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钮先钟 Young Gung Young Gung Young Gung 投笔从戎 战争重起时，英国所处的是自从1781年以来最弱的地位。它现在不仅面临着法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而且还必须对付法西两国保持着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从提克斯克直到热那亚的所有港口都可以供拿破仑使用，以担负造船和避难的任务。另外，他也的确有入侵英格兰的明显意图，因为在所有法国港口中都可以听到造船工场的敲击声。他那个逐渐建立大海军的计划——目标为法国战舰130艘，西班牙60艘，荷兰20艘，热那亚15艘——也并非空谈。因为从1805年起，尽管连年征战，可是到了1815年，法国舰队的实力还是增强到战舰103艘、巡洋舰55艘。到1814年，英国海军共有战舰240艘、巡洋舰317艘和其他小船611艘。 所以英国海军现在不仅要应付在英吉利海峡中的联合舰队，而且还要阻止联军方面的船只——包括已经有的和尚在建造中的——离开港口出现在公海上。换句话说，在这种封锁下，即使有一个支队漏网逃走了，也决不会因此引起连锁反应——就是不会再有第二个支队又随之逃走。特别是当1804年12月12日西班牙向英国宣战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了。 联军方面的战舰分布在以下地域：土伦11艘，卡塔赫纳5艘，卡迪兹10艘，维罗尔9艘，罗彻福特3艘，布列斯特21艘，提克斯尔6艘。前两个地方被纳尔逊用12艘战舰加以封锁，第三个地方被奥德爵士的五艘战舰封锁，第四、第五和第六个地方由杰维斯和他的部下负责，一共用三十七艘战舰在乌桑特和比斯开湾中进行封锁，第七个地方则由凯兹勋爵的九艘战舰，在北海方面加以监视。此外在英国港口中还有5艘战舰，在东西印度还另有12艘。所以在欧洲水域，英国海军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其实极其有限。 虽然实力并不充足，但因为英国海军部遵守英国的传统海军政策，把重兵集中于海峡西面，所以对于这个弱点多少有所补益。只要乌桑特的岸边有一支强大舰队存在，同时面对位于北海沿岸的凯兹支队时，任何用平底船团入侵英国的企图都是不现实的。所以英国海军部制定了一条不可更改的原则：如果对方的被封锁支队逃出了港口，而负责封锁的舰队又无法迫使它接受会战予以歼灭，就应该立即集中到乌桑特的附近，以增强那里的舰队实力。所以乌桑特乃是英国海军防御战略的重心，因此在所有舰队中，杰维斯的舰队居于重要地位。如果他被击败，那么凯兹就失去了掩护。进一步说，如果凯兹也被击败了，那么除了气候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足以阻止法国船团从布鲁日渡海攻击英国。拿破仑对于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虽然他并不太了解海军战术，而且也不太注意风向和潮流，不过作为一个海军战略家，他并不需要学习什么新东西，因为战略原理本身就是互通的。 虽然这个以特拉法尔加会战为顶点的战役，始于1805年3月2日拿破仑给在布列斯特的坎特曼中将和在土伦的维伦纽夫中将的命令。不过为了清楚地说明整个战役的来龙去脉，就应该回溯到1804年12月12日，即西班牙对英国宣战之日。 在那一天，拿破仑命令维伦纽夫突出土伦港，驶往西印度群岛，并在马丁尼克与梅塞斯会合，后者应从罗彻福特突出以与他会合。以后，在六十天后之内他应尽量使英国领地遭受损害，维伦纽夫则应驶往维罗尔，救出被封锁在那里的支队，是由科顿上校所指挥的五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然后再进向罗彻福特。 1月11日，梅塞斯率领五艘战舰和四艘巡洋舰，从罗彻福特潜逃出来向马丁尼克驶去。一个星期之后，当纳尔逊率领他的支队前往波里西欧海峡中的马达里拉群岛时，维伦纽夫率领十一艘战舰和九艘巡洋舰，驶出土伦港。听到维伦纽夫逃走的消息后，纳尔逊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认为维伦纽夫一定会驶往马耳他或埃及，于是立即先向东赶去，于2月7日到达亚历山大港。当他发现并无敌踪时，又赶往马耳他，在那里才知道由于遇到了风暴，维伦纽夫已经被迫返回土伦。因为 仍然相信维伦纽夫的目的地为埃及，所以在3月26日，为了拦截他的舰队，纳尔逊就让他的支队停驻在撒丁岛以南的海面上。四天以后，他才听说维伦纽夫已经再次出海，不过纳尔逊当然不知道维伦纽夫是在执行拿破仑3月2日的训令。 这个训令的目的是想在马丁尼克集中一支拥有40艘以上战舰的舰队，主要部队为坎特曼的布列斯特支队，共有21艘战舰和6艘巡洋舰；以及维伦纽夫的土伦支队，共有11艘战舰和6艘巡洋舰。在航行途中，前者应救出被封锁在维罗尔的科顿支队，共有四艘战舰和两艘巡洋舰；后者应救出在卡迪兹的西班牙支队，这是由格拉维拉所率领的7艘战列舰。在马丁尼克，梅塞斯也要率领5艘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加入进来，等到全部兵力集中之后，就由坎特曼任总司令，指挥这个联合舰队向乌桑特进发，攻击那里的英国舰队，并继续向布鲁日前进。维伦纽夫所奉的命令，是要在坎特曼之前先达到马丁尼克，在那里等候四十天，如果四十天之后坎特曼还未来到，就驶往卡迪兹，在那里另有新的命令等候他。 为了方便起见，在没有说到以下的作战过程之前，首先分析一下这两位主将——维伦纽夫和纳尔逊的性格。 维伦纽夫要比纳尔逊小五岁，一个生于1763年，另一个生于1758年。他是一个法国贵族出身的海军军官，在大革命中属于少数未被清算的幸运儿，并且升官极快。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饱学之士，若在海军部中工作似乎十分适当，但并不适于担任指挥工作。虽然他并不缺乏个人勇气，但本质上却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不相信拿破仑的侵英计划，他对于他的部下和盟友都缺乏信心，更糟糕的是对他自己也缺乏信心。在尼罗河口的战斗中，他所指挥的舰只是两艘逃走的法国战舰中的一艘。从此以后，他对于纳尔逊总是心存畏惧。 纳尔逊的个性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果敢而富有想象力的战术家，具有独立的眼光，有野心，对于自己的名誉非常敏感，有时甚至向慕虚荣，而且常常侮辱他不喜欢的人。他的精神勇气十分罕见，比如在圣文森特海战中，他单独脱离战线去突击西班牙前卫舰队的行动所表现的那样。格林菲尔在纳尔逊的传记中说：“这种个人的主动精神，超人的英勇行为，都是海军史上史无前例的。”他在尼罗河口、哥本哈根和特拉法尔加等各次战役中，所表现的英勇都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虽然如此，他却是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因为他从未认清战略学是一种科学，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但它至少是以事实而不是以直觉为基础的。在1804年和1805年之间，最重要的战略性的事实就是拿破仑的海军对英格兰的威胁，可是在这一时期纳尔逊的信件中，总共只有一次提到“侵入”的字样，而且最巧合的是，这还是当拿破仑已经放弃了侵英企图之后的事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地中海方面，即使是并不聪明的维伦纽夫，在斗智方面都可以占他的上风。纳尔逊所未能认识到的是，在这个时候，战略重心是在英吉利海峡而不是撒丁岛的海岸和尼罗河口。不过尽管有这些缺点，他依然是英国有史以来的最伟大海军将领。 3月10日，纳尔逊率领他的支队，还停留在撒丁岛西南角上的帕尔马湾，当他听说维伦纽夫正在装载部队的消息，他立即扬帆往土伦。他在那里发现一切的征候，都表示维伦纽夫是准备出海了，但他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认为维伦纽夫最可能的目的地还是埃及。所以他又回到帕尔马湾，因为从那里他可以掩护纳普尔斯和西西里，封锁通往埃及的主要海路，如果维伦纽夫的目的是出大西洋，那么这个位置也便于向西迎击。3月30日，维伦纽夫按照拿破仑的训令，从土伦出发向卡迪兹前进以会合格拉维拉的支队，然后再驶往西印度。 纳尔逊于4月4日才第一次获得维伦纽夫离去的消息。3月31日，他的一艘巡洋舰在土伦西南60哩的海面上，发现了维伦纽夫的舰队——在帕尔马以西约300哩。这个消息使纳尔逊向海军部报告说：“我将向埃及推进。”他的视线仍注意着埃及，相信维伦纽夫是先向卡利塔岛进发，然后再绕过非洲海岸以达亚历山大港，所以他把他的兵力置于撒丁岛和卡利塔之间。但是他在这样布署之后，又担心维伦纽夫会绕道撒丁岛北面，于是又把他的舰队移到巴勒莫以北50哩的乌斯提卡岛，并于4月7日到达该地。 同一天，维伦纽夫也到了卡塔赫纳海外，此时奉命封锁格拉维拉的奥德爵士已经接到了斯特拉汉爵士的警告，后者奉纳尔逊的命令，正护送返回英国的运输船只经过阿尔吉西拉斯，他于4月8日看到维伦纽夫从海峡中驶出。因为奥德手中只有四艘战列舰，这个消息使他左右为难。他是应该原地等候纳尔逊呢，还是应该向乌桑特集中呢？当斯特拉汉告诉他纳尔逊正在封锁通住埃及的海路时，他就作了最后的决定——奥德留下他的巡洋舰与维伦纽夫保持接触，自己在发了一个通信给海军部之后，就开始向北进发。 他的通信是非常高明的，尽管纳尔逊对他极为不满，甚至对他进行辱骂，可是从这个文件上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战略情况的了解要比纳尔逊清楚。这个文件的内容如下： 我相信敌人在卡迪兹不会停留太久，其向西进发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样可以突然集中几个支队的兵力。拿破仑可能希望在海峡中获得一个暂时性的优势，使他可以对我们进行一次致命的打击。 这的确是拿破仑的意图。在猜透了敌人的计划之后，奥德就出发去增强战略重心——乌桑特。 4月9日，维伦纽夫在卡迪兹港口下锚，用讯号通知格拉维拉出来。但是他却非常担心纳尔逊会尾随而来，到下午一时，他不再等候格拉维拉，而是起锚开船，让西班牙人跟在他后面蹒跚前进。 不久，因为维伦纽夫并未在提尔亨尼亚海出现，纳尔逊就将他的部队从乌斯提卡移到托罗，这是靠近帕尔马湾的一个小岛。4月18日，他听说维伦纽夫的舰队，已于4月8日在直布罗陀海外被发现时，他向英国海军部报告说，因为他的森严戒备，敌人发现已不可能向地中海进犯了。第二天，他又发出另一个报告说他感到满意，因为已维伦纽夫不再向西印度群岛进发，而好像是以爱尔兰和布列斯特为目标，他则正在西西里岛的附近。虽然时间已经迟了，但却是绝对依照海军部早已确定的原则。 由于恶劣天气的延误，纳尔逊直到5月6日才到达直布罗陀。在那里他碰到正在葡萄牙的坎贝尔少将，他告诉纳尔逊，维伦纽夫正在驶往西印度的途中。纳尔逊一向是容易冲动而且血气言刚，马上就下了决心，于5月10日，率领10艘战舰和3艘巡洋舰横渡大西洋。 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上校作了如下评述： 纳尔逊立即向西印度进发的决定是否合理，似乎颇有疑问。当拿破仑的“英格兰军团”在布鲁日的准备如火如荼的时候，维伦纽夫的行动与运输这支兵力越过海峡，似乎无可避免的具有关连。不管维伦纽夫已经到那里去了，他却已经比纳尔逊早了一个月，所以一个比较合理而谨慎的假定就是认为法兰西舰队是在进行诱敌行动，以引诱英国海军离开海峡地区。而且当这支诱敌舰队已经在西方和南方失踪时，不久就可能掉转头来，向最后和具有决定性的目标进发。所以当维伦纽夫已经失踪很久之后，再向西印度群岛进发，这实在相当冒险。从全面战略的观点来看，纳尔逊应该向布列斯特前进。在这种捉摸不定危机四伏的情形中，这似乎最安全的办法。 格林菲尔上校也指出根据另一个理由，纳尔逊也应该与杰维斯会合在一起。英国海军部在5月10日，应该已经接到他在4月19日发出的通信。该部队对于维伦纽夫的行动真象必已早有所知，所以应该自有安排，对维伦纽夫进行追击。在这种环境下，如果纳尔逊也向西印度进发，那么追击的就不只一个支队而有两个支队了。事实上也的确几乎如此。当海军部从奥德（4月30日）和间谍方面得知维伦纽夫已向西印度群岛进发的消息，海军部长巴尔汉勋爵立即命令科林伍德中将，率领11艘战列舰出发追击。当科林伍德已在追击途中时，仅仅是出于偶然，他才知道纳尔逊早已在追击中。如果这个偶然事件没有发生，那么就会有21艘战舰去参加这个“追逐野鹅”的行动。在直布罗陀，纳尔逊曾经派贝克顿爵士去掩护克莱奇将军通过马耳他。其次，海军部命令贝克顿增强在维罗尔的卡尔德。5月17日，贝克顿驶向北方，10天后他接近芬尼斯特里，与科林伍德相遇，后者告诉他纳尔逊已经率领10艘战舰，早已在追击之中。 6月4日，在迅速航行之后，纳尔逊进入了巴尔巴多斯，柯齐拉尼少将在那里率领两艘战舰加入进来。在那里他获得了一个错误的情报，说有人看到法国舰队在圣路西亚的上风方面出现，结果他错过了他的敌人。5月14日，维伦纽夫到达马丁尼克时，发现梅塞斯已经返回罗彻福特，而坎特曼还没有到达。后者仍被封锁在布列斯特港中，拿破仑已经不想拖延下去，已于4月29日，派马哥农少将率领两艘战舰，把一个命令送给维伦纽夫，命令他在西印度群岛停留35天，如果坎特曼还是不能与他会合，就驶往维罗尔，接出封锁在那里的15艘船，接着再救出困在布列斯特港中的21艘船，最后集中兵力进入英吉利海峡，出现在布鲁日的前方。 马哥农于6月4日到达，在6月7日又接获了纳尔逊已到西印度群岛的消息。这个消息使维伦纽夫的神经大为紧张，于是竟不顾新命令，于6月10日匆匆返回欧洲。两天之后，纳尔逊到了安提瓜，他猜到维伦纽夫正在返回欧洲的途中，不是到卡迪兹就是土伦，更加可靠的是后者，因为他在这时曾经写信说：“他们可能幻想以为可以直达埃及，而不受到任何的阻碍。”——所以他决定返回直布罗陀。拿破仑似乎十分明了纳尔逊的固执想法。4月20日他写信给狄克里斯说：“纳尔逊可能又会向埃及作第二次的航行。”23日，他又命令在荷兰报纸上发表法军一万人在埃及登陆的消息以欺骗纳尔逊。出发之前，纳尔逊派了比时斯华尔兹上校指挥的寇里克斯号双桅船去通知海军部说他已经回来了——这艘船在回国途中，于6月14日看见法国舰队正沿地中海航向以北行进。这就适足以证明维伦纽夫是驶往比斯开湾，而并不是象纳尔逊料想的那样向直布罗陀海峡前进。7月7日，寇里克斯达到了朴茨茅斯，而7月19日，纳尔逊也在直布罗陀海峡抛锚。 7月18日在斯巴特角岸边时，纳尔逊曾与科林伍德通信，后者正在担负封锁卡迪兹的任务，他给与纳尔逊的回信，足以使对方认清当前的战略情况。科林伍德的见解是：他相信拿破仑的目的在于爱尔兰，维伦纽夫的舰队现在会首先接出维罗尔支队，绕着比斯开湾走，再救出罗彻福特的兵力，于是就有可能集中34艘舰船，出现于乌桑特前方，在那里可能再加入20多艘船只。他补充说：“当法国政府眼睛盯着大目标时，就决不会再留心细微末节。他们逃向西印度是为了躲避我方海军，这是他们行动的最大障碍。这个夏天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7月20日，纳尔逊在直布罗陀上岸，这是自从1803年6月16日以来第一次。在同一天他写信给巴尔汉勋爵说，除非俄国的巡洋舰能够代替现在正从地中海北部撤出的科林伍德的兵力，否则法国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运送陆军前往沙西尼亚、西西里、莫里亚或埃及。为了这个任务，他一再要求增派巡洋舰和单桅船前来。从他列举的地名上，就可以发现他虽然已收到7月18日科林伍德的来信，纳尔逊还是没有改变其旧有观念。8月3日，纳尔逊才奉命驶往乌桑特以与杰维斯会合在一起。 正当此时，又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足以使拿破仑的计划受到巨大影响。1804年5月12日，皮特再度执政，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另一个同盟。他的计划一部分是以1804年杜莫里兹的《论英格兰的防御》一文为根据。同盟的构成预定为英格兰、俄罗斯、奥地利、瑞典和纳普尔斯。经过一年谈判，1805年4月11日，英俄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接着在8月9日，俄奥两国之间又签定了另一个条约。他们也曾征求普鲁士参加，但遭到拒绝。这些条约规定俄国应出兵18万，奥国30.5万，瑞典1.2万。英国对于每10万兵额，每年支付辅助费120万镑，但总兵力以40万为限，用来对法西两国作战。 当寇里克斯号到达朴茨茅斯之后，比特斯华尔兹上校前往伦敦，并于8月9日向巴尔汉勋爵报告。后者立即认识到了比特斯华尔兹报告的重要性，于是立即通知杰维斯，要他命令斯特尔林少将解除罗彻福特的封锁，去增援在维罗尔港外的卡尔德爵士。此外，杰维斯也应命令卡尔德，一旦获得了增援之后就应该立即向华尼斯特里角进行，从那里再向西巡航，在六七天之间行走三四十里格的距离。因此，到1805年7月，拿破仑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大半。除了布列斯特与卡迪兹以外，所有其他的法西两国的港口都已经解除了封锁。 维伦纽夫于7月2日已经通过了阿左里斯海，7月22日在浓雾之中，接近芬尼斯特里。如果浓雾不散，那么他可以驶过卡尔德的十五艘船只而不被发现，于是就可以与在布列斯特的坎特曼会合了。但是正午时候，雾幕升起了，卡尔德的一艘前哨巡洋舰报告发现了法国舰队。下午五时，双方进行了一次并非决定性的交战，有两舰法国军舰下旗投降。虽然7月23日双方舰队仍在接触中，但并未再战，次日卡尔德向北进发去会合杰维斯，维伦纽夫也张着满帆向维哥湾前进，于7月28日到达。从那里再驶向维罗尔，并于8月1日到达。 这一战的精神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维伦纽夫对自己的舰队缺乏信念，已经禁不住溢于言表。八月六日他写道：“在浓雾之中，因为我方舰长对于战斗和舰队战术完全缺乏经验，除了跟随着前面的船只以外别无良策。在这里我们已经成为欧洲的笑料。”这次战斗使他的感觉有些麻痹。 在维罗尔，维伦纽夫收到了拿破仑在7月16日发出的通信，命令他解除维罗尔的封锁，然后再采取下述行动，以使法军成为多佛尔海峡的主人——或是与罗彻福特和布列斯特两个支队会合在一起，或是只与两者之一会合在一起。随后这支舰队速向爱尔兰和苏格兰行驶，以便与在提克斯尔的荷兰支队会合。如果因为会战或其他原因，维伦纽夫不能完成他的任务，则无论如何都不许进入维罗尔港，而应驶往卡迪兹。 因为信托的是维伦纽夫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最后指示，对拿破仑来说才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卡迪兹距离布列斯特最远，所以这也正是维伦纽夫心中所最想去的目的地，既然不准许进入维罗尔，他就把三艘已损毁的船只留在那里，而改向柯鲁拉前进，在那里他得到十四艘战舰的增援。 当斯特林为了增援卡尔德而从罗彻福特撤走时，7月17日，代替梅塞斯的阿里曼德少将也就从罗彻福特港口中溜了出来，于8月13日与维伦纽夫会合在一起。可是因为狄克里斯并未将此事通知维伦纽夫，不免铸成大错，终于导致大败。 那一天维伦纽夫出海航行，当他看见一些巡洋舰时，误认为那是英国人，于是立即改向南方行驶以躲避他们。实际上，这是属于阿里曼德支队的舰只，并正在寻找维伦纽夫的部队。如果维伦纽夫能与阿里曼德会合在一起，那么他的兵力可以增加到34艘战舰，如果再继续向北而不是向南航行，那么也许就会交上好运。因为在8月16日那天，杰维斯已经把他的35艘战舰分为两部分，派卡尔德率领18艘船前往维罗尔。所以维伦纽夫如果能依照命令向北行驶，如果再能侥幸躲过卡尔德，那么布列斯特的封锁真有可能被解除。 对此，拿破仑曾经这样感叹道：“维伦纽夫丧失的机会实在太大了！如果直向布列斯特前进，他可能避过卡尔德的支队，从而打击杰维斯的舰队，他的30艘战舰就会击败英军的20艘战舰，从而获得一个决定性的优势。”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批评固然是对的，不过实际上却很有疑问，因为杰维斯所保留的兵力，有10艘“三层甲板”战舰，按照当时的计算，一艘“三层甲板”船在战斗价值方面可以相当于两艘“双层甲板”船。 维伦纽夫继续南行，于8月20日进入卡迪兹，封锁这个港口的是科林伍德，一共只有3艘战舰。8月22日，贝克顿爵士率领四艘战舰前来增援；8月30日，卡尔德又带了18艘战舰赶到。8月3日，拿破仑到达布鲁日。时间已经很迫切，因为已有许多征候表示在他的后方正在形成一个同盟。奥国正在瓦伦提亚和提罗尔集中部队；根据报告纳普尔斯也在大量召集民兵。8月13日，当拿破仑听到维伦纽夫已经与卡尔德交战时，他立即向维伦纽夫表示祝贺，并命令他与阿里曼德立即会合，扫荡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把法西两国舰只混合编组起来，再向海峡进发。同时他在写给狄克里斯的信中却埋怨维伦纽夫的行动过于迟缓。8月22日他又写信给坎特曼说，维伦纽夫已在与他会合的途中，在他到达之后，就不能迟误一天，立即向海峡进发，以求一雪六个世纪以来的耻辱。同一天他也写信给维伦纽夫，并把该信寄往布列斯特：“赶紧扬帆，不要浪费一分钟。当我的舰队集中进入海峡时，英格兰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并已上船。只要有四十八小时，一切就都结束了。” 次日，拿破仑仍然不知道维伦纽夫已经到了卡迪兹，他写信给塔里兰德说：“当我对欧洲的情况越深入研究，就越感到有采取一个决定性步骤的必要。”他又说：“如果维伦纽夫和他的三十四艘船，能遵照我的指示，与布列斯特支队会合起来进入海峡，那么时间还来得及，我仍然可以成为英格兰的主人。否则，我就要拔起我在布鲁日的营幕，改向维也纳进发了。”最后直到8月26日，他才下了决心，命令他的参谋长贝提尔准备把在布鲁日的兵力向奥国移动。8月31日，他写信给杜洛克说：“军队已全部处于运动之中，到9月27日，我一切都可准备就绪了。我把‘意大利军团’交给马塞拉，奥国非常傲慢无礼，正在加紧准备之中。我的支队已经进入卡迪兹。请保守秘密，这只是告诉你一个人的。请尽量搜集多瑙河、美因河和波希米亚等地的地图，并让我知道奥俄两国陆军的组织情形。”9月2日他离开了布鲁日，于是“英格兰军团”变成了“大军团”，不是横渡海峡而是开始准备渡过莱茵河了。 前面已经说过，纳尔逊已于8月3日向北往乌桑特航行，8月15日，当他到达该处向杰维斯的将旗致敬之后，得到命令要他乘胜利号旗舰往朴兹茅斯，他于8月18日在那里投锚。在英格兰，他的时间消磨在伦敦与默顿之间，9月2日，巡洋舰“欧亚拉斯”的舰长布莱克-吴德带来一个消息，说维伦纽夫已经进入卡迪兹，于是纳尔逊的短假遂告结束。9月5日，他把他的行李送往朴茨茅斯；9月14日，他本人也上了船。第二天，“胜利”号由欧亚拉斯伴送，一同扬帆出发。9月28日，他与科林伍德会合，并接管全部舰队的指挥权。 第二天是他四十七岁生日，在给一个不知名友人的信件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当我接管这个舰队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军官到船上来欢迎我的归来，在热烈的气氛中几乎忘记了我的总司令身份。”纳尔逊把他的舰长们集合起来，把他的会战计划解释给他们听，这是他在默顿时拟定的，通常被称为“秘密备忘录”。在没有说明这个计划之前，最好先回顾他的前一个计划，就是他在前往西印度途中构想出来的，因为在这两个计划中，前者可以更清楚的显示出纳尔逊与当时其他的海军将领的不同之处。 第一个计划的要点就是一个“接近的和决定性的会战”，这是纳尔逊的一贯目标。在这种会战中，部将们不应等待信号，而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动精神来采取行动，为了使他们在这种行动中不至于使整个会战秩序发生混乱，他们对于总司令的攻击“模式”必须要有充分认识。纳尔逊并不是以战斗为手段，以求达到执行一个计划的目的；反之，他是用计划为手段，以求达到执行一个战斗的目的。这二者之间是大有区别的。这个备忘录的特点不在于其攻击的“模式”方面，而是当部将在执行攻击时，可以有极大的行动自由——关于攻击模式，这里一共提到了两种，以便在不同环境中可以替换使用。在圣文森特之战中，纳尔逊还是一个部将，他却发挥了高度的主动精神，所以他也希望他的船长们也都能以他为榜样。他和拿破仑完全不同，后者不容许他的元帅们具有主动精神，而纳尔逊却希望他的舰长们都具有“纳尔逊”式的头脑。除了勇敢好斗以外，他自己的主动精神，再加上部下的主动精神，才是使纳尔逊成为英国最伟大海军将领的主要原因，尽管后者违背了当时严格的海军纪律。 当纳尔逊在默顿时，首先与凯茨讨论他这个“秘密备忘录”。其基本假定是纳尔逊的舰队有四十艘战舰，维伦纽夫则为四十六艘。要想不花太多时间把四十艘船都列成战斗序列，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全部舰队分为两队，每队十六艘船，另有一个“前进支队”或是“预备队”，共有八艘船。此外，同样是为了节省时间，航行序列也就是战斗序列，而且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机会起见，这两个支队也完全可以独立行动。一个由纳尔逊指挥，另一个由科林伍德指挥，后者对于他的战线具有完全的指挥权。 攻击的“模式”是这样的：当科林伍德攻击敌方战线后半段的十二艘船只时，纳尔逊应攻击敌军的中央部分以阻止它攻击科林伍德，同时他的船只应夹在敌方中央与前卫之间，不让后者转过身来以援助敌人的后卫部队。此时，“前进支队”插入进来，他们应位置在敌人中央的前方，相隔三四艘船的距离，目的是全力搜索敌人的总司令，因为这也是敌人舰队在指挥和精神上的中心。纳尔逊说：“有些东西必须靠机会，尤其在海战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有一定把握的。炮弹可以击毁敌船，同样也可以击毁友船。但是当敌方前卫来不及支援后卫之前，我对胜利是确有信心的，在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接受敌人剩余二十艘战舰的投降，如果他们企图逃跑，那么就可以全力追击。” 纳尔逊的战术观念与埃帕米农达斯在列夫克特累的战术观念极其相似。在那个会战中，底比斯军的右翼监视着斯巴达军的左翼和中央两部分，而底比斯军的左翼则击毁斯巴达军的右翼。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中，纳尔逊也是用攻击的手段控制着法西联合舰队的中央和前卫，而好让科林伍德击毁敌人的左翼——后卫。因为这个战术观念事实上是古已有之，所以不一定要归功于吕岑会战中的菲特烈，或是特拉法尔加会战中的纳尔逊。在战争中，基本观念往往会再生——它们从这一代又传到了那一代。 纳尔逊曾经写信给他的情妇汉密尔顿夫人，对这次与各位舰长间的会议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当我把这个‘纳尔逊秘诀’解释给他们听之后，这伙人简直像中了邪一样，有些人流了眼泪，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说‘它真是新奇，真是特别，真是简单！’而将军级以下的人员，也都一再说道：‘只要让我们逮着了，就一定会成功！我的勋爵，你给了我们信心！’” 在10月9日或10日，这个秘密备忘录又以书面的形式流传。 在卡迪兹的维伦纽夫发现他的处境空前恶劣。他的金库已经一空如洗，粮食和供应品都感到缺乏。除了原来缺员2,000以外，还有1,731名伤病人员。更糟糕的是，法西两国的官兵之间经常发生争吵。9月2日，他写信给狄克里斯大诉其苦。虽然如此，到9月24日，他还是能够报告说已经装好六个月的补给，准备出发了。 拿破仑此时已经放弃了一切侵英的意图，可是对这个“可怜的”的维伦纽夫——这是拿破仑给他的评语——却另外指定了一个新的“送终”计划。他从圣克劳德给维伦纽夫发出如下命令： 我决定把集中在卡迪兹港中的我方海军力量，投入地中海方面，作为一个强大的牵制。你应该明了我方的意图，立即寻找机会率领联合舰队，向该海域进发。首先去卡塔赫纳与在该港中的西班牙支队会合，再向纳普尔斯进发，并在某个海岸上让你船上所搭载的陆军登陆，以便与圣西尔将军所指挥的部队会合。依照你自己的判断，如果认为有必要，你所指挥的舰队可以尽可能留在纳普尔斯海岸，以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害，并拦截意图派往马耳他岛的船团。在这个远征行动之后，舰队就可以驶入土伦，以便整理和修补。我们的意图是这样的：无论在何处，如果遇到一个处于劣势的敌人，你都应该毫不犹豫的进行攻击，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这次作战的成败，就要看你是否能够立即离开卡迪兹出发。 两天之后，拿破仑又命令狄克里斯撤换维伦纽夫，而代之以罗西尼。因为考虑到不愿意刺激维伦纽夫，狄克里斯却没有立即通知他。10月10日，罗西尼到达罗德里戈。 10月1日，维伦纽夫开始作最后的准备，预定在10月7日出海，可是风向突然转变，迫使他在港口中停留了十天。10月8日，他召开作战会议，向他的舰长们解释他对未来的会战的战术观念。他主张把这个33艘战舰的舰队，分为两个集团：（一）战斗集团，共21艘船，由他自己指挥。（二）预备集团，共12艘船，由格拉维拉将军指挥，应位置在前者的上风方向。到10月16日，最后的战斗序列都已完全决定。战斗集团又分为三个支队，每队七艘船。前卫为第二支队，由阿拉发中将指挥，旗舰为“圣安娜”号。第一支队为中央部分，由维伦纽夫亲自指挥，旗舰为“布森陶尔”。第三支队为后卫，由杜马罗尔少将指挥，旗舰为“杜古陶因”号。预备集团，由格拉维拉指挥，旗舰为“奥地利亲王”。 接着，维伦纽夫又推测敌人所可能采取的战术，可以说非常准确。他说：“英国舰队不会构成一个与联合舰队平行的战线。纳尔逊会企图切断我方的战线，包围我方的后卫，然后集中力量来打击可以孤立和切断的船只，越多越好。”至于究竟应该怎样应付这样的攻击，他却并无高见，很显然，他知道他的舰长们只能采取鱼贯而行的方式。他所补充说明的只有两点：如果联合舰队占了上风，则应该追击敌人，然后一船对一船的作战。如果在下风，虽应排成一个紧接着的战线，等候攻击，而每个舰长也应各自为战。依照拿破仑的命令，法西两国的船只是采取混合编组的。他们中间有一艘“四层甲板”的船“三叉戟”号，一共有131门火炮，是当时最大的船只；三艘“三层甲板”的船，两艘为112门火炮，一艘为100门火炮；一艘64门火炮的船只；七艘巡洋舰和中型巡洋舰。战舰中有18艘法国的，15艘西班牙的。所装有的“侧舷”火炮共为2,626门，短炮除外。 搭载的官兵总数为21,580人。所搭载的陆军是由卡迪兹守备部队中抽调出来的，其中有“非洲”团和索里亚团，都是过去曾参加过西班牙无畏舰队的部队。英国舰队本应有33艘战舰，但当纳尔逊接管指挥权不久之后，路易少校所率领的支队，共有战舰六艘，奉命去保护一个驶向马耳他的运输船团，所以纳尔逊手中只剩下27艘战舰。在这些船只当中，七艘是“三层甲板”的，三艘100门炮，四艘98门炮。二十艘为“两层甲板”的，一艘80门炮，十六艘74门炮和三艘64门炮。此外他还有四艘巡洋舰，一艘双帆二桅船，一艘单桅快船。全部官兵16,820人。除了短炮以外，一共有“侧舷”火炮2,148门。 因为路易的支队不在，纳尔逊改变了原有观念，不再把舰队分成三线，而代之以两个纵队：（一）前卫或上风纵队，共有船十二艘，由他自己指挥，旗舰为“胜利”号；（二）后卫或下风纵队，共有船十五艘，由科林伍德指挥，旗舰为“王权”号。这是他第一次改变了在“秘密备忘录”中的原有观念，以后还有其他的改变。这些改变曾引起了许多争论，但更足以说明纳尔逊在这一战中的心理变化。 他的目的是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俘获或击沉敌方的二十艘战舰，因为他在临死时曾经说过：“我估计应该有二十艘。”正如秘密备忘录所说，旧式的平行战斗序列通常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它们是如此迟缓，无法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他认为那好比是用两个“单臂”来搏斗的拳师在互相格斗，而他所希望的却是能同时用“双臂”来搏斗。他的舰队可以同时向左右两方打击。上风纵队保护右面，而下风纵队则打击在敌人的后部。他为什么要选择敌人的后卫来当作打击目标，面不选择前卫呢？因为要支援其后卫，敌人的前卫必须调过头来，所以需要很长时间；反之若是打击前卫，则敌人的后卫只要继续照原有方向前进，而不必调过头来。 为了使他的打击具有极大的动量，他并不严格遵守传统的横线或直线的战术。反之，他却代以两个船团，只是依次航行而已。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当他在默顿向凯茨将军解释他的战术时，他曾经这样说：“这样会立即引起一场混战，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两个月后，科林伍德所写的一封信也可以作证，他说：“纳尔逊决定用两个独立的集团来代替一个严整的攻击序列。它的执行非常良好，所以获得了优异的成功；或许它的新奇性对于我们极为有利，因为敌人料想我们一定会形成一个好像一条线的东西。”这也正是纳尔逊所早已预料得到的，因为在默顿讨论战术时，他曾经突然转向凯茨说：“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所想的是什么。我认为它可以突袭敌人，使他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突然袭击加上集中兵力，另外再加上优越的炮术。 秘密备忘录与实际情形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心灵中的观念与行动中的观念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战术目标还是一样的，但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可以依照当时的情况而有所改变。这不是腐儒之流所能够解释的。10月15日，维伦纽夫从拜昂尼获知罗西尼已经启程来卡迪兹，因为他知道罗西尼已经有十二年以上没有下过海了，所以他认为一定是派他来担负某种行政上的任务。接着从马德里又传来消息说罗西尼是奉命来接替他的，维伦纽夫觉得这是一个奇耻大辱，于是决定在他尚未到达之前，就先溜出卡迪兹港去。10月17日，当他听说纳尔逊舰队中已经调走了路易支队的消息之后——已经知道太迟了——更增强了他的决心。风向也有利于他，在与格拉维拉会商一番之后，他就命令旗舰舰长，发出“准备开船”的信号。可是在他发出信号之后，突然风又息了，接着是一点都没有了。 第二天，纳尔逊在他的日记中写着说：“天气清明，东风，联合舰队要想出海，这就算是最好的天气了。”虽然如此，维伦纽夫却踌躇不前，一直等到10月19日上午六时，他才命令他的舰队扬帆出发。两个半小时之后，纳尔逊在卡迪兹西南西方向约50哩远的地方，从他在岸边监视的巡洋舰获知敌军已经出港的信号，他立即发出“全面追逐”信号，因为他的目的是切断联合舰队往地中海的进路。接着又发出了“敌方舰队已在海上”的信号，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10月19日，只有马哥农的支队驶出卡迪兹，直到10月20日的正午，维伦纽夫的全部舰队才开始行动。10月20日天明时，纳尔逊正在直布罗陀的附近，还没有发现敌踪，于是命令舰队调换方向，向西北前进。上午七时，发现了维伦纽夫的舰队，在正午时得到报告说它向西行进。一个小时之后，“胜利”号停泊，科林伍德上船来接受最后的指示，因此纳尔逊知道维伦纽夫已经改变向东南行进，在日落之前，他命令他的巡洋舰在夜间始终与敌人保持接触。 10月21日，星期一。拂晓时分，当英国舰队仍然还处于没有严整的序列或阵线时，敌人却已经组成了密接着的战线，采取东微偏南的方向，双方相距约为十哩到十二哩。因为天色还太黑，不能辨识旗语，所以一直等到上午六点十分，纳尔逊才发出了一个普遍的信号：“成两个纵队依次前进。”于是科林伍德的纵队进到右前方。接着又发出“依照东北东方向行驶”。六点二十二分，命令“备战”。维伦纽夫正向着直布罗陀海峡前进，在他认识到因为风力轻微使他不可能避免会战时，于是在上午八时发出信号，命令全部舰队转向，这样好使卡迪兹港处于下风的位置，以便被击毁的船只有一个避难之地。这个在最后一分钟又改变计划的行动，实在是十分不幸，因为这不仅好像退却一样足以影响部队的士气，而且这样调一个头，需要两个多小时，结果所组成的战线仍然凌乱不堪。有些部分太挤，有些部分又太松而留有缺口，其中大部分向下风方向弯曲，整个舰队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新月形，长度约为三哩。这个调动使格拉维拉的支队拉在战线的后方，而杜马罗尔的支队反而变成了前卫。一旦方向变换完成之后，联合舰队就向北缓缓运动，其速度大约为一哩或较高一点。 当联合舰队正在调换方向之际，英国舰队分为两个纵队——不如说是船团——在满帆之下，慢慢赶来了。上风的纵队由纳尔逊指挥，下风的则由科林伍德指挥。从西北面吹来的风力甚微，海中只有向西推送的巨浪，英国舰队前进的速度是预先估计为三哩，不久降到了一哩半。因为纳尔逊并不收帆，所以这两纵队就不可能构成正规的战线。此后，他和科林伍德就好像两个小学生竞走一样，各自埋头疾走；前者已经又不照原定的计划，不以敌方中央前段为目标，而改向其前卫的中央冲去；后者则向敌人后卫部分的前段进攻。 为什么纳尔逊又调换方向的原因，似乎是他看到敌人转变方向时，突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维伦纽夫准备逃入卡迪兹。在上午十一点四十分之前不久时，他向科林伍德发出信号说：“我的意图是越过或通过敌线，以阻止敌人进入卡迪兹。”换句话说，就是挡住他们的退路。接着在上午十一时四十八分时，他又发出其著名的通令：“英格兰要求每个人恪尽职守。” 这个信号发出时，科林伍德已经接近敌人的后段，因为时间早已过了十一点三十分。维伦纽夫已经发出“开火！”的命令，接着在下午十二点十五分时，又发出“各舰各自为战”的信号。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圣安娜”号后面的“弗高克斯”号发射第一炮，这是以“王权号”为目标的，此时双方相隔尚在四分之一哩以外。此时，双方好像是一致行动一样，都升起他们的国旗。在法英两国的船上，鼓乐齐鸣，士兵举枪敬礼。 于是会战展开，这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科林伍德的攻击，纳尔逊的攻击和杜马罗尔的反攻失败。以下就按顺这个次序叙述： 当“弗高克斯号”向“王权”号开炮时，科林伍德的船团向左行进，每船之间的间隔约为两“链”（约四分之一哩），成为一个不规则的斜线，因为敌线的弯曲，所以双方几乎是平行的。在“弗高克斯”号开火后五到十分钟，王权号仍继续保持航向不变，接着“圣安娜”号又向它开了一炮。于是它靠近并钻入敌军战线，在“圣安娜”之后，“弗高克斯”之前。当他面对“圣安娜”号的船尾时，就从左舷向它连发两炮，使它受到巨大损失。接着他又对“弗高克斯”发射右舷火炮，此后又驶近“圣安娜”的右后段，再次向它射击。 科林伍德不久发现他周围都是敌船，经过四十分钟的猛击之后，“王权”号已变成了一个无法控制的空船壳。不久就由“欧亚拉斯”号拖曳行驶了。下午两点二十分时，“圣安娜”号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乘员死亡104人，伤236人，开始下旗投降。于是布莱克-吴德上校过船去，把重伤垂危的阿尔发将军，运到“欧亚拉斯”号上面来。在“王权”号作战后八分钟时，“贝里岛”号也从弗高克斯的后面，切入了敌线，并且也和“王权”号一样，它立即为几艘敌船所包围。因为它的船桅损毁了，有一段时间连一炮都发射不出来。虽然如此，它却把军旗钉在后桅杆上，继续战斗。后来它由三艘英舰救出。在“贝里岛”之后约一刻钟，“战神”号也投入战火，以后其他每一艘英国军舰，也都是这样分别切入敌人，向首尾两端的敌船用侧舷炮火猛击。其结果是每艘敌船都受到了连续的集中火力。 在科林伍德的后方各船中，“无畏”号加入作战时，已经在“王权”号后一个小时了，最后一艘船是“亲王号”直到下午三时才开始有作战的机会。 当这个下风纵队的战斗结束后，科林伍德也已经完全胜利了。与他交战的一共有十五艘法西两国的战舰，其中十艘被俘，炸沉一艘——“阿基利斯”号，只有四艘逃去，其中有一艘为格拉维拉的旗舰“奥地利亲王号”，上面载着垂死的格拉维拉将军。 在科林伍德纵队开始作战后二十五分钟，纳尔逊也投入了战斗。和前者不同，它始终保持着不规则的鱼贯形队形。依照“胜利”号上军士长托马斯·阿特金森私人的日记，它是继续平行着敌人的前卫行驶。依照他的记载：“在十一点五十分（实际上为下午十二时十分），敌人开始向我们射击；在十二点过四分时（实际上为下午十二点二十四分）我们的左舷炮开始向敌人的前卫射击。”从北到南，杜马罗尔率领着五艘领先的船只，可能是从“海王星”号起，到“德格-特洛茵”为止。依照杜马罗尔的记载，纳尔逊领导着三艘“三层甲板”战舰，向他的前卫中央挺进，于下午十二时十五分开始与它交战。经过四十分钟的炮战之后，纳尔逊向右旋转。 单以纳尔逊的三艘战舰而论，其炮击的时间比杜马罗尔所说的还要短，因为当法舰“恐怖”号开火之后，“胜利”和“勇敢”就开始向右旋转。纳尔逊是在寻找维伦纽夫的旗舰，因为他的主要愿望就是与它接舷战斗。虽然“胜利”号上的一切望远镜都在搜寻法军总司令的旗帜，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于是“胜利”号只好向前攻击“三叉戟”号，假定维伦纽夫可能是在这艘最大的敌舰上。纳尔逊相信法军指挥官是狄克里斯。根据“斯巴达人”号舰长的记载，当胜利号在下午十二点五十七分向“三叉戟”号前进时，发现在该舰后面的一艘法国“两层甲板”船的前桅上，挂着总司令的将旗——即“布森陶尔”号。“胜利”号冒着炮火，不久就钻到“布森陶尔”号的后方，用船头上的短炮——六十八磅炮——和侧舷火炮，向“布森陶尔”号的舱窗中猛射，使它遭到极大的损毁。其次，当英舰“海王星”和“征服者”接近“布森陶尔”号之后，“胜利”号遂向右转，与法舰“敬畏”号接舷，该舰由鲁卡斯指挥。两舰立即纠缠在一起，双方的乘员都准备跃上对方的甲板，但是法国人的企图却为英方火力所制止，杀伤人数颇多。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时，两艘船还是绞在一起，当纳尔逊正在后甲板与舰长哈迪一同指挥时，从“敬畏”号的船桅上突然射来一颗子弹。子弹击穿他左肩的肩章，透进了胸部，嵌在他的脊椎骨上。他一下子扑倒在船面上，他在被扶起来后说：“他们终于把我解决了。哈迪……我的背脊骨已经被射穿了。”他被抬入船舱，到下午四点三十分钟，在知道了会战已经胜利的消息之后，才安心死去。 当“胜利”号正与“敬畏”号交战时，“勇敢”号驶向前去，向“三叉戟”号开炮，接着又向“海王星”号和“敬畏”号射击。不久以后，“弗高克斯”号在“贝里岛”号交战之后，又转过来协助“敬畏”号，于是又为“勇敢号”所抓住。在解决了这两艘敌舰之后，“勇敢”号又用其前炮痛击“三叉戟号”达半小时之久。 在“胜利”号突袭敌线十分钟之后，英舰“海王星”号先向“布森陶尔”号射击，然后进攻“三叉戟”号，一个半小时之后，其乘员战死245人，负伤173人，这艘巨型的四层甲板船遂开始下旗投降。对于在这艘船上的景象，英舰“海王星”号上的船员巴德柯克曾有如下描写，足以说明十九世纪初叶的海战情形。他说：“我踏上这艘大船去收容俘虏，其死伤人员数字在三四百之间，满处都是血肉，后甲板上堆满了伤兵，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手。” “不列颠”号接着也跟上来了，后面就是“列维坦”号和“征服者”号。后面的两舰夹击“布森陶尔”号，下午两点五分，维伦纽夫落下了他的将旗。在他船上的景象，“征服者”号上的陆战队上尉阿特切里曾经记载说：“到处都是死尸，景象非常凄惨。死伤总数在四百人以上，多数都是没有头的。” 在“胜利”号开始作战后四十分钟“阿贾克斯”号才开始作战，而“阿伽门农”号还要更迟。“非洲”号是一艘六十四门炮的船，也是双方最小的一艘战舰，所遭遇的情形也不平凡。在十月二十到二十一日的夜里，它与全部舰队丧失了连络，在拂晓时位置在舰队北面，相距已有数哩远。在发现舰队位置之后，它立即向“胜利”号前进，在“王权”开始发动战斗之际，他已经到达敌方前卫的射程内。依照它的日志，在十点四十分时，它开始与敌方最前面的一艘船交战，然后穿过整个前卫，每经过一艘敌船都向其射击，最后又协助“海王星”号攻击“三叉戟”号，并与“勇猛”号交战。 “猎户座”号也是独立行动的。因为它的舰长，科灵顿看到敌方中央部分的兵力比较强大，所以他单独向南行驶以协助“王权”号。以后他又回北边来协助“胜利”号。当维伦纽夫下旗投降时，纳尔逊纵队中的最后两艘船，“弥诺陶洛斯”号和“斯巴达人”号都还不曾参加战斗。 现在再叙述杜马罗尔的反攻——这不过是个勉强的命名。 当下午十二时三十分，纳尔逊钻入联军中心之后，维伦纽夫发出了一个通令，要所有尚未参加作战的船只，都一律自动投入战斗。杜马罗尔对此并无反应，此后维伦纽夫即再没有注意他，半小时以后，杜马罗尔仍继续向北航行，结果就使前卫与中央之间产生了一个空洞。此时他仍没有发挥主动精神，反而等待维伦纽夫的命令。虽然如此，维伦纽夫又不立即回答，直到下午一点五十分，他才命令杜马罗尔赶来协助正受着强烈压制的中央部分。 风力是如此的微弱，杜马罗尔要想转变方向是相当的困难，他本应使其整个支队集中在一起，以便可以作一次全力打击，可是他却把兵力又分为两部分。可能是在转向时丧失了连络，也可能是有五艘船不听命令。他的行动是如此迟缓，直到下午三点十五分到三十分之间，“胜利”号上的哈迪舰长才看见杜马罗尔的十艘船中，有五艘是逐渐向北行驶了。于是他立即发出信号，通知纳尔逊纵队中的各船准备迎敌。 哈迪所看见的五艘船是“英雄”号，“勇猛”号，“圣奥古斯丁”号，“圣弗兰西斯科”号和“拉约”号。当他发出信号之后，它们就与英舰“征服者”，“阿贾克斯”，“阿伽门农”和“列维坦”等发生了遭遇战。不久之后，“圣奥古斯丁”号即下旗投降，“英雄”号摆脱了战斗，逃往卡迪兹。 “圣弗兰西斯科”号和“拉约”号也企图逃走，前者船破沉没，后者于10月23日向“列维坦”号投降。“勇猛”号由恩维内特指挥，首先受到“非洲”号的英勇攻击，以后又受到“阿贾克斯”，“阿伽门农”和“猎户座”三船的夹攻，经过一番苦战后，才向科灵顿舰长投降。 此时，杜马罗尔的另外五艘船也调转了航向，“恐怖”号和其他两艘船都是靠小船拖曳，才转过头来的。现在也向南驶来，由“恐怖”号领先，跟随其后的是“蝎子”号、“布兰科”号、“德格-特洛茵”号和“海王星”。它们首先向“征服者”号开火，然后向前进，一路用侧舷炮火射击“胜利”，“勇敢”和“王权”等船。不久，英方尚未参加过战斗的“弥诺陶洛斯”号和“斯巴乐特”号也立即赶上，切断了“海王星号”，迫使它投降。此时，其余四艘法舰都向南逃逸失踪了。11月4日，才为斯特拉汉爵士的支队所捕获。 下午四点三十分钟，会战已经接近尾声。维伦纽夫的三十三艘战舰中，有九艘逃向卡迪兹，四艘逃向直布罗陀海峡方面，其余二十艘之中，七艘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十二艘为敌人所俘，一艘正在起火燃烧。夜幕将垂时，风暴大作，一连就是四天，多数负伤的船只都自动沉没，包括所有的英军战利品在内，只有四艘例外，可是在整个会战和风暴之中，英国却未损失一艘船。死伤的数字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依照1805年11月27日和12月3日《伦敦公报》的记载，英方的损失为死449人，伤1,214人。埃塞尔在“特拉法尔加的敌军”一书中所估计的法西两国的损失是这样：法军阵亡和溺毙共3,373人，伤1,155人；西军死1,022人，伤1,383人，被俘约三四千人。因为法军被俘人数至少应与西军的相等，所以联军全部损失总数可能应该是官兵共14,000人。这个数字虽然很高，可是如果与雷班多一战的数字作一下比较，似乎还是很少。 在这次会战中，双方的人员都英勇，虽然法西两军的英勇在最初阶段是要打折扣的，可是其顽强程度却不亚于英军。同时，若与以后的会战作一个对比，则最值得追忆的是双方都具有古代侠士之风，彼此都很有礼貌。举个例子说，在被俘之后，鲁卡斯（“敬畏”号的舰长）在伦敦社会中获得了大家的尊敬。而维伦纽夫将军和马肯迪上校也获准参加纳尔逊的丧礼。尽管已经发生了革命，战争却仍然还是绅士阶级的职业。 10月27日，科林伍德派拉佩诺狄尔中尉指挥的小船“比克勒”号回国报捷。11月4日，拉佩诺狄尔到了法尔茅斯，在那里只停留了半小时，就出发去伦敦。他一路换了十九次马，于11月6日清晨一时赶到英国海军部。几分钟之后，海军部长接见了他。一见面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报告，我们获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是却失去了纳尔逊勋爵！”拿破仑对于纳尔逊也是推崇备至，他命令在每艘法国军舰上，都悬挂纳尔逊的画像。 纳尔逊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将，主要的就是他能够摆脱当时平行战斗序列理论的束缚，虽然他并不是采取这种作法的第一人，可是他却比前人更能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一种纯粹防御性的观念。依照这个理论，一个由战舰所组成的横线，可以发出优势的火力，如果敌人成鱼贯纵队来犯，其结果将无异于自杀，可是纳尔逊却看出了这个理论的漏洞，他知道由于当时的火炮射程极为有限，而且命中率也不高，所以被敌人横线集中火力所击毁的危险，事实上只限于最后几百码的接近距离之内。此外，他也认识到一旦双方发生接触之后，决定性的因素是优势的射击术，而不是数量优势和横线队形。在射击术方面，英国人比对方高明得多，不仅射击的命中率较高，而且射速也快了一倍，所以其毁灭力也高了一倍，只要比较双方的死伤数字，就可以知道此话不假。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在封锁之中，法西两国的海军丧失了练习机会，而英国海军则正好相反。 科林伍德指挥“无畏”号战舰时，他的人员是经常在操练大炮，几乎很少有其他的船员，在火力的迅速和精确上，能与他们相比。科林伍德经常告诫他们说：“如果他们在五分钟之内，能使侧舷的火炮作三发精确的射击，就没有任何船只能够抵抗他们了。可是如果能有经常的练习，那么只要有三分半钟的时间就够了。”这些话的意义在于，一旦进入战斗之后，一艘船的射击如能比敌人快两倍，那么火力也就相当于两艘船了。所以在纳尔逊看来，整个的战术问题是迅速与敌人接近。用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也可称为“海上闪击战”。 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特拉法尔加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会战，它对于历史具有广泛的影响。它把拿破仑的侵英梦想完全击碎了。它也使一百年来的英法海上争霸战从此告一结束。它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海洋帝国，这个帝国维持达一个世纪以上，使所谓“不列颠的和平”变得具有可能性。更重要的后果是它告诉1805年的世界，拿破仑并非天下无敌的。它也迫使拿破仑不得已而采取他的‘大陆体系’，企图建立一个大帝国，以图在经济上绞杀英格兰，而结果却是作茧自缚，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绞杀。如果没有特拉法尔加之战，就不可能有半岛战争，如果没有半岛战争，就不可能有滑铁卢会战。所以威尔逊先生在“剑桥近代史”中对这个伟大的海军胜利，所作的评语似乎一点都不夸张。他说：“特拉法尔加在拿破仑战争中，的确是一个真正有决定性的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