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钮先钟 Young Gung Young Gung Young Gung 投笔从戎 当查理在诺丁汉升起他的王旗时，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大致上都是拥护他的，至于南部和东部则大都拥护国会。英国人口此时约为五百万人，其中伦敦就占了三十五万。英国民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拥护国王的；拥护国会的；还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但希望双方的斗争不要扰乱他们的生活。最后一部分人最多。 制造业中心、海港和大城镇——最重要的是伦敦——大部分都属于清教徒，所以在物资和财力两方面，都是国会占优势。也可以说金钱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要从平民中召募军队并不困难，可是这些人多半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才当兵。此外，由于海军反对查理，所以国会能够获得海岸控制权，并且在这些港口中获得关税收入，每年在250,000镑以上。 在领导能力方面，最初无疑是查理方面占了优势，虽然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可是在战争初期，缺乏人力并不太重要，因为双方都是乌合之众，谈不上有组织。但是由于缺乏船只和金钱，使查理与法国和荷兰之间的交通以及从海外购买军需物资的渠道都不畅通。所以，制海权对于他的最后失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如此，因在战争初期国会方面采取一种委员会式的指挥系统，结果引发无穷的辩论，不仅浪费了时间，而军事措施也都不彻底，所以这种优势大部分都被抵销了。 查理在诺丁汉召集兵力，并任命林德塞公爵为统帅，这是一位六十九岁衰老无能的将领。而叛军——号称圆颅党——则集中在北安普顿，由埃塞克斯公爵任统帅。双方都感到缺乏金钱，不能按时发饷，所以部队纪律废弛，逃亡者很多。武器和弹药也都不够用，一切工作都无效率可言。一方面是纷纷要求人马的补充；另一方面是允许军官们自由招募新部队，而已有的旧部队则任其自行消失。强迫拉夫和征用物资的办法一直持续到最后。双方军队都算不上是有组织的战斗力。在这种环境中，突然上帝为查理送来一位救星——鲁普特亲王（1619-1682年）和他的兄弟莫里斯从荷兰来到英国。 鲁普特是那个不幸的巴拉丁选帝候的第三个儿子，所以也是查理的外甥，虽然只有二十三岁，却早已是个有经验的老兵，因为他从十四岁起就一直参与丹麦和日尔曼境内的战争。到英国之后，查理就命令他指挥骑兵，并很聪明的决定他与林德塞保持相互独立的关系。这个人有无限的勇气，头脑顽固，性情活泼而暴躁。他对科学和炮兵也很有研究，不仅是一个好军人同时也是一个好海员。他穿着猩红色上衣，镶着银边，骑着黑马，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只猴子和一头白色哈巴狗。 对王党而言，鲁普特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领袖人物，他能给予他们精神鼓励，正像以后的姆拉特一样，他是一个杰出骑兵将领，采用古斯塔夫式的冲击战术，横刀跃马直向敌人冲去。虽然他比克伦威尔略为逊色，但在内战开始时，一切环境却都与克伦威尔的成名时期有很大差别。和克伦威尔不同，鲁普特并没有时间来训练他的部队——其中多数都是青年和头脑呆板的骑士。要指挥他们可说十分困难，在冲锋时要想掌握他们就更不可能，这正好比滑铁卢之战中的情形。这些人是训练不足而热心有余，所以鲁普特采取的战术就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对着组织尚不够坚强的敌人进行旋风式的攻击。一时他的名声大振，使圆颅党望而生畏，好象当年西班牙人看到追克一样。正如华尔维克爵士在剑桥近代史中所评论的：“他使国王的军队获得了新的精神。使人人都奋勇向前。如果他的谨慎能与勇敢相称，那么一定会战无不胜。” 虽然这个战争的战略很复杂，但双方的战略目标却十分单纯。对国会而言，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守伦敦，这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基地。其次，为了使他们的叛乱合法化，就必须俘虏国王，因为不利用国王的权威，他们的行为在人民眼中看来总还是不合法的。所以埃塞克斯所得到的命令就是：“救出陛下本人以及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等人，以免他们受失意分子利用。”反之，王党的目标就是要攻占伦敦，因为这是叛乱的中心。可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既不能用封锁的手段——因为查理没有舰队；又不能靠围攻——因为查理又缺乏攻城部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圆颅党离开伦敦城，在野战中将他们击碎，再趁他们失败颓丧之际，一鼓作气冲入城中，不让他们有设防守城的机会。 要执行这种战略，查理需要更多兵力。可是他现在在诺丁汉只有一万人，而埃塞克斯在北安普顿却有两万人。所以查理决定向西移动，前进到谢里威萨布尼和威尔士的边界，那里的人民都是拥护他的，所以可能召募更多兵力来对抗埃塞克斯。为了训练和组织起见，他可能要稍息一下，接着就准备迅速直扑伦敦，在途中击败埃塞克斯，并希望他的失败能够刺激城内的王党起事，于是里应外合攻克该城。这虽然是个赌博，但却并非毫无希望。 9月13日，查理从诺丁汉拔营启程，向谢里威萨布尼进发，并于9月20日到达该地。一旦到了那里之后，他又夺占了切斯特，这个地方控制着到威尔士的道路——这是他最理想的召募地区——并且从那里又可以与爱尔兰取得接触。因为行动诡密，使埃塞克斯一时不知所措，直到9月19日，他才开始向沃彻斯特进发，目的是想使他自己处在谢里威萨布尼与伦敦之间以掩护伦敦。在全国各地区都已有战斗爆发，朴茨茅斯也被国王的军队占领。 查理于10月12日从谢里威萨布尼出发，经过布雷德诺斯、伯明翰和肯尼沃思等地前进。他的意图是想迂回埃塞克斯的北面侧翼，然后再一直前进到他后面，切断他与伦敦的联系。国王的前进使国会大为震惊，于是一再命令埃塞克斯设法使国王接受会战。同时，在伦敦城中经过训练的兵力，都集中起来由华尔维克公爵指挥，开始准备守城。埃塞克斯转向东面，费尽心思以求与查理接触，于10月22日，到达肯宁顿。此时，国王正在埃德科特，在他东面相距约7英里。 10月23日就发生了埃吉山之战。虽然战斗颇为激烈，但却不具有决定性，但是当埃塞克斯退向华尔维克和考文垂时，查理与伦敦之间就已经没有障碍物了。但是他的陆军已经解体，弹药都已用尽，所以在他尚未建立一个基地之前是不可能向前再推进的。因此他决定前进到牛津，于10月29日到达。到了之后他又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应该宿营过冬还是继续前进。最后由于受鲁普特的催促，才决定继续前进，但是已经损失了许多时间，所以埃塞克斯已经可以取道圣阿尔班，赶在他的前面先到了伦敦。 11月12日，鲁普特把叛军的前哨赶出了布伦福特，第二天在特恩汉森林与埃塞克斯的主力遭遇。因为双方兵力的对比为二比一，使查理觉得对一个已经掘好工事的敌人发动进攻所冒的危险实在太大。所以在经过短暂的炮战之后，查理仍然返回牛津，以后在整个战争中，牛津一直都是他的司令部。 因为伦敦具有如此重大价值，所以查理决定进行另外一次夺取该城的尝试。他的计划是集中两支辅助军队与自己在牛津的兵力会合：一支由新堡公爵指挥，位于约克；另一支由霍普顿爵士指挥，位于康沃尔。等三支兵力都准备周全之后，就以牛津的部队取道泰晤士河谷前进到伦敦；而那两支兵力也分别由南北两面会师城下，这两支兵力封锁泰晤士河上的一切船只，而国王的陆军则切断伦敦的陆上补给。 理论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计划，但是凭查理率领的这种乌合之众却实在不合适。局部地区的征兵都不愿离开家乡，因为害怕离去之后家乡会遭到敌人蹂躏。进一步说，因为圆颅党在霍尔和朴里茅斯都占有坚强阵地，所以那两支兵力如果向伦敦进发，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掩护他们自己的家乡，除非他们能够先行解决敌人，否则难免后顾之忧。 正讨论这个计划时，王后也已经荷兰回来。在1643年上半年，全国之内到处都有局部性的战争。7月26日，鲁普特攻下了布里斯托尔，这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这也使查理的威望上升到最高点。 于是向伦敦发动三面攻击的机会似乎已经成熟。可是正当开始行动之际，新堡公爵的部下却因为霍尔仍在国会军手中而不肯南行；同时霍普顿的人员也坚持必须等到朴里茅斯攻下之后再向东进军。威尔士人对格罗切斯特仍有国会军驻守也感到不放心，因为这里也威胁到南威尔士的王党。现在查理既然无法向伦敦进攻，所以决定先攻取格罗切斯特。8月10日他开始围攻该城。埃塞克斯奉派赴援。 9月5日，当埃塞克斯接近格罗切斯特时，查理解围转移到科特斯伍兹的阵地，在那里由于受到敌军迂回，又退到纽布格。9月20日，双方发生激战，如果第二天查理再继续压迫，那么埃塞克斯就可能会被击败，他与伦敦的联络也会被切断。可是查理却于当夜退回了牛津，从此伦敦不再受到威胁。 正当查理忙于作战时，议会却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自从1640年以来，反对党领袖与苏格兰人之间一直暗中勾结。现在两院决定采取积极行动，派代表前往苏格兰去寻求军事援助。8月7日国会的代表团到达莱斯。 詹姆斯·格拉海姆，即蒙托斯侯爵，是苏格兰的王党领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往格罗切斯特城下的国王营中。他劝说查理允许他集合在苏格兰境内忠于王室的兵力抢先发动攻击。但是查理却拘于小节，认为这并不合法，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代表团在莱斯提出签订一个政治同盟的建议时，苏格兰人拒不接受，相反，他们却主张建立一个与1638年相似的宗教条约，国会代表却马上加以接受。这就是说取消主教制度，使英格兰教会改走苏格兰教会的路线。进一步说，也等于要毁灭在爱尔兰的天主教。 九月初这个协定完成了，9月25日，神圣集会和英国的众议院都宣誓接受，所以违反了多数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愿望，长老会在王国中成为国教，为了酬报如此巨大的让步，苏格兰人同意派一支部队去帮助英国国会，而一切维持费仍由国会担负。 这个条约从两方面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它使国会赢得了第一次内战； （二）它在宗教方面引起了所谓独立主义者，主张各教会应有自治权（即宗教中的民主制度），结果造成了国会与陆军之间的裂痕。这又导致第二次内战，使国王被杀，并建立了克伦威尔的护国制。 1644年1月19日，苏格兰军共有步兵18,000人和骑兵3,000人，由列文指挥，渡过了特维德河。为了封锁其进路起见，新堡公爵立即赶往北方以增援新堡的王党兵力。他指挥的部队，步兵不多于五千人，骑兵不多于三千人。4月11日，在约克夏指挥国会军的费尔法克斯勋爵父子向希尔拜进攻。因为害怕腹背受敌，新堡公爵自动撤回，4月18日进入约克城防守。列文接踵追来，4月20日与费尔法克斯父子在塔德卡斯特会合，不久即开始围攻约克城。6月2日，他们又与曼彻斯特公爵所率领的东部同盟部队（约一万人）会合。 查理在牛津感觉到如果约克城沦陷，那么整个北方也就完了。所以他必须援救约克城。于是只好从南方抽调兵力去增援在谢里威萨布尼的鲁普特，并派他去解救约克之围，这样做也就等于不惜使牛津丧失，因为埃塞克斯正在阿里斯布里，而华勒尔也在法恩海姆。查理决心冒险，5月16日，鲁普特从谢里威萨布尼北上。2月13日，蒙托斯侯爵也已奉派为英王在苏格兰的副将，此时率领了一支小部队，越过边界以分散敌军兵力。 虽然新堡公爵认为会战是不利的，但是鲁普特却性如烈火，他在7月2日前进到了马斯顿荒原，面对国会军和苏格兰军展开了他的部队。敌军位于托克维兹与长马斯顿之间。双方都各有骑兵约7,000人，但王党步兵仅11,000人，处于一对二的劣势。 上午五时开始会战，结果是王军大败，主要原因是国会军的左翼骑兵在克伦威尔指挥之下进行了很巧妙的运动。在这次战争中这是最大的一次会战，对查理而言是一个最大的灾难。新堡公爵放弃了一切希望，辗转逃往欧洲大陆。鲁普特收集了六千余名残余骑兵，退往里奇蒙，从那里再回到兰开斯特。7月16日，约克城投降了，两天以后，王后从法尔茅斯前往法国，从此与国王遂成永别。 现在战争的命运操在国会党手中，因为他们只要把费尔法克斯和列文的兵力向南推进与正在牛津附近的埃塞克斯与华勒尔的兵力会合，就可以围捕查理了。可是结果并非如此，在北方的三支兵力却分散了：列文去围攻新堡城，曼彻斯特回到林可谢尔，费尔法克斯出发削平在约克夏境内的其他王党据点。在南方，华勒尔的部队大部分由民兵组成，开始自动解散了，而埃塞克斯进入了康沃尔，于8月间在弗威被困。9月2日，他的步兵都被迫投降了。虽然如此，对于国会方面而言，马斯顿荒原会战在这次战争中依然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最重要的是它使一位英雄人物出头了，他就是奥利佛·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出生于1599年4月25日，祖先亦为贵族，他在1640年被选为剑桥的议员，战争爆发时被任命为第67骑兵队的队长。在马斯顿战役之后，鲁普特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铁甲”，这个绰号是很适合的，等到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他的整个部队也都号称“铁骑”了。他的出身和教育都是非军事性的，克伦威尔从未受过战争训练。虽然如此，他却具有罕见的指挥能力和决断意识，这都不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而且当他投笔从戎之时，他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他有许多亲属与他合作，使他能以自己为核心组成一个克伦威尔系统的军事集团。他的儿子奥利佛是第8骑兵队的指挥官，他未来的女婿伊尔顿是第58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约翰·哈姆佩顿是第20步兵团的团长，他的妻舅瓦尔顿是第73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弟瓦列是第6骑兵队的掌旗官，他的邻居曼德维里勋爵，就是未来的曼彻斯特公爵，是第10步兵团的团长。在克伦威尔的精神领导之下，这个集团发生了联合的观念。正因为如此，在1642年12月12日（埃吉山之战前夕），国会才通过组织地方防御同盟。于是才成立了东部联防军，包括诺弗克，苏弗克，埃塞克斯，哈特福德谢尔，亨廷顿和林肯等县，而以剑桥为核心——克伦威尔就是剑桥的国会代表。这个同盟以后变成了国会军的骨干。 克伦威尔虽然在精神上是这个同盟的缔造者，但他在第二天是否参加了埃吉山之战却已不可考，不过大约是在此时，他曾经与哈姆佩顿进行过一次值得追忆的谈话。十五年后他在他的第二次国会致词时还曾经提到它。他说：“当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军队几乎到处在失败，我就对哈姆佩顿说：你的部队都是些残兵败卒，而敌人的部队都是绅士出身的青年人。你想这些卑微的人在精神上敢向那些具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绅士们挑战么？所以你首先应使部队具有精神，否则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他的伟大观念，如果没有用纪律约束的群众，那么再卓越的领导能力也毫无用处；而所谓纪律，不仅要求官兵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而且还要对“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产生热爱”，因为没有热情则纪律还是会落空。所以他告诉部下应敬畏上帝，激发他们的良知。 1643年1月，克伦威尔回到剑桥，开始对他的部队实行精神教育。3月，他的兵力扩充为一个团，下辖五队，他自己升任团长（上校）。到年底，他的兵力增加到九队以上。巴克斯特说：“他特别注意把有宗教信仰的人吸收到他的部队中去，这些人比一般军人具有更多的了解，而不仅是为了金钱打仗。”另外有人在1643年5月对他作了下述报导：“克伦威尔上校有二千名勇士，具有良好的纪律。凡是说下流话的都要罚款12便士，酗酒的人都要受禁闭。若是谁喊他们为‘圆颅党’也要受罚。他们到处都受到欢迎。如果所有部队都像他们这样有纪律那该多好呀！” 1643年9月，克伦威尔曾经写了两封有名的书信，也可以说明他心中的想法。他写信给斯普林格爵士说：“我希望你对骑兵队长的人选必须慎重。对骑兵而论，素质要比数量更重要。如果你选择敬畏上帝的人当队长，那么全队中的忠实份子都会追随他。”9月11日，他又写信他的朋友奥利佛说：“我已有了一些可爱的同伴，你应该敬重他们，你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忠诚的基督徒，他们希望把他们当人来使用！”这最后一句话也是克伦威尔在建立纪律时的全部秘诀。 马斯顿会战之后，在1644年11月到1645年2月之间就继之以终归失败的和谈。克伦威尔此时就认为非采取激烈手段不可，否则军事方面难有起色。长老会的领袖曼彻斯特是主张和平的，克伦威尔也主张和平，但却认为应从胜利中寻求和平。当危机加深之后，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愿意接受克伦威尔领导。华勒尔早已向国会报告说，一支由地方民兵组成的军队是永远无法赢得战争的。 克伦威尔决定把将领的问题提到国会中去加以解决，并坚决主张肃清一切政治将军，例如曼彻斯特和埃塞克斯等。这个提议的结果就成为“自动辞职的决议”，所有上下两院的议员都一律免除军政职务。12月19日下院通过了，到1645年4月3日，才勉强为上院所接受。同时在1644年11月23日，国会又决定组成两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委员会以研究改革军制的问题。最后建议成立一支总数22,000人的陆军——其中14,400人为步兵，7,600人为骑兵和龙骑兵——这些人员应有正规的薪饷，费用由遭受战祸最少的地区担负。1月11日，下院通过了这个“新军方案”，2月15日也为上院采纳。不久就成立了一支常备性的国家军队，这是职业化的部队，其纪律则大致依照克伦威尔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军事革命而已，因为正如哈里森在克伦威尔传中所说：“以铁骑军为骨干而组成的新军，使全国的兵权都归入独立派手中，使之能进行彻底改革。”因为新军不仅是一支军队，而且更是一队“圣经”的战士。“它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国会，这个国会比起那个在西斯敏斯特教堂正式开会的国会要更大更坚决，在精神上和意志上也更团结。从这时起，革命的动力就已从下院转入军队手中。” 一旦大家同意之后，在克伦威尔的提议下，国会任命小费尔法克斯为总司令，他是一个纯正的军人，完全不带地方色彩，现年只有33岁。在他下面为中将级的骑兵司令，少将参谋长及步兵司令等人。所有将领和军官都经过谨慎选择，但有人却说他们与其是良好的军人，不如说是优秀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完全靠薪饷维持生活，那在当时是很宽裕的。 步兵的召募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所需数量不过14,400人，但是华勒尔全军只能供应600人，埃塞克斯约3,000人，曼彻斯特约3,500人。所以为了补足缺额，只好采用强征的方式。尽管如此，到1645年5月，步兵总数比应有的编制额还是要少三四千人。他们分编成十二个团，每团十个连，平均120人，又分为78名火枪兵和42名长矛兵，在战斗时列成六个纵深的横队。骑兵的召募似乎比较容易，只需要6,600名骑兵和1,000名龙骑兵（即乘马步兵）。前者分为十一个团，每团为六队，每队100人，其装备为刀剑、两支手枪、一顶钢盔和只有胸背两面的轻甲。龙骑兵只有一个团，共十连，所使用的武器为火枪。他们的正常战斗队形为十列，在战斗时，有一列人负责守马。 炮兵过去一直被忽视，现在也改组了。全军的火炮总数增到了56门，其中有许多都是六、七英寸口径的，还有少数大到十二英寸——那是攻城用的臼炮。每门火炮配用三个人员，一名炮手，两名弹药手。另外有两团火枪兵保护，但是操作人员却还是和从前一样混杂。纵列中也有少数工兵，不过也还是和现在一样，英国军人一向都不欢喜挖掘工事，但必须围攻时，像1650年对爱丁堡要塞的情形，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就被迫来担负这种工作。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虽然红衣并未首先被认定为制服，但克伦威尔的步兵却早已采用了，以后新军成立后就成为步兵的通用军服，一直沿用到1914年为止。这些人员带有背囊，但无水壶，也有分拆成块的帐幕，主要口粮为面包和干酪。虽然没有野战病院，但却有军法总监和宪兵司令，指挥少数的骑马宪兵以加强军纪和提高士气。体罚是准许的，但不得超过六十鞭，虽然这个部队是由“圣人”组成，但少数犯罪者也还是有的。 这支新军规定只向国王与国会效忠，现在集中在温莎，由斯基彭少将指挥，穿上他们的红衣，开始接受训练。 当新军正在组织成形之时，在牛津的查理正焦急的向两个方向看去：向西为康沃尔，德文，索默斯特和多尔斯特，目的是想在海上建立一个基地，并组成忠于国王的西部同盟以对抗那个忠于国会的东部同盟。向北则为苏格兰，在那里蒙托斯侯爵已获得胜利，使王党的希望增加了。为了执行前一个计划，他派了格林勋爵去围攻陶顿，他于1645年3月11日到达该地，关于后一个计划，国王的军政部长华克爵士曾说那是鲁普特的主意，因为他极想击败苏格兰人，以雪前一年失败的耻辱。 为了准备北方的战役，鲁普特到格罗切斯特等地去强征兵员，而查理则在牛津准备一切，以便与他会合，但是突然一切情形都发生了变化。4月20日，克伦威尔（尚未解职）奉命前进到牛津以西以阻止查理与鲁普特的会合。他在以后七天之内，连续攻下了几个王党的坚强据点，并扫清了骚扰四乡的零星骑兵。不久，国会对陶顿的被围感到恐慌，命令费尔法克斯率领他尚未编训完成的新军约11,000人，从纽布格前进去救援该城。费尔法克斯于4月30日出发，于5月7日到达布南德福德。 克伦威尔的突袭已经使查理丧失了机动性，因为没有挽马，炮兵无法行动。所以查理把鲁普特召回牛津，等发现他的骑兵实力还不够保护国王前进时，于是又召回格林。格林把围攻的任务交给格林维里爵士，在费尔法克斯从纽布格出发的那一天，格林也启程回牛津。5月7日，查理在牛津举行了一次战争会议。当时有人劝他放弃北上计划，并用全部兵力打击正在布南德福德的费尔法克斯。鲁普特却表示反对，主要原因是他手下的北方骑兵，在南格达里爵士指挥之下希望回家去，同时他对于才智过人的格林感到妒嫉，不想在指挥上有这样一个对手。查理是一个不求甚解的人，就决定采取折中方案，虽然可能会使双方都高兴，但却种下了最后失败的根源。他全部兵力不过11,000人，居然还分为两部分，让鲁普特往北，而格林往西。 这个决定又引起了另外一个变化，因为国会方面一听到国王已经在行动中的消息之后，马上就命令费尔法克斯前进并围攻牛津。华克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破坏了。”克拉伦顿指出：“牛津的防御情况非常良好，不可能被攻陷，”所以费尔法克斯如果屯兵坚城之下，对于查理而言是最有利的。虽然如此，国王和他的群臣还是不能决断。此时蒙托斯于5月9日在奥地恩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所以现在是向北与他会师呢，还是向南以迎击费尔法克斯呢？结果又是采取折中办法，同时改向南行并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为了要想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攻击国会方面占有的某个要地。 符合这个条件而距离最近的城市就是莱切斯特，这座城由佩伊爵士据守，守兵也很充足。王党决定攻占它。5月31日，经过苦战终于达到了目的。几天之后，查理写信给王后说：“自从叛乱发生以来，我觉得希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伸手可及。” 实际上，查理所处的地位非常危险，因为列文在北，而费尔法克斯在南。他本应暂留在莱切斯特，先集合兵力再行动，可是他却贸然跳入最后一个泥沼。他本已从西部召回格林，此外吉拉德也率领了三千名步骑兵正向南威尔士前进，也奉命来援。可是此时，他却又收回成命，改命后者不要行动，并命令格林先占领纽布格以压迫费尔法克斯解除牛津之围。他自己决定从蒂斯特直接向牛津前进。当他作出决定之后，他又绕道往德文郡，在那里停留了五天，目的是为了搜集一些绵羊以便带往牛津饲养。到6月13日，他才知道费尔法克斯已经离开牛津，率领一支远比他自己实力更强大的部队，前进到了北安普顿，在他的东面约十五英里。这才使他大吃一惊。 事实真象是这样的，当国会知道莱切斯特沦陷的消息之后，就命令克伦威尔确保艾里岛以保护东部各县，又命令费尔法克斯解围前进。后者遂于6月5日采取东北向路线开始行动。6月7日，在谢林顿与费尔莫顿上校的二千五百兵骑兵会合。他们在这里开了一次战争会议，并向国会要求以克伦威尔升补空着的中将空缺，并指挥所有骑兵。6月9日又前进到了斯通斯塔福德，12日就到达了北安普顿大路上的基斯林布里——距离德文郡只有八英里。 这个前进使查理受到了突然袭击，斯普林格的记载说：“国王正在狩猎，全军毫无秩序，马儿都在吃草，对我们的到来事先毫无所知。”因为费尔法克斯的步兵尚未能够赶上，所以决定暂不前进。费尔法克斯军就宿营在那里，第二天上午六时，他们正在举行战争会议，克伦威尔突然率领六百名骑兵来到，当即受到了全军官兵的热烈欢迎。查理也不敢再耽搁一分钟，集合了分散的人员，退到了哈尔波罗，意图退回莱切斯特，再从纽瓦克方面去调集部队。到黄昏时，又听到伊里顿已经把鲁普特的一部分兵力赶出了纳斯比。王军方面又召开了一次战争会议，决定不再退往莱切斯特，而是就地仓促应战。6月14日，查理把他的兵力展开在哈尔波罗南面一英里远的一个长岭上面。 在哈尔波罗以南约七英里远的地方，就是纳斯比村。它位于一个小山顶上。在它周围都是旷野，也缺少树木，中间为一些宽岭所分隔，称为“丘陵”。其中有一个夹在东法恩登与奥克斯顿马格那两村之间，阿斯特里爵士指挥的王党步兵就位于这里。当圆颅党尚未出现之际，大约在上午八时，鲁普特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命令他的搜索部队队长去寻找他们。他回来之后，仍然没有关于敌军的情报，于是鲁普特亲自策马前进，到了克里普斯顿村南面的高地上，看到正如他所想象的，敌军已经在全面撤退之中。他立即送了一个命令给阿斯特里，叫他前进到灰山。阿斯特里照办，遂放弃了原先良好的防御阵地。 当时鲁普特并不清楚的事实真象却是：6月14日上午三时，费尔法克斯在纳斯比以南约四英里到四英里半远的地方，检阅了他的部队，因为相信查理会继续撤退，所以就命令全军取道克里普斯顿，直向哈尔波罗前进。可是当他们开始前进不久后，就发现王党不但不后退，反而已经向哈尔波罗以南前进。当费尔法克斯看到远方的敌军时，克伦威尔就建议说，磨山是一个较好的阵地。所以全军开始转向前进。当领先部队正由斯基彭集合时，他又奉命令从山地的北坡移到南坡，目的是希望使敌人猜不到他们采取何种部署。鲁普特误以为敌人是在全面撤退，就使得王军放弃了良好的防御阵地，匆忙中还把许多武器留在后面。 现在查理也开始集合部队。全部数量是步兵不多于三千五百，骑兵不多于四千，共分成三线。第一线，中央为阿斯特里所指挥的步兵，右面为鲁普特的骑兵，左面为南格达里的骑兵，都是以中队为单位分为两线，第二线由霍华德的步兵所组成，在步兵团中间又夹着骑兵中队。第三线为国王和鲁普特的步兵团，再加上国王的近卫骑兵，共约五百人。 费尔法克斯也采取了平行的队形，全部为骑兵及龙骑兵六千五百人，步兵七千人，共分为二线。第一线，由斯基彭的步兵居中，前面没有前哨，左翼为克伦威尔，右翼为伊利顿，都是骑兵。第二线为三个步兵团。为了保护左翼起见，欧克的龙骑兵团又沿着南特弗德树篱布防，这道树篱横越战场，从费尔法克斯的左面到查理的右面。 十点钟时会战开始，王军进入宽广荒原，开始向对面的山脊爬登。此时，圆颅党也进到峰顶，伊利顿被枪弹所击中，受到了重伤，他那一翼立即发生了混乱。鲁普特一看见这种情形就立即冲锋，把敌人这部分骑兵逐出了战场。又和平常一样，他控制不住他的部队，于是在疾驰之下，他们追入纳斯比村。在那里，鲁普特命令费尔法克斯的辎重纵队投降，但却被掩护的火枪团击退。 现在再说中央方面，华克尔记载说：“当我军前进到山顶时，叛军虽向他们射击，但都瞄得太高，未能命中。双方步兵前进到了短兵相接的距离时才彼此可以看清楚，于是立即发生了肉搏战，我们的刀剑和枪托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我看见他们的军旗纷纷倒下，步兵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如果我们左翼的表现能有右翼和中央两面的一半好，那么在几分钟内就可以获得光荣的胜利了。”在这个决斗中，斯基彭受了重伤，他的正面混乱不堪，向后撤退。加丁勒教授说：“在如此混乱之中还能转败为胜的将领，未来无疑将征服英国。” 这位将领就是克伦威尔，他正率领着3,600名骑兵，冲下山坡迎击对面来的南格达里的骑兵。当双方接近之后，克伦威尔命令冲锋，立即把敌军击溃，使敌人秩序大乱。现在克伦威尔就显示出他是一个真正高明的骑兵将领了。他并不像鲁普特那样乘胜穷追，他只命令三个团去对付已经击退了的敌方骑兵，而把其余兵力向左旋转，打击在阿斯特里的暴露左翼上。此时，查理也和他的预备队中的骑兵一同前进以来阻止对那三个骑兵团的追击，这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外事件。克拉伦顿的记载是这样的：当国王领着他的近卫骑兵，正要开始向敌人冲锋时，在他旁边的卡尼华斯公爵突然用手抓住国王的马缰，嘴里用苏格兰粗话向他说：“你找死么？”不等国王了解他的意义，就把马旋过头来，率领部队向右跑，既不向敌军冲锋，又不去援助自己的部队。 于是王军的中央部分完全孤立了，克伦威尔控制着他们的正面并攻击他们的侧翼。而欧克的龙骑兵则攻击他们的背面。王军已经完全丧失了秩序，当国会军接近时，他们就纷纷弃械投降了。正当此际，鲁普特回来了。他认为要想救出这些步兵已经没有希望，于是赶紧追上国王与他们会合。他本来还想回头阻止追兵，但是他的部下都不肯听命，于是只好一直逃走，而敌军跟在后面穷追。查理的残余兵力一直跑到莱切斯特才停下。 这是一次完全的胜利，如克拉登所说：“国王与王国都在这一战中输光了。”五千名战俘，十二门火炮（查理一直未使用）和王军的全部辎重都完全落入了费尔法克斯手中。此外还有八千套武器，四十桶火药和一百十二面军旗。王军的死伤数字已不可考，估计在会战中损失约为七百人，在追击中再加上三百人，其中包括一些营妓和军眷。 国王最重要的损失是他的私人文件，包括许多他写给王后的信件草稿和副本。从这些文件中又发现他曾经寻求爱尔兰和其他外国军队的援助，并且准备取消反对英国天主教的法律。于是国会把凡是可以诬赖他的文件都公开发表。这对国王的声望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但是纳斯比会战最重要的结果不是查理的失败，也不是他的名誉损失，而是这个会战是新军的第一次大胜，而这支新军又主要是由独立主义者组成。由于纳斯比的胜利，宗教独立派的势力大张，对长老会实为致命打击。英国的主教制度是代表一种王室控制的宗教形式。长老会是宗教中的贵族政治，由长老们进行集体控制。而独立派则是主张在宗教中实行民主的原则。 克伦威尔在这一战之后，于6月14日黄昏时候曾在哈尔波罗向国会提出一个简单的报告。结论是：“在这一战中最诚实的人曾为你们作忠诚的服务。先生们，他们是可以信赖的，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们不要使他们丧失。我希望这一战能使所有参战人员获得其应有的酬谢。他们曾为国家的自由而冒生命的危险，我希望他们为了良知的自由而信赖上帝，你们为了他们所争的自由而信赖上帝。”这是对长老会的寡头政治的直接挑战，所以后来下议院在发表这个报告时，特别把这一段删去了。 纳斯比会战与马斯顿会战不同之点是：马斯顿会战若能继以激烈的扩张，就可以使国会战胜国王，而纳斯比会战则使独立主义者战胜国会。它使英格兰免受苏格兰教会的瘫痪性寡头政治的统治，而使这个国家接受了克伦威尔的统治，虽然也是寡头政治，但却具有活力。在摄政时代中，就可以找到纳斯比会战对历史的影响。 战争又拖了一年，查理的情况日益黯淡，最后因为害怕落入国会手中，于1646年5月5日向苏格兰人投降了。可是苏格兰人因为想取得欠款四十万镑，于1647年1月把查理送给英国国会作为交换，并离开新堡回国。 国会重新获得了国王，也就等于获得一切宪法上的权力根据，为了能自由利用它以在英格兰各地建立长老会制度起见，国会两院在1647年3月通过了一项计划，解散陆军中的全部步兵。但是伊利顿和克伦威尔却知道只有陆军是唯一足以约束长老会迫害热忱的工具，所以在他们心里另有计划。他们认为国王是权威的基础，军队是权力的来源，二者若能结合起来，那么独立派的地位就可以绝对稳定了。所以在5月31日——即军队预定解散的前一天——克伦威尔命令副官乔治骑马到国王被监禁的地方霍姆比，去把国王弄到在新市的陆军司令部中来。到了6月7日，为了避免惩处，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都到了那里。 7月17日，伊利顿本是独立派中的最激烈分子——他的态度远比克伦威尔更积极——就拟定了一个新政策。它的内容为主教应取消司法权，宗教条约也废除，所有新教各派都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现有的国会自动解散，未来的新国会任期为两年。在国会之下另设国务会议，责任为执行外交政策和控制海陆军。这的确象一个政治家拟定的政策，当它被提交国会之后，军队也奉命向伦敦进军，并且于8月6日进入该城。 从这时起到10月底，克伦威尔曾竭尽全力来使国王复位，条件则为遵守这个新计划。可是查理却拒绝合作。反之，他又秘密与苏格兰人勾结，后者答应拥护他复辟，条件为在英国建立长老会统治，并压迫其他教派。这又造成了第二次内战，到1648年8月17日，经过普雷斯顿会战才被克伦威尔消灭。 伊利顿对查理完全丧失了耐心，十月份他拟定了陆军请愿书，坚持主权在民的观念，并要求迅速审判国王。国会害怕伊利顿更甚于查理，拒绝受陆军支配。为了消除下院中对国王有利的份子，12月6日，伊利顿派佩莱德上校率领一团人马到国会，逮捕一百余人。 圣诞节前不久，查理被送到温莎，并对他进行最后说服。在他拒绝接见上院代表邓迪之后，下院就通过组成一个法庭来审讯国王的叛国罪。当上院——现在议员总数已经少于十二人——反对时，下院却不顾一切地在1月6日组成了一个法庭，实际是没有合法根据的。1月19日开庭审理，查理直接向这个法庭的权威挑战。虽然如此，在1月27日仍被判处死刑。1月30日，他以高贵和冷静的态度，在白厅前接受了死刑。民众的态度是沉默而恐惧的。 克伦威尔一直都想营救查理，可是等到查理拒见邓迪勋爵之后，才一改态度，力主审讯国王。我们必须先了解克伦威尔这个人，否则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克伦威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物。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仿佛是由几个人混合成为一体。由于他的活力惊人，所以无论在那方面的表现都是强而有力的。（一）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性、单纯和多情感的人，一个浪漫和富有幻想力的人。（二）他是一个性情激烈，刚强的人。（三）他是一个具有决断和钢铁意志的军人。（四）他是一个工心计，善投机的政客，对一切都没有固定方针。（五）最后他自认为是上帝的代表，替天行道，所以敢做任何残酷的行为。作为政治家而言，他完全是个投机政客。 事实上，除了完全信奉上帝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具体的政策。所以他对每个情况的处理，照他说都是遵从上帝的指示，也就是说，他只看需要与否，而不顾及后果。他口头请求容忍，而他自己却毫无容忍的度量；他坚持作公开讨论，而实际上却压迫言论自由。一直等到他自己继承了查理的地位之后，才明白国王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他如何解决呢？不仅步了查理的后尘，而且他施行的暴政比起查理残暴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说到“替天行道”，他把一切都归于天命，对任何问题的解决无不托付于祈祷。像所有清教徒一样，他可以称为“自欺的伪君子”，对于任何残酷的行为，照他看来，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有利的依据。所以他是以“自欺”的方式来“欺人”。 对于他的暴行，有些未免夸张，有些未免掩饰，不过下述事实却是不能改变的——在十二年战争中，爱尔兰一共牺牲了五十万人，总人口减到了一百万人以下。 当查理受审时，克伦威尔首先是不断跪在地上祈求上帝指示。可是不等宣判，他早就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好了字。以后，当某些审判官不愿在这个命令上签字时，他却把他们拖到桌子边，握着他们的手签字，并向他们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当查理被杀头之后，英国就受到克伦威尔的统治达十年之久。以上所述就是这个人的个性——自大、暴烈、不稳定和神化。 如果查理与国会之间的争执仅为财政问题，那么他一死之后，一切问题当可自动解决。但是实质上这场纠纷却是宗教纠纷，独立派与长老会之间的仇恨并不亚于长老会与主教制度间的仇恨。所以查理死后，克伦威尔补上了他的空缺。关于克伦威尔在宗教方面的措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现在只讨论他因为要使人民不注意其国内暴政，所以决定对外采取侵略政策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又可以说是纳斯比会战的一个真正具有永久性的后果。 虽然不无牵强之处，但却可以说因为查理凭借“军舰准备金”所建立的舰队，完全不用武装商船，所以它们可算是英国职业海军的始祖。在十一年当中，皇家海军所增加的新船，不少于207艘。 1638年，查理已经任命了一位海军元帅去指挥他的舰队。当叛变爆发之后，海军宣布拥护国会，由华尔维克公爵出任该职。同时，国会设立了一个海军委员会以代替旧有的海军局，1649年又撤消海军统帅，而代以一个海军小组委员会。以后在国务会议之下，就是由这两个委员会来进行建立新型海军的工作。前者改善了海军的待遇问题，使他们能按时领取优厚的薪饷，后者则注重司法问题，其所出台的《战争条例》，成为以后一切海军法律纪律的基础。在委员会以下，有三个海军上将，分别由波海姆，迪恩和布莱克担任，负责海上船只的分配和调动。这三个人中，布莱克对海军指挥和战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前二人也都是新陆军中的上校。波海姆在青年时代也曾任海军军官，而后二人都曾经在商船上服务。） 在1649年，布莱克的年龄是五十岁。他的职业本为商人，但对海军却具有相当知识，因为当时的商船都有武装以对付海盗和私掠者，所以他可能也有海战经验。在第一次内战中，他曾在新陆军中做过团长，因为既有战绩又有海上经验，他就成为克伦威尔选拔的海军指挥官之一，不久他们就被称为海军上将了。关于布莱克，克拉伦顿曾有下述评论： 他是第一个不遵守旧规的人，显示出新科学的价值。他也是第一个使船只与岸上炮台互搏的人，过去大家都认为炮台是无敌的，现在他却发现出这只是徒有虚名。他把一股新的勇气注入了海军，使他们知道只要有决心，任何事都可为。他教会了他们不仅在水上打仗，而且还要在火中打仗。 有了强大舰队的支持，克伦威尔也就采取了古斯塔夫的路线，想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而以英格兰为领袖。以后在1653年，他更向荷兰人提出这样一个惊人的建议，主张英格兰和联合省应把欧洲以外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加以瓜分。可是荷兰人在英国内战中，已经把英国的大部分海运贸易都接过来了，而且现在也不再受法国威胁，所以当然不愿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这毫无疑问会使它在商业方面比英国落后。当荷兰人表示拒绝之后，1651年10月9日，克伦威尔就以“航海法案”为报复，禁止荷兰船只载运英属殖民地的货物。这是对荷兰人的商业优势的直接挑战。1652年5月19日，当荷兰海军拒绝英国人执行搜查权利时，第一次荷兰战争爆发，到1654年4月5日才结束，英国算是胜利了。 由于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的企图失败了，所以当荷兰战争结束之后，克伦威尔就决心支持法国以对付西班牙，这一次的目的是比较实际的——为了要寻觅一个海外帝国。可是他的动机还是混合的。一方面把西班牙人逐出殖民地，这对上帝是一种服务；另一方面获得大量的财富，又是对英国有实惠的。他设计一个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因为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他觉得对它实行袭击也并非不荣誉的。 1654年12月，这支远征军出发并攻占了牙买加，于是西班牙向英国宣战。其次，克伦威尔又与法国订立攻势同盟，条件为在英国舰队和六千名陆军协助下，法国人应代英国人征服敦刻尔克，格兰维林斯，马迪克等西班牙城市，以便英国人可以在欧洲建立一个桥头堡以支持北欧的新教徒。说也奇怪，法国人居然表示同意，1657年5月，英军在波罗根登陆。9月25日，马迪克投降，次年6月14日，又赢得了杜尼斯之战，敦刻尔克投降，并移交给英国人。其他沿海各城也都迅速降服。 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逝世。现在西班牙已经力竭，遂与英法议和，1659年11月7日，签订了比利牛斯和约。依照这个和约，阿维斯尼斯，洛西伦，菲立普维里和马林堡都割让给法国，此外还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不过略有附带条件。西班牙又同意把菲立普四世的女儿特蕾莎嫁给路易十四。并且有一个约定书，如果她的嫁妆付清了，则她应放弃对西班牙王室的继承权。但以后始终没有付清，所以路易十四也就不承认这个约定书了。 虽然荷兰战争使英国获得一些经济利益，但西班牙战争却是一个灾难。它使法国在欧洲大陆称雄，却破坏了英国的贸易，而让荷兰坐收渔人之利。它使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债增高到二百五十万镑以上。所以詹姆斯曾经说过：“在摄政时代，经济的不安定和政治的不安定是并行的，所以毫不奇怪，伦敦本是反对查理一世的重心，以后反而对他的继承人表示莫大的欢迎。” 虽然他的外交政策失败了，在国内也完全不能建立一个国会式的政府，但是克伦威尔还是为他的国家留下了一笔极其重大的遗产。在1647年，他说他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这是不无先知之明。九年后他又说一切都是天意，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错误。正如詹姆斯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所评论的： 在国内，一种积极信仰的教条帮助工业主义的成长。在国外，它也象征着帝国主义的开始。上帝的选民应该比同辈居于较高的地位，基于同一理由，上帝所选择的国家也应该支配他的邻国。 于是从清教徒的宗教烟幕中爬出了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从而成为英吉利文明的基础。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克伦威尔之流所能梦想得到，但是自从纳斯比一战之后，他的权力政策却使这种文明觉醒了。祭品已经献上，神喻也表示是吉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不久英格兰在时代中所担负的角色就可以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在以后二百五十年之中，把它的帝国之威洒遍了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