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钮先钟 Young Gung Young Gung Young Gung 投笔从戎 菲特烈大帝属于一种独特的君主，仿佛是古代暴君或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王子，而不像他这个时代中行将崩溃的专制帝王和正在兴起的立宪君主。 他既是文人也是军人，并且把哲学与战争结合起来——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充满了自我表现和矛盾，很难发现其真正个性。比如说很少有伟大的军人像他这样铁石心肠，敢于挑起战争，但是也很少有人能像他对战争具有如此彻底的认识，知道用这种手段来达到目的是如何没有希望。在《军事条令》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对胜利者和对于失败者具有同样致命的危险，那么凭借这样的部队（他的部队），就足以征服世界。”在他所的许多诗句中，对战争曾经有如下描写：“这个铜头巨怪，战争之魔，一心只想饮血和毁灭。”虽然如此，他却坚持说：“我们不应该讥讽战争，而是应该铲除它，好比医生铲除热病一样。” 虽然在他内心深处是谴责战争的，但他对于和平的观念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从各种资料来看，他确实承认战争是一种“原罪”。有一次当他与教育部长舒尔茨谈话时，舒尔茨对他说，过去大家都相信人性是恶的，现在却又相信它是善良的了。菲特烈的回答却是说：“啊！我亲爱的舒尔茨，你并不认识这个该死的人类！”对国王的身份而言，他心胸广阔，热爱自由。他说：“我同我的人民已经获得了一个双方满意的谅解。他们说他们所想说的话，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对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一律大度包容，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经由他自己的道路进入天堂”。他开放言论自由，取消严刑逼供，发展科学研究，免费给穷人供食，为数千名老妇开办养老院，但是却不让她们白吃，而是让她们从事纺织，这可以表现出他讲究经济的个性。虽然如此，有时他会十分野蛮。有一次他说道，获得情报的最好方法，就是抓住一个富人，给他换上穷人的衣服，将他送往敌国去，同时威胁着他说：“如果在一定时限之内不回来，就烧了你的房子，并把你的妻儿砍成几块。” 他有如一个由普克和马基雅维里混合形成的怪物，由雷神之槌在火神的铁砧上锻炼成形。 除了亚历山大——可能的话再加上查理十二世——以外，在古今所有名将中，菲特烈是最具有进攻意识的。科灵在他的《战争的演变》一书中作了如下评论：“菲特烈二世所呼吸的空气中只有进攻精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任何作战中，即使面对优势的敌军，他也总是采取攻势，他自己就是后续力。”有一次他说，凡是不主动进攻而坐以待敌的军官，他都要加以处罚。他总是采取攻势，而且几乎总是先下手为强。他说：“我们部队的整个力量完全寄托在攻击上，如果没有真正的理由而放弃攻击，那才真是蠢蛋。” 他不喜欢长期战争，不仅因为成本太高，而且军人的水准也会日益低落，我们应该了解在十八世纪，攻势成功的主要基础就是士兵在操场上的技巧（也就是运动的技巧）。此外，他也认识到因为战争足以决定国家的命运，而建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使士兵吃得饱肚子。所以补给才是一切作战的基础。战事拖得越长，补给就越感困难。虽然如此，但因为他也跟查理十二世一样，总是不顾一切地进攻，结果常常遭到惨败，大有得不偿失的味道。 拿破仑对菲特烈大帝的评价是很有意思的，他说： 越是危急关头，越显示出他的伟大，这是我们所能说的最好的赞誉之词。 使菲特烈显得杰出的，不是他的运动技巧，而是他的胆大妄为。他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是我所不敢做的——他会放弃他的作战线，有时好像完全不懂战术。 在七年之间，普鲁士凭一国之力挡着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普鲁士的陆军力量，而是菲特烈大帝一个人的功劳。 当我们探讨他的历次战役时，发现使他成为如此伟大的将才的原因不仅是他的勇敢精神，而且他对当时的战术条件也具有超乎常人的认识，同时知错能改。他认识到那个时代的战术，是如此迟缓和笨拙。自从他开始其毕生事业时起，他就决定以机动和迅猛的火力来作为他的战争体系的基础，这也是当时的战术所缺少的因素。他曾经说过：“一个普鲁士的步兵营，就是一个活动的炮兵连。他们的装弹速度极高，使其火力可以比其他任何部队都高出三倍以上。仅此一点就使普鲁士军占了三比一的优势。”虽然有此说法，不过在他早期的作战中，他更多的是倚重刺刀，但他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在后来各次会战中，都是全力发展枪炮的威力。 他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曾经首创第一支真正的骑炮兵部队，从1759年以后三十年中，在欧洲只有普鲁士拥有骑炮兵。因为奥地利人总是采取守势，他们的火线常常位于山顶，而预备队则在山后方，所以他也主张更多地使用榴弹炮。奇怪的是，他从未认识到训练有素的轻步兵的价值，尤其是在科林会战中，使他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奥地利的轻型步兵，这就使人有些疑惑不解了。 以他的小战术为基础，菲特烈又进一步发展其特有的大战术。过去，由于兵力的调动异常迟缓，所以总是进行正面交战，这也是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中的通病。不过菲特烈却认识到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自己一翼的机动性远比对方优越，那么等对方慢慢把兵力部署好之后，就可以立即转向它的一个侧翼，重新展开攻击敌军，使对方来不及调换正面。以上所说的就是其大战术的精华，说起来好象非常简单，似乎很容易模仿，但事实上除非攻击方具有优越的机动性，否则不易成功。因此拿破仑说：“他的‘斜形战斗队形’只是对于不善运动的敌人才有效果。” 菲特烈对这种战斗队形作了如下解释：“你面对敌人缩回一翼，并增强准备进攻的另一翼。利用后者的兵力，尽量对敌军的一翼进行侧翼攻击。十万人的大军，如果在侧翼只受到三万人的攻击，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击溃。这种部署的优点可以概括如下：（一）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可以与较强大的敌人作战，（二）它在一个决定点上攻击敌军，（三）如果你被击败了，那只是你兵力的一部分，你还有四分之三的完整兵力，可以掩护你撤退。” 为了获得最高度的机动性和迅猛的火力，菲特烈主要的就是靠操练，有关这一点曾经有过许多无稽之谈。虽然那是非常的严格，甚至有点野蛮，但是菲特烈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把它作为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不过他对于那个时代的军人，也的确不太尊重。在他的《军事条令》中这样说道：“一支军队的大部分都是游手好闲的人，除非将领们不断监视，否则这个由人组成的机器就会自动崩溃，于是所谓纪律之师就只剩下一句空话了。”他又说：“如果我的士兵都开始自己思考，那么就没有人肯当兵了。”此外，他还说：“军人所应做的就是要具有‘团队精神’，就是承认他自己的团队是举世无双的。因为军官总是要领导他们走向最危险的地方，而他们这些人又不受荣誉感支配，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军官有甚于眼前的危险。” 虽然他发表了这些高见，可是他对他的部下却并非不慈爱，有时他的态度也是很友善亲密的。有一次，一个逃兵被押到他的面前。国王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我？”这个掷弹兵回答说：“陛下，说老实话，我们的情况太糟了。”于是菲特烈开玩笑说：“好吧，今天让我们再打一仗，如果我失败了，明天我们大家一起逃走好了。”随后就把这个逃兵送回原来的部队并且不加处罚。 虽然后来这种普鲁士式的操练法被人当成一种战争艺术，可是菲特烈本人却从未如此解释。拿破仑曾经说过：“有一次在波茨坦宫前阅兵时，当他看到法国、英国和奥地利的年轻军官对这个斜形战斗队形的运动非常感兴趣，不禁掩口而笑。”事实的真象是这样的，除非有菲特烈的精神，否则这种菲特烈式的操练并无用处。只要从他的《军事条令》一书中摘录出几条意见就可以知道他并不只是一个操典专家： 我们注意的主要目标应为敌人的军队。 在战争中，狐狸皮有时也和狮子皮同样的必要，因为当实力失败时，狡计却反能成功。 这是战争中一条永远的公理——确保你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设法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你的骑兵的得胜的一翼，不要让敌方骑兵能够再度集合起来，而应保持良好秩序以向他们追击。 如果毫无理由地让士兵流血，这是非人道的屠杀。 虽然对伤患应该立即加以帮助，但却不可忘记杀敌的责任。 如果还有任何事尚未完成，那么你就不可自以为一切都已经完成了。 我的错误是对我的军官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确信，我一定会竭尽一切努力来加以改正。 对于会战有一条定理，那就是强迫敌人作他本来不想做的事，因为你的兴趣刚好与他对立。凡是他不想做的事也就是你最希望他做的。 虽然菲特烈需要和平，而且在埃克斯-拉-查佩里和约签订之后，他也曾经说过：“从今以后，除非为了自卫，我连一只猫都不会加以攻击。”可是他却没能认识到他这个获得成功的侵略行为的含意。它使奥地利怀恨，法国畏惧，于是两国捐弃旧嫌准备采取联合行动。对于菲特烈而言，这是很不幸的，特蕾莎的首相考尼茨亲王却能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菲特烈的侵略已经使法奥之间的对立传统过时了，所以他向女王建议设法要求法国协助收复西里西亚，而以奥属日德兰作为报酬。特蕾莎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考尼茨开始游说法国宫廷。第一点，他指出如果法奥两国继续争斗，那么只会使菲特烈一人得利。第二点，由于俄国女皇伊莉莎白非常想吞并东普鲁士，而只要用马德堡为代价，就可以收买萨克森，用不来梅也可以收买瑞典，所以如果以奥属日德兰为交换条件，而法国同意支援奥地利的话，就可以组成一个七千万人的大同盟，从而把普鲁士和它的四百五十万居民从地图上抹掉。虽然这个建议与法国的传统政策相违背，但是法国宫廷中的真正有权势的幕后人物庞巴杜夫人——曾受过菲特烈的侮辱——竭力帮忙。但是在未获最后同意之前，英国人却采取了一个行动，使危机急转直下。 当英国正在与法国忙于进行“不宣而战”的殖民地战争时，因为担心汉诺威的安全，不惜出重金收买俄国，要他们把重兵集中在西部边界以保障汉诺威的安全。 菲特烈一听到考尼茨谈判的风声，他马上就企图拉拢英国，表示愿意保障汉诺威的领土完整。英国政府立即接受了他的好意，因为与俄国女皇谈判的协定尚未批准，所以英国政府中途取消了这个谈判。接着在1756年1月，英普两国缔结了一个同盟，因为那是纯粹防御性的，所以并不影响菲特烈对于法国的条约义务。虽然如此，菲特烈却早已认识到一旦有战争发生，侵入汉诺威必将是法国计划的一部分。最后在5月，为了对抗这个“西斯敏斯特条约”，法奥之间也签订了一个“凡尔赛条约”，这也是防御同盟的性质。因此，到1756年夏天，欧洲就分化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一面为英国和普鲁士，一面为法奥两国，外加俄国、瑞典和萨克森的支持。 对于奥地利而言，考尼茨计划是一个胜利，但是对于法国而言，这却是一个乔装的灾难。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已经证明了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脆弱地位，在海地和印度，英法之间早在进行着“不宣而战”的殖民地战争。所以如果欧洲再爆发新的战争，那么法国必然是主要成员，于是它的海外帝国的大部分就会化为乌有。后来果然如此。菲特烈从他的间谍方面获得消息，得知俄国女皇正鼓动特蕾莎加强她的军事准备，他认为如果等她准备好了再开战，对普鲁士将大为不利，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说：“让我的敌人骂我是一个侵略者，这是小事，但却不能让整个欧洲先联合起来对付我一个人。” 虽然普鲁士的地理位置使菲特烈采取的内线作战方式在这个环境中非常有利，但普鲁士却缺乏可供防御的边界，而且面对着敌军，他的兵力处于一比三的数量劣势。在南面，如果奥地利人与萨克森人携起手来，他们距离柏林就只有四十英里；在北面，如果瑞典军集中到斯塔尔松德，相距就在一百三十英里以内；在东面，如果俄国人渡过了奥德河，相距将只有五十英里；在西面，如果从哈里附近进入普鲁士，那么法军到柏林也只有一百英里之遥。不过其间却有一个薄弱环节：这些国家的军队还停留在不同的准备阶段中，奥军尚未与萨军合作，俄军还没有越过波兰的荒原，瑞典人也还没有渡过波罗的海，法国人也没有渡过莱茵河。 7月，菲特烈要求维也纳保证在波希米亚境内集中的奥军不是用来对付普鲁士的。结果只得到一个闪烁其辞的答案。于是菲特烈决定不再等候，他留下了11,000人防御瑞典，26,000人防御俄国，37,000人防守西里西亚，而亲自率领70,000人，于1756年8月29日，突然不宣而战侵入萨克森。9月10日占领了德累斯顿。于是菲特烈封锁住皮尔拉，10月与奥军在洛博西兹遭遇，接着也将他们击败。 菲特烈入侵萨克森，使欧洲各国大为震怒，认为他不讲道义，于是帝国会议一致同意废除菲特烈。同时，同盟国决定出动五十万大军以击碎侵略者。 一等到道路已经没有积雪阻碍，菲特烈就进到了布拉格，在那里又与奥军遭遇，于1757年5月6日将他们击败。他一面围城，一面继续向南前进，6月18日他在科林鲁莽的攻击道恩元帅所指挥的奥军，对方兵力差不多要比他多两倍。菲特烈遭受了一次惨败，在33,000人的兵力中损失了13,000人，结果被迫解除布拉格之围，并撤出萨克森。 道恩的胜利使同盟国大感兴奋，于是决定从四面八方围剿菲特烈。他们的计划如下：萨克斯-希尔德堡豪森的约瑟夫亲王指挥帝国陆军33,000人与苏贝斯元帅所率领的30,000人会合起来以收复萨克森。恩斯特斯元帅和黎塞留公爵共同指挥100,000人，攻击在汉诺威的库伯兰德公爵；俄军17,000人已经占领了梅美尔，预定侵入普鲁士；瑞典军17,000人，在斯滕纳伯格伯爵指挥之下，预定在不来梅登陆；而100,000奥军，在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指挥之下，继续攻击菲特烈在科林的残部。这样一总算起来，差不多有390,000人集中起来对付他，不过菲特烈并不害怕，他面对道恩撤出了他的25,000人，跑了一百七十英里的路程赶到艾尔弗特去威胁苏贝斯。 1757年5月1日，法王路易十五与特蕾莎签订了第二次凡尔赛条约，允许每年给与她以三千万“利弗”（法国古银币）偿付俄国人，作为支援的代价。 6月间，恩斯特斯开始行动，7月26日，他在汉斯滕贝克偶然地击败了库伯兰德公爵，因为本来双方主将都已下令撤退，可是有一个支队没有奉命行事，结果使法军获得了一次意外的胜利。随后，黎塞留公爵代替恩斯特斯，他与库伯兰德私自签定了一个条约，条件是允许英法两军整装回国。几星期之后，英法两国政府都不肯批准这个条约，而黎塞留却不去与苏贝斯会合，反而依照法军的老习惯开始洗劫普鲁士。苏贝斯也是一路走一路洗劫直到马德堡，这是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兵工厂，此后就以向柏林进攻为意图。 这时，俄国也已经进入普鲁士，其野蛮行径闻所未闻。为了阻止他们，菲特烈命令列瓦尔特元帅率领25,000人，从大亚格恩多夫向俄军八万人进攻。8月30日，他发动了攻击，但是却遭到了失败。于是到柏林之路已经畅通无阻，可是和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俄军因为缺乏补给，自动的逐渐“融化”掉了。虽然如此，到10月份，菲特烈的地位实在已经危殆不堪，连他自己都认为战争已经输定了。 虽然认识到自己的机会已经非常缈茫，但是他却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他决定还是向法军进攻。他留下贝文公爵率领41,000人在鲁萨提亚对抗查理亲王的112,000人，他自己在8月25日出发前往德累斯顿去集中他的兵力。从德累斯顿他又前往艾尔弗特，于9月13日到达，而苏贝斯则退往埃森纳赫。菲特烈于是把十万“萨拉”付给黎塞留，贿赂他按兵不动，自己一路尾追着苏贝斯，肃清了戈萨，并留下了塞德里兹将军在那里监视他。9月19日，苏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进往戈萨，但在遭遇塞德里兹之后即匆匆撤退。 当菲特烈作战之际，贝文被逐回到了布雷斯瑙，而哈迪克伯爵则率领了3,500名奥军，攻击到了柏林。10月16日，哈迪克进入普鲁士首都，在获得了三十万萨拉的黩金之后才离开。听到哈迪克突袭的消息，菲特烈马上留下七千人，由凯斯元帅率领，负责防守萨尔河，自己亲自赶去救援他的首都；但到10月20日，他才知道已经太迟了，于是决定赶回来。而当菲特烈不在的时候，苏贝斯已经获得了增援——布罗格列元帅所率领的15,000人——开始侵入萨克森，10月27日，到达威森菲尔斯，在那里他要求莱比锡的凯斯投降，但遭到断然拒绝。 回来之后，菲特烈又与凯斯会合在一起，使骑兵增加到大约22,000人，苏贝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退回到萨尔河上。10月30日，菲特烈离开莱比锡，第二天进入威森菲尔斯，并立即攻击法军前哨，但却发现桥梁已被破坏。凯斯也发现在梅尔斯堡和哈里的桥梁都已被破坏。虽然现在菲特烈的地位很危险，可是苏贝斯却愚蠢的放弃了萨尔河之线退往莫亨。菲特烈修复了这三座桥梁，于11月3日渡过萨尔河，在莫亨附近的布劳恩斯多夫宿营。他命令塞德里兹率领骑兵1,500人去突袭敌营，并决定次日进行主力攻击。可是这个突袭却促使苏贝斯乘着黑夜撤到另一个比较稳固的阵地。菲特烈发现这个营地十分坚强无法攻克，于是在11月4日撤营前往罗斯巴赫。 苏贝斯的懦怯使他的军官们大为不满，其中包括包尔色特——他在1744年到1747年间的战争中享有盛名——他认为菲特烈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所以建议苏贝斯绕过菲特烈的左翼，从而切断他的退却线。此外，如劳易德少将所指出的那样，因为联军的人数对菲特烈的兵力几乎占有二比一的优势，所以他们趾高气扬，苏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决定在第二天上午进攻，并准备用一个冲锋就解决这个战役，因为他们的部下已经十分疲惫，似乎不愿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一旦决定之后，对包尔色特的建议根本未作执行的准备。直到11月5日，当有些联军的部队已经出外搜劫之后，苏贝斯才从希尔德堡豪森方面获得如下通讯：“对敌军的攻击已经不能再浪费一分钟时间，他昨天的行动很明显表示他并不准备攻击我们，而似乎是想切断我们与弗莱堡之间的交通线。所以我主张我们立即前进，占领希芬罗达高地，并从那里攻击他。”直到这个时候，苏贝斯才开始准备。 双方准备交战的战场是一个宽广开阔的平原，缺少树木，罗斯巴赫村位于一个低缓的小丘上，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联军营地。在罗斯巴赫与梅尔斯堡之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在溪流南面，就是雅努斯和包岑两个小山。卡莱在《菲特烈的历史》中形容道：“这种松软的沙泥只有拉车的马可以感觉到，而走路的人则感觉不到，因为他们很少见到如此平坦的山地。”平原的南面是萨尔河，在数英里外有威森菲尔斯小村，位于罗斯巴赫的东南方。收到希尔德堡豪森的通讯后，苏贝斯就派了部分法国骑兵，由圣戈曼伯爵率领，前进到罗斯巴赫以西三英里处的格罗斯特去监视敌营，并且保护法军的左翼。苏贝斯命令他的部队在上午十一时拆营，成三个纵队前进。前卫是奥地利和帝国骑兵，中央为法国和帝国的步兵，后卫为法国骑兵。在佩特斯塔德，前卫暂停下来与法国骑兵会合，在举行了一次将领会议之后又继续前进，并向莱因哈特斯韦本的方向作了一个左向的旋转。他们的行动异常迟缓，军乐悠扬，旌旗招展，仿佛胜利游行一样。 菲特烈一直严密监视着敌军的运动。他在位于罗斯巴赫的高屋顶上派了一位军官——高德上尉，并且派出许多巡逻队，有些一直深入到了法军所放弃旧营地之内，并从农民的口中获悉苏贝斯已经选择通过威森菲尔斯道路，但是他却无法判断敌军的正确方向：（一）可能向弗莱堡前进，因为他们缺乏补给；（二）可能向威森菲尔斯前进，但又似乎不像，因为那里的桥梁还未修复；（三）可能向梅尔斯堡前进，以切断菲特烈在萨尔河上的交通线。两点钟左右，正当国王用膳的时候，高德冲进房间，报告说敌人已经到达佩特斯塔德，并正向普军的左翼旋转。菲特烈亲自爬上屋顶，看了一下马上就明白了敌人是想从侧面和后方来攻击他，并驱使他离开自己的交通线。下午两点三十分，他下达了命令，这个命令的执行是那样迅速，所以有一位法国军官形容说：“好像是在歌剧中变换布景一样。” 到下午三时，营帐都已拆卸装车，部队纷纷开动。当此之时，三十三岁的塞德里兹将军，率领三十八个中队的骑兵，首先疾驰而去。他前进到罗斯巴赫溪流上，除右翼方面留有少数骑哨外，其余毫无掩护地直取雅努斯和包岑两个小丘，紧跟其后的就是步兵和十八门重炮；菲特烈命令将重炮阵地放在雅努斯山上，右方为步兵，而左侧是塞德里兹的骑兵。在罗斯巴赫留下了七个中队以监视圣戈曼。 尽管运动如此迅速，但苏贝斯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错觉，似乎普军是在全面退却。所以他命令他的前卫赶紧向雅努斯山前进，他如此匆忙地下达了命令，因此对于如何部署兵力竟完全没有指示，也没有命令战斗人员留下他们的包裹和营具。这些步兵以三个绵长的纵队前进，领先的是法国的皮德蒙和梅里两个团。在右纵队的前面和侧翼是两个团的奥地利装甲骑兵和帝国骑兵，预备队为十个中队的法国骑兵，另有十二个中队保护左翼。对于地形完全没有进行侦察，也没有前卫，全军完全是在盲目前进。 现在战术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苏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是想迂回菲特烈的斜形攻击队形。他们的理由是：既然我们在数量上占了优势，而他也已经丧失了主动，现在我们所要做就是绕过他的左翼攻击他，于是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可是实际情形却完全不同。到下午三点三十分，他们就正好暴露出一个侧翼——前进纵队的头部——让菲特烈加以攻击——因为这时他的位置恰好适合这种进攻。使联军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到了这时，他们还是认为普军处于全面撤退之中，所以苏贝斯又把布罗格利所率领的骑兵预备队也放到前面，从而使普军的攻击目标更加明显。 此时，塞德里兹率领着他的四千名骑兵，正在包岑山地后面监视着联军纵队缓缓地接近。当他们靠近之后，他不等命令就率领部下冲上前去。几分钟后，他把自己的烟斗在空中摇了一下，这是发动攻击的讯号。据当时参战的法国骑兵军官卡斯提斯记载说： 我们还来不及布列成阵形，普军的全体骑兵就冲上来了，仿佛一堵坚硬的墙壁，以极高速度推进。他们的右翼攻击奥地利骑兵，这时在纵队中能够立即应战的人员还不到三四个中队。他们的左翼则向我们（法军）进攻。 好比一把锋快的钢刀，普国骑兵在这一大堆尚未展开的敌军中来往冲突了四次，驱逐敌人向弗莱堡溃退。最后，塞德里兹收回了他的部下，在塔格维本的谷地中休整。 当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雅努斯山上的炮兵也同时向溃逃中的联军步兵开火，在这个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普鲁士的亨利亲王率领七个步兵营快步前进，攻击领先的敌军以支援骑兵。他这个攻击是具有决定性的，正如一位沃尔腾堡的龙骑兵所说的那样：“那些炮火使我们整行地被撕裂，普鲁士的火枪兵成了可怕的刽子手。” 联军步兵被逐回后，前后挤成一团，于是塞德里兹又抓住这个机会，再度从后方打击他们，迫使他们落荒而逃。至于普鲁士炮兵，狄克尔在《七年战争》一书中有如下评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这样说，这一天的成功是属于炮兵的。如果他们也像在科灵会战时那样消极无所事事，那么敌军可能已经展开前进了，他们的失败也就不会如此彻底，而骑兵的成功也就不会那样卓绝。” 到下午四点三十分，会战的胜负已经完全决定了。 菲特烈的右翼在伦德斯塔特，左翼在莱因哈特斯韦本，在火炮掩护之下全面向崩溃中的敌军攻击。联军的退却变成了溃败。圣戈曼说：“在周围四十英里之内，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事实上，在整个战役中，法军的纪律都非常恶劣。虽然普军并未追击，原因是由于黑夜已经降临，而菲特烈又急于赶回西里西亚，但由于纪律废弛，却使他们自己变成了乌合之众和惊弓之鸟。 普军损失为死165人，伤376人。联军方面为死伤3,000人，被俘5,000人，其中包括8位将军和300名军官。另有火炮67门、7面国旗、十五面军旗和许多行李。从政治上来说，很少有其他会战能比这一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差不多一百多年以来，自从红衣大主教黎塞留带着法国加入三十年战争之后，向东对日尔曼扩张一直都是法国人的目标。巴拉廷曾经累次遭到入侵和蹂躏，可是正好比凤凰从自己的灰烬再生一样，日尔曼的民族精神兴起了，而罗斯巴赫战场上的菲特烈则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虽然欧洲人不能预测罗斯巴赫一战对未来的影响，可是整个欧洲却突然认识到法国陆军已经腐败透顶，它那不可击败的神话已经破产。坦波霍夫将军在他的《七年战争史》中说：“在整个战争历史中，没有一个会战可以像罗斯巴赫会战这样产生特殊强烈的印象。无论敌友，无不耻笑联军的将领。当苏贝斯失败之后不久，路易十五居然升他为法兰西元帅，于是大家就笑得更起劲了。” 英国人听到菲特烈胜利的消息之后，到处都放焰火表示庆祝。英国国会在1757年，只是很勉强地通过给与菲特烈164,000镑的军事援助；而到1758年，却自动增加到1,200,000镑。从金额的增加上即可以反映出英国人的思想。虽则如此，这个会战的成果却极为有限，因为苏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的溃败，只不过表示菲特烈的工作刚刚完成了一半，而西里西亚的情况仍然危险到了极点。 为了整补部队，菲特烈停留了一个星期；11月13日，菲特烈率领13,000人从莱比锡出发，于11月28日到达了170英里以外的帕赫维兹。此时，施维德-尼兹要塞已于11月14日向奥军投降。贝文则于11月22月在布雷斯瑙被击败，并已放弃该城。在帕赫维兹，菲特烈命令杰森将军去指挥贝文的败军，并命令他们于12月3日集中在该城。同一天，菲特烈前进到纽马克特，用一个轻骑兵的突袭将它占领了。在纽马克特，他获得确实的情报，知道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都已离开他们在洛赫的营地，并且进到了利萨，其右翼靠着尼配恩村，左翼则在萨格舒茨村。菲特烈的迅速前进使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以为他在罗斯巴赫之战以后一定会宿营过冬。 12月4日，查理和道恩把重炮留在布雷斯瑙，匆匆渡过施维德尼兹河，在该河以西占领阵地。全军共有84个营，144个中队和210门火炮，总人数在六万到八万之间，分成两个部分：右翼由罗切斯率领，得到尼配恩泥沼的掩护；中央位置在吕岑，左翼由纳达斯特指挥，位于萨格舒茨后方，战线向后绵延，并有鹿角保护。右翼骑兵位于古克维兹，左翼骑兵则在吕岑。单以防御而论，这个阵地是很坚固的，不过却太长了一点，两个侧翼之间的距离达五英里半。面对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阵容，菲特烈只集中了36,000人，其中24,000人为步兵，共分四十八个营；另有12,000名骑兵，分为128个中队。他一共有火炮167门，其中重炮61门，还有十门是超级重炮。战场是一个开阔的平原，菲特烈曾在此地进行过演习，所以对于地形早有充份认识。 12月5日上午五时，普军从纽马克特前进，菲特烈一马当先。在行进到距吕岑一半距离时，他命令全军暂停，把他的将领们召集到一棵桦树下，对他们作了如下训示：“如果我让奥地利人占领了西里西亚，那么我将一无是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决定违背一切战术规律，向查理亲王发动进攻，尽管他的兵力差不多要比我们强三倍。我必须冒险采取这个步骤，否则一切都完了。而且我们必须击败敌军，否则就全部死在他们炮火之下。这是我的想法，这也是我的做法。现在大家回去，把我所说的话向各团转达。” 菲特烈计划向前直进，达到布雷斯瑙道路，在奥军的右翼方面作佯攻，然后利用敌人阵地过分延伸的弱点，横越过其正面前进，打击联军左翼，将他们赶离交通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决定把全军都放在帝国军的左翼，用他的右翼进行最有力的打击，而将左翼缩回。有了这种预防措施，就不会重犯布拉格会战中的错误，也不会像在科林会战中那样遭受重大损失。 在部队休息完毕之后，菲特烈命令继续前进，直抵波尼村。前卫共为十个营和六十个中队——菲特烈亲自领先——主力分为四个纵队在后跟进，各团的军乐队一路吹奏。军人们开始高唱军歌，歌词如下： 我要尽忠职守， 我的地位是您赐与， 我要快乐而勇敢的工作， 我这样工作，一定能成功！ 有一位军官问国王是否应命令他们停止唱歌。菲特烈回答说：“绝对不必，有这样的部下，上帝在今天一定会赐给我胜利的。” 在波尼与敌军发生了接触。天刚拂晓，地面上还罩着一层薄雾，透过雾幕可以看见一长线的骑兵横越着大路展开，左端消逝在雾中，已不可见。最初他们以为是奥军的右翼，但是为了更有把握起见，普军同时从正面和侧翼发起冲锋，才发现那是罗斯提兹将军率领的五个团——它立即被击溃，有八百人被俘，包括身负重伤的罗斯提兹将军本人在内。接着又暂停了一下，不久晓雾全部消除，于是看见整个奥军战线，从尼配恩一直延伸到萨格舒茨，看得是那样清楚，几乎连人数都可以数得出来。 波尼村的丧失对于奥军的最后失利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菲特烈从那里可以望见联军的全部部署，而这个高起的地形却使奥军看不见普军主力正分为四个纵队向该村前进。在他们行将到达之际，菲特烈派出前卫中的骑兵去追击罗斯提兹的残部，也就是说向奥军的右翼逼近，这一方面是由罗切斯伯爵指挥的，他看到普军接近，以为这就是主力的攻击，于是立即要求道恩元帅给以紧急增援。于是道恩将他的骑兵预备队和左翼骑兵的一部分送往这一面。这时，普鲁士军主力的四个纵队合并成为两个纵队，到达波尼之后，就在高地掩蔽之下，向右作了一个旋转，然后向南面前进。坦波霍夫这样说：“不可能看到比这更美丽的景象：各纵队前锋彼此平行，相互间的距离又如此一致，仿佛阅兵一样，只要一声口令就可以变成横队。” 行军序列如下：右翼在前，杰森率领四十三个中队，莫里斯亲王率领六个营，前卫为威德将军率领的三个营。左翼在后，由雷佐将军率领，包括其余的步兵，侧卫为德雷森将军所率领的四十个中队。每一支骑兵各有十个中队的轻骑兵提供支援。后卫由沃尔腾堡的尤金亲王率领，包括二十五个中队。 由于菲特烈的部队突然失踪，站在弗贝尔维兹的磨坊上的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就以为敌军全面退却了。道恩说：“普军已经走了，不必干扰他们！”可是正午不久之后，又看到普军的先头部队在洛勃迪兹与萨格舒茨之间出现了，从那里他们威胁到奥军已经减弱的左翼。 突然面对着拥有压倒优势的敌军，纳达斯特立即向查理紧急求援。不过已经太迟了，大约在下午一时，威德在六门火炮支援之下，由莫里斯追随在后，开始突击萨格舒茨的防线。同时，纳达斯特也向杰森的先头骑兵中队冲锋，把他们向南面驱赶，一直追击到六个支援营的附近，他们的火力阻止了奥军骑兵，于是杰森脱离了险境，扭转头又向纳达斯特冲锋，把他逐入拉德勒森林。 到一点三十分，纳达斯特的这一翼已被击溃，在萨格舒茨与吕岑之间的战场上，遍野都是逃兵，而普鲁士的轻骑兵则在后面追击，再后即为成双线前进的步兵。右面为威德，中央为莫里斯，左面为雷佐，全部都有重炮兵的支援，用纵射打击飞逃中的奥军。 当普军前进时，查理才知道已经受到突然打击，匆忙召回去增援罗切斯的骑兵，在等候他们的同时将步兵分别投入战斗。虽然吕岑的防御很弱，但奥军却决定在那里坚守，利格尼亲王是当时奥军中的一位上尉，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载： 我们拚命逃跑。我们的中校几乎最先被击倒。接着我们丧失了少校，最后军官只剩下三个人。混乱之中，我只好暂代指挥官，把所有人员集中起来，最多不超过二百人。我们退到风磨所在的高地上。 吕岑镇中的拥挤情形，和布伦海姆的情形一样糟糕，因为部队实在塞得太多，纵深从三十列到一百列。虽然如此，但是据坦波霍夫的记载：“激烈的战斗还是继续不停，敌人在失望之余困兽犹斗，一营又一营的兵力开上去，都不能成功。于是国王决定使用他的左翼。最后，这些近卫军在其资深的长官（现在为莫伦道夫将军）率领下以无比的勇气向前推进，经过半小时的激战，终于迫使敌人放弃了的阵地。”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从村子里出来，因为奥军已经把一个炮兵连撤到北面的山岭上，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步兵重新展开，正好与原有正面形成直角。菲特烈命令他左翼剩余的兵力前进，但却被敌军炮火赶了回来，于是他在布特堡小山上设立了炮兵阵地，包括超级重炮在内，将奥军扫退。圣保罗在回忆录说，会战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可怕的炮兵比普鲁士的步兵贡献更大。 当奥军被扫退时，正是四点钟。到了薄暮时分，罗切斯已经把奥军的右翼骑兵，集中在弗罗贝尔维兹，看见雷佐的步兵暂停不前，就向他的侧翼发动冲锋。对于罗切斯而言，可说是不幸之至，因为在拉达克斯多夫村后，正好隐藏着德雷森的四十个中队，这是他看不见的。突然之间，在布特堡炮兵阵地的火力掩护之下，他们冲入开阔地，三十个中队从正面向罗切斯冲锋，贝茹斯的龙骑兵攻击他的侧翼，而普特加梅的轻骑兵则迅速绕到他的后面。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攻击，结果罗切斯被杀，其部队被击溃。接着，德雷森向右旋转，从后方向奥军的步兵冲锋，而威德则从吕岑附近，攻击敌军侧翼。夜幕将垂时，奥军已经全部崩溃，他们的退却演变成了狂奔。 菲特烈跟踪追击，一直挺进到利萨为止。他发现这个小镇挤满了溃兵，当他骑马进入该镇时，遇见几个奥地利军官，手里拿着蜡烛，他下马对他们说：“晚安，先生们，我敢说你们一定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我。我想在这里找个睡觉的地方。可以吗？” 12月6日，他命令休息一天，第二天前进到布雷斯瑙，并派杰森率领一半骑兵和九个营的步兵及轻装部队，继续追击查理。他们一直追到12月9日，又俘获两千多人。布雷斯瑙于12月19日投降，俘获守军17,000人和81门火炮。 如同所有会战一样，对吕岑会战的损失估计有着各种不同说法。可能普军的全部死伤数字一共是六千人，而奥军则为一万人，此外还有21,000人被俘，并损失了火炮116门，军旗五十一面、车辆四千。依照菲特烈估计，在这个战役中，奥军的全部损失为41,442人，依照坦波霍夫的估计，则为56,446人。不管哪个版本更准确，但这种损失却是有毁灭性的。除了施维德-尼兹要塞以外，西里西亚全境都已收复，而且普鲁士也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这个会战，坦波霍夫有如下评论： 无论是在执行或后果方面，要想找出一个可与吕岑会战相比拟的例子，那么在古代史中勉强可以找到一个，而在近代史中却可说是绝无仅有。它在军事科学中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菲特烈独创的战争体系，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有上佳的表现。 拿破仑也说： 吕岑会战，在运动、机动和决断三方面都是杰作。单靠这一个会战，就足以让菲特烈永垂不朽，并可被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他在战役中所作的一切调动，都是合乎战争原则的。他没有当着敌军的正面侧进，因而他的纵队是敌人看不见的。在波尼战斗发生之后，奥地利人就认为他一定会攻击前面的高地，可是当他们坐待之际，他却在高地和雾幕掩蔽之下，以前卫作佯攻，而将主力继续前进去攻击敌军的左翼。 对于本章所讨论的两个会战，如果能够加以比较，则似乎颇有趣味，因为它们都是斜形攻击队形的代表，但一个是最坏的，另一个却是最好的。在罗斯巴赫会战中，真是毫无战术可言，联军的指挥官根本没有计划。他们如能坚守萨尔河一线并继续采取守势，那么菲特烈就会不战而败，可是他们却偏偏放弃防守，使敌人获得交战的机会，这正好满足了菲特烈的愿望。他们对于这种运动完全是外行，好比对一个并不了解的体系死搬硬套一样，他们在敌人完全可以看见的情况之下前进，越过敌人的侧翼，并且也没有前卫。步骑炮三个兵种之间，根本没有合作可言，而且圣戈曼也始终没有尝试去发现敌人在干什么。在吕岑一战中，菲特烈是运动、集中、破袭，然后打击。三种兵种的部署和合作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部下对他的将才具有深刻的信心，这是使菲特烈获胜的主要原因。 虽然在这个卓越的胜利之后战争继续拖延了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菲特烈也曾经遭受了很大的挫折，不过从整个七年战争来看，菲特烈个人总算是成功的，奠定了他作为古今伟大名将之一的身份。1758年8月25日，他在佐恩多夫击败了俄军，但是10月14日，他在赫克尔希遭到奥军的破袭，失败了一次，虽然如此，他还是把他们逐出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第二年8月12日，他在库恩斯多夫为俄军所惨败，柏林也被俄军占领，不过他还是击退了敌人。但他的精神却是永不言败的，1760年8月16日和11月3日，他在利格尼兹和托尔高，又连续击败了奥军。要想在这些会战中评论菲特烈的指挥艺术，必须注意到他在数量上总是远比对方居于劣势。在佐恩多夫他以36,000人对52,000人；在赫克尔希，以37,000人对90,000人；在库恩斯多夫，以26,000人对70,000人；在利格尼兹，以三万人对九万人；在托尔高，以44,000人对65,000人。 1761年，恶运再次降临，到1762年，英国人背弃了他，与法国人缔结了一个单独的和约。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使十三年之后，当美洲殖民地反叛时，英国人在欧洲竟找不到一个同盟国。这件事本身固然可以算是战争的重大后果之一，但却不能把帐记在菲特烈头上。 无论如何，罗斯巴赫和吕岑这两大会战，不仅拯救了普鲁士，使其免于亡国，而且他们的记忆从此支配了日尔曼的历史，再透过历史支配了日尔曼人的心灵。这两个会战产生了民族的团结力和优越感，使日尔曼人民能够渡过拿破仑战争的难关，并且从这里，一步一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德国，终于代替法国成为欧洲的第一强国。这样也就结束了六百年来英法争霸的局面，而使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