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佚名 cdhyy cdhyy （1932年） 按当时日军内部的说法：满洲是日本陆军的势力范围，华中、华南则是日本海军的势力范围。 日军在上海租界内的陆战队，随着我国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增减，平时为1个大队约600人。1927年春，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后，日军陆战队骤然增至4300人，当北伐军于9月间到达徐州、郑州一线地区时，日军陆战队开始回撤。至1928年6月以后，恢复正常人数。但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0月，又向上海增加了1个中队。1932年1月，上海形势紧张时，又增派来两个大队，使日军陆战队在上海的总人数达到1800人左右。“一·二八事变”后，又增派来4个大队。 此时日本在华的海军，为第1和第2遣外舰队。长江流域及长江口以南的沿海，由盐泽幸一少将的第1遣外舰队担任巡逻警戒；青岛地区以南沿海及以北之海域，则由津田静枝少将的第2遣外舰队负责。其在上海地区的部队为： 　第1遣外舰队　　司令长官　盐泽幸一　少将 　　第15驱逐队　　驱逐舰4艘　轻巡洋舰“大井”　（1月23日至上海） 　　第22驱逐队　　驱逐舰4艘　轻巡洋舰“夕张” 　　第23驱逐队　　驱逐舰4艘 　　第30驱逐队　　驱逐舰4艘　轻巡洋舰“天龙” 　　旗舰　　“安宅” 　水上飞机母舰　“能登吕”　搭载水上飞机6架（1月24日至上海） 以上舰只及其辅助船分布于长江口以南沿海，另外炮舰则分布于长江下游、中游及长沙地区。 　海军陆战队　　指挥官　鲛岛具重　大佐 　　第1大队　　大队长　铃木光信　少佐　辖第1、2、3中队共720人 　　第2大队　　大队长　多田野佐七郎　大尉　辖4、5中队共457人 　　第3大队　　大队长　高桥一松　少佐　辖第6、7中队共468人 “一·二八事变”前，我国在京沪铁路沿线驻有蔡廷锴的19路军，分驻于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上海，担任对京、沪铁路、上海市以及这一带长江南岸的警备。驻于上海的为区寿年的第78师两个旅，其155旅部署在上海外围南部的南市、龙华、漕河泾，西部的虹桥、吴家巷、北新泾、华漕、真如；其156旅部署在上海市以北、黄浦江以西的大场镇、唐桥、江湾镇、张庙、吴淞地区。 担任首都警备的国民党军第87师、88师驻于南京外围各地。“一·二八事变”后于2月14日以这两个师和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编成了由张治中将军指挥的第5军，并从2月16日开始，加入了上海以北的蕴藻滨一带和长江南岸之宝山、月浦、罗泾、浏河、七丫口地区作战。 第19路军是从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的基础上组成，曾参加过多次作战，素以富有革命性与勇战而闻名。这次，该军在上海作战中，打退了敌人向北火车站的进攻，与第5军击溃了敌3次增援部队。历战1个多月之后，敌被迫于3月3日主动提出停止战斗，进行和谈的要求。 当时19路军及第5军之编成为： 　第19路军　　总指挥　蒋光鼐（一并指挥第5军） 　　　　　　　军长　蔡廷锴 　　　　　　　参谋长　黄强 　　第60师　　师长　沈光汉 　　　第119旅　　旅长　刘占雄 　　　第120旅　　旅长　邓志才 　　第61师　　师长　毛维寿 　　　第121旅　　旅长　张厉 　　　第122旅　　旅长　张炎 　　第78师　　师长　区寿年 　　　第155旅　　旅长　黄固 　　　第156旅　　旅长　翁照垣 　第5军　　军长　张治中 　　　　　 参谋长　祝绍周 　　第87师　　师长　张治中（兼） 　　　　　　　副师长　王敬久 　　　第259旅　　旅长　孙元良 　　　第261旅　　旅长　宋希濂 　　　独立第20旅　　旅长　伍诚仁 　　第88师　　师长　俞济时 　　　　　　　副师长　李延年 　　　第262旅　　旅长　钱伦体 　　　第264旅　　旅长　杨步飞 　　　独立旅　　旅长　莫雄 　淞沪警备区　　司令　戴戟 　华侨救国义勇军　　总指挥　周晖甫 　吴淞要塞区　　司令　谭启秀 　飞行第2中队　　中队长　丁纪徐 19路军是1931年底被调至上海地区布防。因该军全体官兵抗日意志坚强，颇受上海地区的工人、学生、农民、青年及社会各阶层的爱戴和拥护。上海民众的爱国热情及对军队的支持和期望，更加激发和鼓舞了19路军的斗志和信心。因而他们在作战中，与友军密切协同，英勇顽强，奋起杀敌，打击了日军的狂妄气焰，稳住了上海地区的战局，为抗日民众在“九·一八事变”后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张治中的第5军组成后，于2月16日到达上海市，归蒋光鼐统一指挥。其布防地区为吴淞镇以西，向南经曹家桥、胡家宅直至江湾以北一带的黄浦江以西地区，以防止敌由黄浦江登陆向西进攻，迂回上海的北部地域。后来该军则西移至罗店、嘉定、浏河，以防敌由长江南岸登陆。 “一·二八事变”，仍为关东军所策动，其目的为转移国际视线，乘机在东北成立伪政权。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串通上海日本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要其在上海挑起中、日之间的事件，以造成日本向上海出兵的借口。并支付田中隆吉20000日元的活动经费，且言明，如此项经费不够使用，由上海的“钟纺”（纱厂）事务所予以支援。 随之，田中隆吉与在上海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合谋后，开始行动。 川岛芳子原名金壁辉，是逊清皇族肃亲王的女儿，六岁时，也就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他成了日本人川岛浪速之养女，以后就学于日本信州之高等女校。根据她的性格、特长、活动能力，日本军方对其进行了以搜集我国军事情报为重点的特务训练，养成她适应在我国社会各阶层的活动能力，学会了射击、乘骑等的技能。经日军安排，她于1927年11月在旅顺和蒙古王公之子甘珠尔察布完婚，以图借此为日方进行“满蒙独立”活动。1928年革命军继续胜利北伐。张作霖由北平地区退返东北途经皇姑屯被炸死后，世界舆论大哗，使日方推行的满蒙政策受挫，而我国则逐步统一。在此情况下，川岛芳子的活动受到影响，随即与其夫脱离关系返回日本。 “一·二八事变”时，26岁的川岛芳子利用其姿色和假冒的各种身分猎取我国的军事情报。她与军政界、学界等进行广泛接触，散布谣言、组织各种活动（收买汉奸破坏战场通讯、桥梁及放火等）并进行窃听、制造混乱、刺探军情，有时女扮男装，有时则化装为舞女。由于她的广泛活动，使敌上海派遣军及时掌握了上海地区之政情和19路军、第5军等军情。3月1日，白川义则的司令部向其部队发出了当夜中国军队将从上海西撤的通报。这一通报，就是根据川岛芳子提供的侦察材料而完成，为此，敌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于3月6日夜间（冈村在这一天的早晨才到达上海）接见了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称赞她所获得的情报准确、及时，使日军在上海地区的行动能预有准备。在满意的气氛中，川岛芳子还向冈村介绍了自己在中国之显赫家世。 1933年春，日军进攻热河时，川岛芳子出任伪满洲国定国军司令，使该地区之民众大受涂炭，以后又出任伪满洲国谍报部长。她因处于盛年仍浪迹社会而无归宿，致常有孤寂、空虚之叹！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中央军在搜捕敌特、汉奸时，川岛芳子虽有善于隐身、化装之术，但终于在10月11日被抓获并被关押在北平宣武门外的第一监狱。1948年3月25日，42岁的金壁辉被中央军枪决，由川岛家将其遗骸领回，葬于日本。 为挑起“一·二八”事件，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在上海之行动计划为： 第一步：收买上海的汉奸，寻机打伤经常行走于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工厂附近街道上作祷告的日本僧人； 第二步：当上述日本僧人被打伤后，即策动在上海的日侨由光村芳藏担任会长的反动团体“日本人青年同志会”进行报复。焚烧抗日情绪高昂的“三友实业社”和袭击我国附近的官宪机关； 第三步：在上海处于极度混乱、人心不稳的时候，要求日本当局和上海海军陆战队出兵干涉，“以保护侨民”。 1932年1月18日傍晚，日本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藤井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共5人，正沿途作祷告并路经“三友实业社”工厂附近时，遭到一些汉奸的突然袭击，其中1名僧人因伤势过重于24日死去。 当日本僧人被打成重伤这一消息传出之后，一些不明真相的日侨因受其反动团体挑拨宣传的影响开始闹事。青年同志会则组织了32名打手于1月19日半夜捣毁了“三友实业社”，另一部在马玉山路附近袭击了我国的警察，两名警察被砍伤，1名被砍死。 1月20日，部分日本侨民在“日本人俱乐部”召开大会。会上决定要求日本的陆、海军立即向上海增兵，并要求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对此采取强硬手段。会后，600多日本人手执凶器游行于吴淞路、老靶子路、北四川路，大呼颠倒黑白的挑衅性口号。途中还捣毁了几处商店，阻止了电车的行驶，并打伤了劝阻的英国巡捕。 经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这一策动后，上海的形势很快就紧张了起来。 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村井仓松，为此事于1月21日上午10时居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如下的四条无理要求： （一）市长须对总领事表示道歉。 （二）凶犯之搜查、逮捕与处罚，应迅速切实执行。 （三）对于5名被害者，须付给医药费及抚慰金。 （四）关于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为，一概予以取缔，并将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即时解散。 同日，敌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还发表了一个恫吓性的声明： 上海市长对于日本提出之要求，如不给予满意答复并将各项要求立即实行，海军司令官将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 在盐泽发表声明的同时，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于1月21日紧急派出在吴港的轻巡洋舰“大并号”（排水量为5100吨，舰长158米，14公分口径炮7门，发射管8个），和第15驱逐队及特别陆战队457名于1月23日晚到达上海。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号”也于1月24日到达上海。 由于敌海军兵力的增多，日领事村井仓松之态度也随之强硬，竟要求我国于26日午后，作出使日本满意的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对日本在上海的暴行，我国上海各报均予以揭露。《民国日报》的标题是：“日浪人借陆战队掩护”。此时，恃其武力在远东称霸的日军，乘机寻事，1月22日，驻上海的敌海军陆战队，派出其第1大队第1中队长土山广端中尉，持信至《民国日报》社，竟对该报提出限于23日早5时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的四条无理要求： （一）主笔来队提出公文道歉。 （二）在该报登载半张版面之谢罪文章。 （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事。 （四）罢免有直接责任的记者。 由于南京政府此时依然采取不抵抗的方针，上海市长吴铁成经与在沪各界人士研究后，竟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四条无理要求，封闭了《民国日报》。随之于1月28日15点15分，将上述内容转致日本驻沪总领事。 由于日军逐步制造紧张局势，使整个上海极度不安。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亦于28日16点宣布戒严，因而各国在上海的驻军均按其预定的警备区域配备了部队。 日军则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在吴铁城同意四项无理条件之后，竟又要求我国撤出驻沪军队。盐泽幸一于28日20点提出，北四川路一带之日本侨民对当面中国众多之军队深为不安，因此要求中国方面，将该地军队撤出并平毁工事，由日军进驻。 盐泽在提出上述要求时，即令其在舰上的陆战部队约三分之一的人员于21点30分上陆，加上原来在日租界的陆战队，向天通庵火车站附近集结。按其计划，沿天通庵向西的铁路及两侧攻占上海北火车站，遮断我国守军的军事运输以便扩大其在租界以外的占领区域。 当上述部署完成后，1月28日23时30分，盐泽下令由天通庵沿铁路攻向北火车站，从而爆发了上海“一·二八”战争。 29日天明后，敌陆战队在长江口之“能登吕”航舰水上飞机配合下，攻占了由国民党军宪兵1个连防守的北火车站。其间北四川路、宝山路一带均有激烈的巷战。 驻于闸北地区的78师翁照垣的156旅于29日下午开始对敌反击。经激战后，打垮敌之援兵，并消灭了在车站周围进行防御的敌军。17点左右收复了上海北火车站，同时还击退了天通庵、横滨路、虬江路、宝山路各处之日军。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2天，日本的犬养毅政府发表了如下颠倒黑白之声明： 关于上海事件帝国政府声明 （昭和7年1月29日） （一）帝国政府于去年10月9日以觉书向国民政府指出，中国各地之狂暴排日运动，是在与国民政府职能极难区分之国民党党部直接指导下进行。作为依靠武力推行国策之敌对行为，前曾要求制止党部及其领导各团体策动之排日活动，与取缔其他排日运动，为保护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及利益，采取必要和有效之措施。并数次向中国中央及地方官宪反复说明以上之要求，提醒予以深切注意。 （二）然国民政府并未接受帝国政府上述要求之诚意，甚至认为中国官民对帝国臣民之不法行为，是爱国心之表露而予以奖励，致排日运动愈益深刻、执拗。特别是最近在广东、青岛、福建等地惹起杀害帝国臣民与侮辱帝国官吏之事件及中国各报纸登载对我皇室不敬消息之事件发生。” （三）就中以上海抗日会本部及其他各种排日团体至为猖狂，特别是最近《民国日报》之不敬消息事件及日莲宗僧侣被杀伤事件等发生以来，事态愈益恶化。依此帝国在上海之总领事，向中国地方官宪提出取缔排日运动及其他有关之公正适当要求，但中国方面在答复上则荏苒迁延，同时在上海周围集中军队，对我采取威胁态度，使日本侨民极感危险。 （四）当中国方面在28日午后3时接受我方要求时，但我方鉴于中国从来之一贯做法，在监督其实行之同时，对不逞分子之策动则严加誓戒。另外，公共租界工部局也因租界附近中国军队等有不稳行动，于同日午后4时颁布戒严令。结果各国驻屯军按协同防卫计划，进入其配置地区。我陆战队亦按担任区域于29日午前零时，对北四川路两侧开始配置。因中国正规军队突然开枪挑战，我方不得已而还击。目下，我方正继续要求中国军队从我国侨民区附近撤退。 （五）此次我海军在上海方面之行动，与以往主要列国在该地屡次采取之实力行动相同，均为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及我方权益，别无他意。我方与英、美、法等国在上海驻军相比，只驻少数之陆战队，为适应事态方有所增加。我方当然坚持与列国协调之方针，派在当地之帝国官宪正与各国领事、共同租界工部局、各国驻军相继保持密切联系。我方对上海地方并无任何政治野心，自不待言。对同地区列国权利利益，亦无侵害之意，此已无庸赘述。 从以上日本政府的声明中，预计日军将在上海地区扩大战争并威胁南京，因而我国政府于1月30日将首都迁至洛阳。 日本政府在上述声明的第二项中，关于对其皇室不敬之经过是，1932年1月8日，朝鲜爱国志士李奉昌，在日本皇宫前的樱图门，向经过该地的裕仁天皇投掷炸弹，但未命中。我国各报纸在登载此消息时，上海《民国日报》1月10日有“虽不中，不远矣！”之内容。日本认为这是对其皇室的不敬，而提出抗议。实际日本早即侵略朝鲜，此时正在侵略我国东北，我国民众及有志之士，对其不敬本属正常。而受人怀念的朝鲜爱国者李奉昌，在当年9月30日即遭敌判处死刑。 野心勃勃的盐泽幸一，在失败后因有英、美在上海的总领事居中调停，同意从1月29日20时开始停战3天。而日本的海军则利用这一时机，向上海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及1个海上驱遂队。 日本海军原想在陆军制造的“九·一八”之后，海军也在上海能取得与其同样的侵略成果。在接到失败的报告后，随之增派部队，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及第2驱逐队于1月31日、2月1日，先后到达上海附近。其中两艘航空母舰则停泊于上海以东约130公里的马鞍列岛海面。 从2月2日开始，由这两艘航舰上起飞的飞机侦察轰炸了京沪铁路、沪、杭、甬铁路和闸北地区。3月5日，当敌攻击机轰炸真如时，被我国守军高炮击落一架。同日由平林长元大尉率领从“凤翔号”上起飞的3架攻击机在所茂八郎大尉3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于真如上空同我国空军展开空战，平杯大尉的飞机被击伤。 得知上海战况不利的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博恭王，经内阁会议研究，于2月2日上奏裕仁天皇并得到裁可之后，即又向上海增派部队。 日本海军于2月2日新组成了由野村吉三郎中将为司令长官、岛田繁太郎少将为参谋长的第3舰队。该舰队先后到达上海，旗舰“出云”号于2月8日至沪。第3舰队之编成序列为： 　第3舰队　　司令长官　野村吉三郎　中将 　　　　　　 参谋长　岛田繁太郎　少将 　　上海陆战队　　指挥官　植松练磨　少将 　　　　　　　　　参谋长　鲛岛具重　大佐 　　　第1大队　　大队长　钤木光信　少佐（3个中队） 　　　第2大队　　大队长　多田野佐七郎　大尉（两个中队） 　　　第3大队　　大队长　高桥一松　少佐（两个中队） 　　　第4大队　　大队长　森可久　少佐（两个中队） 　　　第5大队　　大队长　太田实　少佐（两个中队） 　　　第6大队　　大队长　志贺正成　大尉（5个中队） 　　　第7大队　　大队长　胜野实　少佐（3个中队） 　　汉口陆战队　　第3舰队司令部附　无着仙明　大尉 　　“出云”　　舰长　松野省三　大佐 　　第13驱逐队　　司令　横山茂　中佐 　　　“早苗”　　舰长　橘正雄　少佐 　　　“早蕨”　　舰长　门田健吾　少佐 　　　“吴竹”　　舰长　北村仓幸　少佐 　　　“若竹”　　舰长　仓永恒记　少佐 　　第15驱逐队　　司令　神山德平　中佐 　　　“蔌”　　舰长　广濑贞年　少佐 　　　“茑”　　舰长　滨野元一　少佐 　　　“藤”　　舰长　冈本义助　少佐 　　　“薄”　　舰长　佐佐木丙二　大尉 　　第1遣外舰队　　司令官　盐泽幸一　少将 　　　“平户”　　舰长　丹下薰二　大佐 　　　“天龙”　　舰长　斑木健介　大佐 　　　“常磐”　　舰长　山田定男　大佐 　　　“对马”　　舰长　本田忠雄　大佐 　　　“安宅”　　舰长　小桥义亮　中佐 　　　“宇治”　　舰长　大岛四郎　中佐 　　　“伏见”　　舰长　松野俊郎　少佐 　　　“鸟羽”　　舰长　石河淡　少佐 　　　“坚田”　　舰长　伊藤贤三　中佐 　　　“比良”　　舰长　山澄贞次郎　少佐 　　　“保津”　　舰长　森良造　中佐 　　　“势多”　　舰长　来岛茂雄　中佐 　　　“热海”　　舰长　小岛秀雄　少佐 　　　“二见”　　舰长　中原三郎　中佐 　　第24驱逐队　　司令　田中操　中佐 　　　“樱”　　　舰长　宫坂义登　少佐 　　　“柳”　　　舰长　杉野修一　少佐 　　　“桧”　　　舰长　小西要人　少佐 　　　“桃”　　　舰长　佐藤康夫　少佐 　　　“浦风”　　舰长　江口松郎　少佐 　　　“小鹰”　　指挥官　藤田勇　大尉 　　第3战队　　司令官　堀悌吉　少将 　　　“那珂”　　舰长　山本宏毅　大佐 　　　“阿武隈”　　舰长　岩村清一　大佐 　　　“由良”　　舰长　谷本马太郎　大佐 　　第1水雷战队　　司令官　有地十五郎　大佐 　　　“夕张”　　舰长　斋藤一郎　大佐 　　第22驱逐队　　司令　木幡行　大佐 　　　“皋月”　　舰长　松原博　少佐 　　　“水无月”　　舰长　成田忠良　少佐 　　　“长月”　　舰长　藤田俊造　少佐 　　　“文月”　　舰长　阿部俊雄　少佐 　　第23驱逐队　　司令　铃木田幸造　中佐 　　　“三日月”　　舰长　冈野庆三郎　少佐 　　　“菊月”　　舰长　佐藤俊美　少佐 　　　“望月”　　舰长　中川浩　少佐 　　　“夕月”　　舰长　森下信卫　少佐 　　第30驱逐队　　司令　原显三郎　中佐 　　　“弥生”　　舰长　西冈茂泰　少佐 　　　“畦月”　　舰长　高次贯一　少佐 　　　“如月”　　舰长　井原美岐雄　少佐 　　　“卯月”　　舰长　杉浦嘉十　少佐 　　第1航空战队　　司令官　加藤隆义　少将 　　　航母“加贺”　　舰长　大西次郎　大佐 　　　航母“凤翔”　　舰长　堀江云郎　大佐 　　第2驱逐队　　司令　若木原治　大佐 　　　“冲风”　　舰长　田村刘吉　少佐 　　　“峰风”　　舰长　河西虎三　少佐 　　　“泽风”　　舰长　伊集院松治　少佐 　　　“矢风”　　舰长　牟田口格郎　少佐 　　　“能登吕”　　舰长　三竝贞三　大佐　（特务舰） 　　　“大井”　　舰长　太田泰治　大佐 　　　“室户”　　舰长　山田满　中佐　（特务舰） 　　　“间宫”　　舰长　富田贵一　大佐　（特务舰） 　　　“野岛”　　舰长　蓝原有孝　大佐　（特务舰） 　　　“鸣户”　　舰长　伍贺启次郎　中佐　（特务舰） 　　　“龙田”　　舰长　松木益吉　大佐 　　第26驱逐队　　司令　西村样治　中佐 　　　“栗”　　舰长　吉田义行　少佐 　　　“榴”　　舰长　藤田友造　少佐 　　　“柿”　　舰长　濑户山安秀　少佐 　　　“栂”　　舰长　山本岩太　少佐 在日本海军于2月2日组成第三舰队的同一天，日本陆军即令第9师团紧急动员，做好向上海地区的作战准备；并将第12师团之步兵第24旅团配属了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之后，改为混成第24旅团，先由佐世保军港起航至上海。 日军参谋本部，除派混成第24旅团、第9师团至上海之外，还拟定了因上海战事蔓延，以护侨名义占领部分地区，进而扩大到对我国全面侵略的几种用兵方案，即： （一）保护在华日本侨民时： 　　　上海方面　　第9师团 　　　山东方面　　第1师团 （二）占领天津、北平地区时： 　　　平、津方面　　第5师团 　　　（由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指挥） （三）进行对华全面战争时： 　　　关东军：　　辖第2、8、10师团 　　　华北（山东）方面：　组成两个军，共7个步兵师团，3个骑兵旅团 　　　长江地区：　组成1个军，辖两个师团 　　　福建方面：由台湾军对该方向进行警戒 日本自从1925年为了节约军费，生产现代化装备的坦克、火炮、飞机，而裁减了第13、15、17、18这四个步兵师团。此时兵力包括警卫皇宫及东京城的近卫师团在内共17个师团。按以上用兵方案，一旦进行全面对华战争，则需动用12个常备师团，占其现有部队的三分之二。 在2月2日下令向上海派出陆海军部队的同时，陆军参谋本部在与海军军令部进行了协商后，向派出的部队下达了作战指示，即： （一）作战方针 帝国陆海军相互协同，担任保护上海方面之帝国臣民；为此要与各国在沪军队依然保持协调，以击溃当面的中国军队。 （二）作战要领 1．在陆军部队到达前，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现地进行固守； 2．混成旅团到达后，即指挥海军陆战队继续执行前项任务； 3．混成旅团之输送，由佐世保海军船舰负责实施，其登陆由上海陆战队掩护； 4．陆军主力第9师团，在动员令下达之后，大致在第6天开始乘船，预计在第10天或第12天到达上海附近。 以上部队在海上之护卫（如需要时）及上陆之掩护。由第3舰队担任； 5．考虑到国际间之微妙关系，陆、海两军均应与现地之帝国外交官宪，保持特别之紧密联系； 6．有关今后之作战指导方针及作战实施上之协定等，另定。 就在日军向上海地区增调部队时，我国驻于京、沪铁路沿线的第19路军之第60师、61师，亦奉命向上海调动，主要是集结在上海市以北的大场镇、江湾镇、吴淞镇、黄浦江西岸、长江南岸这一带的预定战场；并组成由第87师、88师、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为骨干的第5军，准备开赴上海作战，并指定若干师、团，及时调出部队进行补充。 日本的陆、海军，为向上海派遣部队，又将往日陆、海军之间多年的矛盾趋于表面化。 海军认为上海是它固有的警备地区，因此，这次作战的兵力使用、作战方法，其主导权应由海军确定。其本意是：上海方面作战，陆军派出的1个混成旅团应由海军指挥，从而暗中与陆军对抗。海军的上层还提出：派遣第9师团这样一支战略性部队至上海，对外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只派1个混成旅团为好，从而向陆军提出了强硬的不同意见。 陆军则认为：根据作战需要派兵，至于派多少部队去上海，无须海军过问，而且于2月2日已经达成了协议，对此望海军再予考虑。由于两个军种意见未能一致，因而参谋本部即令混成第24旅团暂时待命。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1868年10月17日，按兵库县知事伊藤博文的上奏，在削去276个藩主的兵权之后，以长州藩、萨摩藩为主的勤王部队，组成国家的正式陆军。并于1869年7月8日在其政府内成立兵部省，任命嘉彰亲王为兵部卿，统一领导陆上部队与极少数的沿岸水兵。当时兵部省隶属于首任辅佐睦仁天皇的右大臣（即政府总理）三条实美。 日本的海军于1872年5月10日由陆军中分出并在政府内成立了海军省，由胜　安芳代理海军卿（即日本仿西方造船的先驱者，又名胜　海舟）。 由于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在明治维新开初的贡献不同，成立时间的先后不一，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就日本陆军来说，它名义上虽然已是国家的常备军，但其实权仍操纵在自恃对国家有功的长州藩（山口县）、萨摩藩（鹿儿岛县）的军人手中，而成为左右日本国家政治方向的特殊力量。 形成长州藩、萨摩藩特殊权力的基础，一是明治维新之初，他们向国家提供了勤王部队步、骑、炮兵约8000人，使睦仁天皇得以荡平国内诸藩阀而统一了日本；二是睦仁统一了全国之后，按照三条实美、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木户孝允、井上馨、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多次上奏，确定依照远东的形势，日本应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军事扩张，以增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在远东发挥其作用。于是日本即增强军备，依靠军队来贯彻上述的侵略主张。并利用长州藩、萨摩藩为国尽忠之热忱。而多年起用这两个藩出身的大量武人主管陆军。 日本从明治维新至1945年无条件投降的68年内，陆军军人被授予大将军衔的为134人，其中籍贯为鹿儿岛县的竟有16人，而属于山口县的则达19人。日本全国的行政区划为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二府（京都府、大阪府）、43县，而鹿儿岛县、山口县出身的大将竟有34名，其他县则仅为1至4人左右。由此可见长州、萨摩两藩在日本陆军中的地位。 日本陆军在国内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的一股势力。它认为有了陆军才有了明治维新的大业；因陆军几个月的东征西讨削平群藩，才于1868年的3月8日得以将首都由京都迁至东京，16岁的睦仁天皇才得以于3月14日在紫宸殿敬祭天地，立下了与万民相约之5条立国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以展经纶；三、文武一途，使人心不怠，四民各遂其志；四、破旧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他们还认为，陆军在维护国体、效忠天皇、保卫国家、开辟疆土、造福国民、铲除奸佞等方面，是处于中坚的地位。 由于日本陆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据有这样的特殊地位，因而对后期成立的海军则不放在眼里，事事进行牵制，压低海军，因而展开了一直无休止的明争晴斗，而且在多数的情况下陆军均占上风。这些明争暗斗的内容主要有： 1884年（明治17年）日本的海军省与海军军事指挥机关分开，它也想仿陆军在1873年6月19日由陆军省分出成立参谋本部的做法，从而与陆军的指挥机关平行。结果遭到陆军首领山县有朋等人的极力反对而未能实现。理由是：掌握国家和世界的整个动态；提出国家的战略方针；指挥国家主要的军种——即陆军的指挥机关，才可称得上为参谋本部，而海军则是专业部队，其最高指挥机关，只能称为军令部，海军对此极为不快。 在国防方面，陆、海军各有不同的看法。陆军说日本是一个陆军国，必须依靠陆军向大陆扩展。如在国内进行沿海防卫，则等于坐毙!面海军则说，日本是一个标准的海洋国家。以各自提高自己的作用和地位。 表现在对外扩张方面，陆军主张向我国的大陆和俄国的远东地区侵略，即所谓的大陆政策。因此他们要求生产大量的坦克、飞机、大炮和机动车辆；而海军则主张向太平洋与远离日本的英、美、荷兰争夺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及外南洋各地（赤道以南），即所谓的海洋政策。因此他们要求有大批的战舰、航空母舰、潜水艇和远程轰炸机。 表现在军事习惯方面，陆军先崇尚法国。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又崇尚德国。而海军则崇尚英国。这是因为两个军种向上述不同国家学习和聘请顾问的结果。而主要还是推崇德国，这和日本于1889年2月11日公布有76条的第一部宪法，是以德国的宪法为蓝本有关。 经常接触国际新知识的海军，他们看不起日本陆军的那些粗野作风，和人事关系上的封建性。但陆军对此并不在乎，依然如故。因他们自认是人数众多的军种之首，主宰着陆上战场，握有广泛的权力。对不符合其政治主张的内阁，亦可将其推倒。 由于陆、海军的长期矛盾，在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自在其占领地区为城市占领、伪政权之组成、物资接收、公共建筑的分配、港口的使用、警备区域的划分，经常互不相让而各皆提交其上级处理，结果依然不易解决。为装备生产，互相亦各立门户。海军自己设厂生产坦克（特二内火艇）；陆军则自己设厂制造“ゆ”型潜水艇。日本的战史研究家们认为：仅从日本陆、海军技术协作的记载上，即可看出那是一段“不合作的历史”。 因此，这次出兵上海，陆、海军之间的矛盾又通过各种形式显露出来。因陆军出兵的数量多少，一直争论不下，直至2月4日才取得一致意见，2月5日下令，混成第24旅团开往上海。 由于相互关系的不和。后来在上海的作战中，指挥关系又作了两次改变。第一次是混成第24旅团到达上海后，其指挥关系是：第3舰队指挥混成第24旅团，混成第24旅团指挥海军陆战队。当第9师团到达上海后，则既指挥混成第24旅团，也指挥海军陆战队。 混成第24旅团，于2月6日晨在佐世保集结，上午10时全部上船，11时出港，由末次正信中将的第2舰队护航。其旅团长下元熊弥在“妙高号”巡洋舰上（该舰排水量13000吨，水线长201.7米，20公分口径炮10门、高射炮8门发射管16个，时速33海里），接到第3舰队司令长官野村吉三郎向该旅团发出在吴淞登陆进攻吴淞炮台的电令。 敌在上海的陆战队，为了接应陆军24旅团登陆，从2月7日上午9时，即向吴淞铁路码头以西的杨家宅、旗杆宅、曹家桥一带的我国守军进攻，但未收到预定效果。当天下午2时，敌混成第24旅团先头的第46联队森田彻少佐之第1大队依靠军舰上的炮火支援，组织强行登陆，于下午6时在铁路码头上陆完毕，并在附近集结作进攻吴淞炮台的准备。 下元熊弥等对吴淞炮台作了侦察后认为：当前作战重点应为市区附近。致于进攻炮台，因攻坚料材不足，以推迟占领为好。对此，他于2月8日上午，一面向第3舰队司令长官野村报告，一面以电报向其参谋本部提出，从当前市区情况极其紧张，在部队攻坚器材不足的情况下，第3舰队竟下达了首先攻占吴淞炮台的作战命令，极不慎重。 随之，参谋本部向海军军令部提出了暂不进攻吴淞炮台的要求。由于陆军不愿执行这项任务，海军军令部只得通知第3舰队，改变此项命令。此时就野村来说，他才真正感到陆军不好指挥。而下元熊弥等陆军人员则认为，此次增兵是至上海日本租界保护帝国的权益，而海军指挥官连当前的作战方向，作战重点都未弄清，怎能听其胡乱指挥，消耗了力量而又未能完成主要任务？ 混成第24旅团，原属木原清中将的第12师团。此时日本全国都在紧缩开支，以应付国际上的经济萧条景象，日本军队亦因此面处于简编状态。该师团的4个步兵联队中，每联队仅有2个步兵大队（已裁减去1个步兵大队）。为使这4个联队都得到实战锻炼，木原清决定，各步兵联队抽调一半的兵力，归混成第24旅团指挥。其组成情况为： 　混成第24旅团　　旅团长　下元熊弥　少将 　　步兵第14联队第2大队　　大队长　冈奉德三　少佐 　　步兵第24联队第1大队　　大队长　碇善夫　少佐 　　步兵第46联队第1大队　　大队长　森田彻　少佐 　　步兵第48联队第1大队　　大队长　岩佐俊　少佐 　　骑兵队 　　炮兵队 　　工兵队 　　辎重队 日军的步兵师团、旅团，在战术编组上，是采用“二二制”，即每个师团辖2个旅团，每个旅团辖2个步兵联队。与我国后来全部采用“三三制”战术编组不同。 混成第24旅团准备以一部监视吴淞炮台，主力拟在11日拂晓进攻江湾镇。这一作战方案报到第3舰队时，野村吉三郎接受了该旅团不听指挥的教训，转而征求驻上海武官、刚被任命为第9师团参谋长的田代皖一郎少将之意见。 田代在日本陆军中是属于稳健人物，观察问题不象少壮派那样狂妄，因是上海武官，他对我国军队在江湾镇及该镇以西的大场镇布防实力比较了解，并且已初步了解到我国政府对日本出兵上海，将逐步转化为强硬态度。他与野村商量的结果认为：混成第24旅团已被分出一部至吴淞炮台方向，现在的一部与海军陆战队力量较弱，如果进攻不得手，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时，援兵又不能很快到达，那将招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对混成第24旅团的进攻江湾计划，未予同意。 田代的本意是：在那个“陆军长老”（日军中对植田谦吉的一种叫法）及其所率的部队未到达以前，先对上海采取守势。因为他不愿意在尚未与师团长见面，和未了解在上海整个的作战意图以前，就参与决定这样不大有把握的问题。 下元在计划未批准之后，即以“长崎号”商船于11日在吴淞镇遭我国守军射击为借口，决定占领黄浦江对岸的一段以便于第9师团在该地登陆。在12日午前，令步兵第14联队的第2大队经纪家桥占领沈家宅附近一带；令工兵中队在永安纺织厂附近为第2大队夜间在纪家桥附近作渡河进攻的准备。 此时对岸我国守军已侦知日军这一行动，也做了相应准备。根据下元的命令，第14联队的第2大队于2月13日拂晓开始渡河。这个大队渡河时，其岸上部队予以火力支援。当该大队先到达对岸已占下临时阵地、大队已全部上岸面立足未稳的时候，守军即开始反击，随之将该大队予以包围。依此，下元随即又令第24联队的第1大队前往增援接应第2大队返回原地。直至2月14日晨，第2大队才退回到吴淞火车头车库附近集结，此时已被守军击毙10名，打伤27名。由于我国守军的抗击，这次混成第24旅团，首战就被打退。 此时，海军的佐世保特别陆战队，也于2月5日到达上海。8日，海军在闸北以20余门火炮与空中轰炸机相配合，进行攻击。我国守军则依据市内街道房屋作成的工事，顶住该陆战部队的进攻。9日守军从江湾方面迂回攻击该敌的右翼（北侧），由于决心果敢、攻势猛烈、动作迅速，日军的陆战队很快即陷入混乱支持不住而后退。此时海军第3舰队令在混成第24旅团方向的陆战队，急速乘汽车快速前进至闸北增援。由于上海军民的决心抗战，勇猛歼敌，一举打退了佐世保特别陆战队到达上海后发起的步、炮、航空兵的联合进攻。 沪战发生后，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要人中，对于抗战的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应坚决抗日，以阻止日本侵略。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在作战第一线的19路军蒋光鼐、蔡廷楷，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和行政院长汪精卫以及冯玉祥、李济深与参谋总长朱培德。其中蒋、蔡、戴三人曾于沪战发生后的1月29日代表其部队向全国发出守土抗日、决不退缩的通电。而汪、冯、李、朱等，则于2月6日联电19路军表示慰问，并表明援军正向上海开拔，以激励第一线部队。 陈立夫、程天放、曾养甫等人则主张由蒋介石率东北军等出师山海关外，加强北方战场对日军的压力以牵制上海之敌。他们认为这样做还可以收复国土、洗雪国耻；牵制敌军，实行持久抗战；利用团结内部和顺应民心；易于巩固军事重心，加强北方革命之基础。 还有宋庆龄、何香凝女士，对19路军、第5军将士之忠勇抗敌，倍加赞扬，宋于2月12日、何于3月11日相继率各方面之人士至淞沪前方，看望为国杀敌的将士们，并勉励他们继续奋斗，不使我中国的寸土沦入日军之手。 另一种主张就是何应钦、蒋介石，认为淞沪抗战我军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或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为此，应适可而止，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万勿犹豫致失良机，以便集中兵力，在江西进行剿共。因此，在“一·二八事变”后的第2天，何应钦向各省通报沪上的军事情况时，即以低沉之语调晓喻地方，其内容为： 上海冲突，由日方声请停止，各国领事居间调停，继续停战3天，暂告段落。中央决定方针，一面从事正当防卫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一面仍遵用外交方式，要求各国履行其条约上之责任。 查正当防卫之定义，为抵抗紧急不正当之侵略行为。现在日军在沪既要求停战，我方即应沉着应付。否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误用正当防卫，转成诱起战争之口实，国际同情亦随之而失矣! 现国联已援用第15条，采取较有效之制裁，是外交方面或有转机之望。并盼各省军政长官深体中央旨意，确切明了正当防卫之意义，即对于此次上海冲突勿涉嚣张，启日寇借口宣战之机，失国际同情之利。 对于外侨应一体尽力保护，制止借用名目非法侵害，以靖地方而利国家。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大部地区，接着于11月8日制造了天津事件，11月19日侵占了齐齐哈尔，1932年1月2日攻占了锦州。“一·二八”上海事件发生时，关东军正调集部队由长春向北，越过松花江。作进攻哈尔滨的准备。处于此刻，谋国者依然昧于松散的国联，还解释对侵略者的“正当防卫”，唯恐“日寇借口宣战”。似乎日军在我国东北、华北的大规模侵略没有发生过一样。以这样无能的政府、无能的高级决策机关，自然只有一退再退，一让再让，而误国误民。从以下的一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反动集团在严重的国难时期对外怯于抗日，对内勇于剿共的诸多事实。 当19路军在上海浴血奋战、民众大力进行支援、日寇正被打退的时刻，何应钦却于1月31日、2月8日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限制部队的作战行动，以防被共产党利用和对敌抗战须适可而止等的指示。1月31日之电文为： （一）我军连日不顾牺牲奋勇自卫，允足以表扬爱国之精神。惟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收。 （二）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通令所部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 （三）现各国对我颇表同情，故我对各国侨民与军队。亦务求亲善不得稍有冲突，以保持已得之同情。 （四）对假托爱国名义之捣乱团体，应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亦须周密注意，以防共匪从中利用机会而图捣乱也。 何应钦2月8日、9日发给上海市长吴铁城的电报，要求适可而止准备与日军停战，曾引起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的反对。2月8日之电文为： 上海吴市长铁城并转子文、静江、岳军、庸之诸兄： 庚末电谅达。我国对外一切军事平时毫无准备，兄等已所深悉，是以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结束为国多留一份元气也。 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须依据各国通牒第五条，连同东省问题整个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 目前沪事交涉，如诸同志坚持强硬并依赖国际或列强之帮助，势必迂缓迁延，牺牲我19路军净尽而后已。不但丧师抑且失地，吴淞、真如、南翔各地亦必相继断送，而陷我19路军于无谓之牺牲，良心可悲。 日军之横暴凡有良心熟能忍受？无如强弱异势，不能不考虑情形权衡轻重适可而止也。请兄等商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致益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 就在日军第24混成旅团被19路军连连打退的2月13日，何应钦为早日主动结束淞沪抗战，特按已下野的蒋介石意图，向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转去防止进行大规模进攻的电报。内容是： 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般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等语。特此电达即希查照。 由于敌第9师团到达上海，何应钦为与日方妥协，以便仍集中兵力在江西进行剿共，于2月14日致电吴铁城，提出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原则，电文为： 寒申（14日）电悉。日方陆军到后，态度特变强硬，我方如具大决裂之决心，彼或戢其凶锋，而交涉易于妥协，情势固然。无如回顾国力除财政问题外，抗日、剿共两难兼顾，如彻底抗日则必与赤匪妥协。而移调剿赤之师以应战；如赤匪仍从进剿，则对日再无彻底进剿之余力，两者只能出于一途万难并进也。 现在进行似应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原则，如须变更应请各地中委迅集行都讨论决定。以免顾此失彼行缓迁延贻误大局也。 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一·二八事变”后，对2月5日从剿共的江西战场抽调蒋鼎文第9师至上海抗日的决定非常不满，而拒绝调出，并于2月6日致电何应钦，要其重新考虑，电报内容是： 调蒋铭三师赴沪，增援我上海自卫军竭力抗倭谁曰不宜？惟事应全局统筹，剜肉而疮莫补是两败之道也。现赣州、万安、泰和、吉水同时告急，万安、泰和之匪虽已击退，赣州、吉水尚在相持，江西之兵如何可调？ 江苏兵力对倭固属不足，江西部队对匪何尝有余？由江西抽出一师赶沪，对倭无致胜之望，对匪则有先败之虞。夫倭寇如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此时两方兼顾，则两方俱不能顾也。似应尽江苏兵力抵抗割肉，尽江西兵力制止烂心。 日本之兵力可随时添加，我之增援自穷，故不能不予增援。江西之匪可随时爆发，我之防备不可疏，故不宜稍予抽调。不然，万一江西防线有一部动摇，则影响所及不堪设想。顷与一民兄（即朱绍良，当时任江西省绥靖公署主任）熟商，蒋铭三师决不能抽调赴沪，请公等有以统筹之，勿剜不可割之肉而补不能补之疮，则国家生命望苟延一息。临电不胜悲痛。 蒋鼎文的第9师，上官云相之47师等部队，须调至上海附近地区以增强纵深兵力，这是军政部已决定的事。所以对熊式辉拒调第9师之意见未予同意，并于2月10日电告江西，该师仍须调出。为此熊气愤之极，竞要辞职不干，要南京另选高明。2月13日他向何应钦发出了这样一份不满的电报： 赣州被匪围攻甚急，伯南（即广东陈济棠）派援恐无希望，不得已须由辞修（即陈诚的第18军共5个师）调兵前往。江西兵力公所深知，抗日剿匪责任不能兼顾，已迭电陈明，但公既屡电调铭三部，亦自不容攀辕再留，一民兄已令其迅速开拔矣。 此后如再有缓急，应请预为统筹，如有他部同等兵力到赣接防，始可调拨。 辉亦拟请缨抗日赴沪效力，地方之事将请中央另简贤能。今日而言抗日乃最光荣，不敢后人也。谨布腹心。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我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极高，第2天上海总工会、商会分别通告全市罢工、罢市，商会还征集物资、现金，民众则涌跃捐献，随之纷纷送向前方。 此时青年学生则自动报名参加义勇军和救护队而上前线。2月1日上海各大学的学生义勇军500余人，救护队300余人，参加了19路军78师的翁照垣第156旅作战。上海市民联合会的义勇军200余人亦于当天参加了19路军并开赴前线。以后各行各业的义勇军相继加入了19路军。 因受爱国思想的鼓舞，各省青年亦纷纷至上海参加19路军，其中象原在沈阳市的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由其校长冯庸率领于2月13日到达上海地区；四川省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1队，也于4月2日到达淞沪一带，加入了第156旅。 第9师团于2月9日午后在广岛县的吴港宇品湾军用码头集结，共分两个梯团，依次于9日、10日出港，驶向上海。植田所率的第1梯团过了门司进入对马海峡时，由海军的第22驱逐队护航。12日午后1时，植田谦吉在“三笠号”舰上，收到混成第24旅团长下元熊弥发来的电报，内容为，上海方面告急，在吴淞镇方面的陆战队，已用汽车将其运送至上海，归植松练磨少将（新的陆战队指挥官）指挥。 接到这一电报的植田谦吉，即令第1梯团的船舰加大速度，以图早日到达上海。他考虑到在通过吴淞口时，将会遭到炮击，因而通知在航行中的部队，应有该项作战准备。13日上午植田的船团受到日本海军舰队的迎接，下午12时30分到达长江口的停泊处。随之植田谦吉听取了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和先头到达上海人员的汇报。以后即在小雨中上溯长江，至吴淞口时，掩护的炮舰已向岸上开火。船团进入黄浦江后，一部在吴淞码头停泊，主力于13日下午6时到达上海港。当晚植田在船上与第3舰队的野村吉三郎、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等举行了联席会议，接着发表了其强词夺理和掩盖侵略行径的声明，大意为： 本人担负着保护侨居上海帝国臣民的任务，于今日到达上海。 由于中国军队向我海军陆战队挑战，致使上海租界突然成为不安和恐怖之地区。而帝国侨民的困状亦实在令人痛心。本师团长根据任务。决定与海军协力，迅速拯救我侨民脱离困境。为此，当尽量避免无益的交战，而以和平手段达成目的，但对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 对于有关各国，将以协凋为主旨，努力消除租界的不安。另外，对于并不妨害我师团执行任务的一般中国民众，委实不胜同情，本师团将始终尊重其和平生活。 第9师团的先头部队，于14日开始上陆，15日全部上陆完毕，并分驻两处，一为上海市内的杨树浦东部一带；一为在吴淞铁路码头的沈家巷镇附近地区。后续的第2梯团也从上述两处于16日上陆完毕。随之第9师团的第18旅团接管了北四川路附近海军陆战队的一部分防区。师团司令部则位于公大第一纱厂。该师团的编成是： 　第9师团　　师团长　植田谦吉　中将 　　　　　　 参谋长　田代皖一郎　少将 　　第6旅团　　旅团长　前原宏行　少将 　　　第7联队　　联队长　林大八　大佐 　　　第35联队　　联队长　德野外次郎　大佐 　　第18旅团　　旅团长　小野幸吉　少将 　　　第19联队　　联队长　酒勾宗次郎　大佐 　　　第36联队　　联队长　大贺一男　大佐 　　山炮兵第9联队　　联队长　岩野正治　大佐 　　骑兵中队 　　工兵中队 　　辎重兵中队 　　配属部队： 　　　独立战车第2中队 　　　野战重炮兵第2联队第1大队 　　　攻城重炮兵第1联队第1中队 　　　第1、第2野战高炮队 　　　临时工兵队 　　　兵站汽车第5中队 　　　飞行第2侦察机大队 　　　独立飞行战斗机第3中队 当时第9师团连同受其指挥的混成第24旅团和海军陆战队，约计17000人。植田谦吉企图一举击溃我国在上海之守军。 日本出兵，对在上海有经济关系的各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加之去年秋季日军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件，以后11月份在天津制造骚乱，1932年1月2日侵占了锦州，目前又在上海制造这样的事件，这些都使各国对日本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对日军及日本政府不择手段做出的很多低下浅薄的勾当，各国都非常鄙视，认为它是东方的小无赖，缺乏立国于世界的起码道义。 当时在上海各国的经济利益关系较大的是英国和美国。根据1929年的统计，英国在我国投资总数的76.6％，即73740万美元，集中在上海地区；按照1930年的统计，美国在华投资总数的64.9％，即9750万美元集中于上海。因此日本贸然出兵，自然会引起这些国家的反对。 上海是华洋杂处的远东大城市，外国的权益地区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公共租界的管理，由纳税人通常选出英国人5名、美国人2名、日本人2名共为9人组成的参事会，其下设执行机关——工部局，以管理公共租界内之行政、治安、防务、工商、外事、教育、福利、卫生等事务。而法租界则单独自行管理。 此刻在上海的日本侨民约为3万人，经营各种商社和银行与9家大纺织厂，并有3家出版的日文报纸，即波多博所办的《上海日报》，深町作所办的《上海每日》，以及宫地贯道所办的《上海日日》等。 日本在上海的侨民比较复杂，有工商业者、银行家、海运从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也有浪人、特务。这些人，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经常发生冲突和惹起事端，但他们在支持日本对华侵略方面，大多数则又趋于一致。 1月28日夜间，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挑起军事冲突后，英、美、法三国驻日本的大使均奉各自政府的命令，共同向日本的外务大臣芳泽谦吉提出了警告。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将军，将其旗舰“康特”号，驶入上海港，提出中日双方停战，并在“康特”号舰上进行谈判的提议。又经英国公使蓝浦森的斡旋，我国19路军代表范其务，日军第9师团代表田代皖一郎于2月18日上午9时，在法租界的“中日联谊社”，进行了约2个小时的会谈，日方要求我国军队撤离上海地区，19路军当即予以断然拒绝。 会后，植田谦吉即按预定的程序，于18日下午9时向19路军蔡军长发出了通告并召集各国武官作了说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亦将其颠倒黑白的通牒，送上海市长吴铁成。植田通告之内容为： 奉师团长切望以和平友好手段完成任务，为此特向贵军作如左之通告： （一）贵军应即从速中止战斗行为，于2月20日上午7时前，从现在之第一线撤退完毕。于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全部撤退。 黄浦江西岸，从租界西北端连接曹家渡镇、周家桥、蒲松镇一线起；黄浦江东岸从烂泥渡、张家桥镇一线起，各从租界边境向北后撤20公里（包括狮子林炮台）。同时拆除上述地区内之炮台及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行设置。 （二）日本军对贵军开始撤退后，不进行射击、轰炸和追击，但空中侦察不在此限。贵军撤退后，日本军仅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之道路地域（包括虹口公园之周围）。 （三）贵军第一线撤退完毕后，日军为确认业已实行，得派有卫兵之调查员于撤退地域。该调查员携日本国旗以资识别。 （四）贵国对于撤退地域以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财产，应完全保护之。此项保证如不完全，日方将采取适当之手段。 （五）关于对上海附近（包括撤退区域）之外国人保护，另行讨论。 （六）关于禁止排日运动。1月28日吴市长对村井总领事之允诺，应严格执行。关于此项当另由帝国之外交官与贵国上海行政长官进行交涉。 以上各项如不见执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之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村井仓松之通牒内容为： 迳启者： 自1月28日晚，贵国第19路军及便衣队，向日本陆战队攻击以来，闸北方面中日两军成对抗之形势。29日晓。双方虽有停止战斗行为之成约。但贵国军队仍背约向我方射击或轰击，使我方不得不予以应战。且贵国军队实行其有计划之挑战，于是吴淞及江湾方面亦发生军事行动。在此时间，贵方一方面散布关于19路军对防卫租界保护居留民而绝无它意之我军加以新的攻击，便衣队出没于各处，依然不停止其恶劣凶暴之行动。居留日本人固无论矣，即上海租界亦受到非常之威胁。本总领事认为，在此之时从速解决由两国军队冲突，而引起之事态乃极为必要。故希望依照左列条件，从速终止战斗行为，切望贵国军队接受该项条件，同时予以切实之履行。贵国军队不接受该项条件，日本军队将有自由行动之事实。 （一）中国军队须于2月20日上午7时以前，将第一线撤退完了；于2月20日下午5时以前，从黄浦江左岸由公共租界西北端连接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松镇之线起算，租界北部境界线以北及连接黄浦江右岸烂泥渡及张家桥镇之线以北，完全撤退至距租界20公里以外之地域（包括狮子林炮台），即将该地域内之炮台及其他军事设施撤去，并不得重新建筑。在上海附近而不属于上述撤退地域内一带之日本人生命财产，须由中国方面完全保护。如上项保护有未完全之情形，日本方面得执行适当之手段。便衣队，中国方面应一概有效禁止之。 （二）日本军队确认中国军队业已撤退之后，仅只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括虹口公园之周围）。日军自中国军队开始撤退以后，停止射击、轰炸及追击之行动，但飞机之侦察不在此限。 （三）中国军队从第一线撤退完了后，日军为确认其实行起见，得派遣有卫兵之调查员于撤退地域。 （四）关于保护上海附近（包括撤兵地域）之外人，另行商议之。 再：关于第19路军此次采取此种行动之经过，业于2月15日，本总领事致贵市长函中言及，认为毕竟由于贵市长，对于1月28日答复1月20日本领事要求所称，及时解散抗日会及禁止其他排日运动之诺言，未有切实实行之诚意与能力而发生，所以本领事重新向贵市长要求，从速而且完全实行上述贵市长之诺言。本总领事以极大之关心，监视贵市长对于本案之实行，如贵市长不能实行，我方不得不采取适当手段时，由此所发生之一切责任由贵方负担。合并声明，相应函达即烦查照。 19路军与上海市政府，对植田与村并以侵略口吻所提之无理要求，极其渺视并严正指出，淞沪战争及我国民众之抗日行动，是由日本侵略而引起，后果当然应由日方负责。所以在2月19日午后7时给日方的复函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19路军复函之内容为： 迳复者： 顷接贵司令2月18日午后9时来函，备悉一切。本军为中华民国政府所统辖之军队，所有一切，悉遵国民政府之命令。来函所开各节，业经呈报国民政府核夺办理，由外交部答复贵国公使，本军长未便答复。特此奉陈。 上海市政府函复之内容是： 迳复者： 昨晚9时接贵总领事公函，所开各节业经阅悉。查来函所述上海方面严重形势，均系贵国军队违反公约、公法，任意进攻吾国领土、惨杀吾国人民所造成，其一切责任，应由贵国负担一节，迭经函达在案。此次贵总领事所请转达本国军队要求实行之各项条款，本市长未便转达。 查来函所指各节，均为足以影响中日两国一般关系之问题，应由两国外交代表处理，本市长业经呈报本国政府核夺，由外交部迳行答复贵国驻华公使矣! 惟应声明者，贵国军队现仍实行挑衅、攻击、轰炸无所不为，以致本国国民之愤慨日见增加。在此情况之下，所谓抗日运动自难消灭，凡因此面发生之一切责任，贵国自应完全负担。 相应函复，请烦查照。 日本侵略者军事和外交的恫吓，对19路军、第5军和上海等地的抗日民众，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2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对日宣言，表明了抵抗侵略之决心。 先期到达上海的敌第9师团与后来抵沪的第11师团，共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进攻，即2月20日进攻江湾、大场；2月25日再次进攻江湾、大场；3月1日第9师团进攻张家桥、夏马湾一线，第11师团在太仓县七丫口登陆。其中第1、2次，植田谦吉的第9师团，因遭到第19路军等部队的有力打击而发生很大的伤亡，进攻被迫中止。以后这两个师团于3月1日从两个方向发动进攻，才占领了上海西北的长江南岸地区。 敌经过部署以后，第9师团及受其指挥的混成第24旅团和海军陆战队在2月20日上午7时30分，以左、右两路向北面的江湾、大场我国守军地区进攻。植田在公大纱厂进行指挥。其炮兵和海军的装甲汽车队则重点支援右翼前原少将的第6旅团。9师团以一线式分左、右向北进攻了三天。 上海市区北侧的边缘距江湾镇约为3公里，距大场约为5公里。19路军利用村落、河岸、要地以钢筋水泥做成的工事，从容地抗住了第9师团的进攻。日军的重炮兵15榴炮队，则以复旦大学附近为阵地，用连续的火力支援进攻江湾的第6旅团。 担任左翼进攻的混成第24旅团，以24联队碇　善夫的第1大队进攻庙行，以46联队森田　彻的第1大队进攻麦家宅。为炸开这两处守军的防御工事及多层铁丝网，该旅团向这两个大队各配属了1个工兵小队。但在两天的进攻中均被19路军打退，且伤亡较大。 配属给碇　善夫的工兵第2小队长东岛时松少尉将该小队17名爆破手编成两个班，5个组，任务是为大队炸开三条向西进攻庙行镇的通路。工兵第2小队在施放烟幕及火力掩护下，进行了几次爆破都因被守军提前发现而未成功，有4名爆破手被击毙，4名被击伤。于是，东岛少尉便令预备班的一等兵作江伊之助为组长，率一等兵北川　丞、一等兵江下武二，对守军阵地的前沿再次进行爆破。 当作江等3人利用暗夜再次进行爆破时，又全被守军击毙。但碇　善夫的第1大队利用被他们炸开的铁丝网缺口才突入庙行镇。 在上海的敌军，为了宣传上的需要，将作江等称其为“肉弹三勇士”、“忠勇之三肉弹”。对其战斗行动作了这样加工描写： 接到爆破任务后的作江伊之助、北川　丞、江下武二这3人，知此行绝难生还，所以在爆破前抱必死、必成之信念，将各自之后事咐托了别人，并将尚剩的香烟及物品分给其他伙伴，在喝了斟给的诀别酒之后，即携带爆破器材于22日晨3时30分利用晨月（即农历正月17），继续对当面约20米外之铁丝网等作了强行爆破。这3人到达预定位置后，突然不顾一切，抱着已引燃导火索的炸药包向前突进，结果铁丝网被炸开各约10余公尺宽的两处，作江等3人亦同时被炸为碎片。攻击的部队由三勇士以血肉开辟之突破口冲进庙行镇。作江、北川、江下三肉弹之壮举，体现了皇军之无畏忠勇与大和魂之真姿。 从此日军及日本社会对这3人即誉之为“忠勇三肉弹”。 第9师团2月20日上午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并无多大进展。 前原宏行的部队在20日晚间发动进攻时，企图绕至江湾镇以西、以北的守军后方，便令第35联队攻击江湾镇以西的水渠一带地区；令第7联队空闲升少佐第2大队，从江湾北面攻向严家桥。 当空闲升率其大队于当晚21时30分窜至严家桥以东约400米一带时，守军一部与其交战。接着机动部队投入战斗，他们以信号弹、火光标示敌军的位置。江湾镇、严家桥守军的炮兵便向该地转移火力。德野外次郎的第35联队企图前来增援这个大队，但被守军全部打退。 敌这个大队被围后，19路军一部即对其展开歼灭战，由炮兵支援，以轻火器直接掩护，对各点的日军发动连续的进攻、冲杀。结果严家桥以东一带成了日军第7联队第2大队的墓场，到处是他们的尸体及呻吟的受伤者。最后他们的抵抗已极其微弱，枪声也逐渐稀落。除一小部分利用黑夜逃脱之外，大部被歼和被俘虏，空闲升少佐也被活捉。上海停战后，我国释放了日方俘虏，但空闲升少佐被放回后不久，即于3月28日自杀。 第9师团在2月20日晚间进攻失败后，21日上午以第6旅团全部及第19联队的第1大队，由炮兵和航空兵支援，再次对江湾镇发动猛烈进攻。19路军依托工事进行顽强防守，并不断组织出击。中午，敌第6旅团被迫停止进攻。 21日这一天，第9师团还因情况判断错误而招致了另外一次损失。上午10时左右，植田谦吉在复旦大学的指挥所内，接到航空兵飞行员的空中报告：江湾、大场一线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实际这些部队是19路军的一部在进行战斗换防。所以植田命令空军配合第6旅团，加紧进攻江湾镇，在追击时被19路军一举击退。 两天的连续进攻均未收到预定的效果，第9师团感到再继续力攻，只会造成更大伤亡。因此，21日晚决定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进攻重点确定在江湾镇及其以北地区。 22日，左翼队混成第24旅团及18旅团的一部进攻大场及以西地区；右翼队第6旅团进攻江湾以北地区；炮兵将其阵地设于两翼部队的后方；19联队的第1大队用包围形式占领江湾镇东部，并以一个小队占领屈家桥附近，负责与海军陆战队和江湾镇之间的联络。为使该大队能完成此项任务，将独立战车第2中队的4辆装甲汽车归其指挥。 第9师团总的进攻计划是：突破第一线后，向大场、江湾的两侧翼进攻，重点为右翼江湾的北侧地区，预定攻击时间为当日上午8时。 22日，植田在天乐寺指挥所指挥战斗。早晨因有低云，日军航空兵未能起飞。混成第24旅团的第一线部队与工兵破坏了守军的铁丝网，于晨6时突入至守军的前沿阵地庙行镇以东，麦家宅及其以南坟地一带。 此时守军除了作正面抵抗外，还从敌混成第24旅团的右侧（东面）进行反击，使该旅团的攻击被迫停止。 配属给第9师团的重炮兵，将其阵地设于江湾赛马场，山炮兵阵地设于梁殷宅附近。上午8时开始射击，用主要火力支援右翼部队进攻以破坏守军阵地前的障碍物及火力点。 进攻的部队，尤其是第6旅团第35联队的第1大队，在22日午后4时向郭家宅的东面守军阵地猛烈冲击。该大队的第2中队还自行决定夜间攻击后郭家宅，结果因19路军的英勇抵抗，这个中队大部遭到伤亡。这一天，第6旅团攻占江湾及其北侧的计划未能实现。 约在下午1时，第9师团接到混成第24旅团的报告：旅团右侧面（东北面）逐渐被敌军包围，目前虽保持有孙家宅南部及北部地区，但敌军正向孙家宅东北方向扩展包围圈。植田根据这一报告，随即从集结在天乐寺的第19联队中抽调其第1中队归下元旅团长指挥。 22日下午上海地区天气放晴，陆、海军的航空兵遂对江湾镇进行了轰炸并投下了大量燃烧弹，烧毁了江湾镇的房屋。但日军的地面部队，仍被阻止在江湾镇以外。 植田根据22日攻击一整天又无结果的情况，确定停止进攻，保持目前的第一线，准备23日拂晓再向沈家沟、严家桥以及大场镇以东地区进攻。 经过这3天作战，狂妄的第9师团象海军陆战队、独混第24旅团一样，其攻势接连被守军所击溃，并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其进攻被迫暂时停止。 日军的制度，凡单独作战方向上的部队，每天须将作战情况向其参谋本部负责作战事务的参谋次长提出报告。第9师团在上海的3天战况使其参谋本部日渐不安，并感到仅以第9师团、混成第24旅团、海军第3舰队、海军上海陆战队等无力解决上海的问题。 日本内阁经研究确定，为了要在3月4日国际联盟会议召开之前解决上海事件，应继续向该地增派部队。2月23日决定组成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统一指挥在该地区的陆军部队。2月24日又增调第11、14师团至上海。上海派遣军的组成为： 　上海派遣军　　司令官　白川义则　大将 　　　　　　　　参谋长　田代皖一郎　少将 　　第11师团　　师团长　厚东笃太郎　中将 　　　　　　　　参谋长　三宅俊雄　大佐 　　　第10旅团　　旅团长　稻垣孝照　少将 　　　　第12联队　　联队长　中村铁藏　大佐 　　　　第22联队　　联队长　山胁正隆　大佐 　　　第22旅团　　旅团长　山田健二　少将 　　　　第43联队　　联队长　辻权作　大佐 　　　　第44联队　　联队长　秦雅尚　大佐 　　　山炮兵第11联队　　联队长　横尾则义　大佐 　　　骑兵第1中队 　　　工兵第1中队 　　　辎重兵第4中队 　　第14师团　　师团长　松木直亮　中将 　　　　　　　　参谋长　大串敬吉　大佐 　　　第27旅团　　旅团长　平松英雄　少将 　　　　第2联队　　联队长　田中静一　大佐 　　　　第59联队　　联队长　宫村俊雄　大佐 　　　第28旅团　　旅团长　子贺贞藏　少将 　　　　第15联队　　联队长　高桥勘二　大佐 　　　　第50联队　　联队长　风原宽　大佐 　　　野炮兵20联队第1大队　　大队长　平山与示郎　少佐 　　　工兵第14大队　　大队长　安井荣三郎　大佐 　　　辎重兵第14大队　　大队长　辛岛来　大佐 　　第9师团　　（略） 　　混成第24旅团　　（略） 　　派遣军直属部队： 　　　独立山炮兵第1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第2大队 　　　独立野战重炮兵第8联队第4中队 　　　攻城重炮兵第1联队 　　　攻城重炮兵第2联队第1中队 　　　重机关枪第2、4、9、10大队 　　　独立工兵第9大队 　　　独立工兵第6大队第1中队 　　　独立气球第1中队 　　　野战军用鸽第1小队 　　　第1、第2架桥中队 　　　飞行第8大队侦察第1中队（从东北哈尔滨调来） 　　　上海派遣轻轰炸飞行第1中队 　　　特别情报小组，组长川岛芳子（金壁辉） 白川义则是侵华多年的日本军人。1923年10月曾任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1927年4月20日又出任过田中义一政府之陆军大臣。在其任陆军大臣的2年时间内，曾多次为田中内阁的侵华活动出谋划策。他是1890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新一期的毕业生。那期毕业的共147名，但到1932年仍在日本陆军中服役的已寥寥无几。在这样多的同期学生中，只有他和1925年3月2日任参谋总长的铃木庄六两个人被授予大将军衔。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于明治7年（1874年）10月至明治22年（1889年）举办了11期之后，从1890年开始称为新一期，至1945年8月又举办了58期。侵华战争中的日本陆军基层军官、将军、元帅，全部出身于这个学校。 就在白川义则的部队向上海进发时，在上海的第9师团于2月23日至25日又发动了对上海的江湾、大场地区的进攻。但越战越勇的19路军与第5军又一次击败了第9师团所组织的步、炮、坦克、航空兵的联合进攻，又给敌军造成很大的伤亡。江湾、大场镇一带，我国军队的防线依然屹立。 这次第9师团是背靠其南面的租界向以北的江湾、大场一线进攻，而守军则在这一平原、河川地带，利用村落、河堤、道路、旱地、竹林构成正面、大纵深的防御阵地，其中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控制着道路、桥梁、河口。防守部队除固守外，还以近战、轻武器的浓密火力相机组织出击打击敌人。并以迫击炮、山炮攻击集结和运动的敌军。 植田根据连续攻击仍无结果的情况，认为：攻击方法应当是先重点突破一面，然后扩张战果。于是，他决定在2月25日的进攻中采用：师团仍是攻占右翼的正面，其它第一线的部队，要在正面选择重点打开缺口，而后向纵深扩展。 25日，日军按重点进攻的部署开始行动。海军航空兵及陆军航空队首先进行轰炸；大口径火炮在江湾赛马场和梅园一带发射；步兵至午后3时30分才攻占了后郭家宅、前郭家宅。26日拂晓占领了严家桥。江湾镇、大场镇的守军英勇顽强的抵抗，出乎敌人的预料之外。至25日的当晚，根据敌方资料，日军被击毙99名，被击伤366名。 由于第9师团屡战不利，第11师团长厚东笃太郎根据参谋本部的指示，派其第22联队于2月27日晨从国内起航，迅速至上海增援并接受第9师团的指挥。 白川义则与第11师团长厚东笃太郎同乘“妙高号”巡洋舰于2月29日早7时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地，并在船上听取了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等关于近日上海战况的汇报。白川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11师团主力于3月1日在上海西北约50公里的长江南岸太仓县七丫口登陆。随之上海派遣军于29日上午10时下达了有如下主要内容的作战命令： （一）上海地区之敌人，以19路军及第5军所属之部队为主，其兵力约为5万人，目前其第一线占领着从庙行镇以北经田园、韩家塘以南小河西岸地区至闸北的阵地，与第9师团对峙中。在其后方的大场镇、真如镇附近，构筑了二线阵地，现正集结兵力。 （二）军决定明一日由第9师团攻占张家桥、夏马湾一线；第11师团主力在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准备对大场镇、真如镇方面作战。 海军第3舰队及海空军配合本军作战。 （三）第9师团应在明一日击退当面敌人之后，从庙行镇以西的张家桥附近经大行桥、孟家巷向夏马湾一带前进。在策应第11师团登陆的同时，作进攻大场镇附近之敌的准备。 （四）第11师团明一日在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快速袭击与占领浏河镇，并准备向大场、真如方面进攻。 （五）本军飞行队在29日及3月1日之任务为： ①29日侦察浏河镇、罗店镇、嘉定、太仓、昆山附近之敌情。 ②3月1日应以一个侦察中队协助第9师团，其它则掩护第11师团登陆正面之上空，协助其登陆作战。 海军航空兵，在29日要对浏河镇、杨林口、七丫口、六浜口附近之江岸及陆地进行假侦察，并向杭州湾沿岸进行侦察。3月1日根据师团的要求，在11师团登陆之正面，进行轰炸和施放烟幕。 （六）余在3月1日午前，位于“妙高号”军舰上，以后位于上海东北方向之公大第一纱厂。 第9师团根据上述命令于3月1日再次组织进攻。2月29日早晨，第11师团第10旅团22联队在吴淞的铁路码头上陆完毕后，即归第9师团指挥；混成第24旅团的补充兵407名亦于27日午后到达；第9师团的补充兵518名也从国内于2月28日的夜间到达上海。虽然补充兵少于伤亡数，因加强了第22联队，第9师团所指挥的兵力总数已比2月20日第1次发动进攻时为多。27日，其第7联队在炮兵配合下，占领了江湾镇。第9师团对3月1日的作战部署为： （一）守备吴淞地区的部队，应确保吴淞码头。 （二）混成第24旅团，一部攻击北面之敌，以掩护师团的右翼（东北侧），主力向西面的胡家湾一线挺进。 突击开始时间为上午11时。 （三）右翼队击破当面守军后，向颜宅、吴宅一线挺进，无须过分考虑左右的联系，而应一心突破当面守军之阵地。突击开始时间为上午11时。 （四）左翼队应先攻占江湾镇西面的突出阵地，然后由该地向小河以北地区扩展，再向小行桥、北杨湖、曹家巷一线挺进。 突击开始时间为上午10时。 （五）陆战队伺机攻击当面之守军。 （六）炮兵以主力协助左翼队，一部协助右翼队，为此： ①射击开始时间，预定为上午8时30分，不再另行命令。 ②根据两翼部队的突击时间，首先协助左翼队，然后协助右翼队。以后根据战况，将重点置于左翼队，促使该方向战况得到发展。 ③炮兵阵地之大部，应设在江湾以北地区，一部设在江湾以南地区。 ④使用弹药之规定： 山炮每门　三个基数 十五榴炮每门　两个基数 重迫击炮每门　一个半基数 （七）飞行队任务： ①关于侦察：以一部协助炮兵，进攻时协助步兵攻击并对后方进行侦察。 ②关于轰炸：海军航空兵与炮兵射击相配合，支援师团的主攻方向并攻击退却之守军。 （八）独立战车第2中队，在明一日拂晓前到达叶家宅附近，受左翼队长指挥。 （九）骑兵第1中队，明一日向姚家塘附近挺进，保持在混成第24旅团的右翼，负责当面之搜索和侦察地形，以及与在吴淞的部队保持联络。 （十）预备队之位置在天乐寺附近，应在明一日上午8时前作好随时出发之准备。 在第9师团发起这次攻击前，其海军在上海的陆战队已于2月29日攻占了八字桥附近地区，切断了闸北至江湾镇以西地区的通路。海军还于26、28日两天从海上和空中炮击与轰炸了吴淞口的守军炮台及宝山县西的狮子林炮台，使上海派遣军部队所乘的船舰得以通过。第1航空战队则两次飞至杭州，袭击了笕桥机场和以东在海岸地区新设的机场。 敌第9师团在3月1日，按预定计划开始进攻。早6时30分海军航空兵在战场上空进行攻击轰炸；8时30分炮兵按计划对左翼队的正面守军阵地开始炮击，至11时炮击停止。随即分出一个山炮中队配属给右翼队，两个山炮中队配属给左翼队。 植田谦吉8时40分从天乐寺出发，九时到达江湾赛马场钟台上观察战场和指挥作战。10时许发现左翼队正面守军有后撤的征兆，便令顶备队第22联队至左翼队与右翼队之间地区，向沈家一带发动进攻。 左翼队的步兵第35联队，于上午10时25分当炮兵向前作延伸射击时，即开始突击前进，中午到达了广东义地一带；左翼队的步兵第7联队，于上午11时以战车为先导开始突击，中午12时攻至麦王宅、陆家宅一线；左翼的第19联队（属18旅团）随第7联队之后，到达了虹口小河西岸，向杨家宅、夏马湾一线守军进攻。左翼队的三个步兵联队在3月1日下午的1时30分至2时，进入到谈家宅、岭南桥、杨家楼以东一线。在这一天的作战中，敌第9师团伤亡较大，其第7联队的联队长、曾任过张作霖东北军顾问的林大八大佐在大场镇被击毙。 混成第24旅团及右翼队的进攻和左翼队一样，因守军的有力抗击，仅有少许进展。这一天第9师团投入进攻的为7个步兵联队及陆战队一部。 由于敌第11师团上溯长江迂回至第5军的后方七丫口，并在3月1日登陆，致使上海以北地区的战局立即起了变化。因上海市向北约20公里就是长江，在军事上属于有限地区，敌第11师团在七丫口登陆，不仅封锁了这一段的江面，而且可从浏河、罗店，攻向大场镇，或控制嘉定进至南翔、方泰、安亭、昆山一带的铁路、公路沿线。其第14师团亦将由海运进至上海。根据这些情况，19路军等部队奉命于3月1日的夜间，从大场、南翔一线向上海以西、西南地区后撤。 第11师团为在上海地区登陆，派出参谋芳村大尉，与海军进行联系，20日晨，该师团的先头输送船团到达了长江口，并与第3舰队最后商定了入江航行与登陆的船只问题，白川也批准了这一登陆方案。上午10时又接到派遣军如下的作战命令： 在七丫口附近登陆后，应迅速进攻占领浏河镇，并作进攻大场镇、真如镇方面的准备。 11师团按照这一命令，确定了如下的登陆作战计划： （一）任务：师团确定于3月1日预计在守军进行抵抗的情况下，主力从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准备前进。 （二）登陆部署： ①右翼队（西北侧）以一部在七丫口的北侧江岸，主力在七丫口东南约300米地区登陆。上陆后首先占领江堤作为防御阵地，然后迅速占领浮桥镇、六尺镇、齐家村、陶家宅、钱家宅一线。主力集结在左翼方面（东南侧），准备前进。 ②左翼队在七丫口以南约300米附近至乱桩之间登陆，登陆后先占领江岸的堤坝防线，然后迅速占领仪桥至杨林河口一线，准备前进。 ③左右两翼部队的战斗分界线为：蔡家宅、仪桥、茜泾、浏河镇之间的联线，线上各点属右翼队。 ④炮兵在七丫口南岸登陆，占领王家宅附近阵地，首先协同右翼队作战。随着两翼部队的前进，应迅速向金家宅前进，协助两翼部队作战。 ⑤预备队在七丫口南侧江岸登陆，并在该地以南的王家宅附近集结，以后，当第一线部队前进时，向金家宅前移。 ⑥登陆作业队，负责师团的登陆作业。 ⑦通讯队紧随师团司令部，构成两翼部队、炮兵队、预备队之间的通讯联系。 ⑧卫生队在五家宅附近，设置临时包扎所。 ⑨师团司令部与第3次登陆的部队一齐上岸后，位于七丫口南侧的王家宅。 11师团所登陆的七丫口，是七浦塘河入长江的河口。七浦塘河与其以南约3至6公里的杨林塘河，均是由长江直通苏州城外东北方向仅数公里之阳澄湖。而七丫口距昆山较近，如控制昆山之后，上海至南京的铁路、公路即被切断，上海守军的后方运输，将受到直接影响。 在制定该登陆计划前，敌空军首先对七丫口、七浦塘河两岸地区，进行了空中照相，将预定登陆地区南岸的浜南村、七丫村、紫藤村、施桥村、长桥村、六浜口以及沿江堤圩、小河等，进行了空中摄影。对七丫口南岸的高堰村、中新村、南新村、东一村、浜海村、仪桥、永安村、花雨村、新和村、浮桥镇及这一带的道路、小河、江堤等，亦作了照相侦察。敌军的参谋人员，即依此而选定了登陆地点和进攻路线。 按照登陆计划，厚东笃太郎率其部队于29日下午4时在长江口换乘第3舰队和第1水雷战队的舰艇，于晚间的22时向七丫口溯航，经吴淞口和狮子林（宝山以西）两炮台时，作隐蔽航行，于3月1日的凌晨2时在七丫口停泊地抛锚。 当时我国守军在七丫口驻有国民党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第1营约300人，在浏河镇驻有第5军约1000人、87师、88师也均在该地担任防守。 这天夜间江上风平浪静，加之有阴历正月25日的下弦晨月，使日军的换乘作业得以顺利进行。3月1日早5时第一批登陆部队已全部换乘上舟艇，只等出发命令。日军采用隐蔽登陆，军舰未对该登陆地区作火力准备。 5时25分，排水量为5195吨、水线长为158米的轻巡洋舰“那珂号”桅杆顶上亮起了3盏红灯，于是各登陆舟艇成横队破浪驶向岸边。天将亮时，岸上守军发现了驶来的舟艇即进行射击，日军在接近300～500米时，才进行还击。 此时停于江中的日军舰队，即向七丫口、杨林口预定的登陆地区开始炮击。七丫口以外约30米一线，是江边的浅水区，日军舟艇在距岸边约15米时，因船底搁浅，即涉水上陆，与第5军部队在滩头经过肉搏格斗后，晨6时占领了一段江堤。 当第2批日军登陆后，开始将战线前推。上午9时占领了王家宅、金家宅、蔡家宅一线。主力则集结于七丫口附近。 第11师团司令部于7时40分离开第3战队司令官堀悌少将的旗舰“那珂号”之后开始登陆。 第9师团在大场正面进攻一天，由于国民党军的坚守，而无进展。当晚白川义则认为：中国军队将在大场、罗店、嘉定继续坚守。因而他于3月1日下午6时30分下令： （一）第11师团明2日攻占浏河，并作攻击嘉定之准备。 （二）第9师团明2日大致仍在现作战地带进攻，为使守军无法转移兵力至11师团方向，应以炮兵火力进行拦阻射击。 （三）航空兵部队，一是支援第11师团进攻浏河；二是侦察第9师团当面守军向浏河移动及苏州地区向浏河、太仓、嘉定方面增援情况；三是协助第9师团进攻。 由于敌第11师团从七丫口登陆，对守军的防御势态将产生不利。19路军、第5军奉命于3月1日夜间作总撤退，撤至南翔以西及沪西苏州河以南地区。 这次撤退组织得相当周密，3月1日上午、下午、傍晚，按往常一样坚守抗击敌军，使第9师团及上海派遣军未掌握到丝毫撤退征候，夜间各部队依次有秩序按预定计划撤退完毕。各部队离开阵地后，敌第9师团在一线的部队，从守军的阵地上长久并无枪声才开始怀疑，当派出部队进行搜索后，才知守军已经撤离战场。 白川义则得知守军确实撤退，于3月2日上午下达了如下命令： （一）第9师团切勿放走守军，须继续攻击。 （二）第11师团迅速攻占浏河镇，然后主力向嘉定前进。 （三）军飞行队与海军协同，支援两个师团的战斗，特别应攻击嘉定、南翔的守军。 海军轰炸机应轰炸嘉定、南翔镇之守军。 至3月2日的黄昏，第9师团已追击到真如、南翔车站附近一线；第11师团已于当日下午4时攻占了浏河镇并向嘉定进击。2日晚20时，白川义则又命令： （一）第9师团应占领南翔镇、真如镇一线，然后整理好阵地，搜索情况，准备以后行动。 （二）第11师团应攻占嘉定，并准备以后之行动，同时搜索太仓、昆山方向，警戒军的右侧。 （三）军飞行队分别以一部协助第9、11师团，其余应从空中搜索退却的中国部队及其后方情况，并对有利于作战的地面目标进行攻击。 3月2日，敌海军与上海派遣军协同作好攻击吴淞炮台的准备。陆军将吴淞支队交由海军山崎中佐指挥。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的第2大队和攻城重炮兵第1联队的第1中队，在张华浜车站西北地区占领阵地，协同海军进攻。 第3舰队司令长官指定第1水雷战队的司令官，指挥所属及上海陆战队第7大队和陆军部队一同向吴淞炮台攻击。这些部队在海空军及舰艇的协助下，在吴淞炮台南面的江岸登陆，因上海北侧守军于3月1日夜间作总撤退时，对吴淞炮台已作了破坏。3月3日上午8时敌人在未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炮台。 由于国际联盟将于3月4日上午11时在日内瓦开会，日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和政府认为：国联开会前，在上海停止战斗并发表停战声明，实为上策。日本怕再引起因侵略而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于3月1日给上海派遣军发来指示，大意为： 上海派遣军在给敌主力以大的打击后，应即发表必要的声明，并将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到按照我方要求中国军队必须撤退的苏州河以北地区内集结。 白川义则按这一指示，于3月3日下午2时发表了以下的停战声明： 帝国陆军奉命派遣至上海以来，同帝国海军一起，曾努力以和平手段完成保护帝国侨民之任务。但我军的期望不为19路军所接受，以致引起战斗。现中国军队已退至帝国陆军当初所需要的距离之外。帝国臣民的安全保障和上海租界的和平从此可望恢复。因此，本司令官决定，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 3月6日，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按照当天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也发表了停战声明，大意为： 目下国际联盟要求中、日两国实行停战，我军决定接受这一要求，如果日军不攻击我方，我方亦不攻击日军。 3月7日，白川义则又接到其参谋总长的指示，内容为：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从现在起可停止战斗行为。于是白川命令所属部队停止战斗。其间第11师团的22联队已于3月3日下午20时占领了嘉定。 按照日军增援上海之计划，第14师团分别于3月2日、6日、8日从大阪出港，一部于吴港的宇品湾起航，3月6日、7日、10日先后在吴淞登陆。因此时上海的战事已经停止，他们到达上海后，白川将其部署于第一线进行守备，将第9师团及混成第24旅团撤至上海市及吴淞集结休整。 因上海局势逐渐平静，日军统帅部于3月14日下令：上海只留两个师团，11师团、混成第24旅团回国。 3月1日敌在东北虽已建立了伪满洲国，但东北抗日义勇军却非常活跃。日军为扩大东北的占领区和追剿北满的抗日部队，4月25日决定将14师团由上海经大连，开往北满的哈尔滨。 为了保守秘密，14师团的27旅团于5月1日晚间从吴淞登船出港。此时除有3个大队分别驻于浏河、嘉定、南翔外，14师团的第二批于5月5日和6日又从吴淞登船，9日和10日在大连上陆。所留的3个大队，最后于5月9日和11日从吴淞乘船，12日、14日也到达了大连。 上海战事停止后，日本天皇于3月16日对其侵略军下赐了如下敕语： 派往上海方面之陆、海军将兵，同心协力以寡破众，行动机宜适切，得以宣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 占领上海地区的日军于4月29日的“天长节”在虹口集会，为124代天皇裕仁祝贺31岁生日，举行了阅兵式和鸣放礼炮。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为阅兵指挥官。参加的部队有第9师团主力、第14师团的代表部队，以及海军和空军。后来又在新公园举行联欢会，日军的将领及上海的日本领事馆、租界的有关人员也都参加。当合唱日本国歌“君才代”刚要完毕时，在会场的朝鲜独立党党员爱国志士尹奉吉将以小水壶做成的炸弹，准确地投至主席台白川义则、重光葵的附近爆炸，白川义则、野村吉三郎、植田谦吉、重光葵、村井仓松、日本驻上海侨民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等7人被炸伤。河端于第2天死去，白川负重伤于5月26日死去，重光葵被炸去一条腿、野村被炸伤一只眼。爱国志士尹奉吉，当场被日军所捕，于同年12月19日在日本的石川县金泽市就义。 朝鲜与我国多年世代相处，关系极其融洽。终因我国内政不修、军备不力，以致日渐孱弱，竟无力抗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1907年7月24日，日本竟得以将朝鲜变为其保护国。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此间朝鲜爱国民众群起抗战，日本则以屠杀、镇压相威胁，并采用分区清剿、政治怀柔、归并村屯、限制往来等残酷手段，才使朝鲜民众的抗日活动，暂时处于低潮。 部分不屈不挠的朝鲜民众及志士，经我国的同情与谅解，越过鸭绿江、图门江，进入东北并组织力量，以求光复朝鲜。他们分散居住于东北各地，居住较集中的则为延吉地区。有些朝鲜志士还奔走活动于关内一带，如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车站，击毙曾四次担任过日本首相，又曾任过“韩国统监”并处死过无数朝鲜爱国者的元凶伊藤博文，就是居住在上海的朝鲜志士安重根所为。 日本的上层，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深感其在外交上极为孤立，因而想提早结束在上海的不名誉战争，主张不再扩大，就地解决。这些也得到美、英、法、意大利在上海外交人员的支持，上述四国的公使，还以观察员的身分，参加了中、日两国的停战谈判。 上海各抗日团体对此次谈判提出多种责问。各大学的抗日救国联合会之代表也进入我国谈判代表外交部次长郭泰棋的住处，要求其宣布停战协定的条文。这些代表对国民政府于4月28日下午居然全部接受日本方所提出的屈辱性条件甚为气愤。5月3日又有抗日代表20多人到达郭宅，要求将协定的英文本及附件当众宣读，以便了解是否含有丧权辱国的内容。 当郭泰祺宣读英文本第1条时，代表们对该项条文不提日方之侵略，气愤已极，上前将此协定草案夺下撕毁后掷之于地。其他的民众抗日代表，对郭泰祺代表国民政府竟作出有损国家尊严，对日本屈服的谈判也再无可忍，顿时以茶杯、茶壶、烟缸、铜元等对郭猛掷，致使其面部受伤流血而送进宏恩医院。抗日救国会的代表谢不平、记者蒋永达、江一之等11人为此而被带至警察局。 郭泰棋虽被打伤，但他深知弱国之外交，更需要有民众作为后盾，因而他提出带至警察局的11位抗日代表，其行为虽属偏激，但皆出于爱国之忱，所以第2天请11位代表各自回家。 由于中、日两方外交代表皆已受伤，5月5日中午签订上海停战协定时，我国由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张以旭代表郭泰祺，　日方则由田代皖一郎代表植田谦吉，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字，其内容为：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已下令中止战斗，双方同意确定，从中华民国21年5月5日起停战，双方军队以其统治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形式之敌对行为，对停战发生怀疑时，则由与会之友好国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按本协定规定之地域在恢复正常状态后，留驻现在地点，该地点之位置，按本协定第一附件所载。 第三条　日本军队应撤离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21年1月28日事变以前之原状，但鉴于须待容纳日本军队之人数，若干部队可暂驻于上述地区之毗连地方，该地方之位置，按本协定第二附件所载。 第四条　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由包括友好国代表参加之委员，组成共同委员会。该委员会协助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之移交事宜，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成及工作手续，按本协定第三附件之规定。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定用中、日，英国文字缮写，如发生疑义或中、日、英文对本协定之意义有不同解释时，以英文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5月5日于上海 　　　　中国方面代表：外交次长　郭泰棋 　　　　　　　　　　　陆军中将　戴　戟 　　　　　　　　　　　陆军中将　黄　强 　　　　日本方面代表：陆军中将　植田谦吉 　　　　　　　　　特命全权公使　重光　葵 　　　　　　　　　　　海军少将　岛田繁太郎 　　　　　　　　　　　陆军少将　田代皖一郎 　　　　出席者：依照中华民国21年3月4日国际联盟大会之决议，协助谈判之友好国代表： 　　　　　　　　　英国驻华公使　蓝普森 　　　　　　　　　美国驻华公使　詹　森 　　　　　　　　　法国驻华公使　维礼顿 　　　　　　　　　意大利驻华代理公使　齐亚诺 上海停战后，5月11日，日军统帅部令上海派遣军及第9师团回国。这些部队于5月16日至31日逐次离开上海，其海军第3舰队一部也返回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