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佚名 cdhyy cdhyy （1935年） 进入1935年，世界形势更趋紧张，欧洲的德国正在进行7年战备，企图再起，以雪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仇，东方的日本除继续扩充武力加紧在我国东北推行伪化，实行严厉统治之外，并将其侵略的矛头指向我国的华北，企图利用当时我国各地方势力与南京政府之间的矛盾，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以实现其继东北之后，把华北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 在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自1934年10月开始长征以来，已转战于云、贵、川地区，尾追红军的国民党部队也随之到达这些地区。 此时日军的情报机关，在分析我国政治、军事形势时认为：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不仅削弱了红军，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将一举两得，借此而统一西南大片地区，使云、贵、川等省的地方势力，不得不进入其控制之下，4月16日任命吴宗信接替王家烈为贵州省主席一事即为明证。因而他们提出了在南京政府统一全国之前，日军应以多种手段对我国进行侵略，重点是与东北接壤的华北地区。 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协定，使冀东成为“缓冲地带”，按协定，我国在这一地区只有行政权和由警察维持社会秩序权，而不得进驻部队。这样，冀东实际上已落在日军的魔掌之中。它在山海关、唐山、通县等地设立了特务机关；买通了冀东滦榆区专员、并掌握着冀东保安队的殷汝耕为其效劳；在我国抵制日货的情况下，日货由日本和大连直接运至秦皇岛一带上陆，殷汝耕的冀东税务检查机关，仅收少量的进口税或检查费，使冀东一时成为日货与麻醉品向我国走私的猖獗地区。 1935年5月29日，经日本政府的密谋策划，由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少将出面，声称：5月2日，亲日的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51岁）、5月3日，亲日的“振报”社长白逾桓（63岁）被抗日团体暗杀，以及5月下旬抗日游击队孙永勤部受于学忠命令在热河地区与关东军作战后进驻至遵化附近，以上反日活动是受中国政府指使的结果，因此向在华北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提出了6条无理要求，即： （一）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河北省会由天津迁保定。 （二）中央军撤出河北省。 （三）立即撤换天津市长张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予以免职。 （四）河北省、市党部及军分会政治处停止活动，并解散反日团体。 （五）对被暗杀的两名亲日新闻社长，应赔偿其损失，逮捕、严办参与暗杀的人员。 （六）取缔排日书籍。 敌在提出以上条件后，即以武力相威协。6月7日，关东军的步兵一个大队、骑兵旅团1部向山海关结集，独立混成第11旅团由热河前进至古北口地区，关东军飞行队以两个中队飞抵锦州。6月9日敌滨田吉次郎少将的旅顺要港部亦派出了驱逐舰两艘驶向塘沽。 在以武力相威协的同时，6月9日，酒井隆与日本辅佐武官高桥坦，再次向何应钦提出日方的无理要求。何经请示后，南京政府竟全部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并以何应钦的名义，于7月6日函复敌“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此即后来所称的“何梅协定”。信件内容为： 迳启者：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 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我国对河北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免、惩戒、以及省会的所在地，竟听命于日军；人民群众正义的爱国运动，南京政府竟听命于日方面予以压制、取缔；中国政府在国内的河北省，不能进驻中央军，不能惩办汉奸等等，这些都是丧失国家主权的极大耻辱。而蒋介石在这期间仍集中大军在云南省追击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 按照“何梅协定”，日本将国民党的中央势力逼离了河北，于学忠亦被调任甘肃省主席。随之，日军即得寸进尺按其预定计划在华北进行新的阴谋——策动华北五省的地方势力，脱离南京政府，进行所谓“自治”。 1935年8月1日，多田骏中将继梅津美治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他即与南京政府有矛盾的山东、山西、河北省、察哈尔、绥远等省的地方势力中展开活动，企图策动他们脱离南京政府，成立作为日本附庸的傀儡政权，使这些地区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方提出：如南京政府对自治进行武力干涉，日军则承担保护“自治”之任务。诈称，华北如与“满洲国”紧密握手，成立新政权，很快即将繁荣等等。 敌在华北策动地方势力进行“自治”的活动已初具雏型之后，竟通过外交途径。由其驻华大使川越茂于1935年9月13日正式向南京政府提出将华北作为“缓冲区”的要求。随之，9月20日，多田骏在天津向日本记者宣布：日本对华之基本观念，是支援其“自治”运动。 关东军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于10月初派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至华北协助多田骏，具体策划华北五省的“自治”。 土肥原是日本阴谋策划侵华的重要人物之一，出身于冈山县的武士家庭。其父土肥原良永是陆军少佐，其兄土肥原鉴是陆军少将。1904年10月，土肥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他从1907年12月开始即在我国的张家口地区从事谍报工作，他专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民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气候，风俗、人情、语言、文字，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官场应酬，偷窃情报、制造事端、策动叛乱等等，对中国问题可谓精通。因此，日本个称他为“中国通”。 土肥原到达华北经过认真考察，并与诸多有关人员进行直接接触之后，发现多田骏策划的与“满洲国”合作、在日本指导下的“华北自治”等活动，并无多少基础，且已趋于流产。因多田骏派人对这些省的领导者进行个别游说时，发现这些省的领导人都是要作独霸一方的乱世英雄、而不愿作听人摆布的傀儡，且有关国家大事，谁也不愿带头为敌之公开鹰犬。 当多田骏推行的“华北自治”方案行不通时，土肥原乃改用各个击破的方法。他首先对存有二心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早已通敌的冀东滦、榆区专员殷汝耕进行个别策动。结果韩复榘于1935年11月12日，通电要求公布宪法，开放政权，并预定在11月21日宣布“自治”。 南京政府感到事关重大，即派西北军元老、时任参谋次长的熊斌将军（曾任过西北军参谋长）至北方，对这些原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进行说服、疏通、晓以民族大义，才使韩复榘将其预定的“自治”取消。　　。 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有日本妻室的殷汝耕，竟于1935年11月24日通电脱离南京政府，25日在通县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使冀东地区的通县、抚宁、卢龙、顺义、滦县、迁安、宝坻、怀柔、临榆、密云、宁河、平谷、遵化、蓟县、昌平、兴隆、丰润、玉田、香河、三河、昌黎、乐亭等22县完全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将冀东保安队扩编为5个总队，兵员达12000人左右；1个月之后即12月25日，又将冀东伪政权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其保安队的编组及部署情况为： 第1总队　　总队长　张庆馀　位于蓟县、密云地区约2000人 第2总队　　总队长　张砚田　位于抚宁、临榆、卢龙、迁安约2400人 第3总队　　总队长　刘佐国　位于昌黎、滦县、乐亭约2000余人 第4总队　　总队长　赵　雷　位于丰润、滦县（沙河以西）约2000人 第5总队　　总队长　李允声　位于通县约1000人 由于华北地区发生了这一事件，南京政府于11月25日下令撤消北平军分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并下令通缉投敌叛国分子殷汝耕。12月11日又下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使日军在华北策划的地方“自治”阴谋，未能全部实现。 1935年，我国社会各阶层、各进步政党发起了更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本着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目标及根据第三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于当年8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国内各党派、各社会阶层、各武装部队都应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接着12月4日在天津、9日在北平，由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团体所领导的天津、北平的学生举行抗日游行示威，以显示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蓬勃的救国运动，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展开。 关东军在东北对抗日部队进行清剿和推行伪化的同时，也在策动蒙奸在内蒙古闹事。以图达到在日本统治下的“内蒙独立”，影响外蒙，开辟第2条进攻苏联的路线。 1935年5月，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少将指挥其所属人员对内蒙上层人物进行多方活动并取得了相当进展之后，又亲自去内蒙的东鸟珠穆沁，会见了内蒙有影响的人物德穆楚克栋鲁布。他向德王表白，关东军将全力支持德王在内蒙古进行的“独立运动”。由于板垣的允诺和日本特务人员的活动，内蒙的伪化从而加快。11月，内蒙德王至长春会见了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及参谋长西尾寿造，谈妥了有关内蒙独立和给予军事援助等若干问题。 1935年12月，关东军驱使内蒙的李守信、卓什海所部进犯察东。1936年1月初，这两支伪军攻占了多伦、沽源、宝昌、张北、康保、商都等6县及化德、尚义地区。6月28日在化德成立伪内蒙军政府，由德王任军政府总裁，并采用从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的时间算起，作为其纪元年历，收编了王英等部，将整个伪蒙军约20000人编为兴亚联合军团，以后相继扩大，编成9个骑兵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