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佚名 cdhyy cdhyy （1938年1月） 在日军向我国华北和上海地区发动全面进攻时，日本为达到以渐进灭亡我国之目的，积极扶持亲日派，瓦解我国军民之抗战意志。其政府曾以各种假象摆出其愿意和谈而结束战争之姿态，其条件随着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张家口、大同、包头、保定、石家庄、太原、邯郸、安阳、德州、济南及上海、南京、杭州、芜湖、扬州、滁县等地之后面越来越高。 由于日本对国联的调解活动心怀不满，还在1937年10月1日以日本政府之名义发表了拒绝国联调解中、日战争的声明。占领南京，军事上暂时处于优势的12月22日，日本政府通过德国驻日大使戴克生，请德国政府居间调停中日之战事。提出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之政策，对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予以协助；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带内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日、满、华三国签订密切之经济协定；中国应对帝国进行赔款等等。这些条件实际上是在炮制第二个满洲国。 除了上述以外，日本还附带以口头说明的形式，提出诸多具体条款，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中国放弃排日和反“满”政策；在华北及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华北在中国之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之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之机构，并赋以广泛之权限，特别应实现日、“满”、华之经济合作；在内蒙古应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之外蒙相同；中国应采取确实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予以协助；在华中占领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市实行日华合作，共同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之协定。 同时还提出：在华北、内蒙及华中的一定地区，为了起保证作用，应在必要期间内进驻日本军队；在日中间签订以上有关各项协定后，开始签订停战协定等等。 实际，日本在提出以上这些屈辱性条件之同时，已在其占领区的华北于1937年12月14日拼凑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酝酿在华中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后于1938年3月28日成立），以推行其既定之侵略政策。 日本将其最后和谈条件经过德国驻日大使戴克生转致德国政府，德国于12月23日将该内容电达武汉的驻华大使陶德曼。日方限定中国回答日期为1938年1月15日以前。陶德曼于12月26日将日方之条件送交孔祥熙。 希特勒当政的德国之所以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则有其自己对世界格局组成的考虑。德国认为日本如再逼迫中国过甚，将导致中苏关系更加紧密，这点无论对日本、对德国都极为不利。 在德国大使将日方条件转达我国后不久，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长福肯豪森将军根据其政府之意图，在参加我国军事会议时，以当时军事形势对我国不利等情况建议接受日本的条件。 1936年11月25日，德国曾与日本在柏林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两者算是盟国。但日本侵华后，德国依然执行其原来的对华政策，其军事顾问团照常为国民党军计划在上海等地之对日作战；德国在华之各公司，商社仍旧向我国出售各种军用与民用物资，东部沿海遭到日本海军封锁后，这些物资则由香港运进我国。日本对德国的这种双重外交政策甚为激怒。 对日本历来所实行的“渐进”侵略手段，我国民众早已洞悉其奸，因而我国政府最后断然予以拒绝，决心抗战到底，直到消灭日本侵略者为止。 由于这一政治阴谋未能得逞，日本的近卫文麿政府为了继续扩大侵略和支持伪政权，随之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狂妄声明，其内容为： 在攻陷南京之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政府以最后考虑之机会，而一直予以等待，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居然策动抗战，内不察人民遭受涂炭之苦难、外不顾整个东亚之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而期望于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之邦交，协助建设复兴之中国。 帝国政府尊重中国领上与主权和各国在华权益之方针，当然毫无变更。 现在，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政府期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奋发。 按照日本亡人之国的计划，他先后扶植起长春、北平、南京的伪政权，这一小批受敌利用没有骨气的汉奸集团，不仅受到民众的唾骂，亦因其内部利害关系经常发生倾轧，有些则因日方对其怀疑而被秘密处死，日军中有不少人认为，这些伪组织的傀儡们腐败无能，政治上缺乏号召力，甚至有的日军认为，这样做有违于日军的作战宗旨，影响日本的军威和武德的发挥。敌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即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在他后来率领侵略军——南方军，于1941年底攻入东南亚地区后，即未按照日本政府在这些国家建立“独立”政权之主张，而组成由占领军直接指定、委派和监督下的缅甸军政府和由日本人大达茂雄担任市长的新加坡（昭南）伪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