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钮先钟 投笔从戎 阿修比 阿修比 以奥塞两国间的不幸事件为起点，这个战争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冲突。其原因是所有的各大强国都被包括在内：日本和土耳其分别在八月二十三日和十月二十九日加入协约及同盟两方面。一九一五年五月四日，本来是三国同盟中一份子的意大利也由中立的状态最终加入了协约方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美国向德国宣战之后，其他南美洲和世界其余部分的许多国家，也都随之而向德国宣战了。于是战争变成了真正全球性的，没有一个较强大的国家可以置身事外，足以充当仲裁者的职务在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之后，罗马尼亚和葡萄牙也加入了，而保加利亚却加入了中欧同盟方面。希腊本来还想保持中立，但当联军占领了萨罗尼卡之后，它就被迫加入了协约方面。 对于这样一个巨大规模的冲突，本书因为限于篇幅，所以对于一切周边性的战役，都无法细述，虽然其中有许多都是具有巨大历史性后果的。此外，作者也故意保留下了相当的篇幅，在尚未叙述第一个决定性会战之前，先分析主要交战国家在战前时代中的军事理论，尤其是注意德法两国，因为他们是战术性步伐的决定者。若不先了解这些理论，则对于下述的事实即无法解释其理由：尽管在战争开始后的六个星期之内，德国人即已遭到了惨败，而战争却仍然拖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间才停止。因为战争拖得太久，则引起了许多的并发症，而终于使历史的途径发生了基本的改变。 在这次战争以前的四十年当中，可以说是军事理论的滋长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当中，工业文明有了极大的进步，对于现有的科学时代，它们虽不能说是摇篮，但至少可以算是保姆。在这个时代中的许多军事理论家当中，最杰出的一个要算是布洛克（I.S. Bloch），因为他钻到了战争问题的根本之内。他是一位波兰籍的银行家兼经济学家。一八九七年，他出版了一部分析近代战争问题的巨著，其书名为《从技术性，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关系以来研究未来的战争》（The war of the Future in its 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cal Relations）。一八九九年在英国有节译本问世，是斯特德（W.T. Stead）所编辑的，书名改为《战争现在不可能么？》（Is War Now Impossible? ） 布洛克的理论是认为形成战争的就是文明，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末叶，人类的文明已经快要通过了它的农业时期，而进入工业时期，所以战争的性质当然也会随之而改变。他说：“当你所要应付的是一套全新的考虑，那么老是再谈论过去又有什么用处呢？只要把一百年以前的情形，拿来与现有的情形作一个对比，即可以完全明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等尚未发明之前，每一个国家多少都是一个调和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单位。现在一切都改变了。由于生活上的需要，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性是与日俱增。所以战争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使对方受到经济上的封锁。军人的地位下降了，而经济家的地位却上升了。”所以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利的上诉法庭。而过去把战争当作一种生意看待的观念也完全是荒谬不经的。自今日视之，它是一种疯狂的土匪行为——自己抢劫自己的家室。 他又说：“战争结果的表面可见的象征，即为弹夹式来复枪的引用。由于自然的演化，军人们已经完成了屠杀的机器，最后终于会使他们自己归于毁灭。” 他对于近代战斗的描写是可以说极为正确，因为那正是十七年后的真正景象。他对于这次战争本身的预测，也是同样的正确： “最初是屠杀的程度日益增加，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终至于无法推进部队以来使会战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他们最先还以为仍然是在旧有的条件下作战，尽量的尝试使会战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最后才算是学会了一个教训，从此永远放弃这个企图。这个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肉搏性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双方人员是互相考验其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实力；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僵持的局面，双方都是互不相下，彼此对峙着，虽然可以互相威胁，但是谁都不能作一个最后而具有决定性的攻击。这就是未来的战争——不是战斗，而是饥馑；不是人员的杀伤，而是国家的破产和全部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一次战争中，所有的人都会进入堑壕之中。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堑壕战争。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圆镐将和他的步枪一样，变成了不可缺少的兵器。所有的战争必然的会具有围城战的性格，军人们可以随他们的高兴来进行战斗，可是最后决定之权却是操在‘饥饿’的手中。” 他所想像中的战争是三国同盟对两国同盟；在战场上的兵员总数将达一千万人；战场是如此的辽阔，将使指挥成为不可能；骑兵会丧失了作用，刺刀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而炮兵将成为主要兵种。 虽然他的预言对于下一次的战争，是作了很正确的描写，可是布洛克却并未能使他的理论，获得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假使他的分析是对的，那么进一步说，惟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战争是决不会永远的保持着静止的状态。要使他的预言完全灵验，则必须能使他那个时代中的条件永远不变，可是自从进入了二十世纪之后，就连串的爆出了许多的新发明，它们注定了要使战争的革命变得更为完全，要比公元前三千年人类学会了利用骡马的事实，还更为重要。 在这个时代内的许多发明当中，有两个对于战争的命运具有最重大的决定性影响，那就是内燃机和无线电报其他的重要发明有：一八七六年，贝尔（Bell）所发明的电话；一八八四年，帕尔逊（Parson）所发明的蒸汽涡轮；一八八八年，邓洛普（Dunlop）所发明的轮胎；一八八八年，巴特尔（Batter）所发明的无限轨道的牵引机。此外在本世纪的初期，卢瑟福（Rutherford）和索迪（Soddy）也开始研究原子核的理论，这也是原子弹发明的起源。 从商业性的应用上来说，一八七六年，奥托博士（Dr. N.A. Otto）才首先发明了气体性的引擎。九年之后，戴姆勒尔（Gottlieb Diamler）对它加以改良，并把一具内燃机装在脚踏车上面，这要算是第一辆用石油推进的车辆。以后也就用到了四轮车辆上面，到了一八九五年就开始举行了第一次汽车竞赛。从巴黎到波尔多再回来，这个优胜者以平均每小时十五哩的速度，走完了七七四哩的全程。最后才是一个最具有革命意义的大捷。一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美国北加罗里拉州，基特霍克（Kitty Hawk）的杀鬼山（Kill Devil Hill）上，莱特（Orvllle wright）坐上了一架飞机，在天空中飞行了十二秒钟之久。六年之后，布里罗特（Bleriot）乘了一架单翼机，在卅一分钟之内飞过了英吉利海峡。经过了三千年的时间，代达罗斯（Daedalus）的神话终于变成了事实。在半个世纪之内，产生了一个新的“权力”，注定了它是可以改变战争的面貌。 第二个重要的发明——无线电报——其最初的理论形式，是在一八八七年由赫兹（Rudolf Hertz）所创始的。他证明出来在某种条件之下，一个电流的火花可以发生一种效应，使它变成电波从空间中传播过去。这个发明引起了马可尼（Gugielmo Marconi）的注意，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实用性的工具，可以检出这些电波。这个工作很有成效，在一八九七年他曾经发明了一个无线电报，经过了九哩的距离，到了一九〇一年，这个距离即增加到了三千哩以上。 这两个新发明，使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变化的巨大是火药和蒸汽力的成就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前者不仅在道路运输方面造成了一次革命，结果也使陆上战争方面同样的发生了一次革命，而更重要的却是解决了飞行的问题，使战争升入了第三度空间之中。至于后者则更使战争升入了第四度空间，因为从各种意图和目标上来说，这种无线电式的能力传导不仅消灭了空间，而且也更消灭了时间。所出就开辟了两个新的战场——一为天空，一为以太。 这两大变化，再加其他数十种较次等发明的结果，以及在冶金学、化学、电学、生物学等等科学方面的巨大进步，遂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动力，若是把煤炭和蒸汽所产生的力量来与之作一个对比，那才真是小巫之于大巫。要想夺取权力的是心灵而不是物质，是思想而不是行为，尤其更是一种幻想。新的物质出现了，新的能源被开发了，新的人生观也成形了。从心智上，精神上和物质上来说，这个世界都正在蜕变之中——这个程序是注定了要把工业革命转变成为技术文明。 因为与非军事方面的进步脱了节，所以军人们并不能看清楚这一点。他们不能看清楚由于文明日趋于技术化，军事权力最后也一定要跟着走上这一条路：因此下一次的战争与其说是军队与将军们之间的冲突，则毋宁说它是工厂与技术家之间的冲突。由于科学的不断进步，所以战争是不可能站着不动。即令是具有远见的布洛克先生，也都不曾看清楚这一点。 很少有几个海陆军军人，是像他那样的具有远见，而即令能够像他一样的看得很清楚，但却也还是没有认清科学加上工业的力量，早就已经使他们手中握有如此强力的兵器，如果能加以适当的组合，则它们即足以阻止纯粹消耗性战争的发生。大多数军人都是喜旧厌新的，虽然如此，他们却对在运动战的观念具有信心，就这一方面而论，多数军人的意见都是与布洛克的想法相反。 譬如说，一九一二年，法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学家，巴尔杜少校（Maj de Pardiew），曾经这样的写道：“假使法德两国之间发生了战争，则我们认为不会有堑壕的会战。像普列文和奉天会战的情形，在法国陆军所参加的战争中是永远不会有的。”一九二三年，黑尔将军（Gen Herr）在其所著《炮兵》（L'Artillerie）一书中所发表的见解，更足以代表法国军人对于战争的一般看法：“战争一定是短期的，而且充满了快速的运动，运动为其主要的部分，它是一个运动战。会战的主体为双方步兵之间的决斗。陆军应该是一个人力的陆军，而不是物质的陆军。炮兵仅为一种辅助兵种，重炮兵并不太重要，使一个军队拥有太笨重的炮兵，实在毫无意义。” 这一派异教徒的领袖为福煦将军（Gen．Foch），格兰德梅森将军（Gen．Grandmaison），和南格罗斯将军（Gen．Langlois），他们这个学派的激烈思想，只有回教徒的可以与他们相比拟。他们的主要原则就是认为对于枪弹的惟一答案即为精神——这简直是义和团式的巫术杜皮克上校（Col．Dupicq）的《战斗研究》一书对于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大有功劳的。他过份夸张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价值。对于短兵相接的古典战斗，他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对于使用火枪和刺刀的时代，还可以勉强应用，到了来复枪的时代，就要误尽苍生了。可是自从一八七一年以后，他的书在法国陆军中却变成了圣经。福煦曾经引证德·梅斯特里（Joscph de Maistre）的妙论说：“只有当一个人认为他的会战是失败了，然后才是真失败了，因为从物质上来说，会战是不可能失败的。”福煦又加以补充的说：“所以它只可以在精神上失败的。反而言之，一个会战也可以在精神上来求胜利，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格言再引伸如下：只有当一个人不承认他自己是被击败了，那么这个会战才会胜利。”（见福煦所著的《战争原理》）。 与这种狂言相配合的，福煦又相信“任何火器的进步，其最终的结果都只会增强攻势方面的力量。”所以在会战中，只有惟一的原则可以遵循——那就是“攻击”！他似乎完全忽视了拿破仑的遗教：要想使攻击有利，则一定需要炮兵。 可是德国的参谋总长（一八九———一九〇五年）施利芬伯爵（Count Von Schlieffen），对此却有一部分的认识，为了要使攻击能胜过防御起见，他增加了德国陆军中的重炮数量。但是他却并未能认清专靠重炮本身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以火炮为中心，建立一种新型的战斗组织，然后才可以获得真正的优势。自从日俄战争之后，这也是所有各国的陆军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战术性问题，而且也并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以上所述为第一次大战的战术性背景，这是属于看不见的一方面，至于可以显见的背景则有如下述： 自从普法战争之后，法德两国的参谋本部都周期性的修改他们的训练教范，而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在它们内容中所表示出来的战术思想，几乎完全是以攻势主义为基础的：上刺刀的突击仍然是公认的攻击目标。各国的教范之间当然也具有若干的差异，其主要原因是受了民族性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从心智方面来说，德国人是厚重而有条理，法国人是迅速而谨慎。法国人遵照拿破仑的遗训，认为在攻击中为了不使敌人发现，当已经获得有关敌方的情报之后，即应采取迂回的路线，以来在会战中达到所选定之点，作决定性的打击。德国人则不然，他们主张当发现了敌人的位置之后，即应直接向其前进，一方面作正面的攻击，而同时另一方面再包围他的侧翼。他们的体系是斯巴达式的，组成一个向前推进的“人墙”，而缺乏总预备队。法国人的体系却是罗马式的，一个较重的后方支援着一个较轻的正面。德国人固然认清了正面是攻不进的，但却还一定要攻，以求把它固定住。法国人相信对于一个侧翼的攻击，是总可以先下手为强的，而对于正面的攻击则并不能如此。简言之，因为德国人是讲组织的，所以他们相信计划，而以暴力来支持它。至于法国人却是注重发展个性的，所以相信应巧妙的配合地形。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方法是会造成混乱；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将领和他的计划上面。法国人认为德国人的方法会造成巨大的死伤，并且会磨钝了攻击者的刀锋，所以他们将其信仰寄托在个别士兵的主动精神上面。 至于说到步兵战术方面，德国人主张用一个密集的火线开始攻击，把它向前推进，直到敌人火力发生效力的地点上，然后用枪弹来窒息敌人的阵地；接着向前爬行到距离敌方为八百码到四百码之间的地方，以获致火力的优势。最后再继续前进，直到一百码远的时候，才上刺刀冲锋。假使这个最后的前进证明是不可能的，则最后的前进运动应在黑夜中进行，然后再在拂晓时发动突击。法国人的理论基础即为杜皮克的思想；在控制着的火力之下，前进到距离敌方四百码远的地方为止，据他们的意见，认为到了此时瞄准的射击已不可能，所以损失可以减低，于是就开始上刺刀冲锋，以来攻占敌军的阵地。 双方的参谋本部都曾经研究日俄战争中的炮兵战术。法国人认为一切说明日本炮兵优势的报告，都不免具有夸大的意味。德国人则学会了，炮兵的决斗和步兵的攻击在会战中实在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对于一切不是直接支援步兵攻击的火炮，双方都承认间接瞄准的利益；但是就其全体而论，德国人却不喜欢作有庇护的射击，他们认为他们的炮兵，比法国的是占了数量上的优势，若是能从无掩蔽的阵地上，所有的火炮都同时向敌军发射，则比较可以迅速的击碎敌人。主要的差异还是他们对于榴弹炮的意见。自从普列文之战以后，德国人已经采用了轻榴弹炮；而在奉天会战之后，又采用了重榴弹炮。法国人却不欢喜榴弹炮，认为他们的七五野炮是已经完全够用了。他们说重榴弹炮是太笨重了，对于运动战是一种不适用的兵器。虽然德国人宣称这种重型的炮弹，对于部队的士气是具有重大的影响，可是法国人却回答他们说：德国部队需要噪音来刺激他们，而法国部队则不然——因为他们是太聪明了。 以上所说的即为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四年间的思想全貌。对比的说来，在德法两国的陆军中，当然还是德军对于日俄战争的教训学习得较多。但是双方却都错过了其主要的教训——在防御中是枪炮弹占了上风，所以其自然的后果即为野战筑城工事。双方也都没有认清，除非在下一次战争中，一击之下即可以获得胜利，否则由于火力的缘故，一个百万大军之间的战争（不是千百人之间的战争），是必然会变成一种堑壕性的战争，而在一个堑壕性的战争中，其必然的结果又正是炮兵和弹药的大量增加。

\	法	英	俄	比	塞	德	奥
步兵师	六二	六	一一四	六	一一	八七	四九
骑兵师	一〇	二	三六	一	一	一一	一一

虽然兵器的设计是各有不同，但一般的说来，它们的标准是大致相同的。几乎所有的运输车辆都还是用马拖的，卡车还只是刚刚开始使用，当宣战之时，英国的军政部一共只有八十辆。不过，较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却已经自由的使用摩托化车辆。飞机的使用是只限于极小的范围之内：德国陆军只有飞机三八四架和飞艇（即可以驾驶的汽球）三十艘；法国人有飞机一二三架，飞艇十艘；英国人有飞机六十三架；这些飞行工具主要的都是用在侦察方面。若与过去的陆军作一个比较，也许最重要的差异就是一九一四年的陆军，具有一个组织良好的师属有线通信连，而且也备有无线电收发报机。 法德两国的战役计划除了都是以攻势思想为基础的以外，其余的则毫无相同之处。至于说到法军方面，尤其是有值得详细分析之必要，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足以说明在拟定一个计划时，应该避免那些事情。 一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梅希米将军（Gen．Messimy）在凯劳克斯（Caillaux）政府之中，担任了军政部长的职务；在四个月之内，他是第四个担任这个职务的人。三天之后，他第一次晤见米契尔将军（Gen．Michel）和格兰德梅森上校。前者为最高战争会议的副议长，也是在战时的预定总司令。后者为参谋本部的作战局长（3e Bureau）。这两个人极不相投，而在米契尔的背后也正酝酿着一个政治财政性的阴谋，而这种阴谋也正是法国民主政治的祸根。 米契尔将军的观点，是认为一旦德法两国间发生战争时，德国人很可能会做到下述的两件事：（一）在动员其现役部队时，同时也动员其预备部队。（二）其主力的前进线将采取通过比利时的方向。所以他主张法国也必须同样的动员其预备部队，而战争计划的重点则应以阻扰这种前进为原则。他所建议的兵力分布如下：在李里（Lille）与艾费斯尼斯（Avesnes）之间四十九万人；在希尔森（Hirson）与里则尔（Relhel）之间二十八万人；在蒙特米德与贝尔福之间三十万人，在巴黎附近则控制预备队二十二万人；等到德军的计划一经判明之后，这个兵力即可以用来增援上述的任何一方面。 因为好几种原因，这个计划是与法国参谋本部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其中比较最重要的一个即为当预备部队与现役部队混合在一起时，将要延迟攻势作战的进度；但是所不能忽视者，是自从一八一三年以来，预备制度的创始者德国人就一向是采取这种混合的办法。梅希米知道这一点，而且也知道在最高战争会议中有三位议员——加里安尼将军（Gen Gallieni），杜贝尔将军（Gen．Dubail）和杜南德将军（Gen．Durand）——是反对米契尔的。为了要想排除米契尔，七月十九日他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大多数议员都投票否决了这个动员预备队的问题，所以他就向米契尔说因为他的同僚对他都已经丧失了信仰，他应该要求他辞职。在这个最高战争会议中，只有他一个人认清了将来的情况和知道如何的应付，可是却被开除了。现在梅希米就要寻找一个继任的人选。 他首先想到加里安尼将军，但因为他曾经投票反对米契尔，所以他就被摆在一边；接着又征求鲍将军（Gen．Pau）的同意，却被拒绝了。于是他才转而要求霞飞将军（Gen．Joffrl）出任该职，后者遂接受了个任命。霞飞从来不曾指挥过一个军团——甚至于连在纸面上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对于参谋本部的工作，更是一无所知。他要求任命福煦将军为他的参谋长，但因为福煦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未获允许。梅希米告诉我们说：他之所以选择霞飞的缘故，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坚强、有力和高傲的人格，一种明白而略嫌迟缓的智慧，一种决定力，虽然并不太快，和临危不乱的冷静态度。尽管这些话是说得颇为漂亮，可是梅希米本人却只是参谋本部人员的一个工具而已，他们却控制着陆军，所以事实上的真象似乎是这样的，这个不负责任的团体故意把霞飞推向前面，因为诚如普尔森将军（Gen Percin）所云，他对于他所应做的事情，简直是毫无所知，所以很容易使他完全成为参谋本部的傀儡，对于他们的要求完全同意。换言之，从参谋本部的观点上看来，霞飞是一个理想的傀儡。 霞飞是皮瓦沙提斯（Pivasaltes）地方一个皮匠的儿子，出生于一八五二年。他是一个标准的法国农民——细弱而不具有幻想力、固执、刻苦讲求实际。他知道他自己的缺点，而且设法隐藏它们。他很少写一个备忘录，或是宣读它。他是一个心灵简单的人，他欢喜简单的解决，所以他的幕僚人员对于他所要应付的问题，都是给他拟出简单的大纲来。作为是一个统帅而言，他是一个战略性的真空，他的参谋本部就盘踞在这个真空之中。虽然如此，以一个战斗的农民的身份，他却拯救了法国，因为他从不推卸责任，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巨大勇气和巨大蛮性的人。虽然在战争之前，他自己选择他自己的部下，可是一旦当宣战之后，这些人都使他失望，于是他不客气整批的加以撤换。在一个月之内，从八月二日到九月六日，有两个军团司令，十个军长和卅八个师长都被撤职，换言之，即相当于他所指挥的高级将领中的半数。 当时法国参谋本部所主张的理论，就是“质量加上速度”，这对于霞飞的“牛性”也恰好非常适合。攻击变成了他的唯一目标，受了他的影响，他的政治性主人法里斯总统（President Fallieres）在一九一二年曾经这样的宣称着说：“我决定毫不踯躅的直向敌人进攻，只有攻势才适合于我们军人的思想。”所以霞飞就变成一个军事神秘主义学派的工具，这是一个柏格森（Bergson）主义的组织，这是皮埃尔夫（Pierrefeu）对于法国参谋本部的刻薄称呼。他说：“它的思想基础是反对和不信任智慧，而赞成直观式的神秘主义。”这些军事神秘主义者也就是霞飞的头脑，一切的战争计划都是从此而出。它是内容极为单纯，代表攻势至上的神秘思想。这也代表波拉尔将军（Gen Bonnal）的观念，以前两个战争计划——第十五号和第十六号——都是由他负责拟定的。 波拉尔是一个博学之士，但却也是拿破仑的盲目崇拜者；因为他是一个书呆子，所以获得了当代战略大师的美名。因为他的头脑中已经为拿破仑的学问所饱和，所以无法使他的知识与正在变化中的条件相配合。他的思想中还是充满了“菱形队形”和“营方阵”等项观念，而对于铁路、机关枪和速射炮等因素却毫无认识。他的基本观念就是力求简单。因为照他所假想的，德国人将集中大约十个军的兵力，在陶尔（Toul）与埃皮纳勒（Epinal）之间，其正面的宽度约为六十哩到八十哩。所以为了对付他们，惟一必要的途径就是构成一个由八十万人所组成的营方阵——各军团分为三线，第一线一个军团，第二线三个军团，第三线一个军团。第一线军团应与敌人作正面的冲突，在它的掩护之下，第二和第三两线的军团即开始作迂回的运动。这是“大象型”的耶纳式的运动，而波拉尔却深信他已经发现了致胜的秘密。 霞飞的这一批少壮派采纳了第十六号计划为基础，以来开始拟定他们的第十七号计划。它的基础是两个假定。第一点为德国人最开始不会把预备部队和现役部队同样的用在第一线上；所以他们的兵力在数量上是不够同时向比利时和洛林进攻之用。第二点是假定法军在攻击时是无法抵抗的，所以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法军集中在梅济耶尔和埃皮纳勒之间，然后直接开向前去。在这种思想的后面又有“炼铁业公会”的支援，因为他们坚持的认为洛林铁矿是必须加以保护的。 霞飞是盲目的采取了这些观念，虽然他告诉我们说，他深信德国人不会使用他们的预备部队，或是通过比利时前进，可是话虽如此，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又说：“我们对于他们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所拟定的动员计划，是早已知道的；我们知道在这个计划里面，已经决定对于预备部队应和现役部队是同样的使用。”此外他又说在他的手里有一张德国参谋本部在一九〇五年演习中所使用的地图，上面表示德军方面曾经研究用其右翼通过比利时的运动。此外一九〇六年的一个大型兵棋演习计划中也曾表现出来这个同样的意图。为了证明法国参谋本部的思想是正确的，在一九一三年，包特中校（Lt-Col．Buat）曾经伪造一个文件，假装他是在火车中捡到的。它上面表示出来德国人在第一线上不会使用预备部队，而德军前进的路线是在缪斯河的右岸上，以梅济耶尔为目标。 尽管事实上，霞飞公开的意图是在以拿破仑自居，可是专就他本人而论，则简直可以说是毫无计划之可言。他说：“从来不曾有一个书面拟定的作战计划。我除了决定集中所有一切兵力以来发动攻势以外，就更无其他的预定观念。所以我决定只把我们的研究，限制在集中方面，使其可以适应于任何作战计划。” 虽然如此，照我们看，他所采取的集中计划是完全与他的理想相反。它的内容如下： （一）第一军团，司令为杜贝尔（Dubail）：集中在卡尔米斯——阿尔齐斯——达尔里（Charmes－Arches－Darney）地区。司令部设在埃皮纳勒。五个现役军，四个师和两个骑兵师：总数二五六、〇〇〇人。 （二）第二军团，司令为德·卡斯塔尔瑙（de Castelnau）：集中在潘特圣文森特——米里考特（Pout St．Vincent-Mirecourt）地区，司令部设在纽夫客陶（Neufchateau）。五个现役军，三个师和两个骑兵师：总数二〇〇、〇〇〇人。 （三）第三军团，司令为鲁弗里（Rutfrey）：集中在圣米赫尔——丹费勒尔斯（St．Mihiel-Damvilllrs）地区；司令部设在凡尔登（Verdun）。三个现役军，三个师和一个骑兵师：总数一六八、〇〇〇人。 （四）第四军团，司令为德·卡里（de Langle de Cary）：集中在华芬考特——巴尔里杜克——伐德（Vavincourt－Barlepque－Void）地区。司令部设在圣地齐尔（St．Dizier）三个现役军和一个骑兵师：总数一九三、〇〇〇人。 （五）第五军团，司令为朗雷扎克（Lanrezac）集中在格南德普里——苏皮斯——考蒙特——波尔生（Grandpre－Snippes－Chaumont－Porcien）地区。司令部设在里则尔（Rethel）：五个现役军，五个师和一个骑兵师：总数二五四、〇〇〇人。 （六）骑兵军：军长为索尔德（Sordet），集中在梅济耶尔，共三个师。 （七）右翼侧卫：集中在费索尔（Vesoul），共三个师。 （八）左翼侧卫：集中西松尼（Sissonne），共三个师。 以上所述为法国参谋本部所决定的兵力分配，并由霞飞批准采用，他的观念是，一旦宣战之后，第一军团即应进到巴卡拉特——沙里堡 （Baccarat－Sarreburg）之线；第一军团应进到客陶沙林斯——沙里堡（Chateau Satins－Sarrebarg）之线，以来压倒他的敌人。 他的对手方面的计划，虽然也同样的是攻势性质的，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一八九一年，施利芬伯爵接替了老毛奇出任德国的参谋总长，到了一九〇五年他就修改其原有的计划，把它翻了一个边。毛奇的观念是对俄国采取攻势，而对法国采取守势；但是当俄国人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了之后，这种局势遂发生了变化，于是施利芬遂决定只留下了十个师和局部性的部队，以来监视俄国，而集中其他一切的力量以来对付法国。他所决定采用的大战术，并不像许多作家所想像的，不是属于“坎尼”型而是属于“吕岑”型。他对于法军兵力集中情形所作的估计，简直和实际情况一样的准确。所以他决定把七个军团的兵力，集中在克里费尔德——莫尔豪森（Krefeld-Maclhausen）之线上，而以提昂维尔——梅斯（Thionrille-Metz）之间为其中心。在梅斯以北为五个军团，在它以南为两个军团。前者共有三十五个半军，支援他们的有七个骑兵师，十六个国民兵（Landwehr）旅，和六个补充（Ersatz）师，后者共有五个军，支援他们的为三个骑兵师。 接着他就计划以斜行序列前进，而以梅斯为其枢纽。左翼方面是预定最先与法军主力发生接触，并把他钉住；若是不可能的话，就向后撤退以引诱敌人向莱茵河上前进。同时，右翼方面则通过比利时，从西南面绕过巴黎，然后再向东前进，一直打击在法军的背面上，驱逐他们向德国和瑞士的边界上溃散。为了使这一翼有足够强大的兵力起见，他又决定正当此种巨大的旋转运动在进行中之际，又再从左翼方面抽调两个军来增援它。 这个计划以后即为他的后任所采用，当我们分析这个计划时，有两个重要因素必须加以注意，它们也正是施利芬的大战术中的主要着眼点： （一）右翼在作战时所经过的地区，都是便利于攻击的，其兵力强度以足够包围安特卫普、拉穆尔及巴黎等地为原则，后者又为法国的铁路中心和法国陆军的补给基地。 （二）左翼的作战地区都是便利于防御的，它的兵力强度以能引诱法军走入歧途，并认为是值得攻击的目标为限度。它的任务是纯守势的。 一九〇六年，施利芬把这个计划交给他的后任小毛奇（Count Von Moltke），后者是德皇威廉二世所亲自选择的，因为他以为专凭“毛奇”的威名，已经足以吓坏这些邻国。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德国高级指挥当局的最大弱点，在法国是政治性的腐化，在德国却是皇室性的朽烂。和在一七六三年以后的情形是一样，德国的陆军在一八七〇年以后已经获得了无敌常胜的美名。自从威廉二世承继大统之后，他就开始创立一支专为检阅摆样子的陆军，这也是他所最爱玩的玩具。他不能容忍真正有价值的军人，他把这些人都摆在一边，专门任命皇亲贵族们去担负高级的军职——这些银样蜡枪头的将军们对于战争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小毛奇便是这些活宝中的一个，他不曾在参谋大学中毕业，在他的服役经历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充当他的叔父和皇帝的副官。在一九一四年，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他一切都是模仿他的叔父，殊不知他叔父的参谋制度是早已过时了。照他的意见，军队是由参谋组织来指挥的，而站在实际上相当于总司令地位的他本人（只差一个名义而已），却自以为是像一个赛跑中的发令员一样，他所要做的工作就只是把旗子一挥，以后的事情就听任那些将军们去自己做主了。他不主张应有执行上的控制，甚至连接触都不需要，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和其部下之间的联系是可以说是糟到了极点。 毛奇虽然接受了施利芬计划，但他却把它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尽管如此，在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德国却又新增了几个军。在俄国方面，他大致还是依照施利芬的老计划，一共保留着四个（现役的和预备的）军，一个预备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些国民兵单位，共计大约是二十万人。但是在西线方面，他就不仅是把两翼之间的兵力比例，作了彻底的调整，而且在增强了右翼之后，他的思想也就变成了“坎尼”型的，而不是“吕岑”型的了。（注：施利芬在晚年，思想上也似乎有一些改变。他好像在一九一二年曾经开始考虑到沿着整个正面－从比利时以达瑞士－都同时发动攻击的观念。不过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思想又还是回到了他的那个伟大计划。他的最后遗言是：“你们要注意增强右翼。”）德国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Col．Tappen），曾经说过：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例如铁路等，毛奇才被迫作此项改变。这种解释是颇有疑问，因为真正的原因似乎是那些王子们为了要想增强他们军团的实力，遂对毛奇施加压迫。 在一九一〇年，他取消了从左翼抽调两个军增援右翼的观念，并将这六个补充师集中在梅斯的附近。最后当新编成了九个师之后，他把其中的一个师加上从东线上抽回来的一个师增加在右翼方面，而把其余的八个师都增加在左翼方面。于是德方七个军团的最初兵力部署遂有如下述： （一）第一军团，司令为克鲁克将军（Con．Von Kluck），司令部设在格里芬波赫（Grevenboich）。一共为七个军，三个骑兵师，和三个国民兵旅。应进到艾克斯－拉－卡培里（Aix-la-Chapelle），然后再到布鲁塞尔。总计三二〇、〇〇〇人。 （二）第二军团，司令为比洛将军（Gen．Von Bulow），司令部设在蒙特乔依（Montjoie）。一共为六个军，两个骑兵师，和两个国民兵旅。应攻占列日，然后其右翼进到沃维尔（Wavre），其左翼进到拉穆尔。总计二六〇、〇〇〇人。 （三）第三军团，司令为豪森将军（Gen．Von Hausen），司令部设在普流姆（Prum），一共有四个军，和一个国民兵旅。应向西前进使其右翼达到拉穆尔，左翼达到吉费特（Givet）。总计一八〇、〇〇〇人。 （四）第四军团，司令为符腾堡公爵（Dulke of Wurttemberg），司令部设在提里费斯（Treves）。一共为五个军，和一个国民兵旅。应向西前进使右翼达到弗拉梅（Framay），其左翼达到艾尔仑（Arlon）以北的艾提尔特（Attert）。总计一八〇、〇〇〇人。 （五）第五军团，司令为德国皇太子（The Crown Prince），司令部设在萨尔布流肯（Saarbrucken）。一共为五个军，一个师，两个骑兵师和五个国民兵旅。其左翼留在提昂维尔（Thionville），而其右翼则进到弗仑维尔（Forenville）。总计二〇〇、〇〇〇人。 （六）第六军团，司令为巴伐里亚的鲁普里赫特亲王（PrinceRupprect of Bavaria），司令部设在圣艾弗尔德（St．Avold）；一共为五个军，三个骑兵师和四个补充师。应进到莫斯里（Mosolle）河上，并攻击法军将他们钉住。总计二二〇、〇〇〇人。 （七）第七军团，司令为希林根将军（Gen．Von Heeringen），司令部设在斯塔斯堡。一共为三个军，一个师，两个补充师和四个国民兵旅。应进到摩泽尔河上（Meurthe），或向洛林实行反攻。总计：一二五、〇〇〇人。 虽然施利芬计划的外表还是保留着没有动，可是其实质却完全改变了，因为其左右两翼的比重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原有的计划中是右翼方面为五十九个师，左翼方面九个师。现在的计划中是右翼方面为五十五个师，左翼方面二十三个师。用百分比来表示：施利芬计划中的比例为一百比十五；而毛奇计划中的比例为一百比四十二。而且施利芬的原意是当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州中被纠缠住了之后时，即将两个军调在右翼方面，于是这个比例就更由一百比十五降到了一百比九了。因此左翼方面必须被迫向后移动。 现在我们在新计划中，所看到的是两翼攻势，这南面的左翼，本应引诱敌军向东前进，以使北面的右翼更便于旋转，来打击敌人的背面；现在却反过来向西推进，这是与原意完全相反。这既不是坎尼，又不是吕岑。任凭称它为那一种，都足以使汉尼拔或菲德烈大帝在地下顿足。 当这个巨大的德军方阵正在组成之际，它的外表是颇为坚强，可是其内在的结构却是脆弱的。在遥远的东普鲁士地区，普里特维茨将军（Gen．Von Prittwitz）正在集中其比较微弱的兵力，以来准备阻止俄国乌合之众的冲突。反之在巴黎方面却是充满了混乱和不协调。五月间，梅希米将军又再度出任军政部长，据说他只是经常的打电话询问消息和给与一些无意义的命令，而完全不会感觉到他在此时此地的重大责任。七月三十一日，除了财政问题以外其余的均无讨论。八月二日，法国开始动员；八月三日，霞飞召集各军团司令会报。他还是保持其含蓄的态度，只是向他们空泛的说明，所准备采取的进攻路线大致为两个攻击的联合。一个在洛林的境内，另一个在凡尔登——陶尔之线以北。八月四日，他在费垂（Vitry－je－Francois）设立了他的总部；此时毛奇尚留在柏林，后来才由此进到科布仑茨（Coblenz）。 当霞飞召集其军团司令会报时，马尔维特茨将军（Gen．Von der Marawitz）所指挥的德国骑兵军，已在吉姆里奇（Gemmenich）越过了比利时的国界，八月五日，德军要求列日的比国守军投降，但遭到勒曼将军（Gen．Leman）的拒绝。第二天，德军的突击失败了。于是第一军团的军需总监（Quarttermaster－General）鲁登道夫将军（Gen．Ludendorff）开始负责指挥这个攻击。八月七日，他的人员从要塞之间透入，并攻进了该城。八月十二日，德军把一部份四二〇公厘榴弹炮送上了前方，要塞遂被击破。到了十六日，列日完全落入德军的手中。 此时，杜贝尔所指挥的法国第一军团中的一个支队已经进入莫尔豪森。到了八月七日，当在比利时的边界线上，已经发现了德方五个军的番号时，朗雷扎克遂向霞飞报告着说，德军的意图很可能是要想沿着缪斯河的左岸作战。他所获得的答复是：“如果这样，那就更好了。”霞飞仍然深信德军的主力，是留在提昂维尔和梅斯地区之中。所以在八月八日，他命令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准备攻击。这就是说他全部兵力中的三分之一是准备透入洛林。这个攻击是在八月十四日发动的，当时依照原定计划，德方鲁普里赫特亲王的第六军团遂向后撤退。 当此之时，朗雷扎克仍继续不断的向霞飞提出警告，说德军的主力是在比利时方面，但是毫无效果。直到八月十五日霞飞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一次，这个假想开始变成事实了。”到了十八日，他已经感到相当的困惑，于是新成立了一个洛林军团，由莫努里将军（Gen．Maunoury）任司令，以来保护第二军团的左翼。至于第一军团的右翼则早已受到了阿尔萨斯军团的保护，后者是在八月九日成立的，其司令为鲍将军。 虽然霞飞还并不太明了，可是其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的地位却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假使鲁普里赫特若能再继续往后退，则这种危险就更会加剧。可是在其具有雄心的参谋长，迪尔门辛根上校（Col．Von Dellmensingen）——这是第六军团的真正指挥官——劝说之下，鲁普里赫特获得了上级的允许，抽出了六个补充师，加上第七军团（早已由他指挥），于八月二十日向法军发动了一个反攻。法方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本来已经不知不觉的，走进了陷阱，现在却被他推送了出来，使他们向南锡（Nancy）和摩泽尔河上退却。这是对施利芬——毛奇计划钉下了第一颗棺材钉。因为现在形势是已经如此的不平衡，所以毛奇只好放弃了其用左翼当作右翼预备队的观念，而代之以一个两面包围的观念。结果是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到九月七日为止，德方第六和第七两个军团，在法方的设防地区中，自己撞成了碎片。施利芬早就向他们提出了警告，叫他们不要从这个地区中进攻。 当鲁普里赫特和迪尔门辛根正在破坏德国的战争计划时，霞飞却在“暗杀”他的将军们。因为攻击已经失败了，所以必须寻找一批罪人，来为梅希米将军赎罪。在八月二十四日，梅希米写信给霞飞说：“我认为正和一七九三年的情形是一样的，只有两种惩罚的方法，撤职和死刑。你要想胜利，就得拿出最迅速、野蛮而具有决定性的方法。”对于法国而言，可以说是万幸，八月二十七日，梅希米被免职了。 在鲁普里赫特发动攻击的前两天，德方第一、第二和第三军团开始通过比利时向前推进，于是比军的大部分向安特卫普退却。于是这个施利芬——毛奇计划又钉下了第二颗棺材钉，因为克鲁克将军奉命把第三预备军留下来监视安特卫普。换言之，使其兵力减少了三万五千余人。当他们进到了拉穆尔之后，第三颗钉又钉下去了；因为为了围攻该城，第二军团留下了近卫预备军，第三军团留下了第十一军和第七预备军的一个师。八月二十一日，德国第二军团与法国第五军团发生了接触，而克鲁克现在由比洛节制，奉命向西南前进，而不再向西前进。这是第四颗钉子，因为假使他不改变原定的方向，于是就不会在蒙斯（Mons）与英国的远征军一头碰上，而会迂回着它，这样就可能将后者加以歼灭。八月二十二日，德军进到了桑布尔河上（Sambre）。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两天，霞飞似乎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他说：“德军的运动是已经历历在目。”可是从他的行动上看来，他对于德国这个从比利时境内辗过的巨大车轮的可怕性质，还只有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他并不曾企图击碎前进中的德军右翼，但却命令其第三和第四两个军团，进入安德雷斯（Ardennes）山地，以来切断德军与其基地之间的联系。并命令在他们左面的第五军团，与英国远征军合作（其最后的单位正将要登陆），以挡着正在向前冲击的潮头。 对于法方第三和第四两个军团，其原先指定的目标为艾尔仑和纽夫客陶，而他们的前进遂又与德方的第四和第五两个军团，一头碰上了。接着即为安德雷斯之战，照德国人的喊法，又叫作南格威（Longwy）和纽夫客陶之战。在这一战中，法方的第四军团受到了严重的挫败，八月二十四日，第三军团退到了缪斯河的后面。正和在洛林的攻势一样，这个攻击是完全失败了。 此时，法国的第五军团在朗雷扎克指挥之下也进到了桑布尔河上。八月二十二日，在正面上与比洛的德国第二军团相遭遇，而在右翼方面又受到豪森的第三军团的攻击。结果即为卡尔里罗（Charelroi）之战，德方则称之为拉穆尔之战，在这一战中朗雷扎克被迫后退，而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的英军则撤向蒙斯。在那里，英军遂被隔断。在受到了克鲁克第一军团的攻击之后，于二十四日被迫继续后撤。在这一天的全部情况，为整个法军左翼都在撤退之中，而整个德军的左翼，则在摩泽尔河的下流地区，从陶尔到南锡，然后再到圣戴（St．Die）之间，自动的撞成了碎片。 为了要想明了此后西线方面的发展，则首先必须检讨在东线方面的情形。 俄国原定计划中的目的，是想用其第一军团来挡住德军，而集中其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军团，来向奥国发动一个猛烈的攻击，第二军团则留在华沙作为预备队，第九军团则留在彼得格勒，以阻止可能侵入的德军。在刚刚动员之后，为了协助法国人起见，这个计划又匆匆的加以改变：第二军团奉命向东普鲁士运动，以求与第一军团合作，而第九军团则接替了预备队的任务。于是俄军分组成为两个集团军： （一）西北集团军，其总司令为吉林斯基将军（Gen．Jilinski），包括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其司令分别为连年坎普夫将军（Gen．Rewnenkampf）和萨姆索洛夫将军（Samsonov）。 （二）西南集团军，其总司令为伊万洛夫将军（Gen．Ivanov），其下包括着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八军团。而全部俄国陆军又由大公爵尼古拉维奇（Nicholas Nikolsievich）所统率。 第一军团位置在维尔拉（Vilna）地区中，第二军团位置在拉流（Narew）河上。第一军团中包括着第三、第四和第二十军，另有五个骑兵师以作为支援。第二军团中包活着第二、第六、第十三、第十五和第二十三军，另加三个骑兵师。 俄方第一军团约为二十万人，第二军团约为二十五万人，所以在数量上，实在远比现在据守东普鲁士的德国第八军团占了优势，但是在素质上和指挥上，他们却完全不是德国的敌手。此外，德国的铁路体系无论在那一方面，也都远比俄国的优越。 虽然自从日俄战争战败之后，俄军是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可是俄国人的本性却是无法改变的，他们对于一切都缺乏思考，而且一切的事情也都能使他们遭受到奇袭。俄国的将领们都是能力很差，而更坏的，却是他们又都迫切的希望与敌人发生战斗。参谋人员的效率低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譬如以第二军团而论，他们的参谋人员就是“只有罗盘而无地图”，可以想见其一般。诺克斯将军（Gen．Knox）是英国的军事武官，他曾经与这个军团一同行动，他有一次说：“有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与我一同旅行，他是华沙一家巧克力糖工厂中的小开，他之所以能荣任第二军团的参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会画讽刺画。” 原有的施利芬计划是在一九〇五年拟成的，当时俄国的力量正是最弱的时候。其基础就是维斯瓦河（Vistula）的天然形势，这大致是像一个巨大的“S”。其中心为华沙，其北端的顶点为但泽，其南端的顶点为克拉科夫（Cracow），而在这个“S”的大弯中，北部为多恩（Thorn），南部为桑多米尔（Sandomir）两个要塞。 以这个形势为基础，施利芬开始拟定他的计划。因为他假定俄军的主力会集中在华沙与桑多米尔之间，所以他决定面对着他构成一个较弱的正面，而两端则依托在两个强力的集团上面：南端为奥匈军，应向卢布林（Lublin）前进，北端为德军，应向普尔托斯克（Pultusk）进攻。因为他估计俄军在部署兵力时，要花六七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他认为能够坚守到他击败法军为止，此后即将迅速的从西线把兵力调了过来，然后再来打一个真正的“坎尼”型大会战。 到了一九一三年，上述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因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所损失的元气已经恢复了一大部分。此外他们也已经增强了他们在西部的铁路体系，所以毛奇认为俄国的动员时间是一定可以比较缩短，这是正确的。因此他决定在东线上也需要一个具有适当组织的军团——此即为第八军团。他对于这个军团分配有下述的兵力：第一军，军长为弗朗索瓦将军（Gen. Von Francois）；第十七军，军长为马肯森将军（Gen．Von Mackensen）；第二十军，军长为舒尔茨将军（Gen. Von Scholtz）；第一预备军，军长为贝罗将军（Below）；第三预备军，军长为摩根将军（Gen．Von Morgen）；第一骑兵师，师长为布里赫特将军（Gen．Brecht）；和三个国民兵旅，以及在东普鲁士境内的一切要塞部队。全部兵力均由普里特维茨将军（Gen．Von Prittwitz）指挥，当巨大优势的俄军前进时，他所奉到的指示是退到维斯瓦河的左岸上。 刚刚一宣战，奥匈帝国的参谋总长康拉德将军（Gen．Canrad），即向卢布林发动了一个攻势，但被逐回到仑堡（Lemberg），此时，普里特维茨把他的十六万人的兵力（不包括国民兵在内）作了下述的部署： （一）从安格尔堡（Angerburg）到波罗的海，在安格拉普河（Angerapp）上和普里格尔河（Pregel）以南，他用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和第一军来防守正面；对于普里格尔河以北，沿着戴门（Deime）河的地区，他却指定由柯尼斯堡（Konigsberg）的要塞部队负责。 （二）从约翰尼斯堡（Johannisburg）到多恩，并以德意志－艾劳（Deutsch－Eglan）为基地，他使用第二十军。其目的为保护补给其军队的铁路。并用多恩和格劳登兹（Graudenz）的要塞部队来当作支援。 当普里特维茨将军正在据守这一条防线时，连年坎普夫采取了真正俄国人的姿态，不等到其后勤部队完成动员，就在八月十七日越过了国界。他在斯塔鲁普仑（Stalluponen）逐退了德国的前卫部队，并在古姆宾嫩（Gumbinnen）击败了德国第八军团的左翼。到了此时，他的补给体系失灵了，而铁路的轨道也由宽变窄了。四天之后，萨姆索洛夫也进入了东普鲁士。八月二十二日他占领了威仑堡（Willenberg），二十三日又占领了奥尔特尔斯堡（Ortelsburg）和赖登堡（Neidenburg）。他的前进情形是更为混乱。德国人对于它有下述的描写： “全军从拜罗斯托克（Bgelostok）前进时，即缺乏粮食的补给。甚至于尚未达到拉流之前，行军的纪律即已经坏到了极点，从那一条河起到普鲁士边界为上，俄军的纵队必须越过河流徒涉而过。部队的神经都极为紧张，见着飞机就开枪，甚至于还射击自己的汽车。高级指挥官对于敌人的行动，简直毫无所知。各军长所知道的情报，最多只限于其邻近的目标，譬如说，对于连年坎普夫军团的任务，他们就一点都不知道。” 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的各单位之间，根本上毫无合作之可言。第二军所奉的命令是要在两个军团之间前进，但却与两方面都丧失了接触。又有人认为形成这种缺乏团结现象的原因，是萨姆索洛夫与连年坎普夫二人之间具有私人的恶感。但比较更合理的解释，却是俄国骑兵本来就是缺乏效率的。尤其是哥萨克人，实际上与土匪相差无几。 德国第八军团在古姆宾嫩的挫败虽然不过是一个战术性的事件，但却引起了最惊人的战略性后果。 第一点，连年坎普夫本来是快要被击败了，现在转败为胜之后，就高兴得很，坐下来欣赏他的胜利，由此即可以想见俄国人的心理是如何的古怪，我们可以引证目击者诺克斯将军的叙述： “B君问连年坎普夫他是否可以上床睡觉，他回答说可以的，但最好不要脱衣服。他躺下了一个钟点之后，连年坎普夫却把他喊醒，他站在他的床边，微笑的向他说：“现在你可以脱下你的衣服了，德国人已经正在退却中。” 诚如诺克斯所批评的，这才不是脱衣睡觉的时候，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与正在退却中的敌军保持着接触。 第二点，因为萨姆索洛夫相信第八军团是已经被击溃了；他于是对于敌人就完全不作警戒，与连年坎普夫也丧失了接触，直接向德意志－艾劳挺进，以求切断普里特维茨与其基地之间的联系。 第三点，当普里特维茨知道了这个敌军前进的消息之后，立即大感惊恐，命令全军向维斯瓦河上撤退。由于格流尼尔特将军（Gen．Grunert）和霍夫曼将军（Gen Hoffmann）的忠告，他才取消了这个命令，这对于德国人而言可谓万幸，因为俄国第二军团距离该河还要比德军更近。于是他决定向萨姆索洛夫的左翼进攻。在八月二十日的黄昏时，下达了下述的命令：第二十军应集中在霍亨斯坦（Hohenstein）。第一军和第三预备军应利用铁路，运往第二十军时右翼方面。柯尼斯堡要塞守备部队据守普里格尔－戴门之线。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则向正西撤退。 说也很奇怪，这个古姆宾嫩的挫败加上普里特维茨的神经过敏，使这个事件注定了足以改变这个战役的整个途径。不仅是在东线上，而且连西线也受到了影响。 当在科布伦茨的德军总部听到了古姆宾嫩挫败的消息之后，接着又收到了普里特维茨准备向维斯瓦河上退却的命令副本，固然这是合于原定计划者之性格，但其结果诚如鲁登道夫所说的，是“足以招致覆亡”。于是德国当局遂决定作两点改变。第一点是要为第八军团寻找一位新的指挥官，第二点就是要增强它的兵力——这点留待下文中讨论。他们首先打了个电报给兴登堡将军（Gen Paul Von Hindenburg），要求他接替普里特维茨的职务。兴登堡是一个老军人，生于一八四七年，曾经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两次战争，现在巳退休住在汉诺威。他的回电是说：“我已经准备就绪。”同一天（八月二十二日），也送了一封信给鲁登道夫，通知他已经被任命为兴登堡的参谋长。在沃维尔与拉穆尔之间，把鲁登道夫找到了。他接获了通知就立即上了汽车，用高速度赶到科布伦茨。他向毛奇报到之后，后者就把东战场的情况，详细的解释给他听。此后，即应鲁登道夫之要求，对于普里特维茨发出了下述的训令： “第一预备军，第十七军和柯尼斯堡守备部队的预备队主力都应停止不动。第一军不应在哥斯勒尔斯豪森（Gosslershausen）下车，而应在舒尔茨将军附近的位置下车，即在德意志－艾劳以东的某处。从多恩、库尔门（Kulm）、格劳登兹和马林堡（Marienburg）等要塞的守备部队中应尽量抽出兵力，送到斯塔斯堡（Strasburg）和劳腾堡（Lautehberg）等地。这样在东普鲁士的西南部分成立了一个强力的兵团，足以采取攻势；而其北面的兵团或者是继续向西南方向退却，或直接向南转进，以来协助对俄国第二军团的作战。” 鲁登道夫并不知道，由于格流尼尔特和霍夫曼二人的建议，第八军团已经正在采取与上述命令中类似的措施。 当这些命令已经发出之后，鲁登道夫即赶在汉诺威，与兴登堡会晤，并与他一同前往马林堡，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到达该地。在那里他们才知道情况已经改变。退到维斯瓦河后面的决定已经被放弃。他们也知道了连年坎普夫的军队仍然没有积极的行动；第二十军左翼方面的第三十七师曾经受到猛烈的攻击，正在撤退中；萨姆索洛夫的追击命令是用明码拍发的，也已经被截获；而更主要的是从一位被俘的俄国军官身上，找到了吉林斯基的作战计划。兴登堡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它告诉我们，连年坎普夫的军团是准备从北面越过马祖里（Masruian）诸湖，进到因斯特堡——安格尔堡（Insterburg Angerburg）之线。它的攻击目标为假定躲在安吉拉普河后面的德军，而第二军团则应越过鲁腾（Lotzen）——普提尔斯堡（Prtelsbnrrg）之线，以攻击德军的侧翼。” 此时，萨姆索洛夫缓缓地向西运动，其正面约宽六十哩。从左到右，他的兵力分布如下：第一、第二十三、第十五、第十三和第六这五个军。第二军现在已为第一军所代替，前者则已改编入第一军团。这个行动遂增宽了两个军团之间的空隙，而萨姆索洛夫为了使他的补给较为便利起见，又命令他的左翼进到新乔治维斯克－马拉华－索尔道（Nowo Georgiewsk－Mlawa－Soldau）的铁路线上，因此就把他的右翼拉得距离连年坎普夫更远了。 鲁登道夫的慧眼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个空隙，并决心利用这一个弱点。他决定留下了一道单薄的屏障兵力，以来牵制着连年坎普夫，然后集中其余一切的力量以来打击萨姆索洛夫。他在回忆录中这样的写着说： “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之间，这个会战的计划逐渐的成形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否真正的，把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从他们面对着连年坎普夫的位置上抽了出来，使他们加入在第八军团的其他单位一起，以来打击拉流河军团。这完全是要靠连年坎普夫自己来决定，假使他知道如何充份的利用其在古姆宾嫩的胜利，而迅速前进，则我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了。” “我们逐渐发现连年坎普夫只是在缓慢的前进中。所以这两个军可以逐渐的抽出，使其向正南面运动，以比乔弗斯堡－赖登堡（Bischofsburg－Neldenburg）为目标。” “接着，在第一骑兵师和第一预备军的保护之下，第十七军向南经过希彭拜尔（Schippenbeil），移到了比乔弗斯坦（Bisohofstein）。当它已经通过了第一预备军的后方，八月二十六日，遂又从比乔弗斯坦进到了比乔弗斯堡。第一军在希彭拜尔之南，也向希堡（Seeburg）的方向移动。现在只留下了第一骑兵师，在希彭拜尔的附近和南方。面对着连年坎普夫。在二十六日这一天，这一个师中的第一骑兵旅也奉到了命令，抽了出来从罗塞尔（Rossel）进到森斯堡（Sensburg）。所以自从八月二十七日以后，在马尔（Labe Maur）湖到普里格尔（Pregel）河之间的地区，一共只有两个骑兵旅面对着俄军。而连年坎普夫的部队却一共有二十四个兵力强大的步兵师，另外加上好几个骑兵师。” “在这一线上，这两个军是正在俄方拉流军团的后面行军，从尼登堡以达艾仑斯坦（Allenstein）。在这种行军中，他们的后方对于连年坎普夫的军团，是毫无适当的保护，其间所隔的距离只有两三天的行程。当会战在二十七日真正展开之后，连年坎普夫的巨大兵力，就始终好像是一朵具有威胁性的雷雨云，挂在东北面的天角上。” 这个计划是具有高度的果敢和良好的判断，其结果不仅使这个战役成为第一大战中最卓越的一个，而且也具有极大的战术决定性。 鲁登道夫说；“一位将军是要能够‘负重’的，而且需要坚强的神经。文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以为战争是好像算数学问题一样，由已知来求未知。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在这种斗争中，物质的力量和心理的力量是交织在一起，而数量居于劣势的方面是尤为困难的。在这种工作中包括着许多的人员，其个性和观点都是各有不同的。其中惟一已知的常数即为将领的意志。” 这些话都可以算是至理名言，它告诉我们，当将道发展到了其最高度形式的时候，所代表的即为意志和观念的结合，而不仅是一个计算的问题。 八月二十六日所进行的这个阶段，可以分为两个作战。当第二十军的一半兵力，加上戈尔茨将军（Gen．Von der Goltz）所率领的国民兵，在中央挡住萨姆索洛夫的主力时，（一）第一军和第二十军的只一半兵力，在乌斯道（Usdau）攻击俄军的左面，并将俄方第一军逐退。（二）从北面第一预备军和在其左面的第十七军，则攻击俄方的第六军，在比乔弗斯堡击退了其中的一个师。现在两翼方面都已经肃清，于是就可以对于萨姆索洛夫的中央兵力——第十三军、第十五军和二十三军——实行两面的包围。 当这个向心的运动正在进行之际，萨姆索洛夫正与第十五军在一起，监督他们前进。虽然他对于他所控制的其他部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可是据诺克斯将军所告诉我们的，他所感到烦恼的却是没有接到他太太的来信。当他听到其第一军已经受到了攻击的消息之后，他马上按剑而起，要赶去看看实际的情形是怎样。 第二天，当连年坎普夫还在缓缓地向肯尼格斯堡前进时，攻击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在萨姆索洛夫的左面，开始发生了巨大的混乱：在尼登堡的部队已经发生了恐慌现象，而在他的中央部分，当第十三军的许多人员达到了艾仑斯坦之后，就获得了一个印象好像是已经进入了柏林一样。 那一天黄昏时候，在德军的左面，第一预备军占领了华吞堡（Wartenburg），在艾仑斯坦的东北面，相距约为八哩。其左面的第十七军接近比乔弗斯堡，而在它的右边，第一军却仍在乌斯道的附近，准备向尼登堡前进。萨姆索洛夫的中央兵力在艾仑斯坦与吉尔根堡（Gilzenburg）之间，缓缓的向前推进。 对于八月二十八日的作战，鲁登道夫的命令是有如下述：第一军应占领尼登堡，第一预备军和第十七军应放弃其对于俄方第六军的追击，向西南进至巴森海姆（Passenheim），以来攻击俄方第十三军的右翼。此时第二十军也应采取攻势，而戈尔茨的国民兵则攻击霍亨斯坦。他的观念是，当德军中央部分进攻时，其两翼则分别向威仑堡（Willenburg）集中以来包围俄军的中央兵力。 虽然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上午，会战的开始时是对于德军不利的，但是到了下午，霍亨斯坦被攻占了，以后不久，第一预备军团也达到了艾仑斯坦以南的位置，而第一军则在尼登堡以北，控制了俄军中央部分的左翼。第二天，俄方第一军又再度在战场上出现，当他们向德方第一军的后方进攻时，曾经使德军右翼方面一度感到情况紧张。不过当这个两面包围正在向萨姆索洛夫的中央逼拢时，它也被逐退了。 终点已经快到了。八月三十日，俄军中央部分已经被包围，到了三十一日——这就是兴登堡所说的“收获之日”——兴登堡向德皇发出了下述的电报： “我诚惶诚恐的报告你陛下，在昨天对于俄军的大部分，是已经完成了合围之势。敌方第十三、第十五及第十八（即第二十三军）三个军已经被击毁。我们已经收容了六万人以上的俘虏，其中包括第十三军和第十五军的军长在内。火炮还都遗弃在森林之中，现在正在收缴。战利品极多，但现在却无法作详细的估计。在我们包围圈之外的俄方第一和第六两军也受到了重大的损失，现在正在通过马拉华和米斯查尼克（Myszsniec）作迅速的溃逃。” 当散布在森林中的德军营地内，浮起了一片“吕岑会战”赞美诗的歌声时，萨姆索洛夫由五个参谋人员陪伴着，在黑夜中徒步的向俄国边界飞奔逃走。最后，因为体力不济，而开始落后了，最后终于失踪。他的命运已经不可考，不过大家却相信他是已经自杀了。 这样就结束了这个伟大的会战。鲁登道夫称之为坦能堡（Tannenberg）会战，坦能堡是一个小村落，位置在乌斯道的北面，一四一〇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曾在这里击败了条顿族的武士，所以鲁登道夫命名的意义，是认为这一战报了“九世之仇”。虽然它对于战争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假使德军战败了，则战争的途径即可能会完全改变。话虽如此，它对于西战场的间接影响却还是非常的巨大。 在西战场方面，对于整个战争而言，也许最足以影响法德两国命运的日子，就莫过于八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在这一天，法国的总司令作了一个决定，而德国的指挥官因为受了其部下的强迫，也作了一个决定。这个人就是德军总部中的作战处长，塔本上校。 塔本相信在西战场上，是已经赢得了一个伟大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东普鲁士的情形已经使他感到很困烦，所以认为应立即派兵力去加以增援。这个建议与毛奇的原有意图也是相符合的，他本来就主张只要兵力是可以抽调时，应立即从西线调出六个军，送往东普鲁士增援。原定从左翼，中央，和右翼三方面各抽出两个军来。因为塔本认为现在已经是可以抽调兵力的时候了，毛奇遂向鲁普里赫特和皇太子征求同意，但是他们都激烈的表示反对，于是他就决定只从第二和第三两个军团中，各抽调一个军。塔本此时就以电话通知鲁登道夫说，已经有三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奉命增援第八军团。鲁登道夫说已经无此需要，但是塔本却回答他说：“这些部队是可以抽调的。”第二天他又与鲁登道夫通电话，告诉他只有第十一军和近卫预备军（现在都正在围攻拉穆尔）和第八骑兵师是可以调抽的，而第五军在西战场上还需要它。 鲁登道夫告诉他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会战，这些部队已经赶不上了，所以不必再调动他们鲁登道夫非常担心从西线右翼抽调部队会影响全局。所以他说假使毛奇定要送些援兵来，就应该从左翼方面去抽调。。 似乎这些谈话的内容都根本上不曾向毛奇报告，所以结果他还是命令第二军团抽出近卫预备军；第三军团抽出第十一军和第八骑兵师。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选定这两个军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司令不是皇族贵人。尽管事实上，他们的兵力是已经抽得够多了；第三军和第九预备军调往安特卫普，第七军调往莫布奇（Maubeuge），另外在吉费特和布鲁塞尔又还留下了一些守兵。一总算起来，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右翼，现在已经由三十四个师减到了二十五个师，换言之若加上死伤的数字，已经损失其原有实力的三分之一了。 当施利芬－毛奇计划正在自动的毁灭时，法国人对此当然还是一无所知，由于他们的第十七号计划是已经完全崩溃，而部队又累战累败，所以已经使巴黎城内发生了极大的恐惧现象。虽然如此，在八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当法国内阁举行会议时，首揆费法尼（Vivaini）还在高谈财政问题和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正在这种枯燥无味的讨论中，梅希米跳起脚来高喊着说：“还谈什么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十天之内德军就要打到巴黎了。”于是才决定成立一个军团以来保护首都，并撤换梅希米所不喜欢的米契尔将军（Gen．Michel），而改以加里安尼将军为巴黎卫戍司令。两天之后，梅希米又去职，而由米里兰德（Millerand）出任军政部长。 到底是谁最先想到组成一支防御兵力，以来保护首都，这个问题现在是很难获得一个正确的答案。加里安尼说，他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以前曾经提出这个建议，而霞飞则说这个命令是在那一天上午七时下达的。似乎很可能这个命令是在内阁会议以前，就已经发出了，因为通常内阁会议开会的时间不会那样早。命令的内容是说： “假使我军不能获胜而被迫后撤时，至少应用三个现役军组成一个军团，开入巴黎的设防地区中，以来确保它的安全。” 这个命令收到的时间似乎是在上午十一点三十分。 依照霞飞回忆录上的记载，此时他也正想到了这相似的一条路线。因为在八月二十五日黄昏时，他决定成立了一个新军团，位置在英军的外侧，以便迂回德军的右翼。它的兵力包括着第七军和由阿尔萨斯调来的一个师、由巴黎设防地区所调来的两个师、以及由洛林军团中所调来的两个师。以后他又说在下午九时，才接到军政部长在上午七时所发出的命令，并且说：“我的思想是成立一个军团，以便在亚眠（Amiens）地区中来实行迂回，而军政部长的决定，是要调派三个军去防卫巴黎地区。这二者之间是并无实际上的联系。” 也许这是真话，在那天黄昏时，他颁发了一个第二号“一般训令”（并未注明时间），其内容摘录如下： “由于不可能执行原定计划中的攻势运动，未来的作战应以在我方左翼方面，厚积兵力以来采取攻势为目标。这个兵力将包括第四、第五和不列颠等军团，以及从东线所调来的新部队。至于其他的军团则应尽量牵制着敌军，时间愈长就愈好。” “一个新成立的军团，包括着由铁路运来的部队（第七军，四个师，或许还要加上其他的现役军）应于八月二十七到九月二日之间，在亚眠的正面上组成，位置在多马尔吞－潘桃（Domarten－Ponthieu）至柯尔比（Corbie）之间，或者是在索姆（Somme）河的后面，在皮久格尼（Picquigny）与费勒尔斯－布里吞劳克斯（Nilers－Bretonneux）之间。这个兵团应完成准备，以便大致朝着圣波尔－阿拉斯（St.Pol－Arras）或阿拉斯——巴潘（Bapaume）的方向进攻。” 这个军团即被称为是第六军团，司令为莫努里将军（Maunury），于次日成立。 当第六军团成立的那一天，克鲁克攻击在勒卡托（Le Cateau）的英军，把它逐出了阵地，但却没有追击。霞飞在此时却认清了，假使弗伦奇的两个军若被歼灭了，则第六军团所预定中的迂回运动，即不可能实行，所以他命令朗雷扎克的第五军团——八月二十七日，它位置在瓦兹河（Oise）的正南——发动一个反击，以来减轻英军所受到的压力。此时，毛奇却还盲目的停留在科布伦茨——距离战场在二百哩以外—一对于八月二十八日的行动，下达了下述训示： 法军战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以来使俄军便于采取攻势。所以德军的目的应该是尽量的迅速向巴黎前进，不要让法军有恢复的时间，阻止它成立新的单位，尽量的破坏法国的防御手段。 第一军团应进到塞纳河下游，向瓦兹河以西前进。 第二军团应直向巴黎进发。 第四军团应进到埃皮纳勒（Epernal）。 第五军团应进到凡尔登，并围攻该要塞。 第六和第七两军团则阻止敌军向洛林和阿尔萨斯的前进。 “假使敌军在恩（Aisne）河上，或者后来在马恩（Marne）河上作强烈的抵抗，那么可能就有放弃向西南方的前进，而改向南旋转的必要。” 所以施利芬－毛奇计划还是保持着，但其中却充满了疑窦。 同时，当克鲁克发现了法军的左翼，正在向南和西南的方向退却时，遂马上自己获得了一个结论，认为寻找“这个兵力的侧翼”并把它逐出巴黎之外，是具有决定的重要性。他建议比洛，第二和第一两个军团应“向内旋转”。当他刚刚这样做时，毛奇的二十七日的训令也已经到了，在训令中发现并未将此项运动包括在内。但是他却并未改变原有的方向。八月二十九日，当第一军团与德·阿马德（Gen．D．Amade）将军的支队，在它的右翼上发生了接触时，同时也就听到了敌军在亚眠和莫流尔（Moreuil）下火车的消息。比洛与朗雷扎克之间，发生了吉斯－圣昆丁（Guise－St．Puentin）之战。这又是不具有决定性的，法军溜走了，德军也未追击。此时英军也继续退却。霞飞与弗伦奇会晤，但却无意义。因为直到此时为止，霞飞的参谋长，贝尔提罗特将军（Gen．Berthelot）还不能充分了解德军威胁法军左翼的重要性。 同样的，克鲁克也不曾了解法军从亚眠威胁其右翼的重要性。因为他对于胜利是如此的有把握，所以他甚至于并不向上级报告有此项威胁的存在，又回到他的“向内旋转”的观念。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他正准备作这样的运动。到了下午五点五十五分，他从无线电中知道比洛已经击败了法军，法军正在退却之中。八月三十一日，第二军团将要休息了。 下午六点三十分，比洛发来的电报，要求第一军团合作。其内容如下：“为了获得胜利的充分利益，第一军团若能以乔尼（Chauny）为枢纽，向内旋转以达拉费里——拉昂（La Fere－Laon）之线，实极为必要。”因为这与他自己的观念完全符合，克鲁克马上表示同意，并向总司令部报告如下：“第一军团已经向瓦兹河上旋转，三十一日将进到康宾（Cuompiegne）和罗荣（Noyon），以来扩张第二军团的成功。” 毛奇现在把总部设在卢森堡，对此也表示同意。他的回电说： “第三军团已经向南进到埃纳河上，并向南追击。第一和第二军团所采取的运动，与总司令部的意图相符合。” 诚如比洛所指出的：“这个命令是具有极高度的重要性。似乎它完全不曾注意到自从二十九日以来，敌军即已开始在亚眠、莫流尔（Moreuil）、蒙迪迪埃（Montdidier）和罗依（Roye）下车，而且这支重要的兵力也早已在亚眠以东的费勒尔斯－布里吞劳克斯地方，攻击了第一军团的右翼。” 所以这次的过错，应由克鲁克负责，他对这个攻击根本就不曾提出报告。第二个应负责的人就是毛奇，他距离战场在一百五十哩以外，正好像在柏林是一样的。 当这些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时，施利芬－毛奇计划就可以说是实质上和外表上都已经完全告一结束。八月六日，基钦纳爵士（Lord Kitchener）出任英国的军政部长。他听到弗伦奇的意图是想退到巴黎的西南面，大感震惊。因为这无异于是放弃这个战役。于是伦敦与前方之间展开了电报战，基钦纳本人匆匆赶往法国才制止住了。八月三十一日，德国第一军团向内的旋转运动为一架英国飞机所发现了，而其位置也为一份俘获的命令所证实。这个重要的消息立即报告给霞飞知道。 第二天，九月一日，即迅速的展开了一连串的战斗，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马恩河会战。诚然的，若法方的第六军团未成立，则这个会战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下述的说法也是同等的正确，假使克鲁克不向东旋转，则第六军团的四个师——第七军的两个师和第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师——是可能很容易的被扫开在一边。 在这一天，霞飞要求军政部长把首都置于其直接指挥之下。于是他命令莫努里退向巴黎，把他自己的司令部移到巴尔（Bar－Snr－Aube）并下达了第四号“一般训令”，其内容的重点有如下述： “当第五军团已经逃脱了敌军对其左翼的包围之后，第三、第四和第五这三个军团即应重整攻势。假使环境许可时，第一、第二两个军团中的部分兵力也应在适当时机之内予以召回，以来参加这个攻势。最后巴黎要塞地区中的一切机动性部队也都应参加这个全面的行动。” 这个命令虽然措词颇为含混，但它明确的暗示出来，准备从巴黎发动一个反攻。为什么会措词含混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霞飞对于英军的行动没有把握，因为弗伦奇还正在撤退之中。此时在德军方面，虽然已经知道法国人正在匆匆的把部队向巴黎集中，可是毛奇仍然指示比洛把他的左翼向东移动，以来支援第三军团。这样就使他与第一军团之间的跟离，拉得更远了。 第二天，九月二日，英军仍继续撤退，克鲁克已经放弃了追击，把第三和第九两个军调到卡陶提里来援助比洛。当他采取了行动之后，又马上接到了毛奇的命令，其内容是说：“我军的意图是要想从西南方面上，把敌人赶出巴黎。第一军团应梯次的跟在第二军团的后面，并负责保护我军的侧翼。”克鲁克在他的《向巴黎进军》一书中曾作下述的批评：“最高统帅部似乎仍然坚信，对于一切在首都要塞线以外的作战，都不必把巴黎的守军计算在内。”他不但没有停止，改行担负其侧卫的新任务——他已经进到了第二军团的前面，相隔有一天的行军距离——反而把毛奇的命令摆在一边，而继续向卡陶提里推进，换言之对于巴黎是越走越远了。 此时，当莫努里将军退向巴黎时，霞飞又向他的军团司令们下达了一个密令，告诉他们应大致站住在潘特－梅里－阿尔西斯－布林尼－贾维尔（Pon－sur－Yonne－Mery－Sur－Seine－Arcis－Sur－Aube－Brienne－le－Chateau－Joinville）之线上，然后再采取下述的行动： 从南锡和埃皮纳勒的军团中，抽出两个军来增援右面的军团。 在这个时候，全线上应采取攻势。 在蒙提流（Montereau）与米仓（Mdun）之间，把所有可以动用的骑兵，用来掩护我方的左翼。 要求英军参加这次行动： （一）据守从米仓到爵维赛（Juvisy）之间的赛纳河防线。 （二）当第五军团采取攻势时，也从该段正面上跃出；同时巴黎的守备部队应向毛克斯（Meaux）方向采取行动。 这个命令中的惟一特点即为要退到贾维尔，换言之即放弃凡尔登，这是一个总枢纽，所有在左方的行动都是绕着它旋转的。假使这个要塞被放弃了，则霞飞的正面即将被切为两段，于是任何从巴黎的出击也都不能挽回这个情况。对于霞飞而言，可以说是很幸运，因为在八月三十日接替了鲁弗里出任第三军团司令的沙莱尔将军（Gen．Sarrail）把这个命令摆在一边，他不但没有撤回他的右翼，而且更坚守着凡尔登，只把其左翼向后撤回了十五哩，直到它面对正西为止。于是这样的使第三和第四两个军团之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德国皇太子的第五军团即从此透入，并作侧面的攻击。 从这个九月二日的密令上看来，表示霞飞的心灵上还是掩盖着一层迷雾。虽然如此，当毛奇在卢森堡安坐着不动时，霞飞却不断的在采取行动。至少他是有为而不是无为，感谢沙莱尔的努力，终于使他对于周围的情况逐渐有所了解。当他的右翼还坚守着凡尔登，而他的中央部分也未被逐回，那么把他的左翼向前旋转不也是可能的么？ 当他刚刚注意到这一个侧翼上的时候，有两件事又相继发生了：（一）他命令德斯佩雷（Franchet D'Esperey）代替了朗雷扎克，出任第五军团司令，他可能是法国诸位将军中的最能干的一个。（二）他才开始注意到加里安尼。说起来似乎很奇怪，一直到此时为止，霞飞还始终不曾把他的意图告诉加里安尼，因为某种无法解释的理由，加里安尼在这一天还只接到霞飞的第四号“一般训令”。加里安尼于是立即考虑到把第六军团，推进到毛克斯的问题。快到正午时，他才第一次知道克鲁克的向东旋转，于是他要求关于莫努里军团的指示，并建议应该把该军团推到马恩河以北，并向乌尔克（Ourcq）河前进。霞飞回答他说，他这一部分的兵力从现在起，随时都可以向东北方推进，以来威胁德军的右翼，并鼓励英军的士气。可是此后，霞飞的心灵上又突然的为厚密的疑云所掩盖着，他写信给米里兰德说： “作为是联军中的一分子，我们的职份是坚持下去，争取时间，并牵制住最强大的德军兵力。所以我的决定是再等几天才发动会战。休息我方的兵力，以来准备与英军和巴黎要塞的机动守备部队一同展开最后的攻势。” 这些话的意义就是先作一个消耗性的战斗，最后才继之以一个攻击，其时间则尚未确定。此时克鲁克撞上来了。他对于九月四日的命令是说：“第一军团在明天仍继续其越过马恩河的行军，以来迫使法军向东退却。假使英军作抵抗，也应将他们逐退。”同时，比洛相信法方第五军团也已经在溃败之中。 尽管有这些玫瑰色的看法，在第二天，卢森堡方面却又开始表现出来神经质的现象了。德军总部决定了把第七军团的司令部和两个军从左翼方面调到右翼方面。此时克鲁克仍继续前进，在他的右翼方面，他的第四军已经与莫努里的巡逻队发生了接触，使他相信在他们的后面是不会有太多的兵力。 在联军方面，并不像霞飞所假想的，会战尚有几天的距离，而实际上是已经迫在眉睫了。霞飞仍然还在想采取守势，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第九军团，由福煦出任司令，位置在第四和第五两个军团之间，于是他才转回到攻势的观念，于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用电报向弗伦奇询问，英军是否已经准备就绪，能否于明日参加会战。同时他也发了一个同样的电报给德斯佩雷。 当霞飞告诉加里安尼和莫努里，应与弗伦奇保持接触时，他们就于下午三时，到米仑的英军司令部去访问他。恰好弗伦奇不在，于是只好暂时与弗伦奇的参谋长，默里爵士（Sir Archibald Murray）约定如下：当九月五日第六军团前进向毛克斯时，英军应向后退以空出必要的空间；在九月六日或七日，英军应在它的右翼上旋转达到朝东的位置，其左端与第六军团连接起来。于是当法方第五军团守着正面时，英军与第六军团应攻击德方第一军团的右翼。 当弗伦奇回来之后，即批准了这个计划；但不久之后，他的副参谋长威尔逊将军（Gen. Sir Henry Wilson）又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其经过如下： 德斯佩雷也希望与弗伦奇会晤，就启程往布内（Bray－Sur－Siene）。下午三时，他在那里与威尔逊会晤了——弗伦奇已经离开。他向威尔逊解释着说，德方第一军团现在是挂在半空中，它的交通线是暴露着的，而且也与第二军团丧失了接触。于是他建议采取下述的行动： （一）九月五日，第五军团应采取西查尼（Sezanne）到普罗芬斯（Provins）之线，并准备向西查尼到考尔塔森（Courtacon）的正面进攻。 （二）第六军团应进到了乌尔克河上（Ourcq），并向德方第一军团的侧翼和后方进攻。 （三）英军应与法军合作，填塞第五和第六两个军团之间的空洞，其轴线指向蒙特米内尔（Montmirail），而其右翼则由康纽（Conneau）的骑兵来加以掩护。 他立即把这些建议用电报报告霞飞，而威尔逊则携带着它们去见弗伦奇，现在弗伦奇却感到犹豫不决，一事不做了。当这个电报达到时，加里安尼也用电话告诉霞飞说，他已经准备行动，但英军的合作却是必要的条件。半点钟之后，即在下午十时，霞飞发出了其第六号的“一般训令”，其要点为九月六日，应向克鲁克军团的暴露侧翼攻击。其主要项目如下： （一）第六军团应越过乌尔克河，并向卡陶－提里的方向前进。 （二）不列颠军团，在强吉斯－考隆米尔斯（Changis－Coulommiers）的正面上，面向东方，并准备向蒙特米内尔的方向上进攻。 （三）第五军团，在考尔塔森－艾斯特尔尼－西查尼的正面上，并准备从南向北进攻。 （四）第九军团掩护第五军团的右翼，并据守圣贡德（St．Gond）沼地的边缘。 （五）第四军团坚守在原地不动，并与第三军团保持接触。 （六）第三军团的右翼退守，其中央和左翼则应攻击正在阿根尼（Argonne）河以西行军中的敌人。 这真是很够奇怪，在观念上这又是一个“坎尼”式的计划。当法军的中央部分——第五、第四和第九三个军团——在一个大口袋中，挡着德方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三个军团时，法军的两翼则向兰斯（Rheims）合围。左翼为法国第六军团和不列颠军团，右翼为第三军团。前者向东攻击德方的第一军团；后者向西攻击德方的第五军团。 那一天夜间，加里安尼命令莫努里在弗伦奇一决定合作之后，即马上准备攻击。 在法军的总部内一切都在活跃之中。而毛奇本来是一向严格遵守其叔父的不干涉主义，但当他一再接获报告，说法军正陆续用火车运往巴黎时，遂开始怀疑这种主义是否仍能适用。最后他对于其右翼的安全很感到焦急，遂于九月四日下午七时，命令塔本用电报发出下述的命令： “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仍应面对巴黎的东面。第一军团，在瓦兹河与马恩河之间，应占领在卡陶——提里以西的马恩河上各渡口；第二军团，在马恩河与赛纳河之间，应占领在罗根特（NNogut）与米内（Mery）之间的赛纳河上各渡口，上述两地也在内。” 九月五日上午七点十五分钟时，第一军团接到了这个命令。上午十一时，指挥担负第一军团侧卫的第四预备军的格罗劳将军（Gen．Von Gronau）怀疑敌军是集中在他的西面，遂向蒙提昂（Monthyon）山地攻击，使法方第六军团的前卫受到了奇袭。后者是该日上午才前进的，当即被逐回。这样遂展开了马恩河会战的序幕；照法国人方面的看法，似乎觉得还嫌太早，因为联军仍未完全准备就绪。 于是接着就是一场顽强的战斗，当格罗劳发现他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时，遂退回了六哩，但法军却并未追击。当克鲁克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即立即调转他的第二军，军长为林辛根将军（Gen．Von Linsingen），命令他赶往增援。 在这个决定作出不久之后，毛奇的一位参谋，亨特希中校（Lt-Col Hentsch）也到达克鲁克的司令部。克鲁克原先一向以为在他左方的各军团，都是在乘胜前进之中，现在听说因为法军方面，正在利用铁路把兵力从东面向巴黎调动，所以第五、第六和第七这三个军团都已经暂停前进，而且更有考虑全线撤退之必要时，遂不免感到大吃一惊。 此时，霞飞对于弗伦奇的意图深感焦虑。遂于下午二时，到米仑去亲自访问他，在向弗伦奇解释了英军有合作之必要以后，霞飞在结束他的话时，强调的说：“元帅先生，法国要求你的支援。”弗伦奇想用法语来回答，但是他却辞不能达意，于是他向旁边的一位英国军官说：“糟透了，我说不出来。告诉他凡是他的人能做的事情，我们的人也都能做。”这样就建立了最后的合作，于是霞飞遂向他的部队发出下述的文告： “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一个会战，这是我们国家命运所系的一战。所以应该告诫所有的人员，撤退的阶段是已经结束，现在我们应该竭尽一切的努力，以来向敌人进攻并将他们逐回。凡是不能再前进的部队，就应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们所已经克服的地面，宁可死在原地而不退让。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之下，任何示弱的行动都是不能容忍的。” 以莫努里军团领先部队的奇袭为开端，马恩河会战是注定了要延长达七天之久，从凡尔登到森里斯（Senlis），在整个西线上都是战潮起伏，缠斗不休。它包括着许多个战斗，此处所详细分析的仅以限于德军右翼方面为主。它们可以分为乌尔克之战，两个莫兰河（Morins）之战和“缺口”之战。 先说到乌尔克之战，九月五日的战斗在第二天由林辛根继续进行，他是在上午五时达到提尔普特（Trilport）。尽管他这个军已经作了长距离的行军，他在六个钟点之后就把它投入了战斗。不久，沿着法国第六军团的整个正面上展开了激战此时莫努里似乎一共指挥了十五万人。 尽管战斗颇为激烈，克鲁克还是并未认清情况的严重。虽然如此，因为接到了林辛根的紧急求援报告，他就又派阿尔林（Von Arnim）将军的第四军前进，它于九月七日清晨到达。但是到了这一天情况就变得很危急了，于是克鲁克遂命令他的另外两个军——第三和第九军——也转过头来（注：在九月六日黄昏时，从一个战俘身上找到了霞飞的命令，德军才知道这个攻击的严重性）。从以后的事实上看来，这个决定是具有了决定命运的后果。因为当这两个军奉命召回之际，他们为了掩护第二军团的右翼，正在与法方第五军团之间发生战斗。所以当他们撤退时，不仅暴露了这个侧翼，而且同时也增大了这两个军团（第一及第二）之间的宽广缺口。此外，诚如比洛所指出的，他们的撤退也提高了法方第五军团的士气。 克鲁克撤回第三和第九两军的决定，事先并未与比洛和毛奇磋商。这不仅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归比洛节制，而且毛奇也已经丧失了一切的控制权。从九月五日到八日之间，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不曾给与任何一个命令。 这一天，莫努里的地位也已经十分的危险，于是加里安尼搜集了巴黎的出租汽车一千二百余辆，来赶运援兵给他。九月八日，莫努里企图迂回敌人的右翼，但是并未成功。等到第三和第九两军快要到达时，克鲁克遂决定在次日迂回法军的左翼。他认为可以获得一个迅速的胜利。但是命运之神却作了不同的判决，在这长达三百哩的战斗正面上的其他部分，又出了新的乱子。 当乌尔克之战刚刚开始时，克鲁克的第三军，军长为罗周将军（Gen．Von Lochow）；和第九军，军长为奎斯特将军（Gen．Von Quast），还正在继续执行毛奇的命令，保护第二军团的右翼。突然的遭到了意料之外的猛烈轰击。他们完全不知道战潮是已经逆转了。他们本来认为法方的第五军是已经被击败了，现在却又向他们攻来。罗周和奎斯特匆匆调动兵力迎击，不久沿着全线上都展开了激战。这两个军面对着德斯佩雷左翼的三个军——第十八、第二和第一军，而法方的第十军则在右翼方面作战。法军在这一天之内大约进展了一哩的距离，但到了夜幕低垂时，终被阻止，奉命挖掘堑壕。第二天他们继续向蒙特米内尔的方向进攻。 虽然比洛自己的兵力是站住了，但是情况却已经很严重，有退到小莫兰河（Petit Morin）后面之必要。九月七日到八日之间的夜里，德军开始退却。换言之，就是放弃了毛奇九月四日的命令。一直等九月八日，法军才又与德军发生了接触。到了此时，第三和第九两军已经接到了克鲁克召回他们的命令，开始向乌尔克河上转进了。在这一天当中，法军作了几次正面性的攻击，但均被击退，到了九月八日到九日之间的夜里，法方第十八军的军长，德·莫德胡将军（Gen. de Maud'huy）在蒙特米内尔以西，攻占了马尔查斯（Marchais－en－Brie）。诚如台格先生（Mr．Tyng）在其《马恩河战役》一书中所指明出来的，这个成功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占领使得蒙特米内尔陷于无法防御的情势中。由于这个城镇现在已经受到西面敌军的完全控制，比洛遂命令他的第七和第十两个预备军，退回到马尔格尼（Margny－le－Thoult）之线，这个阵地是自北向南的。这也就是向东退了十公里，使德方第二军团的右翼改为向西而不是向南。从此比洛与克鲁克之间的缺口，遂再无填塞的可能性了。 对于德军而言，其最大的胜利机会就在于能否突破福煦第九军团的正面，它是沿着圣贡德沼地，从费仑纽夫（Villeneuve）以达松米索斯（Somonesous）。若能突破该正面，即可以迂回第五军团的右翼，而迫使它撤退。九月六日，豪森将军已经发动他的第三德国军以来攻击福煦。九月八日上午三时，他奇袭了福煦的右翼，把它逐回，并占领了弗里康皮罗斯（Fere Canpenoise），但却未能达到突破的目的。虽然据说幅煦曾经如此的报告霞飞说：“我的右翼受到了强大压力，我的中央已经退让，不可能作迂回运动。情况极佳。我正在攻击中。”事实上的真象并非如此。诚然的，他曾经一连串的发出攻击和反攻的命令，但结果是毫无作用，因为他的人员是已经精疲力竭了。 当莫努里迫使克鲁克把他的整个军团，都吸引到奥尔奎河上时，德斯佩雷也强迫比洛向东北面退却，于是弗伦奇率领着他的三个军，谨慎小心的爬进了克鲁克与比罗之间的缺口中，可以说是不知不觉的创出了一个所谓“马恩河的奇迹”。又诚如皮里夫（Pierefeu）所云：“弗伦奇挽救了这个局势，但自己却还莫明其妙。” 九月六日，弗伦奇开始向一个几乎是真空的地区中前进。因为在前一天的夜间，克鲁克已经撤走了他的第二军，到了六日清晨，第四军也随之而撤走了。在英军前面所留下来的兵力就只有马尔维茨将军骑兵军中的两个师，以及一些轻步兵和自行车营。弗伦奇还是慢慢的探路前进。第三军，军长普尔特尼（Pultency），在左；第二军，军长史密斯－多林（Smilh－Dorrien）在中央；第一军，军长海格（Haig），在右。第二天，比洛撤退，而克鲁克的第三和第九两个军也奉命北进，于是英军第二和第三两军渡过了大莫兰河（Grand Morin），而其第一军则滞留在洛佐（Rozoy）附近。在战史中从来没有比这一次更需要速度的，可是弗伦奇虽然是一个骑兵出身的军官，却并不曾催促他的部下赶紧前进。九月八日，经过了一些抵抗，英军渡过了小莫兰河，并继续向马恩河上前进。在三天之内，英军一共只前进了二十五哩。因为它是已经站在德方第一第二两个军团的缺口上，所以只要再向前走一步，即可以切断德军头部与身躯之间的联系。 霞飞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在那天下午八时七分，命令他的第六军团，把德军控制在乌尔克河上，而英军则应在罗根特（Nogent－le－Artaud）与拉费尔特（La Ferte Sons－Jouarre）之间，渡过马恩河，并攻击克鲁克的左面和背面。同时也指示第五军团应掩护英军的右翼。 此时，在卢森堡的毛奇又在做什么呢？因为他所接获的情报都是足以使他感到异常焦急的，他就命令亨特希中校去访问右翼方面的五个军团，以求获知其正确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他和他的任何幕僚人员都不曾梦想到有全面退却之必要。虽然情况是如此的严重，对于亨特希实有给予书面训令之必要，可是他却只受到了口头的命令。他说：“参谋总长曾经授权给我，如必要时，可以命令五个军团退到费斯里河（Vesle）的后面，沿着在阿尔果尼以北的高地上。在必要时，我有全权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来发布命令。” 亨特希这个人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于九月八日上午十一时，离开了卢森堡。他首先访问第五、第四和第三这三个军团，于下午七点四十五分，才达到了设在蒙特莫尔特（Mont mort）的第二军团司令部。在那里他与比洛会谈，后者相信第一军团的撤退已经无可避免，而他自己也已经决定撤退第三军团。 九月九日上午七时，亨特希出发往齐兹（Chezy），那是第一军团司令部的所在地，虽然相隔不过二十五哩的距离，可是因为沿途受到部队运动的影响，直到正午才到达。他一路所看到的都是混乱和丧失了秩序的现象，这其实是一个正在撤退中的军队后方所常见的现象，但却增强了他的悲观思想，好像是暗示着说局面已经无可挽回了。当他发现克鲁克不在司令部中，他就与他的参谋长库尔将军（Gen．Von Kuhl）谈论当前的情况。正在这个时候，第二军团方面有一个电报送来，说他们已经撤退了。亨特希知道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之间的缺口，已经放宽到了三十哩以上，而且英军也已经进入了这个缺口。于是他就想到毛奇的授权，遂命令第一军团撤退。这个行动并未事先获得克鲁克的批准，虽然事实上，他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亨特希曾经获得这样的授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里却有一个极重要的关键，他只能向克鲁克本人下达这个命令。他并不曾这么做，由此即可以想见在德国的参谋本部军官具有太大的权威，简直侵越了指挥官的权力。似乎克鲁克始终不曾与亨特希见面，而当他知道了这个命令之后，却无条件的接受了，尽管他本人是具有较好的判断，也许他是不敢违抗这个伟大的参谋本部。虽然他并不知道在他右面的法军是已经在想撤退，但是他却应该已经注意到在缺口中英军的进展实在是太迟缓而且缺乏联系。假使他不理会亨特希的口头命令，而遵照“若有疑惑即应出击”的原则行事，那么不仅可能已经逐退了莫努里，而且也足以使英军的行动瘫痪，并诱使比洛与他一同前进。诚如戈尔里茨（Gorlitz）在其《德国参谋本部》一书中所说的，这就正是塞德里茨（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所采取的行动，可是这一类的事在威廉二世的时代中，似乎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这个施利芬－毛奇计划是参谋本部所拟定，也是它所指导的，而最后也终于断送在它的手中。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将道已经腐化了。九月十一日，毛奇到前线上去视察他的各军团司令部，这还是这个战役中的第一次。当他回去的时候，就患了重病，不久就由法尔肯海因将军（Gen．Von Falhenhayn）接替了他的位置。 坦能堡和马恩河都要算是决定性的会战——前者为战术性的，而后者则为战略性的。前者除了提高兴登堡的地位，使德国参谋本部认为迅速击败俄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以外，就再无其他的战略性结果。但反过来说，在这一战中，若是俄国人战胜了，那么对于德国和欧洲的影响就可能会十分的惊人了。对比的说来，马恩河会战在战术上却只能算是一个局部性的成功，但其战略性的结果却是十分的巨大，所以艾德蒙爵士（Sir Edmonds）在他的大战史中，认为霞飞的胜利要算是世界上决定性会战之一，似乎并非夸语。这就是说德国人已经丧失了其先击败法国再转身过来对付俄国的惟一机会。 其原因之一，就是布洛克所预言的，机动性战争迅速的退化成为围城战。在无限多的堑壕掩护之下，主动之权遂由参谋本部的手中，移转到了双方工业势能的身上。在这种势能较弱的方面，像俄国的情形，机动性战争的机会虽然已经减少，但却还有可能性。在这种势能较强的方面，例如英国和法国，这种机会就会完全不存在了。所以在西线上的决定性战果逐渐的不靠军队，而要靠工业来寻求了；此外还有海权，它可以保护和切断工业上的资源补给。诚如布洛克所已经预言的，最后的仲裁者将会是“饥饿”。 更深入一层，在施利芬计划中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假使德国人早知道了，则可能会阻止它投入战争——除非是它能获得英国的支援，或是使它确保中立。这个错误是从其两面战争的对象上产生出来的。假使这个冲突只限于法俄两国，那么德军若能依照施利芬计划，则在六个星期之内是可能把法国击碎，然后再设法与俄国之间寻求一个妥协的和平。可是在一九一四年的八月间，德国人在西战场上的敌人已经不只是一个法国，而且也包括英国在内。虽然在这种环境之中，英军是可能与法军同归于尽，可是英国的领土完整却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于是就引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管施利芬计划是如何的成功，它是否能使战争就此告一结束，似乎还有待考虑。历史性的答案是“否”！正好像拿破仑的时代一样，英国人仍然会继续打下去，直到它再建立了另一个同盟，获得了胜利时才停止；要不然就是英德双方都已经而临着经济性的崩溃，于是一个依照英国传统路线的和平谈判可能会结束这个战争。 还是像过去一样，当英国投入一个欧陆性的战争时，历史上的教训就会告诉我们：只要它仍然控制着海洋，则其疆界就会是不可以攻击的，并且海上的交通也就能够确保。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欧陆性国家，不管它的陆军兵力是如何的强大，却还是无法从英国的手中把主动权夺了过去。一九一八年，德国失败一次；一九四五年，它又再失败一次，这都是没有认清这一条真理，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