的肉搏厮杀……下午四时，万分危急中，唐生智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开会。唐生智说：“南京现在已十分危急，少数敌人业已冲入城内，在各位看来，以为尚有把握再行守卫否？” 会场一片沉寂。于是，唐生智向大家公布了蒋介石于十一日来的电文：“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 宣布完毕，唐生智宣布了撤退命令，并指示了突围计划和集结地点。突围计划是临时草拟的。计划规定司令长官部人员和直属部队及三十六师从下关渡江北撤，其余所有部队均从正面向苏皖一带突围。 这样，固守了九天，厮杀了九天，仅仅由于蒋介石的一纸电文，死守不仅变成了活守，甚至一步到位，变成了突围和撤退。 令人千古遗憾的是，晚了，已经晚了！ 方圆几十里的南京城已经被五路日军围个水泄不通，沟沟坎坎到处里伏着日军交叉的机枪火力网，别说是一支十余万人的大部队，就是一只兔子也难以逃脱日军的火力封锁线。只有南京城北面没有日军，可是却有一条汹涌的大江断绝了归路。没有桥梁、没有船只，只有滚滚的江水奔腾而去。从正面突围吧，疲惫的部队是难以冲出日军强大的火力封锁线的，从江面北渡吧，又没有相应的船只，继续战斗吧，已经接到撤退命令的十几万部队在夜晚中本能地一齐涌到了没有日军的挹江门和下关一带那个狭小的地带，各个部队挤在一起，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兵，已经失去了任何建制的部队是无法继续战斗的。 一时间，在狭小的下关一带，伤兵的咒骂声，难民的哭嚎声、远处激烈的枪炮声混杂在一起溶化在冲天的火光之中……，下关一带，一片空前的混乱。 与此同时，许多不甘心待毙的官兵利用各种漂浮工具渡江北撤。有利用老百姓木床的，有利用澡盆的，有利用粪桶的，有利用芦苇的，有利用棺材的，还有个士兵挥着鞭子骑在一头老牛背上强行渡江，刚游不远，老牛一撅屁股，士兵掉在江中被江水卷走。 仅存的几百只小木船上爬满了企图逃生的官兵，船到江中了，船弦边还扒满了几十只青筋暴跳的大手，而船上的军官则挥着马刀砍垛着扒船帮的手……滔滔的江水中，挣扎着船翻落水的人，泅水无力的人，倚在漂浮物半沉半浮的人，被下游开来的日军兵舰枪炮打中的人……江水掺着血水，活人夹着死人全部消失于滚滚东去的长江之中。 只有极少数人从滔滔的江水和日舰的枪炮中狼狈而侥幸地逃到了江北。这里面就有从此离职休养，后来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唐生智，有后来成为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有后来成为国民党总统府军务局长的俞济时，后来成为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的张灵甫，有后来成为济南警备司令的王耀武，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兵团司令的宋希濂等等。 没能渡过江的官兵们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一半做了日军的俘虏，另一关则化装为难民躲在了各个难民区中。在这众多的化装难民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和廖耀湘。而另一个兵团司令官孙元良据说是冒充秃头和尚躲在了寺庙中才得以脱生。 从正面突围的只有广东的66军和83军。这两支部队历尽九死一生，冲破了层层日军火力网，无数名官兵倒在了日军预伏的机枪之下。最后，两个军仅有不到四千人突围出去回到了后方，而66军军长叶肇和他的参谋长在突围中则被日军当做难民抓去做了几天的挑夫，累得他俩趴在地下被一个日本大兵几个扁踹之后索性装死才得以脱逃。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寇占领了南京。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外落成了一座肃穆的建筑物，其正面刻有几行大字：遇难者 　　　　VICTIHS 300000 　　　　　　遭难者 声势浩大的南京保卫战只打了短短的九天就结束了。尽管中国军队的官兵们显示出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可是终因国民党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唐生智早已犯下的战略性错误而前功尽弃遗恨千古了。 今天反思起来，蒋介石和唐生智不仅在南京保卫战未打响之前就犯下了战略性的失误，而且在战役打响之后的具体的战术指挥方面也犯下了重大性的错误。 首先，南京外围阵地的防御工事大部份不符合实战要求，许多永久性火力点建在高处，口子开得大，以致于许多碉堡被敌人的炮火轻易地摧毁了，损失了许多的重机枪和士兵。而且许多的永久性工事不是按照纵深配备和侧射、斜射的火网要求构筑的。诺大的外围工事和复廊的工事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战前只有几名作战参谋在张罗和监督检查，以至许多工事都显得残次不合格。而整个的防御工事做不好，固守南京也就失去了一个扎实稳固的物质基础，尤其是敌人拥有大量的重火器，这一点，难道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唐生智不了解吗？ 固守和死守？依靠什么来完成固守和死守呢？难道只依靠高昂的抗战热情和成千上万官兵的热血胸膛吗？面对敌人的大炮和坦克，光依靠热情和热血就能达对固守的目地吗？ 其次，在战役开始前，唐生智就下令将所有的船只撤到长江上游和江北去，以防止守城部队存有撤退心理。可是，战斗进行九天，成千上万的官兵流血负伤，只是因为缺少船只而流落在南京的各个角落，最后被日寇野蛮地枪杀了。 还有，参战各个部队之间协调不力，联络不畅。常常发生这样危险的情况，某部队打着打着，忽然发现友邻部队后撤了或是不见了，为了避免被包围，这个部队只得匆忙地后撤，以致让敌人钻了空隙而中间突破。 还有，在整个战役期间，严重存在着卫戍长官司令部和某些军级师级单位的指挥官缺乏责任心和指挥不力的渎职错误。比如当时的国民党71军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的陈颐鼎事后回忆说： 南京城的保卫战糊里糊涂的打了五天，在这五天的战斗过程中，上级没有同我们见一次，没有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更没有向我们下达撤退的命令…… 当陈旅长看到周围的友邻部队都无影无踪的时候，迫不得已，他才命令部队向下关一带撤退。当时，他推测：“既是南京主动放弃不守，必定会派出部队掩护大军转移，下关到浦口江面也会备有大量的渡河器材供给部队使用……”结果完全相反，陈旅长在混乱之中只得和七个卫士搭一张木床渡江，途中因人多，木床下沉，陈旅长的七个卫士纷纷跳下江中以减轻木床的下沉，为保存陈旅长的生命，陈旅长得救了，他的卫士们都沉入了江中。 当时的国民党教导总队第二旅第二团团长李西开在事后回忆说： 下午六时半，我又接到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的电话：“你团伤亡过半，现由广东邓龙光军派兵一营前来增援，望即派员前往太平门上外冈子脚带领。”我即派少校团副朱道源前往接洽。一个小时后，朱回团报告说：“冈子脚已经没有队伍了，只见许多杂乱的部队士兵，由城里向太平门外冲出，沿公路向北奔跑，听说中华门被敌攻破……”。我急电话旅部，找副旅长温诅诠和参谋廖香，均无人接话，又打电话给总部邱参谋长，也无人接话，原来电路已断。此时，团部副官施重华经由总队部地道回来报告说：“中华门已被人占领，城内四处起火，军民混乱不堪。我由总队部回来时，那里已空无一人了……”。我即令团指挥所转移到廖仲凯墓南端之团预备指挥所掩蔽部内，继续指挥战斗。夜八时半，我正和彭月翔议论战局，商谈打算，第六团刘子淑团长走进团指挥所，并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决战阶段，桂永清、胡启儒就溜了！”我请他先坐下，然后说：“此时指责，于事无补。我们还是赶快商讨我旅今后的军事行动要紧。”话音刚落，第一团团长秦士诠急匆匆地走进来说：“你们知道不？中华门确已陷落，第一旅旅部电话已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均不知去向。请问诸位今后作何打算？”我急问：“你团作战情况如何？”秦答：“我团几天来已伤亡过半，现全团官兵不足千人，仍在中山门外卫岗高地及农场地区与敌激战。”我听后将地图展开，四人坐在桌前详讨今后的行动问题。 我首先发言，提出突围或北撒的方案，各团长的态度都倾向于北撒，认为这样可以跟上总队一起行动。秦士诠说：“我手下无兵，无力突围，还是北撤为好。下关36师有个团长是我的同学好友，我先去和他接洽，请他帮忙”。刘子淑也说：“我团都是上月接来的新兵，未经训练，毫无作战经验，怎能突围？还是找船过江为宜。”于是决定北撤过江。他二人说声“江边见”就走了。我立即电话通知各营逐次撤退至燕子矶江边一带，准备过江。 当我到达冈子脚时，正值午夜十二时，四周一片漆黑。从紫金山第一峰和梅花山方向不断传来枪声。 十三日拂晓，我到达燕子矶三台洞边，只见许多许多的失去军官指挥的散兵游勇，三五成群地由下关方向奔逃而来，边逃边骂，惊慌失措。此时，江面上一眼望不到北岸。滚滚激流之中，尽是人，抱着木柱、门窗、木盆等，顺着江水向东飘流。江水翻滚，人头浮沉。救命声、嚎哭声、令人毛骨悚然！待我再指挥部队过江已是不可能，此时部队早被慌乱的人群冲散。 请想一想，部队里有这样不负责任的高级指挥官，还能打仗吗？连撤退都不可能了。 最后一个错误，就是关于突围和撤退的错误。 在当初制定防守计划时，国民党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和唐生智是以固守和死守为前提的。何为固守？就是要打到弹尽粮绝、打到一兵一卒，或是消灭敌人，或是被敌人所消灭，最后人亡城破为止。这样，方能达到拖住敌人，以使后方调动优势兵力，聚歼敌人之目地。如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斯大林战勒战役就是固守战役的杰出典范。 固守和死守必须具备几个有利条件，如有利的地形地物，较为强大的兵力和火器、充足的粮弹储备、外线的有力策应及全军上下的顽强意志等等。如果不具备这几个条件，那任何形式的固守只能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直到人打光为止。这样，起码也能消耗一定的敌人的兵力。 而在南京战役中，中国军队在缺乏必要的固守条件的情况下竟然以十余万大军置于绝境之地来固守南京城，而在发现固守不住的时候，又突然命令大军突围和撤退，其结果当然是既没能固守住南京城，也没能撤退出去，又没能大量地杀伤敌人，反而被敌人象杀个鸡一样轻易地解决了全部的部队。 另外，从整个战役过程来看，蒋介石和唐生智并没有一个长期而周密的打算，而是走一步看一步。开始时，蒋介石的确打算固守，好打出个样子给国际看看。可是后来发现守不住了（尤其是十二月十日之后）部队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就急忙授意唐生智立刻突围和撤退，可是真不知蒋介石想到没有，重兵在前如何突围？长江在后又如何撤退？（既然后期要撤退，为何当初把船只都调走呢？既然当初下决心断绝了后路，为何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呢？）在重兵在前、长江在后的情况下，十余万大军岂能说撤就撤吗？ 而唐生智呢，接到撤退的电报后，也是匆忙的布置了突围撤退事宜，并没有派出有力的军官监督和执行突围方案的实施，以至于导致部队大都盲目地挤于下关一带望着滚滚长江于瞪眼。 其实，今天来看，当初既使大部队从正面突围，其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城外日军早已预伏好了层层的火力封锁网，专等中国军队钻进来。一个人心惶惶，既无斗志的部队又能突围出去多少人呢？66军和83军共约几万人，只突围出去不到四千人，日军封锁之严密可想而知了。 总之，正面突围也好，后面撤退也好，结果都好不到哪去。 最后，即使蒋介石中途改变战役计划时，也应该在十二月八日左右，既是外围阵地被日军攻占之后进行，最迟也应该在十二月十一日进行和实行，这样，还能有几天的时间让部队从下关带北渡撤退，同时，也有时间调集大批船只。（看看二战时的英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吧！） 当时的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回忆说： 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每次可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约需四十五分钟。那时下午五时就天黑了，早晨要到七时才天亮，即夜间有整整十四个小时可以航行（因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不敢开行）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至少可以运送三万人过江，但是他们却让这两艘渡轮开往汉口去了。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轮（最大的只有100多匹马力）和约二三百只民船，这样多的人要过江去，而船只却这样少，因而就发生许多悲惨事件。长官部召集会议散了后，唐生智等立即开始渡江，但各部队均不遵令突围。教导总队，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南京警察等，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争先抢过挹江门，互不相让，并曾一度与守挹江门之第36师第212团部队发生冲突，秩序混乱达于极点。随之下关亦乱，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驶，惨遭灭顶者数以千计。哀于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从以上的分析和回忆中可以看出，正是蒋介石、唐生智犯下的一个接一个的错误才导致中国军队在下关一带出现的大混乱并在一夜之间导致十余万中国官兵陷入欲战不得，欲退不能的绝境之中。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就好比蒋介石和唐生智一不留神将十余万官兵碰掉进一个深坑之中，而凶残的日本鬼子只是做一下往坑里填土的工作而已。 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对于尔后的整个抗战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刘斐事后总结的那样： ……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份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围，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为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日军就不可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斗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 几十年来，我们总是一味地强调日本人当年是如何地凶残和野蛮，却很少反思本民族在那场战争中存在的严重的“长官意志”和“权大于科学决策”等等专制式的决策机制以及这种机制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100多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正是这种封建般的社会文化基础才导致了中国的衰败和贫弱，这种衰败和贫弱又为外国列强侵略和压迫中国提供了条件和时机。因此，时至今日，当务之急，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应该如何深刻地反思和批判几千年以来我们民族存在的一切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只有当我们中华民族真正民主、繁荣和强大起来之后，我们方能有效地避免南京大屠杀悲剧的重演。而仅仅靠指责别人，让别人承认错误是不能防止另一场战争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日本经济实力无比强大，从地缘学和日本国情来讲，日本国永远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应永远保持特殊的警惕。防止日本的另一次侵略。如有机会，日本会转为军事强国重新威胁亚州各国及我们中国的。 请切记，未来敌人的凶残与否是我们所永远不能左右的，而未来我们的决策的正确与否则是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 多反思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