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佚名 孔府藏书 cdhyy （1942年12月） 日本“反战同盟”。起初成立于重庆。1939年以后，在华北逐次组成了8个支部。 1939年的7月，驻山西省南部日军中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杉本一夫、小林武夫、高木敏夫3人，逃离其军队到达延安后，成立了“觉醒联盟”，这是日本人在华北最初组成的反战团体。 延安的“反战同盟”，在野坂参三到达之后开始活跃。野坂任日本共产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已经9年，于1940年4月到达延安，直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又至苏联再经我国回到了日本。 野坂在延安工作时，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主要是对日本士兵作反战宣传和对日俘进行教育。他还在当时的延安“日本问题研究室”与我国曾在日本留过学的人合作，调查、搜集、整理日本的情况，定期出版“敌国资料”刊物。他有时化名林哲，为延安的解放日报撰写论文。 1942年6月23日，由野坂发起成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主要是在华北的日本（军）人中发展组织，其任务是：及早结束侵略战争，建设和平的新日本；改变日本的帝国主义制度；发展革命组织。同年8月15日在延安召开了有在华日军的18个师团、旅团代表参加的“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接着召开了全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8月26日至29日，又召开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 1943年6月10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解散。野坂以冈野进的化名进行活动，选拔各地的日俘，在延安研究反战宣传和进入“日本劳农学校”学习。该校于1943年10月开学，由冈野进兼任校长，为战后建设新日本培养人材。在反战宣传方面，主要是指出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各种手段迫使日军撤退和崩溃，通过斗争要求改善士兵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此外，还提出不少针对作战中有关士兵遭遇的若干宣传内容，如：讨伐中行军、作战之艰苦；反对军官的专横；激起士兵对家乡的强烈怀念；指出战争的遥遥无期；要对掠夺、杀人、放火等暴行进行反省；宣传八路军的俘虏政策等等。 1937年夏，日军对华发动全面侵略后，10月5日，其陆军大臣杉山元。为在半年内继续动员15个新师团，提出了10亿4千5百万日元的军事预算。后来，为接受诺门罕作战因武器数量不足和质量差而战败的教训，以及准备配合德军在欧洲的行动，而占领英、法、美、荷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从1940年开始，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越来越高。根据美国空军战略轰炸调查团的资料，其各年之比数为： 1940年　生产总值398亿日元　军费74亿日元 1941年　生产总值403亿日元　军费101亿日元 1942年　生产总值406亿日元　军费148亿日元 1943年　生产总值451亿日元　军费231亿日元 1944年　生产总值493亿日元　军费324亿日元 制造业发达的日本，国土狭窄、四面环海、资源有限，其所进口的原料及经济活动，受到诸如海上长途运输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当英、美等国对其禁运与冻结财产，以及在华已进行了数年的战争后，其资源困难日趋严重。 “七·七事变”后，日本即全面加强了军事工业，特别是东京和大阪的炮厂，相模原的坦克厂和海军的横须贺、吴港、神户、长崎造船厂及各飞机工厂都为满足前方之需要而加紧生产。1938年仅汽车即比2年前增加了三倍，达1万6千台。这一年因大量动员青年入伍，还在国内组成了较多的留守师团，日本开始感到劳动力缺乏。此外，这一年除了煤炭其它如钢铁、重油等物资的生产，均未达到预定的指标。 1940年，日本因天旱及人力缺乏，粮食特别是大米减产，加之，欧洲已发生战争，日本无法从该地进口原料。为解决这些困难，日本政府决定压缩民用、保证军需，对重要物资如钢铁、石油、化工原料、运输船只和车辆等进行控制；对居民生活所需的粮、油、肉类、食糖、棉花、布匹等，实行配给制。并且极力动员民众捐献废金属和购买公债等等。 对华战争并未能在预定的短时间内“胜利”结束，且在“诺门罕事件”中，日军遭到了失败。这都使饱受战争痛苦的日本军民对战争产生越来越悲观的情绪。厌战、反战的活动时有发生。 在战争中期，随着物资短缺、生活窘迫和总体战的动员更加广泛，日本政府对外更加扩大侵略，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为了消除社会上的各种反战思想，防止失败情绪的蔓延，开始对各政党、社团的活动进行限制。在此情况下，有的政党开始分化，如一些国会议员（约100名）于1940年3月25日，带头组成了、“贯彻圣战议员联盟”，而一些政党，如“日本革新党”、“社会大众党”、“日本劳动总同盟”、“国民同盟”等，从7月1日至25日相继被迫解散，至于日本共产党。早在1928年3月15日就遭到当时田中义一政府的大搜捕。之后，即转入地下。 这些政党在解散过程中，按军国主义者的意图，先组成了过渡性的“新体制准备委员会”，目的是要各政党、社团摒弃党见、政争，成为支持日本政府动员全国力量进行对外战争的统一政治组织。以后经各方多次协商之后，10月12日，正式成立了由当时政府总理近卫文麿兼总裁的“大政翼赞会”。而“日本劳动总同盟”，则于11月23日，另行组成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随着物资困难的加重和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采取措施，逐步使国民生活准军事化。1940年7月7日，日本颁布了限制奢侈品的生产与出售的规定。其间还要求国民积极参加义务劳劫；国民的着装必须朴素，留发不得超过规定的长度；有些娱乐活动也被禁止。10月31日，下令关闭了全国各地的舞厅。根据以上日本国内的情况，在华的野坂参三及日本人反战同盟，以各种形式，如向日军据点喊话、散发传单、邮寄信件和报纸杂志、释放被教育后的日本军人等，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从“七·七事变”至1942年，日军在华作战已达五个年头。与英、美、荷兰、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为敌，使战争已扩大至太平洋、东南亚地区。在战争初期虽然获得了胜利，但继续大量征兵，支出高额战争经费，使民众的生活更加贫困，人心尤为不稳。这些都通过日本国内来信、新入伍者、新闻广播、报刊、出差回国者、至战地的慰问团、日本商人等，远传到在国外的陆、海军部队。 日本的士兵中，不少人已是再次应征入伍。他们家有父母、妻儿，其负担之重远远超出刚成年而被初征入伍的士兵。多年远征异国之苦，残酷的战场景象，使他们对战争的前途极为悲观。这些情绪在日本的广大士兵和基层军官中迅速滋长蔓延。由于存在着这种失望的心理状态，其军纪逐渐松弛，各类事件也随之增多。 仅从1942年1月至7月，日本陆军中即发生152次打骂上级和抗命的事件。 据敌华北方面军的统计，在1941年对其所属军人处刑的为501次，1942年为422次。两年中属于污辱、打骂军官的为74次。渎职的61次；开小差的为85次；个人抢劫的64次；参加八路军的八次；“资敌”的两次。至1943年的11月份，就又有18名日本士兵参加了八路军。 1942年秋冬，在华日军曾发生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抗命事件。 一次是10月15日晚，驻于湖北应山县的第3师团辎重联队，其在广水车站的第1中队士兵7人喝酒之后，煽动其他士兵手执棍棒，猛打平素对那些不满的军官。 另一次是12月27日，驻山东省馆陶县的59师团所属53旅团的一个中队，发生了打骂军官并使部队失去控制的事件，其经过为： 驻临清的独立步兵第42大队（原属独立混成第10旅团，1942年4月被扩编为第59师团），通知驻馆陶的第5中队，调出6名士兵于28日至大队部报到。27日下午该中队的中队长福田，通知了被调出的6人。这6人当时即有不满之意，晚间为其送行就餐时，见桌上仅有少量白酒和葡萄酒就更为气愤，当即将桌子推翻，以后去厨房与炊事人员一齐吃饭并喝了八瓶白酒，还在桌上大发议论和牢骚，发泄对这次调动的不满。饭后，又强拉浅野准尉至营外的饭店再次喝酒，中队值日员日下曹长上前阻止时遭到了殴打，在场的中队长也被这些半醉的人推推搡搡而离开。 这6个人因平时对浅野不满，所以在喝酒时，浅野几次被打，夜间也未敢回营而在街上寄宿。 28日上午，6名闹事的士兵又去街上喝酒，中队长派铃木少尉叫这些人回营进行武器、装备清点交代时，铃木也遭到了痛打。13时左右，这几个人到了中队部，当着中队长及其他军官的面，再次痛打了浅野准尉，中队长见事不妙。即至营区外躲避。 此时，这些闹事的士兵又至食堂将炉灶推倒，砸碎了玻璃，并至各宿舍踩坏了枪架，还摔坏了中队部的电话机。当卫兵前去阻止时，他们更为生气，拿起了步枪开火，接着又扔手榴弹。因都是熟人，哨兵未便加害，离开哨位而躲避。 这6个人乱开枪、乱扔手榴弹，使营区内一时秩序大乱，其他士兵也逃出了营区。 闹事的6名日军，为寻找军官进行报复，即至馆陶伪县公署、饭店、旅馆、商店等处乱翻乱打，谁也不敢阻挡。直至闹够之后，才回宿舍整理背包并与一些人照相留念，17时30分，乘汽车去东北方向的临清。其时大队副官已接到第五中队铃木少尉的电话报告。当晚20时，这6名士兵到达临清时即被扣押。 此时，独立步兵第42大队长、步兵第53旅团长，以及第12军司令官，刚和部队扫荡胶东后回到济南，对此事随即进行调查。 第12军在派出一个小队增强了馆陶的防务后，将第五中队内与闹事有关的41人，于1943年1月8日，调至济南进行处理。当晚，福田中队长感到责任重大而自杀。 敌第12军经军法审判，对6名闹事的士兵，以构成结伙使用武器、违抗命令、殴打上级、故意破坏军用物品罪，作出判决：两人被判处死刑，1人无期徒刑，3人有期徒刑3至6年。此外，对铃木少尉、日下曹长及卫兵4人，以构成渎职罪而判处禁锢刑。 对闹事直接有关人员进行处理后，日军的高级机关于1943年3月1日，对此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独立步兵第42大队长五十君直彦大佐予以撤职；步兵第53旅团长大熊贞雄少将予以撤职；步兵第59师团长柳川悌中将予以撤职；陆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撤职。 类此事件，日军的各级领导机关虽严加处理，但仍不断发生。不少士兵在战场上自伤，以图脱离部队。1944年在太平洋西南的西伊里安岛北岸查亚普拉机场的第4航空军，于3月30日、31日遭到美国空军的突然大轰炸，损失130多架飞机后，还发生过飞行员集体抗命，而不起飞作战的事件。以后第4航空军在菲律宾作战时损失严重，该军司令官富永恭次中将丧失了战斗意志，于1945年1月17日，乘飞机离开菲律宾北逃至台湾后，亦遭到了军法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