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佚名 cdhyy cdhyy （1931年9月） 进入十九世纪的后半叶，欧美列强继续向东方进行大规模侵略。 此时的法国占领了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岛、亚洲的越南和我国的澎湖列岛，并攻进了台湾、福州地区，强行租借了广州湾；德国则占领了马绍尔、加罗林、马利亚纳、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还强行租借了我国的青岛；帝俄此时则占领了我国新疆的西部地区，将其势力伸入朝鲜与我国的东北，强行租借了大连、旅顺，并依托这一陆上、海上基地，与日本及在远东的英国势力进行直接对抗；占领了所罗门群岛并在阿富汗与俄国进行抗衡的英国，突然于1885年5月，占领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企图扼制、监视俄国的海参崴舰队由朝鲜海峡、对马海峡进入黄海，并强行租借了我国的威海卫作为军港，以便与在辽东的俄国军事力量对峙；美、西战争后，美国则占据了原属西班牙之关岛和菲律宾。 处于东方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家开始统一，行政效率逐步提高，并且注意引进西方之科学文化，以增进国民之知识，同时培养日本民族固有之奋发、进取精神（以后称此为明治精神），不断充实国力。当它环视亚洲各国，特别是当它注意到我国的贫困、落后及满清政府昏庸无能、军阀混战等情况后，便积极从各方面搜集情报、扩充军备，以图乘机侵略我国。 1874年4月4日，日本借口琉球渔民54人被台湾人杀害的事件（1871年12月18日），派其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部队3000余人乘军舰“日进”、“孟春”、“云扬”号攻占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抢劫。满清政府对日本这一侵略行径居然无能为力，这批敌军直至年底才退回日本。日军通过这次试探性的作战，实地了解了我国的国防概况，助长了他们继续对我国进行侵略的野心。 1875年9月20日，羽毛渐丰的日本，无所顾忌地下令“云扬”号铁甲舰闯入与我国友好的朝鲜，在其西海岸的江华湾内测量水道，结果与朝鲜的海防部队发生炮战，随后日军在江华岛以南的永宗岛登陆，烧毁了岛上的村镇。这次事件，朝鲜部队牺牲了30余人，一部火炮被敌夺走。 日本为了培植一支得力的外征部队，在军事建设中，首先是在军队里灌输侵略思想，同时大量生产对外战争所需要的现代化陆、海军装备。 在培植侵略意识方面，首先是提高军人的政治地位，增强其优越感，极力提倡“武士道”精神，称其部队为“皇军”、其统帅是天皇；提出国家之安危、荣辱，均系之于皇军一身；皇军是国民之精华，帝国之忠良，国民精神之代表；英勇战死之皇军，其遗骨均供入神社，受天皇及国民之参拜，其遗族受国家之抚恤，受社会之尊重；服过兵役获得过国家授予的军衔是终身荣誉。1878年8月，日本首任陆军卿山县有朋，在所制订的“军人训诫”中，特别要求军人必须忠实、勇敢、服从，称这是军人武德的集中表现；并称良兵即是良民，军队是国民优良品性的养成所。1883年1月4日，明治天皇睦仁，向陆海军军人赐与敕谕时，称军人是其所赖之股肱，并在忠节、礼仪、武勇、信义、素质这五个方面，作了具体之晓谕。以上这些培植日本军人侵略意识和为其树立精神支柱的做法，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一直没有改变。 在武器生产方面，日本的新式枪、炮、军舰等，原来均购自国外，其陆军之武器主要购自德、法等国，而军舰则主要购自英国。明治维新初期，开始设厂仿造，然后自行设计和生产。1872年大阪的炮兵工厂开始仿制法式山炮，1873年则又仿制法式野炮，1880年已按村田经芳中佐参照欧洲各国步枪的优点进行设计与生产了13年式步枪（即明治13年），从此日军的步枪全部国产化。至1884年日本的大阪炮厂，已可生产24公分口径的加农炮及机关炮，并能仿制德同克虏勃山炮，至1887年则可生产20公分口径的要塞炮。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在明治5年（1872年）已有作战舰只17艘，即“东”、“龙骧”、“筑波”、“富士山”、“春日”、“云扬”，“日进”、“第一丁卯”（指1867年）、“第二丁卯”、“凤翔”、“孟春”、“乾行”、“千代田形”、“摄津”铁甲舰和运输船“大阪”、“春风”、“快风”等。以上船舰之总吨位为13832吨，其中仅有138吨的“千代田形”为国内石川岛造船厂自制。 军工生产与国防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日本向外扩张，首先要解决船舰问题。1876年6月下旬，日本国产大型军舰“清辉”号在东京湾西岸的横须贺造船所竣工，1878年4月初，军舰“天城”亦在该造船所完成。同时英国为日本制造的“扶桑”、“金刚”、“比睿”号三舰亦与“天城”号同年下水。从1914年开始，日本的军舰则全由国内的横须贺、川崎、三菱、吴、佐世保、舞鹤、三井物产、浅野、播磨、浦贺、三井玉野等各造船所生产。这些造船所及东京、大阪炮厂、坦克厂和神奈川县相模原的坦克厂及后来的中岛、川崎、立川、三菱、川西、昭和、爱知时计、海军航空等各飞机工厂，则担负着日本全部的重武器生产。其生物武器工厂则设在我国东北哈尔滨以南的平房等地；其毒气工厂则设于国内广岛县竹浦、三原之间铁路忠海车站以南、约4公里之濑户内海的大久野岛上。 另外，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缴获了15艘可用的作战舰只。其中在黄海缴获了我国海军的11艘为“镇远”（与“定远”为同型舰，排水量7310吨）、“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号以及水雷艇“福龙”号；缴获俄国海军的为四艘，日本分别将其改为“石见”、“壹歧”、“冲岛”、“见岛”号。 日本在武器国产化之后，相继出现了不少有名的武器设计专家。 在枪、炮方面有陆军少将村田经芳、陆军中将南部麟次郎、陆军炮兵少将有阪成章。村田所设计的步枪，因时间较久已不多见，而南部所设计的“三八式”步枪（明治38年即1905年）、“大正11年式”（1922年）轻机枪、“大正14年式”手枪，在侵华战争中则为主要制式轻武器。有阪成章虽然是火炮设计专家，但亦精于炮兵应用，当1904年冬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对旅顺久攻不下时，有阪等建议将国内的各要塞28公分口径炮18门，拆运至旅顺参加进攻，结果俄军长期据守之旅顺被其攻陷。 在海军舰只设计方面，有平贺让海军造船中将、藤本喜久雄海军造船少将、福田启二海军造船中将。日本的各大型战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均由这些人主持设计。 在作战飞机的设计方面，有小山悌、堀越二郎教授以及技术中佐山名正夫。后期的日本各种新型作战飞机，都是由他们领导设计的。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国力稍加充实，就极力整军备战，向外扩张进行侵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更加处心积虑地准备与俄罗斯帝国开战，首先在我国东三省兵戎相见，企图将其逐回西伯利亚，使日本帝国之势力，伸展至亚洲大陆的“满蒙之野”。 当日本在我国东北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而跻入世界列强以后，它更加紧了新的战争准备，特别是加快了重武器火炮、坦克、飞机、军舰及特种武器的研制与生产，以图侵略我国和苏联，并将英、美在东亚之势力逐出香港、马来亚和关岛、菲律宾等地。 从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日军在我国的东北战败俄军之后，按“朴次茅斯条约”继承了俄国在东北的部分权益，接管了辽东半岛的租借地以及中东路南满支线即旅顺至长春的铁路。从此，日军大部队开始常驻我国东北的内陆地区。 中东铁路是根据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在俄国首都，与其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微特，为两国专防日本而签定的“中俄密约”所兴建的。因我国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就有了联俄抗日的准备。该铁路西起我国的满洲里国境，经海拉尔、哈尔滨、牡丹江至我国的东部绥芬河国境线，两端均与俄国的铁路相连接。 “中俄密约”签定后不久，俄国乘德军于1897年11月14日因山东教案事件而占领我国青岛之机，将其太平洋舰队驶至我国旅顺，占据了旅顺和大连，并且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27日签定了中俄旅顺、大连租地条约，随之在7月6日又签定了将中东铁路由哈尔滨经长春，奉天（今沈阳）续建至大连的南满支线协定。这样，俄国多年一直未能实现的出黑海和波斯湾的计划，却由于得到旅大这个不冻港而轻而易举地通向了世界海洋。 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因是俄国出海与军事上对付日本的战略性铁路，所以其兴建进度极为迅速，从1898年6月9日开始由哈尔滨向东、南、西三个方向同时测量和施工，经3年即至1901年7月5日全部建成。 在严寒地区，三年之内建成经过草原、沼泽、丘陵、山地，总长度为2669公里和有92个车站的宽轨铁路（轨距为1.524公尺），并于1903年7月14日全线投入营业，可见俄国对这一铁路的极端重视。1900年我国北方数省发生义和团事件，俄国于7月6日以保护其在东北的权益为名，组成由皇帝尼古拉二世为总司令、陆军大臣克鲁包特金为总参谋长的17万部队，分别从满洲里、黑河、松花江口、宁安、珲春及旅大地区攻向我国东北内地，此时，铁路工程就显得更为紧迫。 中俄合建之中东路（开始称东清铁路）及其南满支线，按规定，从通车之日起在36年后，我国可给价收回；八十年后，则无代价的为我国所有。 这条铁路在兴建时日本即已相当关注。俄军于1900年因东北义和团焚烧了俄国的教堂、车站、医院，而于7月中旬由多路攻入东北。经与我国军队多次激战后，至11月4日先后占领了爱辉对岸的（黑龙）江东64屯，黑河、齐齐哈尔、珲春、宁安、依兰、阿城、哈尔滨、吉林、奉天、辽阳、鞍山、牛庄、新民、锦州、凤城、安东等主要地区。此时，地处孤岛上的日本，亦预感到它面前的形势极为不利。 1901年9月7日，满清政府与英、法、美、日、德、意、俄、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11国签定了辛丑条约后，各国因“庚子事件”而进入华北的军队，相继撤兵，但俄国的军队却借故依然占领着我国的东北，从而激起了我国民众的反对浪潮。 此时，原为日本陆军大将已任首相的桂太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外交大臣小村寿太郎、参谋总长大山岩、军令部长伊东佑亨、参谋次长田村恰与造等军政要人认为，俄国多年处心积虑企图占领中国的东北，而今终于实现了，以后俄国将以此为基地继续挟朝鲜以遏止日本的大陆政策，这对日本向外扩展已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因此，应在俄国立足未稳之时，倾日本国力而与之一战。 随后，日本除秘密加强陆、海军之战备外，即展开外交活动以孤立俄国和增强自己之同盟。此时的英国，对俄国在远东继续大肆扩张已具戒心。日本经多方活动，终于在1902年1月30日由驻英公使林董与英国外交大臣蓝斯顿在伦敦签定了日英军事同盟条约。这是日本对俄战备的一个重要步骤，使它减少了在海上的后顾之忧。 至1903年，俄国不但仍以各种借口，不按商定的时间撤走在我国东北的军队，而且于四月，在朝鲜鸭绿江口的龙岩浦等地兴建海防工事。8月12日，俄国政府竟下令在旅顺设立由阿列克赛也夫为总督的远东总督府，以管理被占领的我国的东北和阿穆尔州以及朝鲜的军、政事务。10月3日俄国最后一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居然决定停止与满清政府关于东北撤兵问题的谈判。在帝俄看来，东北已是属于他的殖民地了。但俄国也知道，这一行动必将引起战争，为此，极力作了防御的部署。 根据俄国的这些行动，日本从国力考虑，于当年6月23日由明治天皇睦仁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循外交途径与俄国进行谈判，以解决“满、韩”问题。其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8月17日曾与俄国外交大臣拉莫斯托夫进行接触，但不得要领，因此时俄国皇室受到既得利益者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控制。8月24日，俄、日两国同意将谈判地点改至东京，并于10月5日重新谈判。但在谈判中俄国始终认为：东北是属于俄、中两国的问题，第三国无权过问，俄国不能与第三国签定这方面的协定。日本的立场是：朝鲜与东北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以制止俄国独占“满洲”。这场互不相让、无休止的谈判，直到双方的战争开始为止。 在进行谈判的同时，日本则继续加强战备，10月20日，日军新任参谋次长、反俄派人物儿玉源太郎在参谋本部的各部长会议上，讨论了以陆、海军协同，歼灭俄军主力于奉天以南的作战方针。即第一期作战，攻占朝鲜；第二期作战，进攻“满洲”。在1904年2月4日睦仁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最后确定对俄战争。 当时日本的作战计划为： 第一期 （一）以联合舰队，首先从海上突然消灭俄军舰队，夺取制海权；封锁旅顺口、仁川港、镇南浦，掩护步兵登陆，协同陆军攻占沿海地区。 （二）以近卫、第2、第12师团，后备步兵第10旅团，从朝鲜的仁川港、镇南浦登陆，攻占汉城、平壤。然后经义州、昌城渡过鸭绿江攻向辽阳，与后续部队相配合，围歼俄军在该地之主力，遮断其运输线，阻止俄军向旅大地区增援。 第二期 （一）以第10师团在鸭绿江口以西的大孤山登陆，经岫岩、海城攻向辽阳，策应鸭绿江、旅大方向作战。 （二）以第5、第6、第11师团及后备步兵第1、第4旅团，从大连以东之盐大澳地区登陆，围攻金州以南之俄军。在海军联合舰队的协同下，攻占大连及旅顺海军基地。 （三）以第7、第8、第9师团为战略预备队。 日本在发动对俄国进攻前的1904年1月6日，驻北京的公使内田康哉，奉命劝告满清政府：如日、俄在满洲发生战争，希望中国保持中立。实际满清政府因力量不足，早在去年的12月30日已向各省发出：一旦日、俄发生战争，中国严守中立的电报。 1904年2月6日，日本宣布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而这一天，东乡平八郎所率之联合舰队，已秘密驶入黄海。该舰队在出海前的2月3日，曾得到俄国舰队已驶出旅顺基地但去向不明的紧急情报。 2月8日晚，东乡的舰队在其政府未对俄国发出宣战通告的情况下，突然以舰炮轰击了旅顺口。2月9日又炮击了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同日，第12师团亦在仁川登陆，攻向汉城。接着5月1日，在朝鲜的日军3个师团1个旅团渡过鸭绿江进入我国的东北并与从辽东半岛登陆的各师团同驻在得利寺、南关岭、旅顺、辽阳、沙河、沈阳等地的俄军进行了几次大的战役后，　日本获胜，但日方此时已无力向昌图、四平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的能力。俄军也因西伯利亚铁路为单线、运输能力有限，而且国内在1905年春发生革命，无力与日抗衡。于是，双方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调解而停战言和。 日、俄在美国的朴次茅斯签订了条约之后，在当年的12月22日，我国与日本签定了东北三省的善后条约，承认帝俄将旅大地区及由该地至长春的铁路权益转让与日本，并规定日本在这一铁路的沿线，每公里亦可派兵15名进行护路，但铁路地区的行政主权仍属我国。开始，日方对我国军政人员至车站维持秩序、检查行人等，并无异议。但不久便仿效俄国于庚子事件后在中东路沿线不许我国军警执行任务的做法，最后全由日方军警控制铁路沿线地区。为此，我国与日本经多次交涉均无结果。 日俄战争对我国而言，惨痛的教训是由于满清政府腐败，没有保卫国家安全的国防力量，而且在没有坚强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的情况下，外交上竟采取了在两个列强之间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北夷”刚一登堂，“东夷”当即随之，结果两夷相争，北夷败走漠北，东夷强据关东，继而涂炭中原贻成我国40年为夷所制之大患。 日俄战争之后，1905年10月18日，日本在其占领区的辽阳成立了“关东总督府”，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总督，并指挥当时驻于东北的第14和第16师团。第2年4月，总督府移至旅顺，7月31日改称“关东都督府”，下设陆军、民政两部，以管理其占领地区的军事、政务。 开始，日军驻于其新占领地区的为第14、第16师团，从1907年10月开始直至“九·一八事变”，驻在旅顺至长春，安东（今丹东）至奉天（今沈阳）铁路沿线的日军为一个师团和1907年4月成立、辖有6个步兵大队的独立守备队。师团司令部位于辽阳的北大营。这支部队每2年与日本国内的部队进行一次轮换，轮换的时间大都在当年的4月或5月。 独立守备队为分段常驻单位，其司令部设于公主岭。 从此，日本开始利用它在我国东北的权益地区作为基地，进行种种侵略活动。其中包括利用1918年5月16日与段祺瑞政府签定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于当年8月16日将其第7师团、8月24日将其第3师团，从长春调往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以及黑河、绥芬河，配合在海参崴登陆的第12师团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的“十月革命”后的事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并退出了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有近7万名原属奥、匈帝国的捷克人部队，因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要求，在战争中乘机主动归顺了俄军，从而脱离了奥、匈帝国的控制，希望在战后成立独立的捷克新国家而留在了俄国。 十月革命以后，经列宁同意、由布拉格大学有名的哲学教授马塞列克于1917年底至苏联将这支由7万人组成的捷克军团，开赴西欧参加对德作战，以争取捷克的独立，战后成立捷克新国家（捷克共和国于1918年10月28日成立，马塞列克任总统）。 捷克军团，原拟从苏联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经挪威海去西欧，但因船只困难，改由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至海参崴，然后经太平洋、美洲大陆、大西洋转去欧洲。 当捷克军团在1918年5月间经西伯利亚铁路向海参崴开拔时，德国根据当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要求苏联解除反德的捷克军团武装，为此，苏、捷军队发生了冲突。 当苏联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签定了布列斯特和约并退出战争后，德、奥军队即转向西欧进攻英、法、美军，从而使德国的西部战场暂时有了转机。 随之，协约国便打算在革命后的苏联境内的乌拉尔以西地区开辟新的战场。名义上是从东方进攻德、奥，实际上是企图干涉苏联的革命和支持已被推翻的俄国皇室。 协约国对该战场的设想范围，是北起白海东岸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东至乌拉尔山；南至伏尔加河口及里海以西地区。 5月30日英、法、美希望日本同意出兵西伯利亚。6月7日英、法、美三国在法国的凡尔赛军事会议上决定，从西伯利亚出兵干涉苏联，以开辟东方战场，并通过英、法、意大利政府劝说日本同时出兵。对此，日本于6月21日表示同意，并以作战地域限于西伯利亚东部地区为前提。 一向对日本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也于7月8日向日本提出共同出兵，由海参崴登陆以援助捷克军团。经几度磋商，最后确定日、美双方各派出7千人的部队。 此时，捷克军团已迅速东进，并控制了萨马拉以东的部分铁路和城市。 位于苏联东部地区鄂姆斯克的原帝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等所组成的白色政权，则乘此机会扩大反革命势力。 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还以接受俄国临时政府在海参崴的地方政权，1月份希望协约国派兵镇压该地区革命力量的请求和援助捷克军团的名义，乘机入苏进行干涉，造成了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危难时期。 日本政府于1918年8月2日发表了出兵干涉苏联的宣言，随后便成立了海参崴派遣军，任命陆军大将大谷喜久藏为司令官，辖第12、第7、第3师团。大井成元中将的第12师团由日本国内乘船于8月11日首先在海参崴登陆。其作战飞机31架，也于8月13日到达。 此时驻于我国东北的藤井幸槌中将的第7师团一部，也由长春北上，8月17日至哈尔滨，然后经齐齐哈尔，分别向黑河、满洲里地区集结，并以一个步兵大队的兵力配合斯米尔诺夫的反动武装于9月8日攻占了赤塔。以两个步兵大队的兵力由赤塔沿铁路东进，策应从海参崴登陆的第12师团，由伯力攻向海兰泡及其以北的铁路沿线地区。 第7师团在黑河的另外两个大队，配合沿铁路和溯黑龙江过来的第12师团5个步兵大队，于9月18日攻占了海兰泡。 大庭二郎中将的第3师团于9月1日开进东北，随之即由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昂昂溪、海拉尔至满洲里，然后入苏经赤塔于9月21日到达了苏联的后贝加尔地区。 日军第12师团8月11日开始从海参崴登陆后，24日经战斗占领了兴凯湖以东的克拉也夫斯克车站并继续北上，9月5日占领了伯力，一部于9月中旬占领了黑龙江口的尼古拉也夫斯克港（庙街）。 在此期间，驻菲律宾的美军两个团约9000人；驻香港的英军一个营约800人；驻越南的法军一个半营约2200人，先后到达了海参崴。我国段祺瑞政府所派的两个营约1500人的先头部队也于8月8日到达哈尔滨，然后由萝北县渡过黑龙江进入苏联的沿江城市尼柯莱斯克。意大利则从驻北京的部队中编成一个大队，于10月中旬进入西伯利亚。这些干涉军统由日本的大谷喜久藏指挥。 由于各国干涉军的插手，俄国在鄂木斯克的高尔察克反动政权才有了喘息的机会。在此期间我国的北洋政府还于1919年4月20日特任命范其光为驻鄂木斯克的公使。 当各国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时，日本乘机介入了对帝俄在我国东北合办的中东路权益的处理，他们暗中与驻哈尔滨的俄国中东路坐办陆军中将霍尔瓦特进行接触，把帝俄在该路沿线的军警力量作为高尔察克白色政权和该政权的远东总司令谢米尔诺夫所属白军的后盾，而表面则主张这条铁路由日、中共管，以便避免由于英、美势力深入北满，给日本以后在该地的行动造成的麻烦。但协约国，尤其是美国则主张国际共管。最后由协约国包括中、日在内各派1人组成共管机构，下设技术、运输两部，其它仍以中、俄在该路的原有机构进行正常运输，从而使日本的企图未能得逞。 帝俄唯恐我国收回该铁路，便借口原投资于该路的道胜银行已将部分债权经巴黎的俄亚银行转让于法、美等国而进行要挟。我国为避免国际纠纷，而确定该路仍为中、俄合办，并于1923年3月成立了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管理中东路之军政事务。 在1918年1月19日，革命后的苏联政府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时，曾发表宣言，愿将中东路及帝俄在华之一切特权无条件的放弃并归还中国，以此希望我国对苏联新政府在外交上的承认和阻止日军以我国为基地进行反苏活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德国正在对新兴的苏联进行军事干涉，不少国家对苏联新政府的政策还不很理解，沙皇政权仍统治着俄国的不少地区。根据以上情况及国际间的微妙关系，我国对苏联政府的宣言并未作出反应，也未乘机收回中东路。 日本经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它环视了远东形势，了解到中国的种种情况，认为这是它依仗武力，向外推行侵略以扩大其版图的最好机会。在几次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中均已得势，因而侵略气焰逐渐嚣张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已成为列强之一。凡国际上特别是远东地区一旦发生重大问题，日本都要插手过问。如1914年8月1日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国于8月6日宣布中立，而日本则认为这是他向外扩展的天佑，于是乘机出兵。其神尾光臣中将的独立第十八师团于9月7日在胶东半岛的龙口登陆加上其海军第二舰队的四艘军舰，共约91000人，并第一次使用了由法国雷诺工厂购进的“霍曼”式飞机参加作战。11月7日与英军联合攻占了德国从我国租借去的青岛，俘虏德军约5000人。 同时，日本第18师团一部于9月25日占领了潍县，10月2日占领了济南。其理由是须占领德国权益地区的胶州湾及胶济铁路的沿线地区。 日本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名，于1914年10月中旬相继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使其国土延伸至赤道及外南洋附近。 1915年，正当欧洲大战处于紧张时刻，日本竟向我国提出要挟性的“二十一条”。其中关于旅顺、大连以及旅顺至长春的铁路之租借时间，将1898年3月27日原中、俄两国签定的租借期25年均延长到99年，并迫使袁世凯政府于5月25日签了字。 当苏联境内发生捷克军团事件时，日本不但立即参与了干涉，而且派出军队最多，竟达三个师团，人数为44700人，连同涌入西伯利亚的“开拓者”如人类学者、地理学者、历史学者、气象学者、记者、语言学家、情报专家、政治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国会议员、特务人员、各株式会社的商人等约27700人，共达72400人。 随同日军到达西伯利亚的学者，在海参崴、伯力、海兰泡、赤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等城市、乡村、野外，处处有他们的足迹。海参崴的东方学院、博物馆、伯力图书馆、海兰泡的国民图书馆、伊尔库茨克的博物馆，是他们搜集资料常到之处。这些考察人员，不少是由各大学、研究机关、社会团体及财团如“三菱”等资助的。 经过这些专家、学者、教授们先后近4年的实地调查后，在日本相继出版了这些方面的书籍。将俄国人以往流放犯人的原始、荒寒、锁闭、神秘的西伯利亚展示在日本的学术界、教育界、经济界、政界、军界及国民的面前。其中如动物、植物、矿物与水利资源、气象、交通、商业、政务、军备、民族以及风土民俗等情况，比日军参谋本部1892年9月编写的“西伯利亚地志”还要详细。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以德国代表在法国巴黎东北的贡比涅签定投降书而宣告结束。但日本则继续对苏联进行军事干涉，理由是支持帝俄的原政权，保护日本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权益，防止共产主义向东方蔓延。至1919年春，日本在西伯利亚的侵略军，仍保持第3、第14、第16共3个师团。日军参谋本部，为使更多的军队了解苏联情况，采取了短期换驻的方法。 日本在出兵西伯利亚期间，美国等国对其未与盟国商量即增加兵力及各方面人员占领从海参崴至贝加尔湖的铁路及其沿线地区；攻占与捷克军团撤退无关的黑龙江口城市尼古拉也夫斯克（庙街）；阻止美军工程部队修复西伯利亚铁路，以及日军特务人员广泛插手西伯利亚事务，多方侦察情况调查资源，并以保护其驻高尔察克政府的加藤恒忠大使安全为名派兵（第5师团的1个小队）至乌拉尔以东的鄂木斯克等等问题，十分不满。 尤其是美国，它联系到日军在1914年冬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之后，实际已包围了美国的关岛和菲律宾一事，已有相当的警惕。美国在欧战结束后的1918年11月16日，以日本动用了这样多的军队至西伯利亚而不与美国协商，提出了严重抗议。 接着，美、英等国以捷克军团已通过海参崴去西欧，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各自的军队，没有理由再留在苏联，而相继于1920年撤离海参崴。 然而，日本不仅没有撤兵，还向该地增派了第13师团，并于1920年4月派一个步兵大队进入北库页岛。6月3日又增加4个步兵大队至黑龙江口的尼古拉也夫斯克港。其理由是所谓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防止苏联的“过激派”势力向“满洲”和朝鲜扩展。 由于苏联红军加强了反击，以及日本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侵略者才被迫于1922年10月25日经由海参崴开始全部撤出他的侵略军队。 在撤兵的同时，其“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亦随之撤消。 此时的苏联，正处于革命后的虚弱时期，各项事业亟待恢复，日本根据这些情况，确定继续加强对苏联的作战准备，并将该任务委之于驻旅顺的关东军，企图相机从北满及海参崴方向再次进攻苏联。 1924年5月31日我国政府与苏联签定了恢复邦交和中东铁路由两国共管的协定。日军为继续加强对苏联的战备，其参谋本部与关东军经研究后认为，应首先建设好向北满的进攻基地；然后进攻中东铁路和沿线地带；再经中东路攻入苏联，占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 为进攻基地的建设及做好战场的准备，日军参谋本部及关东军曾数次派参谋人员到北满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绥芬河一带及中东路沿线进行实地勘察，收集有关的兵要地志资料。人数最多的一次是1926年，日军派出其参谋本部的参谋井出铁藏、永见俊德、笠原幸雄、森冈皋、板花义一、桥本欣五郎等分路调查、核实中东路沿线地区，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及绥芬河、东宁、三岔子周围情况后，提出了对苏用兵方案。同时提出兴建敦化至图们，图们至牡丹江，吉林至五常，长春至大赉，洮南至索伦这五条铁路的建议，以保证将来对苏军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大会战的军事运输。 日军参谋本部将上述兴建铁路的建议，提交政府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通过政友会干事长“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于1927年10月10日、11日与张作霖进行了谈判，并于10月15日签定了同意日本兴建上述五条铁路的密约。但日军对北满地区的调查，仍在进行。 从1926年日本就开始制定对苏、对华、对美侵略的作战计划，打算在原有17个师团的基础上再组建15个师团，达到32个师团的兵力，其中大部用于对我国和苏联作战。其具体分为对苏、对华、对美作战的三种用兵方案，即： 　　对苏作战： 　由沿海州攻向阿穆尔州　1个军　　3个师团 　由北满方面出动　　1个方面军3个军10个师团 　由南库页岛方面出动　　1个支队（旅团以下） 　　对华作战： 　东北方面　　关东军　5个师团 　华北方面　　1个方面军2个军7个师团 　华中方面　　1个军　　3个师团 　华南方面　　台湾军　1个师团 　　对美作战： 　菲律宾　　1个军3个师团 　关岛　　　1个支队 （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军即是按此计划进行） 日本政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远东形势，苏联革命后的影响，我国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为了继续支持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抵制苏维埃政权，获得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特殊权益，策应海参崴派遣军作战；为了继续扩大对我国东北和内蒙的侵略，企图以武力作后盾将该地区形成特殊局面，于1919年4月11日在旅顺成立了“关东军司令部”这样一个高级指挥机关。其表面的任务是：指挥其在东北的陆军部队，保卫关东州和铁路沿线地区。 第一任关东军司令官，由关东都督立花小一郎中将担任。 关东军成立后直至“九·一八事变”，其历任的司令官有： 　立花小一郎　中将　1919年4月至1921年1月 　河合操　　　中将　1921年1月至1922年5月 　尾野实信　　中将　1922年5月至1923年10月 　白川义则　　中将　1923年10月至1926年7月 　武藤信义　　中将　1926年7月至1927年8月 　村冈长太郎　中将　1927年8月至1929年7月 　畑英太郎　　中将　1929年7月至1930年9月 　菱刈隆　　　中将　1930年9月至1931年8月 　本庄繁　　　中将　1931年8月 以上历任关东军的司令官，除村冈长太郎在任期间，因发生其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村冈负有责任而未予以提升外，其它人在卸任后，为表彰其指挥进驻国外部队的功绩，均被晋升为大将（三颗星）。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部队便轮流进驻于旅顺至长春和奉天（沈阳）至安东（丹东）的铁路沿线各城市。轮换时间为二年，其进驻的部队先后有： 　第14、第16师团　　1905年至1907年10月 　第10师团　　　　　1907年10月至1909年9月 　第11师团　　　　　1909年9月至1911年4月 　第5师团　　　　　 1911年4月至1913年5月 　第2师团　　　　　 1913年4月至1915年5月 　第17师团　　　　　1915年4月至1917年5月 　第7师团　　　　　 1917年5月至1919年5月 　第16师团　　　　　1919年4月至1921年4月 　第15师团　　　　　1921年3月至1923年4月 　第6师团　　　　　 1923年4月至1925年6月 　第10师团　　　　　1925年5月至1927年4月 　第14师团　　　　　1927年4月至1929年4月 　第16师团　　　　　1929年4月至1931年5月 　第2师团　　　　　 1931年4月 日本自从占领旅大及南满铁路后，即以此为基地展开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活动。经常派出具有各种身份、各种专业的人员在东北多次翻越荒无人烟的大小兴安岭、完达山、老爷岭、长白山等东北内地和边陲地区，有些还深入到内蒙、华北、西北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城，南疆的哈什等地侦察情况，绘制地图，了解气象，调查矿业、林业、水利、农产、畜牧等各项资源。一些历史、地理学者则对东北少数民族的形成、现状、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等写成符合日本侵略东北观点的著作。同时日本还特别注重调查了解我国当时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执政者对国家、对民众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我国不统一对日本进行扩张所形成的有利条件等等。 当1928年夏北伐军快速向前推进，失败的奉军退出北京返回关外时，关东军乘机炸死了奉军首领张作霖，企图利用混乱的局势占领我国东北。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擅自成立国民政府遭到武汉政府汪精卫、唐生智等人的反对而被迫下野去日本。第一次北伐在革命军打垮了吴佩孚在湖南、湖北、河南的部队，击败了孙传芳在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一带的部队并到达徐州、郑州地区后停止。 11月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其私邸会见了蒋介石和张群。田中向蒋表示：当前应巩固江南，扑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然后再继续北伐。但蒋则提出若日本能支持中国北伐，统一中国则国民的反日情绪自然平息，满蒙问题亦不难解决。 此时在山西的阎锡山和在河南的冯玉祥部队，倍受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张宗昌之威胁，因而阎、冯联名去电日本，请蒋回国领导第2次北伐。蒋于11月10日回到了上海。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再次任出伐军总司令。2月15日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以4个集团军分路攻向平津地区，以消灭孙传芳、张宗昌和张作霖之军阀部队。这4个集团军的首领为： 　第1集团军　　总司令　蒋介石（兼） 　第2集团军　　总司令　冯玉祥 　第3集团军　　总司令　阎锡山 　第4集团军　　总司令　李宗仁 这4个集团军的出击路线为： 第1集团军约15万人由徐州沿津浦路北上，消灭在山东的孙传芳、张宗昌和在天津以南的奉军韩麟春部队之后，攻向平津地区； 第2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由郑州沿平汉路北上，消灭沿线地区张学良的奉军攻向石家庄附近； 第3集团军由山西分两路消灭奉军攻向北平、天津。即一路出娘子关经石家庄击溃荣臻、胡毓坤、张学良、王树常所率奉军，攻向保定；一路从晋北沿平绥路经张家口击溃张作相、汤玉麟部攻向北平。 蒋介石于4月7日发表了北伐宣言后，10日各路部队开始向北进攻。在津浦路北段的孙传芳、张宗昌部队因自去年在江南的龙潭战败后已无斗志，因而节节败退。 此时驻济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少佐，根据北伐的形势即准备制造事端，企图阻止北伐军进入济南。4月16日，他向其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大将发出电报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提出此刻正是日本向山东出兵的最好时刻。 日军参谋本部在接到酒井隆的电报并得到天皇裕仁的批准后，借口保护在济南的侨民，调驻其国内的福田彦助中将第六师团至山东。该师团的八个步兵大队及炮兵、骑兵、工兵等于4月25日秘密在青岛登陆。随即以火车运送于26日到达济南。 北伐第1集团军先头部队约40000人于5月1日到达济南时，市民欢呼北伐胜利并游行庆祝。 进入济南的北伐军人数较多，有些与日军的宿营地相距很近。5月3日，日军开始挑衅，其借口是北伐部队第40军的人员侮辱了日本的国旗，随之发生了冲突。40军是胜利之师，对此当即予以还击而演成巷战，并击毙了一些敢于袭击北伐军的日本侨民。之后，第1集团军主动离开济南，于5月5日的晚间渡过黄河继续北上。 阻止北伐，是日本的预谋行动。济南事件后，日军统帅部于5月4日将驻朝鲜汉城龙山的第20师团之第40旅团调至我国东北，并派原驻东北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和原驻朝鲜的临时派遣飞行队增援济南，归第6师团长指挥。由于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形势依然紧张，5月9日，日军又调其国内的第3师团5个步兵大队及驻天津的5个步兵中队至青岛集结。 在两国进行交涉期间，福田彦助的第6师团于5月11日拂晓占领了整个济南市，直至1929年5月20日才最后撤走。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及其参谋长斋藤恒少将，在第28旅团于5月17日由山东回东北后，即研究阻止北伐军可能由平津地区经山海关进入东北的作战方案，并于当日向其参谋总长发出电报，提出为保护南满铁路的正常运输，保护铁路沿线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拟于5月20日将14师团的一半兵力前出至锦州，将朝鲜调来东北的第20师团之第40旅团驻于奉天（沈阳）。日军统帅部对村冈的上述意见未予答复。 各路北伐部队，从4月10日沿北方的各条铁路发动进攻以后，奉军的形势急转直下，尤其是阎锡山的部队，它除了沿平汉、平绥线进攻之外，还令第7军副军长张荫梧指挥李服膺的第14师、李生达的第15师和陈长捷的1个师，由浑源、灵丘攻向涞源和紫荆关，使北平和保定的侧翼都受到威胁。 晋军徐永昌的第3军、杨爱源的第2军由平汉路正面，商震的第1军由平汉路以西迂回保定时，张学良、王树常于5月下旬放弃了保定。至此，奉军所控制的平津地区，已失去屏障。 当奉军败局已定时，关东军预计张作霖很快将退回东北，因而村冈长太郎以及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都在布置暗杀，拟除掉不听日本摆布的张作霖。 村冈的方案是派参谋竹下义晴少佐前往北平进行刺杀。 河本的方案则是令东宫铁男大尉指挥工兵在皇姑屯的铁路立交桥上放上200块方形烈性黄色炸药，在铁路的一侧附近部署了一个小队的射手，在铁路上安装了脱轨机。准备趁炸死张作霖之后的混乱局面，出兵占领东北各地。 6月3日晚，张作霖由北京站乘慈禧太后专用过的高级公务车第80号共有22节车厢的列车，于6月4日上午5点23分在通过皇姑屯铁路立交桥的瞬间，东宫大尉按下了电钮，张作霖等所乘的列车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出轨道约10余公尺，吴俊升等当场被炸死。受重伤的张作霖由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救入汽车，回到公馆后不久即死去。 此时的阎锡山以张荫梧的第7军为左纵队，孙楚的第6师为右纵队，沿平汉路两侧快速向前推进并于5月8日占领了北平，以后又占领了天津。随之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张荫梧任北平警备司令。结束了奉军从1926年4月中旬以来占领北平的局面。 奉军此时已退至滦河以东，形成与白崇禧所指挥的第4集团军一部的对峙，但未交战。因为北伐军如出山海关，接近日本权益的旅顺至长春之铁路沿线地区，其结果很难预料。特别是奉军首领张作霖，刚被关东军谋杀。这些就为南京国民政府对统一东北的问题，从多方面提供了进行政治解决的条件。 随着第二次北伐的胜利，我国也渐趋统一。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7日宣布废除外国在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接着于7月19日通告日本：1896年7月21日的中日通商条约及1904年追加的条约无效。 关东军司令部的指挥人员，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的在另一国家杀害了该国的高级军事人员，世界各国为此而瞠目。日本在舆论及道义的压力下，田中义一内阁于1929年7月1日倒台，6月28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退出现役，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被停职，编入预备役。其它如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中将、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仅作了一般处分而了事。但日本方面，对张作霖之死，却认为是“千古之谜”！ 在东北统一于国民政府之后的1929年5月27日，发生了中东路事件。日军则利用这一机会，观察、搜集中、苏两军实际作战能力的情况，为今后对中、苏用兵时参考。 革命后的苏联政府于1918年1月19日宣称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权和中东路。但在以后红军节节胜利、白匪败退而苏联政权开始稳定的1922年，苏方则认为该路的路权并未放弃，并于当年1月派越飞前来我国商谈该路应由苏联管理的问题，但无结果。 1923年8月苏联代表卡拉罕与我国代表王正廷再次商谈中东路的问题，并一致否认了原帝俄通过俄亚银行策划的日本、美国、法国对该路有债权之说。1924年5月31日，我国由顾维钧、苏方由卡拉罕在北京签定了中、俄共管中东路的协定。 此时的东北，实际是在地方势力张作霖的掌管之下。张因对这个协定不满而拒绝实行。苏联对此亦无办法，便于6月间派库兹涅佐夫为代表至奉天（沈阳）与东北实力人物张作霖之代表郑谦、吕荣寰、钟世铭作具体磋商，直至9月20日才又商定了对中东路共管的具体问题。最后决定仍以鲍贵卿为该路的督办兼理事长，从10月3日开始中、苏共管这条铁路。 中东路事件之直接起因是东北军根据侦察得知第三国际将于5月27日在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召开宣传及地区会议，参加者为苏方铁路的重要人员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共产党人等。根据这一情况，东北军派出部队于这一天突然包围和搜查了苏联总领事馆，搜查出两卡车宣传材料和书籍等实物。东北军认为苏联违反了1924年5月31日所签定不得以中东路进行政治活动的协定，当场逮捕了苏联总领事梅尼柯夫、中东路苏方局长莫沙诺夫等39人，停止了苏方正副局长的职务，查封了苏方沿铁路线的工会等机构，并将苏方59名人员驱逐出境。 继而，张学良命令东北军于7月10日全部占领了中东路，解散了全线苏联的工会，逮捕了铁路上的苏方人员约300名。7月13日苏联政府为此提出抗议。7月18日南京与莫斯科均宣布断绝相互间的外交关系，随之两国即处于战争状态。 8月6日，苏联任命布留赫尔元帅（即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之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接替库比谢夫将军为远东特别集团军总司令，辖第18、第19军共9个师又两个步兵旅、2个工兵营、1个坦克连、1个有14艘军舰的黑龙江内河区舰队、航空兵等共约15万人。主力5个师部署在满洲里西北的达乌里亚地区，在绥芬河东南的双城子附近部署了2个师，内河区舰队位于松花江口附近，在松花江口的黑龙江北岸部署了1个师。 与此同时，东北军亦于8月15日下令编成两个军，分赴东面的绥芬河与西面的满洲里方向作战，其编成为： 　第1军　　军长　王树常 　　　　　 参谋长　李端浩 　　　　　　（负责东线绥芬河方向作战，位于哈尔滨） 　　步兵第4旅　　旅长　刘翼飞 　　步兵第12旅　　旅长　张廷枢 　　步兵第19旅　　旅长　孙德荃 　　暂编骑1师　　师长　郑泽生 　　炮兵第2团　　团长　黄永安 　第2军　　军长　胡毓坤 　　　　　 参谋长　刘忠干 　　　（负责西线满洲里方向作战，位于博克图） 　　步兵第5旅　　旅长　董英斌 　　步兵第14旅　　旅长　徐永和 　　步兵第24旅　　旅长　黄师岳 　　骑兵第3旅　　旅长　张树森 　　炮兵第5团　　团长　张福山 　　工兵第1营　　营长　周葆全 8月18日苏军阿巴该图第18军攻向满洲里侧后之扎兰诺尔车站。防守在该地的韩光第步兵第17旅战斗力较强，苏军连续多次进攻均未得手。其间，苏联派出便衣部队，进入扎兰诺尔后方的嵯岗、尺干、赫尔洪德一带，破坏这一带的铁路约30多公里，并且外蒙骑兵万余人也到达新巴尔虎右旗，破坏东北军的后方运输并增加满洲里西南——新巴尔虎右旗的威协。苏军于11月17日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于11月18日夜占领了扎兰诺尔。守军第17旅旅长韩光第战死，约6000人的部队半数战死战伤。随后苏军便集中力量围攻满洲里，22日防守该地的第15旅阵地被突破，旅长梁中甲被俘。满洲里亦于当天被苏军占领。 占领了满洲里的苏军，随后又沿铁路两侧的雪地大草原东进，于27日攻占了海拉尔。 在双城子方向的苏联第19军，与位于绥芬河一带的赵芷香第22旅激战后，于9月8日占领了绥芬河。另一部在兴凯湖以北地区，渡过了乌苏里江而占领了虎头、虎林及密山一带。 此时的苏联，正处于第一个5年计划的第一年，基于国力的情况，根据对华政策和防止日本关东军的借故介入，苏军东西两路的部队即在上述地区停止。 苏军的黑龙江内河区舰队，由其空军掩护载步兵第2师，从同江上陆与在该地的东北军李杜的第9旅激战后，占领了同江、富锦、萝北和绥滨。东北军松花江舰队的11艘军舰中，7只被击沉。苏方军舰3艘被击沉（包括旗舰“谢洛夫号”），击伤四艘，苏军飞机两架被击落。苏军黑龙江区舰队司令拉斯妥切柯夫少将亦战死。 因一条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线，在26年内，引起两次国际性战争，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此次作战，苏军伤亡近1万人，东北军则损失了扎兰诺尔的第17旅和满洲里的第15旅，在富锦方向的第9旅伤亡亦重。东北军经此损失后，愿意和谈，此时的苏联正在恢复生产建设亦不希望战争，因而双方于12月22日签定了如下的“伯力议定书”。 （一）铁路仍然共同管理； （二）释放被捕的苏联公民； （三）中国答应解除白匪武装，并将其组织者驱逐出中国东北境域； （四）恢复中苏国境和平状态，双方随即撤兵。苏联驻中国东北领事馆和中国驻苏联远东领事馆恢复活动。 中东路事件发生时，日军认为这是它了解中、苏两军作战能力的最好时机。注视着这一事件的关东军，经多方搜集、整理中、苏两军的情况，其中对苏军的看法大致有： （一）经过托洛茨基、伏龙芝领导建设的苏联红军在气概上与往日旧俄军队的怠惰作风迥然不同； （二）此次作战，在战略态势上，苏军充分利用了它外线的有利条件，发动了从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密山方向的多路进攻，使处于内线的东北军防不甚防； （三）集中兵力于西线的达乌利亚，有着坚实的后方，且缩短了运输距离，因而取得了扎兰诺尔和满洲里战役的成果； （四）战术上的迂回，是动摇对方、减少自己损失，得以全歼扎兰诺尔、满洲里两个旅并攻占海拉尔的重要手段； （五）在指挥上的东西配合、空炮协同、多路策应、行动快速等方面，有着出乎意料的长进； （六）在装备上，空军，尤其是炮兵，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使东北军极为惊恐； （七）在后勤供应上，部队在严寒地区作战，有着良好的防寒服装，从满洲里向海拉尔追击时，部队在大草原上配有面包车、烧水车，照常供应热食； （八）红军纪律严格，据在满洲里特务机关的川俣雄人大尉（川俣以后相继任驻苏武官及陆军中野特务学校第三任校长）观察记载，苏军在进入满洲里的8天内，无人进入民房，有两名士兵因至饭店用餐，当即被勒令回营。 当时的日本，把中、苏两国都作为他的敌人，通过这次观察、分析，以便针对中、苏情况，进行侵略准备。 经第二次北伐和1930年5月至10月，蒋、冯、阎军的中原大战后，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开始稳定，因而在外交上对以往的不平等条约，采取了分阶段逐步予以废除或改定的措施。 1931年4月14日，即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成立的这一天，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接见了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时，向他表示了我国的外交方针和对以往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或改定，将分五个阶段逐步予以实行，即：第1阶段收回关税自主权；第2阶段废除治外法权；第3阶段收回租界；第4阶段收回租借地；第5阶段收回铁路、内河航运和沿海的航行权。并明确告诉重光，收回的租借地包括日本租借的旅大地区；收回的铁路权包括旅大至长春的铁路。 根据王外长的谈话，重光感到问题严重，因而立即回国述职。日本外务省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陆、海军。 日本，特别是其上层及军部，对经过日、俄战争从俄国手中取得我国东北部分地区的租借权益之后，即已作为其“固有国土”看待，根本没有到期归还我国的打算。代表这一侵略思想的典型人物就是出任过两次内阁总理大臣、三次陆军大臣、四次参谋总长，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元帅。他在1909年4月提出“对清（华）政策”的意见一文时曾提到： 辽东半岛，应建立永久为我帝国领土之确乎不拔基础。此已不容置疑，若存有到期归还中国之意，则不如早日予以放弃为上。盖此半岛之地，为耗去20亿资财，伤亡20余万生命所获得。如到期尚未确实成为我之纯粹附属地区而予以归还，则不仅对前人及后代为莫大之耻辱，亦有何面目见两次战役阵亡勇将烈士之英魂于地下？此余之所以常抱深忧，而敢于草此卑见，幸诸君谅之。 山县有朋已于1922年死去，但他这种将日本引向危险道路的侵略思想，却一直在蔓延着。 关东军司令部接到其外务省关于我国将收回东北权益的通报后，素称对德国克劳塞维茨军事学说有深刻研究并写有军事专著和具有战略家之称的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认为： 中国现正进行着恢复国权的民族运动，这一运动必将获得成功，而张学良正依仗此一运动为后盾进行排日。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亦在顺利进行，当其国力充实时，军备则自然增强，不久的将来，日本将面对着这个强大的敌国。 为了在中国真正统一之前，即将东北形成特殊局面，造成对苏俄赤色势力即将南下之防波堤，必须在最近以武力占据东北。 此一行动国际联盟必将干涉，且未来的日、美战争，必然因日、中两国冲突而引起，但在20年内须设法予以避免。日、美战争必将发生，但就日本来说，进行这场战争的先决条件，是建设、巩固、利用好满洲基地。 根据以上的看法，石原对我国收回旅大租借地和东北铁路一事，他的意见是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总退却；一是以武力解决。因此，他即同关东军另一作战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根据其数年来对我国东北政治、军备、地形、交通、气象等情况的了解，着手制定出于本年内在东北制造事端，进行军事侵略的计划。 不久，关东军于6月初向其参谋本部正式提出“变满蒙为日本领土”的意见。新任若槻内阁陆军大臣的南次郎大将，经考虑后于6月11日指定陆军省的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大佐，参谋本部的编制课长山胁正隆大佐、欧美课长渡久雄大佐、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大佐，由参谋本部第2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主持，与这5名中枢课长进行关于满蒙问题的国策研究。 建川与这些人经八天的思考、讨论、研究并作了多方面的权衡之后于6月19日制定出在一年内侵占我国东北的“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其内容为： （一）为缓和满洲张学良政权的排日方针，在努力与外务当局取得密切联系的基础上使其实现。对此，关东军之行动务须慎重。 （二）虽经以上努力，而排日行动仍有发展时，最终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 （三）解决满洲问题，必须得到国内外的理解，因此陆军大臣应通过内阁会议，努力使各大臣知悉当地情况。 （四）应使全体国民特别是新闻界知悉满洲实情。此项事务主要由军务局负责，第二部予以协助。 （五）军务局与第二部，要和外务省的课、局取得密切联系，使有关各国了解满洲排日行动之情况，以便万一发展到需采取军事行动时，使各国对日本的决心能予以谅解，不致产生反对和干涉。为此要订出预案，并经批准以便实施。 （六）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何种兵力，由作战部与关东军联系后，定出计划报上级批准。 （七）为求得国内外对此施策的理解，并得以顺利实施，从现在起至明年春天，约需一年之时间。 （八）应使关东军领会中央之方针，在未来的一年内隐忍持重，避免由于排日行动而发生纷争。万一发生时，应努力不使事件的范围扩大，限于局部处理。 以上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和日军参谋本部所进行的策划侵略活动之有关情况。其区别在于关东军主张激进，在当年就突然进行；而参谋本部则主张缓进，待各方面做好准备后，在翌年的春季行动。 1931年的夏季，日军又派其参谋本部负责后勤的参谋中村震太郎，负责研究我国事务的参谋森赳、长勇，化装成平民分别至齐齐哈尔及扎兰屯地区、大兴安岭一带进行军事侦察。 中村震太郎大尉于5月25日在我国军事禁区的乌兰浩特西北约30公里察尔森附近的四方台，被东北军关玉衡的步兵第3团所属第三连捕获。同行的除已退役的上士井杉延太郎之外，尚有为其领路的白俄希罗柯夫及本地人各1名。中村所测绘的地图，记载着交通、气象、土壤、水源、兴安岭驻军等情况，他们所携带的“三八式”步枪、“南部式”（即大正14年式）手枪各1支，洋马3匹、蒙古马1匹及毒品海洛因等全被缴获。在审讯中，中村承认是来侦察我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布防及该地区之铁路建筑情况。 关玉衡是一位富有爱国心的军官，他对日军参谋本部居然敢于派出军官携带武器潜入我国早经宣布的军事禁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的罪行，非常注意，并知道如将该间谍上送，日方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将其索回。因而在弄清了中村等的罪行后，他即令该团第3连连长宁文龙、第4连连长王秉义等于晚间将日军的这4名间谍全部就地枪决。 日军参谋本部从5月下旬与中村失去联系后，即以各种办法进行寻找，当得知中村已被我国军队将其正法之后，日方即开始将这一不名誉的行为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在国内外，大肆造谣诬陷中国军队枪杀了日本军人，并为中村举行了大规模煽动性的追悼会。8月底日本政府又向我国东北地方政府，提出了至乌兰浩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等3项无理要求： （一）辽宁省政府主席藏式毅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日军谢罪。 （二）对此事件之责任者屯垦军代理第3团团长关玉衡以下人员，予以严处。 （三）对受害者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赔偿20万元。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利用中村事件进行宣传，为其侵略制造借口。 “九·一八事变”前的相当一段时间，我国一直处于军阀混战和内战之中，在北方，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为继续扩展其势力，从1920年以后数次率兵入关，参与军阀之间的混战，其势力一度曾到达南方的京、沪地区。 1925年10月间，奉军与南方苏、浙、皖地区的驻军和冯玉祥西北军的关系继续恶化。江苏省驻军师长陈调元、浙江省督军孙传芳因不忍奉军的压迫，乃联合苏、浙、皖地区的皖系部队，利用奉军在这三省尚未站稳的机会，以双十节阅兵的名义，集中力量分路进攻南京、苏州等地的奉军，10月15日孙传芳以苏、皖、赣、闽、浙5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反奉通电。杨宇霆、姜登选处此不意的情况下，被迫离职率部退出苏皖而北返，但有一个多师被皖系部队缴械。 汉口的吴佩孚，于10月21日以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之名义发出通电，响应孙传芳的反奉行动。 在华北与奉军相接的冯玉祥，根据孙传芳、吴佩孚的反奉情况，亦决定对奉军采取行动。其计划是由保定攻向天津，切断由南方至山海关的奉军退路；并暗中与奉军内痛恨内战、反对自戕国力的革命将领郭松龄，商定了反张的作战部署。10月18日冯部的邓宝珊，从保定攻向天津；郭松龄则按与冯玉祥11月20日所定之密约，于22日在冀东的栾县发出了讨张的通电，指出张为一己之私利，不惜危害国家祸及民众，而连年穷兵黩武等之罪行，要求他息兵下野，交出军政大权与张学良；停止内战等等。 郭在发出讨张的通电之前，对其机关、部队已作出了相应的具体部署，如将其京榆驻军6个师，2个炮兵旅。改编为东北国民军并自任总司令，召开团长以上干部会议，说明讨张、统一之意义与作战纲要；以2个先行团乘火车隐秘通过山海关，而直开奉天（沈阳）等。东北国民军之编成序列为： 　东北国民军　　总司令　郭松龄 　　　　　　　　前敌总指挥　宋九龄 　　　　　　　　参谋长　邹作华 　　第1军　　军长　刘振东 　　第2军　　军长　刘伟 　　第3军　　军长　范浦江 　　第4军　　军长　霁云 　　第5军　　军长　魏益三 原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和旅长孙旭昌，因不愿参与这一行动，而被送交李景林部队看管。11月22日这一天，由南方回到天津的安徽督办姜登选至郭部，郭认为他是一贯搞阴谋和专权活动的人物，而将其枪决。 深知奉军后方兵力极为薄弱的郭松龄，为达到奇袭的目的，令第5军军长魏益三先率2个团隐藏在军车内，混过山海关进入奉天（沈阳），直捣奉军总部。其中第1个团已过了山海关。但第2个团，因团长张廷枢告密，而在山海关被拦阻，战事遂由该地开始。张作相接到了他儿子张廷枢的这一报告后，即令其驻山海关的第15师进行阻击，致郭松龄的先头部队，未能全部隐秘进入东北。 当郭松龄开始行动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发出通电，声讨张作霖。直隶督办李景林亦脱离奉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也予以声援，并支助郭松龄军费40万元。 郭松龄所率之部队，系奉军之劲旅，武器、弹药充足，并有相当数量之炮兵，部队的训练素质较高，又经过相当时间的休整，由于靠近铁路、公路沿线，部队调动亦极为迅速。11月23日郭军向关外进攻时，沿途击败了张作相、韩麟春、汲金纯、汤玉麟等部在山海关、绥中、兴城、连山各地的防守，12月6日攻占锦州，一部于12日到达营口外围。因已接近南满铁路，恐引起与日方之纠纷而暂停，主力于18日到达新民县的辽河地区，距奉天（沈阳）约50公里。当时郭的部队约5万人，有山、野炮244门，迫击炮150门，重机枪约150挺，是一支不小的野战部队。 郭军沿途打败了张作霖所属的部队时，日军随之进行干预。12月4日以加藤高明为总理大臣的日本政府，竟向郭松龄发出军事行动不准进入南满铁路附近的警告。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中将，根据其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参谋总长河合操的指示，于12月4日派其参谋浦澄讧至锦州，向郭提出同样的警告。关东军还令驻于辽阳北大营的第10师团，作好战斗准备。很明显，日本侵略者决心支持张作霖而阻止东北国民军。 对日本干涉我国内政，郭松龄非常义愤并报告了北京政府。为此，黄郛即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提出了抗议，指出日方已利用南满铁路为张作霖运送黑龙江、吉林的部队至奉天（沈阳）附近，与东北国民军作战，是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 当关东军已作好用兵方案后，12月8日白川义则又根据其陆军大臣的指示，向张、郭双方发出：战争不得在南满铁路进行，否则关东军将采取必要之军事行动的警告。实际上关东军此时正与其参谋本部、政府，策划以军事手段支持张作霖，其目的：一是维护其在我国东北的权益，二是为了“反赤”，因郭松龄的背后是冯玉祥，而冯玉祥的背后是苏联。 在奉天（沈阳）的张作霖，得知郭松龄通电讨张，其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到达营口、新民附近，以及冯玉祥、孙传芳、吴佩孚相继联合反奉，奉军已被迫退出上海、江苏、安徽而天津形势又很危急时，感到情况严重，即作逃向大连的准备。并将其现款270万元托存于日本南满铁路奉天公所负责人镰田弥助处。 在此期间，张作霖急调黑龙江省和吉林的部队，前来保卫奉天（沈阳）。但以中东路运送这些部队时，遭到苏联方面代表的反对。奉军认为，苏方拒绝使用中东路运送吉、黑地区的部队，实际是策应郭松龄反奉。吴俊升的部队只好经齐齐哈尔、白城子、郑家屯、四平转达新民。 张作霖还集中了在奉天（沈阳）附近的军、警约1万人，并以兵工厂中的武器予以装备，使这支部队有山、野炮62门，重炮16门，迫击炮22门，重机枪28挺，开赴新民前线。 奉军在新民地区辽河东岸的防守部署是，右翼（北侧）为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左翼（南侧）为张作相部队，两者约26000人；中路张学良部队约10000人。张雇用62名日本炮手，由荒木五郎少尉指挥，使用15公分口径的重炮。 关东军根据其政府支持张作霖的决定，于11月28日即调动辽阳第10师团第8旅团39联队第2大队、工兵1个中队至奉天（沈阳），连同驻在奉天（沈阳）的日军担任城内外警戒，接着在12月7日又将驻辽阳的第8旅团司令部、驻海城的野炮兵第10联队，均调至奉天（沈阳）。 郭军虽已到达辽河沿岸，但先因修复大凌河铁桥，而后又因决心犹豫而失去了时间。这给张作霖和关东军部队得以从容部署。由于张作霖部队的战场宣传、喊话、劝降活动，郭的部队开始动摇。郭军高级军官中的邹作华、刘伟、范浦江等在新民与奉天（沈阳）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派去的守田福松取得了联系。12月22日晚郭部的上述高级军官通过新民日本领事分馆与奉天（沈阳）总领事馆联系向张投降，其条件为保障郭松龄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吉田茂将上述条件转告张作霖后，张答应除郭松龄外，其他人都不予以追究。结果在翌日晚，郭换便服与其夫人韩淑秀离开部队，同行者有国民党人员林长民。在24日晨，郭松龄夫妇被黑龙江王永清的骑兵第7旅所执，在押送奉天（沈阳）的途中，依张作霖之命令均被枪杀。24日郭军全体官兵向张作霖投降，随之张学良亦很快收容了锦州、绥中等地郭之旧部。 就在郭松龄兵败的12月24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攻占了天津。 张作霖为酬谢关东军之策应，于事后亲至大连、旅顺，拜访了日本关东州厅儿玉长官和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并将其存于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之500万元巨款，赠与关东军，请白川为其分赠为打败郭松龄而出力之日本军人。 郭松龄的反奉事件，与冯玉祥有着直接关系，张作霖对此耿耿于怀。第2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突然掉转枪口，致使吴佩孚一败涂地，只身南去。对此，吴亦念念不忘。经吴部蒋百里与山东的张宗昌、江苏的孙传芳联系后，向张作霖提出了联合反冯的意见，后又经吴部驻河南省的靳云鹗、寇英杰等的疏通，结果逐步又形成了直、奉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的局面。 首先是吴佩孚于1925年12月31日宣布结束讨奉战争，以和缓两者之间的关系。接着在1926年1月5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对其息兵表示谅解。这样直奉联合遂即形成。 直、奉联合后，张作霖于1月11日开始行动，其借口是讨伐已加入国民军并任第4军军长的魏益三而进攻国民军，并于同月19日占领了山海关。随之吴佩孚亦在1926年1月20日于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向河南省以北的国民军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亦与直、奉合作，参加对国民军的“讨赤”作战。此时国民军已处于三面受敌的形势。 直系由靳云鹗为总指挥的部队北上后，击溃了国民军岳维峻的第2军，于2月26日占领了开封，3月2日占领了郑州，由于平汉路北段的石家庄，已被晋军商震部队占领，所以岳维峻部只得由洛阳退入陕西。2月26日已加入直系的原奉军李景林部由山东北上，已接近天津。 就在北方军阀仍在混战的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张作霖等对蒋介石所率的这支部分由苏联武器装备起来并由苏联顾问指导和由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由黄埔军官学校学生任基层军官、由两广及湖南地方部队所组成的8个军约8万人的北伐军，并未给以重视。认为那是一支受了“赤化”而并无多大力量的部队。他们的目光，依然在注视着平绥铁路沿线之国民军，因而仍按6月28日吴、张面定的作战计划，继续向国民军进攻。随之，奉军于8月14日占领了南口，阎锡山的部队于25日占领了集宁。国民军继续西撤至陕西与河套地区。 在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早在1921年的夏秋之间，相继攻克了梧州、桂林、南宁、龙州，驱逐了军阀陆荣廷（逃入越南）而平定了广西；1925年冬，又肃清了军阀陈炯明余党在东江地区之残部，继而在作了多方面的筹划之后，于1926年夏开始北伐。以图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 此时在北方的军阀吴佩孚，占据着湖南、湖北、河南省；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占据着苏、皖、赣、闽、浙五省；另一个强有力的军阀张作霖，则统治着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等地。 北伐军是由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部队的政治素质较高，战斗力亦强，开始仅有8万人，而北方主要军阀张作霖的安国军，则编有孙传芳的第1方面军团、张宗昌的第2方面军团、张学良的第3方面军团、杨宇霆的第4方面军团、张作相的第5方面军团、吴俊升的第6方面军团、褚玉沄的第8方面军团等以及吴佩孚的部队，共达80万人。与其相比，北伐军的总人数，仅有其十分之一。 当时在两广及湖南的国民革命军之序列为： 　　　国民革命军　　总司令　蒋介石 　　　　　　　　　　总参谋长　李济深　留驻广东，兼黄埔军校副校长 　　　　　　　　　　副总参谋长　白崇禧 　　　　第1军　　军长　何应钦 　　　　第2军　　军长　谭延闿（兼） 　　　　第3军　　军长　朱培德 　　　　第4军　　军长　李济深（兼） 　　　　第5军　　军长　李福林 　　　　第6军　　军长　程潜 　　　　第7军　　军长　李宗仁 　　　　第8军　　军长　唐生智 以上各军所指挥之部队及北伐之所经路线为： （一）第1军，指挥第3、第14、第20师，独立第4师（王柏龄之第1师已调归第6军，刘峙的第2师亦调至湘、赣地区）及1个警卫团。由粤东之潮、汕地区，攻向福建、浙江、上海、苏州、苏北、鲁南。 （二）第2军，因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由副军长鲁涤平率领第4、第5、第6师，由湖南醴陵经江西萍乡、樟树，南昌，然后东进至浙江遂安而达杭州。 （三）第3军，率第7、第8两个师及第26团，从湖南经萍乡攻向南昌。 （四）第4军，留陈济棠之第11师、徐景唐之第13师于广东，由副军长陈可伍率陈铭枢之第10师、张发奎之第12师，从湖南安仁、攸县、醴陵进至江西萍乡，然后即攻向南昌、九江。 李济深则指挥3个师，从粤北攻入赣南，并于9月6日占领了赣州。之后，部队由赖世璜率领，顺赣江北上，占领了吉安、吉水、峡江、新淦、樟树，与从萍乡进入江西的部队会合。 （五）第5军，大部留于广东，仅调出两个团参加北伐。 （六）第6军，留第18师及第17师1个团于广东，其第17师、第19师及指挥第1军之第1师参加出征。进击路线从湖南至南昌，而后由景德镇及彭泽攻向安徽之贵池、歙县、当涂，进军南京。 （七）第7军，留4个旅于广西，以第1、第2、第7、第8、第10旅参加北伐。其进击路线，从湖南永丰经长沙、平江、蒲圻攻向武汉，然后沿长江南岸进攻九江，继而从九江以北之黄梅、宿松、太湖，潜江攻占安庆，接着从合肥攻向蚌埠、徐州。 （八）第8军，率6个师，1个教导团，从长沙、武汉、信阳攻向郑州。 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开始北伐后，其北进速度极为迅速。先头的第4军、第7军、第8军合力发动进攻后，第8军所属李品仙的第3师，于7月11日攻进了长沙，湘军叶开鑫的第3师向北败退（赵恒惕的湘军，计有贺耀祖的第1师，刘铏的第2师，叶开鑫的第3师，加入北伐军的唐生智，原为湘军第4师师长。因唐生智于当年3月间反对赵恒惕在湖南省范围内的自治宪政，而调动其师所属部队，赵被迫于3月10日向唐交出省政权后下野去上海）。 这先头的3个军继续北进，于8月18日强渡了汨罗江，右翼的第4军两个师于8月19日攻占了陆沄部队所防守的平江。22日第4军攻占了通城，中路的第7军攻占了铁路线上的羊楼司，左翼的第8军占领了岳阳。接着，这3个军仍以原态势向北前推，经激战后，第4军的两个师和独立团于8月27日上午7点半占领了汀泗桥。此时吴佩孚的部队相继失败，防守汉口的吴军所属刘佐龙的部队于9月6日宣布起义加入北伐军，吴佩孚只得向信阳北退。接着，北伐军于10月10日攻占了刘玉春师坚守之武昌城。 北伐军主力由长沙攻向武汉时，主要是消灭吴佩孚的部队。对在其右侧江西省的孙传芳各部则采取守势。即以鲁涤平第2军的第4、第5、第6师防守于湘赣交界处的南部地区，以朱培德第3军之第7、第8两个师及万耀蝗的1个团监视醴陵以东的萍乡地区；将第4军的第10、第12师及1个独立团位于北进的最右侧，即平江、通城至崇阳一线，对江西的铜鼓、修水地区的孙传芳部队进行警戒。 当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除以第8军等向以北的信阳等地进攻外，主力的第4、第9军，乃沿长江南岸攻向江西的九江；第2、第3、第6军共8个师从萍乡等地攻向樟树和南昌；第1军则由福建继续北进，以达到占领京、沪、杭和豫南、鄂东、皖北、苏北等地之作战目的。 进入江西省的北伐军主力，在南昌及九江地区，虽遭到了一些挫折，但终于在11月5日占领了九江，11月8日再次攻占了南昌，东路的第1军也于12月18日占领了福州。此时吴佩孚和孙传芳的部队，连连败退，吴已于9月中旬退抵郑州。孙传芳为了指挥其在江西的部队，将其司令部设于停泊在九江附近水面的“江新号”轮船上，九江形势危急时，该船便顺水东逃。此时，任孙传芳顾问的日本陆军中佐情报军官出身的冈村宁次，乘慌乱之机，又盗走了孙军所使用的长江中游地区大面积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军用地图（在1925年的5月6日，冈村曾盗走苏、浙地区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仓促逃至停泊于九江江面的日军炮舰“安宅”号上。为此，他得到了日军参谋本部巨额的秘密奖金。10年后，即1938年夏，日军进攻武汉时，就是以这份被冈村盗走的地图的复制品，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后来还被用作扫荡作战。 随着国民革命军的节节胜利和有力的政治工作，北伐后仅9个月即1927年3月21日，何应钦东路军由白崇禧指挥的第1、第2、第3纵队，经杭州、嘉兴、淞江占领了上海；程潜指挥的江右军（长江南岸）之第1、第3、第4纵队，由江西的景德镇经安徽的歙县，于3月23日攻入了南京。受国民革命军胜利之影响，不少地方部队相继起义而参加革命，因而北伐部队除了原来的8个军之外，在较短的时间内骤然增加了一些新部队，即： 　第9军　　军长　彭汉章 　第10军　　军长　王天培 　第11军　　军长　方本仁 　第12军　　军长　任应歧 　第13军　　军长　樊锤秀 　第14军　　军长　赖世璜 　第15军　　军长　刘佐龙 　第17军　　军长　曹万顺 　第18军　　军长　夏超 　第19军　　军长　陈仪 　第20军　　军长　贺龙 　第25军　　军长　周荫人 　第26军　　军长　周风歧 　第27军　　军长　王普 　第33军　　军长　柏文蔚 　第35军　　军长　何键 　第36军　　军长　刘兴 　第37军　　军长　陈调元 　第40军　　军长　贺耀祖 　第44军　　军长　叶开鑫 　新编第3军　　军长　刘宝题 　新编第10军　　军长　夏斗寅 另外，还有第31军及暂编第11军等。在北方策应国民革命军的有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后来的阎锡山等部队。 北伐开始后已去苏联的冯玉祥，于9月间经外蒙返回，并运回了不少标注着美国REMINGTON ARMS COMPANY（莱明顿军火公司）的武器。 受苏联革命理论熏陶的冯玉祥随之于9月18日，在包头以西的五原进行誓师，就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与到达长江沿岸的北伐军遥相呼应，经陕西省东进，进击直、奉部队。 当吴佩孚连连向北败退时，他要求张作霖接济其军费和军械，但不希望奉军进入他的防区，可是张却乘机占据了吴佩孚的地盘，命令部队进入湖北以抗击北伐军。原来是反奉的孙传芳，竟于11月19日至天津，要求奉军南下予以支援。张作霖同意了孙之要求，以讨赤之名义而令在山东的张宗昌第7军，由徐州南进至浦口，令毕庶澄的渤海舰队，海运第8军去上海。张作霖的计划是进军至长江沿岸，守住京、沪、杭地区，要挟吴部协同其第3、第4方面军团收复武汉，攻占湖南、广东而统治全国。为此他于12月1日在天津由其将领们的拥戴，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并从天津进入北京。 此时的北伐军内部因在打倒列强、收回一切权益；反封建、进行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等重大问题上相继发生分歧。其中有国民党的左派汪精卫、右派蒋介石的政策不同，也有共产党及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与国民党的政策相左。 北伐是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国民党的军力较强，共产党在党政机关及工农中的力量较强）和在苏联直接支援下进行的。国民党的右派是要通过北伐成立一党专政的资产阶级政府；共产党则要通过北伐，号召和组织全国的工农大众摆脱枷锁，打倒国内的封建专制，打倒压迫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成立工农大众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在北伐后不久的施政活动中即开始显露。国民党的右派对湖南及武汉等地广泛开展的工人、农民运动深为不安。 握有军权、年已41岁的蒋介石将军及其集团，认为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的政策太激进，工农运动太过火，已影响到社会安定、影响到正在北伐的军心与军令的统一，也影响到对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步骤及国民党今后的统治，因而先后于3月17日在南昌、九江捣毁了国民党党部和工会，23日制造了“安庆惨案”。 当北方的张作霖于4月6日下令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了在使馆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40多人之后（并将在使馆中抄出有关对中国的全部文件，后来译成汉文，定名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出版发行。反苏反共的张作霖，不仅于4月28日杀害了李大钊等20多人，还在1926年的4月26日下令枪杀了北京“京报”主笔邵飘萍；7月31日驱逐苏联驻华大使卡拉罕；8月6日又枪杀了北京“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1927年1月9日在哈尔滨枪杀了中东铁路监理会理事长杨卓），南方的蒋介石，则在其占领地区进行清党。他对周恩来、顾顺章、汪寿华等组织上海市工人和革命群众欢迎北伐军，向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游行示威与发动总罢工，成立上海市政府，组织劳动者的武装——工人纠察队，攻打反动军警的警察局，收缴军阀毕庶澄残余部队的枪枝，逮捕与镇压反动分子等不满，认为这是制造社会不安，易于造成帝国主义干涉的藉口。根据蒋介石集团“清党”的决定，1927年4月12日，驻上海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于4月9日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戒严司令，随之白崇禧令在上海的周凤歧第26军于4月12日上午2时出动袭击了上海总工会，制止工人游行示威，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枝，逮捕了工人、共产党员汪寿华等人，在进行军法审判后，汪寿华等100余人于4月15日在上海遭敌杀害。 受到孙中山先生器重的蒋介石，于1923年，曾作为中山先生派往苏联的代表团长，以回答越飞对我国的访问，并考察苏联的党务、政务、军事并与苏联共产党及第三国际进行接触，以学习苏联的经验和交涉两国间的有关问题。在这一年的8月16日，蒋所率之代表团从上海启航，途经大连、奉天（沈阳）、哈尔滨、满洲里，于9月2日至莫斯科，以后又至列宁格勒，在与苏联各方面广泛接触和联系后，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于12月15日回到了上海。但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蒋即原形毕露，成了反苏、反共的独裁者。 对蒋介石的这种反革命行径，于1927年1月1日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4月17日下令，革除蒋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并通令讨蒋。但蒋介石因捏有军队则于第2天即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由胡汉民任主席，以此对抗。 由于北伐军内部矛盾，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右派逐渐猖獗起来。在宜昌的夏斗寅独立第14师，竟于5月17日向武汉进攻，而武汉的国民政府亦逐渐改变态度，于19日发出压制工人运动和保障地主利益的训令；21日在长沙的何健35军所属步兵第33团团长许克祥，指挥部队屠杀解放运动的工人、农民100多人进行阶级报复。此后在各地相继发生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事件。 当北伐军进至长江流域，并于1927年1月5日收回汉口英租界，1月6日收回九江英租界时，原在华有权益的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保护其侨民和本国的利益，向上海等地增派部队。1月11日美国驻菲律宾的亚洲舰队开至上海，25日法国向上海增兵200（越南人），同日英国向上海增兵400（印度人）。也在这一天，日本则向上海驶来了4艘驱逐舰。美国为继续维护其在南京的帝国主义利益，以其侨民权益受到侵害为借口，竟于3月24日以舰炮轰击进入南京的北伐军。这次炮击，南京市民被炸死15人，重伤5人；北伐军被炸死24人，重伤7人。接着在28日美军向上海增兵1500人，日军又向上海派来驱逐舰8艘。 由于国共合作失败，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且以兵戎相见。武汉国民政府于6月5日解除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12月14日又下令撤消了苏联在我国各地的领事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形势，决定单独领导中国革命，于1927年8月1日发动了南昌武装起义，以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独裁，进行土地革命；接着9月9日又举行了秋收起义，继而于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举行了广州起义。 不久，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的新军阀蒋介石，因受其内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邓演达等人的竭力反对，被迫于8月13日宣布下野。武汉与南京的两个国民政府，随之于8月下旬在庐山经协商后统一。已于6月1日占领郑州，6月2日占领徐州并到达以北临城及临沂的北伐军，因孙传芳部队的反击，于7月19日从临城后撤。7月21日又撤离临沂，接着孙传芳的部队紧紧南追而达长江北岸，并以5万兵力于8月25日夜间渡过长江，到达镇江、南京之间的龙潭、栖霞山一带地区，经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所指挥的部队合力反击，至8月31日孙军大败，约有3万人被俘，余部逃退江北。之后北伐军即以赖世璜的第14军、杨杰的第18军、贺耀祖的第40军及第31军等部队向北追击，于12月16日又收复了徐州而暂停。这就给奉系军阀等又有了一个整军再战的机会。 这时的直系吴佩孚，已被沿平汉线北上的北伐军唐生智部队所战败。而由北方至河南、鄂北的奉系部队，名义上是来增援吴佩孚，当吴部被北伐军压迫而后退时，张学良的奉系部队，则乘机攻击了在河南的直系靳云鹗部将其缴械，直系的于学忠部亦被奉军收编。很显然，奉系的张作霖，正在以北方数省为依托，作独立抗击国民军（讨赤）的准备。 1927年6月4日，张作霖召开奉军的嫡系高级军官会议，研讨如何应付当前的局势，会上有人主张撤回关外以保境安民，不过问关内的事务；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奉军尚具有相当的力量，足可维持当前的局面。代表前一种意见的，是东北军的老派吴俊升，代表后一种意见的是新派杨宇霆、张宗昌和孙传芳。张作霖经过思索、权衡之后，决定自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组成以潘复为国务总理的新内阁，随之于6月16日发出通电，18日就职和发出“讨赤”宣言。 就在张作霖策划出任安国军大元帅和组成军政府的期间，与北伐军已建立了联系的阎锡山，突然于6月5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于9月中旬由山西东进，攻击京汉线石家庄及其以北地区的奉军。 由于国民党在1928年上半年继续北伐，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4个集团军，分别沿津浦线、京汉线、京绥线攻向北京。张作霖在节节失利后于6月3日上午1时离开北京回奉天（沈阳），4日上午5时30分火车至奉天（沈阳）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所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于当日上午10时去世。 为了保持东北社会上的镇静，防止日军乘机出兵，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等相议决定秘不发丧，将张的头部进行包扎，仅露面目躺于床上，并将鸦片烟具、水果、茶壶等摆列于其身旁，探听消息的日本官员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等，以慰问的名义至张府时，见一切如往常无异，张作霖的五夫人仍出面接待客人。他们在卧室外看到张的情况后，亦信以为真。直至张学良秘密回到奉天（沈阳），作好了各方面的布置，才于6月18日发丧。随后，经东北军内部推举，28岁的张学良于6月19日就任奉天省督办。曾在1926年8月被北洋政府授予上将军衔的张学良，又于7月4日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之后，日本通过其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继续干涉我国内政，数次“警告”张学良，不要与南方妥协，以阻挠东北与南京的统一。7月19日林久治郎根据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指示，对张学良提出有下列内容之“劝告”： （一）南京政府含有共产主义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实无与其发生联系之必要。 （二）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 （三）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以充分接济。 关于全国统一的问题，在张学良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之后，阎锡山、李烈钧曾先后劝告张学良，设法完成国家的统一。因我国当时除关内的山东济南、即墨由于日军阻挠，未能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外，就剩下东北。对此，东北保安司令部曾于7月25日进行讨论，最后认为，为防止出现类似日军干涉济南的情况发生，统一可以暂缓。 日本田中政府，为阻止我国统一东北，又派林权助作为特使，于8月9日与张学良会谈，　日方竟以帝国主义的腔调提出这样干涉我国内政的恐吓性言语：国民政府内部纷乱，且含共产党色彩，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满权益将受损害，故东三省宜暂观望，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则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之重大决意，望贵总司令决心镇压不良分子，如有所需，日本愿以全力相助。 林权助还表示：日本对此已下决心，即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避，望总司令速下决意。 对此，张学良的回答是：予之决意，以东三省民意为定，予不能拂视东三省之民意。8月10日刘哲通知林权助，东北易帜将延期3个月。此时，南京政府则希望东北能早日统一于中央，10月9日蒋介石特致电张学良，其电文为： 张总司令汉卿兄勋鉴： 昨电谅达、委员既经发表，应于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民国）17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也。盼复。 为促使东北统一，南京政府经与东北作多次联系后，决定将热河划归东北，并任命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关于党务则采取根据实情进行推进的方针，使东北民众及各机关对南京增加向心力。 南京国民政府于6月15日宣告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随之我国的国际地位也逐步提高，7月间签订了中、美关税协定，至1928年底已有12个国家承认我国关税自主，这在很大程度上孤立了日本。 此时东北的张学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及东北民众的愿望，于1928年12月29日上午7时，在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政府机关高悬国旗，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粉碎了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所策划的满蒙独立的侵略阴谋。这一天，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统一后的东北军，因内部问题，在1929年1月11日傍晚，张学良密令其侍卫人员谭海、高季义、刘多荃、苑风台将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萌槐突然枪杀于其客厅内。 以后东北军在1929年因中东路问题，在东部的绥芬河、西部的满洲里、北部的松花江口一带与苏军发生了战争，结果东北军失利，双方于当年12月22日在苏联远东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进行会谈，议定恢复1924年5月31日奉天协定和北京协定的状态。 中东路事件后的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因部队编遣问题的矛盾而决裂，以致发生阎、冯合作对付蒋介石的大战。8月间，反蒋的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陈公博等于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推阎为国民政府主席，以与南京的蒋介石相对抗。此时东北军经蒋介石派人多次联系后，于9月18日发出如下的拥蒋通电： 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端；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起以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瘩音苦口，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弱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7月于兹，庐舍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 战局倘再延长，必至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所懔懔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心理，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以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莫不和平是望。 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罗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以夫民意之所呼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致解决国是，自有相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计，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时献纳，藉效众志成城，时艰共济。庶几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则区区所期望者也。 痛切直陈，惟希亮察。 东北军发出该通电后，阎锡山派在东北之代表贾景德、冯玉祥派在东北之代表薛笃弼因任务已了，遂于19日离奉天回平。而刚来东北的蒋介石代表李石曾、吴铁城等则在19日宴请东北的军政要人。随后，入关的东北军于学忠之第1军在21日到达天津，其所属第5旅于23日进入北平，贴出维持治安的布告。此时在北平的阎、冯、汪等人，已于9月19日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移至太原继续举行，北平的国民政府也就结束。拥有相当数量陆、海、空部队的东北军入关之后，中原大战的结束仅是时间问题。 9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王树常为第2军军长兼河北省主席，第1军军长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11月13日第4旅旅长刘翼飞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东北军的部队则按预定之部署，向河北、察哈尔、绥远地区推进，9月30日到达平汉线上的正定、平绥路上的宣化，10月7日已进驻至河北省南部的大名，步兵第6旅于10月19日至石家庄，步兵第15旅在21日至张家口接防，26日步兵第5旅到达张家口以西之柴沟堡并向天镇前进，骑兵第4旅则急速开向丰镇以北的集宁。原冯玉祥部的石友三，因已听命收编，被任命为13路军总指挥，驻防于石家庄以南之邢台地区，归东北军节制。此时的东北军除东北四省外，又控制了冀、察、绥、晋四省。 因东北军以两个军入关支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阎锡山交出部队而下野，11月1日中原大战结束。此间10月9日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系6月21日任命），之后，在11月7日张率其机关移至北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辕，处理中原大战的北方善后。从此东北军的指挥中心及相当数量的部队转至关内，使东北的国防力量减弱。 到达北平后的张学良，11月10日由张群、贺耀祖来天津迎接南下，12日经浦口至南京与蒋介石会面，13日列席国民党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该会18日结束后，21日张又出席国务会议，会上决定关于山西问题的善后，委之于张学良办理。此外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于东北军将领未取得党籍者，决定由张学良负责调查并转发党证。 1931年7月20日，驻石家庄以南的13路军总司令石友三等通电反蒋，张学良于23日宣布讨石。此时进驻关内的东北军，缺乏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部队驻地又相当分散，因此，张决定调远在黑龙江的万福麟国防旅进入关内。此时，山西的商震部队则经娘子关至石家庄，对石友三进行夹击。石友三在兵败后于8月8日通电下野，约半个月的战事至此结束。东北军因向河北集中，使辽、吉、黑三省的国防军，由30个旅，减至17个旅。此时，日本政府及关东军，正利用7月2日发生的农安县万宝山事件及中村震太郎在东北失踪的事件寻找借口，企图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占领东北。 此时（1931年1月）东北军是一支拥有约25万人，装备精良的部队，其战斗序列为： 　东北边防军　　司令长官　张学良　奉天（沈阳） 　　　　　　　　副司令长官　张作相　吉林、兼吉林省主席 　　　　　　　　副司令长官　万福麟　齐齐哈尔、兼黑龙江省主席 　　　　　　　　参谋长　荣臻 　　　　　　　　骑兵训练监　吴泰来┐ 　　　　　　　　炮兵训练监　邹作华├─奉天（沈阳） 　　　　　　　　工兵训练监　柏桂林┘ 　　　　　　　　辎重兵训练监　牛元峰　新民 　　一、东北陆军步兵 　　　　第1旅　　旅长　王以哲　辽宁 　　　　第2旅　　旅长　丁喜春　辽宁 　　　　第3旅　　旅长　何柱国　辽宁 　　　　第4旅　　旅长　刘翼飞　辽宁 　　　　第5旅　　旅长　董英斌　辽宁 　　　　第6旅　　旅长　李振唐　辽宁 　　　　第7旅　　旅长　赵维祯　吉林 　　　　第8旅　　旅长　李桂林　吉林 　　　　第9旅　　旅长　李杜　吉林 　　　　第10旅　　旅长　张作舟　吉林 　　　　第12旅　　旅长　张廷枢　辽宁 　　　　第13旅　　旅长　吉兴　吉林 　　　　第15旅　　旅长　王永盛　黑龙江 　　　　第16旅　　旅长　缪澂流　辽宁 　　　　第17旅　　旅长　于兆麟　黑龙江 　　　　第18旅　　旅长　丁超　吉林 　　　　第19旅　　旅长　孙德荃　辽宁 　　　　第20旅　　旅长　黄显声　辽宁 　　　　第21旅　　旅长　赵芷香　吉林 　　　　第23旅　　旅长　于学忠　河北 　　　　第24旅　　旅长　黄师岳　辽宁 　　　　第25旅　　旅长　姚东藩　辽宁 　　　　第26旅　　旅长　邢占清　吉林 　　　　第27旅　　旅长　刘乃昌　河北 　　　　第34团　　团长　冯占海　吉林　（副司令长官卫队团） 　　　　卫队团　　团长　徐宝珍　黑龙江　（副司令长官卫队团） 　　　东北陆军骑兵 　　　　第1旅　　旅长　郭希鹏　辽宁 　　　　第2旅　　旅长　程志远　黑龙江 　　　　第3旅　　旅长　张树森　辽宁 　　　　第4旅　　旅长　常尧臣　吉林 　　　　第5旅　　旅长　李福和　辽宁 　　　　第6旅　　旅长　白凤翔　辽宁 　　　　第10团　　团长　涂全胜　黑龙江 　　　东北陆军炮兵 　　　　第1团　　团长　王绍云　辽宁 　　　　第2团　　团长　黄永安　辽宁 　　　　第3团　　团长　谢绪哲　辽宁 　　　　第4团　　团长　王和华　辽宁 　　　　第5团　　团长　张福山　辽宁 　　　　第6团　　团长　汲绍岚　辽宁 　　　　第7团　　团长　刘翰东　辽宁 　　　　第8团　　团长　张思恭　辽宁 　　　　第9团　　团长　朴炳珊　黑龙江 　　　　第10团　　团长　穆纯昌　吉林 　　　东北陆军工兵 　　　　第1营　　营长　周葆全　辽宁 　　　　第2营　　营长　王鹤亭　辽宁 　　　　第3营　　营长　徐增善　辽宁 　　　　第4营　　营长　王世隆　辽宁 　　　　第5营　　营长　张质彬　辽宁 　　　　第6营　　营长　吴家庆　辽宁 　　　　第7营　　营长　刘润川　吉林 　　　东北陆军辎重 　　　　第1营　　营长　宋岳龄　吉林 　　　　第9营　　营长　田魁升　黑龙江 　　　东北陆军战车队　　队长　李振远　辽宁　（属步兵第1旅） 　　　东北陆军通信大队　　大队长　杜振　辽宁 　　　东北陆军铁道大队　　大队长　曹曜章　辽宁 　　　营口海防混成营　　营长　李福振　营口 　　二、东北海军　　总司令　张学良　兼 　　　　　　　　　　副司令　沈鸿烈　青岛 　　　　　　　　　　参谋长　王兆麟 　　　海防第1舰队　　舰队长　凌霄　青岛 　　　　巡洋舰“海圻”　　舰长　姜鸿滋　青岛 　　　　巡洋舰“海琛”　　舰长　方念祖　青岛 　　　　巡洋舰“肇和”　　舰长　冯涛　青岛 　　　　水上飞机母舰“镇海”　　舰长　刘田甫　青岛 　　　　驱逐舰“威海”　　舰长　李国堂　青岛 　　　　驱逐舰“同安”　　舰长　谢渭渭　青岛 　　　海防第2舰队　　舰队长　袁方乔　长山岛 　　　　炮舰“定海”　　舰长　盛建勣　长山岛 　　　　炮舰“永翔”　　舰长　戴希彭　长山岛 　　　　炮舰“江利”　　舰长　戴文骏　长山岛 　　　　炮舰“楚豫”　　舰长　陈泰炳　长山岛 　　　　另炮艇6艘 　　　江防舰队　　舰队长　谢刚哲　哈尔滨 　　　　炮舰“利绥”　　舰长　张衍学　哈尔滨 　　　　炮舰“江清”　　舰长　汪于洋　哈尔滨 　　　　炮舰“利济”　　舰长　赵競昌　哈尔滨 　　　　炮舰“江干”　　舰长　范熙申　哈尔滨 　　　　炮舰“江通”　　舰长　吴棋　哈尔滨 　　　海军陆战队第1大队　　大队长　张赫炎　青岛 　　　海军陆战队第2大队　　大队长　李润青　烟台 　　　海军补充队　　大队长　尹祚乾　葫芦岛 　　　水上飞行队　　队长　黄社旺　青岛、长山岛 　　　葫芦岛、“镇海”水上飞机航空母舰。 　　　水道测量队　　队长　马恩元　葫芦岛、哈尔滨 　　三、东北空军　　司令　张学良　奉天 　　　　　　　　　　代理司令　张焕相 　　　航空大队 　　　　第1队　辖第1、2、3中队 　　　　第2队　辖第4、5、6中队 　　　　第3队　辖第7，8、9中队 　　　　第4队 　　　　第5队　辖第10、11中队 　　四、东北宪兵　　司令　陈兴亚　奉天 　　　　　　　　　　副司令　邵文凯　北平 　　　　第1队　　队长　杨鸿基　奉天（1、2、4中队在奉天，第3中队在安东） 　　　　第2队　　队长　祝恩海　奉天（5、6中队在奉天，7中队在洮南，8中队在锦州） 　　　　第3队　　队长　刘景泉　北平（9、10、11中队在北平，12中队在山海关） 　　　　第4队　　队长　傅常瑞　天津（13、14、15、16中队均在天津） 　　　　第5队　　队长　张江清　吉林市（17、20中队在吉林市，18中队哈尔滨，19中队延吉） 　　　　第6队　　队长　魏海福　齐齐哈尔（第21中队齐齐哈尔，22中队昂昂溪，23中队绥化） 　　　　第7队　　队长　柴兰芬 　　　　第8队　　队长　王景有 　　　　第9队　　队长　范乃武 　　五、省防军 辽宁陆军步兵第1团　　团长　姜全我┐　 　　　　步兵第2团　　团长　廖弼臣│　 　　　　步兵第3团　　团长　田德胜├─属东边镇守使指挥，因辽宁东部为山区，故以步兵为主 　　　　骑兵第1团　　团长　王翰臣│　 　　　　卫　队　营　 营长　刘连玉┘　 辽宁陆军骑兵第2团　　团长　徐景隆┐ 　　　　骑兵第3团　　团长　傅铭勋├─属洮辽镇守使指挥，因辽宁西部为平原故以骑兵为主 　　　　骑兵第4团　　团长　鹏　飞┘ 黑龙江陆军步兵第1旅　　旅长　张殿九 　　　　　步兵第2旅　　旅长　苏炳文 　　　　　步兵第3旅　　旅长　马占山 黑龙江陆军骑兵第1旅　　旅长　王南屏 　　　　　骑兵第2团　　团长　刘斌 　　　　　骑兵第3团　　团长　王克镇 　　　　　骑兵第4团　　团长　徐景德 　　六、热河驻军　　司令　汤玉麟　承德、兼省主席 　　　　陆军第11师　　师长　汤玉麟　兼 　　　　陆军第7旅　　旅长　张从云 　　　　陆军第38旅　　旅长　董福亭 　　　　陆军第51旅　　旅长　刘香九 　　　　骑兵第40团　　团长　汤玉书 　　　　炮兵第19团　　团长　汤玉铭 　　　　工兵营　　营长　汤宝福 　　　　辎重营　　营长　夏廷贵 　　　　陆军第22旅　　旅长　富　春 　　　　暂编骑兵第17旅　　旅长　崔新五 　　　　暂编骑兵第19旅　　旅长　石文华 　　　　特务队　　队长　崔兆风 　　七、河北、察哈尔省驻军（在1930年9月下旬蒋、冯、阎大战后期相继入关） 　　　第一军　　军长　于学忠 　　　　东北陆军步兵第4旅 　　　　东北陆军步兵第5旅 　　　　东北陆军步兵第6旅 　　　　东北陆军步兵第23旅 　　　　东北陆军步兵第27旅 　　　　东北陆军骑兵第6旅 　　　第二军　　军长　王树常　（兼河北省主席） 　　　　东北陆军步兵第2旅 　　　　东北陆军步兵第25旅 　　　　东北陆军骑兵第1旅 　　　　东北陆军骑兵第5旅 　　　　东北陆军步兵第15旅 　　　　东北陆军步兵第17旅 　　八、东北各镇守使、警备司令 　　　　东边镇守使　　于芷山　梅口河以西之山城镇 　　　　洮辽镇守使　　张海鹏　洮南 　　　　吉、长镇守使　　辛桂林　长春（第8旅） 　　　　依兰镇守使　　李杜　依兰（第9旅） 　　　　延吉镇守使　　吉兴　延吉（第13旅） 　　　　滨江镇守使　　丁超　哈尔滨（第18旅） 　　　　绥宁镇守使　　赵芷香　宁安（第21旅） 　　　　黑河警备司令　马占山　黑河（黑省第3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　苏炳文　海拉尔（黑省第2旅） 　　九、附：东北各省、区行政主官： 　　　　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　　张学良　奉天（沈阳） 　　　　辽宁省主席　　　　　　藏式毅　奉天（沈阳） 　　　　吉林省主席　　　　　　张作相　吉林 　　　　黑龙江省主席　　　　　万福麟　齐齐哈尔 　　　　热河省主席　　　　　　汤玉麟　承德 　　　　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张景惠　哈尔滨（中东铁路沿线两侧各25华里之地区）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的战斗序列已作了改编，从陆军步兵第1旅、第2旅、第3旅开始，依次改变为独立步兵第7旅（原第1旅）、独立步兵第8旅（原第2旅）、独立步兵第9（原第3旅）直至第30旅。炮兵亦由10个团改为炮兵第6、7、8旅，依次由王和华、乔方、刘翰东任旅长。驻热河11师的番号也改为第36师。骑兵旅、省防旅则依然照旧。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但国民党缺乏一支稳定国家的力量——军队，因而国家未能统一，各省之间形成军阀割据，军阀混战达20年之久。他们以本身或相互利益，各省间时而握手联合，时而反目动武。这些军阀之间的内战，不仅规模越来越大，且其背后都有想在我国取得更多权益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结果使国力消耗，国防空虚，农、工、商业破产，民众流离失所怨声载道。 1930年11月和1931年4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又调集大部队，进攻江西的工农红军，扩大内战，这些都为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和以后敢于大规模侵华造成了可乘之机。 “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仍受着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直接影响，为了减少军费开支，在17个常备陆军师团中，有些进行了缩编，仅有22万5千人；陆空军共为8个飞行联队即26个中队，有各种飞机约600架。这17个师团及飞行联队的进驻位置为： 　陆军师团及国外驻军 　　近卫师团　　师团长　冈山连一郎　中将　东京 　　第1师团　　师团长　林仙芝　中将　东京 　　第2师团　　师团长　多门二郎　中将　辽阳 　　第3师团　　师团长　川岛义之　中将　名古屋 　　第4师团　　师团长　阿部信行　中将　大阪 　　第5师团　　师团长　寺内寿一　中将　广岛 　　第6师团　　师团长　坂本政右卫门　中将　熊本 　　第7师团　　师团长　佐藤子之助　中将　旭川 　　第8师团　　师团长　西义一　中将　弘前 　　第9师团　　师团长　植田谦吉　中将　金泽 　　第10师团　　师团长　广濑寿助　中将　姬路 　　第11师团　　师团长　松井石根　中将　善通寺 　　第12师团　　师团长　木原清　中将　久留米 　　第14师团　　师团长　松木直亮　中将　宇都宫 　　第16师团　　师团长　山本鹤一　中将　京都 　　第19师团　　师团长　森寿　中将　罗南（朝鲜东北海岸） 　　第20师团　　师团长　室兼次　中将　龙山（朝鲜汉城） 　关东军　　司令官　本庄繁　中将　旅顺 　　　　　　参谋长　三宅光治　少将 　朝鲜军　　司令官　林铣十郎　中将　汉城 　　　　　　参谋长　儿玉友雄　少将 　台湾军　　司令官　真崎甚三郎　中将　台北 　　　　　　参谋长　小杉武司　少将 　中国驻屯军　　司令官　香椎浩平　中将　天津 　　　　　　　　参谋长　武内俊二郎　少将 　陆军飞行部队 　　第1飞行联队　　战斗机　歧阜县各务原 　　第2飞行联队　　侦察机　歧阜县各务原 　　第3飞行联队　　战斗、侦察机　滋贺县八日市 　　第4飞行联队　　侦察、战斗机　福冈县太刀洗 　　第5飞行联队　　侦察、战斗机　千叶县柏市 　　第6飞行联队　　战斗、侦察、轰炸机　朝鲜平壤（因是国外驻军3个机种都有） 　　第7飞行联队　　重轰炸机　静冈县滨松 　　第8飞行联队　　战斗、侦察、轰炸机　台湾屏东（因是国外驻军3个机种都有） 这时关东军，主要是指挥一个缩编的第2师团。其缩编的情况是，每步兵联队缺1个大队，每大队缺1个中队。这样与其规定每联队3个步兵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全联队为12个步兵中队相比，仅有一半的兵力（6个中队）。骑兵联队按编制为2个中队，缩编后仅有1个中队。另外受关东军指挥的尚有独立守备队，该守备队辖有6个守备大队，每大队4个中队。第2师团的兵力约为10400人，独立守备队约为5000人。 当时关东军的缩编情况及部署态势为： 　　关东军　　司令官　本庄繁　中将　旅顺 　　　　　　　参谋长　三宅光治　少将 　　　第2师团　　师团长　多门二郎　中将　辽阳　（缩编部队） 　　　　　　　　　参谋长　上野良丞　大佐 　　　　第三旅团　　旅团长　长谷部照　少将　长春 　　　　　第4联队　　联队长　大岛陆太郎　大佐　长春　（重机枪中队） 　　　　　　第1大队　　大队长　鹿野新一郎　少佐　长春　（第1、2、3中队） 　　　　　　第2大队　　大队长　黑石武城　少佐　长春　（第5、6、7中队） 　　　　　第29联队　　联队长　平田幸弘　大佐　沈阳　（重机枪中队） 　　　　　　第1大队　　大队长　名仓刊　少佐　沈阳　（第1、2、3中队） 　　　　　　第2大队　　大队长　藤井勇　少佐　沈阳　（第5、6、7中队） 　　　　第15旅团　　旅团长　天野六郎　少将　辽阳 　　　　　第16联队　　联队长　滨本喜三郎　大佐　辽阳　（重机枪中队） 　　　　　　第2大队　　大队长　小圜江邦雄　少佐　辽阳　（第5、6、7中队） 　　　　　　第3大队　　大队长　坂井逸二　少佐　辽阳　（第9、10、11中队） 　　　　　第30联队　　联队长　坪井善明　大佐　旅顺　（重机枪中队） 　　　　　　第1大队　　大队长　桂朝彦　少佐　旅顺　（第1、2、3中队） 　　　　　　第2大队　　大队长　相崎信太郎　少佐　旅顺　（第5、6、7中队） 　　　　骑兵第2联队　　联队长　若松睛司　中佐　公主岭 　　　　　骑兵第1中队　　中队长　桥本通义　大尉　公主岭 　　　　野炮兵第2联队　　联队长　河村圭三　大佐　海城 　　　　　第1大队　　大队长　伊藤　胜　少佐　海城　（第1，2中队） 　　　　　第2大队　　大队长　知九八万　少佐　海城　（第4、5中队） 　　　　工兵第2中队　　中队长　花井京之助　大尉　铁岭 　　　　独立守备队　　司令官　森连　中将　公主岭　（未缩编） 　　　　　守备第3大队　　大队长　岩田文男　中佐　大石桥　铁路守备地段由普兰店－汤岗子 　　　　　守备第6大队　　大队长　上田利三郎　中佐　鞍山　铁路守备地段由鞍山－苏家屯 　　　　　守备第2大队　　大队长　岛本正一　中佐　沈阳　铁路守备地段由浑河－虎石台 　　　　　守备第5大队　　大队长　田所定右卫门中佐　铁岭　铁路守备地段由新城子－四平 　　　　　守备第1大队　　大队长　小河原浦治　中佐　公主岭　铁路守备地段由十家堡－长春 　　　　　守备第4大队　　大队长　板津直纯　中佐　连山关　铁路守备地段由本溪－安东 　　　　　　　　　　　（每守备大队为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为160人） 　　　旅顺要塞司令部　　司令官　厚东笃太郎　中将　旅顺 　　　关东军宪兵队　　队长　二宫健市　少将　旅顺 　　　　　辖旅顺、大连、辽阳、沈阳、四平、长春、安东7个宪兵分队 　　　旅顺重炮兵大队　　大队长　山村新　中佐　旅顺　（第1、2中队） 　　　海军第2遣外舰队　　司令官　津田静枝　少将　旅顺 　　　　旗舰“球磨号”轻巡洋舰，排水量为5100吨，水线长158公尺，宽14公尺，14公分口径炮7门，8公分口径高炮2门，发射管8，时速36海里。 　　　　第16驱逐舰队　“刈萱号”、“芙蓉号”、“朝颜号”驱逐舰。 以上海步兵中队为180人，步枪168枝，轻机枪6挺；骑兵中队约70人；炮兵每中队为120人，火炮6门。 为了便于对铁路的守备和应付突然发生的情况，关东军将独立守备队的各大队、中队，采取划区、分段进驻；关东军司令部、步兵师团司令部、独立守备队司令部、旅团司令部则分驻于铁路沿线之重要指挥地点。其步兵联队、骑兵联队、炮兵联队，则以联队为单位，驻于各重点城市。不再分散兵力。 此外，日军驻于朝鲜的有2个师团，1个飞行联队。即森寿中将的第19师团驻罗南；室兼次中将的第20师团驻龙山；长岭龟助大佐的第6飞行联队驻平壤的美林机场。 1931年，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深刻的经济危机时期，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过剩而出现经济大危机，工厂纷纷倒闭，国际性的货币贬值，劳动者大批失业，因而这些国家都在忙于处理国内问题。 此时的苏联，正全力完成从1928年至1932年的第1个五年计划，以充实国力，医治战争创伤，加强国防建设。 在我国1928年北伐成功后，国民党政府统治了全国。1930年5月至10月的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开始调动部队，重点围剿江西等地的工农红军。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最高军事机关及关东军司令部认为：此时的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自身的问题无暇东顾；苏联则忙于国内建设，准备应付新的国际问题；中国因濒于内战而且也无力对外。这是向中国进行扩张的一个难得的时机。 1931年4月，日军仙台第2师团到达辽阳，定期换回京都山本鹤一中将的第16师团之后，5月29日第2师团在辽阳召开了有联队长、大队长参加的会议。会上，由精通我国事务的侵略分子、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就“满蒙”问题作了讲话。他向到会者提出了关东军的侵略意图和具体的构想，主要有： ……“满蒙”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予以军事占领，因此要有突然攻占的准备；完全占领“满蒙”，日本的军事势力到达北满之后，苏联即使有优势的军力，也难以发动进攻而不得不打消其向东发展的念头，这样苏联的远东沿海州，也就落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中国亦将受到确实的控制。这样日本才有安全的国防，才能掌握远东和平的关键，从而参与未来的世界争霸斗争。 ……从经济上来说，打开国内不景气的状况，根本政策只有向海外发展，占领“满蒙”。国内的经济界已经认识到，仅凭国内的有限资源，难以保证全体国民生活向上。所以占领“满蒙”，才能解决日本政治上、国防上、经济上的矛盾。 ……，至于中国，现在的支配阶级，由于他们国家意识薄弱，多是为自己争权夺利的野心家，他们无法制止国内的不满和内乱……。 板垣的这次讲话，实际是给第2师团部队的军官作了一次战斗动员，要他们知道当前的任务和应作的侵略准备。 日本国内的军阀，也在作广泛的舆论准备，日本陆军刊物《偕行社杂志》，当年3月号出了特辑，专门报道和讨论了“满洲的危机”，中东铁路与赤化的问题。 1931年8月1日，担任了3年半第10师团长、通晓我国事务，55岁的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他在8月3、4日参加国内的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以他个人的名义将经过多年调查、积累的资料和侵略准备，上书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日本向外侵略的步骤和近期入侵我国的总设想。内容为： 本庄深知帝国之永久存在，必须乘此世界金融凋蔽、苏联五年计划尚未完成、中国尚未统一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经营30年之满蒙，并达到大正7年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使上述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我帝国之国基始能巩固。为此，本庄谨依调查所及而予详陈。 夫中国之复兴，苏俄之存在，美国在太平洋之西侵，均与我帝国立国政策不能相容。但欲阻止美国势力之西侵，必须首先充实、巩固帝国之陆防，和保持独立的资源。故与美国作战之前，必须先使帝国的军事力量在苏联、中国占得优势地位，使苏、中两国一蹶不振，即或不能全歼，亦可使其在短期内不能对我攻击或有复兴之机会。然后我帝国可获得广大新占领地区的丰富资源以充实海防，而驱逐美国势力于夏威夷以东，此时菲律宾将归我管理，而在西太平洋上亦无人能与我抗衡。美国势力东去，英国在新加坡、香港已不足为患，不久亦将为我海军所扑灭，而中国的南海亦将为我所管领。如此，中国已在我掌握之中，因而统一全亚、征服欧洲，均不难实现。 对以上就进行次序而论，第一步应先占领中国之满蒙，使其成为独立国；第二步应利用东清铁道攻入西伯利亚，占领乌兰乌德，强使苏俄划勒拿河以东至白令海峡之大片土地归我，而我则赞助白俄及布里雅特人成立远东共和国。此二独立国均由我派遣人员统监、管理。如此则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均完全为我所有，此时帝国之海上防御仅在东、南两面。 倘上述资源丰富之广大地域归我管领，则帝国将成为金城汤池的一等国。考中国之满蒙，计有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及蒙古之1部，广袤约74,000多平方里，大于我内地3倍。苏俄勒拿河以东地区的后贝加尔州、雅库次克州、阿穆尔州、沿海州广袤约30余万方里，大于我内地7倍。统计两处之人口，不足4000万，仅及我人口之一半（含台湾、朝鲜）。以如此广大的地域，仅有稀少的人口，我帝国若能利用，200年内不愁人口无处容纳。且其农、林、牧、鱼、矿业之丰富，简直无从计算。长大的河流，广巨之湖泊更为宝贵，其水力发电可供该地区全部之需要。而松花江平原、嫩江平原、辽河平原、黑龙江沿岸，均为大片膏腴之地，若以帝国之技术开发，其农产品百分之三、四即可补帝国今日之缺数，而百分之80以上则可投入世界市场。至于鄂霍次克海之渔业，为世界第3大渔场，以帝国之力予以发展，每年可获1亿元以上之收益，而捕鲸之利收获尤丰。 至于赤塔、热河之马，各地之牛皮、羊毛产量极丰，我进口之毛织物，可无需向外采购。石油矿藏已知者达50处，其储量等于巴库、宾西法尔两州，如此则我国之燃料以及工业、海军、航空等所需石油得以永远解决。 黄金则有巨量储藏，中、俄两国已开采者8处，当此黄金缺乏之时，若以我帝国之力予以开采，则国富之增益，可加百倍。 煤、铁更不待言，与我国内地贫乏状况相比，真不啻天壤之别，若予利用工业前途无可限量。 林业之富可比加拿大，如予以利用，我制纸业可横行于世界市场。 倘以上各地归我经营，不出10年我帝国富力可超过美国，到时世界尚有何国能与我帝国抗衡？ 以此财力、用此物力，我虽组建倍于苏、中两国之陆军，等于英、美两国之海军亦无困难。此时我则可驱美国于夏威夷以东，屏英国于新加坡以西，而不难掌握西太平洋上之全部霸权。至于荷属南洋诸岛，以及英属澳大利亚各地，均已在我帝国掌握之中。据此形势进而征服全中国、全亚洲，掌握东半球大陆，而与美国平分世界，此乃我明治大帝之遗训。目前苏、中两国尚在复兴之预备时期，力量微弱，以我强大皇军临之，直如摧枯拉朽。倘此时不图，坐视中国统一之完成，苏俄五年计划之实现，则帝国前途和希望必成泡影。兹以调查所得，绘成详细图解，乞予明察。 先有关东军作战参谋对部队进行作战动员，接着由被任命仅3天的关东军司令官向其陆军大臣提出了对我国侵略的总设想，而且这个总设想，比1927年7月25日有名的侵略分子、陆军大将田中义一首相在上奏裕仁天皇的奏折中所提的……“欲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的侵略计划，更为具体。这些都说明，执行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的关东军，已作好了具体行动的准备。 此时的中、日两国，皆由军人主管国家。所不同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略而拥兵，并在社会上提倡坚忍、刚健风气，推行扩张之军国主义教育，向外推行侵略，我国各地之军阀则为一己之私利拥兵自重，把持政权，使用政客，横征暴敛，互夺地盘，纵兵祸国殃民，连年内战，致使国将不国，民不聊生，从而使日本军国主义者乘虚而入。 “九·一八事变”的具体侵略计划，在1931年5月已由石原莞尔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订出。关于在沈阳制造侵略借口，爆炸城北柳条湖边铁路，由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负责；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的军事行动计划，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负责；关于在吉林市、哈尔滨挑起事端，造成日本占领的借口，由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负责。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要求行动迅速，必须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本国政府的干扰和外国的干涉。 花谷正爆炸铁路的计划是：由当时任张学良将军的日本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佐的助手今井新太郎大尉指挥，执行部队由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驻虎石台第3中队担任。 具体行动方案：在事件开始的当晚，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和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以演习名义率中队由虎石台向南经文官屯，一部至柳条湖的铁路边，川岛则率领中队在北大营外围的预定地点展开。河本率中队少数人在铁路边，将今井新太郎提供的炸药放于铁轨附近并予以引爆。川岛听到爆炸声之后，即指挥部队向北大营攻击。 此时在沈阳城内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则根据所谓中国军队爆炸了柳条湖附近铁路的报告，即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驻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板垣所策划的诬蔑我国军队爆炸铁路，除了为欺骗舆论、蒙混国际视听、寻找侵略的借口外，还有为关东军自身作解脱责任的考虑——未经请示，即动用部队与别国作战。因1919年4月11日规定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共9条）其中第3条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独自决定动用部队行使武力，但应立即报告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 石原的作战计划，除规定作战开始的当晚，由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29联队进攻沈阳城之外，还规定在事件发生后，以辽阳的第2师团主力、公主岭独立守备队一部支援沈阳作战；在长春的第3旅团和骑兵第2联队，作好攻击宽城子、南岭我国军队的战斗准备，驻营口、本溪、安东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到时出动与就近的我国驻军作战；根据吉林市的“反日活动”，第2师团以“护侨”名义占领吉林；向朝鲜军请求派出陆军和空军部队，越过鸭绿江到达沈阳进行支援。 计划中还规定：如苏联出兵干涉时，关东军的一部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主力则位于吉林市以北的舒兰一带和白城子至索伦地区。 这个作战计划制定之后，板垣和石原即以个人关系，与其参谋本部的中国科长重蘑千秋大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大佐、朝鲜军作战参谋神田正种少佐、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第1大队长名仓刊少佐、沈阳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和驻虎石台车站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等，作好了暗中联系，届时统一行动。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除1930年入关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之外，1931年秋又调出部分部队入关与石友三作战。至“九·一八事变”时，其在东北的部队，尚有17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1个步兵师，分驻于4省1区，其部署是： 　辽宁省： 　　　步兵第7旅　　旅长　王以哲　沈阳 　　　步兵第12旅　　旅长　张廷枢　锦州 　　　步兵第20旅　　旅长　常经武　洮南 　　　骑兵第3旅　　旅长　张树森　通辽 　　　省防第1旅　　旅长　于芷山　山城镇 　　　省防第2旅　　旅长　张海鹏　洮安 　吉林省： 　　　步兵第23旅　　旅长　李桂林　长春 　　　步兵第25旅　　旅长　张作舟　吉林 　　　步兵第27旅　　旅长　吉兴　延吉 　黑龙江省： 　　　骑兵第1旅　　旅长　吴松林　克山 　　　骑兵第2旅　　旅长　程志远　扎赉诺尔 　　　省防第1旅　　旅长　张殿九　扎兰屯 　　　省防第2旅　　旅长　苏炳文　海拉尔 　　　省防第3旅　　旅长　马占山　黑河 　热河省： 　　　步兵第26师　　师长　汤玉麟　兼 　　　第106旅　　旅长　董福亭 　　　第108旅　　旅长　孟昭田 　东三省特别行政区： 　　　步兵第22旅　　旅长　苏德臣　双城 　　　步兵第24旅　　旅长　李杜　依兰 　　　步兵第26旅　　旅长　邢占清　哈尔滨 　　　步兵第28旅　　旅长　丁超　哈尔滨 当时沈阳市内，我国的军警部队约有8000人，主要是驻于北大营的东北边防军步兵第7旅3个团近6800人，其部队的编成为： 　步兵第7旅　　旅长　王以哲　中将 　　　　　　　 旅附　何立中　少将 　　　　　　　 参谋长　赵镇藩　上校 　　第619团　　团长　张世贤　上校 　　第620团　　团长　王铁汉　上校 　　第621团　　团长　何立中　兼 　　　　　　　 团附　王志军　中校 　　骑兵连、重迫击炮连、坦克车队（轻型坦克12辆）通讯连、特务连。 该旅每团为3个营，每营4个步兵连，每连3个排，每排4个班，每班10至12人。每连约为150名左右。 所装备的武器：每团编有一个重机枪连，装备马克沁重机枪12挺；1个轻迫击炮连，装备8.2公分口径迫击炮6门；1个平射炮连，装备3.7公分口径平射炮4门。各步兵连有步枪120支，轻机枪12挺，掷弹筒两门，掷弹枪12支。 东北军因有现代化的兵工厂，部队的装备比较整齐、统一和充实。独立步兵第7旅，是当时东北军中抗日士气较高、训练素质较好的一支部队。 日军企图在沈阳地区制造事件而寻找侵略借口的预谋，事先已被中央军的情报部门所侦知，但蒋介石以尚未作好对日战争的准备和为了巩固他在国内的统治，集中兵力消除异己，于8月16日决定并向东北军发出如日军制造事件不准抵抗，有事由“国联”调停的命令。以致在事变的前几天，虽已发现敌军不少的异常情况，但独立第7旅等部队仍驻于营房，并未疏散至村屯或山地；有些部队的弹药也未发到战斗人员的手中。旅长等以下指挥官，不少未在部队而回到市内家中，在遭到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的第1、第3、第4中队和1个炮兵班（第2中队在抚顺，19日上午3时30分才到达北大营西南角附近的地区）突然攻击时，部队失去了掌握和指挥而丢失了兵营、阵地和大量武器，放弃了所警备的沈阳城。部队在无战斗准备和无秩序的撤退中，牺牲了320人，仅击毙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的伍长新国六三、上等兵增子正男2人击伤日兵22人。 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事件的日期，原定在东北各地秋收之后，便于部队运动、观察、射击的9月28日（阴历8月17日），因事机泄露而提前。其原因：一是我国驻国际联盟韵代表施肇基于9月11日，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总会上，揭露了日军在我国东北正利用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等为借口作侵略的准备，二是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根据近日关东军将有所行动的风传，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内已秘密放列了24公分的大口径火炮；关东军改变了多年的做法，不事先通告即进行演习，且夜间演习不少是在北大营四周和沈阳城的附近进行等情况，遂向外务省作了报告。 林久治郎9月15日又向当时的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去机密电报，内容主要提到关东军最近正集结军队并从仓库中取出物资、弹药，气氛紧张，近期似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币原依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了质问，认为这是推翻了若槻礼次郎内阁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的外交方针。于是南次郎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商量之后，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了解和制止关东军的这一行动。 然而，建川本身就是赞成关东军采取这一激烈行动。加之在他出发的前后，参谋本部的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连续数次向板垣发出：“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国内无须担心，应坚决行动”等内容的密码电报。 建川美次于9月18日傍晚经本溪至沈阳。板垣前往本溪迎接，当他驻进沈阳柳町的旅馆后，即在旅馆派上岗哨，并劝他不要外出，以免遭到危险。随后，板垣即回到沈阳的特务机关，等待着由其一手导演的事件发生。 就这样，原定在9月28日的侵略行动计划，提前于9月18日晚10点20分开始实施。 川岛当晚利用月光，率第3中队105人，从虎石台向南至文官屯，给河本末守留下1个分队（班）共7人，使其沿铁路继续向南至柳条湖附近，其余即向北大营以北、以西地区展开，当听到爆炸声音后，即开始攻击。 河本在10点20分将放在柳条湖铁轨附近的炸药引爆，但并未炸断铁路。第3中队听到这一巨响之后，即从高粱地中前进，攻击北大营。 布置于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中的炮兵部队得到通报后，即以24公分的大口径榴弹炮向北大营、东塔机场等地射击。独立守备第2大队、步兵第29联队则按板垣下达的命令至规定的作战地区开始行动。此时的沈阳城立刻陷入了一片惊慌混乱之中。 由守备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所率的第1、第4中队和炮兵分队由南站乘火车于晚11点50分至柳条湖之后，与第3中队会合，先占领了北大营的西营区，接着占领了东营区和兵营东南方向的东北无线电总台，至19日早6时30分占领了整个北大营。 在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29联队已投入战斗，沈阳地区炮火连天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尚不知道这些具体情况。直至夜间的11点45分以后，花谷、板垣才向在旅顺的本庄和三宅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柳条湖铁路，并袭击守备队，现正对北大营及沈阳的中国军事机关进行出击。同时要求本庄对这一行动予以认可。本庄终于下了决心，并说：由本人承担责任，干吧!于是当晚各地按关东军的命令开始行动。 19日凌晨1时20分至2点，关东军分别向辽阳的第2师团，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长春步兵第3旅团发出如下之电话和电报命令： （一）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立即率师团主力，由辽阳向沈阳集中，攻击该地的中国军队。 （二）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少将，指挥步兵第4联队，骑兵第2联队警备长春，并对该地区附近的中国军队，作好攻击准备。 （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率守备第1、第5大队前进至沈阳。 （四）守备第3大队攻占营口。 （五）守备第4大队攻占凤城与安东（丹东）。 （六）守备第6大队派出两个中队至沈阳，归第2师团长指挥。 另外，致电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通报沈阳战况与攻陷沈阳的决心，并请求派兵支援。 本庄繁在作了上述的作战布署之后，即率关东军机关和驻旅顺的步兵第30联队、旅顺重炮兵大队等，于19日上午3时30分从旅顺乘火车向沈阳进发。 驻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于19日零时40分至1点，从驻地出发。平田幸弘大佐决定：由藤井勇少佐的第2大队从沈阳城西攻入城内；名仓刊少佐的第1大队在城西面的北侧配合进攻。约在4点30分，第2大队已占领了西城墙一带地区，第1大队则占领了西城墙北侧的一段。 之后，平田与第2师团参谋西山福太郎作了研究后确定：29联队单独进攻沈阳城；攻击方法：进城后由西向东推进。 此时沈阳城内的军警，也因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而先后撤出。19日5时30分左右，敌29联队进入城内，几乎未遭到抵抗，于上午6时左右推进到城内的东城墙一线，沈阳城全部被其占领。 在辽阳的第2师团，19日1时30分接到关东军的命令后，即与步兵第15旅团，分乘两列车开向沈阳。多门二郎乘第1列车于4点45分到达，当得悉守备第2大队已攻进北大营，战斗正在顺利进行中，29联队已攻占至沈阳西城墙一带时，于是命令同车前来的第16联队第3大队长坂井逸二少佐率步兵1个中队和1个机枪小队经沈阳城以南地区向东，占领、封锁东塔机场，占领沈阳兵工厂，从东面策应对沈阳城的进攻。当第2列车到达时，多门于5点30分命令： （一）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16联队，攻占沈阳兵工厂及东塔航空处； （二）步兵第29联队，继续进攻沈阳城； （三）以步兵第16联队之第10中队为师团预备队，与师团司令部一同位于沈阳车站附近。 天野率滨本的第16联队于5时50分从沈阳南站出发，由南边绕过尚有零星战斗的沈阳城。8时25分担任先头警戒的小圜江邦雄少佐之第2大队一部，已前出到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其余部队则先后占领了有远东“克虏勃”之称的沈阳兵工厂（“KRUPP克虏勃”系德国有名的钢铁企业，位于鲁尔区的埃森市，主要生产枪炮、车辆、轮机）和东塔飞机场。坂井的第3大队在占领机场之后，很快即取下了飞机上的部分零件和电瓶，并将机场内的人员集中看管，以防有人将飞机飞走。此时在东塔机场的飞机，包括已在使用和进口尚未安装的约110架，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而兵工厂损失的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更多。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身后都惊讶不已!感到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 多门根据沈阳整个作战情况，认为只有在占领了接近东部山区的东大营和东陵地区后，沈阳的局势才能平定。因而于19日7时50分决定继续攻占上述地区。其部署是：以刚从铁岭到达北大营东北方向的守备第5大队为北翼；以刚从鞍山调来的守备第6大队为南翼；以守备第2大队为预备队。进攻路线：沿沈阳去抚顺的铁路南侧前进。多门直接指挥的这3个大队。在前进中，均未遭到抵抗于19日11时40分至12点30分先后占领了东大营和山咀子。位于山咀子的炮兵教导团，36门山、野炮全部丢失。之后，日军即在该地进驻了部分部队。 守备队司令官森连，根据长春方面战事趋于紧张，他决定小河原中佐的守备第1大队去长春，而自率守备第1大队第3中队的1个小队，19日从公主岭到达沈阳。在这以前，该地区的几个独立守备大队均由多门指挥。 驻长春的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于9月19日零时15分得到“满铁”长春车站的通报，知沈阳中、日两军已在战斗，因此他立即决定：以大岛的第4联队1个大队，奇袭东北军驻于南岭的两个团，以解除对其直接的威胁，其余部队乘火车从长春出发直开沈阳。其部署为： 第4联队派出一个步兵大队（两个中队）袭击南岭的炮兵部队，其余作好出动准备后去沈阳； 驻公主岭的骑兵第2联队，作好出动准备后待命。 依照第3旅团的命令，第4联队黑石武城少佐的第2大队于19日3点10分从驻地出发进攻南岭。 当时东北军驻防于长春的部队近6000人，即张作舟25旅所属任玉山上校的1个步兵团和穆纯昌上校的东北炮兵第10团，均驻于南岭附近；宽城区驻有李桂林的第23旅护路军傅冠军少校的1个营。日军向这两处进攻时，均遭到这些驻军的有力反击。 第3旅团于19日3时零5分接到关东军要其警备长春并对附近我国军队作好攻击准备的命令后，即中止了大岛第4联队去沈阳的决定。但考虑到沈阳的战事已起，我国在长春的部队较多，在南岭附近的步兵约有2350名炮兵及其它部队2000名，有山、野炮36门，迫击炮6门；在宽城子有步兵约650名，在城内有步兵约320名，山炮、迫击炮各4门。长谷部对这些情况经过考虑之后认为：与其等待，不如进攻，而危险也少。于是决定：进攻南岭的黑石少佐步兵第2大队之第5、第7中队（共约200人）仍按原计划执行；大岛大佐所率的第4联队4个中队攻击宽城子东北军的兵营；骑兵第2联队由公主岭开至长春。 进攻宽城子兵营的第4联队，原拟奇袭。由于19日4时30分在兵营南约300公尺的地区展开时而被发觉，日军便改奇袭为强攻，东北军则依托营区工事进行抵抗，一直战斗到天明，日军被击毙24名，被击伤23名。傅冠军少校重伤后牺牲。 进攻南岭的黑石武城之步兵第2大队，于19日5时左右到达东北军炮兵部队驻地西北方向时天已渐亮，因守军并无战斗准备，也未发现偷袭的日军已经接近，致炮兵第1营遭到突然袭击，有16门火炮遭到日军的破坏。 此时步兵团和炮兵团的基层军官，不顾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后投敌）不准抵抗的命令，打开军火仓库取出弹药，即以营区阵地进行英勇抵抗。 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炮兵团第3营营长张瑞福少校命令部队，将山炮对准日军向前运动的密集队形，用榴霰弹进行近距离的杀伤射击。 经步兵团、炮兵团坚决反击后，日军第4联队第2大队因从行进中发起攻击，遭守军依托营区工事作猛烈抵抗而不支，便停止进攻而将全大队集结于袁家窝棚附近待援。 此时在公主岭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由小河原中佐率第2、第3中队约300人，于19日6时20分从公主岭乘火车出发，7时20分到达长春南的孟家屯车站下车，9时到达了袁家窝棚与黑石的第2大队会合后，决定相互协同，继续进攻南岭。方案是：守备第1大队从守军兵营的东南方向进攻；黑石的第2大队从守军兵营的西面进攻。 上午10点，这两个大队攻击开始，但东北军的步兵、炮兵则依托原有和当天新做的工事继续抵抗，并对东南方向的守备第1大队进行了数次反冲锋并打退其进攻，给敌人造成较大的伤亡。除将其大队长小河原浦治击成重伤外，并将其第3中队长桥本茂大尉击毙。激烈的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 于上午10点从公主岭出发的骑兵第2联队，11点20分到达了长春，随之，即按长谷部的命令向南岭增援。 根据以上情况，守军的这两个团于下午两点半左右开始依次撤出阵地并焚烧了弹药库，然后撤到伊通河以东的丘陵和山地。 南岭反击作战，击毙了日军43名（其中军官2人）击伤日军55名（其中军官3人）；东北军约有200名官兵伤亡。这次反击作战的事实告诉人们：只有抵抗才能打击和消灭敌人；只有抵抗才能减少损失；只有抵抗，整个部队在战场上才能有行动的自由。 19日中午，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到达战火尚未熄灭的沈阳。他根据沈阳、营口、本溪、安东（丹东）、长春等地的作战情况，除长春尚在战斗外，其它地方几乎没有抵抗。于是决定： （一）将从旅顺开来的步兵第30联队，海城开来的野炮兵第2联队的第2大队，以火车运送至长春，支援该地的南岭作战； （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率到达沈阳的第5、第6守备大队、野炮兵第2联队部及其炮兵第2中队、旅顺开来的野战重炮兵大队，以火车运送至昌图车站，进攻该车站西北约7公里的红顶山东北军兵营。 下午，本庄向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发去电报，继续报告情况，并要求增兵3个师团，向北推进占领哈尔滨等北满地区，以图彻底解决东北问题。 本庄繁的请示因关系到进至长春以北的苏联权益地区和复杂的外交问题，日本的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对此并未立即予以回复，而朝鲜的援军也未到达。 森连所率的部队于19日夜间11点到达了昌图车站，20日拂晓前完成了攻击红顶山兵营的准备。天亮时即开始炮击，第一线步兵随之向前运动。但此时的东北军兵营已无部队，因知敌人已占领沈阳、长春等地，便不再留于临敌较近的营房，而分散驻扎于农村。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2天，身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南昌的剿共司令部向在北平的张学良发出了这样一份极为简短的电报： 限即刻到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 近情盼时刻电告。 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接到关东军要求派兵支援的电报后，经神田正种参谋的具体建议，同意按年度作战计划，派出由20师团组成嘉村达次郎少将所率的混成第39旅团及驻平壤的飞行第6联队两个中队至东北，归关东军指挥。 混成第39旅团19日乘火车到达了新义州，但却不能过鸭绿江桥。因日军有规定，调动这样规模的部队越过战区，须有陆、海军大元帅——天皇的命令。所以一直在新义州等待到21日下午1时。由于林铣十郎的擅自决定，嘉村所率旅团的5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2个炮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才通过鸭绿江桥到达东北。 19日由于朝鲜援军未到，20日上午8时关东军决定，先将第2师团的部队逐步向长春集结，待混成第39旅团到达沈阳之后，第2师团即向其交防，然后全部开至长春，具体部署是： （一）天野六郎少将指挥的第16、第29联队，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的第2中队，负责沈阳附近地区的警备； （二）第2师团的其余部队，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独立守备第1、第5大队向长春集结。 关东军司令部在21日下午2时，接到混成第39旅团长嘉村达次郎发来的今日下午1时，将过鸭绿江桥的电报后，下午4时决定： （一）第15旅团长天野少将所指挥的部队，在将沈阳的警备任务交给混成第39旅团后去长春； （二）混成第39旅团担任沈阳城内、外的警备，并以一部守卫郑家屯、新民东面的辽河铁路桥。 天野于22日上午，向嘉村交代了沈阳地区的防务后，部队随即北上，当晚到达长春。从9月23日开始，第2师团全部到达了长春一带。 到达长春的多门二郎，接到关东军21日凌晨3时令其攻占吉林市、独立守备队亦随其前进负责守卫吉、长铁路和担任长春的警备任务后，即组织在长春的第3旅团等部队，分成两个梯团以装甲列车为先导，当日上午10点由长春出发。 第2师团离开长春后，平田辰男少佐之飞行侦察第八中队一部，即沿铁路进行先头侦察，其中一架飞抵吉林市上空，向其领事馆空投了有如下内容之通讯筒。 总领事殿： 第2师团主力，现正以数十节列车向吉林进军中，请再忍耐数小时。 敌向吉林出动时，暂以熙恰为首的吉林省政府已获知这一消息。当敌机在吉林市上空盘旋示威并投下通讯筒之后，在该市约1000名日侨中之壮年男子，他们有的腰挂日本刀，聚集在总领事馆门前，并向涂有日本国徽的空中飞机挥手示意和狂呼口号，准备起事，使吉林市之气氛更为紧张。 随之，吉林省政府交涉员施履本、秘书长张燕卿，往访日本住吉林市总领事石射猪太郎，提出：为使20万市民免受战火之灾，省政府决定对日军不予抵抗，且已令部队撤至城外；请总领事能派员与省府代表，乘在吉林站已准备好的专车，与前来之日方部队进行斡旋而和平入城。 石射猪太郎按施、张之要求，派馆中之书记生浜村量干持其致多门二郎中将之信件与张燕卿同车到达桦皮厂车站，正遇上了日方之军车。于是，日军便于下午5时30分开进了没有抵抗的青林市。 第二天，即22日敌派步兵第30联队附（木夏）本宫中佐，率一部由吉林经蛟河去敦化——当时的向东铁路之终点。 驻平壤的飞行第6联队，于9月19日晨5时接到20师团“沈阳已发生军事行动，应派出两个飞行中队飞抵沈阳归关东军指挥”的命令后，该联队长长岭龟助大佐，很快即指定侦察第8、战斗第10中队作好起飞前的准备，然后飞抵沈阳东塔机场。 为了弄清沈阳及东塔机场情况，遂令第8中队副中队长小林孝知大尉由平壤的美林机场先飞沈阳。 小林所率的两架“八八式”侦察机19日15点50分先后在沈阳东塔机场落地，然后即向当日由旅顺移至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报到，并电告平壤的联队部如下情况： （一）沈阳确实已被占领，市内外比较平静； （二）沈阳机场可以使用； （三）东北军的飞机全部停放在机库； （四）需运来航空汽油。 这两架侦察机刚到沈阳不久，从平壤乘民航飞机的6名机务人员亦于17点20分到达东塔机场。在对这两架侦察机作了检查之后，根据关东军的命令，仍由广田少尉驾驶第51号、桥本曹长（上士）驾驶第52号侦察机，于18点在东塔机场起飞，在黄昏中对抚顺及沈阳周围作了空中目视侦察，以了解东北军的动向。 第6飞行联队的两个中队，及混成第39旅团之所以能及时出动，是因为日军参谋本部在年度的作战计划中有：关东军一旦有事，由20师团派出第39旅团及平壤飞行第6联队派出侦察机、战斗机各1个中队，归关东军指挥的这一规定。 9月20日上午，独立侦察第8中队的4架飞机，由其中队长平田辰男少佐领队，从平壤直飞沈阳。平壤至沈阳的直线航空距离为380公里，而第10中队花泽友男大尉所率的8架“甲式四型”双翼、单发、不收起落架的战斗机航程较短，中途需在新义州着陆加油，于上午11点全部飞抵沈阳，并随即加油、挂弹，然后起飞，侦察和轰炸了新民、白旗堡、彰武、法库、抚顺、清原等地。 9月20日关东军决定在长春车站西侧高地上新建的机场，22日已经完工。因而便将平田的飞行第8中队部署于长春，而花泽的第10战斗机中队仍住沈阳。这两个中队连日对沈阳周围的新民、沟邦子、锦州、彰武，法库、郑家屯、通辽、三江口、洮南、抚顺、清原、清河城、梅河口，长春周围的双山、扬大城、长岭、农安、郭前旗、扶余、德惠、哈尔滨、双阳、伊通、盘石等地进行多次的侦察、空投传单、轰炸、扫射，并攻击开向山海关方向的火车等等。 关东军还依照花泽友男的建议，先后于9月24日、29日、30日依次建成了四千、郑家屯、大石桥机场，使战斗机的作战活动半径增大，利于配合地面部队远距离的战斗行动。另外，关东军还根据花泽的意见，将在东塔机场缴获原从法国进口的“包特兹”（POTEZ）等战斗机，仍由受东北军招聘而懂得法文的白俄机务人员予以维修，涂上日本国徽而进行使用。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本庄繁曾要求驻旅顺的海军第2遣外舰队主力，集中到渤海湾内的营口附近，以策应关东军的陆上行动。津田静枝少将以山东的形势不稳为理由，予以拒绝。实际此时第2遣外舰队的旗舰“球磨号”轻巡洋舰，并不在旅顺，而尚在较远的青岛。加之该舰队并未接到海军军令部（等于陆军的参谋本部）令其行动的命令。另外日本海军与陆军有较深的矛盾，特别是在其上层，海军对陆军那种专横、跋扈的作风非常反感，他们不愿听从陆军的指挥。 这次东北军在东塔机场所丢失的各型飞机，有英制维梅720马力轰炸机；法制的布莱克、包特兹各为450马力的战斗轰炸机，高德隆轰炸机；德制的容克310马力的侦察、轰炸机；日制的“八八式”侦察机和“甲式”战斗机。还有从国外进口尚未安装的新飞机。日军在作了检查、安装、试飞之后，涂上了日本的国徽，有些用于东北战场，有些则用于第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一·二八”作战。 沈阳沦陷丢失在兵工厂和仓库中的武器，主要有： 　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 　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 　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 　火药约40万磅。 当时的长春，是日本的南满洲铁路向北的终点，也是中、苏合营的中东铁路由哈尔滨向南的南满支线最后一站。为防止日军强行使用这一条宽轨铁路，从9月23日开始，苏联方面将长春车站的各种宽轨车辆紧急北调，当天早晨尚有车厢452节，但到下午4点仅存169节，至23日晚，车辆几乎已全部调走。尚留的机车也全部升火而烧完了车上的煤炭。以后苏联又调换了长春车站的站长。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民众群起抗议，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不少地区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向军政当局哭诉亡国之痛，要求出兵收复东北失地。9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召见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其提出了严重抗议。然而命令军队“不准抵抗”，不在战场上打击敌人，仅以抗议等外交活动怎能制止敌人侵略？ 此时，愤怒的民众有的集会、游行，有的组织抗日团体抗议日本的侵略，指责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听任日本的摆布，置丧失国土和沦陷区民众的疾苦而不顾，一味乞怜于国联，大众极力主张以武力抗日。 上海、南京等地请愿的爱国学生9月28日捣毁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遭到痛打。接着在30日，上海的80万工人又派代表至南京请愿。其间各省省会及大城市的工人、学生，相继举行了抗日游行示威。北平的大批学生举行抗日游行后，准备乘火车南下请愿。但南京政府竟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想尽一切办法予以阻止，以防伤害同日本的感情。张学良及其指挥机关，为此虽尽了最大努力，但未能说服各校的校方和学生，亦不忍发生象广州在10月5日向请愿的学生与民众开枪射击，死亡10余人，以及南京在12月1日打伤抗日游行民众30多人、逮捕180余人那样的事件。最后，张学良与各校磋商，由各校派出部分学生乘车南下请愿。行前张还于12月7日给蒋介石发去一电，说明不得已的原委，其内容为： 南京蒋主席钧鉴，特种外交委员会、外交部、教育部、铁道部勋鉴： 阻止北平学生赴京请愿一案，迭经遵电将北宁、平津各车暂停开行在案，乃各校学生占卧前门、丰台路轨日夜不散，不服解散不听劝导，倘以武力制止，则该站紧邻使馆又恐别滋事端。用柔、用刚，为术俱穷。而平津交通之阻塞已阅4日，以致平汉、平绥车站，亦被学生占据。外交团方面，纷纷引援辛丑和约来相请责，倘再不解决，当此外交危迫之际，恐招不良之影响。 本晨复与各校负责人再三切劝，始允将大部分解散，其余一小部分准予登车南下。但即此一次为止，无论何校不得再援此例。 交涉至此始获解决，同时恢复交通。学良明知中央为难，万不愿任其多事，无如事属两难不得不权其缓急，伏乞鉴原。除电饬北宁、津浦路局遵办外，谨此电述。 这批由北平到南京的学生，其中不少家在东北和亲眼见到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们因家乡沦陷而流落至关内平津地区的惨状，所以他们的爱国情绪特别激昂，收复东北的要求也至为强烈，更得到南方民众的支援。他们到达南京后，即组成游行示威团。12月16日他们首先捣毁了一些机关。之后至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请愿，当蔡元培、陈铭枢接见这批学生时，因理亏而无法服众，这时愤怒的北方学生，对这些平时趾高气扬、食民禄而不能为国解忧，甚至践踏国家尊严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气恨之极，一举痛打了蔡、陈。陈铭枢被打晕倒地，蔡元培被学生们拖走示众，其间因中央党部的卫兵们相继鸣枪，并与学生展开争夺，蔡元培才得以救回。 在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不少地区之后，日本提出了不扩大的方针，施之“局部问题”由日、中双方就地解决的假圈套，南京政府未予理睬，而于9月21日向日内瓦国际联盟，控诉了日本对我国的侵略罪行。 9月23日，国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要中、日两国不扩大事态，寻找适当方法，互撤军队的决定。 这一决定，其本身就是混淆是非，极不公正。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后撤，岂不是任由日军侵略？ 此时的日本按其预定计划，开动宣传机器，历述其侵略是出于“被迫”，是处于“自卫”，希望各国予以谅解，并一再声明，“满洲事件”不再扩大等等。一些日本的驻外使节，亦按其政府的旨意，反复重弹这类论调。随之由其驻国联的代表芳泽谦吉提出从山海关以东至沈阳为中立区的意见，要求我国军队撤至山海关一线，并提出日军要在我国东北进行“剿匪”的侵略阴谋。其间关东军竟于10月8日对锦州进行了大轰炸，不久，敌第2、第20师团，于1932年1月3日攻占了锦州。 这些侵略事实戳穿了日本外交官们的拙劣伎俩，不少国家开始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口是心非、不讲国际信义的国家，美国人则称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是撒谎大使。 这个时期，日本上层的一些反动分子，为对外侵略而不择手段，在国际上惯用当众说谎、颠倒黑白等卑鄙伎俩，以致在国际上遭到鄙视。 9月19日以后，在沈阳被日军所俘的我国军、政、警察等公务人员，不少是光头赤脚、手被反绑；有些军人被强行倒戴军帽、捆缚双手、将子弹带挂于两肩并被强跪于地，作枪杀以前的照相，企图以此证明我国的这些军人，就是爆炸柳条湖附近铁路的“凶手”、“罪犯”，以竭尽污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 这些都是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的结果，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不该忘记的惨痛历史教训。 这更加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道义上是多么的堕落，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关东军”、“大日本帝国”这样冠冕堂皇的身分，做出无赖之徒才能干得出的栽赃勾当。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第28届内阁总理大臣若槻礼次郎，29届政府总理大臣犬养毅在“九·一八事变”后，以日本政府的名义，连续于9月24日、10月26日、12月27日发表了三次关于“满洲事变”的狡辩声明，其第一次声明之内容为： 关于满洲事变帝国政府之第一次声明 （昭和6年9月24日） （一）帝国政府向以笃厚日华两国邦交而苦心努力，以期实现共存共荣之方针，然不幸过去之数年间，中国官民之言动，屡屡刺戟我国民感情，尤其是与我国利害关系最紧密之满蒙地方，最近不快之事件频发，我一般国民心理，以中国方面并未对我友好公正之政策，而以同一精神相酬，致使物情骚然。适于此时，在9月18日夜半，中国军队一部在奉天附近，破坏南满洲铁道之线路，袭击我守备队而发生冲突。 （二）当时守备于满铁沿线之日军兵力，总计仅为10400人，而四周之中国军队则达22万，致事态俄然紧迫。居住于同地之百万帝国臣民，亦陷入重大之不安状态。我军为先发制人清除危险，乃迅速行动排除抵抗，解除驻屯于附近中国军队之武装。关于地方治安，则督励中国自治机关维持。 （三）我军达成上述目的后，已大致归还铁路附属地内集结。目下附属地外之警戒，为奉天、吉林配置若干部队及几个地点的少数兵员，并非军事占领。至于言及帝国官宪已占领营口税关与盐务署，或已接管四平街、郑家屯及奉天、新民间之中国铁路，全系误传。另言及我军向长春以北和延吉出动，亦无事实根据。 （四）帝国政府于9月19日已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不使该事态扩大，陆军大臣已将该方针训令满洲驻屯军司令官。9月21日由长春出动去吉林之部队，是为消除对满铁侧面之威胁，并非对该地实行军事占领。当达成此目的，我出动部队之大部将返回长春。另在9月21日，因鉴于满铁沿线之不安，由朝鲜驻屯部队派出兵员约4000之混成1旅团，新属满洲驻屯军司令官麾下，但满洲驻屯军之兵员总数，仍在条约所定之限制以内，当然不能谓对外关系上之扩大事态。 （五）帝国政府于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此已无庸反复缕述。所期待者，在使帝国臣民能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以其资奉及劳力有机会参与该地开发。维护本国及国民正当权益，乃政府当然之职责，排除满铁之危害，其旨趣亦在于此。帝国政府在尊重善邻友谊方面，仍恪守既定之方针，为使此次不祥事件不至破坏国交，与断绝将来建设方策之祸根，有决心与中国政府真诚协力，如能打开目前两国间之难局，转祸为福，帝国政府则不胜欣幸。 日本军国主义者，一面在政府的声明中，为其侵略进行狡辩，一面继续侵占我国领土，关东军的第2师团、独立守备队，第8、第20师团，除占领了营口、海城、鞍山、沈阳、本溪、凤城、安东（丹东）、抚顺、铁岭、开原、四平、公主岭、长春、九台、吉林、蛟河、敦化等地外，又于11月3日占领了通辽、19日占领了齐齐哈尔、26日占领了新民，接着在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 一个国家政府的声明，居然是为了蒙混、欺骗另一个国家和世界视听的谎言，而这些谎言不仅用日军自己的侵略行动予以揭穿，而且在日本投降时，从我国军队、苏联军队、美国军队、英国军队所缴获的大量日本文件、档案中得到完全证实。 多行不义必自毙。15年后凶残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被打败，作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1日驻东京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东条英机等第一批39名战犯后，11月20日，本庄繁因畏罪在颈上、胸部、腹部连扎3刀而自杀，成为日本陆军在投降后，将军一级因畏罪自杀的30名之中的1个（另海军有5名将军自杀）。板垣征四郎则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以绞首刑。此外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因与东条英机之矛盾并已退出现役，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已于1934年2月15日死去，才免遭追究。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犹如电波一样，向西伯利亚、太平洋、东南亚等地扩散着，它引起苏联、美、英等国的严重注意。这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均已得出日本已开始用武力推行其东方政策的结论，同时这些国家都认识到，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将会以该地区作为军事和资源基地，以其经济和技术能力，急速开发和向外扩展而威胁东方和平。 一个国家的国防，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安全、荣誉、声望和生存的大问题。 苏联为此于1932年即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向远东增兵；在海参崴成立太平洋舰队；构筑国境线附近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地区的防御工程和筑垒地域；成立骑兵和坦克的快速部队；兴建道比河（乌苏里江上游）等地的大型机场加强由空中攻击日本的能力；颁发了新的红军野战条令等等。1931年底，苏军共有71个步兵师，总员额达150万人，其陆空军为150个中队，拥有各型作战飞机约1500架。 美国则加紧兴建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山区大型地下军事工程；构筑马尼拉湾海口哥黎希律岛的地下海防工事。特别是哥黎希律岛，不仅在山上和山坡安装了大口径远射程的海防炮与修建在该岛东端的机场，还在山内的地下凿通五条主坑道和17条放射形的支坑道，设有发电站、指挥所、通讯网、营房、仓库、医院、生活区以及向坑道外运送重炮与飞机等武器的两条电气铁路。全部工程至1932年即交付使用，以防日军突然进攻菲律宾。1941年冬，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上述的美国军事工程发挥了作用，美、菲军利用这些工程，在原地坚持了近半年的抗日战争。美国在1931年有陆军27个师，总员额约为30万人，其空军为62个中队，装备飞机约1600架。 英国在“九·一八事变”后，改变了他在远东不设防的政策，开始在马来亚、香港等地构筑工事，在九龙半岛上的大雾山一带之军事工程，于1936年竣工。 “九·一八事变”后，推行先安内尔后攘外政策因而丧失东北的蒋介石，受到全国民众的愤怒声讨。广州的国民政府，于9月21日通电全国要蒋介石下野。当年3月1日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的国民党元老、粤方党政领袖胡汉民，于11月16日在上海指出，南京政府如继续推行“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对日方针，必将亡国灭种。12月5日，胡汉民在广州的国民党四中全会闭幕式上，强调必须反对蒋介石的军阀独裁，以便集中力量抗日和肃清共产党与铲除宪政之障碍，并指出：今人以为求统一必须集权，但集权之结果遂形成独裁，而独裁之结果，满清因此而亡，袁世凯因此而死，殷鉴不远，宁可复蹈。 同日，国民党广东四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以胡汉民为首发出通电：敦促蒋介石交出政权、军权下野，否则粤方的中央委员，不到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 受到内外指责的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辞去了南京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而下野；负有同样责任的张学良，也在12月15日被解除了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仅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外长王正廷已于12月3日被免职。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但不久即1932年国民党中央又决定蒋介石回南京主持大计，3月6日又决定蒋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月16日又接替朱培德兼任参谋总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天皇裕仁为鼓励侵略，于1932年1月8日向关东军下达了如下之敕语： 往日满洲事变爆发，关东军将兵由于自卫上之必要，果断神速以寡敌众迅速芟讨。尔来战胜苦难、克服严寒，扫荡各地蜂起之匪贼，完成警备任务，或于嫩江、齐齐哈尔地区，或于辽西、锦州一带，冒雪踏冰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之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汝等将兵应益益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朕对此深予期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