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佚名 cdhyy cdhyy （1935年）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继续加紧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企图最后消灭中国的革命力量。1932年，当日军在我国东北扩大占领区、东北义勇军奋起抵抗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不但不开赴东北对日作战，反而加紧了对红军的清剿，致使日军在我国东北的侵略更加猖狂。 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其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在江西省苏区。 第一次围剿，由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指挥11个师又3个旅，共约44000人。鲁涤平、朱绍良与蒋光鼐各率一路，攻向吉安、永丰、宜黄地区。该作战从蒋、冯、阎中原大战后的1930年12月16日开始至1931年1月3日结束。本来这3路兵力预定从12月20日开始行动，但鲁涤平的中路认为对红军作战极易取得胜利，因而提前4天发动进攻，结果其第18师于12月36日在兴国东北的龙冈遭到全歼，师长张辉瓒被活捉；谭遭源的第50师，于1931年1月3日在宁都以北之东韶被消灭两个团而结束。 第二次围剿，由国民党的军政部长兼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攻向兴国、宁都以北地区。其部队计有19个师又4个旅和1个骑兵师、3个航空队，共约113000人。作战从1931年4月1日开始至5月31日结束。结果公秉藩第28师和上官云相第47师的1个旅在兴国以北的东固镇被全歼，而郭宗华的43师之大部、高树勋的第27师、郝梦麟的第54师、刘和鼎的第56师之一部则在兴国和宁都以北地区遭到歼灭。 第三次围剿从7月1日开始至9月20日结束。这次由蒋介石在南昌指挥，以何应钦为剿匪前敌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右翼军总司令由陈铭枢担任，仍攻向兴国以北地区。兵力共为18个师又2个旅和5个航空队，人数约为13万左右。结果上官云相的第47师于8月7日在良村大部被歼，郝梦麟的第54师于8月9日在莲塘全被消灭，毛炳文的第8师于8月11日在宁都以北之黄陂镇亦大部被歼，2名团长被俘，12名营长被击毙。之后，在双方寻找战机的期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即令这些剿共部队停止进攻，暂时在原地待命。 第四次围剿，何应钦则以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的身份，进行指挥。其部队共为30个师、2个旅、2个航空队，约为153500人。该敌之进攻目标为宁都、广昌地区，企图消灭在这一地区之工农红军主力。这一作战从1933年1月1日开始至4月29日结束。结果中央军第52师、第59师在2月27日于广昌以北的黄陂、大陇圩地区被包围歼灭，52师仅由308团团长韩广源率1个营逃出，其师长李明自杀，59师的1个旅长及大部营、团长们被击毙，其师长陈时骥被俘，3月21日红军又歼灭了中央军萧乾的第11师大部，该师3名团长被击毙。4月间，何应钦被调任北平的军分会委员长，江西的军事由陈诚接替指挥，之后其所属周浑元的第5师攻占了新淦，李韫珩的第53师攻占了东乡城。 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16日开始至1934年10月14日结束。这次由蒋介石统一指挥，共动用了74个师又4个旅、5个团和1个税警总团与郜子举的剿匪第2纵队，从四面对苏区进行合围，即在福建的东路军总指挥为蒋鼎文，在广东的南路军总司令为陈济棠，在湖南的西路军总司令为何健，在赣北的北路军总司令为顾祝同。 这次围剿，中央军根据以往失败的教训及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意见，在政略上采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在战略战术上采用了“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方针，进行稳扎稳打，从外线逐步向内线前推。每占领一村一镇，即构筑碉堡，修整道路，建立封锁线和争取占领地区的群众，推行保甲制度安抚流亡人员，进行反共教育，并严格封锁运入苏区的物资，使在苏区的红军活动范围逐渐缩小、供给日趋困难，使红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长处和难以进行连续不断的攻坚战，最后红军主力被迫于1934年10月中旬撤离江西苏区而作战略转移——长征。 当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中旬，从国民党中央军兵力薄弱的江西信丰、南康地区西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在南昌的蒋介石随即以15个师、2个旅、7个团和1个支队组成“追剿军”，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其序列为： 　追剿军　　总司令　何键 　　第1路　　司令　刘建绪 　　　第16师　　师长　章亮基 　　　第62师　　师长　陶广 　　　第63师　　师长　陈光中 　　　第19师　　师长　李觉 　　　4个补充团 　　　3个湖南保安团 　　第2路　　司令　薛岳 　　　第59师　　师长　梁汉英 　　　第90师　　师长　欧震 　　　第92师　　师长　梁华盛 　　　第93师　　师长　唐云山 　　　第1支队　　指挥官　惠济 　　第3路　　司令　周浑元 　　　第5师　　师长　谢溥福 　　　第13师　　师长　万耀煌 　　　第96师　　师长　萧致平 　　　第99师　　师长　郭思演 　　第4路　　司令　李云杰 　　　第23师　　师长　李云杰　兼 　　　第15师　　师长　王东原 　　第5路　　司令　李韫珩 　　　第53师　　师长　李韫珩　兼 敌以上这5路。在两个月后即12月2日又改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1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并以薛岳的部队，作为追击中央红军的主力，且从江西一直追至甘肃省的成县，接着由东北军在甘肃的于学忠第51军进行堵击（于兼任甘肃省主席）。 国民党中央军除以追剿军为机动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作战外，还分别任命白崇禧为广西、王家烈为贵州、刘湘为四川、徐源泉为川、湘、鄂边区“剿匪总司令”，进行分区驻剿。 早期，为了训练和提高剿共的作战能力和水平，蒋介石在庐山创办了军官训练团。根据围剿的作战情况，蒋介石总结出一套剿共要点并于1932年10月17日，以“战字第213”训令下达部队，其内容为： 凡我进剿部队，剿匪要领，不必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我军只要先有目的地向之前进，第一步求能占领目的地，使匪不得不来争为最大任务。 且由我集中之根据地与目的地之距离，应划分数段，亦应指定其纵横各个目的地。将其前后，左右之地形（横的方面尤为重要），由各主管长官明示参谋处，使其将各段阵地，预先研究清楚，准备与之随地决战。 但对我军前进道路之两侧，即横的方面30、40里以内各要点，均须预先选定据点，构筑碉堡，掩护我军前进之安全。而此横的三、四十里以外之地区，应由各横据点部队，尽量向外游击与搜索，勿使匪有可乘侧击之机，如此则横的各目的地之据点，能稳固镇守，使我主力能如期占领最后目的地为惟一主旨。匪纵狡诈，亦无不灭矣。 再匪区纵横不过500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2里，则不到1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故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吾将士忍耐坚心，以完成此革命最后之任务。如能效愚公移山之法，只要自强不息，则天下事无不成功之理也。望我各将士勉旃。 蒋介石在剿共作战中，还写了如“剿匪手册”、“剿匪要诀”和“剿匪部队训练要旨”等小册子广发部队，并按这些小册子的主要内容，编写了“剿匪要诀歌”，令其部队熟记和演唱。 为了集中兵力清剿红军，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江西的庐山召开“五省剿匪会议”。会上除研究了“围剿”近况，和布置今后各地区的“围剿”任务外，蒋介石在会上再一次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了说明。其大意为：“九·一八事变”后，共军乘机陷赣南各地并逼近南昌；“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共军在后方扩大湘、鄂、闽及豫、皖、鄂和鄂西、湘东、赣西根据地达7省，大有燎原之火不可收拾之势，故欲抗日首须灭共。 接着蒋介石讲了历史上明朝末期的情况，以明与清作战时，因未能平定李自成之乱，致明朝亡于李而未亡于清的历史教训提醒到会者。 这次会议后，国民党即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对江西省及临近汉口、长江、平汉路沿线的鄂豫皖大别山区作重点进攻。在大别山地区调集了刘峙、卫立煌、徐庭瑶、陈继承等部队，采用定点进驻与机动围剿相结合的作战方法，使红四方面军遭到较大的损失，被迫于1932年10月12日越平汉路而向西转移去四川北部。鄂豫皖地区在这次反清剿中遭到了较大的损失。 红四方面军西去后，鄂豫皖省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于11月29日决定重建红25军，并于30日召开成立大会，其部队编成为： 　红25军　　军长　吴焕先　　政委　王平章 　　第74师　　师长　徐海东　　政委　戴季英 　　　辖：第220、221、222团 　　第75师　　师长　姚家芳　　政委　高敬亭 　　　辖：第223、224团 这支部队成立后总数约7000人，以后在地方红色游击队的配合下，继续坚持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3年2月，关东军以两个师团又3个旅团的兵力侵占热河。长城、冀东形势危急。至此，蒋介石不得不从大别山调出徐庭瑶的第17军和从江西调出关麟征的第25师和陕西黄杰的第2师等部队至长城一线作战，直至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在这期间，蒋介石对各地红军的清剿才被迫稍趋缓和。 “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即又加紧对红军的清剿，并采取了堡垒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作战方法，加上其兵力一直处于优势，且连续进剿的时间也长。从而使鄂豫皖地区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为加紧对大别山区的围剿，1934年2月底，张学良被任命为“豫鄂皖3省剿匪副总司令”后，装备较好的东北军之第57军、第67军相继调至大别山区，其部队计有： 　57军　　军长　何柱国 　　第108师　　师长　杨正治 　　第109师　　师长　牛元峰 　　第111师　　师长　董英斌 　　第120师　　师长　常经武 　67军　　军长　王以哲 　　第107师　　师长　刘翰东 　　第110师　　师长　何立中 　　第117师　　师长　吴克仁 　　第105师　　师长　刘多荃（师属有旅，等于军） 以后东北军又先后将其第106、129师、骑兵第3、第6师等调至大别山区，加上原在该地的国民党军其它各部队，这样鄂豫皖周围的军事形势更趋紧张。张学良的“剿总”在1934年下半年，把鄂豫皖大别山区和以西的平汉铁路两侧，划为4个“驻剿区”和1个“护路区”，即： （一）梁冠英的第25路军，位于湖北省罗田，负责大别山南麓东段的“第一驻剿区”。 （二）王以哲的第67军，位于河南省潢川，负责大别山北麓西段的“第二驻剿区”。 （三）何柱国的57军位于湖北黄安（现红安），负责大别山南麓西段的“第三驻剿区”。 （四）刘镇华的第11路军位于安徽霍山，负责大别山北麓东段的“第四驻剿区”。 （五）刘多荃的第105师，负责信阳南北平汉铁路两侧的“护路区”。 另外，还在以上的“驻剿区”内，划分若干个“清剿区”，按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构筑了堡垒群，使固定进驻与机动清剿的部队，能及时策应配合。 1934年是蒋介石利用日军暂时未向关内进攻之机，向江西、鄂豫皖等地红军大举进攻的一年。他集中了其所能调动的部队大部进行围剿，以达其“先安内而后攘外”之目的。 各地红军经奋力抵抗，虽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但自己亦遭到相当的损失，最后在1934年10月16日，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向西开始长征。 在鄂豫皖地区的红25军，经国民党的中央军及东北军的重兵围攻、清剿后，伤亡亦重。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整个形势，决定除留皖西北道委和鄂东北道委坚持原地斗争外，红25军向陕西省的南部转移，以开辟新区和进行北上抗日。为便于指挥，撤消了师一级单位，由军直接指挥2980多人的4个团，其编成为： 　红25军　　军长　程子华　　政委　吴焕先（鄂豫皖省委书记） 　　　　　　副军长　徐海东 　　　　　　参谋长　戴季英 　　　　　　政治部主任　郑位三 　　第223团　　团长　张绍东　　政委　赵凌波 　　第224团　　团长　叶光宏 　　第225团　　政委　张明先 　　手枪团　　团长　杜本润　　政委　宋新国 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后，红25军经过准备，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东南约50公里的何家冲出发向陕西省的南部转移。第2天经朱堂以南向西，横越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 这支部队打破重重封锁和击退多次尾追，由河南省的泌阳、社旗、方城到达豫西的伏牛山区。以后又经栾川、卢氏西进，于12月8日通过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到达陕西省的洛南等地。接着就在陕南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此时除杨虎城的17路军外，东北军的王以哲第67军亦率其第107、110、129师尾追至陕南。因而形势依然相当紧张。 到达陕南的红25军，即着手建设鄂豫陕的革命根据地。而中央红军主力，则于1月间到达贵州，6月中旬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 从1934年冬离开鄂豫皖转移至陕南的红25军此时已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因而对全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只是在到达西安以南附近地区时通过报纸才零星的知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四川的西部会师并继续北上。 鄂豫陕省委，在陕南经半年多的实际工作，感到在这一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困难不少，且遭到杨虎城的17路军与东北军王以哲等部队的连续围剿，使红军很难有大的发展。根据以上情况，为取得新的战略出路，配合中央红军向西北行动，省委确定率25军沿秦岭向西迂回至陕北，与在该地的红26、27军会合，巩固与扩大陕北根据地、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准备好直接对日作战的基地。致于陕南，确定将鄂陕特委、豫陕特委，组成新的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坚持就地游击战争。 当将上述各项进行安排之后，1935年7月16日，鄂豫陕省委率红25军共约4000人，从陕西省长安县的丰峪口出发，向西经户县、周至沿秦岭北麓前进。17日、21日先后在周至县的店子头、马召镇打退了陕军骑兵团的追击。但此时于学忠51军的第113师，已到达周至。为摆脱该敌，红25军即改变西进方向，从周至县南10余公里的马召镇横越秦岭，沿辛口子向南经青岗砭、宽台子、原畛子、佛坪，于27日到达留坝县城东北的江口镇，8月1日223团第1营占领了凤县而控制了川陕公路。手枪团于8月3日占领了甘肃省的两当县。以后即向北经利桥镇转向西北，因沿途敌人疏于准备，于8月9日晚攻进天水县城的北关并有相当的缴获。 得知红25军到达天水地区后，敌即调王均第3军之12师一部，从以西的武山、甘谷，向东部之天水地区增援。但在天水渭河北岸清水地区的于学忠51军之114师，则按兵未动。 8月11日，红25军由天水西北约25公里之新阳镇北渡渭水并占领了秦安县城；于8月15日，进至静宁县城以北约25公里之兴隆镇休整了3天。从17日开始又沿着静宁向东的西兰公路前进，攻占了隆德县城，歼灭邓宝珊新编第1军11旅第2团之第1营大部后，连夜继续沿公路东进，19日逼近平凉地区。 此时敌马鸿宾的第35师之105旅已向平凉增援，其在平凉东北方向之西峰镇（属庆阳）和平凉以东早胜镇（属宁县）的骑兵团，以及104旅第208团，也向泾川县城集中，准备堵击从西面平凉过来的红军。 8月21日，红25军在泾川城以西约15公里之王村附近再涉汭河，部队刚渡过一半，因山洪暴发、河水上涨，此时敌马鸿宾35师104旅之208团的1000余人攻来，指挥反击的吴焕先政委，不幸中弹牺牲，但部队均奋力勇战，最后全歼进攻之敌，并将其团长马开基击毙。 之后，红25军即沿泾川以南，向东北经合水、保安、安塞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9月15日到达延川县的永坪，第2天与陕北红军第26、27军在此会师，历时两个月的转移，至此胜利结束。 就在红25军进行转移时，位于成都“行辕”的蒋介石，指挥着国民党中央军等部队，集中兵力企图堵击由四川西部北上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当他得悉陕南红军向西转移这一情况后，从7月26日至8月10日连续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各部队须抽调出部分兵力，由朱绍良统一指挥，以阻止北上的红军。然而他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红25军、中央红军先后于9月15日和10月19日胜利结束长征，到达了陕北的抗日基地。 在“何梅协定”和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为消灭各路北上的红军，于1935年7月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务。随之将在大别山地区的东北军主力，相继调向西北，这时，东北军在西北地区的部队计有： 　于学忠的第51军 　董英斌的第57军 　王以哲的第67军 　何柱国的骑兵第2军 　刘多荃的第105师 当时在陕西的，还有杨虎城的第17路军。而东北军除万福麟的第53军尚在河北省保定地区外，已全部进入西北。 为了对陕北红军进行第3次围剿，受西北“剿总”指挥的部队除东北军之外，尚有陕军高桂滋、高双成的第84师、第86师；晋军孙楚所属的5个旅等单位。采用合围的战法，即王以哲的第67军由洛川地区向北，董英斌的57军由庆城地区向东及东北，孙楚的晋军5个旅由东向西及西北推进，逐步向内压缩，企图将在陕北的红军，压缩围歼于保安、安塞一带。 红25军到达陕北后，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随即与红26、27军总共约7000人合编为红15军团，其编成为： 　红15军团　　军团长　徐海东　　政治委员　程子华 　　　　　　　副军团长　刘志丹（兼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　高岗 　　　　　　　政治部副主任　郭述申 　　　　　　　供给部长　查国桢 　　　　　　　卫生部长　钱信忠 　　第75师　　师长　张绍东（原红25军）　　政治委员　赵凌波 　　　第223团　　团长　陈锦秀　　政治委员　常玉清 　　　第225团　　团长　郎献民　　政治委员　刘震 　　第78师　　师长　杨森（原红26军）　　政治委员　张明先 　　　第232团　　团长　王富贵　　政治委员　黄罗斌 　　　第234团　　团长　郭宝山　　政治委员　马沛雄 　　　骑兵团　　团长　康健民　　政治委员　高锦纯 　　第81师　　师长　贺晋年（原红27军）　　政治委员　张达志 　　　第241团　　团长　刘明山　　政治委员　李宗贵 　　　第243团　　团长　李仲英　　政治委员　王国昌 　　　手枪团　　（担任侦察） 　　军团直辖部队补充团及交通队等 红15军团刚成立不久即开始对东北军的围剿进行反击，并在甘泉县的劳山和红1军团在鄜县的直罗镇的反击中，全歼了东北军两个步兵师。 刚到达新地区的东北军，对陕、甘一带的地形及红军的情况并不熟悉。此时于学忠的第51军尚在甘肃，董英斌的第57军尚在庆阳，山西省孙楚的部队尚未到陕西。9月中旬王以哲的第67军在洛川以北先于其它各路进行了战役展开，即军部与刘翰东的第107师进驻洛川，该师619团派出一个营驻于鄜县西南之羊泉原；周福成的第129师除留685团驻于甘泉县城之外，其余两个团及师部与何立中的第110师沿甘泉至延安的公路，推进至延安。也就是说，此时67军在延安的为5个团，在甘泉的为1个团。 红15军团根据东西之敌尚未行动，而南路的第67军则早已作出战役展开，于是决定首先打击孤立冒进的67军，以粉碎敌之进攻企图。作战设想是：以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法一部包围甘泉城之685团，其余主力在甘泉城东北约10公里之劳山、小劳山的林区山地进行设伏，在运动中歼灭由延安来援之敌。 9月下旬，在延川永坪的红15军团主力以3天的急行军，到达甘泉城西北约20公里之王家坪一带集结。徐海东、刘志丹率师、团干部勘察了地形，决心以主力6个团在劳山的东西山区设伏歼敌。其部署为： （一）81师之243团，于28日佯攻甘泉城。 （二）81师率241团，于29日进至甘泉以北约6公里之白土坡一带，担任正面阻击。 （三）75师率223团，于29日在甘泉东北约10公里的劳山公路东侧、225团于劳山公路之西侧设伏。 （四）第78师率232团，于29日在甘泉东北约7公里的小劳山公路西侧设伏，骑兵团在劳山以北约3公里的卢家村、土地沟、阳台一带隐蔽待机。 9月28日，红军81师的243团包围了甘泉县城开始战斗，29日拂晓各伏击部队也进入了阵地。位于延安的东北军第110师师长何立中，根据67军军长王以哲的命令，于10月1日率所属第628、629、630团，从延安出发，沿公路向西南约40公里的甘泉县城增援。当到达延安西南约20公里的40里铺时，留下其630团以防埋伏和进行前、后方的策应。以后这支部队的2个团通过狭窄的山路后，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和缩短队形便于指挥，在稍事休息后，即以4路纵队向甘泉县前进。 约在下午3时左右，何立中的第110师进入了设伏区，红15军团的各部队随之全线出击，经约4个小时的激战与反复冲杀之后，至黄昏全歼敌第628、629团，击毙击伤其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及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多人。生俘其团长裴焕彩以下3000多名，缴获山炮4门，八二迫击炮8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3000多支，军马300多匹，50瓦电台一部。110师师长何立中在重伤后死去。 这次作战后，王以哲的第67军开始慎重，又采取了在大别山地区使用过的步步为营堡垒战术，企图实行封锁逐步缩小红军的根据地。10月20日该军第107师之619团全部和621团的第2营进驻至甘泉以南之榆林桥并构筑工事。 为消灭立足未稳之敌，红15军团决定，仍以红81师第243团围困甘泉城，以集结在王家坪地区的主力南进，歼灭刚到达甘泉以南榆林桥之敌军。 10月25日拂晓，红75师和78师乘着晨雾，从榆林桥的东西两面对守敌发起攻击。红78师歼灭洛河西岸之敌后，韩先楚的第232团涉水至洛河以东向榆林桥敌据点进攻。战斗至当日下午，全歼敌第619团及配属于该团的621团之第2营，击毙、击伤其300余人，生俘其团长高福元以下1800多人，缴获八二迫击炮8门，重机枪工6挺，轻机枪108挺，长短枪1300多支。 这两次作战的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和革命群众的胜利信心，大大的改善了红军的装备，仅轻机枪即可装备1个师。但对东北军来讲，首先对红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感到惊讶，另外在失去家乡的整个东北军中，对蒋介石这种不抗日而继续进行亲者痛而仇者快的内战政策，开始益发不满。 上述被红军击成重伤后死去的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在“九·一八事变”时是驻沈阳北大营的独立步兵第7旅的副旅长，而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消灭的第619团，“九·一八事变”时也是驻北大营3个步兵团的其中之一。这些军官和部队，没有牺牲在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抗日战场，而竟死于反人民的内战，这在对日本帝国主义有着深切仇恨的东北军中，怎能不引起深思？ 就在红25军于劳山和榆林桥地区作战时，中央红军从江西、湖南，经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各地，打破了蒋介石直接指挥各路大军的重重封锁和连连尾追，进行多次转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胜利地到达了陕北之吴起镇。 不久，原在陕北的红15军团与刚到达的红1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东北军的部队在劳山、榆林桥两次失利后，10月下旬，敌西北剿总重新调整其部署，以东北军57军在庆阳地区的109、111、106师东进至鄜（富）县西部的葫芦河两岸，构成东西封锁线；以东北军67军之117、107师在甘泉向南的洛河两岸构成南北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甘泉、延安之间的联系。企图歼灭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进而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红一方面军为打破敌之上述进攻，决定首先在鄜县西部葫芦河边的直罗镇地区歼灭敌一、两个师，然后再视情况转移兵力进行各个歼敌，以打破敌之围攻并向洛川、中部（黄陵）、宜君、宜川、韩村和关中、陇东一带扩大根据地。 为利于在直罗镇歼灭敌人，红一方面军确定以红15军团81师的241团继续围困甘泉城、第243团则进至鄜县东南的洛河西岸羊泉原一带，与地方游击队牵制鄜县中部之敌并阻止其西援。 在西部庆阳地区的董英斌之57军3个师于10月28日开始东进，到达庆阳与鄜县交界处的太白镇时，为防止遭到红军的进攻，即在太白镇与合水镇之间地区筹备粮食和构筑工事。东部的王以哲67军之117师于11月6日到达鄜县后唯恐深入冒进而遭打击，暂在原地停止。 为迷惑敌人，红一方面军令在甘泉的第241团加紧围攻，以调动敌人。 敌西北剿总发现甘泉危急，于是在11月17日令第57军3个师迅速东进，企图解甘泉之围。19日，敌57军的牛元峰第109师其先头部队从太白镇沿葫芦河向东前进约30公里到达黑水寺和安家川，距直罗镇仅有8至10公里。但该师的主力，尚在太白镇东南约15公里的张家湾。11月20日晨，敌109师由空军掩护，分3路沿葫芦河及以南和以北之山地前进，并于下午4时后到达了直罗镇。其设防情况为： （一）109师师部率625团位于直罗镇； （二）626团位于直罗镇之北山； （三）627团位于直罗镇之南山。 到达直罗镇的第109师处于突出孤立的位置。红一方面军根据这一情况，当即抓住战机，于11月20日晚将其包围。21日晨，两个军团同时发起进攻，至上午10时左右，在北山的敌626团已被红一军团消灭；在南山的627团也被红15军团全歼；镇内敌625团两个营向北山增援时，被红一军团击溃。敌师长牛元峰率部曾几次向北突围，但均被击退。中午12时左右，牛元峰率所属残部约500多人，退入直罗镇东南的土寨内，固守等待增援。 21日下午，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及副主席周恩来至红15军团指挥所察看了地形并作了有关指示。 为增援109师，敌西路57军的第111师于22日上午由安川向直罗镇前进　23日东路67军的117师从鄜县向西南的羊泉原、张村驿进攻，而107师则由东面向么家原、丁家原进击。这3个师企图从东西两面增援被围的第109师。但上述敌增援的3个师，全被红一方面军击退，敌东路、西路也全遭阻止。57军对109师的解围失去信心后，遂以第106师为后卫与111师撤回至太白镇地区。 红一方面军发现敌西撤后，即以第一军团的第2师和15军团75师之225团一个营分3路向西沿葫芦河追击，至11月24日中午12时将敌106师的617团歼灭在葫芦河沿岸的羊角台、张家湾途中。 东西增援之敌均被击退，并追歼了其一个团。困守在直罗镇东南土寨内的牛元峰知待援无望遂于11月23日半夜率其仅剩的约500人分路突围，出土寨后即四处逃窜，24日上午红15军团很快将其歼灭，牛元峰在兵败时自杀。 由于第109师已被全歼，西路的57军又退向庆阳，因而王以哲于11月26日亦令其东路的增援部队撤回至原地。 直罗镇作战，从11月20日开始，在全歼敌109师及106师的617团之后于11月26日胜利结束。 红25军于1935年7月16日，从长安以南的丰峪口向陕北转移，留在陕南的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于9月9日在商南县的梁家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和组织问题，确定： （一）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根据地。 （二）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 （三）合编各游击武装部队，组成红74师，辖一营、三营、手枪团、师机关、直属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 （四）作战方针是游击战，应灵活机动，扬长避短、同敌兜大圈予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同时，继续收拢各游击武装和伤病员。 新成立的特委，由原鄂陕特委负责人郑位三为鄂豫陕特委书记，原鄂豫特委负责人李隆贵为常委。其它常委和委员有：陈先瑞、方升普、曾焜、李书全、袁崇安、张培真、郑连顺等9人。 红74师于1935年10月6日在商南县的碾子坪正式成立，总共约700人，其编成为： 　红74师　　师长　陈先瑞　　政委　李隆贵 　　　　　　副师长兼参谋长　方升普 　　　　　　政治部主任　曾焜 　　第1营　　营长　张海波　　政委　袁崇安 　　第2营　　营长　萧大喜　　政委　郑连顺 　　手枪团　　团长　吴济云　　政委　张培真 这支部队在成立的前后，在陕南地区坚持了原地游击战争并历经西北军、东北军的多次划区清剿，保卫住了革命根据地和发展了革命的力量。直至西安事变后，在陕北的红15军团，于1937年1月10日奉命由咸阳地区出发，向西安的东南方向挺进以配合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向陕南洋县等地集中的万耀煌、王耀武、李铁军、李默庵部队。红15军团于1月15日到达商县一带，并派出军团的第75师至商县以北的板桥，对洛南方向进行警戒。 1月22日，坚持在鄂、豫、陕地区斗争的红74师，从灵宝、潼关地区回到商县东南之张村，与红15军团会合并归红15军团指挥。 由于蒋介石集团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至1935年，对日军的侵略依然采取退让的不抵抗政策，不提收复东北，亦不向东北调遣部队配合义勇军作战，且于5月17日恢复了中日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国内则多次严禁抗日活动，解散抗日团体，并集中更大的兵力进行惨烈的内战。这些倒行逆施的政策，不仅使国人极度不满且遭到国际正义人士的指责。在国民党内部对此亦引起很大的议论，尤其是身处“剿共”第一线的部队。这种形势对继续作侵华准备之日军，则提供了有利的侵略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