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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country="英国">J·F·C·富勒</author>
    <in>西洋世界军事史</in>
    <trans time="1968">钮先钟</trans>
    <scan time="2003">投笔从戎</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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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depth="0">大事记（十二） 俄国问题和战争向太平洋的发展</title>

<text>在希特勒侵入俄国的那一天下午九时的时候，邱吉尔先生从广播中向英国人民作了下述的讲话：“我现在要宣布英国政府的决定，我们只有一个单纯不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我们决不妥协，我们决不与希特勒或其任何党徒谈判。任何人类或国家只要是与纳粹为敌者，都可以获得我们的援助。任何人类或国家与希特勒携手者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的政策，这也是我们的宣言。所以今后，我们对于俄国和俄国人民将要竭尽全力来加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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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从这个上述的宣言，以及其他类似的言论，很足以明白的表示出来，邱吉尔先生对于其担任英国首相兼国防部长的重责，是丝毫没有了解。第一点，他应该知道他的最主要责任，就是要为其国家赢得一个有利的和平。可是若用斯大林来代替希特勒，则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毫无利益的。第二点，因为他既已标明出来了绝灭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为目标，那么他对于纳粹政权与一般德国人民之间的区别应该有所认识。假使他能有此种认识，那么他就应该知道在德国境内的各种反希特勒力量，都是其最好的盟友，依照他这个宣言，实在应给予极大的援助，可是他却受了感情的支配，犯了希特勒在苏俄所犯的同样大错。这个错误使战争不必要的延长了许多的时间，最后虽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可是已经丧失了和平，而且使战争变成了一个荒谬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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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第三点，英国与波兰之间，是曾经订有英波条约的，波兰虽然被瓜分了，可是这个条约的约束力应该还是继续存在。对于波兰的瓜分而言，斯大林的罪恶与希特勒的可以说是无分轻重。所以邱吉尔先生实在不应该如此冲动的，就率领着整个的英国，都投入于斯大林的怀抱。至少也应该等到斯大林开口求援时，再与他谈判条件。像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所签订的里宾特洛普－莫洛托夫条约，是一定应要求苏俄首先宣布废除的，还有一切波兰的战俘和被俄国所流放的波兰人民，也应该迫使俄国当局予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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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在这种不够水准的政治家品格方面，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正好和邱吉尔是天生的一对。为了争取选票起见，他对于共产党和其同路人不惜有计划的加以培养，因为他们在纽约州中是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结果诚如某美国作家所说的话：“当希特勒侵入俄国的时候，美国‘新政’的官僚机构却变成了共产党的收容所。”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共产党的这种渗透工作会如此的获得成功，使得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中，都被克里姆林宫的间谍们占住了重要的位置。这些间谍们的工作，就是要想左右美国总统的思想。帮助他形成其对于俄国的战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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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当希特勒侵入俄国时，罗斯福对于美援的给予，并不曾向俄国开出一个价格来，尤其是没有要求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外土地的兼并，提出一个保证。他也和邱吉尔一样，只是盲目的投入苏俄的怀抱，立即开始把大批的租借物资向苏俄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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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但是美国总统的问题还仍然存在：他要怎样才能把美国送入战争？这个答案是，既然希特勒拒绝他的挑拨，硬不肯向美国宣战，所以就只好挑拨日本来进攻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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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日美两国之间的摩擦就日益加剧。在那一年，主要的是为其日益增加的人口寻找一个容纳的地区，以及为其工业获得原料的供应，日本人吞并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并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来保护其经济利益。这个高压手段的行为，使美国胡佛总统的国务卿史汀生大感不满，遂宣布了美国的不承认政策。此外，他又指控日本违反了一九二八年所签订的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可是事实上，在一九二九年，俄国也曾攻击中国，而成为破坏这个公约的第一个国家。他又特别强调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并且也获得了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的支持。他们认为“美国若不能获得新市场，则其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而中国拥有四亿人民，是一个将来最有希望的主顾，对于美国经济制度的延续是具有必要性的。”史汀生国务卿也曾力劝胡佛总统，对于日本实行制裁和禁运的措施，但胡佛却不肯听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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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罗斯福的态度却与他的前任完全不同，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对于中国具有极深的同情心，因为其妻子的祖先曾经与中国做过生意。他不仅支持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而且自从他上台之后，他就开始增强美国舰队的实力，使其达到一九二一年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限度——日本的舰队是早已达到了所规定的限度。一九三四年年底，日本宣布退出华盛顿协定，即经过了两年之后，不再接受该约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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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以后当一九三七年六月间，中日战争再起时，罗斯福总统即开始计划用英美联合封锁，切断日本贸易的手段，以来迫使日本屈服。一九三八年一月间，他派了一个秘密使节团，到伦敦去商讨这个问题。一九三九年三月间，英国外长哈利法克斯勋爵，向罗斯福建议：为了使对日本的心理压力可以增到最大限度起见，美国的舰队应集中在太平洋之内。一年之后，在一九四〇年四月间，罗斯福不顾海军当局的劝告，命令把原以加利福尼亚海岸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移驻到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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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当此之时，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史汀生和某些工商界人士的强力支援之下，也主张惩制日货，并禁止美国石油输入日本。这个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所有一切载运石油的船只都禁止从美国东岸开往西岸，摩根索和史汀生又力主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存款，以来打击日本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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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压迫维希政府同意其暂时占领越南，因为这对于缅甸和马来亚是一个直接威胁，而对于菲律宾也是一个间接的威胁，于是罗斯福遂命令其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上将（Adm．H．D．Stark），就对日本禁运问题发表他的意见。后者即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其中指明出来：“禁运的结果可能会使日本提早其对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攻击。而且也毫无疑问的，只会更坚定日本当局的决心，使其继续采取现有的行动路线。此外，假使日本对于英荷的殖民地，采取军事措施，其结果也必然会把对菲律宾的军事行动包括在内，于是就会立即引起一个太平洋战争。”因为确知禁运即足以把日本引入战争，于是七月二十五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一切资金，英荷两国也立即效尤；三十一日，他又禁止飞机燃料和机具输入日本。这无异是说美国已经正式向日本宣布经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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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当这种情况无异于表示太平洋上的战祸是已经迫在眉睫时，次一个步骤却是该邱吉尔来采取，即设法使美国赶紧投入战争，不再延迟。他安排与美国总统在纽芬兰的布雷森莎湾（Placentia Bay）会晤。于是所谓“大西洋会议”（Atlantic Conference）遂于八月八日到十三日之间，在那里举行。根据罗斯福的儿子艾诺特（Elliot）所报导的；邱吉尔深知若无美国的参加，则英国在战争中即不可能再支持下去。他的困难却是在美国，只有国会才能对外宣战，所以当会议开始不久之后，邱吉尔即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问题。罗斯福的回答却是这样的：“我可能永远不会宣战；但我却可以制造战争。假使我要求美国国会宣战，那么他们可能要辩论达三个月之久才能有所决定。”他早已在对德国制造战争，现在他就要对日本制造战争了。所以他对邱吉尔提出诺言说；“即令美国本身不遭受到攻击，它也要设法投入远东的战争。”同时他又说当他回到华盛顿之后，即将对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大将提出一个具有挑拨性的通牒。这个通牒于八月十七日送达野村大使，其中有一段是说：“美国政府现在认为有直告日本政府之必要，假使日本政府今后仍继续推行其对于邻国作军事支配或军事威胁的政策或计划，则美国政府将被迫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以来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并确保美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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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因为这些商谈的内容是不能公开发表的，所以表面上，就只好发布一个“大西洋宪章”以来当作掩护。这个文件在本意上即不曾被认为是一个正式的“国书”，也未曾加以正式的签署和加盖国玺。它仅仅按照速记稿加以发表而已。这一个高度理想化的文件，其中规定，除非依照有关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愿望，否则即不准作任何的领土改变。所有的人民都应有自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所有的国家，无论是战胜或战败的，对于世界贸易和原料的获得，都应有同等的权利。在纳粹暴政被摧毁了之后，所有各国家均应享受安全的和平，所有各国的人民在生活中都应能具有免于恐惧和困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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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假使要想完全遵守这个宪章所规定的一切，则也许根本上无此种可能性。好在当时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了欺骗世界而已。虽然如此，直到它在德黑兰会议（Teheran Conference）中被撕毁之时为止，它都要算是一个头等的宣传品，也可以算是第二次大战中的一个最伟大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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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因为对于日本而言，禁运的结果是只有两种可能性：日本不是撤出中国，就必须设法打破这个封锁。所以在大西洋会议结束不久之后，日本人即在华盛顿与美国人开始谈判，以求打开这种僵局。此外，在九月间，为了准备战争起见，东京当局也开始用密码的电报，通知日本驻檀香山的总领事，调查有关珍珠港，瓦胡（Oahu）岛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详细情报。日本人却完全不曾料想到美国人已经拆穿了他们的密码（号称为“魔术”（Magic）的），所以对于他们的通信内容完全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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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由于华盛顿的商谈久无结果，所以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东京当局发了一个密电给野村大使，坚持着说除非一切的谈判能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前完成，并签订条约，否则就只好“听任事态去自动发展”。<note>此时来栖三郎也早以特使身份去美，协助野村进行谈判。</note>因为这种说法即为暗示日本人将作某种形式的奇袭，但因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舰队和陆军，还尚未完成应付攻击的准备，所以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之间，美国国务卿赫尔先生（Cordell Hull），就作成了一个暂时应付的建议，主张延长九十六天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美日两国仍继续保持着经济关系，不过以后者默认不再作进一步征服为原则。这个建议却始终不曾提交给野村大使，因为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国人推荐给蒋委员长的顾问拉蒂摩尔（Oluen Lattimore）（是一个亲俄分子，）用电报通知美国总统东方事务的助理居里（Lauehlin Currie）（他也是共产党的间谍）说：“放松经济压力和解冻，可以使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地位大为增强，将使中国丧失对于美国的信仰。”同时，当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在表示了他害怕日本人就会在下一个星期一（十二月一日）发动攻击之后，接着又作一个极有意义的补充：“问题就是我们应如何把他们（日本人）引入发射第一炮的位置上，而又不让我们自己蒙受太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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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赫尔的建议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遂代之以一个“十点建议”。根据兰格（W．L．Langer）和格里森（S．E．Gleason）二人所合著的半官方性的历史《不宣之战》一书中的记载，这个建议是根据怀特（H．D．White，又是一个共产党间谍）呈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一个备忘录而写成的。表面上它是提出美国对于解决两国间问题的建议，实际上却是一份最后通牒。为了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和解冻资金起见，日本应同意与美俄中荷泰等国签订不侵犯条约；从中国和越南撤出他们的军队，取消一切伪组织，依照最惠国的待遇与美签订商约和以美元来稳定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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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毫无疑问的，日本人是把这个建议当作最后通牒看待。日本政府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并且以他们久已准备的作战来当作答复。日本的意图是不拟经过正式宣战的手续，即先袭击英美在远东的属地，和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因为必须设法使美国舰队能留在港内不动，所以野村和来栖接到了训令，仍继续与美国政府谈判，以免惊动了美国人使他们有所准备。依照西奥博尔德少将（Rear－Adm R.A.Theobald）所著《珍珠港的最后秘密》一书中的记载：罗斯福总统对于日本方面的一切准备，事先都已获有充分的情报，因为他深知要想使美国投入战争，其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美国的领土受到一次奇袭，所以他决定应用一切方法来引诱日本人上钩，而不要让他们知道美国是正在等候这个攻击。所以除了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发出了一个空洞的战争警告通知（其中并未特别提到夏威夷）以外，他并未将一切详情告诉当时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Adm．H．E．Kimmel）和夏威夷驻军司令萧特（Gen．W．C．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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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在十二月二日到三日之间，东京政府对于其海外使领馆，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要他们销毁密码本和秘密文件，这当然是战祸即将来临的征候，可是这些重要情报却并无一个曾经转知金梅尔和萧特。最后到了十二月六日，日本在华盛顿的大使馆收到了一个分节拍发的十四点文件，这就是对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所提十点建议的答复。同时也更有指示说：等到全文收齐了之后，即将它抄录妥善，然后严守秘密，至于送到给美国政府的时间则另候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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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到了那一天下午五点三十分，这个冗长的电报的前十三段是已经被译出，并送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手中。当他把这个文件读完之后，就说：“这个意义就是战争。”可是西奥博尔德少将却说：“在这个最后的紧急关头上，又是一整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一个字通知在夏威夷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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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十二月七日，全文都已经发清。这是一个略加伪装的宣战书，接着又有第二道命令到达，要两位日本使节于那一天下午一时，将全文送达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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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十二月七日，美国的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上将于上午九点二十五分，达到了他的办公室；虽然有人向他指出华盛顿的下午一时，就是夏威夷时间上午七点三十分，但他仍未考虑到有立即警告金梅尔将军之必要，尽管他的幕僚都力劝他采取这个行动。两个钟点之后，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也到达了军政部。他也看到了这个十四点的最后通牒，从准备送交美方的时间上来判断，可以表示出来日本人将在下午一时左右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发动攻击，于是他拟了一个通报，发给美国驻远东地区、卡里宾防御地区、夏威夷和第四军团的各司令官。内容是说：“日本定于本日东部时间下午一时，将一个类似最后通牒的文件送美国政府。希一体严加警戒，并通知海军有关机关。”可是这样紧急的通知，却并未使用越过太平洋的电话，若果如此则在三四十分中之内即可以送达萧特将军。事实上，它却是交由商业无线电公司拍发，等到它达到萧特的司令部时，已经是在日本人攻击珍珠港以后的六点钟了。在这个攻击中，美国军舰被炸沉和伤毁者共十八艘，其中包括八艘战斗主力舰在内。美国人死伤共四五七五人，被毁飞机共一七七架。于是美国就正式投入战争了，同时珍珠港事变的结果也使美国变成了苏俄的同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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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以上所述的就是罗斯福总统引诱日本开启战端的惊人故事。西奥博尔德少将对此有下述的综合评论：“把一支弱势的太平洋舰队<note>为什么说是弱势呢，因为美国舰队不但在数量上要比日本的较少，而且当珍珠港被袭击时，其三艘航空母舰也不在那里。</note>留在夏威夷，并且不让这个舰队司令获得一切有关的情报（否则即可能使这次攻击变得不可能），罗斯福总统遂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一手把美国拖入了战争。他使美国全国都自愿起而奋战，因为在当时没有一个美国人民会想到日本人的奇袭，是如何的恰好配合了其总统的计划。从海军的观点上来看，这固然是一次惨败。可是从外交的观点上来看，珍珠港事件正是轴心国家全盘失败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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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不过以下的看法却也是具有同样可能性的，也许美国总统和他的重要顾问人员，都一直深信日本人的打击只会落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在他们的计算中是从来不曾考虑到珍珠港有受到攻击的可能性，尽管事实上一九三二年的大演习却曾把珍珠港的陆海军联合防御计划包括在内。关于这一次演习，克伦特（R．N．Current）在其《史汀生部长：治术研究》一书中曾经有下述的记载：“在一个星期天上午拂晓时，‘敌人’的航空母舰从东北方面接瓦胡岛，使防御者受到了完全的奇袭。于是统裁部作了如此的判决：攻击军的飞机炸沉了港中的全部战舰，并在守方飞机升空迎敌之前，将其全部击毁。”像这样重要的一个判决，本不应忘记，但“忘记”却也并非没有前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加利波利战役尚未发生之前，英国参谋本部在一九〇六年和一九一一年所作的研究，却都早已指明出来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的困难。可是到了一九一五年，这却已经被忽视和忘记。同样的，英国参谋大学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之间，所作的演习也曾经指明出来对于新加坡的主要威胁，是会来自陆上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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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不管我们采取那一初解释，美国的进入战争却是下述两个措施合乎逻辑的后果：一为租借法案，它使不列颠能够不退出战争；另一为禁运，它强迫日本挑起战火。两者都是经济性的工具，一正一负。又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国家，所以从它加入战争之日起，它也就变成一个最具有支配性的交战国。对于世界而言可以说是不幸之至，因为美国的领袖人物缺乏历史的认识，并且认为战争只是一个性命交关的游戏，而不是政策的工具，于是当美国进入了战争之后，会战即开始丧失了它们的政治价值。因为如此，所以在战争的后半段中，会战的结果遂经常为政治性事情所抵消了。像卡萨布部卡、德黑兰和雅尔达等会议带来的结果，是不仅比任何会战的结果都有更多的决定性，而且也更抵消了后者所曾经获得的决定性。进一步说，在军事方面，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于是统帅变成了一群技术家和工业家的傀儡；反之在政治方面，权力却逐渐由内阁和国会而集中到一个单独政治家（元首）的手中，它时常会听信左右亲信一知半解的意见，或者是为自己的宣传所蒙蔽，而在战略和政治两方面，犯了最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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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这些具有决定性会议中的第一个，是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在华盛顿召开的，其代字为“阿卡狄亚”（Arcadia）。邱吉尔先生于十二月十二日，离开英国，并于二十二日到达华盛顿。在他尚未动身之前，英国的外长艾登（Anthony Eden）也已经启程往俄国；当邱吉尔尚在海上时，他就接获了艾登的一个报告，陈述其与斯大林作第一次谈话的经过。斯大林却是深知把战争当作政策工具来看待的。斯大林曾经把他理想中的战后欧洲蓝图详细地讲给艾登听。他主张把日尔曼分成一些小国，恢复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和比萨拉比亚的地位；要求以“奎松线”为俄波两国间的未来界线，并压迫英国立即予以承认。在他的大皮包中藏这样一颗炸弹，邱吉尔步入了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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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这次会议的工作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军事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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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在军事方面的计划可以说是一切都很优良。为了指导战争中的战略，遂成立了一个名为“联合参谋首长委员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的控制工具，其本部位于华盛顿。这是一个委员会，包括着英美双方的参谋首长或其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并无俄国军官参加。此外，尽管日军的攻势正在声势浩大，可是这个委员会却还是重新认定，对于德国的攻势应比太平洋中的战争更占优先。<note>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英美两国参谋会议曾第一次决定这个原则</note>该委员会并获得了下述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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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在一九四二年，用来消耗德国抵抗力的方法可以分为下述三点：（一）逐渐增强美英空军的轰炸；（二）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帮助俄国的攻势；（三）联军作战的主要目的为占领全部北非海岸。似乎在一九四二年这一年之内，除了俄国方面，是并无对于德国作任何大规模的攻势可能性，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我们即应扫清了回到欧陆的路线，越过地中海，或是从土耳其进入巴尔干，又或是在西欧登陆。这些作战又将成为对于德国本身作最后突击的前奏曲。”
</quote>
<text>第二（政治）方面还只是一个开端——美国开始采取了一个政策，结果牺牲了两个西欧的未来同盟国。这也是罗斯福总统的得意杰作，他自己称之为“伟大的设计”。那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间威尔逊政策的修正版，但却没有十四点；它又可以譬喻为一缸政治性麦酒——全部都在起泡沫。他的理想是认为一旦当这次战争结束后，全世界上的国家为了和平起见，应联合组成一个伟大的组织。这个国际组织应以美国的联邦制为模范，并且以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为基础。因为在这一群弟兄之中，有把俄国包括在内之必要，所以必须竭尽全力以来争取斯大林的合作。照罗斯福看来，这似乎并无不可以克服的困难，因为他的私人代表霍普金斯，在德军侵入俄国不久之后，曾经访问过斯大林，并且告诉罗斯福说，若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共产党，都才真是荒谬已极，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志士。<note>舍伍德认为霍布金斯为“事实上的副总统”，美国萧特众议员则称他为“白宫中的拉斯普金”</note>不管斯大林对于欧洲的未来作如何的看法，却必须把他争取过来。虽然当时罗斯福并未认识这一点，可是“安抚俄国”从此遂变成同盟国政策的轴心。
</text>
<text>这个经过升华后的胡说，遂由罗斯福总统定名为“联合国”，在这个会战中被采纳当作同盟国的和平计划。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美英两国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在它上面签署者还有二十四个其他的国家，包括苏俄在内。它的内容是表现大西洋宪章，并宣布所有的签字国家都一致认为对于他们的敌人应获致完全的胜利，这一点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都是具有必要性的。而他们现在是正在面对着一个想征服全世界的野蛮力量作共同的奋斗。
</text>
<text>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政策，那是注定了使两个伟大西方同盟国所赢得的胜利，完全化为乌有；并且把斯拉夫民族引回了易北河上，把斯大林来代替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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