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佚名 cdhyy cdhyy （1936年2月） 1931年至1933年日军占领了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省及内蒙部分地区，1935年在冀东成立伪政权，日本在我国大陆上所统治的地区已超过其国土的数倍。而日本一般民众除他们的子弟在战争中被打死、打伤，得到一点抚恤费之外，并未得到任何好处，相反却越加贫困。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日本人民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时日本的农村，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的耕耘土地外，冬季则须进城作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生活。有些农民，特别是长野县信浓川一带的山区农民，不得不全家人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我国东北的鸡西、勃利、桦南、依兰地区垦地谋生。在城市，有劳动力的青年男女进厂作工，尽管十分勤劳，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本的向外侵略，日本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却愈益贫困化。 与日本劳苦大众相反，一些日本社会上层人物及其政党，却不时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把广大民众之疾苦置于脑后；　日本各财团势力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劳动群众，而且极力影响着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总之，此时的日本也存在着资本主义初中期那种贫者越贫、富者更富两极分化和资本垄断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着日本社会的各种病态，因而也就产生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的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的时间也最长。 日军中的激进分子认为，在内忧外患的德川幕府的后期，由于爱国志士和军人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弃自己的一切而发奋救国，最终才得以打倒旧幕府，实行明治维新，确立了国家的稳定体制，继而以富国强兵的国策，发展了产业、抵御了外侮，用了仅仅45年的时间使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现今之昭和时代，日本虽雄立于东亚，并在“满洲”、冀东地区相继取得了特殊的权益，但自身却染上了难治之症。社会上层人物国家意识薄弱，他们忘却了革命志士和军人们为国献身的理想。政党以夺得政权为目的，不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依归，在内部、外部相互排挤倾轧，造成政界和社会上的纷扰不安，从而形成了党贼；财团则贪得无厌，操纵金融和市场，不顾国计民生而形成了财贼；政府则依其权势横征暴敛，贪污腐败，以致民不聊生而形成权贼。这些党贼、财贼、权贼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不仅横行于国内而且在影响皇室。这些贼团的本人或代表人物，常在天皇的左右或进谗言，或施诡计，不反映真实情况，以取得私利而危害国家。 日本法西斯主义在国家统治方面主张独裁、秩序、效率，对外主张强权、侵略，这与当时的意大利、德国并无二致。但因日本之社会传统及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和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法西斯的一些独特主张，即：主张万世一系的天皇制领导日本步入世界大同的家族主义，仇视资本主义和金融寡头的垄断、主张以农村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和衷共济的农本主义，要求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由国家管理；反对欧美白人对亚洲的奴役，主张由日本为亚洲的盟主，驱逐欧美出东亚的民族扩张主义；主张由军队直接辅佐天皇的武运长久之军国主义等等。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资本主义逐渐兴起。1889年2月11日公布了日本的第一部宪法，从此改变了日本政府由元老、重臣组成内阁之局面，改由政党党魁出任政府总理大臣。在国家政治体制变革期间，由于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地残酷剥削，使劳动人民及广大农村更加陷入贫困；日本民众对政党之间不以国计民生的宗旨为夺得政权而相互竞争、谩骂、攻击、诋毁等政治丑态行径极为不满。而且这些都直接触动到了日本军界。 直到1930年前后，日本军队中的士兵大都是农民出身。即使是军官，农民出身的仍占着相当的比重。如1932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337人中，40％出身于农民，有17％是出身于军人家庭。这支忠于天皇而且大多为农民出身的日本皇军便掀起了打倒国内财阀和政客的昭和维新运动。他们利用“九·一八事变”后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加紧了各种活动。在一些军阀的纵容下，日本右翼组织“血盟团”成员小沼正，于1932年2月9日在一所小学校门前，枪杀了1929年7月2日至1931年12月12日担任过日本财政大臣的金融界有力人物井上准之助；随之，3月5日菱沼五郎又在东京日本桥三井银行南侧之大门前枪杀了三井财团理事长团琢磨。侵占我国东北的关东军也宣布禁止日本财阀到东北投资（直至1937年4月因执行对苏、对美战备的五年开发计划，才允许“日产”等资本进入东北）。理由是“满洲的王道乐土”，不允许日本财阀在此造成污染。 继团琢磨被杀后，日本海军军官古贺清志、中村义雄、三上卓等6人及陆军士官学校学生11人，在5月15日以手榴弹、手枪袭击了首相府、警视厅、内大臣官邸、日本银行、三菱银行和政友会本部，击毙了首相犬养毅。此外由橘孝三郎所领导的农民决死队袭击并破坏了东京以北鬼怒川一带的变电所。 这些日军中的激进分子，依仗着其部队的组织力量，依仗着其手中掌握的武器，依仗着军队在国家传统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依仗着其在国民中的影响，他们在民间的各种基层组织中提出了“忠君爱国”的口号。对内主张铲除奸侫打倒财阀，进行昭和维新，对日本进行再一次改造；对外主张继续反苏反共，加紧对我国的侵略，以振其国威。 日军中这种激进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受日本政治学者北一辉在1920年1月于上海写成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和原骑兵军官西田税所提倡的国家革新运动学说的影响。 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1883年4月生于越后新泻县城西北55公里日本海中的佐渡岛两津市，其父经营酒厂。北一辉在读书期间，即热衷于政治的研究，20岁时因眼疾而右目失明，但对日本和我国的政治研究却依然不衰。1906年发表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文，以反对幸德秋水（传次郎）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因此受到日本的思想界、言论界的重视。 1920年1月，由上海回到日本东京的北一辉，即加入“犹存社”，与大川周明、蒲川龟太郎以及西田税等，开始其政治活动。他们研究在日本进行这场社会改革的动力时认为应以军队为骨干力量。结果确定在日本的陆、海军人中秘密发展组织，并于1927年7月，将其秘密组织定名为“天剑党”，取天剑斩劈邪恶之意。其纲领大意为：天剑党是以军人为基础，联络全国战斗同志及其组织以改造国家的秘密结社，以《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指针，并促其实现……。当时参加这一组织的，在日本陆军中有初级军官菅波三郎、大岸赖好、村中孝次、末松太平、野田又雄、渋川善助，海军中有藤井齐等人。 天剑党组成不久，即被日本的宪兵所发觉，并扣押了西田税进行审查，勒令该组织解散。以后日本军队中的秘密结社组织，其行动大致仍以天剑党的纲领为指针，北一辉等仍在暗中进行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当时世界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自普、法战争后在欧洲称雄和在近东、南非、太平洋及我国青岛等地拥有殖民地的德国已被打败，奥匈帝国已经解体，土耳其在北部非洲和近东的属国已被迫放弃。 俄罗斯帝国已爆发了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英帝国的势力在全球已开始衰微。 已雪1870年9月2日色当之战耻辱的法国又开始崛起。 因美、西战争而已到达菲律宾的美国，在这次大战后又获得了新的坚强地位。 我国在这段期间，经济已有很大发展。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收回主权的运动正在兴起，并爆发了强烈要求收回青岛的声势浩大、民族觉醒的“五·四”抗日救国运动。 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名占领青岛、胶济路，强迫我国签订21条，并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出兵西伯利亚的日本，正面临着与就近的苏、中、美、英直接对立的局势。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仅打败了挑起战争企图夺取新殖民地的德国，而且还使不少交战的帝国主义国家，被削弱或解体，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舒张期。 面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局势，特别是面对远东的苏、中、美、日、英关系的新格局，嗅觉灵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对日本的改造以适应将来在新的形势下的对外扩张，此时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日军中的激进分子，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展开活动。 从此，日本进入了动乱的裕仁的昭和时代。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日军中的激进分子认为日本的政党政府不能有力地贯彻对我国的侵略政策，相反在不少方面还进行牵制和阻止，因而这些激进分子于1931年10月策划攻击首相府及各大臣的住所，企图推翻若槻礼次郎政府。因激进分子内部意见不一致，该事件没有发生。若槻内阁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总辞职。 继若槻内阁之后由政友会的总裁犬养毅出任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第31任首相。他虽保证与军方合作并推行了有利于军事侵略的政策，但军方仍把国内贫困、财阀横行、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归罪于犬养毅内阁，并于1932年5月15日由海军中尉古贺清志等人冲进首相府枪杀了犬养毅。 两届政党政府被激进分子搞垮之后，日军的上层分子感到组成有利于对国内控制、对国外侵略的军人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日本不少政党虽然是右翼的，但他们看到上两届内阁的悲惨结局，早已噤若寒蝉，谁还敢出头去招致杀身之祸？ 于是，日本军方利用其在国外侵略我国东北而增强的政治地位，利用民间各右翼团体的支持，利用各政党对执政的冷淡、胆怯心理，利用军队在皇室中得到充分信任等有利条件，经与各政党研究后，确定由国家的元老、重臣向天皇推荐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天皇降旨，指定斋藤实继犬养毅之后组成新政府。激进分子如愿以偿，日本政党内阁的制度终于被他们所推翻。 以后，日军中的“皇道派”分子认为斋藤、冈田启介的两届政府依然没有解决日本的国内、国外问题。激进分子的“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亦因政见不同而对立。 随着“皇道派”荒木贞夫中将出任犬养毅政府的陆军大臣之后，日军中以天皇为中心、鼓吹反苏反共、扩大对我国的侵略、提倡恢复日本的固有精神和进行复古的“皇道派”就更加得势，从而与以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为中心，主张确定国策应有科学根据的“统制派”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但“皇道派”在人数上，在领导位置上，以及在群众中的影响等方面占据着优势。由于这两派的明争暗斗以及在政策上与其政府的矛盾，终于引起了更大的事件。 任犬养、斋藤政府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离职后，由林铣十郎继任。1935年7月，林铣十郎拟在8月的定期人事调动时，将“皇道派”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免职。对此，真崎极度不满，认为这是林有意为难“皇道派”。 关于高级将官的人事调动，按1913年（大正2年）陆军内部规定，须由陆军三总长，即：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的协议，然后由天皇降旨公布。 林为了强行更换真崎，于7月15日召集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参加的“三总长”会议，会上由于载仁的同意，形成二对一，逼真崎辞职。 真崎将以上情况传给“皇道派”成员，结果社会上的村中孝次（原为军人）、西田税、渋川善助等人借机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林铣十郎居然敢于撤换由天皇亲自任命的高级将官，这是藐视天皇，是侵犯了天皇统帅权的军阀行为。并指出这一主张是出自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 经这样散布后，日本军队中及社会上的“皇道派”开始闹事。 广岛第5师团第9旅团第41联队附相泽三郎中佐利用调动工作至东京的机会，于1935年8月12日至陆军省军务局的办公室，用军刀杀死了“统制派”的首领永田铁山，随之去宪兵队自首。 审理相泽这宗案件因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其调查自然也延长了较长时间。1936年1月28日开庭后，法庭即受到多方面的压力，除军内的激进分子“皇道派”之外，此时社会上与“皇道派”，以及与相泽有共同思想的个人、团体等开始明朗化，进而开展了有组织的活动，如有的为相泽筹募诉讼费用，有的为相泽提出减刑要求等等。“皇道派”认为应利用法庭审判的机会进行斗争，以联系、组织有志的青年军官，揭露元老、重臣、政界、财界、军界的腐败现象，以宣传维新的必要性，并扩大昭和维新的队伍。 “统制派”此时对过激的革新运动继续进行压制。然而不久，林铣十郎大将因受到“干犯天皇统帅权”的指责而辞职。1935年9月5日，由川岛义之大将继任陆相。 从1936年1月28日，第一次审判相泽三郎开始至2月25日，日军中的激进分子在这期间暗中已做好了2月26日闹事的一切准备工作。 激进分子闹事之目的，是要铲除那些破坏国体，干犯天皇统帅权和贪得无厌而造成民不聊生的国家上层分子。其具体主张，可从所散发的文告中看出。 起事宗旨 我国之所以成为神州者，在于万世一神天皇统帅之下，实现举国一体生存化育，终于完成八竑一宇之国体。此国体之尊严、卓绝，自天主肇国、神武建国，经明治维新，体制愈益完备，而今正值应向四方发展之秋。 然而近来屡屡发现不逞凶恶之徒，任意发展私欲，藐视天皇绝对之尊严，动辄僭上，阻碍万民生成化育之呻吟于涂炭之苦，而外侮、外患因此亦随之日见激化。 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乃破坏此国体之元凶，在关于伦敦海军条约及更迭教育总监时，妄图干犯统帅权，僭窃至尊兵马大权之三月事件以及学匪、共匪、大逆教团等，无不因利害相勾结而进行种种阴谋活动，此显著之事例，其滔天之罪恶实难言喻。中冈、佐乡屋、血盟团之先驱舍身，“五·一五事件”之爆发，相泽中佐义举，实非无故。 虽几经流血，然耽于私权私欲、苟且偷安之徒，至今尚无忏悔反省之意。目前与俄、中、英、美之关系，有一触即发之势，对祖宗遗垂之神州，将投入破灭之境地，此乃洞若观火之事实。 目前内外已确实处于重大之危机，如不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不臣之辈、铲除遮蔽皇威、阻止维新之奸贼，则皇权必将旁落。适值第1师团出动之大命颁发，我等立志翼赞维新、誓死舍身殉国、卫戍帝都之同志，即将踏上万里征途。但回顾国内情况，不禁忧心忡忡。斩除君侧之奸臣、军贼并粉碎其中枢，此乃我等之责任，如不尽到臣子股肱之职，将难以挽救破灭、沉沦之危局。 抱有上述忧虑之同志，决心奋起诛奸贼而振大义，为维护国体誓愿肝脑涂地，以献神州赤子之微衷。 敬祈皇祖皇宗神灵照览并予冥助。 参加这次事件的部队，共为3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即： 　第1师团第1旅团之第1联队 　　　　 第2旅团之第3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3旅团之第7联队 　近卫师团近卫第2旅团近卫第3联队 以上三个步兵联队，都驻于皇宫西南约3公里的陆军大学和六本木一带，野战重炮兵第7联队则驻于东京东郊的市川。 以崛丈夫中将为师团长、以舞传男大佐为参谋长的第1师团主要是守备东京市及其周围地区。除两个步兵联队，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第1联队驻于东京外，其它的第1旅团的49联队驻于东京以西约100公里的山梨县甲府市；第2旅团的57联队则驻于东京以东45公里的千叶县佐仓市；骑兵第15、16联队，骑炮兵联队，战车第2联队，驻于东京东郊的习志野；横须贺重炮兵联队驻于横须贺。 桥本虎之助中将的近卫师团主要任务是守卫皇宫，其近卫第1旅团近卫第1、第2联队驻于皇城内的北侧；近卫第2旅团之近卫第3、第4联队，近卫骑兵、野炮兵联队，野战重炮兵第8联队，近卫工兵、辎重兵联队，电讯第1联队驻于东京市内；骑兵第13、14联队，高射炮第2联队，铁道第1、第2联队，气球联队，分驻于东京周围之习志野、下志津、国府台和千叶市。 激进分子的闹事计划为： （一）占领国家机关，包围各政府要人之住宅，击杀干犯天皇统帅权、结党营私、贪污腐败之首相、大臣和陆军教育总监。 （二）稳住局势，以起事部队担任首都的分区警备。 （三）敦促陆军大臣川岛义之急速出面收拾时局，将起事部队之本意上奏天皇。 （四）召集警备司令官、宪兵司令官、近卫师团长、第1师团长，介绍情况，要求统一行动，避免部队相互间引起之误会。 （五）对干犯兵马大权的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小矶国昭中将，建川美次中将予以逮捕。 （六）对把持军权作为私物的法西斯中心人物根本博大佐、武藤章中佐、片仓衷少佐，立即予以罢免。 （七）任命荒木贞夫大将为对苏战备的关东军司令官。 （八）召集各地的主要同志至东京以收拾事态。 第8项中所指各地的主要同志，是指下列人员： 　第4师团步兵61联队附大岸赖好大尉 　第6师团步兵45联队中队长菅波三郎大尉 　第8师团步兵第5联队中队长末松太平大尉 　第11师团步兵第12联队中队长小川三郎大尉 　第12师团步兵第48联队中队长若松满则大尉 　第14师团步兵第2联队附江藤五郎中尉 　第19师团步兵第73联队中队长大藏荣一大尉 　第19师团步兵第73联队中队长佐佐木二郎大尉 　第19师团山炮兵第25联队中队长朝山小二郎大尉 当时日本陆军共有17个师团。从发动事件的近卫师团、第1师团连同以上7个师团，在日军的部队中已隐蔽着相当数量的激进分子，这些激进分子特别注意联络、发展基层指挥官——尉官。而在东京闹事的4个联队中之指挥官，全部是少尉、中尉、大尉，没有佐（校）、将级军官直接参加。 这些激进分子，利用其联队长、大队长晚间离营的机会，在联队内及各联队间召开过多次会议，进行了较周到的密谋策划，而后按计划开始行动。 闹事的时间定于2月底，这主要是第1师团激进分子的意见。因2月21日，日本的陆军省已正式公布了第1师团调往我国东北（黑龙江孙吴县）的决定。3月间部队即将准备出国，因此，他们决定把闹事的时间提前，定子2月26日晨开始。并在行动前的2月25日晚派出人员踏着一尺深的大雪，对准备袭击的官邸、私宅进行了最后一次侦察。25日夜间，各参与闹事的部队已从仓库中取出弹药，分配给各中队（连）、小队（排）、分队（班）。由于袭击的目标不同，所携带的武器分别为手枪、步枪、轻机枪、重机枪，以及各种信号弹。 2月26日凌晨2时左右，在东京的4个步兵联队的营区内，起事分子已经起床集合，并进行了效忠天皇、誓诛国贼的最后一次训话。随之在暗夜中黑色的人群由各部军官率领开出营区，奔向预定的袭击目标。驻于市川市的野战重炮兵第7联队，因距离东京较远，炮兵中队长田中胜中尉令部队在黑夜2时30分起床后宣布：今日之所以早起，是要赶到东京市内参拜神宫。随之这支部队即乘汽车开向皇宫南城墙根三宅坂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大将的官邸附近。 由于日本多年来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矛盾，如军队与政府间的矛盾、军队相互间的矛盾等等难以调和，终于爆发了“二·二六事件”。陆军中的“皇道派”分子由21名大尉、中尉、少尉，3名见习医官，91名下士官指挥着1474人的队伍及9名民间人士，分头包围政府各部并击杀首相、大臣，开始进行昭和维新运动。这次运动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仍是受北一辉和西田税之指导。 击杀冈田首相的步兵第1联队机关枪中队，由其中队长栗原安秀中尉率领，共4个小队。即栗原自兼小队长的第1小队，池田俊彦少尉的第2小队，林八郎少尉的第3小队，尾岛健次郎上士的机枪小队。该袭击队总共约300人，计有重机枪7挺，每挺子弹2000多发；轻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子弹10000多发；手枪20支，子弹共2000多发，以及发烟筒。 这个中队于26日晨4时30分从六本木以北的驻地向东，经溜池于5时到达首相府。各小队长命令部队上好刺刀。随之，栗原安秀指挥部队打开大门，林八郎的第3小队首先冲入院内，这时院内的警铃已响，担任警卫的村上嘉茂左卫门巡查部长、巡查馆喜代松、土井清松、清水与四郎即与攻击部队发生枪战，结果这4名警察全被林八郎的小队击毙。 冲进院内的激进分子，看到室内坐着一个老者，以为那就是冈田启介首相，栗原当即命令开枪射击。实际上，头部、胸部中弹而死的并不是冈田，而是冈田的私人秘书官、预备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冈田本人则躲入其他人的房间才免于一死。 袭击内大臣住处的是步兵第3联队的第1、第3中队各1部，由第1中队长长坂井直中尉指挥，约200人，有重机枪4挺，每挺子弹2000多发；步枪约130支，子弹约6000发；手枪10多支，子弹约500发，以及发烟筒等。 该队于拂晓4时20分从兵营出发，向北经青山一丁目5时到达赤坂离宫以西约300米的斋藤实内大臣住宅附近，随之即突入至庭院，一部分人由窗户跳进室内，上了二楼进入卧室见到了斋藤。坂井、高桥、安田等齐喊“天诛国贼”以手枪、机枪一齐开火，浓密的子弹穿透了斋藤实的全身，这个在裕仁天皇左右的内大臣，当即倒地死亡。 5时15分，这批激进分子离开了斋藤的住宅，开向皇宫西南附近的陆军省。 日军中的激进分子认为，去年7月16日继真崎甚三郎出任教育总监的渡边锭太郎大将是“统制派”的有力人物，应当将他铲除。 打死斋藤实以后，步兵第3联队第1中队的小队长高桥太郎、安田优率领部队约30人，带轻机枪4挺和若干步枪乘由市川运送野战重炮兵第7联队人员参拜“靖国神社”的一辆卡车直开杉并区上荻洼的渡边住处。 渡边住室是日本式木房，当纸糊的活门被拉开后，激进分子即以手枪、机枪一齐对着渡边开火。高桥太郎少尉对已死的渡边怒气未消，拔出他的军刀砍下了渡边的头，然后才率部队去陆军省与在那里的坂井直第1中队会合。 财政（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的住宅，在皇宫西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其东南距近卫步兵第3联队的营区仅400米左右的距离。 担任袭击高桥是清住处的是近卫步兵第3联队之第7中队，由中桥基明中尉、今泉义道少尉以及炮兵学校的学生中岛莞尔少尉率领。他们于早4时集合，携带4挺轻机枪、100多支步枪，约120人，在讲解了所执行之任务与昭和维新的关系，并历数了财政大臣袒护财团、搜刮平民百姓等罪行之后，规定了执行任务的方法。随即将部队分为两部，一部由今泉义道指挥，向以东的皇宫方向警戒，以防皇宫内的近卫部队出动；一部由中桥基明、中岛莞尔率领，向财政大臣住处开进。 晨5时，到达高桥住宅的第7中队在其院墙外部署了严密的警戒之后，其余人员翻墙入院，抓住高桥家的管事人员，迫其领至二楼的高桥卧室。 高桥是留着大胡子的老头，此时正在床上睡觉。军官、士兵们常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他的照片。当中桥基明揭去其被子以后，激进分子立刻确认了他。于是在中桥基明的“天诛国贼”的口令声中，乱枪齐发，高桥是清顷刻被打得像碎了的活靶标一样。中岛莞尔对这个大肆搜刮民财的财相怒气未消，以军刀砍断了他的左手并对他的胸部等处乱刺。 在激进分子的心目中，天皇周围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是迭进谗言的佞臣。 击杀铃木贯太郎的部队是由步兵第3联队的安藤辉三大尉率领。该中队出动了150人，加上机关枪中队共为204人。携带轻机枪5挺、重机枪4挺、步枪130多支，手枪10多支。这支部队于晨4时50分到达麴町三番町铃木的住处。第1小队直接突至院内，第2小队则位于大门警戒，在院内及大门口各架起两挺重机枪。 进入院内的第1小队很快即发现了铃木，第2小队长此时也已到达，随之一面高呼“昭和维新，杀死铃木贯太郎”，一面开枪射击。 此时铃木贯太郎的夫人突然跑来，紧坐于已倒地的铃木身旁，激进分子不便射击。安藤辉三随即走到铃木夫人身边，向她说明自己的官职和袭击各大臣之理由。但铃木的夫人怎么也不离开，一直紧挨着已受伤的铃木贯太郎而默然正坐，且愿与铃木同死。这使激进分子再也无法射击。这些激进分子，不愿与妇女纠缠，最后安藤辉三下令，部队于5点30分，撤向皇宫附近的三宅坂陆军大臣官邸一带。就这样铃木贯太郎虽被打伤却得以保全了生命。 前内大臣牧野伸显虽然已经75岁，又是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但激进分子认为他是昭和维新的死对头。 当时牧野伸显住于东京西南较远的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击杀牧野的任务，由步兵第1联队之河野寿大尉组成八人的精干小分队前往执行。他们携带轻机枪3挺及步枪、手枪，于黑夜中乘两台出租汽车到达汤河原，随即在旅馆的前门、后门架上了机枪。 负责牧野伸显安全的警官皆川义孝巡查发现激进分子准备动武时，首先开枪击中了河野寿大尉的胸部、宫田见军曹的头部，此时，河野反击的子弹也将皆川的腹部射通。 因枪战与放火旅馆随之燃烧，而后传出“牧野已自杀”的消息。实际上他既未自杀，也未被烧死，只受了一场虚惊。受了重伤的河野寿却于3月5日死去。 日本陆军省，是陆上部队的军政机关，负责提出和实施国防政策，隶属政府；而参谋本部则是陆军的指挥机关，负责提出用兵方案和依照天皇旨意指挥调动部队作战，隶属天皇。 陆军省、参谋本部，位于紧靠皇宫西南侧的三宅坂台地上，陆军大臣的官邸亦在其附近。实际这里是陆军的中枢地区，因而在日本国内，有把“三宅坂”作为军方的代名词，如“三宅坂”的态度，即陆军的态度，亦如“霞关”动向，即指位于三宅坂东南约1公里霞关的外务省的动向一样。 封锁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包围陆相川岛义之大将官邸的是步兵第11中队约170人，由其代理中队长丹生诚忠中尉指挥。第1旅团的副官香田清真大尉和安藤辉三大尉、竹岛继夫中尉，原大尉村中孝次、原主计矶部浅一、山本又也随其行动，准备与陆军的机关和首脑进行联系和会谈。 这支部队携带两挺重机枪、4挺轻机枪、150支步枪。12支手枪，并带足了弹药。 丹生诚忠率其部队于26日晨4时20分离开步兵第1联队的营区，在向陆相官邸前进途经溜池一带时，听到攻击首相府的枪声，于是即加速步伐，于5时左右到达了陆相官邸。随之即对就近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连同陆相官邸，进行了包围和封锁，在这些地区的大门口，架上了机枪，派出了哨兵和战斗小分队；对通向这里的各条路口均派出步哨，禁止行人通过，违者即予以射击。 考虑到警视厅的警察佩有武器，而且其位置在皇宫正门——樱图门的旁边，激进分子对该地使用了约500人的队伍，携带8挺重机枪，10余挺轻机枪，数十支手枪，数百支步枪。他们除了占据警视厅外，还准备根据情况突入皇宫。 26日晨4时30分，步兵第3联队的第3、第7、第10中队，由野中四郎大尉率领离开营区，5时到达警视厅前，随即派出部队封锁樱图门与法务省附近的几处通道，架起了机枪；并向三宅坂、虎之门、日比谷公园方向派出步哨，还在警视厅周围的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对警视厅进行了平面和立体的包围与封锁。进入院内的部队，当即占领了电话总机室，切断其对外、对内的联系，并向警察传达了起事的宗旨，要其停止行动。 总之，激进分子所率约1500人的部队，在2月26日天明之后，已经封锁和占领了皇宫西南的三宅坂、平河町、霞关一带的日本政治、军事、警察等国家权力中枢机关。 激进分子所率之部队形成上述占据态势后，即按预定计划，于2月26日早6时30分左右，派出第1旅团副官香田清贞大尉和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大尉为代表，在陆军大臣的官邸与川岛义之进行会谈，说明此次起事之目的；要求撤换惩治军内“统制派”人物；要求任命“皇道派”首领担任重要军职；要求召集在各地的“皇道派”人物入京共商善后；要求陆军大臣将起事部队进行昭和维新、忠君爱国之本意上奏天皇等等。在会谈过程中，门外的激进分子及杀死渡边后到达这里的一部与附近的各部队，不住地高呼天皇万岁和高唱军歌。 矶部浅一大尉是一个思想缜密又能适应环境的人，所以他的实际作用等于起事部队的参谋长。 对日本陆军的领导，正常情况下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负责。此时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因病已回至东京西南的小田原，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刚被激进分子杀死，此时的陆军最高领导人，仅有川岛义之一人出面。 川岛义之是继林铣十郎于1935年9月5日任该职，他是“皇道派”、“统治派”均可接受的人物。 川岛义之接受起事部队代表的呈述，并于26日上午11时人宫上奏后，随之在宫内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三总部主要负责人、皇族代表会议，研究确定处理善后的步骤。下午3时20分，向起事部队下达了陆军大臣的告示，其内容为： 陆军大臣告示 （一）关于起事之宗旨，已上达天听 （二）承认诸子之行动，为基于体现国体之诚意 （三）所提显现国体之真情（包括弊端）不甚惶恐 （四）各军事参议官已一致商定，依照上述宗旨实行 （五）其它有待圣谕 接着下午7时20分，由第1师团下令，占据樱图门外政府机关、军事机关的起事部队，即由第1联队长小藤惠大佐指挥，担任该地区之警备。 以上这些，对起事部队来说，似乎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而实际上参谋本部进行镇压起事部队的计划正在实施。 “二·二六事件”发生时，日军参谋本部的工作由参谋次长杉山元主持。对该事件，参谋本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作乱，是破坏部队的指挥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因而定下了“断乎弹压”的方针。 此时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已被起事部队占据，杉山元知道这一情况后，即移至紧靠皇宫北侧的宪兵司令部内，并同意参谋本部作战课提出、由作战班长冈本清福中佐一再坚持的镇压计划，即调第1师团驻甲府的步兵第49联队、驻佐仓的步兵第57联队、驻习志野（东京东郊）的战车第2联队以及驻宇都宫市第14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等，于当天先后进入东京市内。接着于2月28日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一部与14师团另一部进入东京。 27日上午8时20分，杉山元面见天皇，得到镇压的许可后，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近卫师团、第1师团下达了起事部队须撤离占据机关，返回营区的命令。此时裕仁天皇在宫内亦表示：朕将亲率近卫师团以行镇压。 起事部队在2月28日上午9时左右，先后接到了须返回营区的命令，因而开始紧张。有的主张抵抗到底，有的主张自决，但最后还是作了反击的部署。 2月29日，是“二·二六事件”的关键一天。2月27日凌晨1时，皇宫决定冈田启介的内阁总辞职，陆相川岛义之也提出辞呈。随之枢密院于2时40分决定施行戒严，由原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参谋长安井藤治为戒严司令部的司令官、参谋长，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等任参谋，以便统一指挥。其29日的镇压作战计划大致为： （一）以战车部队为主，击溃激进分子的抵抗； （二）首先设法打死和捕捉起事的指挥军官； （三）对双方的下士官、兵，尽量减少伤亡； （四）战斗指导要领，分5个阶段进行： 第1阶段：至上午8时止，先以战车部队进行喊话，劝其放下武器投降； 第2阶段：从上午8时至9时，以战车与火炮击毙对方指挥者； 第3阶段：从上午9时至11时，以战车及飞机投放传单，劝导下士官、兵，返回营房； 第4阶段：从上午11时至午后2时，以战车和工兵部队，夺取起事部队占据的据点； 第5阶段：从下午2时至4时，以战车及工兵部队，最后攻击、扫荡起事之残余人员。 以上执行镇压任务的部队，计23841人，即： （一）戒严司令部　　　　　350人 （二）近卫师团　　　　　 6914人 （三）第1师团　　　　　　7063人 （四）第2师团　　　　　　1964人 （五）第14师团　　　　　 4491人 （六）教育总监部所属　　 1651人 （七）宪兵队　　　　　　 1408人 镇压部队按以上计划开始行动，空军则在起事部队的上空投放敕令及传单，电台反复广播告士兵书，一再指出凡抵抗者必将遭到全歼。轻汽球亦悬挂着大型劝降标语，这些醒目的标语还贴满了坦克车身的周围。 经过一番宣传、威胁和劝说之后，起事部队开始软化，决定不作绝望的抵抗。 下午2时，激进分子的军官们在陆军大臣的官邸内集合，决定让部队返回营房，他们自己则放下武器听候处置。野中四郎大尉，在第三联队长井出宣时大佐的促使下，以手枪自杀。 约在下午6时，这些年轻的起事军官，被宪兵摘去军衔、符号，由军车送往代代木的陆军卫戍刑务所。民间人士村中孝次、矶部浅一被捆绑送进监狱。 曾报道冈田启介首相已被激进分子打死，但在29日则发表了冈田依然活着的消息。 3月1日，天皇对被杀死的高桥是清、斋藤实、渡边锭太郎予以晋级，并追授高桥、斋藤大勋位菊花大绶章、渡边旭日大绶章。同时，陆军省宣布：这次起事的部队属叛乱的不法行为。 事件后，依照天皇3月4日的紧急敕令，特设了东京陆军军法会议，由3月4日继川岛义之新任陆军大臣的寺内寿一元帅为军法会议长官，于4月28日开始审讯。 首席检察官由法务官句坂春平担任，对非军人由吉田真少将、对尉官由石本寅三大佐、对下士官由若松直一中佐和山崎三子次郎中佐、对士兵由人见秀三中佐为审判长，对斋藤浏少将由山室宗武中将、对真崎甚三郎大将则由井上几太郎、矶村年、松木直亮三名大将进行审理。 对激进分子的审判，日军的上层机关非常慎重，生怕在人心浮动的时刻，在基层和高层中涉及面广，将再惹起事端。对军人只对持武器至营区外直接参加起事且有严重后果的人员进行起诉，闹事的1483人中，仅有123人遭到起诉，即军官20名（另河野寿、野中四郎已战死或自杀）、士官75名、兵20名，民间人士9名。在审判中，原陆军大尉村中孝次曾作了如下的一段申述： ……当士兵讲到他们的家庭情况时，都提到是如何的贫穷、困难。而另一方面又讲到，如在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当时所发生的“岛德事件”那样，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把重要物资卖给敌人（指我国），敌方用来构筑阵地，以致使转战于满洲之野的第2师团官兵，出现了大量的伤亡。 从事变中获得利益的，仅仅是一些特权阶级和财阀与做缺德生意的人，以及军部中的一部分幕僚。 如果不是在国民生活安定的情况下充实国防，就不能确保国家的安定。如果不打倒处于君侧的那些忽视民生安定，只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重臣、财阀、军幕僚、新官僚，确立天皇亲政，那么日本的前途将是极为暗淡……。 审判的结果： 军官13名处死刑，判处斋藤浏少将以下的新井勋、营波三郎、大藏荣一、末松太平、满井佐吉等6名有期徒刑，判处山口一太郎（第6师团长山口胜之子、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之婿）无期徒刑（3名医官未被起诉）； 民人6名处死刑； 士官、兵，除少数判有期徒刑外，其它无罪。 当时日本社会上对这次审判，不少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政治性审判和黑暗审判，是陆军上层内定的过场。主要事实是，与真崎甚三郎同一立场的北一辉、西田税作为罪魁而被处死，但真崎无罪；对这次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工作责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未作严厉处理，仅令其待命。 由骑兵大佐石本寅三为审判长，由步兵少佐村上宗治、步兵少佐河村参郎、步兵大尉野间俊夫，陆军法务官藤井喜一为裁判官，由陆军法务官竹泽卯一为检察官的第1审判庭，从4月28日开始，对香田清真大尉以下23名进行25次审讯，与第2、第3、第4、第5审判庭同样，也于7月5日作出最后判决。 被判死刑的19名，于7月12日上午对其中15名，分3批在东京代代木练兵场附近的陆军卫戍刑务所处决。 第1批5人，香田清真、安藤辉三、竹岛继夫、对马胜雄、栗原安秀，于7时处决； 第2批5人，中桥基明、丹生诚忠、坂井直、田中胜、中岛莞尔，于8时处决； 第3批5人，安田优、高桥太郎、林八郎、渋川善助、水上源一，于8时30分处决。 在对这些激进分子处刑时，为防止外界的注意，特将附近练兵场当日的训练课目定为实弹演习，以遮盖行刑的枪声。 其余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北一辉、西田税直至第2年，即1937年8月19日才在以上的同一地方行刑，此时的日军，已在我国华北和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二·二六事件”，反映了日本社会各阶级、军队内部、军队与政府的矛盾激化程度。该事件的失败，有人认为主要是这些激进分子只知道观念上信仰和行动上听命于天皇，而不知道东方政治宝库中所藏——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妙法的运用。如果在起事后，暂不把时间先花费在铲除奸佞上，而直接前进几百米进入皇宫，那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这在政治伦理上可能说不过去，但不这样做就必然失败。因为，此时不少日本政府的大臣、元老和要人，均躲藏在皇宫里。 激进分子所希望的高度集中、能动员一切力量、并在政策上能协调一致、对外进行侵略的日本军政府终于在5年后即1941年10月18日成立，由现役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出任总理兼陆军大臣，至1942年的9月1日他又兼任外务大臣，到了1944年2月21日东条还兼任参谋总长。这样的军政府对日本的向外侵略，也就没有丝毫的牵制和阻止了。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这部侵略战争的机器超负荷地高速破坏性运转后，终于在它皇纪年历的2605年（即公厉1945年）8月15日，被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的部队所摧毁。 在日本的历史上兵变屡屡发生，步入明治维新后亦未能中断。“二·二六事件”之规模和影响，仅次于明治10年（1877年）2月至9月的“九州西南之乱”。 “西南之乱”，是由原征韩论提倡者、51岁的鹿儿岛出身西乡隆盛将军所发起。征韩论的主张在政府内遭到否决后，他一气之下返回故所，组织乡兵约13000人，以及九州原各藩赞助部队约17000人，在约一百万民众的支援下，在熊本城包围了由谷干城少将所指挥的政府军约3500人。明治政府于2月17日下征讨令，由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为参军，以陆军7个多旅团、海军上3艘舰只，约2280人的部队，从2月14日至9月24日，向其猛烈进攻。当败局已定时，西乡隆盛自杀。这次作战约为7个月，于9月24日在政府军攻占了鹿儿岛后而结束。 “西南之乱”远离日本的京城，所以朝廷虽很紧张但尚未慌乱。这次“二·二六事件”却不同，它发生在首都内的皇城周围、政府附近，而且一些大臣、将军已遭杀戮，在4天内使其国家机构处于瘫痪状态，皇室及政府人员的人身安全都无保障。 “二·二六事件”后的3月9日，日本组成了广田弘毅的新政府，陆、海军的上层也进行了调整： 　陆军大臣　　寺内寿一元帅 　陆军次官　　梅津美治郎中将 　军务局长　　矶谷廉介少将 　参谋次长　　西尾寿造中将 　作战部长　　桑木崇明少将 　情报部长　　渡久雄少将 　海军大臣　　永野修身中将 原近卫师团长桥本虎之助中将、第1师团长崛丈夫中将，因负有对部队管教不严之责，于3月23日均被免职，由香月清司、河村恭辅分别继任近卫师团长和第1师团长。 对这次事件有关连的数十名军官，均遭到了追究，如第1师团第1联队长小藤惠、第三联队长井出宣时大佐等。将军中如阿部信行大将、荒木贞夫大将、川岛义之大将、林铣十郎大将、本庄繁大将、真崎甚三郎大将等大批军官和高级将领或被勒令退职或被编入预备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