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钮先钟 投笔从戎 阿修比 阿修比 一九四三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政治变化的一年，足以影响到战争的结果，并彻底的影响到历史的途径。它的开端即为在卡萨布兰卡所公布的无条件投降原则，因为它是以歼灭战为其重点，所以使西方同盟国对于战争丧失了一个合理的目标。斯大林对于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毫不迟疑的知道如何加以利用的。 斯大林看到西方国家，对于苏俄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是如此兴高采烈，所以就决心要利用这种心理作用，他的手段就是采取列宁的格言：“退一步，进两步”。五月二十二日，他宣布解散第三国际，这使英美的人民和政府都发生了极大的幻想，相信克里姆林宫的确已经永远地放弃其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所以认为他们的确可以把俄国当作是一个友好和近似民主的伙伴看待。因为苏俄像“变色龙”一样地突然改变了颜色，而他们自己又经受着无条件投降政策的束缚，所以正当意大利将要崩溃之际，他们可以在南欧获有极好的机会，并建立一个有利的第二战场的时候，西方同盟国却偏偏把政治上的主动权，自愿拱手让给苏俄。 在这同一时间之内，希特勒已经放弃了其过去所一直认为必要的东西。他放弃了其使欧洲屈服于其意志之下，并在西欧建立一个德国生存空间的计划，而代替之以自由欧洲的号召，以预防苏俄在东欧和中欧建立生存空间的企图。他深知所有欧陆国家对于苏俄的胜利都是感到害怕的，而英国人的传统政策又是反对欧洲受到任何一个强国支配的。他用“欧洲堡垒”（Festung Europa）来代替了“生存空间”的观念，利用无条件投降政策来当宣传资料，来刺激德国人的精神，并宣布组成一个欧洲十字军，以对抗亚洲人的侵略。以上所述即为一九四三年的主要政治变化。 虽然他们的政策是黯然无色，可是美英两国的战略前途却是无限的光明。到了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潜艇的威胁已被控制，所谓大西洋的会战已经获得了胜利。本书作者认为大西洋制海权的争夺战根本上不能算是一场会战，因为它是一个连续性的行动，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空中优势也已经获得，美国工业的产量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顶点。一支巨大的美国陆军已在训练之中，而大不列颠也已经恢复了其在敦刻尔克一战中所损伤的元气，在其本土中也已经养成了一支强大的兵力。所以联军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巨大而日益增加的财产，应该如何的加以最好的利用。换言之，即如何开辟这个期待已久的第二战场。自从阿卡迪亚会议以来，这就一直被公认为是他们的战略目标。在那次会议中即已经预测有三种可能的方面——越过地中海、从土耳其进入巴尔干、在西欧登陆。 因为在一九四二年不能够开辟第二战场，而斯大林却强烈的要求它，因为必须要做一点事情来满足他，所以才暂时用北非侵入战来当作搪塞，但却还有一个谅解，那就是对于法国侵入战的准备，并不因此而中止。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中，又决定成立了一个联合军种的参谋组织，由摩根中将（Lt．Gen．F．E．Morgan）出任尚未选定的联军最高统帅（COSSAC）的参谋长，指挥这个机构草拟一个在一九四四年春季侵入法国的具体计划。它代替了“波丽露”，而改用了“大君主”（Overlord）的代字。最后，由于“火炬”作战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又侵入了意大利，于是使战略上的情形更趋于复杂，并且使邱吉尔先生与美国的参谋首长，尤其是马歇尔将军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争执。直到第二战场已在诺曼底建立了后，这个争执都还是使联军的战略，仍然摇曳不定。 这个问题的症结似乎是邱吉尔对于应在何处开辟第二战场的观念始终是混淆不清的。虽然他也同意进行“大君主”作战，但是一旦在意大利境内已经建立了另外一个战场之后，他却不希望“大君主”作战毁灭了这个战场。同时他也并不想在巴尔干开辟一个第二战场——这一点他曾经强调的加以说明。虽然如此，从这个战争开始之初期，他也就曾设想到开辟一个东南战场的可能性，而在一九四一年九月间，他也曾考虑到惟一帮助俄国的方法，即为凭借土耳其的援助在巴尔干某处建立一个第二战场。当联军侵入西西里岛的时候，他又发表意见说：“巴尔干对于德国所代表的危险，尚有过于意大利的丧夫。”他又希望当联军已经达到巴尔干地区时，设法使土耳其参战。十月二十日，他又写信给正在莫斯科的艾登外相说：“我不拟从意大利的狭窄腿部，跃入波河流域。假使我们准备经过爱琴海，把土耳其卷入战争，并开放达达尼尔海峡，以便沿着多瑙河来援助他们，则俄国人对于这个观念是否会感到兴趣呢？” 因为邱吉尔一再的提到巴尔干，所以美国参谋首长们都假定邱吉尔内心里所重视的是在东南欧方面，而不在西北欧方面——“大君主”作战。虽然我们不愿意断定邱吉尔在当时的思想是怎样，但是大致看来，他在当时的看法是与南斯拉夫驻华盛顿公使弗提齐（Constantin Fotitch）的观念相差不远的。十月十六日，弗提齐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取道巴尔干侵入欧洲的问题，并且指明出来：“邱吉尔早已建议采取这种战略，它可以阻止苏俄在巴尔干和中欧地区建立傀儡政权。”美国总统回答他说： “这个问题的决定是应纯粹以军事方面为基础的。” 弗提齐对于此种观念曾经作过下述的批评： “若是为了纯粹军事性理由而无道义性和政治性的目标来打一个战争，那才是大错而特错”。 所以争执的症结似乎就在这里，美国的总统和参谋首长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纯粹军事性的胜利，而邱吉尔的眼光却看到了战争的政治性后果，这是与俄德两国都有关系的。假使上述的推断不错，则毫无疑问邱吉尔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一个战争若无政治目的，则在军事上也就等于是毫无意义的胡闹。但是这种推断是否完全不错呢？这却又很难确定，因为在七月二十五日，即墨索里尼辞职下台之日，邱吉尔却决定英国国会议员麦克林先生（Mr．Fitzroy Maclean）去充当代表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会晤。麦克林向他提出，假使南斯拉夫的民兵能够获得胜利，则铁托可能会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与莫斯科有密切关系的共产政权，因此询问英国政府对于这样一个结局，将采取何种态度。邱吉尔回答他说：“当整个的西方文明还正受着纳粹的威胁时，我们不应因为考虑长期政策的缘故，而就分散了我们对于眼前现实问题的注意力。”麦克林也说过：“我的任务是极为简单，那就是要发现谁杀的德国人最多，并提出援助的建议，以使他们可以杀得更多。至于政治却是一个次要的考虑。”甚至于在战争结束前的十个星期中，即已经晚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邱吉尔还在英国国会中发表下述的意见，他说指导其对于欧陆问题的看法的一共有两个原则：“当战争还在进行时，凡是能够杀德国人的任何人，我们都给与以援助；当战争已经过去时，我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选举。”很明显的，他完全不曾想到因为俄国人所杀的德国人最多，所以他们会寻找一种另外的解决方案。 八月十七日，德国人正在奥勒尔——库尔斯克大会战中，遭受了一个可以与斯大林格勒相比拟的惨败，邱吉尔和罗斯福正率领着他们的军事首长在魁北克开会，以讨论“大君主”作战为目的。这次会议中的主要决定可以分述如下：（一）作为是“大君主”的一个先决条件，对于德国的战略轰炸应给予最优先的级别。（二）为了执行“大君主”作战所需要的资源，应比地中海作战所需要者较为优先。（三）为了支援“大君主”作战，又准备在法国南部进行一个“铁砧”作战（Anvil），后来又改名为“龙”（Dragon）作战。（四）“大君主”的目标日定为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 霍普金斯在出席这次会议时，曾经携带了一个文件，其中所作的预测却足以使这些重要的决定，都显得黯然失色。这个文件的名称叫作《俄国的地位》，要算是“美国最高阶层的军事战略研判。”它的内容是说： “俄国在欧洲的战后地位将具有支配性。在德国崩溃之后，在欧洲再无其他的军事权力，足以与之抗衡。诚然的，大不列颠已正在地中海中建立一个对抗俄国的形势，或许可以有助于欧洲的权力平衡。不过即令如此，它若没有外援也还是不能够对抗俄国。” “所以基于上述的分析，这个结论是非常的明显。因为俄国为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对于它应给予一切的援助，并应倾全力以来争取它的友谊。同样的，因为当轴心国家失败之后，毫无疑问的，它会支配着欧洲，所以更有对于俄国发展和维持极友好关系之必要。” “最后，美国在对俄关系中所应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即为与太平洋战争的关系。若有俄国为同盟国，则对日本的战争可以提早结束，生命和资源的损失都可以减少。反之，在太平洋战争中，若是俄国采取不友好或消极的态度，则困难将增到难以计量的程度。” 当会议结束之后，邱吉尔曾经发了一个电报给斯姆茨元帅（Field－Marshal Smuts），很可以反映出上述的估计。他说： “我想在这次战争之后，俄国将变成世界上的最伟大陆权国家，因为德日两个巨强都已经消灭了。” 这些预测的意义就是说一旦德国垮了，斯大林就会取希特勒的地位而代之；专就西方同盟国而言，这个战争已经丧失了其政治目的，所以若再继续打下去，可以说是荒谬已极。 似乎像这样重要的问题，根本上却并未加以片刻的讨论。假如曾经讨论过，那么很明显的结论就是：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西方同盟国不仅应毁灭希特勒主义，而且更应预防斯大林主义取而代之。假使既然不想使用心理上的攻击，那么就只有使他们的军事行动来适应这个政治目标。 在那个时候，他们所能够采取的行动只有下述之一途：当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的力量已经在意大利站定脚跟之后，即以此为第二战场，而把所谓“大君主”者暂时冷藏起来。若是果能如此，则亚历山大即可以获得留供“大君主”使用的那些资源，尤其是登陆艇，于是他就可以沿着意大利的腿部，发动一连串的两栖作战，来迅速的强迫凯赛林元帅撤过波河的北岸，若在的里雅斯特地区登陆，即可以迫使他完全放弃意大利，否则即有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这些理想都是可能达到的，干是西方同盟国即可以向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一路长驱直入了。无论如何，两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应能够认清，从战略上来看，对于列宁格勒—布列斯特—雅典这个德占三角形地区而言，若是打击在它的顶点上，则远不如打击在它的腰部——卢贝克—的里雅斯特之线更为有效。前者要远比后者较为困难，当时为了同时消灭这两个互相竞争的极权主义起见，惟一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在的里雅斯特地区中建立第二战场。 接着根据魁北克会议的决定，十月十八日，各同盟国外长又在莫斯科集会。艾登在那里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三巨头会议，这是罗斯福所早就一再要求的。斯大林同意了，但坚持这个会议必须在德黑兰举行。第二个就是第二战场的问题。艾登向邱吉尔报告着说：“俄国人对于我们侵入法国北部的时间，都已经单方面完全盲目地决定了。”邱吉尔就回答艾登请他直告斯大林说：“我不能容许意大利战役的伟大后果被丢在一边，而改以一个可怕的悲剧为结束，那就是在五月间越过海峡进攻法国。我们固然应尽全力来准备“大君主”作战，但却不应以战场上的失败，来换取暂时性的政治满足。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应获有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来赢得战斗，而不必考虑到对于后续作战所发生的影响。”这可以算是战略上的一线曙光。 可是这个一线曙光很快的就消蚀不见了，因为罗斯福已经沉醉在他的幻梦之中。他就是那个故事中的美人，而斯大林就是那匹狗熊，有一天他会变成美丽的王子，于是从此欧洲就可以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了。当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蒲立德向他提出警告说，因为斯大林根本上不可信赖，所以他这种对俄政策是一定会失败的。罗斯福却回答他说： “我不想和你辩理，我有一种直觉认为斯大林并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哈里（霍普金斯）也说他不是的。他所想要的只是其自己国家的安全而已。我想假使我对于他的要求均能满足，而又不要他的酬报，那么他就会不想吞并任何的东西，而愿意与我合作以来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了。” 罗斯福怀着如此的心情，于十一月十三日前往开罗与邱吉尔和蒋委员长会晤，然后再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与邱吉尔一同飞往德黑兰与斯大林见面。 在他们离开开罗之前，他与邱吉尔曾经同意对于一九四四年的英美联合战略暂不作决定，等到会后再说。虽然如此，美国的参谋首长们却早已下了决心，依照希尔伍德的记载，他们是准备在“德黑兰之战”中，与俄国人组成联合阵线来对付英国人。关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行馆安排，也恰好利于他们的部署。邱吉尔住在英国公使馆中，斯大林为了想把罗斯福装在他的口袋中，故意用安全为借口，邀请罗斯福与他一同住在苏俄大使馆中，而不让他住在美国公使馆中。 第一次的会议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举行，因为无正式的议程，所以一切的讨论都是乱杂无章的。还是和惯例一样，邱吉尔一个人的话最多，这一点很使斯大林感到满意，因为在三大巨头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正确的知道他所要求的是什么。首先高于一切的要求，就是他希望五月间能在法国开辟一个弟二战场。他直率的向邱吉尔询问着说，到底他是否真正对于“大君主”具有信心，抑或仅是为了讨好于苏俄而已。邱吉尔回答说，绝对不会有搁起“大君主”的问题，它将在五月、六月或七月中进行，但是眼前的问题却是在今后五个月中，在地中海方面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他又强调说明巴尔干的重要性，并建议支援铁托在南斯拉夫的民兵，而撤消对于米哈伊洛维奇（Milhailovich）的援助。他又说：在占领了罗马之后，在意大利境内的进展即应以不超过比萨—利米尼（Pisa－Rimini）之线为限度。虽然如此，当谈到侵入法国南部的问题时——这是斯大林所赞成的——邱吉尔却又说虽然他并不反对，但是他却主张从意大利北部作向右的行动，利用伊斯特里亚（Istria）半岛和卢布拉纳缺口（Ljubiana Gap）来趋向维也纳。斯大林却强烈反对这些理论，以及一切巴尔干和土耳其等方面的冒险行动。 邱吉尔也提到了波兰问题。他说：“俄国西疆的安全是一个极主要的问题。”他主张波兰应把奎松线（大致相当于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之线）以东的一切领土都割让给俄国，而改向西去用德国的领土来当作补偿。他又说：“假使波兰踩住了德国的脚踵，那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却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波兰。”他又补充着说：“我一向是支持波兰的边界向西移动的。” 斯大林建议波兰可以向西移动，达到奥德河为止。他又说他不想要任何属于其他民族的东西。邱吉尔也回答说，假使波兰不接受这个奎松和奥德河界线，那才真是其愚不可及了，他将向他们提醒着说：“若无红军的力量，则他们将会完全毁灭，永远不得翻身。”不过无论如何，他对于割去德国的一部分，是一点都不感到心痛，虽然这无异于是要迁走九千万的人口。这也就是大西洋宪章和一九三九年英波保证条约的死亡宣告。很显明的，邱吉尔已经忘记了，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经向波兰驻美国大使希切诺斯基（Lan Ciechanowski）说过下述的一段话：“我们将永远不忘记波兰所已经做过和正在做的光荣事迹。英国决心以恢复你们的完全自由和独立为目标。这将永远是我们所最关心的事情。我可以向你保证除非这个目的达到了，否则英国决不停止战斗。” 在波兰问题之后就是芬兰。邱吉尔主张苏俄对于列宁格勒和其通路应有完全的保障，并且应在波罗的海中，永远保持着海空的权力。也正和波兰问题一样，绝对无人提及一九三九年苏俄对于芬兰的无理攻击，但因一九四一年芬兰曾对苏俄作报复性的攻击，所以斯大林要求恢复一九四〇年的条约，割让汉果（Hango）和皮特沙莫（Petsamo）并用实物赔偿一半的战争损失。 对于德国的问题曾经作相当冗长的讨论。斯大林说他主张把德国分裂成为碎片，罗斯福表示欣然同意，并建议把它分为五个部分：（一）普鲁士、（二）汉诺威及日尔曼西北部、（三）萨克森，（四）黑森—达姆斯塔特（Hesse－Darmstadt）和赫斯卡赛尔、（五）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每一个部分都应分别自治，但基尔、基尔运河、汉堡、鲁尔和萨尔等地区则应由联合国共管。 邱吉尔又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他认为一切的祸根即为普鲁士陆军和德军总参谋部。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说法，足以证明邱吉尔对于德国的认识是如何的简陋，他根本上不知道德军总参谋部是反对纳粹政权的。他主张应使普鲁士独立，把巴伐利亚、符腾堡、帕拉庭纳特、萨克森和巴登都分开，并让巴伐利亚与奥地利、匈牙利合组一个非侵略性的邦联。他说：“我们大家都害怕一个统一德国的威力，但我认为可以与它签定一个严格而光荣的和约，并同时大致依照奥匈帝国的形式而组成一个新的国家。”斯大林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认为日尔曼并无南北之分，他说：“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像野兽一样的打仗。”他主张奥匈两国应听其分立，在已经把德国分裂了之后，而又再来建立一个新的多瑙河同盟，实为不智之举。罗斯福对此完全表示同意。 斯大林又向美国总统保证，请他不必当心太平洋方面的问题，只要希特勒一被击败，俄国就马上向日本宣战。他说：“于是在我们合力之下即可以获得胜利。”这一番话使罗斯福和他的参谋首长都大感欣慰。罗斯福为了感恩图报之故，并曾背了邱吉尔与斯大林作了几次私人谈话，讨论美俄组成联合战线对付英国的问题，他并建议关于香港和上海的问题，他们应联合起来支持中国，以来反对邱吉尔。罗斯福的儿子艾诺特，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说：“主要的目的是要使斯大林认清，英美两国并非联合一致来反对苏俄。”此外，罗斯福又告诉斯大林，俄国可以获得大连港，那却正是中国人的领土。 最后在这个会议中，所获得的协议是颇为有限：（一）支援在南斯拉夫境内的铁托；（二）鼓励土耳其参战，（三）定于一九四四年五月间发动大君主作战；（四）三强参谋首长应取得密切的合作。实际上，斯大林赢得了全部的赌注，邱吉尔是一无所获，而罗斯福却获得了斯大林最热情的谢意。威尔莫特说： “在俄国人和美国人一送一拉的情况之下，西方国家的战略已经远离了苏俄所想支配的地区。即令在德黑兰会战之前，‘无条件投降’政策的执行，就已经使苏俄会变成了东欧的支配权力，可是却还不足以使俄国的影响深入到中欧和巴尔干。到了这次会议之后，这却已成定局了。所以德黑兰会议不仅决定了一九四四年的军事战略，而且也调整了战后欧洲的政治平衡，使其变得对于苏俄大为有利。” 十二月一日，这个会议结束，次日罗斯福和邱吉尔也就一同返回开罗。十二月六日，艾森豪威尔被选定为指挥“大君主”作战的联军统帅。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也决定以“大君主”和“铁砧”两个作战为一九四四年中最优先的作战，预定五月间开始加以执行。在世界上其他任何部份的一切行动都应以不妨害这两个作战的成功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