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钮先钟 投笔从戎 阿修比 阿修比 普法战争的主因为，一方面普鲁士有统一全日尔曼的决心；另一方面法兰西也有阻止这种统一的决心。此外再加上高卢与条顿之间的积年仇恨。日尔曼以法兰西为邻，可以说是很少有几个国家曾经有过这样恶劣的邻人。从一六七五年到一八一三年之间，法国人侵入日尔曼的次数不下十四次之多——平均是每十年一次。许多世纪以来，法兰西都是以“大国”（La grande Nation）自居，在欧洲它始终是一个支配性的强权，因为它经常怀有一种隐忧，害怕它的荣誉会有黯淡之一日，所以遂使这个民族养成一种多感易怒的脾气。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欧洲的政治基础已经发生了动摇，权力由国王的手中移入了议会和政党领袖的手中。舆论和人民，财政界和工业界的利益都可以左右世局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战争的近因实际不只是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而已。虽然如此，却还是值得详细叙述的，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足以说明在民主的时代中，战争是如何触发的。 一八六八年九月间，西班牙舰队叛变，结果使女王伊沙贝拉二世被放逐，而由普利姆元帅（Marshal Prim）出面摄政。因为西班牙的人民都不欢迎共和政体，所以普利姆把这个王冕献给许多外国的王子，可是结果却都遭到了拒绝。最后在一八七〇年二月间，他与俾斯麦作了一个秘密的谈判，后者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候选人，霍亨索伦——希格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zen）的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Leopold），他是普鲁士王室的远亲。普利姆与这个亲王发生了接触，后者同意接受，但以能先获法皇和普王的同意为条件。普利姆就写信给威廉一世，他接到这封信之后，大为惊异，因为他对于这个秘密谈判事先毫无所闻。他立即通知普利姆，提出强烈的反对。可是俾斯麦与普利姆之间仍继续谈判，突然的在一八七〇年七月三日，这个秘密为西班牙报纸“回声报”（Epoca）所泄露出来了。路易·拿破仑所感到的惊异，甚至于比威廉还要厉害，他立即向普鲁士和西班牙提出强硬的抗议。巴黎的报纸更发表了激烈的社论，高谈查理士五世帝国的复活。巴黎的歇斯底里现象已经达到了最高潮，所以在七月五日，有一位法国的政客，范兰特（Edouard Vaillant）在他的日记中这样的写着说：“照我看这就是战争，或者是已经十分的接近了。”次日，法国皇帝召集国务会议，讨论到动员的问题。由于法国外长，格拉蒙特公爵（Duke of Gramont）的建议，决定派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尼地提伯爵（Count Benedetti）到艾姆斯（Ems）去谒见正在那里避暑的普王，要求他劝诱利奥波德放弃这个候补权。 七月九日，威廉接见了贝尼地提，告诉他说并无意鼓励利奥波德承继王位，而这个问题只是与马德里有关。因为这个答复未能使路易拿破仑感到满意，所以格拉蒙特用电报通知贝尼地提说：“我们要求国王禁止该亲王坚持他的候补权。”当贝尼地提向威廉提出此项要求时，威廉大感怒恼，虽然如此，他还是允许贝尼地提直接打电报给利奥波德。当时利奥波德本人正在瑞士，这个电报由他的父亲接着了，他立即回电说，他以他儿子的名义撤回这个候补权的申请。因为他是这个王族的家长，所以他是具有这个权力的。当威廉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大感欣慰，以为这个事件是已经结束了。但是法国皇帝的想法却与他不同，他命令格拉蒙特训令贝尼地提再去谒见普王，要求他保证禁止利奥波德以后再提出这个承继权的要求。 七月十三日上午九时，贝尼地提在艾姆斯的公园中，遇见了威廉，后者很有礼貌的与他打招呼。国王说他看到日尔曼的报纸上，已经载出了利奥波德放弃候补的消息，他很感到欣慰。于是贝尼地提即向他提出路易·拿破仑的新要求。威廉答复他说：“我的表兄弟都是有荣誉感的人，当他撤回了一件要求之后，以后就决不会再提出来的。”说完之后，他就结束了这次谈话。 当俾斯麦听到了这些经过之后，他就通过其驻在艾姆斯的代表，要求国王停止这种不正常化的个人会晤，而改采取经过使节和外交部的正常外交程序。普王表示同意了，但是由于格拉蒙特的催促，贝尼地提又要求再谒见普王。威廉遂拒绝接见，并把经过情形写了一个报告送与俾斯麦，让他去决定应否通知大使馆和新闻界。 俾斯麦在七月十三日的黄昏时接到了国王的文件，因为国王既已允许，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加以公布，他把它缩成一个节要，其内容如下：“因为法国大使在艾姆斯，曾要求国王致电巴黎表示保证这个候补权要今后决不再度提出，他陛下已经拒绝再接见该大使，并派武官通知他不再与他接触。” 所以说俾斯麦伪造“艾姆斯电报”之说是完全不正确的。他只不过是把国王的原件缩成电报的形式而已；不过无论如何，他却不曾把原件公布，这却是事实。他已经知道法国有挑战的趋势，诚如他以后所说的话：“我们要让敌人先动手，这是十分必要的。假使我把这个草稿交给新闻界，再用电报通知各大使馆，则在巴黎马上就会被人知道了。于是对于高卢野牛所产生的效力，就会像一面红旗一样的灵验。” 这个电报在巴黎公布了之后，法皇立即召开国务会议，当正在考虑时，贝尼地提的报告也送到了。其内容要比俾斯麦的电报远为温和。格拉蒙特为了想避免战争起见，建议召开一个欧洲会议，以来禁止各王族接受外国的王位。虽然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可是皇后却不表同意，于是被搁置了起来，而且也更无其他的办法提出。接着，巴黎的群众开始鼓噪了，原来被禁止的马赛曲，又高唱了起来，并且高喊着“战争万岁，打倒柏林！”的口号。尽管提尔斯（Thiers）和甘必大（Gambetta）都提出了警告，可是法国国会却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平衡，在群情愤激之下，很快的陷入了战争。七月十九日，法国正式宣战。 法国一向希望奥意两国能做它的同盟国，在一八六九年，即曾向两国提出要求，但仅获得空泛的答复。一直等到风雨欲来之际，路易·拿破仑才派了一个私人代表，到维也纳去谈判同盟条约，七月二十日，当战争已经宣布之后，所获得的回答却是“中立”！丹麦也表示中立，英国一向就是反对战争的，这一次也更无支持法国的意图，尤其是在七月二十五日，俾斯麦有一封“读者投书”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其中揭发了法皇在一八六六年所拟定的兼并比利时的秘密计划。 所以法国是处于孤立的地位。更坏的，是自从一八一五年以后，他们在精神上就是靠拿破仑的神话来维持的，他们迷信的认为法国是无敌于天下。这种幻想使大家看不清楚实际上的腐化情形。他们已经只剩下了一个躯壳，而没有灵魂。军人们对于他们的英勇传统非常感到自负，可是在政府、行政、指挥、指导、准备、科学、技术各方面都已经落后，而且也无人加以注意。陶乔将军（Gen，Trochu）的说法也大致相同：“自从一八一五年以来，每一次的革命都只是激发了野心，挑拨了竞争，人们对于是非黑白已经丧失了认识，而自私自利的心理代替了爱国心和公益心。” 法国的皇帝和大臣，居然会生活在这个“愚人的天国”中，对于现势无所了解，这实在是一个怪事，因为当时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费尔中校（Lt-Col．Stoffel）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他对于普鲁士的现状观察得颇为精细，而且还不惜用法国的情形来作为比较。他的报告是极有意义的，所以值得加以引证如次： 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在做礼拜的时候，牧师们首先祝福的对象即为国王和陆军，其余的还在其次。反之，若与法国作一个比较，则陆军已经变成了乌合之众，其精神和纪律是日在退化之中。” 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 “我认为下述的要点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一）战争是无法避免，只要一个偶然事件即可触发。 （二）普鲁士并无攻击法国的意图；它并不会求战，而且还会尽量的避战。 （三）但是普鲁士却是具有远见的，当它看到战争既然无可幸免，所以它就已经开始作一切准备，以免当不幸事件发生时，会受到奇袭。 （四）由于轻浮和不慎，尤其是对于世局缺乏认识之故，法国似乎不像普鲁士那样的具有远见。” “反观法国的情形又是怎样？一个国会自以能代表人民为号召，可是所代表的全是轻浮不实的坏风气，他们用美丽的修词学来掩饰他们的无能。他们自命只有他们才关心国家的福利，为了获得表面上的人望起见，为了一名兵额，一个法郎，都要与政府发生争论。他们只想削弱法国，他们要把法国出卖给强敌。舆论界也只是祖尚虚浮，他们的言论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只是咬文嚼字，而并无真正的了解，他们所重视的是党派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法国人嘲笑一切的东西，所有一切的美德都不再为人所尊敬，例如道德、家庭、爱国心、荣誉、和宗教，都完全变成了讽刺的对象。这难道不是真正衰颓的象征么？” 以上所云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这不是外国人的看法，而是出于法国人的手笔。他们的陆军在阿尔及利亚、克里米亚、中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也都反映出来这种象征。他们看不起他们的军官，盲目的相信法国军人的精神，是可以无敌干天下的。在一八五九年的索尔费里罗之战中，他们就已经认为将领们是无足轻重的，而这种精神又受到民主化舆论界的鼓励。 在普鲁士的情形是完全不同。陆军是贵族化的，而不是民主化的，自从威廉一世即位以来，他就决心使他的愿望兑现，使陆军与国家合而为一。自从在阿尔穆兹签订了辱国条约之后，普鲁士参谋本部即已采取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来当作是它的军事圣经。因为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一切战争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战争论》一书的广大影响，所以我们应将其中重要的教条，撮要的列举如下： 首先要说的就是战争和政治的关系： “战争为国家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续而已。” “战争不仅是一个政治行为，而且还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工具，为政治活动的一种延长。” “战争只是政治活动中的一部分，所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战争不就是政治思想的另外一种的写法和语言么？” “假使战争是属于政策的，那么自然应具有它的性格。” “假使政策是广大而有力的，则战争也将是一样。” 第二点，就要说到战争的本质： “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大规模的决斗行为而已。” “让我们不要听到说将军可以不流血而征服。” “战争是一种发展到其最大限度的暴力行为。” “我们的目标是指向敌人权力的毁灭。” “所有一切战斗的真正目标即为毁灭敌方的军事力量。” “战争愈激烈，则仇恨和敌意的发泄也就愈大。” 第三点，这样就说到了攻击： “只有一种战争的形式——即为向敌人的攻击。” “战斗为战争中的单一活动。” 第四点，再说到数量优势的要求： “最好的战略是总要居于强者的地位。” “一个战争是必须要用国家权力的全部重量来打。” “在文明化的欧洲，一个人民的战争是十九世纪的现象。” 第五点，战争又要求有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优势： “勇敢为最高的美德。” “主要的素质为指挥官的才能，军队的军事德行，它的民族意识。” “在战争中再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东西。” 第六点，关于战术方面有： “在现有时代中的战争内，火力的毁灭原则已经达到最高的效力。” “战争中的防御形式，就其本身而言是较强于攻击，但是它却只有消极目的。” “攻击是积极的意图，防御则为消极的意图。” “只有伟大而普遍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 最后第七点，说到组织方面： “战争是分为准备与行动两部分。” “在战争中一切的东西都是极简单的，但是最简单的东西也最困难。” “战争不属于艺术和科学的领域，而是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 虽然毛奇是服膺克劳塞维兹的观念，但他却并不盲目的跟着他走，而只是把他的理论来适应他那个时代的条件。这些条件与拿破仑时代的是大有不同，而战争论却是以拿破仑战役为基础的。铁路已经使后勤方面发生了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体形增大了，所以更需要有高度训练的参谋本部，此外，克尼格雷茨的混乱使毛奇所受到的惊惧，其程度并不亚于伟大侧翼攻击的成功，所使他感到惊喜。早在一八六一年，他就认为步兵从正面是无法攻击的，并且把一道水沟来比拟一个开阔的平原；认为这是不可能冲过的。在一八六六年以后，他又认清了一个在静止状态中射击的人，要比那个一面前进一面射击的人占了上风，所以对于拿破仑的会战前集中的原则，又可以用会战中集中的原则来加以补充。此外，拿破仑的透入大战术，应该由决定性的侧翼攻击来取而代之。 一八六九年，他颁发了一套“对部队高级指挥官的训示”其中有下述的两段： “一个非常巨大的部队集中，其本身就是一种祸害。集中在一点上的军队是难于加以补给，无法实行舍营；它不能行军，它不能作战，它不能长时间存在；它仅仅能够战斗。” “在作战时，应尽可能的分开，只有在决定性会战时，才作适合时机的集中。这也就是大部队将领的任务。仅从正面的攻击上，是殊少有成功的希望，而失败的机会却可能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必须向敌方阵地的侧翼上迂回。”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毛奇所从来不曾寻求解决的，即使普鲁士步兵获得一种最有效的来复线式的步枪。他们所使用的“追西式针发枪”，虽然也已经改良，但却是从一八四一年就用起的。在一八六六年的战争中，奥军所用的前膛式罗仑兹（Lorenz）来复枪，在射程上就已经比它超过远甚。不过因为它可以在蹲伏的位置上，作迅速的装弹，所以仍然是一个优势的兵器。虽然如此，假使当时奥军对于他们的来复线野炮，若能作更好的使用，则这种优势即将大打折扣了。奥军一八六三年即已采用这种野战炮，用霰弹射击时，有效射程可达五百码，换言之与针发枪的有效射程可以相等。毛奇对于这一点是很感到欣赏，因为他知道法国步兵所用的是“Chassepot”式的后膛来复枪，是可以瞄准到一千二百公尺，即为针发枪的一倍，所以他希望用普鲁士的铁质后膛野炮，以来抵消这种劣势，后者是比法国的青铜前膛要优秀些。法国人为什么还保留这种旧火炮，其原因为他们袖口里正藏着一种秘密的新武器。那就是李费依（Reffeye）的机关枪（mitrailleuse），它有二十五支枪管，可以瞄准到一千二百公尺，每分钟能发射一百二十五发。法军正计划用它来代替霰弹，但是为了保密的缘故，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才发给军队，据李费依自己说，在使用时是“完全像呆子一样”。 双方的主要强弱并不在他们的兵器方面，而是在他们的参谋本部方面。在法国方面，我们过去已经看出来了，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参谋本部，实为拿破仑一世最后失败的主因。可是在一八一五年以后的法国，还是很少有人认清了这一点。所以当战争在一八七〇年爆发时，我们发现在第二帝国中的参谋本部军官，都是一些刀笔之吏，不是少不更事之徒，与军队完全没有发生过接触；就是长胡子的老人，一天到晚忙于例行公事。像巴则尼元帅（Marshal Bazaine）因为不信任其参谋本部人员，甚至于禁止他们进入战场，而改学六十年前的拿破仑，使用其私人的幕僚。尽管在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斯托费尔即已有了下述的报告，但是事实上却毫无改进。他说： “一旦战争爆发，在普鲁士的各种优势因素中，其最重要的却莫过他们的参谋本部军官团。我们的根本上无法与之比较。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为其致胜的最重要因素。” 自从沙恩霍斯特和马森巴赫的时代起，普鲁士才第一次有有组织的情报机构，和有体系的参谋业务，可是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却发展得极为迅速，所及到了一八六六年，它的权威就已经变成至高无上了。在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中，我们发现在责任上，参谋总长毛奇实在比总司令，国王本人，还更为重要。因为最高级指挥体系中的个人性逐渐减少，所以主动权逐渐由总司令的手中，移到了其部下军团司令或军长的手中。为了协调各个部队长的行动，因此思想上的统一变得十分的重要。简言之，战争的艺术变得机械化和教条化。 弗尔德将军（Gen von Verdy du vernois）的叙述即可以说明这种参谋指挥体系的机械性。每一天上午要举行一次参谋会议，由参谋总长任主席，讨论当前的情况并作决定，然后呈送给国王，经批准后，即分别送达给各位有关的指挥官。 这种像钟表机器一样的指挥体系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它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意料以外的事情。这只好听任当时在场的下级指挥官去作局部性的决定，有时不免会使整个的计划都受到影响。 普鲁士参谋本部的战争计划是一八六七年首次拟定的，自此之后又曾不断的加以修正。它的性质是具有高度攻势性，其观念是极为简单。一般方向为巴黎；目标为击碎在任何地处所遭遇到的敌人。一共准备使用三个军团： 第一军团，司令为斯坦米兹将军（Gen．Von Steinmitz），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共六万人。 第二军团，司令为菲德烈·查尔斯亲王，下辖第三、第四、和第十三个军、近卫师和两个骑兵师，共十三万一千人。 第三军团，司令为普鲁士太子，下辖第五，第十一两个普鲁士军，第一和第二两个巴伐利亚军，吴吞堡师，巴登师，和一个骑兵师，共十三万人。 预备队，由普王亲自率领，下辖第九军和第十二撒克逊军，共六万人驻在美因兹（Mainz）勿与梅斯(Metz)混为一地 此外，第一、第二、第四三个军，一个正规师，和四个国民兵师，都被留在国内，以看守丹麦海岸和奥国边界。 毛奇的估计是很正确的，他认为面对着他的三十八万一千人，法国所能动用的野战军人数不能超过二十五万人。而且因为受了铁路交通的限制，他们被追必须把兵力集中在梅斯（Metz）和斯塔斯堡的附近，换言之，他们必须为弗斯格斯（Vosges）山地所隔开。所以他决定把他的三个军团集结在中部莱茵河上要塞的后面，第一军团在维特里赫（Witlich）附近，第三军团在南道（Landau）和拉斯塔特（Rastatt）的附近，而第二军团则在洪堡（Homburg）与劳恩克尔辛（Neuenkircken）之间，以来当作第一和第三两个军团之间的一个连系。假使法国人企图在他们动员完成之前，即首先发动攻击——照他看这是很可能的——那么他认为由于法军的两个集团是为弗斯格斯山地所分隔着的，所以他对于其自己的中央和侧翼，都可以迅速增援，其速度应比法军在洛林或阿尔萨斯会合时的速度要快得多了。对于他的意图，毛奇曾经有下述的说明： “不过最主要的，这个战争计划的基础还是要决定对于无论在何处所发现的敌军，都立即加以攻击，并且把我军尽量的集中在一起，以便随时在战场上都可以有一个优势的兵力。至于这些计划应用何种特殊工具来完成，那却应俟之于临时的决定，只有向边界的前进是事先有详细计划的。” 面对着他的计划即为法国皇帝的计划，那可以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拿破仑计划，因为尽管在纸上看来，它似乎是头头是道，可是它的投机性却太大，事实上是无异于自杀。法国的军政部长，勒伯夫元帅（Marshal Leboeuf）已经计算——也许只是猜想——在动员后的第九天，在洛林境内可以集中十五万人，在阿尔萨斯境内可以集中十万人，而这个总数可以迅速的使其增到三十万人。因为法皇知道普军的人数差不多要比他的超过了十万人之多，所以他决定不等到他自己动员完成之先即发动一个奇袭。固定在他心中的观念，是若能向东发动一个突击，则即足以强迫南日尔曼诸邦背叛普鲁士，并使奥国甚至于意大利都会支援他。所以他决定在梅斯集中十五万人，在斯塔斯堡集中十万人，在卡仑斯集中五万人，使前二者前进，联合起来，越过莱茵河，以迫使南日尔曼诸邦守中立，然后与奥国联合一致，取道耶拿直取柏林，同时他的舰队则威胁易北河和波罗的海。 像这样伟大的计划，很明显的是必须有最精密的准备和时间上的配合，可是当法国宣战时，其一切的情形可以说是一团糟，而普鲁士的动员却进行得像钟表一样的准确。法国人是一切都没有安排好，营地无法设立因为没有人知帐幕在哪里；铁路运转时间表根本上没有拟定，有些单位没有火炮，有些单位没有运输工具，有些没有救护设备；仓库中是空虚的，要塞中缺乏补给。八月十日，巴里柯伯爵（Count Palikao）奉召往巴黎出任军政部长原军政部长李传弗元帅已随皇帝上前方。，他接到了前线上一位将领的来信，内容有如下述： “在补给库中没有营地用的水壶、碗碟、和火炉等。军部和师部都没有救护的设备。截至八月七日为止，还找不到一个骡马的抬架，以来载运伤兵。每一天有数以千计的伤兵落入敌人的手中，毫无后送的准备。假使说四天以来，我们的军人都靠老百姓的慈悲赏饭吃，所有的道路上都塞满了垂死的饿馁，那么行政部门实在应该负责的。在八月六日，奉命爆破一座桥梁，全军，连工兵和炮兵都在内，却找不到一点炸药。” 因为如此的混乱不堪，所以侵入日尔曼南部的计划只好取消，于是舰队驶往易北河口，而并未载运部队。在名义上法军有七个军和一个近卫军，但是第六和第七两军始终未曾会合。其分布如下：第一军，军长麦克马洪（Mao Mahon），在斯塔斯堡：第二军，军长弗罗沙德（Frossard），在弗尔巴赫（Forbach）；第三军，军长巴则尼（Bazaine），在圣艾弗德（St．Avolb）；第四军，军长巴里柯，在里昂（Lyons）；第五军，军长为戴费里（De Failly），在比特齐（Bitche）；第六军，军长为康罗贝特（Canrodert），在卡仑斯，第七军，军长为费里克斯·杜埃（Felix Douay），在贝福特（Belfort）和柯尔马（Colmar）；近卫军，军长为包巴基（Boudaki），在梅斯。因为各军的状况太分散，最后法皇才听信忠告，把它们编成两个军团，第一军和第七军中的一个师，共三万五千人，编成一个军团，由麦克马洪元帅指挥，位置在斯塔斯堡附近。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四个军，再加上近卫军，共十二万八千人，被称为莱茵军团，位置在梅斯附近，由法皇亲自指挥。第六军，约三万五千人，由康罗贝特元帅指挥，留在卡仑斯充任预备队，而第七军的其余部分则留在贝福特以来监视黑林（Black Forest）的出口。当七月二十八日，法皇亲自接管最高指挥权时，还没有一个军是已经完成了它的战备。 犹豫不决又立即使巴黎的群众可以干涉战略。他们在大街上游行，高喊要求立即侵入日尔曼的口号。这种怒潮迫使法皇不敢不动手，八月一日，他决定命令巴则尼元帅，向萨尔河上进攻。除了他自己的第三军以外，第二和第五两军也归他指挥。他把第五军（戴费里）向前推进，当八月二日，它与普鲁士第一军团中第八军的一个支队，在萨尔布流（Saarbrucken）遭遇时，后者就立即向后退却。于是毛奇就命令斯坦米兹，把他的第一军团向第二军团集中，同时又命令第三军团越过国界，以阻止法军把部队从阿尔萨斯调入洛林。 八月三日，麦克马洪用阿贝尔·杜埃（Abel Douay）所属的一个师，去占领了维森堡（Weissembuyg），他没有注意到普鲁士第三军团的接近，所以第二天正在宿营中受到了奇袭。杜埃被杀，他的师退到吴尔斯（Worth）附近，与麦克马洪会合在一起，于是后者在那里可以集中有大约三万二千名步兵，和四千五百名骑兵。八月五日，普鲁士第三军团，共为步兵七万二千人和骑兵四千五百人，向他迫进了。因为对于敌军实力只获有模糊不清的情报，所以麦克马洪计划在八月七日进攻，而普国太子因他的军团还是分散的，遂决心等候各军集中之后再行攻击。事实上却未能如此，因为在八月六日清晨，双方的前哨发生了冲突，遂使巴伐利亚第二军和普鲁士第五军也都被牵入，这样就触发了所谓吴尔斯会战。这是普法战争中的第一个大会战，虽然普军的攻击是很零乱的，而法军也表现出来其传统的勇敢精神，可是终于还是抵挡不住数量优势的压迫，被迫后退，匆匆的通过弗斯格斯山地，退往纽弗客陶（Neufchateau），于八月十四日到达那里。从那里，麦克马洪的兵团用铁路送往卡仑斯，于八月十九日才达到。在这个并非预计之中的会战内，双方的死伤损失数字都在一万人到一万一千人之间，因为第三军团并无准备，所以并未追击。 在吴尔斯会战之前，毛奇的意图为第一和第二两个军团，应于八月六日集中在萨尔河的后方，然后在那里候命，只等待第三军团占稳了弗斯格斯的通路时再动。但是当性情燥急的斯坦米兹听到了萨尔布流肯的战斗之后，就立即向该地推进，于是菲德烈·查尔斯亲王第二军团的领先部队也随之而进了。此时，萨尔布流肯正为法国第二军所占领，当该军军长弗罗沙德知道了杜埃在维森堡挫败的消息之后，他就认为他的地位是太暴露，于是在八月五日，撤退到在该地西南数哩处的斯皮齐云（Spicheren）高地上。八月六日的清晨，普方第二军团的前卫骑兵吸引着弗罗沙德前哨的火力，不久之后，卡米基将军（Gen．von Kaneke）的第十四师也赶到了。因为卡米基感觉到支援是有把握的，并且相信他所面对的敌人，最多不过是一个后卫，所以他不等待上级的命令，即派了一个旅去攻击位置在弗罗沙德阵地中央的罗兹尔堡（Rotherberg）。于是又和在吴尔斯的情形一样，在普军尚未准备妥善之前，会战即已展开了。虽然如此，因为普军的后续部队都纷纷赶到，所以卡米基遂能坚守罗兹尔堡不放手，在法军方面，弗罗沙德却相信他自己在数量上是居于劣势的（其实不然），就命令退却。这一次又是没有追击，因为普军的骑兵还落后在很远的地方。在斯皮齐云一战中，法军死伤共约四千人，而普军则约为五千人。 这两次的挫败——斯皮齐云和吴尔斯——遂使设在梅斯的法军大本营中，发生了惊惧的现象，于是下令向卡仑斯退却。当这个消息传到巴黎之后，那个以皇后为摄政的法国政府就宣称着说：假使军队一撤退，那么首都就要造反了。所以到了八月九日，计划又改变了，所有在梅斯以东的部队都受命停止撤退，而对于梅斯则拟不惜一切代价来加以死守。这样就使法军分成了两段，巴则尼停止不动，而麦克马洪则仍在继续撤退之中。 同一天，奥里佛（Ollivier）的内阁辞职，以皇后为领袖的帝国党，把政府的大权交给巴里柯将军，自从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在里昂充任第四军的军长。第二天，即八月十日，他开始负起战争指导的责任，自此以后战略就变成了政治上的把戏。他的“忏悔录”（Apology）是出版于一八七一年，内容颇有意义，因为它明白的指示出来一个领导力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宜于指导战争的。举例来说，他告诉我们每天上午八时都要举行内阁会议，进行永无休止的讨论。八月九日，大家同意在八天之内，征募五十万新兵，可是到了十日，他们又害怕假使这些新兵获得了武装之后，就会比普鲁士人更为可怕了。到了十一日，又决议牺牲到最后一人为止。 八月十八日和二十三日，法费里（Jules Favre）还在高喊：“我们需要武器！”自此以后，左派人士就一直在高呼“需要武器”，因为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推翻这个政府。这是当时政治上的情形。 八月十二日，法皇虽然本人仍留在军中，但却已把最高指挥权交给巴则尼元帅去行使。这种改变是在一个最危急的时机中发生的，因为在八月十三日，普军右翼方面的第一军团，已经在梅斯之东，达到了尼德（Nied）河；第二军团在摩泽尔（Moselle）河上的潘特（Pont-a-Mousson），也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而第三军团的前卫则正在接近南锡（Nancy）和路尼维尔（Luneville）。所有三个军团从东面和南面，都在向巴则尼的兵力作向心的前进。虽然他当时对于情况并不完全了解，但当他知道梅斯的粮食缺乏时，遂决定放弃摩泽尔河之线，而退到凡尔登（Verdum）附近的缪斯河上。 为了便于撤退起见，他命令在摩泽尔河上架桥，但是不幸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把桥梁冲毁了一部分，所以结果在八月十四日，他的部队还有大部分是留在梅斯以东的。在科隆贝（Colombey）和波尔尼（Borney），法军受到普方第七军的攻击，但利用黑夜的掩蔽，还是撤过了摩泽尔河，采取一个横跨梅斯－凡尔登道路，面对西南的阵地。其意义就是说，除非能击败普军，否则向凡尔登撤退的计划就必须撤消，因为现在惟一尚能畅通的退路，即为梅斯－布里（Briey）－蒙特米迪（Montmedy）道路，其所引到的终点将为李则尔（Rethel）或色当（Sedan）。事实上，巴则尼是早已处于半包围的态势之中，虽然他在此时还并不知道，他若不挺身而斗，则即无法继续撤退；而企图从梅斯－蒙特米迪撤退，则又必须在一个胜利的敌军的面前作侧进，当然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动。 当巴则尼正在集中其兵力时，普鲁士第二军团中的第五骑兵师，在潘特渡过了摩泽尔河，并于八月十五日，与法国骑兵在费昂维尔（Vionville）和李宋维尔（Rezonville）的附近发生了接触。到了夜间，第十军在潘特，第三军在罗费安特（Noveant）也渡过了摩泽尔河。次日上午九时，阿尔弗尔斯里本（Von Alversleben）的第三军开始发动猛攻，这样就展开了费昂维尔的会战，亦称马尔斯（Mars－La－Tour）会战。这是一场苦战，其中有几次普军都受到了强烈的压迫，虽然结果是不分胜负，但对于毛奇而言，在战略上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它迫使巴则尼完全放弃了撤向缪斯河上的观念。反之，他命令他的军团，在圣普里瓦（St．Privat）与格拉费罗特（Gravelotte）之间撤入一个坚强阵地，上述两地分别在梅斯的西北和西方。在这一战中，双方的损失各约为一万六千人。 八月十七日，巴则尼的部队在撤退时，并未受到阻扰。毛奇正在忙于集中其第一第二两军团的全部兵力，后者尚缺第四军，它已经奉命向托尔（Toui）前进，以便与第三军团发生连系。第二天就发生了伟大的格拉费罗特会战，亦称为圣普里瓦会战，参战的普军为二十万人，法军为十四万人。正和一七九二年在法尔梅（Valmy）会战中的情形一样，双方都面对着自己的基地，换言之，失败的那一方面将无路可退。战斗是非常的激烈，可是到了下午将尽的时候，普军攻入了圣普里瓦，迂回了法军的右翼，于是巴则尼被迫撤入梅斯的要塞中。他与巴黎和麦克马洪之间，就完全丧失了连系，后者于十六日，已经与法皇会合在一起。在这次战争中，格拉费罗特会战要算是流血最多的一次，普军死伤在二万人以上，法军约为一万三千人，但另有五千人被俘。 在普鲁士的原定战役计划中，并未算到法军的主力会退入梅斯要塞之内，所以本来只拟用几个师的国民兵，来包围该要塞。现在这个意料之外的撤退，遂使普军必须组成一个围攻的军团，于是第一军团的全部，加上第二军团的大部分，一共为十五万人，交由菲德烈·查尔斯亲王指挥，奉命把巴则尼钉死在这个要塞之内。 现在兵力共为八万五千人的第三军团，仍由普鲁士太子指挥；而近卫军，第四军，和撒克逊第十二军，共十三万八千人，另组成了一个缪斯军团，由撒克逊王储指挥。八月二十日，后者在布里与康麦西（Commercy）之间，采取宽广的正面向凡尔登前进，而前者的前卫则在伐德（Void）渡过了缪斯河，向李格尼（Ligny－en－Barrois）和巴尔（Bar－le－Due）挺进。两个军团都向巴黎进发，以迫使敌军在其首都以东的地区中接受会战。二十三日，缪斯军团在凡尔登的附近，达到了缪斯河的右岸，虽然作了一次突击，但却未能攻下该要塞，于是遂命令其前卫骑兵，向克里蒙特（Clermont）和圣米尼豪尔德（Ste．Menehould）挺进。 此时，在卡仑斯的麦克马洪元帅，奉命组成一个新的军团，定名为卡仑斯军团，他在八月十八日到二十日之间，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一支杂乱的兵力，其中包括有第一军，军长杜克罗特（Ducrot），共三万二千人；第五军，军长戴费里，共二万二千人；第七军，军长费里克斯·杜埃，共二万二千人；第十二军，军长李布仑（Lebrun），共四万一千人，和两个骑兵师。此外还有几个新成立的步兵师，一个军的海军陆战队，从吴尔斯逃出来的难民，和一部分游击队，后者是正在叛变状态之中。这个军团一共有一六六个步兵营，一百个骑兵中队，和三百八十门火炮，总共为十三万人。其中有许多单位都是毫无训练的，所以李布仑将军曾经告诉我们，他对于每一个兵发给五发子弹，好让军官和士官们教导他们如何的瞄准放枪。 在卡仑斯，麦克马洪决定向巴黎撤退，关于这一点他也获得了陶乔将军的支持，后者于八月十六日，刚刚接任新成立的第十三军的军长。八月十日，陶乔即曾致书皇帝的亲信，主张巴则尼的军团应向巴黎撤退，虽然法皇同意了，可是巴里柯却打消了这个行动。八月十七日，即为法皇从梅斯回到卡仑斯的次日，曾经举行了一个会议，会议中决定因为皇帝既已把统帅权交给巴则尼，那么他本人就应该回巴黎去主持政务。他也表示同意，并指派陶乔为巴黎总督。接着他命令陶乔先返回巴黎，宣布他即将还都，而麦克马洪则继续向巴黎前进。于是陶乔启程了。 八月十八日的夜间，陶乔达到了巴黎，皇后立即接见他，当她知道其任务的重要性时，我就向他说：“将军，只有皇帝的敌人才会同意他返回巴黎；他不要想生还都门，不，将军，皇帝决不能进入巴黎，他必须留在卡仑斯，你应该保卫巴黎，并且不必要皇帝，而单独完成你的任务。” 经过了一番犹豫之后，陶乔向皇后表示同意。他又去谒见巴里柯，后者对他却很不礼貌。巴里柯认为他的战略观念完全是荒谬的，也绝对不同意麦克马洪撤回巴黎。自此以后，陶乔即感到前途上到处都是障隘物。 当陶乔出发之后，麦克马洪即准备撤退，八月二十一日退到了莱门斯，他的人员到处骚扰，老百姓叫苦连天。二十二日，该军团仍留在莱门斯，在这个时候，参议员的议长，劳尔（M．Rouher），率领着一个由巴里柯派来的代表团，来到了皇帝的大本营中，劝皇帝不要返回巴黎，并命令麦克马洪向梅斯进发。当麦克马洪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用电报回答巴黎政府说：“我怎样能够向巴则尼运动呢？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意图。” 这似乎是命中注定了的恶运，当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之后，又收到了两个电报。一个是巴则尼发来的，说他想要向北面退却；另一个由摄政会议发来，这是给皇帝的，内容说；“全体通过的决议，情况空前紧急。若不支援巴则尼，则对于巴黎将发生极恶劣的后果。面临着这个局势，首都能否防御实颇有疑问。”于是皇帝就回电说：“明天我们向蒙特米迪进发。”所以八月二十三日，全军移到了贝提尼维尔（Be thiniville），他的人员到处搜刮粮食，二十四日到了李则尔，在那里停到了二十五日为止。八月二十六日，麦克马洪进到了托尔提云（Tourteron），第二天又进到了李齐斯尼（le－Chesne－Populeux），在那里接获了情报，得知撒克逊王储已经越过了弗斯格斯山地，前进到了南锡然后转向西北。麦克马洪遂命令在二十八日中，作下述的运动：第十二军进到拉比克斯（La Becase），第五军进到劳特（Nouart）或布臧赛（Buzancy），第七军进到斯东尼（Stonne），和第一军进到劳考特（Roucourt）。 当麦克马洪这样的向东绕着大圈子走，以求溜过敌军的右翼，而与巴则尼会合时，缪斯军团和第三军团都奉命向西推进，于八月二十六日，到达费缺（Vitry）圣米尼豪尔德之线。普鲁士骑兵在他们的先头，到处搜索，当他们于八月二十四日进入卡仑斯时，发现它已经撤空了。从俘获的敌方文件中，发现麦克马洪似乎正拟援救梅斯，而且他在莱门斯手中还有十五万人的兵力。这个消息使毛奇大感惊异，因为他简直不敢相信敌人会犯这样大的一个错误，让巴黎完全没有掩护，而越过敌方的正面行军，并让比利时的国界紧接着他的左翼。但到了次日，伦敦来的电报和巴黎的报纸（他们是完全不保密的），都证实这个情报是确实的。于是他在二十六日，命令这两个军团向北旋转。同一天，普军的总部从巴尔移到克里尔蒙特。八月二十七日，领先的一军，缪斯军团中的撒克逊第十二军，进到了斯提内（Stenay），但暂不进攻以等待第三军团的到达。两天之后，普军俘获了一个法军的参谋军官，他身上恰好携带着有麦克马洪发给他两个军的命令。这样才真相大白，使普军当局完全明了了法军的动向。现在，第三军团的四个军都靠拢了，第五骑兵师越过敌军的交通线，一直挺进到了阿提格尼（Attigny），而第六骑兵师则尾随在敌军的脚后跟上。普王的大本营现在已经移到了大普里（Grandpre），并决定在次日向法军进攻，不让他渡过缪斯河。缪斯军团以博蒙特（Beaumont）为目标，而第三军团则趋向博蒙特与李齐斯尼之间。 当麦克马洪知道了巴则尼并未能逃出梅斯，而敌方两个军团又已经趋向他的交通线，于是他就放弃了其前进的念头，而命令全军退向米齐里斯（Mezieres）。八月二十八日，巴黎又有另外一个急电来，促使他再向蒙特米迪继续进行。到了这个时候，这种反复无常的命令已经使他的人员完全丧失了他们的士气。八月三十日，当他们与敌人发生接触时，戴费里的第五军在博蒙特，正当人员进食，马匹饮水之际，突然遭到了普鲁士第四军的奇袭。这个奇袭使麦克马洪损失了五千余人和四十二门火炮。他感觉到他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在夜间八九时之间，命令李布仑把他的第十二军，移至色当。他向李布仑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日子，虽然如此，情况却还并未绝望。在我们前面的敌军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假使他们向我们攻击，那是再好没有，我相信可以把他们逐入缪斯河中。”因为对于敌军兵力的估计错误，所以遂使他受到了惨败。 那一天夜间，毛奇下达了下述的命令： “明天上午应尽量提早继续前进。假使敌人在缪斯河的西岸上站立不动时，无论是什么地方，都应加以激烈的攻击，应该把他们向缪斯河与比利时边界之间的狭窄空间中挤压，并且要愈压愈紧。” “撒克逊王储的军团负有阻止敌军左翼向东逃脱的特殊任务。因为这个目的，最好是尽可能的把两个军推进到缪斯河的右岸上，对于面对着毛宗（Mouzon）的任何敌军，都加以侧翼上和背面上的攻击。” “同样的，第三军团应对付敌军的正面和侧翼。在这边河岸的炮兵阵地亦应尽量的加强，以来扰乱敌军在右岸上（从毛宗以下）河谷平原上的运动和宿营”。 “假使敌军进人比利时的领土，而未被立即解除武装，则仍应不容情的加以追击。” 此时在阿尔及利亚，有一个人被命运注定了应由他为法兰西送终。 戴温普芬将军（Gen．de Wimpffen）本在奥兰（Oran）指挥法国的部队，他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时三十五分钟，收到巴里柯的一个电报，要他立即到巴黎去。他于八月二十四日坐小船启程，二十七日在马赛上岸，衣日下午八时达到了首都。他发现巴里柯正在忙碌不堪，一直等到过了午夜，到了第二天上午一时，才被接见。巴里柯告诉他说：巴则尼正在攻击菲德烈查尔斯亲王的前方，而麦克马洪则正打击在他的背面上！巴里柯又说陶乔将军不孚人望，要求戴温普芬接替他。戴温普芬拒绝接受，于他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代替了戴费里。他接到了一卷地图，地位都是不对的，在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当他正要上火车在前方时，有一个使者匆匆的赶来，把巴里柯的一封信交给他，其内容有如下述： “当麦克马洪元帅一旦不能视事时，你可以接管他的实际指挥权。我现在送一封正式命令给你规定此事，你可以依照局势之变化来使用它。” 中午时，戴温普芬达到了莱门斯。在里则尔，因为铁路线已经不安全，所以他于下午七时乘马车往米齐里，于八月三十日上午八时，达到了该地。从那里他又乘火车往巴齐里斯（Bazeilles），该地却已经混乱不堪。下午九时，他听说麦克马洪已经正在向色当撤退。三十一日上午一时，他达到了色当，发现它已经为运输车辆所封锁，他于上午九时向麦克马洪报到，后者对他的态度却极为冷淡。接着又与戴费里争吵了一阵，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免职。戴温普芬接管了他的第五军，但却并未提及那封重要的信件。 当普鲁士方面的两个军团，依照上述的计划向前推进时，卡仑斯军团缩入了色当城。法皇于前一夜已经到达那里，他没有与麦克马洪商量，很侥幸的取消了新成立的十三军由米齐里斯向色当前进的命令。当麦克马洪的部队进入了色当之后，第十二军（李布仑）奉令扼守巴齐里斯和面对着拉蒙西里（Moncelle）和戴格尼（Daigny）的山地，第一军（杜克罗特）在它的左面，面对吉瓦尼（Givonne），第七军（费里克斯杜埃）则占领依里（Illy），第五军则充当预备队。 色当的补给极为缺乏。所储存的口粮不足二十万份，另有一列火车装运了八十万份口粮，因为遭遇了敌炮的射击，在尚未下载之前，即奉令驶回米齐里斯。事实上，似乎只有麦克马洪一个人，是认为法军可以在色当立足的。弗尔地对于色当的情形，曾经有下述的描写： “这个城镇本身好像是放在一个托盘中，摆在我们的前面，所以甚至于我们可以看清楚它的街道。几个巨大的建筑物和教堂特别显得触目，而明显的要塞线环绕着在它的四周。在该镇的后面，从平原上逐渐有一线小山升起，在斜坡上可以看见法军的巨大营地，在山顶上一直向左面的平原延展，是一个森林。再过去还有远山的背景。” 八月三十一日的上午，普鲁士第三军团中的巴伐利亚部队，鼓起攻击精神，利用浮筏和巴齐里斯以南的铁路桥梁，渡过了缪斯河，但却为李布仑的第十二军所逐回。这些桥梁中的第二个并未被炸断，很显然的麦克马洪的意图是想利用它以便向梅斯前进。到了下午五时，他最后才命令李布仑去炸毁它，但因为火药潮湿了，不等到色当城中的火药送到，该桥遂又被敌军重占了。在道齐（Douzy）和顿齐里（Donchery）的桥梁也遭遇到同样的情形。对于前者虽有加以炸毁的命令，但却无人去执行它。对于后者，从色当城中虽然派了一小队工兵去实行爆破，可是当他们正在察看的时候，装载他们的火车却向米齐里斯疾驶而去，把工具和火药都带走了。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当杜埃将军正拟对于他的阵地挖掘工事时，麦克马洪却立即阻止他说：“什么，堑壕！我并不想我自己封锁在这里，像在梅斯的情形一样，我的意思是要运动。”杜埃回答他说：“他们会给予你时间么？”麦克马洪不作声骑马走了，花了许多时间去作不急了务，例如视察和例行公事。 所以无怪其然的，各位将领都已经深感失望。下午八时，杜埃将军问道提南（Gen．Doutrelaine）将军说：“好吧，你看大局已经如何？”后者回答说；“将军，我想我们是已经完了。”杜埃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这正是我的意见。我亲爱的道提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乘我们尚未被压倒之前，作最后的努力吧！” 那一天夜间，法军中的一个士兵，保罗·戴罗里德（Paul Deroulode）用铅笔写了一封短信给他的母亲；“色当，一八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明天将会有一场会战，这是耶拿的前夕，还是滑铁卢的前夕呢？只有上帝知道。我吻你和爱你。保罗。” 毛奇不相信麦克马洪会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之下，而甘心接受会战，所以他认为他或许会乘着黑夜，退回到米齐里斯，或是前进到卡里格南（Carignan），不然就是退过比利时的国界。虽然如此，他并未颁发任何补充命令，而听任他的两位军团司令继续前进，以其三十日的训令中所规定之线为目标。普国太子对于第三军团，遂决定作下述的部署： 第十一军和第五军在拂晓时，取道顿齐里（Donchery）向弗里格尼（Vrigne－aux－Bois）前进。 吴吞堡师在多门（Dom－la－Mesnil）渡过缪斯河，然后进入预备队的位置。 第二巴伐利亚军以一个师，进到道齐之南，其余兵力则进到费里罗斯（Frenois）到华德林考特（Waldihcurt）之间。 第一巴伐利亚军留在李米里（Remilly），并与缪斯军团的左翼合作。 撒克逊王储对于缪斯军团所下达的命令如下： 近卫军中的一个师进到费里尔斯，史尔雷（Villers－Cernay），其余兵力则进到法兰齐伐尔（Francheval）。 第十二军取道拉米考特（Lamecourt）进到蒙西里（La Mancelie）。 第四军派一个师往米里，以与第一巴伐利亚军合作，其余则留在梅里（Mairy）充当预备队。 卡仑斯军团现在完全占领着缪斯河，弗罗因（Floing）和吉瓦尼（Givonne）河之间的三角形地区。右翼方面，第十二军占领着巴南（Balan）、巴齐里斯（Bazeilles）、蒙西里和普拉提尼里（La Plantinerie）。左翼方面，第七军从弗罗因一直延展到依里。中央部分为第一军，则连接于两翼之间，至于第五军则保留在费克斯营（Vieux Camp）以当作预备队。 对于法军而言可谓不幸之至，在八月三十一日的晚间，第十二军的前哨违反了命令，已经从缪斯河上和巴齐里斯撤回。于是遂使巴伐利亚第一军的军长，冯·德尔·塔恩将军（Gen Von der Tann），能在九月一日上午四时，乘着浓雾的掩蔽，越过了铁路桥梁，并深入到巴齐里斯为止。在那里遭到了法军的英勇反击，他的巴伐利亚部队终被逐退了。此时，撒克逊部队也进到了拉蒙斯里，才被法军前哨所阻，上午八时，撒克逊炮兵击毁了对方的炮兵，使他们消声匿迹。 当战斗进行之中，大约在上午七时，麦克马洪在视察第十二军前线时，突然被一块炮弹破片所击中，负了重伤，他就交出了他的指挥权，并指派杜克罗特将军代理。大约在八时左右，杜克罗特才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对于麦克马洪的计划一无所知，而且也未接到他的任何指示，所以他就立即采取行动。从头说起，他就不赞成在这样一个不利的位置上接受会战，当指派他代理总司令的命令到达时，他正在了望着敌军的强大纵队，纷纷向西北行动，以来迂回他的左翼。所以他回过来向他的幕僚说：“诸位，我已经奉命代理总司令，我们已经不能再丧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应立即撤回到依里高原上。到了那里当我们退路已经可以确保之后，于是才可以决定作进一步的行动。”当他的参谋长向他建议说，应该先向皇帝报告，杜克罗特却向他怒吼着说：“不要再提皇帝了，就是他使我们陷于这种窘境之中。” 他立即命令他自己的第一军，和李布仑的第十二军，都摆脱战斗向依里退却，这又是向米齐里斯撤退的准备。李布仑首先是犹豫不决，于是到了上午九时，才开始撤出巴齐里斯。到了上午十时，巴伐利亚部队就可以轻松的前进了。在十一时以前，这个村落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 现在就发生了一个历史上所稀有的怪事。从会战开始起，三个钟点之内，卡仑斯军团已经有了两个总司令，现在却又出现了第三个了。戴温普芬将军此时正指挥着第五军，在费克斯营地充当预备队。上午七时十五分，他已经听到了麦克马洪元帅负伤的消息，又过了一个钟点才再听到杜克罗特接管指挥权的消息，可是他还不曾使用巴里柯的函件。大约在上午八点三十分时，他去访问李布仑将军，当他听说巴伐利亚部队已被击退，正认为这是法军的胜利时，然后又听到杜克罗特已经下令撤退，遂不禁大怒。他从口袋中拿出巴里柯的授权状来，宣布他自己是总司令，然后向李布仑说：“停止执行杜克罗特将军所给与你的命令，我决不退往米齐里斯。假使这个军团要退却的话，那就应该退向卡里格南，而不是米齐里斯。”接着他又匆匆通知杜克罗特说他已经继任了总司令。 杜克罗特接到了这个通知之后，就立即赶往与戴温普芬会晤，在谈话之中发现他对于战场的情形，简直一无所知，甚至于连依里在那里都不知道。戴温普芬取消了撤退的命令，然后再报告皇帝，因为后者已经很感到惊恐，所以他就向他说：“陛下您不用害怕，在两个钟点之内我们可以把敌人赶入缪斯河中去。” 撒克逊王储正在吉瓦尼河上作战，上午七点三十分，普王威廉和他的幕僚人员已经进到了费里罗斯（Frehois）西南的小山上，了望第三军团的前进。这个军团是在上午三时即已从宿营地前进。第十一军已经在顿齐里（Donchery）渡过了缪斯河，在炮声中前进。道路是很良好，它的前卫一路未遇到抵抗，通过了圣亚尔培（St．Albert）隘路，并占领了圣孟吉斯（St．Menges）。上午十时，它的七个营开始面对着依里构成了一个正面，并且马上在哈托（Hattoy）高地上布置了六十二门火炮以为支援。这个火力是如此的强大，于是法军的玛格丽特将军（Gen．Marguerite）遂命令格里费特将军（Galliffet）向攻击依里的步兵冲锋。他固然很英勇，但是却受到了重大的损失而被逐回了。 当这些进展被报告给戴温普芬将军得知之后，他就开始认清了他自己的危险，但是更坏的事情却还在后面。普国太子的第五军，是紧跟在第十一军后面前进的，也带来了六十门火炮，达到了哈托森林，以来支援第十一军中已经在那里作战的八十四门火炮。这两个集团的火力交叉在缪斯军团的火力之上，将法军炮兵完全击碎。半个钟点之后，第三军团的左翼与缪斯军团的右翼在依里附近取得了接触，于是法军遂被包围。 普王、俾斯麦，毛奇、罗恩、王公、炮手和副官们现在都集中在费里罗斯附近的小山上。英国的军事代表沃克上校（Col Walker）和美国名将谢里登也都在一起。 布什（Moritz Bush）在其所著《普法战争中的俾斯麦》一书中，曾经有下述的描写：“大约在上午十一时，从要塞中有一个黑灰色的烟柱升起，外边是黄色的。在要塞之后面；法军正在作猛烈的射击，从峡江的森林上也不断有白烟冒起，那是炸药造成的，是属于法军或德军，我们却不知道；有时还夹着机关枪的咯咯声。” 当第三军团正在包围法军左翼之际，那个已经在上午八时进入费勒尔斯－史尔雷内（Villers－Cernay）的普鲁士近卫军，也绕过了法方第一军的左面，并把一百二十门火炮的火力，打击在吉瓦尼河以西的敌军炮兵阵地之上。这种集中的火力又显出了压倒性的效力，它把法军步兵赶入了格里尼森林之中，在那里本来早已挤满了避难者。上午十时，撒克逊军攻占了戴格尼（Daigny），接着又有二十九个炮兵连用疾驰赶上去。对于这个阶段的会战，霍亨罗亲王（Prince Hohenlohe）曾经有下述的记载：“在如此短促的射程中，他们联合火力的效力的确是很可怕的。屠杀的惨烈简直景象惊人；当我们炮弹落下时，敌军的惨叫声一直传到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我们对于敌军的优势是如此的具有压倒性，所以几乎无损失之可言。炮兵在射击时好像是演习一样。” 布什又继续的写着：“现在是下午一点钟，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火线扫过了在镇市那一面高地上敌方阵地的大部份。照我的表，在下午两三点之间，国王走过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当他用望远镜向郊区了望了一会儿之后，就转身向周围的人员们说：他们正在那里集中兵力向左面推进——照我看，是在准备突围。” 他的猜想一点都不错。玛格丽特将军的骑兵师正在准备要攻击弗罗因（Floing）。大约在下午两点钟，杜克罗特已经认清了情况的绝望，就跑去找玛格丽特要他从敌阵中杀开一条血路，以便他的步兵可以随着逃出包围。他立即表示同意，但在侦察行动中即负了重伤。于是格里费特接替了指挥权，一连作了三次冲锋。虽然充份表现出来了其英勇精神，可是每次还是失败了，只有格里费特由少数军官和骑兵随伴着，一直透入到了敌军预备队的位置上。当他们回头时，距离普军某营已在手枪射程之内，这位营长十分敬佩他们的英勇，命令部队停止射击。法国骑兵高呼着“皇帝万岁！”日尔曼的军官们向他们敬礼，放他们疾驰而过。 虽然卡仑斯军团现在是已经注定了毁灭的命运，可是戴温普芬将军却似乎对于真正的情况，还是完全不了解。当敌军正在攻击依里“十字架”（Calvaire d'Illy）时，他对于杜埃将军还送达了下述的命令： “我已经决定了冲破敌军的战线达到卡里格南，然后再进到蒙特米德。你应负责掩护退却。集中现在在格里尼森林中的一切部队。” 对于杜埃的第七军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比贝斯科亲王（Prince Bibesco）曾有下述的记载： “敌军向色当逼近，我们这个不幸的军团，所剩下来的残部，是就要被吞蚀了。从地平线上的每一点上，都有炮弹射来，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炮弹横飞，血肉四溅，喊声震地。我们英勇骑兵的马匹，没有人骑着，三两成群的乱窜。” 在正午与下午一时之间，李布仑的第十二军站住了不动，巴伐利亚部队未能透过巴齐里斯之外。为了要想突围以达到卡里格南起见，戴温普芬决定把第五军投入，以来把敌军逐入缪斯河中。为了掩护这个绝望的企图，他已经把他的命令送达杜埃，同时又训示杜克罗特集中他的军，取道拉蒙斯里进到巴齐里斯。下午一时三十分，他向皇帝送上了下述的签呈： “陛下，我决定从面对着李布仑和杜克罗特两位将军的敌线实行突围，而不愿意在色当城中做俘虏。我要求陛下加入到你的军人之中，于是他们可以获得为你打开退路的荣誉，而更能奋勇用命。” 路易·拿破仑正在色当城中，当他接到了这个报告之后，就把它搁在一边。他已经决心自己接管最高指挥权，并立即向敌人投降。 当他正在考虑其最后的行动时，杜克罗特的军已经自动崩溃了，纷纷退入色当和它的四周。当杜克罗特进入城内时，有一位军官高呼着说；“白旗已经升起了！” 正当此时，杜克罗特接获了戴温普芬的命令。 在色当城内，情况已经无法形容。街道上到处都挤满了车辆，火炮和人员。许多没有武器的军人纷纷躲进民房和教堂中去避难。在城门口有许多人被践踏而死。在人潮中，骑兵和炮兵也在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还有头脑不清楚的人想趁火打劫，另外有些人高喊着说：“我们已经被出卖了，卖国贼和懦夫们把我们出卖了！” 杜克罗特去谒见皇帝，后者向他惊问着说：“为什么还要放枪？我已经扯上了白旗。”于是他命令杜克罗特草拟一个全面停火的命令。杜克罗特照办了，但他拒绝签署，因为总司令还是戴温普芬，此外参谋长福尔将军（Gen．Faure）也拒绝署名，于是皇帝写了另外一封信，交给李布仑，要他送给戴温普芬，但是后者却拒绝拆阅它。李布仑指着白旗叫他看，戴温普芬却高喊着说：“不，不，我不投降，把白旗扯下来，我一定要打到底”。 戴温普芬冲进了色当，不是为了要想见皇帝，而是想集中一批人员，去进行反攻。为了唤起这些人员的精神起见，他高声喊道：“巴则尼来了！巴则尼来了！”虽然有少数人集合拢来，但大部份却不理他。最后他集中了一千二百余人，和两门火炮，率领着他们向巴南（Balan）进发。这实在是一种疯人的行为。这一队疯狂的勇士遇到了双方的弹雨，马上被击散了，都逃回到森林之中。于是戴温普芬就向李布仑说：“我现在辞去总司令的职务并请你接任。” 李布仑自然的不肯接受这个光荣，下午六时，皇帝向杜克罗特将军说，他希望他能继任总司令，但是杜克罗特拒绝了。以后他又请杜埃将军继任，也遭到了拒绝。于是戴温普芬感情冲动的大喊着说：“陛下，假使说我已经丧失了这个会战，我已经被击败了，那么其原因就是我的命令未能执行，因为你的将军们拒绝服从我的指挥。”杜克罗特马上跳起脚来，怒斥他的错误，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舌战。最后，戴温普芬接受了这个无可避免的恶运，同意向敌人投降。 在此之前，就早有一位巴伐利亚的军官疾驰回到费里罗斯山地上，这是普王驻跸的地方，向普王报告法军已经有了投降的意图。大约在下午六点半的时候，有一队骑兵的仪队在远处出现，于是携带着路易拿破仑降书的法国将军莱里（Reille），缓缓的骑马上山。他在距离普王十步以外下马，走向前来，脱下他的军帽，把路易·拿破仑的“降表”呈送给普王。 普王与他的首相商量一番，就写下了一封回信，仍由莱里将军带回，在暮色苍茫之下，持着白旗返回色当城。城中有三处起火，还正在燃烧着。在巴齐里斯方面也正发生了大火。但是色当的悲剧已经快要结束，夜幕开始低垂了。 第二天上午，大约在六点钟时，有人在顿齐里俾斯麦的住所外面喊：“有一位法国将军来了！”俾斯麦马上起床，赶紧骑马往色当城。过了缪斯河，距离桥头约八百步的地方有一座独立的房屋。法国皇帝就在那里向普鲁士投降，做了普王的俘虏，至于军队的投降则由戴温普芬去安排。 日尔曼方面这两个军团一共死伤了军官四六〇人，士兵八五〇〇人；法军的损失为战死三〇〇〇人，负伤一四〇〇〇人，被俘二一〇〇〇人，加上投降被俘的八三， 〇〇〇人，和逃入比利时被解除武装的三千人，一总为一二四，〇〇〇人。此外还交出了野炮（机枪）四一九门，要塞炮一三九门，车辆一〇七二辆，战马六千匹。 德国官方的历史上说：“色当的胜利是日尔曼领袖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其成功之伟大为历史上没有前例的。”这些话实在并不夸张。它又说：“当全军覆没之后，法兰西的拿破仑王朝遂三度的蒙尘了。好像闪电一样，这个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日尔曼，而且也传遍了欧洲。有的人感到极端的兴奋，有的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惊异。可是当时的德军却完全不曾注意这次胜利的政治性后果，而只想赶紧攻入敌人的首都。” 在那个决定命运的一天，巴黎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上午十时三十分，驻在米齐尔斯的第十三军第一师师长用电报告诉巴里柯说：“我刚刚接到的情报是说，普王威廉和他的儿子，昨夜是睡在克里蒙特，现在已在全面撤退之中。”不久从布鲁塞尔有一个电报发来，时间是下午七点二十五分，上面说：“麦克马洪于今晨已经击败普军，而巴则尼也正在向色当追击。”九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三十分，从伦敦方面也获得了证实。 于是戴温普芬给巴里柯的报告来到了，它的开头是说：“我的将军——我可以说：我来了，我看见，和我已经被击败”。巴黎马上就发生了革命，九月四日，国会受到了高呼“社会主义万岁！”的群众的攻击。巴里柯内阁倒台了，陶乔代替他做了政府的首长。现在战争遂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 到了九月底，巴黎遂被包围。可是梅斯、贝尔福特、斯塔斯堡、陶尔、凡尔登和米齐里斯等据点也都坚守不屈，国防委员会也编成了两个新的军团。接着，所有的要塞又都逐一被攻陷，只有贝尔福特为例外，十二月十七日，普军即开始炮击巴黎。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巴黎投降。差不多两百余年以来，巴黎一直都是欧洲政治的中心。现在却为柏林所取而代之，直到一九一八年为止。 在巴黎投降的前十一天，另有一件同等重要的大事发生。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之中，普王威廉一世即位为德意志（日尔曼）皇帝。二百四十年前华仑斯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还有一件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实是：在战争期中，法国驻在罗马的部队撤走了，于是教皇的佣兵逐被意国部队缴械。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也从此完成，三个半世纪以前，马基雅维里（Machiavlli）即已劝说意大利的诸侯们，应该进行这个工作。 当巴黎投降之后，就继之以混乱。三月八日，巴黎公社（Commune）成立了，在疯狂的斗争中，老幼男女一共死了三万人之多。最后五月十日，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并于十八日为法国国会所批准，其条件颇为温和，并不带有报复性的意味。 （一）赔款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镑。 （二）法国给与德国以最惠国待遇。 （三）德国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 虽然当时多数德国人都认为兼并阿尔萨斯是合理的，因为它本来是日尔曼的一省，可是洛林却不同，它完全是法国人的领土。所以当时普鲁士当局若能在战略利益以外，再考虑到政治上的反应，则似乎就更聪明了。这不仅使一个骄傲的民族感到屈辱，而且也影响到了将来的局势，从此以后，凡是德国的敌人都可以把法国当作是他们的假想同盟国。所以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兼并变成了欧洲和平中的隐忧。 这一个战争对于历史的影响又是怎样呢？ 第一，法国这一次的屈辱是它永远无法清洗的，法国的屈辱遂使德国变成了“欧洲的女王”。第二，由于德国的强盛，遂破坏了欧洲的权力平衡，并直接向“不列颠的和平”挑战。这一次的战争不至于发展成为全面性的欧战，也还是英国人的力量。第三，英国人为了想对抗德国人，并重建欧洲的均势起见，遂被迫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对于法国的争斗。第四，战后的德国开始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于是为了世界市场，遂无可避免的必须与英国发生冲突。 自此以后，在欧洲就只剩下了两个真正的军事性和商业性的巨强，英国控制着海洋，而德国控制着陆地。又是和拿破仑的时代一样，在欧洲若有半打以上的巨强能够和平相处，则都可以有足够的空间，但是若只有两个巨强。那么虽然都并不想要战争，结果还是不能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他们。这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自从罗马衰亡之后，就一直表现在欧洲的历史上。在一般的恐惧心理之下，欧洲的工业化又引到了军事化，到了十九世纪的末期，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已经走上了“全国皆兵”的途径，只不过是程度深浅有所不同而已。 又因为从此以后，“军事”和“政治”这两个名词几乎变成了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关于普法战争对于战争艺术的影响，也似乎有加以检讨之必要。 第一是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完全压倒了步兵。在整个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诚如在色当被俘的某法国军官所说的话，德军是靠着“五公里长的炮兵”取胜的。炮兵的惟我独尊，再加上其一切有关的技术要求，又使科学和工业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而科学和工业又变成了战争的物质基础。正好像战争中的骑兵时代，已经为步兵时代所取而代之一样，现在炮兵时代遂又代替了步兵时代。战争愈趋于工业化，工业文明变成了军事的基础。 第二是铁路对于军事组织上的影响日益增加，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遂迅速发展巨型的陆军。虽然“全国皆兵”的观念起源于吉贝尔特（Guibert），发扬光大于克劳塞维兹，可是一直等到铁路修筑完成之后，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性。火车头使全国的人民都变成了军队，使军队民主化，并使和平变成了战争的预备阶段。 第三是参谋制度（即工商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近代化的陆军是一个太复杂的工具，所以这种制度的利益是极为显明。可是一旦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制度的危险和缺点就很少为人所注意，或最多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注意而己。 费里罗（Guglielmo Ferrero）在他《和平问题》的论文中，指明出来在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间，过去原来握在同一只手中的战争制造权力和和平制造权力，现在却开始分开了，前者是完全属于参谋本部的范围，而后者则由文人和外交家来行使。可是他说；“当新型的制造战争方法已经使旧有的制造和平的艺术规律不能再应用时，文人和外交家又还能做些什么呢？军人们已经使战争的技术发展得尽善尽美；而外交家却已经丧失了其制造和平的艺术。因为既能制造和平，所以外交家反而只好用合纵连横的手段，以来为战争作准备工夫。两个强国在一八七一年签订了休战协定不久之后，等到一九一四年这个协定被废止时，却已经变成了两个武装的集团，彼此虎视眈眈，准备死拼了。”换言之，当战争的技术发展日益完善时，于是在政治上也就愈难加以限制，最后终至在世界上任何遥远的角落里，只要有一声枪响，即足以触发一个全球性的战争。这也可以预言，民族性的战争终于又会变成了同盟性的战争，在将来除非一个国家是某一个同盟中的一份子，否则它的资源就决不足以单独的从事于一个战争。 因为普鲁士式的参谋制度具有某些缺点，于是又引到了一个有关将道和指挥的问题。 毛奇的著名格言为：“先计算，后冒险。”但是在这个战争中，所冒的危险却并不太大，假使所面对的是一个正常的良将，再辅之以一个正常有效力的参谋制度，那么所冒的危险就很可能会变得非常巨大了。事实上，普鲁士参谋制度曾经显出了许多的缺点，仅仅是由于法国人的极端腐化，所以才被遮掩住了。举例来说，像斯坦米兹将军的不服从，俾斯麦说他是有“流血狂”的；像斯米齐云，吴尔斯和科仑贝等会战中，兵力都是分批投入的。尤其是前二者，弗尔德曾经说过：“这两个会战都是极为特殊，都是违反了总司令的意志。”——这是一个很坦白的供词。 对于毛奇似乎可以称之为一位火车上的将军，因为他的战争体系都是直接而硬性的。他是一个超级的伟大战争组织家，他所依赖的主要为逻辑而不是机会。要想使他的艺术能够成功，是必须坚守着某些静态的教条；它的行动是用“训令”来规定，而不是用“命令”来指挥。对于他而言，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一个“意外事件”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天才不如攻击精神重要。拿破仑对于战争是有彻底的领导和控制，毛奇却只把他的军团送到起点上，然后就不再管它们，听任它们去各自为战。在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两天之内，毛奇除了曾经对于第三军团的参谋长布鲁门塔尔（Bulumenthal）将军略作指示以外，就不曾再下达一个其他的命令。他也从来不曾预料到法军会受到包围，使他们受到包围的主因是法军自己的愚蠢，普鲁士各军团司令的具有主动精神，以及普鲁士炮兵在运用上的优良。作为一个将才而论，对于毛奇是不应加以模仿，而只应加以研究。他的计算是非常优异的，可是他的冒险若遇到了一位能干的对手，则可能会一败涂地；因为他可能会完全没有主张，而听任他的部下去各自为战。 最后，诚如提尔斯所说的，这次战争证明了出来，在一个民族性的大决斗中，除非是由于意外的偶然原因，或是物质的手段不适当，否则当一个国家在科学和精神力量中占优势时，则一定能够得到胜利。胜利的意志和战斗的工具实为国力的两大支柱，不过一直到了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中，这个原理才为人所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