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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country="英国">J·F·C·富勒</author>
    <in>西洋世界军事史</in>
    <trans time="1968">钮先钟</trans>
    <scan time="2003">投笔从戎</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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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depth="0">大事记（三）：英国的宪法战争</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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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十年战争正在波希米亚境内如火如荼的时候，在英格兰也有一个平行的战争，正在蕴酿之中。这个战争终于使王权崩溃，而建立了一个君主立宪的政体。它的根源要从百年战争中去发掘。在这个战争中，英国人开始用缴纳代金的制度，来代替军事服役；而有给制的职业性军队，代替了封建式的征兵。在此以前，刀剑就是权威的象征，可是此后，钱袋却经常向刀剑挑战，而且掌握着钱袋的人不再是封建的诸侯，而是商人和贸易阶级，早期的议会大都是由他们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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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末叶和十六世纪初叶，又有常备陆军制度的产生，于是又带来了另一个新的变化。对于大陆国家而言，除非他们确实没有养兵的力量，否则若无常备陆军，则会感到安全没有保障，于是陆军就又变成了国王政府的一种必要工具。因为有了常备军，使国王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有了贯彻其意志的权力，所以欧陆国家不久就都取消了他们的议会。在西班牙，它们根本上就被消灭了；而在法兰西，从1614年到1789年间，其议会始终不曾召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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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英国占了岛国的地位，所以才未受这种变化的影响。当詹姆斯一世在1603年嗣位时，英国惟一的大陆领土也丧失了，所以惟一的建立常备陆军制度的理由也就随之而消失了。因为这样，议会制度才在英格兰生了根。没有陆军，国王既无法摧毁公共的反对，也不能控制钱袋的权力。英国与欧陆国家之间还另有一个根本上的差异，当欧陆诸国正在废除议会时，在英国由于亨利八世解散寺院，更使商人阶级的财富大增，于是进一步提高了议会的权力。结果是贵族和平民两院变成了一种民主政治的代表，这是注定了迟早要向国王的权威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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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但不要忽视一直到1688年，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通过之后，议会才开始获得政治权。在此以前，治理国家的还是国王和他自己所指派的大臣，而议会却只有投票拥护他的权力。想像一个没有国王的政府，正和想像一个没有教皇的天主教会一样，是同样不合理的。此外，也并无宪法或法律上的根据，强迫一个英国的君主在他不需要援助之前，而必须召开议会，对于国家而言，若是国王能够自己统治下去，而不必召开议会，则纳税人将觉得更为满意。当国王能够不要议会而单独统治下去，这绝不是一种暴政，因为他的一切支出必定要在其合法收入之内，所以他的个人统治也正是良好政府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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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良好的政府的意义，就是说国王可以自给自足，而不必向老百姓作额外的需索，所以为了不榨取人民起见，他又必须尽量地讲求经济节约之道，而最重要的是不要对外作战。这种政策是很难执行的，尤其是自从新世界被发现之后，大批金银流入欧洲，使货币的价值下跌，这不仅足以引起社会秩序的不安，而且也降低了国王税收的购买力，使他更难于维持。由于财政上的困难，所以伊丽莎白的政策总是一方面希望防止战争，而另一方面却鼓励私掠行为。前者使她可以在固定收入限度之内统治这个国家；后者使她可以增加收入，而不必召开议会。詹姆斯一世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在1604年，与西班牙恢复和平关系之后，他就设法与西班牙王室缔结婚姻关系，首先是他的儿子亨利与腓力三世的女儿玛丽亚（Infanta Maria）订婚，亨利死后又改为查理。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为了补助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巴拉亭选侯的妻子——詹姆斯召开了他的第三次议会。议会作为效忠的象征表示，投票表决捐献十四万镑的微数后，即自动休会。1623年2月，查理由他的好友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陪同前往马德里，准备迎娶玛丽亚，并希望她的父亲能以使他的姐夫收复巴拉亭来当作陪嫁的嫁妆。这个谈判决裂了，回到英国之后，白金汉就开始领导一个反西班牙的群众运动。1642年，詹姆斯又勉强召开了另一次议会。这次议会建议取消与西班牙的婚约，并作收复巴拉亭的企图。但仅此而已，并无更进一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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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现在已经变成了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他正想制造一个对西班牙的战争。为需要同盟国起见，他就设法安排查理与法国亨利四世之女，路易十三世之妹，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结婚。同时，他又派了一万二千名乌合之众，由来英求援的曼斯菲尔德率领前往荷兰。由于缺乏粮饷，其中大部分在荷兰都因为饥饿和疾病而丧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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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之下，詹姆斯一世在1625年3月27日逝世了。为了应付未来的难局，他的儿子实在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作风。查理不仅缺乏其父亲所具有的常识，而且头脑死硬，不能了解他人的动机，但却和他的父亲一样，坚信王权神授的思想。他逃避现实，而沉溺在其乐观的幻想中，他有艺术家的秉性，并且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准的人。他爱读莎士比亚的著作，使他的那些清教徒臣民大感震惊。他的私生活是无可指责的，照克拉仑登（Clarendon）<note>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叛乱和内战史》（1702-1704年）。——校制者</note>的意见，他是一个高尚的绅士，一个最好的主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而且也是这个时代中所能产生的最好的基督徒。在一个革命的时代，他是完全不适合的，甚至于在正常的时代中，他也是不适合于做国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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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是太不幸了，当他即位之始，就受到了两个不良的影响。（一）他在5月1日，用代表的形式与亨丽埃塔·玛丽亚结婚，因为她是天主教徒，所以使清教徒的议会和新教的臣民都大感不悦；（二）他受着白金汉的影响，而忽视了当前的事实，只有遵守其父亲的聪明和平政策，才能维持统治权。白金汉这个人是一个政治上的赌徒，胆大妄为，沉醉于大而无当的计划中，而缺乏实干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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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白金汉是主战的，可是无钱就不能打仗，所以查理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改选一个新议会。6月18日，新议会集会。这个新议会是代表新教徒的，虽然查理所要求的数字接近一百万镑，但是所通过的却在十四万镑之下。此外为了控制国王起见，议会又违背惯例，把国王本应终身享受的吨税和镑税等项收入，规定只暂有一年的期限。所以，当查理即位三个月之内，议会与国王的关系即已形成了一个死结，解决之道只有两种：不是向议会屈服，就只有诉之于武力。8月12日，议会被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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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又召集了八千余名流氓盗匪，模仿德雷克的遗风，于10月8日将他们送往海外，以夺占卡地兹为目的。可是这次远征却完全不像德雷克那样的成功，结果全部溃败，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局势，使得查理不得不再召开第二次议会。1626年2月6日，议会开会后，马上就对着白金汉发动了激烈的攻击。5月8日，上院又正式提审他，虽然查理并未获得一文钱，但是为了营救他的宠臣，他在6月15日又解散了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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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困难的情形之下，查理只好用强迫贷款的手段。而白金汉虽然手中已经有了一个战争，但还是感到不满足，于是又投入了另一个战争之中，这次是以法国为对象。接着向拉罗谢尔（La Rochelle）发动了一次远征，可是其失败之惨重，要此对卡地兹的那一次还更有过之。为了作第二次的远征，他就劝查理再召开他的第三次议会。这次议会于1628年3月17日召开，对于国王表示着极强烈的敌意。5月28日，议会起草了一个“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其中最重要的条款为不得议会两院的同意，政府不得强迫人民交纳任何捐献、贷款、租税等等。查理最先表示拒绝，但是白金汉仍然希望议会能够补助战费，所以力劝查理接受。接着议会又攻击白金汉，并辩论吨税和镑税是否应当作租税的问题，于是使查理丧失了耐性。6月26日，他命令议会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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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查理的朝代中，就开始发生第一个巨大的转变：8月23日，当白金汉正在朴兹茅斯准备他的远征时，他突然被约翰·芬顿（John Fenton）所刺杀。这次远征军还是继续出发，结果仍然是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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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会在1629年1月复会的时候，其中的极端派在约翰·皮姆（John Pym）领导之下，对国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对教会也发动了一个宗教性的攻势。教会本是查理的最后堡垒，只有透过它，他才能掌握民心。3月2日，他又解散了他的第三次议会，并不是因为他想不要议会而单独统治，而实在是因为有了议会，他就无法统治了。4月24日，他与法国讲和；1630年11月5日，他又与西班牙讲和。于是白金汉的劳民伤财政策总算是已经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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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没有议会，查理已经可以自由地统治了，可是严重的问题还是保留着没有解决。议会并不想推翻这个宪法，但只想控制国王，使其变成议会的“橡皮图章”。假使没有国王，则议会对于政府就找不到一个宪法上的基础。所以第一个要点是国王仍继续为元首，而第二个要点则为议会凭着国王的名义，来作实际上的统治。现在查理既已摆脱了国外的纠缠，所以他所剩下的惟一目的，就是如何解决国内的困难。可是这一点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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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两个主要顾问为温特沃斯爵士（Sir Thomas Wentworth）——后来又做了第一代的斯塔福德公爵（Earl of Strafford）——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前者在查理的时代中，要算是最有才能的政治家之一。1629年，查理任命他为北方会议的主席，他为了解除平民的痛苦，而不惜与约克夏纺织业中的资本家相冲突。1632年，他又被调往爱尔兰任总督。在那里他打倒了伦敦富商的投机行为，并且为一支小型而有效的陆军奠定了基础，由爱尔兰议会出钱供养，此外还创立了乌尔斯特（Ulster）的麻纺工业。假使环境能许可他继续进行这些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则毫无疑问，虽然仍会更进一步地开罪富人阶级，但只要能够小心不得罪一般的平民，则查理即可获得一个颇孚人望的地位，而不必再召开另一次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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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劳德却使温特沃斯的一切善政都等于零了。他是一个狂热的宗教改革家，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肃清教会。面对激烈的反对，劳德把英格兰的教会肃清之后，又将目标移到了苏格兰。（注：劳德的热忱对于不列颠帝国的成长，具有很重大的影响。在他尚未开始工作之前，新开发的美洲殖民地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为如何增加其人口。他的迫害对于这一点颇有贡献。从1628年到1640年之间，差不多有两万人——多数为清教徒——迁往美洲。此后，克伦威尔的迫害——主要为王党——又使许多人逃往新世界。）这可以说是一个超级的愚行，因为苏格兰人都是最狂热的加尔文派，一旦他们反叛之后，查理就必须招募一支陆军去平乱，可是若不召开议会，则无法供给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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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劳德却不顾一切地清算苏格兰教会，结果苏格兰开始准备武装叛变。在三十年战争中，有许多苏格兰人曾经在古斯塔夫部下服过役，这些老兵只要一呼就集合了起来。查理也开始备战，可是他所能召集的却只有局部性的团队，装备和训练都感不足，只能算是乌合之众。可是尽管如此，养兵还得花钱，因为他无法举债，所以在1639年6月间，查理又在贝尔维克（Berwick）谈判了一个休战条约。9月间他把温特沃斯召来伦敦，他却劝国王再召开一个新的议会。（注：次年1月，他就被封为斯塔福德公爵。）查理照办了，因为他每月至少需要十万镑来维持他的军队。次年4月13日，议会开会，不得不投票捐献军费，在皮姆和汉普登（Hampden）领导之下，还开始与苏格兰的代表勾结，阴谋造反。三个星期后，议会又被解散，这就被称为“短命”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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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建议把爱尔兰的陆军调入英格兰来，可是苏格兰人却抢先行动。他们越过了边界，在牛奔（Newqurn）击溃了一部分英军，并占领了纽卡斯尔（Newcastle）。结果查理被逼得走投无路，又只好下命再召开另一次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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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被称为“长命”议会的，于1640年11月3日在威斯敏斯特开会。这简直是一个不加伪装的革命团体。它认为劳德有叛国之罪，同时也指控斯塔福德，此外更通过了一个法案，认为未经议会自己同意，国王不得解散议会。1641年5月8日，这两个法案在议会都已经三读通过，于是为了对查理施加压力，可以说是深通心理战术的皮姆，在伦敦发动了几千个流氓，去包围“白厅”（whitehall）——这是国王及其家属的住所。本来查理对于斯塔福德是有约在先，他以国王的“金口玉言”，保证他一生荣华富贵，可是现在因为害怕王后和她的儿女会被暴民凌辱，所以经过了一番犹豫之后，并未否决这两个法案——按法理上说他是可以否决的——而在5月10日，都表示同意了。两天之后，斯塔福德在塔山（Tower Hill）上被斩首示众。查理这种卑劣软弱的行为，是自毁其万里长城，在这个重大危机之中，在他这种王国，也许只有斯塔福德一个人还具有克制其敌人的能力。查理签署了这种法案，也无异于判决了自己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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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许多新的改革：第一是议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会期至少为五十天，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司法权也脱离了国王的控制，宗教法庭被取消了。船税被宣布为不合法。当国王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已饱受拘束之后，皮姆之徒就开始向教会发动攻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主教逐出议会，并没收教会的财产，以赔偿苏格兰人，而减轻英国纳税人的负担。此外，又与苏格兰人谈判了一个条约。接着在8月10日，查理出发前往苏格兰，其目的是企图使他这个分裂的王国重归于和好。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行动，因为它使皮姆有机会对人民实行神经战，说国王有武装镇压的阴谋。更不幸的是，自从斯塔福德死后，爱尔兰的政治又恢复了旧有的腐化状况，于是开始发生叛变，这样就更进一步刺激了北部的人民，使他们害怕武装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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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姆为了使正在发展中的危机赶紧结束，对国王发动了一个全国性的控诉，他拟了一个冗长的文件，叫作“大控诉”（Grand Remonstrance）。他指使议会赶在查理从苏格兰回来前，就先通过了它。在这个文件中，对于查理在位期间的一切行动，都加以检讨，把所有的罪状都归之于天主教徒、主教和国王的大臣。同时也夸称现有议会的贡献，其结论则为要求国王取消主教的一切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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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于11月25日回到伦敦。六天之后，以皮姆为首，议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把这个文件呈送给他。当宣读之后，查理即用闪烁之词作答，并命代表退出。皮姆现在看到这条合于宪法的路线已经走不通了，于是就想用另外一种手段，以迫使国王屈服。他就在议会中控告王后私通爱尔兰的叛徒，换言之，即为叛国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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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最好是不必理会这种恐吓，因为在多数国家中，若是有人提出这种控诉，都是会激起公愤，而使多数的人都拥护王后的。查理却不此之图，因为他到苏格兰去的时候，获得了皮姆过去勾结苏格兰人谋叛的证据，于是在1642年1月3日，他命令检察长对于皮姆等五个人，提出叛国的控诉。为了拖延时间，贵族院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考虑这个起诉是否合法。查理本应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五个人从床上予以拘捕，但他又迟疑不决，到了第二天在王后催促之下，才率领了四百名士兵到下院去拘捕他们。可是他们却都已逃走了。这是一不可饶恕的大错，并非它本身不应该，而是因为它不应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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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现在感到在伦敦已经不安全，于是带着他的家属，迁往汉普顿（Hampton Court）。王后从多维尔，于2月23日，渡海往荷兰避难。在她尚未启程前，查理曾和她商量，因为在亨贝尔（Humber）河以北的人民中，极大多数都还是效忠于他的，所以他的意图是想暂时以约克（York）为其行都。3月19日，他出发前往该城。可是又因为犹豫不决，而未能占领霍尔（Hull）城，其中藏有大量的军火。此后他才以纽卡斯尔为其基地港口，于是王后开始把第一批军火运往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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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当叛徒已经动员了他们的兵力时，在9月22日——一个风雨满天的日子——国王才开始命令把他的王旗升扬在诺丁汉（Nottingham）的堡垒山（Castle Hill）上。这是对他的人民所发出的一个呼吁，也是对皮姆的永久性议会作正式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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