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钮先钟 投笔从戎 阿修比 阿修比 美国人的第二次“十字军”，其结果是要比第一次更为悲惨，这一次的责任人不是德国的皇帝，而是美国的总统。由于他痛恶纳粹主义和贪享权力，才终于使他的人民卷入了欧洲战争的旋涡，而再度使战争扩大成为全球性的。从所俘获得的德国档案中并找不到确实的证据，足以支持罗斯福所宣称的说法——希特勒企图对西半球发动一个攻势。实际上，却有充分的证据表示出来，直到美国参战之日止，希特勒一直都还是在设法不与美国发生冲突。 首先警告他的国人不要卷入欧战旋涡的先知者当中，有一个就是罗斯福的前任，胡佛先生（Mr．Herbert Hoover）。他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曰的一个广播中曾经这样的说过： “我曾经反对和抗议一切足以逐步把我们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尤其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间，由于希特勒分散其力量以来攻击斯大林，所以英国实际上已经安全，而不必害怕德军的侵入了。我在当时认为我们给与苏俄政府以援助，是为古今历史上的一个大笑话。我主张应该让那两个独裁者去两虎相斗，两败俱伤。我早已说过我们援助苏俄的结果，将会使共产主义的祸害蔓延及于全世界。我主张若是我们能置身事外，则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使世界获得持久的和平。我一点都不感到有遗憾，战争的后果都已经证明出来我是正确的。” 当美国加入战争不久之后，有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曾经写了一本书。即为斯巴克曼（N．J．Spykman）所著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指明出来： “假使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要是有实际性，则其设计的基础不应该是梦想中的世界，而应该是根据权力政治的现实国际关系。” 他主张美国的政策应有两个目标：（一）控制新世界，（二）在旧世界中维持权力平衡。因为在大西洋和太平两洋的对岸上，这种平衡都已经被破坏了，所以美国的战争目标就是恢复它。所以他说决不可要求把德日两国完全毁掉，否则欧洲和远东就会受到苏俄的控制。他又说： “一个从乌拉尔山以达北海的俄国，并不比一个从北海以达乌拉尔山的德国会好到那里去。”对于远东也适用这个同样的推理，他说：“让亚洲有再度受到日本人征服的危险，固然是应该设法解除，但这却并非是说要把日本的军事权力完全取消，而把西太平洋交给中国或俄国去加以控制。” 这种在战后所应该采取的政策，对于大不列颠也是同样适应的，因为它的地位是与美国颇为相似的。它的目的是维护其帝国的安全，并在欧亚二洲维持权力平衡，基于斯巴克曼所举出的同样理由，这两个目标都是并不要求应该歼灭其敌人的。当这两个西方巨强比肩作战之时，俄国就变成了他们战争问题中的焦点。诚然的，他们是应该支援俄国来对共同的敌人作战，但是很显明的，这个支援却不可以使俄国坐大，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因为若果如此，则他们的问题就还是没有解决。 基于我们在本书中的分析，即可以知道罗斯福的政策是与斯巴克曼的观念完全相反的。“无条件投降”与“权力平衡”不仅是毫无关系，而且更是恰好相反。邱吉尔的政策也是一样的荒谬，当他在一九四〇年执政后三天，就高呼出来：“胜利——不惜一切成本的胜利。”邱吉尔这个人的军事知识当然远在罗斯福之上，所以他的思想会固定在这个目标上，似乎是更不可解，尤其是把他对于第一次大战的观感来作一个比较，则更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他在其所著的《世界危机》一书中，曾经说过： “政府与个人合着这个悲剧的拍子，摇摇摆摆的走进了暴力的深渊，作大规模的屠杀，使人类社会的结构受到了损伤。这个创痕也许一个世纪都难以平复，对于现有的文明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如此高价所换来的胜利，是几乎与失败毫无区别。它甚至也不能使胜利者获得安全的保障。这个用武力所获得的最完全的胜利，既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也不能取消战争所产生的危险。” 如果拿他对于第二次大战所发表的观感作一个对比，则他当时选择了不惜一切成本以求胜的途径，似乎就更令人感到大惑不解。他说： “人类的悲剧已经达到其最高潮，事实上，当亿万人作了一切的努力和牺牲，而且也获得了最合乎正义的胜利之后，我们还是仍然找不到和平和安全，而我们今天处境的恶劣是更胜于过去。” 这是一个失败者所作的沉痛忏悔。 假使我们还记得在美国的总统和英国的首相当中，罗斯福和邱吉尔还要算是最卓越的人才，那么上述的这些记录就更会使我们感到困惑了。什么东西引诱他们采取这种送命的政策呢？我们可以冒险的回答着说——盲目的仇恨！他们的心智与头脑都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情感冲昏了理智。对于他们而言，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性冲突，而成了善与恶之间的决斗。为了驱使人民跟着他们走，他们不能不发动一个邪恶激烈的宣传战。因为这正是希特勒所惯用的手段，所以无怪其然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的伦敦《经济学家》（The Econonist）报上曾有下述的评论： “当为了击败希特勒主义而作的伟大战争到了结束的时候，同盟国正在制造一个希特勒式的和平。这就是对于他们的失败所作的真正衡量。” 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以后，就很显明的可以看出来希特勒的星辰是已经下沉而斯大林的则正在上升。若是我们再回想到当时同盟国政治家所持的见解，例如霍尔爵士所发表的，则将令人大感惊异，而尤其令人更莫明其妙的，是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中，居然会以霍普金斯的文件来当作对俄政策的讨论基础。 要想解释这种对于苏俄的盲目信任态度，只可能有两种说法：（一）是罗斯福和邱吉尔对于俄国的历史是一无所知，（二）他们为自己的亲苏宣传所毒害，进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两百年来，俄国人都一直在攻打欧洲东面的门户，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时代中，欧洲的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家都在警告欧洲人应提防俄国人的阴谋。重述他们所说的话，不仅是为了引起读者们的兴趣，也不仅因为战争的结果表现出来他们的看法是如何的正确，而是因为未来正是根植于现在之中。 这些人所认清的，就是说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欧洲的范围；它的文明与拉丁的文化毫无渊源；它从来不曾参加过十字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而且也不曾受到新世界的发现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自从波尔塔瓦之战以来，“莫斯科鬼”对于欧洲人而言，就一直是“北方的土耳其”——亚洲威胁欧洲的矛头。 夏多布里昂（Chateaudriand）认清了这一点，他渴望去考察俄国，因为他相信它是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库斯丁（Custine）于一八三九年访问过俄罗斯，他的结论是“他们希望用征服的方式统治世界，即用武力来夺占与他们接壤的国家，然后用恐怖的手段来压迫其余的世界。”托克维尔（De Toqueville）想像到一个分裂的欧洲为一个“俄罗斯菲利普”所征服时的景象。普拉特（Abbe de Pradt），曾经一度做过拿破仑一世的驻华沙大使，他说： “在维斯瓦河的那一面挂下了一个帐幕，使我们无法看清楚在它后面的俄罗斯帝国中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俄国人的本性是属于东方的，俄罗斯的政权是集中在其国王的手中，只有他一个人说话，很少写什么，而从来不作公开的发布。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一切的情报都只是限于猜度。这个限制对于俄国的陆军也同样的适用：自从彼得大帝之日起，俄罗斯的政策就一直是征服性的，我们可以说这整个世纪中，俄国的政府都好像是一个人一样，也只具有一个观念——即有计划的侵略。”丘吉尔后来的“铁幕”讲话即源于此。 一八五〇年，柯提斯（Donso Cortes）所说的话是富有预言的意味： “在西方除了两个阵营以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余留下来。一个是掠夺者的阵营，另一个是被掠夺者的阵营——于是俄罗斯的时钟敲响了。俄国人可以和平的把枪托在肩上，开入我们的土地。同时，世界上也将要看到历史上最大的‘责罚’，这个最大的责罚将落在英格兰的头上。它的船只对于这个巨型帝国，将感到毫无用处。这个帝国一手抓着欧洲，一手抓着印度。俄国将为击败他国而战，也会为保护战败的国家而战。当那些失败的国家认为它是俄国的同盟国时，而殊不知却正好变成了俄国的食物。俄国的胜利引到了‘保护’——这个‘保护’又引到死亡。” 较晚出的历史家也不乏能作预言者。一八七八年，弗朗茨（Constantin Frantz）说：“他深信俄国人会侵入西欧，而在英俄两国之间的未来战争中，美国将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未来是属于美俄两国的”。在第一次大战的前夕，奥国的史学家克拉里克（Von Kralik），在说到亚洲人侵入欧洲的问题时，曾经这样的写着： “欧洲今天所最害怕的是俄罗斯帝国和东亚，它们代表蒙古人的部分或全部性质。在世界史上这代表着东西方间最具有决定性的斗争。也许亚洲人会像八世纪那样，渗透进法兰西和西班牙；像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一样进入了日尔曼；像十六、七两世纪的土耳其人一样出现在维也纳之前。或者更可以想像到，将来要靠美国人来把东亚人赶出欧洲之外。” 诚然的，在第二次大战尚未吞没欧洲之前，西方的政治家应该记起这些预言来，虽然美国的总统和英国的首相当然找不到时间，来重温这些陈旧的史籍，可是至少他们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是应该有这样的学识基础。因为无论对于假想或者实际的敌人，“了解你的敌人”都是最重要的，这些抽象的认识和对于其国土、资源、军事力量的知识是同样的重要。至少他们应记着列宁曾经预测布尔乔亚国家与苏俄最后终于难免冲突。可是他们却相反的对于乔大叔发生神话式的幻想！ 亚洲人的铁骑终于又回到了日尔曼，而这一次他们更越过了维也纳的城墙。历史的巨轮转了一个完全的循环，而今天欧洲所面临的威胁，与泽尔西斯和大流士的时代所面临的状况实不相上下。此外，在远东足以对抗俄国的日本也被毁灭了，这样才使赤色洪水泛滥于中国。这就是战争的政治性后果。 军事性后果也是同样的巨大。使物理学发生了革命的原子理论，在广岛作了一次事实上的表演，使愚夫愚妇也都知道了人类具有如此伟大的能力。它激起了一种普通的恐慌心理，不仅是因为七、八万人被杀害了，而且因为只要一个单人投下了一颗炸弹，就屠杀了许多的生命。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爆炸，使公认的战争理论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假使一个原子弹即足以毁灭一个大城，那么在下一次战争中，几百颗原子弹所产生的效力又将如何？它使有组织的国际性战争丧失了它的政治意义；因为它使这一类的战争变得荒唐不合理了。它使用武装冲突来当作政策工具的理论彻底的破产，而把它们的威胁变成了一种战争的吓阻物。 这是否就是说战争已经接近它的终点呢？绝对不是的，因为在一个思想战争的时代中，战争的基本原因是心理性的，物质力量的增减并不能取消它们。一切的意义不过是说某一种战争形式过时了，于是由另一种形式取而代之。因为缺乏一个较好的名词，在这个大众时代中的新型战争，就只好暂时称之为“冷战”。它是下述四种战争的总结合；（一）心理战争，其所用的兵器就是人类的感情；（二）经济战争，其目标为毁灭财政上的稳定；（三）游击战争，这是最原始化的战争形式；（四）内战，这也是采取它的最野蛮形式。艾隆先生（M．Aron）在他的《总体战世纪》一书中，曾经指明出来冷战是一种有限战争，不是说“赌注”是有限的，而是说所使用的手段是有限的。这可以于三十年战争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所采取的那种有限战争手段相比拟。但是却另有一个重大的差异：那就是由于有进行核战争的准备，足以吓阻对方不能诉之于物质力量，所以遂使冷战的手段更为毒辣可怕。 俄国人对于这种冲突的方式，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因为他们对于冷战作有条理的计划，所以在大战刚刚结束之后，他们没有发射一枪，即已控制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此后，他们就对于全世界上的所有非共产国家，进行着宣传、破坏和颠覆的战争。一切不接受苏俄共产主义的国家都被当作是俄国的敌人。艾隆先生又指明出来：西方的军事专家是都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拘束，没有认清“冷战”就是真正的战争。这个战争是一直都在进行，永无休止，所以对于宣传和颠覆的战斗，是一定要再接再厉的。他又说：“在一个职工同盟打倒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个胜利正与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是同样的重大。” 另外一个加在物质性战争上的限制因素，就是核武器和超音速兵器的巨大成本。甚至于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都已经不可能再获得战争的全套装备，即使他们在财力是担负得起的，可是却无法获得这些原料，而且也没有那样大的领土来供试验之用。 这种限制遂使世界在战略上，分成了两个各具有自己不能放弃的思想的超级国家：美国和苏俄。正和林肯的时代一样。“一个自己分裂为两半的房屋是站不住的。”“人类不能忍受一半自由和一半奴役的生活。非此即彼。”不相容的东西共存在一起，即为战争的起源。 一八二三年，面对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普拉特在一篇比较英俄两国实力的论文中，曾经有下述的警语：“在欧洲的两个极端上，现在升起了两面旗子，一面飘扬在陆上，另一面飘扬在海上。”接着他又说：“英俄两国为欧洲的对立权力。英国的政治目的是反对任何人支配欧陆，他保护着欧洲的政治自由。俄国正是这种支配权力，所以它是欧洲自由的天生对头。” “不列颠和平”时代的标志，“联合王国旗”（Union Jack）现在已经黯然无色了，取而代之的却是美国的星条旗，他正对着红色的“镰刀和锤子”。第二次大战所引起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这两面旗子到底是谁被扯下去了？在未来的时代中，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一个“美国的和平”（Pax Amerlcana）呢？还是一个“鞑靼的和平”（Pax Tartarica）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冒险的提出一个答案：决定胜负成败的不是美俄两个军事力量的对比，而是要看这两种对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是孰为优秀。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一个充分机械化的世界中，人类的地位、他的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究竟应该怎样？那么就要看这两种制度是那一个比较适宜于解决这个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