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佚名 cdhyy cdhyy （1936年12月） 当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被击退后，蒋介石依然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决定于12月12日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最后围歼在陕甘宁地区的工农红军。 当时，蒋介石通过其陕西省党部，驻陕宪兵部队已了解到东北军、西北军近来涌进了不少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这些人正在影响着部队的思想，而且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国共产党和陕北的工农红军已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他们受日军在东北、华北的步步进逼和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而支持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关于对陕北红军围剿时所使用的部队及指挥问题，蒋介石事先已作了考虑，即在东北军、西北军之外，增加了中央军、晋军和空军一部及晋军的飞行队大部；在指挥上拟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西北剿匪总指挥。 按照计划，至西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于12月11日先后到达，计有： 　侍从室主任　　　　　　　　陈大钧 　武昌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陈诚 　豫鄂皖边区主任　　　　　　卫立煌 　福州绥靖主任　　　　　　　蒋鼎文 　兰州绥靖主任　　　　　　　朱绍良 　豫鄂边区主任　　　　　　　陈继承 　军事参议院院长　　　　　　陈调元 　第25军军长　　　　　　　　万耀煌 　陕西省主席　　　　　　　　邵力子 同时到达西安的还有蒋作宾、蒋百里、张冲、邵元冲等人。 1936年初，在陕北的红军东渡黄河至山西准备继续前进至抗日前线。日本唯恐失去在华北的利益，其政府于4月17日决定，在平、津地区组成一支野战部队——“中国驻屯旅团”。当时我国国内各阶层对蒋介石专事内战、听任日本侵略东北、华北已相当不满，当日军在华北组成包括坦克、炮兵、骑兵等的野战旅团后，全国各界的抗日情绪又顿趋高涨。 5月27日，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首先联名发出通电，反对日本向华北增兵，接着又于6月1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呼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并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将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随之北上抗日。9月8日两广部队抵柳州，以后到达了湖南的衡阳一带，且要求南京指定北上之路线与保证供给。 对陈、李发动的6月1日的两广事变，蒋介石于6月7日电复陈济棠，继续提出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统一方能御侮”的反动主张，并要两广不得随意行动，有事由二中全会解决。与此同时，蒋介石开始向两广增调部队。 就在两广与南京进行电报战，相互摩拳擦掌的紧张时刻，6月21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出通电，要求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避免内战。知宋、韩、陈、李、白之间已有相当联系的蒋介石经整个权衡后，决定用分化的方法予以解决。 对广东，蒋策动陈济棠部下对其间离，任命在江西省大庾县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和第四路军总司令，接替陈济棠。经蒋派人活动后，粤军第二军军长陈达发表了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副军长李汉魂向陈济棠提出因病辞职的要求，广东空军在蒋介石的多方活动下，也于7月6日、18日由黄志刚和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全部飞离广东投奔蒋介石。这样，陈济棠不得不于7月18日下野后去香港。 对广西，蒋则于7月25日下令调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至南京军事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副主任白崇禧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原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对蒋这种削权、架空的办法，李、白当然不会接受，中间经总参谋部作战厅长刘斐和居正、程潜、朱培德等至南宁再行调解，最后蒋被迫改变做法，9月6日仍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黄绍竑回浙江省任原职。9月16日，李宗仁等就职。历时3个多月的两广事件才得以解决。 两广问题告一段落后，因日军进攻绥远地区，使华北形势紧张，蒋即调动中央军北上至豫、晋地区，以阻击日军并解决陕北地区的红军问题。除陕、甘原有的部队外，刘峙部队已到达开封的陇海路沿线；徐庭瑶、樊崧甫的部队则在洛阳至潼关地区，汤恩伯部已到达山西省，祝绍周部则位于洛阳，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也集结于洛阳地区。 在甘肃的胡宗南部队已向以东布防；万耀煌的第25军已在咸阳地区，控制着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中央空军约30架战斗机已转场至西安机场；在西安的宪兵、特务，早在7、8月份即两广事变时，已在监视着东北军、西北军的指挥机关。总之此时西安的空气已相当紧张。 对蒋介石的这些安排，东北军、西北军已有相当的警惕，且得知这次作战后，东北军将被调离陕甘地区至绥远或福建。 在东北军、西北军内，很早即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如西北军原陕西警卫第三旅旅长张汉民及东北军中的刘澜波、栗又文、苗勃然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1935年冬，在甘泉县劳山战役后，工农红军相继大批的释放了经教育后的东北军被俘人员，其中包括团长高福源上校。由于高团长的来往联系，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抗日救国的初步谅解，使红军减少了后顾之忧并得以渡过黄河进行东征，准备进至抗日的第一线。后来，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将军在洛川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李克农会晤，讨论了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并达成了两军相互间的秘密停战协定。另外，还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如：红军可以使用延安至西安的公路；东北军支援红军部分弹药、通讯器材、医药以及服装款项等等。 在东渡黄河的工农红军同山西的晋军和中央军正在进行作战的情况下，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副主席与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将军在周福成第129师防区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内进行了会谈。共产党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有李克农、刘鼎，东北军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在这一带驻防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次会谈主要是讨论了张学良将军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即是否应包括蒋介石的问题。另外还就工农红军与东北军之间达成了互不侵犯、互帮互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以及在部队中进行抗日教育的协议。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将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东北军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会上，根据张学良所提如下之内容，进行了讨论： （一）共产党的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担保对红军不欺骗、不缴械。 （三）江西、海南岛、大别山等地的共产党部队，同样接受点编。 （四）取消红军名称，与国民党部队待遇同样。 （五）共产党不能继续在军队中从事活动。 （六）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 （七）释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其自由活动。 （八）准非军人之党员，居住陕北。 （九）抗日胜利后，共产党部队一如国民党部队，复员遣散。 （十）抗日胜利后，共产党为一合法政党，与英、美等各民主国家相同。 根据这次会议达成的协议，红军于5月5日从山西撤回陕北，并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提出了包括团结蒋介石在内的抗日主张。 以后，红军之一部进驻于瓦窑堡一带，面对东北军周福成之第129师。张学良为防止两军发生冲突，通过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建议红军从瓦窑堡北撤至三边地区而脱离接触。对于以北地区的贫瘠和物资困难，张则拨出巨款，由红军自行解决当年冬季的各项补给。 6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文件，以加强对东北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且该文件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国民党其它部队。 8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确定把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从而确定了联蒋抗日的方针。由于统战工作的开展，尤其是5月5日的回师通电，不仅使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与共产党更加接近，两广事件发生后，李宗仁、白崇禧还专派代表至陕甘宁苏区，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红军订立抗日协定；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也先后派人与中国共产党、红军商谈抗日救国的重大问题。 为了抗日，中国共产党乘国民党在处理两广事件无暇北顾之时，决心与东北军扩大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即打通与苏联的地面联系，以取得其直接支援；出兵绥远支援傅作义将军的抗战，进而推动全国抗日。为此，中国共产党8月12日经与张学良将军等协商后，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与东北军合作打通至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实现。 在与国内各抗日党派、社会团体、军队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发出了致国民党政府书，表达了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重新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并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派出自己的代表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订立抗日救国具体协定的谈判。 由于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后，连连扩大对我国的侵略，以图最后灭亡我国；由于蒋介石集团一直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内战政策，使国家逐步丧失元气，给日本造成有利的侵略机会；由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号召；由于我国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东北军、西北军等将领和部队的抗日要求；由于苏联实行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政策；由于英、美等国在远东对日战备等国内、国际情况，东北军、西北军早即进行了联合共产党和国内一切革命力量，以图制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各项活动。如在6月派东北军的上校秘书栗又文，105师的少将旅长董彦平去新疆联络盛世才；6月派中校秘书刘启戈去广东联系陈济棠。陈济棠去职后，东北军又派中校参谋解方去广东联络余汉谋，并拟派米春霖去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 张学良本人则在5月间至太原与阎锡山、7月初在南京与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等商讨组织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等问题。 西安事变前的8月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人员，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关系已很紧张。8月29日晚7点至8点，特务们突然逮捕了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以及东北军总部的参谋人员。当特务们将其押送至省党部的途中被西北军巡逻的宪兵发现后，巡逻队长即出面干涉，要求放人，但特务们以奉委员长之命抓捕共产党人为名而予以拒绝。宪兵则以没有逮捕证随便抓人为理由而不予理睬，强行夺下学生代表由东北军领回。 张学良将军对国民党特务布满西安，并打进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刺探情报、制造事件、散布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的流言蜚语，进行监视等活动，早已相当不满。当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找来了省主席邵力子，问其何以敢如此大胆来抓捕东北军的人员？邵力子经回去问明情况后，即面向张学良报告：省党部系奉委员长之命，逮捕了在东北军中的4名共产党员，事先未请示副司令，这是他们的错误，他们现在托我代向副司令补作请示。 国民党的特务们，以在其中央势力范围区做惯了的那些手段用之于西安，这当然不行。在听了邵力子的报告后，张学良即令随从秘书室的孙铭九率领卫队前往省党部，对其进行包围搜查，相继将这些人领回。 这件事情发生后，西安与南京都已怀恨在心，仅因时机而未发作。第2天，张学良向南京发去电报，详述该事情之经过并自请“处分”，但狡黠的蒋介石在复电中则指出：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无庸议。因为此时，南京与两广之间的问题尚未处理完毕，蒋介石不想再与东北军提前将矛盾公开化。所以不得不作暂时的隐忍。 此时的张学良，对国民党、蒋介石已有极大的不满，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南京当局不发给东北军在陕甘地区内战中战死将士的抚恤金，亦不补充损失的人员与装备。这对张学良及在东北军已引起极大的愤慨，往日的东北军与其它流动在北方的一些军阀不同，他有着东三省三千万人口这块固定的富庶地区和稳定的政权作后盾，并有独立、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因而在部队扩充、军费开支、装备及新武器购置等方面，从未发生过困难。他们犹忆1929年冬中东路事件，在扎赉诺尔战死的第16旅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张孝英及其他军官和士兵们，都由东北政务委员会予以抚恤，韩光第夫人计兰芳仅领得安葬费即达三万元。而今，东北军流落关内，寄人篱下，任其驱驶投入内战，且落得这步田地，听命战死于沙场者，政府竟不予抚恤，死者之父母、妻儿因失去亲人且生活无着，常涕泪交流至部队哭诉困难，在队的人员对此不仅寄于无限的同情，且自己亦心灰意冷。这些使东北军对南京当局增大了离心力，而其内部的凝聚力及自保意识，更有增强。 第二，关于绥远抗日部队之序列，没有东北军一事，使张及东北军极为难堪。“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遵命而未抵抗，致丢失东北。此事遭到国人的非议，结果蒋介石被迫下野，张学良降职。这次绥远抗日，蒋调中央军北上，部署在山西省北部的为汤恩伯，部署在河套以西地区的为关麟征部队，在陇海路西段的为刘峙、徐庭瑶部队。距绥远很近，在陕甘地区的东北军，却未列入这次绥远作战的序列。而此时的东北军上下，均想开赴绥远前线抗日，以改变国人的视听，挽回往日的影响，提高东北军的政治地位。而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政治荣誉方面，却采取了吝啬的做法。 第三，当年的双十节南京政府在授勋时，其名单中有冯玉祥而无张学良，张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自北伐以后，东北军于当年主动易帜而统一于中央；中东路事件时，东北军独立与苏军作战，虽损失惨重但未向中央提出过多的困难；蒋、冯、阎中原大战，为期数月，最后东北军拥护中央，大军开入关内，迫使冯、阎交出军队、政权而下野，斫丧国力之大战因此而结束；长城抗战，虽有大量中央军、晋军、西北军参加，但在关外及在长城沿线与冀东，东北军仍是主力，伤亡之惨重前所未有；在鄂、豫、皖剿共期间，东北军除53军外，大部参加，经年在荒野的大别山恶战苦斗，终于迫使红军第25军于1934年冬季脱离该地区而北去。以上均为东北军对中央的贡献，而在授勋时，竟无东北军领导人，这是中央对东北军的轻视。 第四，这次对日作战的用兵方案有冯玉祥、唐生智的部队，而东北军所担任的是预备队任务，这是中央不相信东北军的作战能力。 第五，蒋介石知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以后他在洛阳过生日阅兵后的训话中，竟当着张学良、阎锡山等人的面骂中国共产党是共匪，是大汉奸，主张容共者，还不如殷汝耕（殷投降日本后，成立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等等，对此，张学良认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既定国策，而蒋竟将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与汉奸划等号，其用意是在政治上污辱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东北军领导人。 蒋介石将军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在洛阳指桑骂槐的训话，竟会在西安惹起险遭杀身之祸! 对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危亡，继续进行内战的政策，在东北军、西北军内已激起了很大的反感，且12月9日西安学生集会游行，以纪念“一二·九”抗日运动一周年和声援绥远抗战，游行认伍在向“西北剿总”、“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进行抗日请愿后，即出城向东要至临潼的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蒋得知这一消息后，要张学良予以制止，再不行可动用武力。这种对爱国学生倒行逆施的残忍做法，使东北军、西北军更为不满。结果张学良赶至灞桥进行劝导疏通，并保证在一个星期内达到他们的要求，这才使群众的激怒得以平息。 对决心继续集中兵力进行剿共，并听从日方之命逮捕上海救国会的7名领导人和镇压学生正当抗日救亡运动的蒋介石，东北军、西北军的领导人出于对国家民族危亡和其部队的前途着想，决定予以扣押，以通过这一强硬的手段结束这一施之已久的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 到了西安后的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实际已进入东北军、西北军的势力范围。在这里，他越是施展权威和高压手段，就越是促成他们快速进入末路。 对于扣留蒋介石及其至西安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人员问题，东北军与西北军的领导人经商量后确定： （一）东北军负责扣押驻于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 （二）西北军负责解除西安城内中央系的省保安处、公安局、宪兵团、交警总队及其它部队之武装；扣押在西郊机场的中央系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及全部飞机，并封锁机场；对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系军政要人予以扣留；解除北火车站过往中央军的武装，并控制西安向四外的交通。 （三）位于河北省的万福麟第53军，迅速向郑州一带结集，以控制陇海及平汉铁路。 （四）位于洛阳的东北军黄大定炮兵第6旅，控制该地陇海铁路，阻止中央军西进。 （五）位于陕西省大荔县的冯钦哉第7军（仅有第42师，冯兼师长），扼守潼关。 （六）为迷惑对方，在行动开始前的一切晋见、往来接待、公务联系等照常进行。11日晚在西京招待所举行对中央系军政要员来西安的晚宴，仍按时开始。 （七）当蒋介石被拘捕后，立即发出抗日救国之八项主张。 （八）行动时间为12月12日拂晓以前，西安城内的行动，在临潼之后开始。指挥整个行动的地点位于新城大楼。 东北军扣押蒋介石的安排，由刘多荃第105师的旅长唐君尧指挥一个团担任华清池外围地区的警戒；由灞桥至临潼的沿途警戒，由总部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负责；已卸任将去热河敌后组织游击部队的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该师骑兵团团长刘桂五及总部卫队第2营营长孙铭九负责至华清池捕捉蒋介石。 按照预定的计划，12月12日凌晨2点多钟，骑6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卫队第2营营长孙铭九率领部队开向临潼。 凌晨5时天尚未明，孙铭九与其营副商亚东、张万山，连长王协一，率领精干的50名卫士到达华清池，在通过第一道门岗时被蒋的卫兵发现，随之相互进行了枪战。 枪声大作，把驻在华清池院内最后一幢5间厅的蒋介石惊醒。他以为是工农红军的夜袭，随即匆匆跑至室外。年已50岁的蒋介石，因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术科方面的攀登、翻越等尚有相当的基础。他根据枪声，判定了交火的位置后，即利用院内的死角，经卫士协助很快翻过了后院墙，爬上了开始坡度不大的骊山，最后躲在距离五间厅数百米山腰的一片荒草之中。在高约50米的山坡上，蒋穿着单薄的睡衣，在严冬凌晨的寒风里，观察着周围和下方的动静。 当孙铭九卫队营的班长王德胜，举枪击倒了华清池蒋的第一道门卫前进时，第二道门卫又组织火力进行封锁。根据这一情况，孙铭九即令连长王协一率领一部解除宪兵的武装；自率一部冲过了第二道门卫，以火力开路进至蒋的卧室。此时蒋已离去，但其军帽、公文包、假牙仍在桌上，外衣也未穿走，被褥尚有余温，其所用之汽车亦在原处。 孙铭九、刘多荃、唐君尧等将这些情况以电话报告在新城大楼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之后，张、杨决定由孙铭九、王玉瓒率部搜山。 在搜山时，先捉到了蒋介石的侍卫蒋孝镇。经孙铭九的喝问，他颤抖地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约在上午8时，搜山的卫队班长陈思孝在一个小山洞里发现了被冻得发抖的蒋介石。 在华清池的枪战中，蒋的秘书肖乃华被流弹打死，其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活捉，过去在平津等地曾暗杀逮捕过革命者的蒋介石亲属、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在活捉后即被处死。 华清池的捉蒋行动开始后，西安城内的西北军按预定计划解除了宪兵第2团、省保安处、省公安局、交警总队的武装；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软禁了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系高级军政要员和其眷属及陕西省长邵力子夫妇、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人。46岁的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在越窗逃跑中，不听警戒部队的制止，而被击伤后死于医院。 在此同时，西北军封锁了西安机场，扣留了近40架战斗机，并对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分别予以看管。 西北军在西安城内及机场的行动，亦如东北军在华清池那样，执行得及时、准确、无误。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一贯飞扬跋扈、手段毒辣、杀害不少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的宪兵第2团团长杨镇亚以及西安公安局局长马志超，当即被西北军枪决。一些平素竟敢和东北军、西北军作对的宪兵，省党部的特务人员及作恶分子等，在这次事件中也被一一送入黄泉。 在骊山山坡上被活捉的蒋介石，以腰被摔坏为理由赖在原地不走，西北剿总的卫队连长王协一将其背下骊山，送至西安市内的新城大楼。 东北军、西北军的领导人在捉住蒋介石之后，即按计划，将拟好的抗日救国之八项主张于12月12日通电全国，其内容为：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 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集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参与签发上述电报的，除了原定的东北军、西北军几名领导人之外，增加了临时被扣的一些中央系的军政要员，目的是想增加通电的力量。但这样做并未能收到预定的效果，反而易于令人产生怀疑。因那么多的中央军政要员突然反蒋，这本身在社会舆论方面就易发生混乱。实际不仅这些人，就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亦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即先后向中央军投靠。如53军军长万福麟，不仅未按命令执行，还将拟率部去扼守黄河大铁桥，控制陇海铁路的副军长黄显声予以扣押；在洛阳的黄大定也归顺了中央军，让出了洛阳；在潼关附近的冯钦哉，亦突然倒戈，使徐庭瑶的“讨逆军”得以通过潼关进入渭南地区。 冯钦哉的倒戈，是由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等所联系。对此，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特于12月15日致电樊崧甫，对其所为加以赞扬，并要冯钦哉转发孔致杨虎城之电报，企图间离杨虎城与张学良之关系，且想单独通过杨虎城来营救蒋介石。12月15日电报内容为： 樊军长崧甫弟鉴： 冯钦哉力持大义自拔反正，中央同人极为嘉佩，吾弟潜移默化之功亦至伟大。惟杨虎城身在陕垣，是否被迫真意不明，而冯系其旧部当知底蕴。如能嘱冯密劝杨就近营救介公脱险，事机极为顺易，此层最为要着，即盼图之。并附托冯转杨一电，文曰： 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先后奉上各电迄未得复至深系念。自介公被劫持以来，中央同人极端愤慨。群以为吾兄追随介公有年关系最切，得吾兄保卫当不虞有他。 惟时已数日迄无表示，中外惊疑至深且巨，意之环境所关不得不稍有所待。汉卿真意何在，道阻不得其详，弟意以为救国抗敌之念既同，则所有问题当不妨开诚商洽。当此外患重重之际，若陡挟介公一人以居奇，则恐愈久愈陷纠纷。不特陡授敌人以可乘之机，且亦贻民族以无穷之祸。 中央负全国安危之重责，为求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出以断然之处置。在他人别有作用甘为虎伥固无论矣。 惟念吾兄革命历史素极光明，忖以私心绝不甘与之玉石俱焚，实在意料之中。是以为今之计，吾兄果能力劝汉卿悬崖勒马，导入正轨，护送介公安然回京，则满天阴霾自可立即消弭。 倘汉卿仍旧执迷不悟，而吾兄为自身革命光荣计，亦宜另寻自处之道。苟能密运机宜尽最大之努力，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殊勋，党国利赖讵有涯涘。 冯钦哉兄与吾兄相从，历有年所，今竟力主正义，薄海同饮，证实观人及友之道，即料知吾兄必早然计及矣。盖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旋乾转坤化戾为祥，端赖吾兄非他人任。 忝在神契敢布腹心。 此电请托冯密为转去，仍盼随时电告为祷 冯钦哉倒戈后，国民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2月19日任命他为“渭北剿匪司令”。为对其进行妥善之安抚，同日，西北宣慰使于右任以及徐庭瑶、樊崧甫在潼关与冯钦哉的第42师副师长郭仰汾会面进行晤商时，将该部之军饷款数予以送达。然冯钦哉倒戈后数日，西安情况仍未明朗，蒋依然被押，且冯感到于右任所允他军饷之钱款为数太少，与其所要之数悬殊太大，因而至12月22日冯钦哉未答应就任“渭北剿匪司令”，所以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在这一天向南京作报告时称：“……冯钦哉仍存观望，闻此人性本奸滑异常。” 驻洛阳的东北军黄永安炮兵第6旅之倒戈，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力量孤单，无法与这一带的中央军主力相抗衡。但中央军对其并不放心，最后令该旅于12月21日下午将步枪1400支，机枪20挺交出，仅留火炮作训练之用。这样，才消除了中央军之疑心。 万福麟之叛张，则另有一层原因。万与张作霖为同辈人，对其侄辈张学良在一些做法上并不以为然，且其部队驻于离陕西甚远的河北省，不易取得直接联系。 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内部情况，日本海军军令部（相当于陆军的参谋本部）在1937年1月6日关于西安事变的“中国特报第一号”中，曾将在陕西省的各种政治、军事力量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中对东北军，认为拥护西安事变的约占70％，其余30％则属中央派。西北军亦有类似的情况。这就是中央系后来得以控制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重要原因。 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去电陕北，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及代表团来西安，商讨抗日救国等问题，并派飞机至67军进驻的延安机场来接代表团人员。电报中还提到，为加强西安东部地区的防守，东北军与西北军已调动部队向西安至潼关一线集结，希望红军进至延安以南等地区，接替东北军调走后之防务。 12月13日晚间，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收到了莫斯科第三国际关于应本着在团结合作，结束内战，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回电。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就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等问题进行多次磋商研究，在12月12日所发通电中8条的基础上，准备着重从6个方面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即：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份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按照早已与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形成的“三位一体”情况，同意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进行“兵谏”，迫使其停止内战进行抗日的主张，同时也说服了东北军、西北军中的部分人员，对这样的重大问题不宜采取过激的做法，应争取通过这一事件结束多年来之内战，形成国人所渴望的抗日救国之新局面；在国际上特别要与苏联结成有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时，双方在这一地区都集中了相当的部队，情况是： 东北军 　第51军　　军长　于学忠（又称第8纵队） 　　第113师　　师长　李振堂 　　第114师　　师长　牟中珩 　　第118师　　师长　周光烈 　第57军　　军长　缪澂流（又称第7纵队） 　　第111师　　师长　常恩多 　　第112师　　师长　霍守义 　　第115师　　师长　刘启文 　第67军　　军长　王以哲（又称第6纵队） 　　第107师　　师长　刘翰东 　　第117师　　师长　吴克仁 　　第129师　　师长　周福成 　第53军　　军长　万福麟（驻于保定，该军全部驻河北省） 　　第116师　　师长　黄显声　兼（驻石家庄） 　　第130师　　师长　朱洪勋（驻保定） 　　第91师　　师长　冯占海（驻石家庄以南之高邑县） 　　骑兵第4师1部 　骑兵第二军　　军长　何柱国 　　骑3师　　师长　郭希鹏 　　骑4师　　师长　王奇峰（一部） 　　骑6师　　师长　刘桂五 　　骑7师　　师长　门炳岳 　　骑10师　　师长　檀自新 　　第105师　　师长　刘多荃（辖第1、2、3旅） 　　第106师　　师长　沈克 　　第108师　　师长　江淮仁 　　第109师　　师长　贺奎 　　第120师　　师长　赵毅 西北军（17路军） 　第38军　　军长　孙蔚如　（又称第9纵队） 　　第17师　　师长　孙尉如兼辖第49、50、51旅 　第7军　　军长　冯钦哉　（又称第10纵队） 　　第42师　　师长　冯钦哉　兼辖第124、126旅（实际由副师长郭仰汾负责） 　警备第1旅 　警备第2旅 　警备第3旅 工农红军 　第一方面军　　司令员兼政委　彭德怀 　　　　　　　　参谋长　聂鹤亭 　　　　　　　　政治部主任　刘晓 　　第一军团　　军团长　左权（代理）　　政委　聂荣臻 　　　　　　　　参谋长　左权 　　　　　　　　政治部主任　朱瑞 　　　第1师　　师长　陈赓　　政委　杨勇 　　　第2师　　师长　黄永胜　　政委　肖华 　　　第4师　　师长　李天佑　　政委　黄克诚 　　　骑兵第2团 　　第15军团　　军团长　徐海东　　政委　程子华 　　　　　　　　政治部主任　王首道 　　　第73师　　师长　张绍东　　政委　陈漫远 　　　第75师　　师长　陈锦秀　　政委　常玉清 　　　第78师　　师长　韩先楚　　政委　崔田民 　　　骑兵第3团 　　陕北第27军　　军长　贺晋年　　政委　王平 　　陕北第28军　　军长　宋时轮　辖3个团　　政委　宋任穷 　　陕北第29军　　军长　谢嵩　辖3个团　　政委　甘渭汉 　　陕北第30军　　军长　阎红彦　辖3个团　　政委　蔡树藩 　　第81师　　师长　文年生　　政委　李宗贵 　　特务团 　　骑兵第1团 　第二方面军　　总指挥　贺龙　　政委　任弼时 　　　　　　　　副政委　关向应 　　第二军团　　军团长　贺龙　兼　　政委　关向应　兼 　　　　　　　　参谋长　李达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第4师　　师长　卢冬生　　政委　冼恒汉 　　　第6师　　师长　贺炳炎　　政委　廖汉生 　　第6军团　　军团长　陈伯钧　　政委　王震 　　　　　　　 参谋长　彭绍辉 　　　　　　　 政治部主任　张子意 　　　第16师　　政委　晏福生 　　　第17师　　师长　贺庆积 　　　第18师　　师长　张振坤　　政委　余秋里 　　　模范师　　师长　刘转连　　政委　彭栋材 　　第32军　　军长　罗炳辉　　政委　袁任远 　　　　　　　参谋长　郭鹏 　　　　　　　政治部主任　李干辉 　　　第94师　　师长　肖兴怀　　政委　辛世修 　　　第96师　　师长　王尚荣　　政委　谭友林 　　第四军　　军长　陈再道　　政委　王宏坤 　　　　　　　参谋长　张才干 　　　　　　　政治部主任　刘志坚 　　　第10师　　师长　余家寿　　政委　叶道志 　　　第11师　　师长　周世元　　政委　陈锡联 　　　第12师　　师长　张贤约　　政委　胡奇才 　　　独立师　　师长　徐应忠　　政委　高厚友 　　第31军　　军长　肖克　　政委　周纯全 　　　　　　　参谋长　唐天际 　　　　　　　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 　　　第91师　　师长　徐深吉　　政委　桂干生 　　　第93师　　师长　王近山　　政委　叶成焕 　　　陕甘宁独立师　　师长　姚吉　　政委　黎林 　第四方面军　　总指挥　徐向前 　　　　　　　　总政委　陈昌浩 　　　　　　　　副总指挥　王树声 　　　　　　　　参谋长　李特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第5军　　军长　董振堂　　政委　黄超 　　　　　　 副军长　罗南辉 　　　　　　 参谋长　李屏仁 　　　　　　 政治部主任　杨克明 　　　第13师　　师长　李连祥　　政委　朱金畅 　　　第15师　　师长　郭锡山　　政委　谢良 　　第9军　　军长　孙玉清　　政委　陈海松 　　　　　　　　参谋长　陈伯稚 　　　　　　　　政治部主任　曾日三 　　　第25师　　师长　王海清　　政委　盛修铎 　　　第26师　　师长　刘理运　　政委　杨朝礼 　　　第27师　　师长　陈家柱　　政委　李德明 　　　教导师　　师长　张道容　　政委　易汉文 　　第30军　　军长　程世才　　政委　李先念 　　　　　　　参谋长　黄鹄显 　　　　　　　政治部主任　李天焕 　　　第88师　　师长　熊厚发　　政委　郑维山 　　　第89师　　师长　邵力坤　　政委　张文德 　　　第74师　　师长　陈先瑞　　政委　李隆贵 当时除东北军、西北军外属中央系及地方势力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部队共有8个军、又9个师和空军部队，其中以朱绍良直接指挥的部队较多，计有5个军又1个师。这些部队的原任务是从西部地区夹击陕、甘一带的工农红军，其编成序列为： 中央军 　　兰州绥靖公署　　主任　朱绍良（属西北“剿总”又称第一路军） 　　　第3军　　军长　王均（又称第一纵队） 　　　　第7师　　师长　曾万钟　辖第19、21旅 　　　　第12师　　师长　唐淮源　辖第34、35旅 　　　　新14师　　师长　鲁大昌　辖第1、2、3旅 　　　　岷洮警备司令部　　司令　杨积庆　　 　　　　拉卜楞保安司令部　　司令　黄正清 　　　第1军　　军长　胡宗南　（又称第二纵队） 　　　　第1师　　师长　胡宗南　兼　辖第1、2旅 　　　　第78师　　师长　丁德隆　辖第232、234旅 　　　　第43师　　师长　周祥初 　　　　第97师　　师长　孔令恂 　　　　补充旅 　　　第37军　　军长　毛炳文（又称第三纵队） 　　　　第8师　　师长　陶峙岳　辖第22、24旅 　　　　第24师　　师长　李英　辖第70、72旅 　　　新2军　　军长　马步芳　（又称第五纵队） 　　　　第100师　　师长　马步芳　兼　辖第298、299、300旅，骑兵旅 　　　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　　司令　马步芳　兼　辖骑兵第1、第2旅 　　　　骑兵第5师　　师长　马步青　辖第1、第2旅，步兵旅 　　　新1军　　军长　邓宝珊　辖第10、11旅 　　　　第35师　　师长　马鸿宾　　（又称第4纵队）辖103、104、105旅 此外还有直属西北“剿总”指挥的6个单位，即： 　第11纵队　　司令　关麟征 　　第25师　　师长　关麟征　兼　辖第73、75旅 　　第49师　　师长　李及兰 　　第51师　　师长　王耀武 　　第140师　　师长　沈久成 　第12纵队　　司令　孙震　（川军） 　　第122师　　师长　王铭章　辖第1、2、3旅 　　第124师　　师长　孙震　兼　辖6、7、8旅 　　第125师1部 　　第127师1部 　第15路军　　司令　马鸿逵 　　新7师　　师长　马鸿逵　兼　辖步19、20、21旅，骑1、2旅 　　第21师　　师长　李仙洲　辖第61、63旅 　　第44师　　师长　萧之楚 　驻陕甘空军　　指挥官　张有谷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为加强西安以东的军事压力，又调集了周碞的第6师，李默庵的第10师，刘勘的第83师、李云杰的第23师、董钊的第28师、樊崧甫兼师长的79师、罗奇的第95师、陈沛的第60师，霍揆章的第14师、何知重的第103师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一部共10个师至潼关、华阴、华县地区，准备与西路的中央军夹击西安。 西安事变时，除华清池发生了战斗外，对在西京招待所中央要员的扣押，几乎未发生什么麻烦。 当汽车载着被拘捕的蒋介石从东门进入西安时，城内游行示威的人群相继高呼着：“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坚决拥护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打回老家去，救出东北父老”；“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联合各党派共同救国”等发自肺腑的口号。而在这时，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正对发动事变后的各项重要事务进行部置和安排，其中主要有： 1．增强防务。西安以东除原在该地区的刘多荃第105师、冯钦哉的第7军外，将驻庆阳一带缪澂流的第57军调至渭南附近，以防中央军重兵沿陇海路经潼关向西进攻；在甘肃的于学忠51军、在洛川王以哲的第67军，对兰州、平凉、咸阳公路进行警戒；第17路军负责加强西安东北的蒲城、大荔和西安东南蓝田、商县的防守准备。部队向东南方向调动后，延安、洛川等地区由红军接防。 2．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以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由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组成参谋团，其成员有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以鲍文樾为主任；成立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杜斌丞、刘澜波、应德田、申伯纯、卢广绩、黎天才、洪钫、王炳南、王菊人、南汉宸、苗剑秋等人组成。 3．组成抗日援绥军第1军团，以孙蔚如、王以哲任正副军团长；以马占山为骑兵集团军总指挥；以郭希鹏为第1军团骑兵总指挥官；何宏远为第1军团炮兵指挥官。 4．取消国民党在军队中的政训处，仿效红军的做法，在东北军、西北军中成立政治处，下属组织科、宣传科、总务科、民运科。西北军由申伯纯少将任政治主任。东北军由应德田少将任处长。其组织科长为燕庚奇、宣传科长为陈再厉、总务科长为李济新、民运科长由红军来的罗瑞卿担任。 5．以卫队第1营、第2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由孙铭九任团长，以加强保卫工作。军警督察处长谢珂辞职后，由孙铭九继任。 6．免去原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民政厅长彭绍贤、财政厅长朱镜宙、教育厅长周学昌、警察局长马志超、秘书长耿寿伯等的职务，任命： 　王一山代理陕西省主席兼民政厅长 　续式甫为财政厅长 　李寿亭为教育厅长 　赵寿山为警察局长 　杜斌丞为秘书长 7．逮捕了东北军的交通处长蒋斌，处决了西北军交通处长兼西安电报局长黄念堂等向南京方面泄露军情的人员。 8．12月17日释放了蒋鼎文，要其带着蒋介石当日写给何应钦停止对渭南地区轰炸的手令回南京，并要蒋鼎文对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团结一致，结束内战与抗日救国之主张，向南京方面转达。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2月14日、19日分别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指示，决定对事变实行下列方针：停止一切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和平解决，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给张、杨以实际援助，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做好对付进攻之准备，挫败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府，并通电全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了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警告国民党当局切勿轻举妄动，以免中日寇之奸计；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至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并与蒋介石谈判。 中共代表团与张、杨在12月21日决定：军事上，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及红军之主力，在西安以东地区与潼关西进之刘峙部队进行决战，另以一部抗击西路之顾祝同部队。 随着红军接替东北军67军在延安的防务，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中旬移至延安。 根据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协议，东北军将渭河以北地区之部队，增强西安至潼关方向；西北军增强西安至以西的陇县、凤翔、宝鸡地区的防守。红军的4个军团又5个军1个骑兵团由陕西的定边县，宁夏的盐池县、同心县南下陕中、陕南以接替东北军、西北军的部分防务并挺进陕南，与红25军1935年7月留在该地区的第74师会合。这些部队的调动情况是： 1．宋时轮的第28军，罗炳辉的第32军及骑兵第1团组成追击军，集中在宁夏东部盐池县大水坑附近。当敌第1军南移时进行追击，配合东北军第51军、67军，箝制敌西路的顾祝同部队。 2．左权的第1军团，贺龙的第2军团，陈伯钧的第6军团，徐海东的第15军团、陈再道的第四军，萧克的第31军，由宁夏的盐池县、陕西的定边县、甘肃的环县、华池县地区南下，经庆阳、正宁（甘肃省）至西安以北的三原、淳化、耀县。 第15军团继续南进。经咸阳、西安以西、蓝田，而至商县，与在该地的陈先瑞第74师取得联系，从潼关以南地区，抗击刘峙部队之左翼。 3．贺晋年的陕北第27军，进至洛川及其东南地区。 4．阎红彦的第30军，由保安、吴起镇北进至靖边县的西部地区，对高双成的第86师进行警戒。 5．独立第1团在子长、独立第2团在延川对清涧、绥德、吴堡的李仙洲第21师、高桂滋的第84师进行警戒。 12月12日下午3点，南京的国民政府，收到了发生西安事变的报告，这使很多要员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随之即派出飞机至西安附近进行侦察，当接到蒋介石已被监禁的确实消息后，于当夜23时30分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联席会。因蒋介石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兼行政院长，现蒋已被监禁在西安，所以这次联席会议首先是讨论决定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临时领导人及其它问题，即： 1．行政院长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 2．军事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从5人增加至7人，即何应钦、程潜、冯玉祥、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 3．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负责。 4．关于军队之指挥调动，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5．褫夺张学良之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予以严办，其军队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当日（12日）并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发布如下之命令： 据报，张学良12日通电叛国，殊深痛恨。查该员奉职无状，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中，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责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凛遵毋违，切切此令。 国民党内派系较多，但由于蒋介石运用各种手腕，使各派在表面上得以和平共处。现在蒋在西安突然被扣，往日党内之暗斗转为明争。当时对处理西安事变，有这样三派的主张，即：以何应钦、程潜为首的旧保定军官学校之强硬派，主张采取断然手段，对张学良予以讨伐；以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以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及黄埔系、蓝衣社等与蒋介石有着特殊关系的一派，主张想方设法救出蒋介石。 上述三派均有利用西安事变，以图保持或扩大政治权力、发挥其作用的打算。 南京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即在政治上加强联系并派出负责人员与张、杨谈判；在军事上则调动部队，从东西两个方面对西安进行威压。 西安事变的当天夜间，孔祥熙即给张学良发去这样的电报： 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 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尚未读得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徵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足以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属有利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 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词吁请，爱国至切另有不得已之苦衷。尚希格外慎重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尊意如有须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伫候明教。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即向宋子文、冯玉祥等发去电报，历述日寇深入国家将亡，而此次所有举措，其目的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战，并向冯玉祥提出：救亡固资群力，谋国尤仗老成，我公党国耆望众流所归，瞻切时观，抒示卓规，想我公所乐为，亦良等及民众深盼，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临电屏营伫候明示。 得悉张、杨等所发八项之主张通电后，冯玉祥对西安事变解决之途径，于13日致电张学良： 张汉卿世兄惠鉴： 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绥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 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遥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述鄙意如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既解，而抗日之计亦行矣。 （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作释回介公之保证。 （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自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不致有误于尊事。 （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对蒋公能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 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复示 对于谈判，以宋子文、孔祥熙的活动最为积极，他们凭着往日与张学良的个人友情，并在14日至西安了解情况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顾问在洛阳与南京的通话中了解到西安的态度后，宋于12月20日飞抵西安。当他们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这三方面已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得到只要蒋介石同意八项主张，即可放其返回南京的保证后，宋子文认为救蒋有望，第二天即飞回南京。22日与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次飞至西安，代表政府进行谈判。 关于军事行动，12月13日武汉地区进行了戒严；调中央军黄杰的部队至郑州，一部前进至洛阳；刘峙之部队前进至潼关；调空军第6、第20、第31中队，急速转场至洛阳。14日中央军夺取了潼关后向渭南进攻；京、沪地区宣布戒严，禁止集会与罢工。 16日国民政府发布了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对南京、芜湖、镇江的戒严令中规定：禁止集会游行；对图书、新闻进行检查；检查经过南京的舟船、车辆、邮政电报；对私有枪械、弹药及其它危险品必要时应予以没收；检查旅馆行人与清查户口等。 17日，国民政府任命刘峙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何、刘、顾于当日发出就职通电。东、西两路军的部队各为10个师；此时中央空军连连对西安进行侦察，对渭南一带则相继进行轰炸。17日下午，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手谕回南京。18日中央空军对渭南的轰炸才暂时停止，但中央军之地面部队，则由潼关继续西进，并于22日占领了华县以西的赤水。 在宣传方面，主要是通过报纸、广播，列指张、杨之所为是叛逆，呼吁其悬崖勒马等等。在西安及潼关前线，则以飞机空投大量的宣传品，主要内容有： （一）军人须拥护最高统帅始有出路。 （二）执迷不悟依附叛逆者，终归灭亡。 （三）拥护蒋委员长脱险者受上赏。 （四）拥护蒋委员长脱险者，即为民族之功臣。 （五）救蒋委员长即是救中国。 （六）要抗日必须救蒋委员长。 于右任在16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宣慰使之后，17日从南京乘火车出发，24日在潼关发出了告西北、东北将士和人民书。要求军民本着团结精神，妥善解决这次事件。 被软禁在西安的蒋介石，十余年来在治军、从政方面，有成功也有挫折。 成功的是，他在1926年率领革命军从两广进行北伐之后，由于各地的响应，终于打败了沿途的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于1928年到达了北平，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并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受到英、美、德、法等国的支持。而且通过北伐创立了一支人数最多、训练较好、轻装备比较整齐、战斗力较强和富有国家观念的中央军。 在挫折方面，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国共两党对中国革命的目标不同，因而在北伐中途，即部队到达南京、武汉地区后，发生了宁汉分裂和国共反目，为此，蒋介石被迫去职。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南昌起义，之后，即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解放工农的土地革命战争，这场战争已进行了十年，面蒋介石所指挥的中央军，却一直未能达到对其围歼之目的。 其次是与往日共同北伐的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和地方势力之间，因利害冲突，竟演成1930年在中原地区的蒋、冯、阎大战，这次蒋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国力却受到了很大的消耗。 再就是受到日本的侵略和威胁，1928年夏，北伐军到达济南时，日本为了支持军阀割据，保护其在东北、华北之既得利益，阻止北伐，制造了“五·三惨案”；1931年因蒋介石集中兵力剿共，日军乘机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继而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四省；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5月中旬，日军越过长城攻入冀东，31日，南京政府被迫签定了“塘沽停战协定”，使冀东成为日本的军事缓冲区。 当1935年，蒋介石在西南地区剿共逐步得手时，日本虽然已于5月17日与南京政府恢复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但日军的参谋本部、关东军司令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则又利用这一机会，策划了比“九·一八事变”规模更大的侵略阴谋，即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攻势——使华北由地方势力统治的冀、察、绥、晋、鲁五省脱离南京，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自治”。 随之，日军即在各地制造事件以寻找借口。 5月初，天津“国权报”社长、汉奸胡恩溥，“振报”社长、汉奸白逾桓，在天津的日租界住处相继被暗杀。社会上盛传此两人之死，实为日方所策划，以作为制造事件的借口。但日方则认定系国民党“蓝衣社”的抗日人员所为。从5月29日开始，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和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坦，多次至北平军分会，面见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两报社社长之被杀是中国之抗日团体所为；另外二月间在遵化地区孙永勤抗日部队之活动，亦为中国政府所指使，因而提出诸多重大的无理的侮辱性要求。当时驻天津的日军，为配合这一行动竟至河北省政府驻地示威。然而此时正集中兵力在川西剿共的蒋介石，对日军的要求，先后竟一一予以应允，如：免去兼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职务，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保定。 再就是5月4日，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新生周刊”，载有易水所写“闲话皇帝”的文章。该文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得意和失意皇帝的情况及世界各国这种历史上尚存的古董和陈迹的怪状，连日本的皇帝也不例外，在用得着的时候要他阅兵、要他参加大典、要他迎接外宾，实际他是被利用的愧儡。末了，指出现在的皇帝，都是受人利用的傀儡，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更为低下，成为傀儡的傀儡。 这篇个人所写的论文，内中提到的有英国皇帝、南斯拉夫皇帝以及暹罗（泰国）皇帝等等，这些国家并无任何反映，唯独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石射猪太郎经与武官矶谷廉介少将等密谋后，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交涉，要求市长进行道歉；严厉处分该文作者及该刊发行人。然而南京政府在日方的威胁下，竞以“新生周刊”所载文字妨害中、日邦交为理由，令江苏高等法院对作者易水（未出庭）及该刊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进行审讯。结果判决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且不准上诉。对南京的这种媚日丑态和破坏法律程序的做法，国内外人士都认为国民党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已沦为奴颜卑膝的投降主义。 接着就是张北事件。6月5日有4名日本人未带护照由多伦乘载货汽车至张北，内中除一名为多伦特务机关人员外，其余三人为“三菱”公司职员。张北南门29军第132师的哨兵对这几名无护照之日人进行了盘问检查并予以扣留，后接察哈尔省政府的通知，6日下午1时将这4名日人释放。但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却借机大作文章，以图驱逐察省领导和迫使29军后撤，为华北五省“自治”制造条件。随之，关东军以土肥原贤二少将代表南次郎、中国驻屯军由松井太久郎中佐代表梅津美治郎向察省提出交涉。其间，6月10日南京政府发表了对日献媚的“邦交敦睦令”，6月19日又明令撤消了宋哲元兼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在交涉结束时的6月27日，南京竟又全部应允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如： 向日方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撤消132师师参谋长职务。 严惩132师之军法处处长。 将驻昌平、延庆一线以东和经独石口以北、龙门西北、张家口西北至张北以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第29军后撤至西南地区。 日军在华北进行了以上的一系列活动后，达到了其如下目的：逼走在华北的中央系军队和国民党的党务机关（在绥远、山西、山东均为各省地方部队）；迫使南京更换了华北军政要人中的抗日分子；安插了日方认为可信或属于地方势力的人员担任冀察两省要职。随之，日军在下半年加紧策动汉奸组成各种社团，不时集会、游行以鼓吹华北“自治”。 地区自治，是一个国家为了内政方面的需要，在某一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体制。而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是由日军进行导演，以图亡人之国的阴谋，这在国际关系上，已构成了对别国的侵略和干涉内政。然而以武力作后盾的日本，对此竟无所顾忌。 11月25日，日军令已作好准备的汉奸殷汝耕带头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随之，一些受日方利用的社团，如“北平自治会”、“新经济学会”、“天津市商会”等，集会游行并发出要求“自治”的通电。天津市长程克、北平市长秦德纯、29军军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等居然也致电南京要求“自治”。但北平、天津各学校的校长、教师、学生及广大的市民们则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游行示威，反对借“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各大中学校的校长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还发表了反对“自治”的抗日宣言。各学校的游行队伍，高唱救亡歌曲，在各种集会上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平津地区学生的大规模抗日救国运动，很快遍及全华北、全中国，使日军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次阴谋破产后，1936年冬，关东军又策动蒙奸德王的伪军从化德、商都攻向以西的百灵庙，企图从北面钳制华北，由于遭到傅作义将军部队的反击而败逃。 对日本的以上种种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竟一再屈辱忍受，致使国将不国。蒋介石很清楚，由于他和他的政府在国内外受到各方面的指责，因而声望大受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激起爱国将领们的义愤，从而爆发了“双十二事变”，将他扣押在西安。 在蒋被扣押之后，张学良将军每见到他时，总是以联合全国力量进行抗日相劝，但蒋总以张受人利用竟敢扣押统帅而见责，当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出现在蒋的面前一再说明共产党的主张是拥护他领导全国抗战，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时，蒋才由紧张而转入深思。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实际就是苏联和第三国际态度的转变。这样，他在国内不仅减少了一个拥有军事实力的反对派，而且在国际上还增加了一个有力的抗日盟国。 蒋介石将军的这些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他的侦察机关早已掌握了日本在与德国签定防共协定之前就在大陆上加紧进行对苏战争准备的情报。 当宋子文、蒋鼎文、宋美龄、戴笠等于12月22日到达西安后，南京与西安的空气开始缓和。随之蒋介石委托宋子文、宋美龄作为政府代表开始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进行谈判，并达成了有以下主要内容的口头协定： 1．停止内战，中央军撤出西北地区。 2．改组南京政府，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职务，驱逐亲日派。 3．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4．改变剿共政策，停止内战，抗战开始后，国共公开合作，红军更改番号，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 5．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然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6．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尤其是英国、美国和苏联。 7．对工农红军的接济由周恩来、张学良商定，由财政部拨发。 8．今后西北之军事、政治工作由张学良、杨虎城主持。 以上所达成的口头协定，蒋介石最后保证以国家领导者的人格予以执行而未签字。随后三方即同意放蒋介石回南京。然而东北军、西北军中的一些军官和设计委员会认为，蒋没有在以上的口头协定上签字，也就没有可靠的保证，因而提出蒋在离开前，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须将潼关以西之中央军撤走，以解除西安之东之威胁。 （二）须释放上海救国会的7名领袖，以取信于国人。 （三）谈判所定之条款，必由蒋介石签字并予公布，以免反复。 同时东北军、西北军之高级将领，还于25日晨给宋子文一封信，提出不实行上述三条，即不放蒋。 达成口头协定后，张学良为保持蒋介石的声望，决定自己送蒋介石回京。对此，设计委员会及其部属开始坚决不同意，但张一再说明这样做之理由，还以南京尚有不少要员及航空部队留在西安，中央不会与他为难。最后说服了他们。 25日下午3时许，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同机从西安飞向洛阳。得到这一消息的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对此都感到震惊。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与同情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苏联等国家合作。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次大转折，是我国迈向自由、独立的第一步。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及东北军、西北军的这一壮举和中国共产党之深谋远虑，这在国家已得到完全独立的今天，人们更愈亦不会忘记其重要意义。 由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不仅给东北军、西北军造成了未曾预料到的严重后果，且蒋介石集团对已答应的口头协定条文，亦未全部执行。 “西安事变”是东北军、西北军以武力迫使蒋介石集团在很短时间内，不得不改变其反动政策一大壮举。而今发动这一事件的领导人，只身离开在西安的部队，在事件处于高潮的时刻，突然进入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范围。即使参与谈判的部分国民党人不想为难张学良，而国民党的国法、党规、军纪以及当时社会上拥蒋与声讨张、杨的呼声，又怎能对其放过？ 蒋介石于25日抵达洛阳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宣布了停止对西安地区军事行动的命令。26日中午12时蒋回到南京。 长于权谋、精于暗算，但不善辞令的蒋介石将军，西安事变在华清池、在西安的新城大楼、在高桂滋将军的公馆时，因在囹圄之中，因而一切权谋、暗算都无法施展。 然而在12月25日下午，当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端纳陪同他乘坐的波音飞机在西安机场起飞后他才以自由之身，再次考虑如何解决这次事变的善后新问题，因为临时增加了他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张学良竟亲自送他经洛阳回南京。 到达洛阳机场的蒋介石，因在华清池跳墙时受了伤，后来在骊山山坡上又遭到东北军战士们的恐吓、痛打和折腾，此时身体异常疲劳，腰背俱感疼痛，由两人扶下飞机后，对前釆迎接的军政官员始终是面部阴沉未作一语。 陪同蒋介石飞往洛阳的张学良将军，虽然与宋子文形影不离，但他此时已进入了蒋的掌握之中。 在洛阳，首先是军校得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全国已结束内战，各党、各派、各军将共同携手抗日，从此中国有救，且蒋委员长已同意了这些伟大的主张而安全地回到洛阳时，他们在欢腾之际，还长时间的鸣放鞭炮以示祝贺。结果洛阳市的鞭炮销售一空，形成了往日的洛阳纸贵，变成了当时洛阳鞭炮贵的场面。 蒋介石，自其治军从政以来，惯用高压、独断以及特务手段和利用矛盾在国民党内外进行统治，甚至都敢软禁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和国民党要人李济深等。 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各党、各派、各军队一致抗日，蒋介石得以生还这件事，国内各界有不少评论。主要之论点为：抗日救国是我国当前的第一要务，任何党派，任何领袖人物，只有进行抗日，才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当政的国民党，首先应当主动负起抗日救国的大任，必须彻底改变往日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祸国殃民为一党谋私利的错误政策；长期推行独裁与特务政策的蒋介石将军，竟因此面激起内部向其开枪，几乎伤命，这是他在国民党内部受到一次最严重最危险的打击，教训至深。经过这次事变，蒋今后在对人、对事的观念方面，将有新的改变。 蒋介石至洛阳的当晚即以投石问路的方法，向张学良提出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4人的要求，处于此刻的张学良只有照办。西安收到这份放人的电报后，东北军、西北军部分人员不同意释放，认为这是张学良能回西安的人质，放了即无保证，也有人认为这份电报是否出自张学良之手尚属疑问。但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军长坚持释放，还主张将所有的蒋方人员全部放走，而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也只得同意。 26日中午回到南京明故宫机场的蒋介石，在市民的欢呼声中发表了讲话，大意是：本人在西安并未处于危险之中；张、杨之主张完全纯洁；国事已至如此地步，唯有以国家民族之前途着想，无庸顾及其它。 当得到西安方面已同意全部释放中央要员的消息后，蒋当即要张学良书写一自请处分的报告，当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对从大校场机场到达南京之张学良的处理作了研究。 29日组成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以审判张学良。同日，派阎宝航持张学良之信件至西安，要求释放在西安机场的50架战斗机（日军情报机关掌握的为27架，即原为21架，12日这一天又飞来6架）及飞行员、机务人员等共约500人。此事东北军、西北军内都竭力反对，认为如这样做是蒋介石轻视东北军，也使张学良失去了回西安的最后保证，所以坚持不同意再放回南京的空军部队。但王以哲、何柱国在30日又坚持释放，连杨虎城将军亦难以改变这一做法。为此，东北军内特别是由张学良领导的抗日救国会的成员，对王以哲、何柱国的举动极为义愤。 对蒋介石言而无信竟扣留张学良将军一事，中国共产党于12月29日发表了严正的声明。 东北军、西北军内有一部分人，并不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主张一致，这就给蒋介石集团在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提供了可利用的条件。 12月29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除了成立军委会的军事法庭以审判张学良外，会议还研究和决定于明年2月15日召开三中全会，研究“西安事变”后之国策，以及对蒋介石所提因对部属管教不严，工作失职而导致“西安事变”请求允其辞职一事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予以慰留。12月30日又同意蒋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假，以恢复在华清池所受的外伤。 当蒋介石已经“休假”，且西安已放回南京的要员与50架战斗机之后，国民党军委会的军事法庭12月31日，宣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两天后，即1937年1月2日，国民政府宣布对张学良进行特赦，但仍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蒋介石利用张学良送其回南京之机会，将其软禁，达到了他搞垮东北军的第一步——使东北军群龙无首。接着行政院在1月5日召开的陕、甘两省善后会议上，采取威压、分化及追究责任等手段，以对付东北军、西北军和在民众中挽回影响，即以何应钦指挥的两路讨逆军，继续从东、西两个方面对西安施加压力；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西安行营，调整陕西、甘肃两省之行政和驻军的领导，并任命一些在西安事变中投靠南京的人员担任要职，计有： 1．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 2．杨虎城撤职留任西安绥靖主任。 3．于学忠撤职留任51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 4．免去邵力子陕西省政府主席。 5．任命孙蔚如为38军军长兼陕西省政府主席。 6．免去朱绍良的兰州绥靖主任。 7．任命王树常为兰州绥靖主任。 8．任命冯钦哉为第17路军总指挥。 这个任命，是想稳住西北局势，对东北军、西北军进行分化，但这一时尚不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因东北军、西北军具有相当的力量。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食言而不放回张学良一事，迭电南京。但因张已被执，而最后亦未能实现。南京方面不放回张学良之理由，首先由蒋介石在给杨虎城的电报中定了基调。关于执行行政院1月5日陕、甘两省善后会议的决定时，杨虎城与东北军领导人认为，只有张学良回陕主持一切，上述各项才可顺利实施而不致发生意外，因此于1月9日以杨虎城的名义去电蒋介石要求放张回陕。杨之电文为： 阳（7日）电奉悉，张副司令复权事，钧座正在休沐，拟稍缓即为续请，并饬从优待遇。一片爱护部属之诚跃然纸上，凡在下风俱深钦感。惟此间一切胥待张副司令主持，副司令一日不回，即军民多一日之惶虑。 近以大军西进逐步迫胁，群情更愤激异常，在虎城自当约束部伍，力避冲突，但两军相距非遥易于接触，万一发生衅端，殊失钧座保全地方元气及袍泽力量之至意，仍恳钧座俯察此间实况，设法令张副司令早日返陕，并饬西进之军队先行撤退以免冲突。职及此间将领，对于钧座万分信仰，尤必仰体张副司令之意，以爱护领袖爱护国家也。 谨电奉复，诸乞垂察。 此时的蒋介石，对杨在电报中所提软中有硬的要求，已无多少顾虑，这是因为此刻他已易地而处，并不是在张、杨势力范围内的西安；张学良已被其所执，且南京在东北军中进行之分化活动已有成效；加入“三位一体”中的中国共产党，其当前任务是反对法西斯统治世界，是抗日救国，不可能因解决西安事变之善后，而以武力直接支持国民党内部斗争中的张、杨一方。因而他随即于1月10日以推托和严厉的口气，复电杨虎城，其中指出： ……关于汉兄行止，当中正离陕之日，汉兄坚欲同行，中正再三力阻，即恐到京之后，一般公意对彼必难谅解，此为兄所亲闻者。 今几经曲折，办到特赦，而国府有管束之令，一涉法纪问题，即难以个人感情立时补救，汉兄深知此意，故彼亦不急欲回陕。稍假时日，中正必为之设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机会，以无负其爱国之苦心。兄及各将领尽可放心，亦不可操之过急，反使汉兄及中正为难也。 至兄等以中央军队向西进迫为虑，则中正更可质言，不独中正必当贯彻始终和平之主张，中央处置陕甘亦必以政治建设为主，绝不致引起战事，目前所以在陇海路上配置军队者，则以一般国人对陕甘情形具非常之惶恐，因人事命令兄等既未接受，而所有组织如临时军事委员会等至今仍未变更，省府也未照中央法令恢复原有关系，所有宣传其误谬幼稚，与事变当时一般无二。不但在形式上有不奉政令割据独立之嫌，亦可见份子异常复杂，故一般国民对陕甘事态今后之动向，咸抱绝大之忧疑。 中央为安慰人心，维持全局，自不能不加以防范，然所望于兄等者，只在接受中央之命令，而军事善后等具体细目，非无商量余地。 来电谓各将领愤激异常，实则兄等亦须为中央易地以思，尤不可不以全国民意为行动之借镜也。现在最急要者，在兄等应扩清外间之疑虑，表示绝不割据独立，亦不破坏统一。为示此诚意，勿使外间误会，则： （一）唯有迅即表示接受中央命令，使一般人了然于兄等拥护国家完成革命之诚意； （二）将12月12日以后之组织，公布撤消，所有宣传予以改正，勿使再如变动当时之情形，以一新内外之观感。则国人疑虑得以冰释，而在陕军民亦可安心。 兄等此次毅然决定而使中正回京者，固完全以国事为重，如此即应就国家大局，与陕甘情形作一实际之考量。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则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中央离陕西无以建国，陕西离中央无以遂其生存与发展。故必须立下决心，向和平统一之方向做去，迅复事变以前之常态，确立此后努力之始基。中央地方心理契合，一切自无不可妥善解决之理…… 在1月11日，孔祥熙按照蒋介石所定的基调，亦电告杨虎城，要其接受任命，目前不必再提张学良回陕之事，其电文为： 西安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尊电及手书均经奉悉。御侮救国我辈同具决心，介公诚信待人更为我兄深悉。 此次中央处理陕事善后，弟虽未悉其详，既经发布明令，威信所关碍难收回。兄等始终以国家为重，惟有委曲求全先行接受，使此事告一段落，则情势急转直下，军事行动当然停止，纵有未尽周到之处，弟等当另行设法徐图补救。 陕甘袍泽方面如经我兄解释当应了然。设因枝节问题误会猜疑，相持日久再生变化，不仅非介公爱护部属之本意，亦非兄等拥护领袖之初衷，而御侮救国终将陡托空言。且中央对汉卿极尽涵容，既经特赦，如陕事解决其他不成问题，否则即令回陕，彼亦无以善后。 我兄素抱牺牲精神，务希含忍到底晓谕部属、一体服从。则御侮救国之真诚，必将大白于天下也。 特布腹心，敬希谅察。 对孔祥熙等这种原先所允之各种承诺，使西安方面释放了蒋介石，而今张学良被南京所执，孔等则采用唱高调的口气一概予以推托，并命令部队向西安进军，不仅杨虎城对此至为不满，于学忠也极为气愤。于学忠除了直接再次向南京作了陈述外，并去电各方，请求从中斡旋。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收到此电后，曾代其转达孔祥熙、何应钦。 1月12日，于学忠致南京之电报为： 孔部长庸之兄勋鉴： 庚沪电敬悉，具见关怀至为纫感。抚绥善后自属陕甘切要之图。惟张副司令留京未返，潼关东撤之部队转而西进，无论当局之苦心如何，难免不引起一般之疑虑。 为今之计，似宜先除疑虑，再谋其他问题之解决。否则扬汤止沸，恐违中央为国家为地方之初心。我兄远虑深谋素所企佩，未识以为如何。特电奉复诸维亮照 韩复榘在1月14日向孔祥熙、何应钦转达于学忠11日之电报内容是： 孔部长庸之兄、何部长敬之兄勋鉴： 顷接兰州于主席孝候真电，文曰： “西安事件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所提主张意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非走入偏锋，外传赤化之说，尤与事实不符，其为故意捏造不言而喻。 自张副司令恭送蒋委员长返京后，已现和平商讨之景象。方期集思广益共定国是，孰料张副司令留京未返，潼关东撤之中央军，转而增兵西进，甚至陕甘驻军亦严令限期调动，袍泽闻之愤慨异常。老子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东北军亡省破家，现所存者只此生命，若并此生命而亡不许其存在，则死有何惧。中央如欲息事宁人，则下列三事，实有提前解决之必要： （一）即日恢复张副司令之自由并促其返陕。 （二）潼关、华县一带之中央军即日东撤。 （三）陕甘驻军照现在位置暂时不动。 至于其他问题，或关国家大计，或难即时解决，不妨邀集各方从长计议，求一全国公正之办法。现在中央军明言和平解决，而暗调大军压迫，以此办法，无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迁延日久，恐更无以善其后。 此间共同主张：对政治途径不拒绝；对武力压迫不屈服。内部团结坚实，所有一切已有相当布置。惟目击国势险危，实不愿再见阋墙之争。 吾兄爱护国家，爱护东北袍泽，倍逾寻常。尚乞定鼎力斡转，指示周行，无任盼感。 再兰垣上月文晚（12日）稍有军事，次日即复原状，现已安谧如恒。等语” 弟未便置复，特电以闻。 就在孔祥熙于1月11日致电杨虎城，推托他不甚了解中央处理陕事之详情，并进行口是心非，不着边际的说教之后，于1月16日致电在陕西华县的第46军军长樊崧甫，询问以政治、军事解决东北军的进展情况，并要樊详细、确实回复，这份简短的电报内容为： 华县樊军长崧甫弟鉴： 删酉电悉，我弟奉命部署前敌军务，责重事繁，务希益加奋勉审慎从事，现在张、杨、于三人之部队，真实心理究竟如何？希望如何？能否始终合作，或将逐渐分化？如何政治解决可否就范？若用武力须费若干时日，有无把握？统盼探察详确见复为荷。 经南京的威压与各种活动后，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1月15日表示愿意接受南京任职的命令，即派出米春霖、鲍文樾、李志刚（陕西省政府委员）为代表，至南京商讨有关陕甘的善后问题，主要有： （一）以张学良为陕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统率东北军、17路军、红军；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驻洛阳。 （二）陕西、甘肃两省，由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驻。各部队之防地划分，由三方商定施行。 （三）陕甘驻军之用人、行政及训练等，由各该部自行办理。 （四）陕甘一切善后，所需经费及陕甘驻军之粮饷，由中央发给。东北军、17路军、红军之编制饷章，由各该部自行拟定。 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以上条件已牵涉到容纳共产党与陕、甘两省特殊化的问题，而难以同意。根据以上情况，在奉化县溪口家乡休养的蒋介石于1月20日决定：对陕甘问题在本星期内解决。 以后由于南京方面继续进行分化活动，加之东北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纠纷，南京最后向东北军提出了西调甘肃，或东调豫、皖（北）苏（北）的甲、乙两个方案。结果，1937年3月，东北军在发布了“告西北同胞书”之后，即开始向河南的周口、太康，皖北的蚌埠，苏北的两淮地区移动。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认为，此次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共产党及其代表周恩来关系极大，亦足以证明其抗日救国之决心，因而他于1937年1月31日确定：红军部队番号不变，其驻区暂按张、杨以往对其所指定之区域进驻；每月接济其20至30万元，但经由杨虎城间接领发，抗日时共同行动（但须对其警戒）；对在西安之中共代表，可告以周恩来努力为和平之成绩，并示以传令嘉许之意；有关其他须俟各军移防完妥后再行商量。 张学良将军送蒋回南京后，东北军内不少人员坚决主张只有张学良回到西安，才能释放被扣在西安的中央要员及50架战斗机，但当时东北军的实际负责人王以哲、何柱国将军屡违众意，先后释放在西安的中央要员与飞机。 东北军1月29日于渭南前线召开在该地区的高干会议，会上决定：如南京不放回张学良，则东北军不从渭南地区撤兵；如中央军进攻则予以反击。但王以哲、何柱国对此并未认真执行，并且于1月31日将在甘肃的于学忠接至西安。他们三人联系后，决定先撤兵，以免与南京对抗，然后再徐图营救张学良。随之当晚在王以哲住处召开了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及东北军、西北军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会。会上因东北军三个军长坚持先从渭南撤兵，然后再与南京交涉释放张学良的意见，其间东北军不少的机关人员曾提出反对，但都遭到王的插话强行说服。根据当时情况，杨虎城、周恩来等为了保持三者的团结，也只得同意。此时南京要求东北军西调甘肃，杨虎城之部队仍住陕西，但西安及其附近，则由顾祝同所率中央军宋希濂的第36师等进驻。 2月1日，当于学忠在东北军干部会上传达昨晚会议的决定后，顿时群情激昂，议论纷纷，有的认为这样做是示弱，会遭到南京的轻视；有的认为这样做会使东北军趋于解体；有的认为东北军开始有胆量有魄力发动了震撼世界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并迫使其同意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条件而转变了国家的方向，而今却由于内部一些领导人怀有异心，竟落到了这个地步；有的认为西北军、东北军、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的力量足可打退中央军的进攻，且其它各省有的已表示态度，如东北军遭到进攻，他们将对南京发难。 总之，当违反众意的撤兵决定一经传达，东北军的军官大为震动，他们深恨王以哲、何柱国连连误事，使张学良失去回西安的保证，使东北军趋于解体! 2月2日东北军干部中的愤怒情绪到达了极点，有的不约而同的聚集到特务团长孙铭九的屋中，相继提出：违背渭南不撤兵的决议，就是反对东北军；他们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最后有人喊出：杀掉王以哲、杀掉何柱国。 此时在场的特务团长又是抗日先锋队的总队长、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长孙铭九，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应德田，当即赞成大家杀死王、何的意见，实际孙铭九在2月1日的会议后，即作好了计划，准备将王以哲诱骗至张学良的公馆内将其杀死，但王以哲推说有病而未去，因而该计划未能实现。 2月2日决定杀死王、何时，孙铭九原拟由刘启文的115师派人去执行，但后来还是派特务团的连长于文俊、和营长商亚东各带一个排前往，感到这样更有把握。 于文俊所率的一个排，按计划杀死了67军军长王以哲，但何柱国知其所为触怒了东北军的广大军官，所以在那天会议之后，他即未敢回家，而住在杨虎城的新城大楼，以致商亚东未能得手。随之，孙铭九改派连长王协一率人前往，但何柱国知道出了大楼即有生命危险，因而一直在杨虎城的大厅里坐着，才得免一死。 据检举，东北军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已与南京建立了秘密联系，结果这些人也被东北军激怒的军官射杀。 王以哲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东北军中资历较深，影响较大。现尚在渭南前线的第105师师长刘多荃，是他在保定的同学，57军军长缪澂流是由他力保而才被任命，他的被杀。东北军内自然将卷起大的风波。 原来在渭南会议后，王以哲、何柱国即已暗中告诉刘多荃、缪澂流将部队从渭南撤退，不再与中央军对峙。王以哲被杀后，何柱国即密令渭南地区的部队回西安，刘多荃、缪澂流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快速回师临潼，并逮捕了团长康鸿泰，扣留下共产党的代表邹鲁风。57军则逮捕了其109师的团长万毅，2月5日刘多荃令其第二团团长葛晏春枪杀了旅长高福元，接着特务团的连长于文俊亦被枪杀，此时东北军的内部分裂逐渐扩大。 中央军占领渭商后，随着东北军的撤退而西进。此时西安城内亦开始混乱且谣言四起，甚至认为东北军内部分裂是由共产党挑起，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共产党一贯的团结抗日救国方针，周恩来所率的代表团不顾危险，从中对各方进行疏通，并至王以哲将军的灵堂进行吊唁。 为防止东北军中的矛盾继续扩大，避免冲突，周恩来劝说认为是东北军中激进人物的孙铭九、应德田、商亚东、康鸿泰等火速离开西安，于2月4日至泾阳县云阳镇的工农红军驻地。2月4日，东北军、西北军撤消了西北军事委员会。 在分裂和混乱中，2月6日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以及西北军的警备第3旅旅长孙友仁等直接致电南京以表示输诚。而东北军的不少高级干部，则希望部队早日离西安东开。 以后情况急转直下，于1月2日返回奉化家乡养病的蒋介石，时刻注意着上述的西安混乱动态，并不失时机的令中央军快速西进。结果东北军、西北军撤至渭河以北。2月8日，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迎接宋希濂、陈安宝等中央军进入西安。根据这一情况，杨虎城被迫与顾祝同商定，17路军接受中央军的改编。以后东北军也被迫东开豫、皖、苏地区。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对几件重大事项的处置相继失策，致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形势竟逆转到出于意料之外。 “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反映极为强烈。 在国际方面，主要是希望这次事变能得到和平的解决，并由此使国家统一，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和稳定远东的均势。代表这种主张的主要有英国、美国、法国。12月24日这三国的驻华大使专门会见孔祥熙，转达各自国家的愿望，并表示如张学良去职外游，欢迎去他们的国家。因张学良与墨索里尼的个人关系较好，所以意大利的驻华大使曾在12月23日、24日两次提出欢迎张学良出国至意大利。 这些国家的想法，是希望张学良早日离开西安，以利于事变的解决。设于苏联的第三国际，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并与世界各进步力量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以改变远东和世界的格局。 但日本在上海的长谷川清中将之第3舰队，在发生“西安事变”后，根据指示随之即增强了汉口、广州、上海的警戒兵力。令所属谷本马太郎少将为司令官的第11战队，溯长江于22日到达汉口，向该地增加了陆战队约300人。以后又于12月19日将驻沪海军特别陆战队约100人，乘军舰“榆”、“柿”号，溯长江至安徽铜陵以南的大通港附近，再换乘“比良”、“鸟羽”号军舰于23日到达汉口。 第3舰队还令以大熊政吉少将为司令官的第5水雷战队急速南下，于18日到达福州，并派出两艘军舰至汕头，以备应付广东可能发生的抗日情况。 驻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则增强了巡逻、警戒的兵力，以防突然发生新的抗日事件。 在国内，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开始感到突然、震惊，对张、杨所提出的抗日救国之正义主张，认为这正是我国当前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但南京的中央社则着重指出：扣押蒋介石为“国法、军纪”所不容，而应予讨伐等，以致喊出：拥护蒋委员长，打倒张学良的口号。右翼新闻界还为此发表了救蒋讨张的宣言。结果有些地方因赞成与反对而造成对立，如北京大学在12月18日、21日两派学生因展开激烈的辩论而陷于混乱。 各省的当权者除中央系之外，对“西安事变”均表示支持。绥远的傅作义、河北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都赞成张、杨之抗日救国，反对继续内战的主张，并要求对这一问题加以政治解决，反对动武。但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及驻青岛的第三舰队司令谢刚哲、绥远的蒙政会沙王、巴王等则表示反对“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所发出八项主张的通电，是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这一点，日本知道，这是对它继续侵华的一大打击。但事情刚刚开始，其结局尚难预料，所以日本的外务省、军部即注意事态的发展，并加强在华各地的军事戒备；增强与国民党要员及地方势力间的来往联系；注意新闻和舆论的动向，以观察动静、搜集情报；并研究种种对策。 1937年1月6日，即“西安事变”后的第26天，日本海军军令部依其在华海军部队、海军武官等所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写成了近12000字的“中国特报第一号”——西安事变。其内容包括： 1．事件之概要 2．事件之原因 3．事变前西安之形势 4．国民政府之态度与政府内部之动向 5．国民政府之军事行动 6．各地将领之态度 7．妥协与英、美的策动 8．张学良之软化 9．蒋介石生还与妥协之条件 10．国民政府之善后处置 11．帝国海军之措施 12．结论 附件：西安事变每日重要记事（注：从12月12日至1月5日） 在以上的“特情”报告中，日军对西安事变的原因与形势，曾有这些叙述： 首先是促成事变的原因，是因国民党军委会不准东北军补充在“剿共”作战中伤亡的兵员；未如数发给损失的武器和消耗的弹药；不按时拨给所需的经费；企图通过“剿共”来削弱东北军消灭异己，而东北军对此则极为愤慨，不愿坐以待毙。 其次是国民党的蓝衣社特务队、宪兵等，依其权势，干涉东北军、西北军的一般事务，致造成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势力间的直接对立。 再就是东北军在“剿共”的内战中已无战意，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内通共军，东北大学的毕业生，不少加入了东北军，担任政治思想教育与宣传赤化。共产军则利用作战等机会，对东北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还有军委会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西北剿匪总指挥，这引起了东北军相当疑惧，且谣传在豫、晋、川、甘的中央军将进入陕西，东北军将被调至福建或绥远。 关于西安的形势，日军除了从东北军、西北军、中央系在陕西的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外，认为这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东北军： 　　　张学良　西北剿匪副总司令 　　　于学忠　甘肃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 　　　王以哲　第67军军长 　　　何柱国　骑兵第二军军长 　　　董英斌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兼57军军长 　　　刘多荃　第105师师长 　　　沈克　　第106师师长 　西北军： 　　　杨虎城　第17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主任 　　　续式甫　西安绥靖公署参议 　　　李兴中　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 　　　冯钦哉　第7军军长 　　　孙蔚如　第38军军长 　　　王俊　　陕西警备第1旅旅长 　　　张鸿远　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 　　　孙友仁　陕西警备第3旅旅长 　　　谢珂　　军警督察处处长 　中央系： 　　　邵力子　陕西省政府主席 　　　郭英夫　陕西省党部特派员 　　　荆宪生　陕西省党部书记长 　　　曾扩情　西北政治训练处处长 　　　张坤生　陕西省保安处长 　　　杨镇亚　宪兵第2团团长兼军警督察处副处长 发生“西安事变”后，日本在华的海军，随即增强了长江水路、汉口、上海及福州、汕头的沿海警戒，并观察形势的变化。当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于12月26日中午飞回南京后，根据蒋在西安答应的条件，日方认为此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已是抗日的领袖，所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迟迟于12月29日才拜会孔祥熙，对蒋脱险进行良好的祝愿，实际上这是一次正面试探。 蒋介石在西安以他的政治人格担保所答应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诺言，这是关系到国民党及其政府政策的突然转变；关系到如何与共产党合作、如何对待工农红军；关系到如何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与改组国民政府以及确定对日政策等的大问题，需要由次年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来决定。此时日本的在华机关如大使馆、领事馆，陆军、海军武官等根据指示，则加紧进行侦察与离间活动，以图影响与掌握三中全会决策的经过并暗中与亲日分子进行联系。 日本对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特别关注，尤其是对日的外交动向、国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与共产党合作的进展、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等。 但日本预计，通过三中全会我国将推行积极的抗日政策，这是因为：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主动于12月19日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具体主张和对此愿作出的保证，即： 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5．改善人民生活 共产党还提出，如国民党能实行上述国策，愿作以下的四项保证，即： 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2．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以上所提出的主张，使连续进行10年内战但并未达到其预定消灭共产党目标的国民党不得不加以深思。 其次是各地方势力反对继续内战。西安事变后，先后有广西、四川、山西、河北、山东省发表了反对内战的通电，这点给国民党中央以相当的压力。 再就是国际上英、美、法、苏等国的政府及舆论界，希望并支持中国团结御侮。 最后，蒋介石在西安指定宋子文等代表国民政府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进行谈判，蒋并同意对方所提的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虽然蒋未签字，但他作了口头保证，将以国家领导者的政治人格予以付诸实施。这其中虽有被迫的地方，但象抗日救国这样大的问题，关系到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所以不会全部食言改口，何况他在西安事变以前，已密令陈立夫、陈果夫为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过谈判。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前，日本在华的外交人员即在地方势力中进行活动，劝阻那些有力人物不参加南京的会议，以进行牵制。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西安事变后曾发出通电反对内战，并表示如中央军进攻西安，他的第三路军将由徐州南下。蒋介石曾令沈鸿烈说服韩复榘参加三中全会，孔祥熙也来电劝其参加，但韩周围的人不同意其前往。韩复榘在举棋不定时，于2月6日征求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有野学的意见，有野对此进行分析后认为，这次会议很难作出重要的决议，所以参加的意义不大。对此，韩复榘也有同感，随之，即考虑不出席之借口。 2月7日，韩复榘去看部队篮球比赛，据说在下马时右脚“扭伤”，为此第二天即向南京的行政院电请休假7天并令民政厅长李树春代行其职务，这样韩复榘也就达到了不参加三中全会的目的。有野学则将这一情况，于2月10日以电报发给其兼外务大臣林铣十郎。 为解决“西安事变”后之国策转变，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在176名中委的参加下，由汪精卫主持，于1937年2月15日上午9时，在南京的中山陵前正式开始。蒋介石没有出席。另外在西安事变时曾发表过通电反对内战的各省地方势力如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均未至南京出席这次会议，而是派其代表参加。 这次会议的提案较多。其中以宋庆龄、冯玉祥、李烈钧等所提的抗日御侮及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所提的抗日救国案等最为引人注目。 对国民党的这次全会，日本的情报机关每日都有记载，其情况有： 2月16日之会议，由于右任主持，在向绥远抗战阵亡的将士及在“西安事变”中死亡之人员默哀后，开始听取党务工作报告并对其作出决议。 2月17日的会议由孙科主持。会上宣读了各单位、各社团给全会的贺电；通过了由汪精卫、戴传贤、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接着何应钦报告军事工作，张群报告外交工作，随之张继代表监察委员会，指出对日的军事和外交，必须持强硬的方针，主张联苏抗日，并指出在华北问题上外交方面的失败。 2月18日的会议由戴传贤主持，会上孔祥熙报告了经济工作和国民大会选举等问题，接着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有关党务、政治、教育、经济等提案，予以讨论和表决。 2月19日午后3时之会议由冯玉祥主持，会上蒋介石报告了西安事变之经过，表决了数项提案，但否决了蒋介石于2月18日所提因西安事变之责任，辞去本、兼各职的报告，而决定予以慰留。 2月20日会议由汪精卫主持，着重研究开放政权，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产生政府的问题，并决议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为1937年11月12日。最后对三中全会的宣言草案进行了讨论。 2月21日会议从午后3时开始，由邹鲁主持。通过主席团提出的根绝赤化决议案，更迭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周佛海并由陈公博继任，更迭中央宣传部长刘芦隐由邵力子继位。中央常委会议主席胡汉民，已于去年5月12日在广州去世，副主席蒋介石因职务繁忙，故提出了废除主席制，恢复常务委员制。 在根绝赤化的决议案中提出：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成，统一号令，所谓红军及其它武力必须取消；第二，政权统一，是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破坏统一之组织，必须取消；第三，赤化宣传与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故须予以取消；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而排除其它，必将造成阶级对立相互仇视，且争夺群众发生武装暴动，故阶级斗争必须停止。 在根绝赤化的决议案中，还特别提到：总之，凡独立自主之国家，断乎不能容许有反国家、反民族、依附外国的团体存在，吾人必须首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道德；树立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人格；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领土。 在此以前之1月31日，国民党的将领陈诚，在陕西也曾表明：如共产党脱离第三国际，放弃阶级引争，取消苏维埃组织与匪军建制，解散伪中央，则予以收容，否则必须痛剿。 然而日本政府的外务省、陆军的参谋本部、海军的军令部等，通过其在华机关，对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召开的三中全会，居然作出根绝赤化的决议案，认为这是政治上的遮眼法，是根据共产党2月10日在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前提下，愿作出的四项保证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否则不仅行不通，还要遭到延安的大骂。但日本政府，日本军部也从中得出基本的看法，即国、共两党由此已步入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新阶段。 2月22日，三中全会在发表了对外、对内方针的宣言后闭幕。 “西安事变”后，关系到我国国策转变关头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一开始，日本驻华大使、公使、武官、书记官、驻天津的田代皖一郎中将之“中国驻屯军”，驻上海的长谷川清中将之第3舰队以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人员等，根据搜集到的情报，连连向其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林铣十郎（陆军大将），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次长西尾寿造等发去报告。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发回的电报较多。其中2月15日报告：蒋介石已于14日由上海回到了南京，各地方的中央委员如余汉谋、曾养甫、沈鸿烈、商震、张发奎、何成浚、徐源泉、秦德纯、何柱国等也于14日到达。出席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已超过半数，并于当日上午9时在孙中山之陵前举行了开幕式，上午11时在中央党部会议室进行预备会议，选出主席团和秘书长及各审查委员会，16日进行正式会议。截至14日，中央党部秘书处已收到各委员之提案达20多件，其中有冯玉祥、李烈钧等的救国御侮之提案。 川越茂于2月20发回给林铣十郎的电报，主要是将获得三中全会的内部情况，作了有这样主要内容的报告： 出席三中全会的秦德纯于19日夜间与清水董三作了这样的通话： 1．本人此次来南京，多少也有危惧之感。根据宋哲元一向主张反共及实施宪政之意见，将以派遣代表的身份予以积极贯彻，在三中全会上给予强调，努力使之形成提案提交大会，并希望在大会的宣言中能反映出这方面的精神。 2．各方面的提案中，也有关于抗日方面的提案（如宋庆龄、冯玉祥、李烈钧及其它联名提出之提案等），但这些提案，大体上是出于少数不在责任岗位上的人之清谈，且这些提案在审查委员会上将予以搁置，不列为大会议程，因此对大会的气氛，没有产生影响。所以大会是在极为平稳的情况下进行的。 3．综合观察参加大会的多数委员心情是： ①都希望中央与地方以此机会，共同一致促成国家之统一。 ②希望尽可能的避免内战以确保和平。 ③各地方当局惟望各守其份，反对其它之侵略与压迫，并搞好辖区内之建设。总的看，气氛还较一致。 4．在对日感情方面，除去一部分不负实际责任的论者以外，各地方责任者，都持慎重态度，在这次大会上未发生特别恶化的情况。对日本的关系，也都竭力避免恶化。 5．从观察与会各委员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态度，有的在暗中骂宋哲元是媚日卖国之辈等的坏话，但尚未有人当着我面对其攻击与非难。据我看，他们对宋哲元处于那种环境的所做所为，大体上是以某种同情的态度予以谅解。在我面会蒋介石时，蒋认为处于宋哲元那样的地位和立场，能做到如此程度已属相当不易，而予以同情。 6．听说在这次大会上，可能提出联俄、容共的问题，对此我曾有些紧张，可是在出席会议之后，情况并非如此，而反共的空气却支配着全体的到会者，因此我这种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 川越茂2月23日发回的第一封电报提及各报刊登载蒋介石关于言论自由、出版法和集中抗日人才与释放政治犯的谈话。同日发回第二封电报是报告张群决定在三中全会后辞职，由王宠惠继任。 日本驻广州总领事中村丰一于2月19日发回的电报中回报了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及在广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给三中全会的三项提案，其内容有： 1．关于发动全国对日抗战挽救危亡案： “九·一八”以来国难日加，呈我退敌进之状态，征诸长城、上海、百灵庙各战役，因我以不屈之意志，终于打退敌之进攻而取得一时之胜利。为取得全面的胜利，集中全国力量对日抗战，挽回以往大势，拯救目前之危局，应取消“九·一八”以来一切屈辱之调停，发动对日抗战以收复失地。 2．关于组织训练、武装民众为抗战动员之基础案： 我国产业、军备落后，对外抗战全恃民众之力量，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组织与训练。广西之民团制度曾收到相当效果。当此国难之际，为集中全民族之力量，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应迅速对全国民众进行军事训练，以赴国难。 3．关于开放爱国言论、爱国运动，以扩大救国力量案： 数年来，对民众之爱国运动，常以造成外交上之困难为理由，而极力进行压迫，若再如此，必将造成民众对本党失去信仰，导致民众意识消沉。宗仁等以为如不保障民众之爱国言论，则不能使民众发挥其聪明才智；如不开放其爱国运动，则不能增强团结御侮之力量，使之从事于民族主义之斗争。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浦义秋将所获得的军事情报于2月23日以电报发回其外务省，大致内容为： 武汉行营将接到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训令通令所属部队。该通令提及中日关系时称：最近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激烈，将来的日华关系已不可能好转。从军事上看，日本军队的动员量，最多为五百万，而我国则可多其十多倍，若以持久战法使敌疲于奔命则胜算在握，且日本受苏联、英、美的率制，不能以全力对华作战。因此，我若以牺牲之决心进行抗日准备，日本必将慎重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当此外交纠纷较多之际，特通令各机关，对各要塞须予以增强，对在华日军之行动，应严密监视。 日本驻南京的海军武官中原三郎将2月25日获得关于行政院改组、张群辞去外交部长职、王宠惠继任外长及对共产党的问题，于当日向其海军次官、海军次长发去电报，并通报了其在华的海军部队、武官及旅顺、马公的要港部。 日本驻福州的海军武官凑庆让于2月20日将截获到的国民党将在三中全会后拟于2月24日在南京召开各政训处长、保安党部特派员、书记长联席会的电报也向其海军次官、海军次长、在华第3舰队参谋长、旅顺及马公要港部、驻伪满长春的海军机关，驻华各地之武官等作了报告和通报。 对“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情况，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各方面的情报，于1937年3月15日，写成了：中国时局报第四号“关于三中全会”，其内容共分十一个方面，即： 一、绪言 二、开幕式及预备会议 三、第一次会议 四、第二次会议 五、第三次会议 六、第四次会议 七，第五次会议 八、第六次会议 九、闭幕式 十、观察 　　（一）对日问题 　　（二）对共产党问题 　　（三）“西安事变”问题 　　（四）经济建设 十一、结论 日军参谋本部的这个文件，其前九个问题主要记述每次会议的有关经过，后两个问题则是其分析、判断，这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为： 十、观察 综上所述，三中全会之重点，似在对日外交、国民大会、共产党问题、“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及经济建设等方面，因重要问题始终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故难得其详。现综合各方面情报，判断观察如下： （一）对日问题 由于去年的南京交涉及绥远事件之结果，对日问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案之一，在宣言中的对外关系，主要是讲了对日问题，这里即可看出和说明中国对这一方面的重视。 原来，南京政府对日之根本态度，是想夺回满洲，至少是要收回它的宗主权。然而从现在形势看，其目的不可能即时达成。但它在准备推倒“满洲国防护之外墙”解决冀东问题并希望加强冀察、内蒙中央化方面已是周知的事实。汪兆铭（汪精卫）的开幕词及大会宣言，也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汪兆铭在开幕词中曾说：国难日益加深之际，如何恢复失地，为吾人工作之中心。以恢复满洲，作为当前紧急、根本之问题。 另在宣言中，对日本的根本政策，曾提到：要逐渐设法解决使匪伪丧失其依托之根据。这在字句上并未刺激日本，仅作漠然抽象之记述，然而其真意在草案中有：其第一步解决冀东、察北之伪匪，使之丧失依据。换言之，即断绝冀东和内蒙依赖日本之关系，使之完全中央化，此为第一阶段之目的。该目的达成后，即着手收复满洲，这已作了言外之表明。 据传，大会已决议在本年中恢复冀东、察北，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对日交涉。如日方拒绝，则断然进行抗战。并已命令陈诚为总指挥，率6个师作收复冀东、察北之准备。又称，在抗战准备方面，已作出军队统一、发展空军和保安团、青年团军事化、军队之配置以及加强汉口、郑州防御设施的决议。 从与共产党妥协、驱逐亲日分子等情况看，应视为是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象社会上所传说的那样，从日、华两国主要领导人的更迭情况看，想使两国关系好转，已是不可能的梦想。 （二）对共产党的问题 关于赤祸之危险，“西安事变”以来在中国官民中，已留下深刻的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大会也作出了赤祸根绝决议案，且宣言中也表明了有排共的必要，然而应认为这是主宰会议汪兆铭所主张的：“一国内不许有两个政府及目的不同的两个军队存在”这一思想的胜利。 在政府要人中，也有向大会提出容共、抗日的提案，如宋庆龄、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但作为蒋介石来说，他在行使政权时，这种容共、反共两派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且在“西安事变”时，似与主张和平解决该事变的周恩来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据称在西安城内还贴有拥护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打倒伪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组织各种救国会，实行抗日运动等标语。 就国民党而言，其主义与共产党之抗日主张，有相一致之处。另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曾发出过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五条主张的通电，希中央政府予以采纳。共产党之妥协条件为：对中央政府的抗日及和平统一方面进行协力。根绝赤祸决议案与共产党最低限度之要求完全一致。 因此，大会上的反共决议，是欺瞒内外的一时暧昧政策。其表面标榜对共产党弹压，以求得其若干让步，而真正的是为了保持国民政府的面子，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这样看才是适当的。 现在对共产党的取缔，似比往日缓和。另根据某方面情报称，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曾决定用一年的试验期，在陕西省以十多个县给共产军进驻，且每月拨给款项90万元。亦说朱德部队已改编为国军。因此今后即使说要讨伐共产军，但能否成为实际行动殊属疑问，更何况传说共产军与阎锡山、傅作义之间已达成了某种谅解，这就益发证明上述之情况。 （三）“西安事变”问题 2月19日蒋介石在三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虽然声称不能同意张学良八项主张的要求，但各报纸报道当时蒋介石已承认了八项主张的内容，并且与共产党妥协、恢复张学良之公权、免去了张群外交部长职务。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之声明，就更加证明这一事实，特别是蒋的声明可以认为实质上是向内外表明容忍了八项要求并予以实行。 为直接解决“西安事变”，已决定将东北军移驻于河南及安徽省之北部。该军已于本月初开始行动。据称，中国方面为削弱该事变有关的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军三者间的关系，故先将东北军进行移动，对其它的两军必要时将以武力解决。 另外，据称对事变解决有功的何柱国、于学忠相继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绥靖主任。随之，其所属部队亦至同地区进驻。东北军之名称已被取消，由军委会直辖。这些做法的真正用意是为了防止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军合流，扩大赤化区。 已如上述，对共产军之弹压已属疑问，不仅这样，反而却因此给以一定的驻防地区。 （四）经济建设 关于经济建设，大会已通过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所提的五年经济开发计划，该计划不仅是要统一控制现在的各个执行部门，且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据中国报纸报道，该计划所需资金约为20亿元，其中，国内投资1937年度为7000万元，1938年底为7500万元，1939年度为9500万元，1940年度为9000万元，1941年度为9000万元，合计为42000万元。其它准备向国外借款。 首先拟将开发海南岛和铺设华南铁路。关于所需资金，据传目前正与英国输出信用保证局驻华代表帕特里克之间进行交涉，又传美、法也将插手借款问题，这就突然露骨的表现出依附英美的政策。 十一、结论 总之，在这次大会的决议中，我国应该特别关心的，是其对日方针和对共产党的问题。然而前者从表面看是装着平等互惠，但实际上，是包藏着夺回满洲及打破华北现状的深刻抗日用心。关于后者从表面上看排斥共产党，而实际上是与其妥协，企图在将来的抗日战争中使其活动于第一线的恶毒阴谋。 因此，以现在的形势看，认为两国关系好转的观点是极其不当的。必须认识到，今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只能越来越走向抗日这一途径，且其战线也将更加扩大。相反，其依赖英、美、苏联的政策也将愈益加强。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关于“西安事变”及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日本的外务省、海军军令部、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都搜集了这方面的情况并写成了长文报告。 这些报告的结论部分都认为，南京的国民政府在1936－1937年，已进一步完成了对地方势力的驾驭。1936年9月解决了广西问题；12月出兵绥远抗日时，中央军汤恩伯部队进入到山西省的北部从而打破了阎锡山的封闭政策；此时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已惴惴不安；绥远胜利后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西安事变”后，多年敌对的国共两党进行了合作；此时的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统一下民气向上的中国，并正在进行抗日准备。 日本这些机关的报告，还提到了我国正在加强与英、美、苏等国的外交关系，认为我国在“西安事变”后，实际上已改变了远东的格局——即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从而决定了日本的“悲运”。 1936年是世界局势更趋紧张的一年。 在日本，法西斯军人，为了对掠夺得的财产进行合理再分配，为了强化国家对外的侵略——军政一体，而发动了“二·二六事件”。 在我国，肩负挽救国家危亡责任的革命军人，为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而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我国的社会各界、开始加紧进行各种抗日准备，以备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去拼搏、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