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佚名 cdhyy cdhyy （1939年） 日军的最高战争指挥机关，原以为攻占武汉与广州之后，我国内部将会分裂，军队亦将瓦解，其所希望的伪政权很快将会建立，最后灭亡我国的时间则指日可待。然而，我国全民奋起抗战，使日军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武汉失守后，为了长期抗战，1938年11月25日在南岳军事会议期间，我国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后方重于前方的方针。因而将部分主力部队开至敌后，开展游击战，恢复和建立敌后政权，以就地的资源、人力进行补给和扩大部队；同时改善部队装备，扩充空军，整顿大后方与战地的交通，增强指挥机构，取消军团、兵团以及师属旅部的多层指挥；将全国分成南、北两战场，南战场由代理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将军指挥，北战场由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将军指挥；重新划定了全国的战区，即： 　天水行营　　主任　程潜 　　第1战区　　司令长官　卫立煌　驻洛阳　12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 　　第2战区　　司令长官　阎锡山　驻宜川、秋林镇　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5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 　　第8战区　　司令长官　朱绍良　驻兰州　6个步兵师、5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 　　　　　　　 副司令长官　傅作义　驻河套地区 　　第10战区　　司令长官　蒋鼎文　驻西安　9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 　　鲁苏战区　　总司令　于学忠　驻沂蒙山区　7个步兵师 　　冀察战区　　总司令　鹿钟麟　驻邢台县路罗镇　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桂林行营主任　　（副总参谋长）　白崇禧　兼 　　第3战区　　司令长官　顾祝同　驻皖南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 　　第4战区　　司令长官　张发奎　驻韶关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 　　第9战区　　司令长官　薛岳（代理）　驻长沙52个步兵师 　　第5战区　　司令长官　李宗仁　　驻老河口（军委会直属）　28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以上各战区的保安部队、游击队、特种部队等未计在内） 抗战开始，我国即动员青年入伍，增编新部队，至1939年10月，陆军总人数已达到四百四十六万七千五百四十七人。 此外，在“七·七事变”后，我国后方地区粮食生产连续三年获得了丰收，这使军民衣食有了保证，大后方主要6省的产粮区获得丰产，这对长期抗战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直至1940年的秋季，全国粮食产量才有所下降。 1938年武汉作战后的11月18日，日军大本营开始确定对我国和苏联为重点的备战方针。此时的日本更加认识到，苏联是他的主要威胁，因苏联在1937年的4月1日，又提前1年完成了以增强国防力量为中心的第2个五年计划，更加充实了国际反法西斯的力量。1937年11月6日，日、德、意3国签订了防共协定之后，已作好了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日本预见到不久的将来，由于他们3国在欧、亚两洲的统一军事行动，世界结构将发生新的变化，而日本则企图在这一场世界性的战争中，实现其东亚盟主的侵略目的，并准备与法西斯德国相配合，从东西两面进攻苏联，以达其反共和席卷东半球的野心。 为了实现上述侵略计划，日本于1938年11月30日确定，对我国采取所谓的“调整日华关系”，企图以政治诱和手段，使正面战场暂趋沉寂，而能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和占领区，特别是华北、东北，抓紧清剿、扫荡、分期推行“治安肃正”计划，以图在这一连片的作战基地内，肃清抗日力量；为了同时对中、苏两国作战，确定将陆军逐步扩大到90个师团，陆空军扩大至300个中队；于1939年的春季，拟定了以机械化部队一路由满洲里攻向赤塔和贝加尔湖东岸，一路由呼伦贝尔草原经克鲁伦（乔巴山）以北向贝加尔湖东岸的乌兰乌德，一路由集宁以北的二连和以西地区攻向外蒙乌兰巴托的“八号作战计划”。 1939年，日军分3期成立了11个步兵师团，14个负责治安任务的独立混成旅团，除第24师团调入关东军进驻于牡丹江以北的林口地区之外，其余的师团、独立混成旅团，全部调至我国关内战场。 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年9月23日，其大本营下令撤消了山田乙三中将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成立了在华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于南京，任命原训练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原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改变了过去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驻广州的第21军皆由大本营直接指挥的体制。至1939年底，敌新成立的中国派遣军之编成与部署态势为： 　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官　西尾寿造　大将　南京 　　　　　　　　总参谋长　板垣征四郎　中将 　　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　多田骏　中将　北平 　　　　　　　　　参谋长　笠原幸雄　中将 　　　第1军　　司令官　筱塚义男　中将　太原 　　　　　　　 参谋长　田中隆吉　少将 　　　　36师团　　师团长　舞传男　中将　长治 　　　　37师团　　师团长　平田健吉　中将　运城 　　　　41师团　　师团长　田边盛武　中将　临汾 　　　　独立混成第3旅团　崞县 　　　　独立混成第4旅团　阳泉 　　　　独立混成9旅团　　太原 　　　　独立混成第16旅团　汾阳 　　　　野战重炮兵第2旅团（缺1个联队） 　　　第12军　　司令官　饭田贞固　中将　济南 　　　　　　　　参谋长　本乡义夫　少将 　　　　21师团　　师团长　鹫津铅平　中将　徐州 　　　　32师团　　师团长　木村兵太郎　中将　兖州 　　　　独立混成第5旅团　青岛 　　　　独立混成第6旅团　莒县 　　　　独立混成第7旅团　惠民 　　　　独立混成第10旅团　　济南 　　　驻蒙军　　司令官　冈部直三郎　中将　张家口 　　　　　　　　参谋长　田中新一　少将 　　　　26师团　　师团长　黑田重德　中将　大同 　　　　骑兵集团　　集团长　小岛吉藏　中将　包头 　　　　独立混成第2旅团　张家口 　　　方面军直辖 　　　　27师团　　师团长　本间雅晴　中将　天津 　　　　35师团　　师团长　前田治　中将　开封 　　　　110师团　　师团长　桑木崇明　中将　石家庄 　　　　独立混成第1旅团　邯郸 　　　　独立混成第8旅团　石家庄 　　　　独立混成第15旅团　北平 　　　　骑兵第4旅团　　商丘 　　　第11军　　司令官　冈村宁次　中将　汉口 　　　　　　　　参谋长　青木重成　少将 　　　　第3师团　　师团长　山胁正隆　中将　应山 　　　　第6师团　　师团长　町尻量基　中将　岳阳 　　　　第13师团　　师团长　田中静一　中将　应城 　　　　第33师团　　师团长　甘柏重太郎　中将　奉新 　　　　第34师团　　师团长　关龟治　中将　南昌 　　　　第39师团　　师团长　村上启作　中将　随县 　　　　第40师团　　师团长　天谷直次郎　中将　成宁 　　　　独立混成第14旅团　黄梅 　　　　独立混成第18旅团　九江 　　　　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 　　　第13军　　司令官　藤田进　中将　上海 　　　　　　　　参谋长　樱井省三　少将 　　　　15师团　　师团长　岩松义雄　中将　南京 　　　　17师团　　师团长　平田盛人　中将　苏州 　　　　22师团　　师团长　土桥一次　中将　杭州 　　　　116师团　　师团长　筱原诚一郎　中将　安庆 　　　　独立混成第11旅团　嘉兴 　　　　独立混成第12旅团　镇江 　　　　独立混成第13旅团　合肥 　　　　独立混成第17旅团　上海 　　　第21军　　司令官　安藤利吉　中将　广州 　　　　　　　　参谋长　根本博　少将 　　　　第5师团　　师团长　今村均　中将　南宁 　　　　第18师团　　师团长　久纳诚一　中将　南宁 　　　　第38师团　　师团长　藤井洋治　中将　佛山 　　　　第104师团　　师团长　滨本喜三郎　中将　从化及汕头 　　　　第106师团　　师团长　中井良太郎　中将　广州 　　　　近卫混成旅团（即近卫第1旅团、辖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　南宁 　　　　台湾混成旅团　　钦州 　　　第3飞行集团　　集团长　木下敏　中将　北平 　　　　第1飞行团　　团长　中园盛孝　少将　北平 　　　　第3飞行团　　团长　菅原道大　少将　汉口 　　　　第21独立飞行队　　队长　石川爱　大佐　广州 　　　　第3飞行集团计有：各型飞机183架，即： 　　　　　侦察机　　7个中队　飞机63架 　　　　　战斗机　　4个中队　飞机48架 　　　　　轻轰炸机　　4个中队　飞机36架 　　　　　重轰炸机　　3个中队　飞机36架 敌此时为了在华进行持久作战，将原在我国关内战场的5个师团调出，4个师团回国复员解散，即： 　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于6月5日由岳阳调回国内 　佐佐木到一的第10师团，于8月10日由石家庄调回国内 　井关隆昌的第14师团，于9月19日由开封调回国内 　藤江惠辅的第16师团，于7月11日由孝感调回国内 　牛岛实常的第20师团，于7月11日由运城调回朝鲜 　斋藤弥平太的第101师团，于11月7日，由南昌调回国内复员，部队解散 　谷口元治郎的第108师团，于11月7日由临汾调回国内复员，部队解散 　酒井镐次的第109师团，于11月19日由汾阳调回国内复员，部队解散 　沼田德重的第114师团，于7月22日由兖州调回国内复员，部队解散 1938年冬，武汉作战结束后的12月13日，日本陆空军在华的原为德川好敏中将的航空兵团，由江桥英次郎中将接任航空兵团司令官。1939年秋，日军在诺门罕地区遭到苏军严重打击时，急速向该地区增兵，江桥英次郎的航空兵团于9月1日从北平被调到海拉尔地区，参加空中作战，同日在北平新成立第3飞行集团。原在关内战场的敌轻轰炸机第27、31、45部队；重轰炸机第98战队；战斗机第64、77战队等，都随航空兵团被调往诺门罕地区。 同时从关内战场调至东北准备参加诺门罕作战的陆军，有驻青岛的今村均第5师团。但这个师团到达东北后不久，即在10月下旬由大连乘船至广西，参加南宁作战。 至1939年底，日本陆军仍为41个师团，其中在我国关内战场的为25个步兵师团又20个步兵旅团（具体见以上在华日军序列表），总数约80万人；在我国关外战场的关东军为9个步兵师团，即第1、第2、第4、第7、第8、第11、第12、第23、第24师团；在朝鲜的为第19和由运城返回的第20师团；在其国内的为5个师团，即近卫（缺近卫第1旅团）第9、第10、第14、第16师团。此外第106师团已决定复员，已在九江上乘船回国，因第5师团占领了广西的南宁之后，国民党军组织大部队反击，日军急调在广州的第18师团、近卫混成第1旅团前往南宁增援。此时，敌感到广州地区的兵力不足，因而临时决定，将准备复员的106师团，由九江经海路调至广州，第2年即1940年3月9日，这个师团才回国复员。 日本在1939年，由于又急速扩军因而军费继续猛增，当年的军事开支不包括兵器费，即达二十一亿三千三百万元，每个日本人平均要负担21.33元。 1939年，日本国内因旱灾、电力不足而影响民食和军工生产；因不断的扩大侵略而在外交上与英、美、法等国出现了磨擦，在军事上与苏联发生了冲突。 由于日本国内及敌占区华北发生了干早，粮食歉收。为此敌采取了紧急措施；限量购买粮食；从朝鲜向其国内运进1千万担大米；从国际市场上购进26万吨面粉运至华北；以暂时安定民心，在其国内为扩大军工生产，将不少民用工广转为军用，若干资源亦被统制，在社会上有32种商品限制购买，这引起了民心普遍不安和不满。由于突然增加大量军工生产，引起电力不足，虽然限制了其它部门20－30％的用电，但到1939年底，军工生产仅完成其预定计划的80％，而前方又急需武器、弹药，其间曾将对中学、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用的一部分步枪收回，转运至前方。“七·七事变”后，日本从英、美等国，购进了大量战略物资用于对华战争，至1939年底，已用去黄金388吨，使日本的黄金储备锐减，而影响金融的稳定。 1938年的11月30日，在日本的御前会议上，确定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对华关系调整方针（12月22日以日本政府首相近卫文麿的名义正式发表）。为此，原在我国有权益的美、英等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首先是美国的国务院，于12月5日开始研究对抗日本的措施，并于12月15日贷与我国政府2千5百万美元，以购买军事装备。 英、法在华与日本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日占区的租界问题上。日军刚占领这些地区时，根据其政府的命令，尚持谨慎态度，但从1938年开始，日军为掠夺物资，通过伪政权在其占领区内，发行、使用“联合准备银行”的伪钞。英、法租界当局知这种伪钞的准备金相当虚弱，兑现能力很差，因而在其租界内，仍使用我国的法币，不准伪币流通，以防租界内之金融受伪币跌落的影响。 日方对此曾与英、法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并要天津英租界市政机关，将我国银行存于该地的大宗白银转交日方，对此英方都予以拒绝。 日军为对英、法进行恫吓，于1938年12月22日至1939年2月，限制天津英、法租界的交通。 由于“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是以日军的武力作后盾，并无足够的准备金，在大量充斥市场之后，即开始贬值。在天津从1939年2月20日开始与法币相比，每千元下跌4元，至3月中旬每千元下跌91元，至5月21日每千元竟下跌340元，以致物价猛涨市场不稳，民众颇受伪币敲诈之苦。其间在天津的日伪双方，于1939年3月10日下令禁止法币流通，这更加速了伪币的贬值。 日军通过侦察，得知天津的英、法租界与香港、河内、重庆等地的电报联系中，经常提及日军在华北的实力和动态；经常向华北地区的抗日游击部队出售武器、弹药、医药及其它通讯器材等物资；天津市内的抗日团体，则以英、法租界为基地进行活动等等。 1939年的4月9日，伪天津海关监程锡庚在英租界的电影院内被杀，日方向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馆提出了抗议后，经共同搜查，于4月15日在英租界查出有4名嫌疑的人，但英方以证据不足，拒绝将这4人引渡给日军，经半个多月的交涉亦无结果。 5月6日，敌天津警备司令官（27师团长兼）本间雅晴向在天津的英、法当局发出警告，大意是：英、法租界已成为共产党和抗日分子的“阴谋活动策源地”，是各种“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并庇护搞暗杀的犯人，这是对日军的敌对行为，也是对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挑战。 接着，6月13日，本间雅晴依其政府的命令发出封锁英租界的声明，14日，日军封锁了天津英、法租界的7条主要通路，并检查万国桥下游白河至天津的英、法船只。日军为了侮辱大英帝国，在各检查点对英国人尤为苛刻，须脱衣检查，这激起了英国、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极大反感。 为天津事件，日、英两国在东京的交涉于7月22日结束，英国被迫承认日军在华的种种权利，并于24日发表了上述声明。但美国认为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及对英、法、美在华权益的干涉，是明显地违反了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由中、英、法、美、日、意、荷、比、葡签定的在华机会均等的9国公约，因而对日本首先采取了经济制裁措施。7月28日，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1911年两国签订的“美日通商条约”（1940年1月26日到期）。 废除“美日通商条约”对日本是一大打击，因当时从美国进口量占日本在1939年总进口量的40．7％，日本的大宗战略物资是从美国进口。 1939年，日本国内发生旱灾，直接影响到军工生产，不能完成预定指标，“美日通商条约”废除后，进口数量骤减。在对外关系上，不仅与苏联，而现在又与英、美、法等国家进入险恶的阶段，日军大本营根据以上情况，即提出缩减军队，节省军费，加紧新武器的研制与生产；在战略上，积蓄力量，既准备进攻苏联，也准备进攻英、美。 日本陆军省依此提出了一个精简计划，即一方面继续放出和谈空气，同时推行以华制华的伪化活动，扩大伪军，扶植伪政权；加紧开发、掠夺华北等地战略物资。另一方面，拟在1939年底，将在我国关内战场的部队，由85万人减至70万人，至1940年底减至50万人，至1941年底减少至40万人。 日军总部的这些考虑，与其在华指挥官们的想法根本不同，因这些人并不了解日本帝国这条危船，即将撞上巨礁的整个情况。现地的指挥官们认为，当前在华不仅不能减少部队，而且还应增兵，并继续向我国大后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以消灭我国野战军主力，扩大占领区，使我国失去稳定的抗日基地，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在我国东北的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则认为，我国所以实行长期抗战，是与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有很大关系，苏联的大批空军以志愿军名义，已在中国战场对日作战，因此当前应利用中国战场暂时处于沉寂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在“蒙满”边境的诺门罕地区，反击苏军在5月间为边境事件而发动的进攻。 积极主张在我国关内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代表人物，还有敌驻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他在1939年11月14日的“日华事件迅速解决意见书”中提出……目前中国有各种抗日力量，但其中枢，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所统治的中央军。因此要想解决中国问题，必须积极作战，歼灭中央军的主力和扩大占领区。当前应进攻长沙、衡阳和占领宜昌，与华北方面军配合，打通从信阳向北至郑州的铁路。 此外，冈村在12月10日分析情况时认为：……长期持久的战争，对日本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小规模作战，诱降活动，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只有大规模的进攻，才有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最后冈村还引用孙子兵法“作战篇”中的一段，以说明他的观点，即“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为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冈村宁次的这些看法，也得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支持。由于战场司令官们的反对，日军在诺门罕地区又遭到惨败；德军已于9月1日在欧洲发动对波兰的进攻，故日军总部原计划精简军队、节省军费、研制新武器等，在1939年底并未能实现。 日军为了重点推行伪化、巩固在华北的作战基地和攫取该地区的矿业资源，在1939年，对华北的八路军及抗日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残酷扫荡，企图达到其“强化治安”的目的。并由伪“新民会”（1937年10月24日在北平成立），刽子手佐佐木到一中将的“中国驻屯宪兵队司令部”（1938年8月12日在北平成立，总人数1624名），华北“灭共委员会”（1938年11月12日在北平成立），“宣抚班”（1937年8月在北平成立）和伪军（自卫团、治安军、皇协军）等进行协助。 日军为了对付八路军及根据地民众的抗日活动，仿效其吞并朝鲜与后来围剿我国东北抗日联军的做法，推行由杉山元、多田骏以及敌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少将等提出的“治安肃正”计划，将1939年调至我国关内战场10个新师团中的5个、14个新独立混成旅团中的8个、部署于华北地区，企图集中兵力，围剿在华北的八路军。 “七·七事变”后到达华北敌后的八路军，相继成立了晋察冀军区、晋察冀边区政府、冀中行政公署、冀南行政公署、晋冀豫边区、晋西区、晋察绥边区、冀东区、山东地区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 在这些抗日根据地内，除有坚强的行政组织村、乡、区。县和基层军事组织的村、乡民兵、区（中）小队、县大队之外，还有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以及儿童团等，以上这些政权组织、军事组织、群众组织等，均由各地方的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以达统一抗日行动和开展瓦解敌伪军的工作。这样不仅使抗日根据地逐渐巩固和扩大，也使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由于实行了群众性的抗日战争，敌华北方面军，虽多次组织不同规模的清剿，也未达到其预定的目的。 1938年日军在我国关内战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于5月18日攻进了徐州，10月21日占领了广州，26日占领了武汉。之后，年底国民党分别在湖南的南岳、陕西的武功召开了南北两战场的军事会议，会上除检讨第一期对日作战及研究今后第二期的作战外，还对部队编组体制及高级指挥机关作了调整，对今后的军事形势，认为日本陆军以其现有的军力——34个师团中的24个，用于我国关内的广大战场，这实际已将其力量使用到了一定的限度，为了巩固其正面及占领区，很难再抽出大的兵力发动战略进攻。 对共产党在抗战中得到很大发展一事，国民党的反动派深为惊惧不安，竟利用日军1938年底暂停进攻之际，兴起了反共的浪潮。1939年1月21日于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居然通过了反共决议，随之在大后方及敌后掀起了第一次反共浪潮。 早在1937年的10月，国民党军委会即任命原籍为河北省博野县、曾任过晋军军长的张荫梧为河北省民军总指挥，第1战区则又任命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1938年夏，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并将石友三的69军两个师、朱怀冰的94师调入河北。 当鹿钟麟由河南省去邢台以西路罗镇的省府驻地、路过晋东南时，八路军第129师领导机关迎接了他，并向他表示，129师进入河北的部队及所建立的抗日政权，欢迎鹿至河北省任职并将予以支持。 然而，至河北不久的鹿钟麟，依其在河北的旧社会基础和往日的号召力，及其旧部属相继来归之际，竟以此作为后盾，提出要取消由共产党、八路军及河北民众在敌后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冀中行署、冀南行署及各县的县政府，其所谓的理由是“国家政权必须统一”。 掌握了河北省政权与抗日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对鹿钟麟并未采取冷淡态度，然而鹿及其部属中的反动人物，如张荫梧、石友三、朱怀冰等，依仗其军事力量及“河北省政府”与“冀察战区”这两块“合法”招牌，威胁在打败敌人之后成立起来的人民抗日政权，和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他们在1938年9月12日，竟派王子耀的反动武装，扣押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尧山县沈铁民县长；9月13日张荫梧率反动武装，进攻在博野、安国的八路军，冀中第2军分区政治委员宋振桓及地方干部县委书记何昆山等抗日人员被其杀害。河北省其它地区也连连发生国民党所制造的反共磨擦。 当鹿钟麟在河北省作种种倒行逆施的时候，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亦至河北省与鹿会谈，企图与鹿结成冀、鲁联防，对付进入河北、山东敌后的八路军。 1938年11月27日，鹿钟麟竟另行委派专员和各县的县长，致使一个县有两种政权。为此，八路军第129师的政治机关，令各抗日政权的县长不办移交，并调动部队至各县，以武力支持地方政权，使鹿钟麟的撤换抗日政权领导人、驱逐八路军的计划未得实现。 对国民党在河北省连连进行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反动勾当，八路军决定坚决反击。1939年5月下旬，河北省反动武装首领张荫梧、乔明礼、赵云祥、王子耀等，率部在深县以南约25公里的磨头及南、北马庄一带集结，并与伪皇协军取得了联系，又准备袭击在该地的八路军及抗日政权机关。 对张荫梧等这此制造磨擦的反动派，八路军第129师于1939年5月22日，以冀中的第7支队对磨头及南、北马庄突然予以包围，经一昼夜的激战，击溃了这批顽军，张荫梧、赵云祥等换上便衣逃跑，河北民军副司令乔明礼被打伤遭活捉（经教育后将其放回），俘虏了顽军700多人，缴枪300多支，使这些破坏抗日的顽固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因国民党在1939年的1月，已决定了新的反共政策，且在这年的中期，在华日军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国民党及其军队所受的压力不大，因而利用这一机会，以共产党不服从政令、军令为借口，相继制造反共事件，企图打击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并限制其发展，乘机消灭或削弱其所领导的抗日军事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其时除在华北敌后继续制造磨擦之外，在国民党统治区也连连发生反共事件，不少进步人士、青年学生被关、被杀，有的被杀后连尸体都难以找到，1939年夏季，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的反共事件中，以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平江惨案最为突出。 进攻陕甘宁边区，是由朱绍良的第8战区所策动，于1939年春，派兵一部进攻陕甘宁边区，为此，八路军后方留守主任兼河防、边防司令员肖劲光于5月2日致电蒋介石，抗议国民党军队破坏团结，揭露其进攻边区的罪行，电文所述之大要情况为： 重庆委员长钧鉴： （一）陇东钟专员调集保安队大部，配合165师，将职部驻防镇原、宁县两地防军包围攻击，已于艳电呈报钧座，并迭次电朱长官及钟专员，建议双方派员调查实况共同合理解决，已得朱长官复电同意，并派遣少将参议李纯前赴陇东，职部亦派委员王观澜前往会查。 （二）宁县方面165师，开到骑兵数连，会同保安队里应外合，于4月27、8、9等日，向詹部猛攻，伤亡我连、排、班长多员，士兵数十名。近日情况不明。 （三）钟专员之便衣队四出骚扰，连日暗杀职部员兵各等情。 查陇东自钟专员到任以来纠纷突起，165师迄未遵令撤退。庆阳事件尚未解决，何竟公然派兵攻击镇、宁两县，置上官之命令于不顾，置团结呼吁于无闻，显系以制作内乱之手段，达破坏团结之阴谋。国家法纪、民族道德决不能容。为此再恳钧座严令制止，实现至祷 这时的反共活动，是国民党之统一部署，所以在陕、甘、宁地区之后，接着在湖南又发生了平江惨案。在此之前，为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曾单方宣布，除西安与重庆之外，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新四军、八路军办事处必须予以撤销。 平江惨案发生于1939年6月12日，这天，原在大别山以南宿松、黄梅地区，武汉失守时退至湖南平江地区的川军杨森第27集团军部队的一个连，奉命由该连余连长率领，在平江城东南约30公里紧靠汨罗江南岸的嘉义镇，包围了新四军第一支队傅秋涛第1团的留守通讯处，枪杀了主任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10人的事件。 该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要求查明真相，惩办凶手。但国民党竟令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捏造事实，于7月9日以电报上报重庆，而军令部却将此捏造上报的事实，于7月14日转之于中共代表团，其内容主要为： 查杨总司令前迭据地方政府民众急报，嘉义有土匪潜伏谋乱地方，四出抢劫，枪杀国军来往官兵，灭尸缴械。27集团军派队前往剿办，匪众猛烈抵抗，双方激战互有伤亡，查涂正坤等纠结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实属目无国法已极。该集团军派队剿办维持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 对国民党这种杀人灭口的反共活动，周恩来、叶剑英于7月23日，向国民党的军令部长徐水昌提出呈文，要求对涂正坤等10人被杀，请“派员彻查真相，雪冤治罪”，对薛岳上述之捏造事实，指出： ……捧读再三莫名惊讶，薛代长官所述杨总司令电文，皆空洞案由毫无事实，且未确指此空洞案由为新四军留守通讯处人员所犯。薛代长官却将杨电所云，一一置之于涂正坤等头上，岂以为死已灭口，任何冤诬，被害人将无从置辩耶？究竟杨电所云地方政府何时具报？民众系何姓名？住址何在？所报是否属实？该军曾否详查？嘉义潜伏之土匪何名？谋乱有何证据？四出抢劫之时间地点何在？被抢者之姓名、籍贯为何？国军何部官兵被杀？所灭者何尸？所缴者何械？杨军既派队前往剿办，匪众究有若干？如何进行抵抗？激战之态势如何？伤亡情况奚若？凡兹所指疑窦重重。 薛代长官如认为人命重案不宜含糊了结，便当再饬杨总司令详查具报，方能定谳。今薛岳代长官竟不分皂白，将杨电所未指明为涂正坤等者，硬认为涂正坤等之所为，如此判断殊难令人心服。 新四军在嘉义之留守通讯处，自第1团于民国26年9月改编时即已成立。涂正坤、罗梓铭等任该处职员，与武汉行营、湘省政府、平江县府及当地驻军绅民，交接往来已二十有一月，薛代长官电谓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有何事实？涂正坤不仅为新四军留守通讯处主任，且被政府聘为平江县动员委员会委员，涂等为人公正，素为地方人民所信仰，曾帮助政府及当地驻军肃清平属土匪，张文伯先生任省主席时人尽知之，而反谓其纠集土匪扰乱后方何耶？ 去岁武汉撤退大军南移，平属土匪民团收缴败兵枪支，新四军留守通讯处独收容溃兵，将人枪交还原部队，此事当地驻军绅民莫不知之而称道不置。薛代长官电谓涂等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何其与事实相反若此耶？ 杨军自知理屈，故电文空洞其词，而于抄袭新四军通讯处后，杀者杀，埋者埋，将涂、罗等10人，置之死而不敢宣布罪状，且更禁止人言。其处理之乖谬，不仅人知之，彼亦自意之矣！薛代长官竟承认其为适当处置，毋乃故为杨部余连之妄动干戈、虐杀无辜作护符乎？ 嘉义惨案，有其政治上之原因，杨电概括其词，显有难言之隐，杨电所不敢公然承认涂正坤等为匪者，薛代长官公然断定涂正坤等为目无国法已极，其袒护杨部冤杀友军职员家属真情毕露。 新四军嘉义留守通讯处成立几及两年，如认其存在为不适当，通知新四军撤消之可也，涂、罗等如有不法行为，以法律纠绳之可也。事前既未照例通知，事后亦不宣布罪状，凭空加以匪名杀人居然无罪，古今中外宁有此奇冤乎？ 涂、罗诸君中共党员，为救国而参加革命者十有余年，今无端突被友军余连袭杀，爱国同胞不仅为涂、罗诸君呼冤，而深虑国、共两党不睦，以至影响于抗日，非细故也。盖国、共团结为我国战胜日寇之基本条件。强敌入境，颠危之祸迫于燃眉，我国人只有同心合力，庶可挽狂澜于既倒。不幸抗日阵营中顽固分子，日以排斥异党为事，到处制造磨擦，汉奸、亲日派乘罅抵隙，肆其挑拨离间，以破坏两党关系。两党自相鱼肉，抗战力量损耗，日寇遂坐收渔人之利矣！ 杨部余连所加诸新四军嘉义留守通讯处十人之虐杀，其为对于国共两党间投一暗影已昭然若揭。薛代长官应查明事实秉公处理，给遇害者以优恤，处加害者以常刑，使真正违法乱纪有助敌之行为不再见于治下，庶乎其可。今任意加害爱国者以土匪之名，沉冤莫白，令实际助日寇者免国法之讨，怙恶难悛，此风一开后患胡底？职等对薛代长官佳未策电，认为有奖乱长恶之嫌，期期以为不可，特陈明事实，敬祈鉴核，恳　电饬薛代长官，再派员驰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雪冤治罪，以昭信谳，不甚迫切待命之至。 谨呈 军令部部长　徐 当平江惨案事告一段落之后，国民党在敌后的反共活动又趋剧烈，其重点仍为河北地区。鹿钟麟、张荫梧等恃其在河北的原来社会基础；恃其背靠太行山的邢台、武安、涉县、林县、陵川等第1战区的防地；恃其本身尚有相当之军事力量以及日军对其压力不大等情况，不接受5月间因进行磨擦而遭到失败的教训．继续进行反共活动。其破坏团结，破坏抗战，企图消灭异己的具体罪行，可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给军令部长徐永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电报中看出其一斑。7月14日给军令部之电报主要内容为： 部长徐钧鉴： 据　职部吕正操灰电称： 4月中旬张荫梧部复来冀中，因该部在指挥上错误，处处陷于被动地位，前总两次在博野、张梁被重围，均经职派队增援始得解围南去。惟张部南去后，屡次派特务人员潜入冀中组织别动队，民军与富绅暗杀团等，专门破坏抗日政权及各种抗日政策，瓦解职部，暗杀我工作人员共9员，捕去者16员。 此事曾经破获派入职部瓦解部队之民军队长湛世容及刘志源，可谓铁证。曾在三月间张荫梧亦曾阴谋陷害职部，当时敌向冀中六路进攻，我一分区部队转移深县南区，张荫梧便增调乔明礼部北上，专门逮捕我工作人员，企图进攻我一分区部队，致使我军前阻于张，后阻于敌。张部居心实属叵测，似此阴谋层出，若不设法制止，于抗战前途损失甚巨等情。 查张荫梧在冀南、冀中一带专事磨擦，破坏团结破坏抗战陷害友军，请严电制止为感。 8月15日，朱德、彭德怀对张荫梧部队在河北各地继续破坏团结，破坏抗战，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和抗日民主政府干部的罪行，特向蒋介石发去有如下主要内容的电报： 特急 重庆委员长蒋，据报称： 张荫梧部自深县肇祸后，近在冀西更变本加厉，发生以下各惨痛事件； （一）八一晚，职部在赞皇之办事处及各民众团体，因敌情关系转移住所往中马峪村，忽被民军伏击，当场击伤办事处主任并捕我工作人员10余人，所有马匹、文件、钱物均抢劫一空。 （二）吴家谟部押我元氏工作团负责人张清流、李焕朝等同志于7月真日在南构被杀害。 （三）在摩天岭、岗底之张荫梧部扣留我军9名，已将4名暗杀投尸摩河。已捞获被惨害之尸首两名，尚有5名被拘押未放。 （四）我二大队16名卫生员被驻野狐泉之张荫梧部2团第2大队、6大队扣留，有8名被毒打后逃回，余被扣留未放，后又逃回1名，经多次交涉仍无效。 （五）我东昌花店之工作团百余人，因迁移住所忽被驻东昌之民军袭击，并用机枪扫射我徒手之工作团人员，负责人王旭同志已负重伤，共伤亡10余人，被捕失踪人数刻尚未详，衣服、文件均被抢掠。 （六）冀西游击队供给部，从路东购买纺织机11架运至黄北坪，被张荫梧部扣去。 （七）驻赞皇大谢村之民军，于7日开民众大会，公开进行反共、反八路军宣传，并宣言取消冀西各县政府。于8日派民军约8百余人逼近临城、古道，另调一部进驻下红鹤岭，与芮纵队侯如墉配合，有包围鹤北堌县府与我游击队形势，现战事将一触即发。又民军一部进驻范驿庄、石家栏、东沟等地，约四五百人已将专员公署包围，现形势异常紧急。 （八）现张部到处捕杀我军及政府人员，封锁粮食，断绝我军交通，在赞皇各地大肆进行宣传其先妥协求得接济，然后抗日之曲线救国理论，公开反共、反八路军，声言要打完共产党，八路军，然后打日本等情。 查张荫梧部已屡次肇祸于冀中、冀南，今值敌寇大举西犯时，又复迭次扣留、杀害诬蔑职部。张部不知大敌当前覆巢危卵之诫，专事磨擦残害同胞，迭次电请鹿主席严于制止均属无效。究张部意竟如何殊难索解，谨电　钧座迅予制止彻底解决，不胜盼祷之至。 国民党的反动派及张荫梧等反共人物，不接受5月下旬的教训。他们对八路军为顾全抗日救亡大局而作的忍让及呼吁，认为是软弱可欺，而更加嚣张。他们继续纠合反动武装，于1939年的8月中旬，在平汉路西的赞皇、元氏一带，准备再次进攻八路军。此时129师则决定对这批破坏抗日的反动派再次进行严惩。8月16日以独立第1团，青年纵队第3团、第772团、第769团等部队对在赞皇、元氏的这批反动武装开始攻击，经8天8夜的战斗，至24日张荫梧等不支，率残部1200多人，逃向路东的赵县以东约15公里之唐家寨一带，但至8月27日，除张荫梧极少数人逃跑外，这批3千多人的反动武装全部被歼。另外，河北民军的王子耀独立旅，与此同时亦在任县东北约20公里的邢家湾水网地区被青年纵队所消灭。 对张荫梧屡次制造磨擦破坏抗日的罪行，八路军总部不断予以揭露和公布于众，并要求国民党最高当局必须予以严惩。在大量事实而前，蒋介石不得不于9月19日下令：张荫梧停职查办。由于舆论的压力，在当年（1939年）的11月24日蒋介石又下达了将张荫梧撤职查办的命令。但不久张荫梧又在洛阳地区办起了敌后游击干部训练班，自任校长。 由于鹿钟麟未处理好河北省的局面，国民党的中央于9月下旬，准其“辞去”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并由庞炳勋继任。不久于11月11日国民党河南省确山县长许工群，率反动武装进攻了确山县竹沟新四军4支队第8团的留守处，伤、病员等二百多人遭其杀害。此时其它地区的反共分子亦很猖獗，甚至企图扣留八路军副总司令回前方的车辆，并公开骂八路军为“共匪”。 1939年12月5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至黄河西岸的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向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报告请示军务，8日返回，10日途经三原、泾阳时，国民党的军警进行种种刁难，且出言不逊甚至想扣留车辆。对此彭副总司令非常气愤，令随行之警卫部队将反动军警抓捕，随车押至西安，交给程潜的西安行营处理。关于这一反共事件之经过，彭副总司令在12月10日给徐永昌的电报中作了这样叙述； 部长徐　钧鉴： 职于微日赴宜川，晋谒阎司令长官报告防务，请示机宜，于齐日8时返防。灰日晨9时半经三原南关汽车检查站，宪兵某检查行李及护照，当接过职名片，该员态度强横，以收缴养路费为名百般为难，不准职乘28号汽车通过，经职婉言交涉，始准放行。 及至泾阳西关，复有公路局便衣路警赵尔溶、拦路扣车，口喊共匪必须缴价后始准开车。职睹其势汹汹难以理喻，窃查职部军运车辆屡遭非法扣留，上月在西安，曾有三民主青年团员，抢劫职部汽车5辆情事发生。今职目睹同样非法事件，前后对照显系有计划行动，故意与职部为难。 职部在委座领导之下，从事华北抗战两年于兹，勉支艰巨，有何负于国家、民族之处？竟遭歧视詈以匪名，奇辱若斯曷甚惶恐，除将路警赵尔溶带送西安行营以资佐证，职亦暂留西安办事处候示外，恳祈惩处妨碍军运及破坏团结等分子，以儆将来而维法纪。临电翘企不胜待命之至。 在华北，自从张荫梧被赶跑后，仍然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的鹿钟麟，不接受教训，后来又着石友三于1940年的2月中旬，在河北省的南宫、清河、威县地区；朱怀冰等于3月初在河北省西部地区的磁县、武安、涉县与河南省的林县一带，继续发动磨擦，破坏抗日，结果这两次又被八路军第129师等部队，予以打垮。之后，国民党于1940年的3月中旬，被迫自动撤消了“冀察战区总司令部”。但在其它地区，则继续制造较大规模的军事磨擦，其中有于1941年1月6日晚，在皖南对坚决抗日的新四军军部发动了突然的围攻。 国民党在1939年所发动的反共磨擦，使抗日力量受到了牵制和削弱，这种自戕国力的做法给日军侵华造成了有利条件，爱国人士对此无不痛心，国际盟友亦无不感到困惑。而日军在后来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谋略方面，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