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钮先钟 投笔从戎 阿修比 阿修比 为了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而缔结的战争同盟，总是注定了会短命的，因为一旦这个敌人被击败了之后，同盟的重心也就随之而毁灭了。很少有理由可以假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三国之间的协约，能够比勒班陀海战以后的神圣同盟或是滑铁卢之战以后的战胜国会议支持更长久的时间。但是与后者作一个比较，则不免具有一个极大的差异：当拿破仑最后失败之后，差不多在一百年的时间当中，“不列颠的和平”始终能在欧洲诸国之间，维持着一个权力平衡的局势。到了第一次大战爆发，这种局势才被破坏了。此后由于美国的参战，于是国际联盟就开始代替了“不列颠的和平”。可是这个工具的设计却完全文不对题，它既不能取消一切足以引起战争的原因，复不能重建一个权力平衡的局势。它硬性的要世界接受一种和平路线，这条路线与历史、地理和经济三方面都是不符合的。国际联盟的毛病是陈义过高，只有空谈，而无实力。所以结果不但不能有益于世界和平的维护，反而更增加了摩擦和冲突的机会。于是终于有“暴君”出现了，他们出现了，他们向它挑战并利用其无能的弱点。 在这些权力的艺术家之中，有两个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具有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他们敢向经济人（Economic Man）的神话挑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基本因素，而想把“英雄人”（Heroic Man）的神话来代替它。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军人昆顿（Rene Quinton），在他所著的《军人的圣经》一书中，对于此种神话曾经有明白的解释。 “所谓英雄就是一个为旁人而忘记了他自己的人。天之所以生出英雄来，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服务。英雄是与凡人不同的，因为他的生活是具有神意的。战争把人类已经所丧失了的宗教又带回来了。生命的安全足以使神意失效，反之若不惜一死，则人也可以拯救世界的生命。人类的建立者不是人而是思想。” 从希特勒眼中看来，国际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他认为他们都缺乏牺牲精神，是违反自然的，足以毁灭人类。所以他提出了他的教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方面相信雅利安人和条顿族是优秀的，另一方面又对于犹太人表示激烈的仇恨，在他的圣经《我的奋斗》（Mein Kamf）一书中，可以看出来他的思想是与昆顿的理论极为接近： “人们不肯为事业而死，但却肯为理想而死。要生存的人却必须要战斗。在这个世界上，凡是不想战斗的人也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法律即为永远的斗争。为了恢复日尔曼的权力，你们不应询问：“我们怎样的制造武器？”而应询问：“我们怎样的培养一种精神，使这个民族能够负起武器来？”雅利安人的伟大，其基础并不是他的智力，而是他愿意牺牲一切以来为团体服务的意志。这种心理态度足以强迫私利退后，而让公义出头。这也是任何种类的真正人类文明的第一先决条件。追寻一己私利的人是不值得一顾的，而牺牲自己幸福的英雄则值得歌颂。” 德鲁克（P．F．Druber）在其所著的《经济人的结束》一书中，对于这种教条曾经有极精辟的批评： “若认为极权主义中的这种号召牺牲的理想，只是一种伪善、自欺之谈或是宣传高调，那才是大错而特错。它是从失望的深渊中长成出来的。正和一八八〇年虚无主义在俄国的流行一样，它可以吸引最高贵的和最勇敢的青年人，今天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这些战后一代中的优秀份子拒绝与这个现有的世界妥协，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既无值得一死的真正价值，而又无值得一活的活跃思想。” 除非对于这两种神话——经济人与英雄人——的斗争有所了解，否则对于一九三九年的浩劫也许就无法了解，而会认为这完全是天命了。 希特勒的父母为奥国人，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出生于莱茵河上的布劳瑙（Braunau）。当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他投入了巴伐里亚第十六步兵团当兵。在所有的新兵中，也许更没有第二个人会像他这样的合于“彻底的无产阶级”的资格。凭着军功，他获得了不少的勋奖，可是说也奇怪，他的阶级却始终只升到了下士为止。 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军在康宾森林中投降时，希特勒下士正睡在医院中，他因为受了毒气伤，眼睛已经半瞎了。谁也不会预料到将来有一天，这个默默无名的小兵，会在同一个地点接受法军的投降，并且把他的卍字旗从大西洋插到了伏尔加河上。 这是什么力量使他能有如此的成就呢？一方面是由于他具有政治天才和特殊的领导能力，但是另一方面，比较最重要的，却是他自信是受了神的指示，来领导日尔曼人民走上复兴的道路。他是一个中了“神毒”的人，他相信散布不公正种子的人，应自食其恶果。 使他着了魔的即为凡尔赛条约，它与威尔逊十四点的精神是完全不符合。一九二三年，潘卡里侵入鲁尔地区，破坏了德国的币制，扫灭了德国的中等阶级。在一九二四年到了一九三〇年之间，德国的外债增到了七亿五千万镑，使德国人民感到民不聊生。最后美国证券交易的总崩溃，更使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之间，全世界上都发生了金融上的不景气。 在一九三〇年，德国人民仰赖政府救济生活的共一千七百五十万人，在一九三一年，共产党的选票增到了五百万张以上。在那一年，有一位美国记者尼克波克（H．R．Knickerbocker）在他所著的《德国——法西斯乎？苏维埃乎？》一书中，估计至少有一千五百万德国人是不能完全吃饱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二是仇视资本主义的，而过半数以上是反对现有号称“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次年，希特勒即在这个局面之下获得了胜利。诚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在一九一九年，他简直不能算是一个人，当时他加入了一个不知名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自称为“日尔曼劳动党”，一共只有六个党员，他就做了第七名党员。一九三二年，这个党改名为“国家社会日尔曼劳动者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在七月间的大选中从三干六百万张的选票中，他一共获得了一三、七七九、〇一七张之多。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德国总统兴登堡命令他以最大政党的领袖身份，出任德国总理并组织一个政府。一年之后，在六月三十日那一天，希特勒开始清党，用一连串的暗杀手段，把异己份子杀死数百人。最后到了八月二日，兴登堡元帅逝世，于是他就取消了总统制，而且任德国人民的元首。 除非是亲眼目击的人，否则对于希特勒的勃兴，简直会认为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神话。早在一九三四年，当赫斯（Rudoff Hess）代表全体纳粹党人向希特勒效忠时，其所说的话从麦克风中传到了每一个德国人的耳朵里，在他们的内心中引起了共鸣。 “这个宣誓使我们把生命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照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人是替天行道的。不要用你们的头脑去寻找希特勒，他是存在于你们的心灵之中。希特勒就是日尔曼，日尔曼就是希特勒。日尔曼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上帝。” 尽管他的敌人曾经宣称这个非常的人物，是一个魔鬼，是一个疯人，但是我们却决不能轻视事实——他曾经扑灭了在德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完成了许多惊人的伟大事业。实际上这个人是具有二重人格的，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位“真神”。假使不是如此，则有许多事实就都会无法解释。劳合－乔治总要算是一个智慧超群的人，当他在一九三六年访问过希特勒之后，回到英国时曾经发表他的观感说：“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比德国人更快乐的民族。在我所遇见过的许多伟大人物之中，希特勒要算是最伟大的一个。”邱吉尔也曾经说过：“假使我们的国家若是失败了，我希望也能找到这样一个领袖来恢复我们的勇气，和领导我们回到与各国平等的地位。” 希特勒的目标是拿破仑式的：在德国控制之下，建立一个日尔曼大陆体系。同时，他的手段也与那位大皇帝的相差不远：把德国从国际性资本主义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联合所有的日尔曼民族共同组成一个第三帝国，在东欧建立一个所谓“生存空间”。他认为这对于德国的经济安全是有必要性的，正好像拿破仑认为莱茵联邦对于法国的战略安全是有必要性的一样。 希特勒认为只要国际货币制度还是以黄金为本位的，则一个能够垄断黄金的国家，即可以使缺乏黄金的国家屈服于其意志之下。这个手段就是吸干其外汇的来源，迫使他们必须借债以来维持生产。他的理论是说：“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又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所以他决定：（一）拒绝接受国外的借款，以生产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二）用直接易货的方式以来获得输入品，必要时并补助输出。（三）停止所谓“外汇的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并依照政冶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此国移到彼国。（四）当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制造货币而不向国外借债。 因为当时国际金融的生命，就是寄托在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营利的行为之上。所以希特勒的政策简直是切断了它的生命线。假使若是准许他成功了，则其他诸国势必都会起而效尤。若是所有缺乏黄金的国家，都纷纷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则不仅无人借款了，而且黄金也就丧失了它的权力，所有的放债者都只好关店了。 这支财政性的手枪，尤其是直指在美国的身上，因为它是世界上黄金的主要供给者，而且它的大量生产制度使其必须输出其产品的百分之十来避免失业的危机。此外，又因为希特勒对于犹太人采取野蛮的虐待政策，所以当然得罪了美国的犹太籍的金融界巨子。当希特勒做了德国首揆后还不过六个月，纽约的一位富翁乌特梅耶（Samuel Untermyer）就开始向他挑战了。他主张向纳粹主义展开“圣战”，呼吁对于德国的货物，商船和劳务，都采取经济上的杯葛主义。美国的国务卿赫尔（Corded Hull），也依照一九三四年的贸易协定法案，坚持的主张美国的国外贸易决不能因为外汇管制，政策专卖和易货制度而受到任何的损害。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间，希特勒已经使德国的失业人数由六百万人减到一百万人，繁荣与复兴的程度简直使英国人感到害怕。据说在一九三六年，邱吉尔也正像一九〇七年的巴福尔一样，他曾经告诉美国的伍德将军（Gem R．E．Wood）说：“德国是已经变得太强了，我们必须把它击碎”。到了一九三七年九月间，美国又开始发生了一个新的大萧条，其扩展的速度也是非常的惊人。十月十九日，证券市场完全崩溃了，到了十一月间，据调查全部失业人数已达一千一百万之多，另外还有部份失业人数五百五十万。对于这种困难的国内情况，必须要设法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尤其是总统大选又已经迫在眉睫了。所以在十月五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其著名的“检疫演讲词”（Quarantine Speech）。他痛斥现有的恐怖性统治，认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并且呼吁美国人不要幻想以为美国可以幸免，西半球可以不受到攻击。最后提出建议说，增强道义标准的最容易措施，即莫过于对侵略者实行国际性的防疫隔离。不久之后，这个主要的侵略者也被指明了出来。巴鲁赫（Bernord Baruch）曾经向马歇尔将军（Gen. G. C Marshall）说：“我们应该把希特勒这个家伙打倒，不让他的那个玩意儿成功。”什么玩意儿？可能他所指的就是希特勒的易货制度。因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间，巴鲁赫曾经把他与美国总统会谈的结论，公开发表如下：“假使我们能够把价格压低，则并无理由说我们就不能够把主顾们争取回来，因为战争的缘故，敌国必须放弃他们的主顾。于是德国人的易货制度就会归于毁灭了。” 在不列颠，对于易货制度也同样的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驻伦敦的波兰大使报告他的政府说：英国的海外贸易部长哈德逊（R．S．Hudson）曾经向他说过：“不列颠政府决定不放弃在欧洲的任何那一个市场，也决不放弃其经济上的优势以来使德国坐享其利。今天我们正在经济领域之内进行谈判，来摧毁德国人的易货制度。”这个经济战争是已经激烈到如此的程度，所以舍伍德（R.E. Sherwood）在其所编的《霍普金斯白宫文件》一书中，曾经有过下述的一段记录：一九三九年四月间，美国大使馆中驻柏林的代理武官向华盛顿当局报告着说：“目前的情况是已经十分的明显，德国是已经在积极的进行一个战争。这是德国为了其生死存亡而作的经济战争。德国的货物必须要有市场，否则就只好坐以待毙，而德国当然不愿意死亡。” 当我们考虑到第二次大战的经济原因时，内心里必须要记着，也和第一次大战一样，这种两个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斗争是无所谓是非善恶的，而只是具有生存的价值。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优势而战，与希特勒为了其易货制度而战，在善恶上来说是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对于他们而言，这都是存亡之所系，这都是贸易竞争的产品——也是工业革命的后果。 除了这个战争的主要原因以外，在一九三三年到三九年之间，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足以帮助国际局势的燃烧，其中最主要者即为希特勒在推行其德国复兴计划时所使用的横蛮手段。第一点，为了扫清其政治性甲板起见，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退出了国际联盟。第二点，为了巩固德国的东面侧翼起见，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又与波兰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和平条约。不过在该年九月间，苏俄加入了国际联盟，使这种形势获得了一部份的中和作用。其次，当萨尔公民总投票已经是变得有利于德国之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希特勒又废弃了凡尔赛条约中的军备限制条款，重新恢复征兵制——其所持的理由是说苏俄已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德国为了自卫不能不如此。五月二日，法俄两国签汀了互助条约来作为反抗，但却也等于轻视了国际联盟的地位。同样的，六月十八日，英德之间也签订了一个海军协定，把德国舰队的实力定为英国舰队的百分之三十五。 下述的另一个危机，更足以增强希特勒的权力和使国际联盟归于破产。依照第一次大战中的密约，意大利本应获得对于阿比西尼亚的经济控制权。为了换取在突尼斯境内的和平起见，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间，法国人也曾与墨索里尼谈判，而以阿比西尼亚为条件——尽管阿比西尼亚本身也是国际联盟中的一员。当墨索里尼在日内瓦不能获得满足之后，遂于十月三日侵入阿比西尼亚。十一月十八日，由英国人出面领导，国际联盟开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虽然这并不能阻止意大利的行动，可是他们却驱使墨索里尼投人希特勒的怀中。结果是使国际联盟的威信尽失。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希特勒宣布法俄条约是违反了洛迦诺（Locarno）条约，并占领了非武装的莱茵河地区。 接着又有一个新危机接踵而来。自从一九三六年三月起，由于人民阵线政府在西班牙的统治不善，所以其国内的情形是已经混乱不堪。为了想结束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七月十八日，佛朗哥将军（Gen．Francisco Franco）遂开始叛变。他获得了意大利的支援，而共和党人则也获得了俄国人的支援。这当然又是一个希特勒所不会错过的机会。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反共条约，当佛朗哥的胜利已经成为定局时，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他又兼并了奥国。 两个星期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苏台德区（Sudetenland）中的日尔曼人也要求组织一个自治政府，他们立即获得了希特勒的支持。不仅是因为他的种族主义，而且捷克斯洛伐克也是一支法俄两国所控制着的汽枪，正对着德国的心脏。他当然不曾忘记，在一九一九年，联军曾经表示假使德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时，则联军将从波希米亚的机场中去对它加以轰炸。这个危机在慢慢地煮沸之中，九月一日，苏台区日尔曼人的领袖亨林（Henlein）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去谒见希特勒。于是欧洲的空气中开始充满了爆炸性的气味，九月十五日和九月二十二日，英国的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两度访问希特勒。二十四日，英国驻巴黎的大使费普斯爵士（Sir Eric Phipps），向他们的外长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报告着说；“法国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战争的，几乎是不惜一切的代价。惟一主战的人就是共产党，他们是受了莫斯科的津贴。”最后到了九月二十九日，张伯伦又与法国首揆达拉第（Daladier）和墨索里尼三人一同飞往德国，在慕尼黑与希特勒会晤。为了避免战祸起见，他同意把苏台德区割让与德国。在法国陆军中已经有叛变发生，而依照当时英国驻柏林的大使，亨德逊爵士（Sir Nrville Henderson）的报导：英国连一架喷火机（Spitfires）也都还没有，只有一两架作为试验用的飓风（Hurricanes）机。为了伦敦防空之用，一共只有七门近代化的高射炮。 这些层出不穷的危机，造成一种反对希特勒的强烈宣传攻势。外交关系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客观性，而完全被裹在一种爆炸性的敌意之中。当时德国的宣传部长哥贝尔斯（Dr．Goebbels）对此种情形深感困惑，他自己向美国驻柏林的大使提出呼吁说：为了要改善美国新闻界对德国的关系，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犹太问题。 可是这不过是空谈而已，并未能有实际的改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一位波兰犹太籍青年暗杀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中的一个三等秘书。因为这个事件立即引起了在柏林的反犹运动，而进一步又增强在美国的反德情感。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波兰驻华盛顿大使波多基伯爵（Count Jerzy Potocki）曾经有一个报告给该国的外交部，对于一九三八年年底的情况有极翔实的说明。现在我们就把它的要点引述如次： “现在美国的公共意见所表现出来的，是对于一切与纳粹主义有关的东西都无不表示极端的仇恨。这种仇恨的心理正在与日俱增。尤其是，这里的一切宣传都是完全操纵在犹太人的手中。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情形多无实际的了解，所以这种宣传是颇为有效的。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有精密布置的心理战役，主要的就只是以纳粹德国为对象，而从来不曾触及苏俄。假使若提到该国时，则也一定是以一种友好的态度处之，使他们的人民感觉到苏俄还是民主集团中的一国。由于受了这种宣传之所赐，美国一般人都几乎完全是同情于红色西班牙的。与这种宣传齐头并进的，即为制造一种人工性“战争恐惧症”。他们尽量的使美国人民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印像，认为一旦世界战争发生，则美国为了自由和民主之故，必然的会参加这种斗争。罗斯福总统本人就是第一个对于法西斯主义表示痛恨的。他在内心里是具有两重目的：（一）他希望分散美国人民的注意力，使他们不注意到困难和复杂的国内问题。（二）创造一种战争恐惧症，他希望美国人民能拥护他的巨大扩军计划。” “此外，犹太人在德国所受到的野蛮待遇以及难民问题，也是两个足以增强仇恨德国心理的因素。在这个仇恨战役中，个别的犹太智识份子也都曾经参加，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美国元老巴鲁赫，纽约州长李曼（Lehman），新任的大法官法兰克福特（FelixFrankfurter），财政部长摩根索（Morgenthau），以及其他与罗斯福总统有密切友谊的人士。所有这些人都希望罗斯福总统变成人类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拥护者。这一群特殊份子也都是美国政界的知名之士，他们自命是代表着‘真正美国主义’和民主精神的，但事实上却又与国际犹太组织结了不解缘。对于国际犹太组织而言，罗斯福总统真好像是一个天送的至宝一样，他的拥护人权的理想恰好满足了他们的种族利益。这样的一来，犹太人不仅可以在新世界建立一个具有危险性的宣传中心来散布仇恨和敌意，而且也把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备战的阵营。这整个问题是正在以最神秘的方式来解决。罗斯福已经获得了授权，使他能够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生气，而同时也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武装预备力量，以来应付犹太人所将要故意造成的未来战争。”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在德国的国会中曾经致词说：“我今天又想作一个预言：假使在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财团又获得了一次成功，而再度把世界拖进了另一次大战，那么其结果将不是世界被布尔什维克化，也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在欧洲的犹太种族全被歼灭。”这个预言可以说是太灵验了，因为根据哥贝尔斯的估计：“犹太人中大约有百分之六十应被清算，其余百分之四十则留供奴工之用。” 当波托基伯爵发出了这个报告之后，他就获得了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W.C.Bullitt）的保证说，“一旦战争发生，则美国必定会站在英法这一边以来作积极的干预。”可是在此后不久，即来了下一个危机，希特勒决心完全兼并捷克斯洛伐克。他首先在斯洛伐克（Slovakia）制造了一个政变，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他占领了布拉格，并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保护国。这个侵略的成功还不能使他感到满足，现在他就开始向最后一步行动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Von Ribbentrop）向波兰驻柏林的大使建议两点：（一）波兰政府应同意让但泽与德国合并，（二）应同意德国越过波美拉尼亚（Pomorze）——即越过波兰走廊——建筑公路和铁路线以达东普鲁士。二十年前，劳合－乔治即曾宣称：“迟早这个波兰走廊总一定会在东欧引起一场新的战争。”于是在这个议论纷纷的时候，英国首相张伯伦就主张由英法波俄四国共同签订一个联合宣言，表示当德国再有进一步侵略野心时，四国即将采取联合行动。说也奇怪，波兰的外长贝克（Josef Beck）却拒绝了这个建议；而同样不可解释的是，当贝克建议由英波两国签订一个双边协定时，张伯伦却又表示同意了。三月二十七日，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波兰政府说，假使当他们受到德国攻击时波兰人决心自卫，则英国将负责集中其一切的力量以来援助他们。这个协定在二月三十一日正式公布。 张伯伦对波兰所提供的保证，对于希特勒也发生了立即的效果。因为希特勒到了此时似乎才认清了若是进攻波兰即可能会陷于一个两面战争之中，所以他一方面在四月三日下令准备在九月一日之后侵入波兰；另一方面在四月十七日，为了避免两面战争，他又开始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 到了此时，战争已成定局似乎至为显明，决定的人不是希特勒而是对方。因为美国新闻界在欧洲的领袖人物，魏刚德（Karl von Weigand）曾经这样的向我们报导：四月二十五日，他去访问美国美国驻巴黎的大使馆，蒲立德就向他说：“欧洲的战争是已经成为定局了，波兰已经获得了英法支援的保证，所以不会再向德国让步。当英法参战之后，美国也就会随之而加入了。”这种说法《霍普金斯白宫文件》一书中也可只获得印证：差不多在这个同一时间之内，邱吉尔也曾向巴鲁赫说：“战争马上就要来临了。我们会卷入漩涡，你们也在数难逃”。本书作者于四月十九日曾在柏林与魏刚德会晤。他告诉本书作者说，他从德国一个高级权威当局方面，探知德国人准备在最少三个星期或最多六个星期之内，征服波兰全境。在这个时间之内西线可能无战事，而意大利则可能保守中立。关于英国对波兰提供保证一事，他说：“好吧，我认为你们的首相先生是铸成了一个大错，这是自从你们通过了印花法案之后，所犯的第一个最大错误。” 在整个夏季之中，危机起伏，不绝如缕，英德双方都在追寻俄国的支持，前者希望俄国对于波兰的保证能够兑现，后者则希望能够避免两面的战争。最后到了八月二十三日，还是希特勒胜利了，那一天德俄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不侵犯协定。并且根据一个秘密附件，德俄两国同意瓜分波兰。二月十四日，这个协定公开发表了，第二天英波协定也才正式签字。 九月一日——色当会战的纪念日——德军并未宣战，即越入波兰的国境。罗斯福总统立即向英法德波四国发出了一个紧急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轰炸不设防城市和平民人口。希特勒立即表示拥护罗斯福的主张，到了九月二日，法英两国也表示他们同情于这种合乎人道主义的理想。 九月三日上午九时，英国驻柏林的大使向德国外交部送达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上午十一时以前提供停战的保证，否则英国即将向德国宣战。正午时，法国大使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最后通牒，其限期为下午五时。德国对于英法两国的最后通牒，均置不作答。 当希特勒接到英国的挑战文书时，他沉默静坐着不动。而当希特勒的译员希米德（Paul Schmidt）离开这间房子的时候，戈林回过头来向他说： “假使我们丧失了这个战争，那么上帝应该饶恕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