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钮先钟 投笔从戎 牛头怪 牛头怪 封建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经院主义的衰亡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教皇地位的低落和帝国的勃兴；理性主义和绝对主权的萌芽；印刷术的应用和火器的发展；新世界和通向印度的海路的发现；再加上城市生活、财富、奢侈与贫穷、商业、贸易专利和高利贷等等现象的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着火点”，这就是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也即这个普遍蕴酿的宗教性表现。 两个最大的导火线是路德（Luther）（1483-1546年）和兹温格利（Zwingli）（1484-1531年），而继起者是一个更大的火种，即加尔文（Calvin）（1509-1564年）。因为要使宗教恢复其原始的纯洁性，这些人终于变成了宿命主义者。他们深信人类的罪恶是无可救赎的，不管他们怎样生活，怎样行为，可是永恒的上帝却已注定了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天堂，而极大多数都必须入地狱。这种教义是把重心由上帝移到了魔鬼身上，而同时又更加认为圣经应为一切信仰和崇拜的规律。这两点就成为了宗教改革者的两大基本观念。 这三个人中，最可怕的还是加尔文，他是一个狂热的组织者。他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认为自己的命令即代表神意。在日内瓦，他建立他自己的警察国家，他反对天主教会，而自己却只想起而代之，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类”，即所谓“清教徒”（Puritan），和一个新的朝代，这也可以很巧合地称之为“圣经统治”（Bibliocracy）。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曾经说过：“所谓宗教改革者只是把哥特神秘主义的光明的和安慰性的一方面全部取消了——玛利亚的崇拜，圣哲的尊重，符咒，朝圣，和弥撒等。但是魔鬼和魔术的神话却仍然存在，因为它本是内在刑罚的象征和原因，所以现在这种刑罚终于达到了其最恐怖的程度。”恨的定律代替了爱的定律。不久就产生了一大堆以魔鬼为主题的新教文学，而使宗教受到了毒害。 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像这样的教条，怎样会对于人们具有任何的吸引力。可是路德的热烈神学和加尔文的冷酷逻辑却居然获得了人们的信仰。他们作巨大的挑战，发动了广泛的宣传，把所有的各种不满意现状的人当作争取的对象。许多不守清规和坠落的和尚和僧侣都愿意接受这种新教，以免除其旧有的义务。许多国王把它当作一种工具，以充实自己的力量和对付帝国，并没收教会的财产来增加其财富。新兴的资本家也拥护它，因为新教不反对高利贷，并且承认新的经济条件。被压迫的大众也认为这种教义可以使大家都获得自由和放纵。 这种宗教改革所引起的纠纷，在此处无法加以深论，但是为了结束它，1555年9月25日，在奥格斯堡（Augsburg）曾经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一方为菲迪南（Ferdinand），代表其兄长查尔斯五世皇帝，另一方为奥古斯都，为路德派的萨克森选侯（Elector of Saxony）。根据这个条约，所有的路德派君主都从主教的统治权下获得了自由，对于1552年帕骚（Passau）条约签订以前所没收的教产，也仍可以占有不还。每一个君主有权决定其人民应信仰何种宗教，换言之，日耳曼人民的信仰不再由教会来决定，而改由其地区性的君主来决定。虽然另有一个条款，禁止没收天主教主教的土地和财产，可是路德派却宣布他们并不受这个条款的约束。 加尔文派本不包括在这个条约之内，同时也不能制止新教的发展，它在帝国的境内迅速地传播着。奥格斯堡的条约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建立了一个休战的状态，结果使日耳曼境内分成了两个“无所不在”的对立势力。诚如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所说的：“两个互相敌对的制度在平行存在着的时候，是必然的会互相寻求毁灭的。”由于加尔文主义日益得势，而另外又有一个新成立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一心以消灭新教为目的，所以这种互相的毁灭就更无可避免。 布拉格成为了风暴的中心。加尔文主义者在这里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1523年，波希米亚已经归于哈布斯堡王室手中；1575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的长子，鲁道夫（Rudolf），被加冕为王。1576年，他继承了他的父亲当了日耳曼皇帝，而以布拉格为帝都。1609年，被他的新教臣民所迫，他颁发了所谓“圣谕”（Letter of Majesty），这个文件不仅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而且还有名为“保卫者”（Defenders）的武力。1611年，鲁道夫被他的兄弟马提亚（Matthias）所废，马提亚在5月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一年后又当选为皇帝。 此时，在奥格斯堡条约签订之后，又有两个人物出现，成为新的冲突中心：一为马克西米利安，巴伐利亚的公爵，是一个天主教徒；另一个是安哈特的克里斯蒂安王子（Prince Christian of Anhaet），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前者认为这个条约是一个法理上的解决根据，一切问题都应以其为基础；而后者则认为新教徒与奥地利之间是誓不两立的。于是一个意外事件接着另一个意外事件，终于到1607年，马克西米利安占领了多瑙沃思（Donauworth）自由城。这个事件就促使安哈特的基督徒，在次年建立了一个“福音同盟”（Evangelical Union）。面对这个示威的挑战，马克西米利安也组织了一个“神圣天主教同盟”（Holy Catholic League）。于是冲突似乎已成必然之势，因为马提亚无子，帝国和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人，可能将是斯提亚的菲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 of Styria），他是菲迪南一世的孙子，也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马提亚害怕出乱子，把继承人的选举一直拖延到了1617年，这时已经不能再拖了。西班牙同意支持菲迪南为候选人，但背后的条件为当他即帝位之后，愿意把阿尔萨斯的哈布斯堡采地让给西班牙王国。6月17日，国王的议员们，都是一些狂热的天主教徒，终于选举菲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的继承人。于是，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以图尔恩伯爵（Count Thurn）为领袖，拒绝承认菲迪南为嗣王。12月，当布拉格大主教违反了“圣谕”的规定，下令强迫新教徒在这个国家的教堂中举行礼拜时，“保卫者”就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国会（Diet）。1618年5月21日，开始集会。第二天，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国王最宠信的大臣，都被人从雷德卡尼宫（Hradcany Palace）的窗口抛了出来，这个事件被称为“布拉格护教事变”（Defenstration of Prague）。接着，波希米亚人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由图尔恩伯爵组织了一支军队。与奥地利之间的冲突开始于7月，当时似乎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会发展成为欧洲的第一次大战，长达三十年之久。 1619年3月20日，马提亚之死更促使事态加速发展。波希米亚、鲁沙提亚（Lusatia）、西里西亚（Silesia）和摩拉维亚（Moravia）等邦，宣布菲迪南的选举无效，另选巴拉亭选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h Ⅴ Electoe Palatine）为他们的国王。他是一个狂热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的妻子是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儿。 两天之后，选侯会议（Electoral College）在法兰克福召开，以求决定究竟应该由谁来继承马提亚，这个会议是帝国的控制机关，不经它的同意，日耳曼皇帝不能召开国会、制定税则、缔结同盟和宣战。这是1356年，由“黄金诏书”（Goldene Bulle）所建立的。它包括着三个旧教、四个非旧教的君主。前者为美因兹（Mainz）、科隆（Cologne）和提里费斯（Treves）三个选侯，都是天主教徒；后者为波希米亚国王，巴拉亭选侯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选侯（两人都是加尔文派），还有萨克森选侯（路德教派）。所以十分明显，假使波希米亚国王是天主教徒，则天主教在这个机关中就具有控制力；反之，若成为一个非天主教徒，那么他们就变成少数了。这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即成为三十年战争的祸根。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中，只有天主教的三个选侯是亲自出席的，其余四个则均由大使代表。腓特烈的大使所接到的命令，是首先投票选举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天主教），但若其他的选侯都投票选举菲迪南，则他也应该同意。结果，菲迪南当选为皇帝，称为菲迪南二世（1619-1637年）。可是当这个决定作成之后，马上就有消息传来，说菲迪南已被波希米亚人驱逐退位了。这不仅是对菲迪南个人的挑战，而且整个帝国体系都发生了动摇，于是这个危机立即变成了一个欧洲问题。 因为菲迪南并无军队可以驱逐腓特烈，他就向马克西米利安求救，在日耳曼诸君主中只有他一个人有一支常备军。1619年10月8日，马克西米利安同意支援菲迪南，条件为在波希米亚的作战都由他完全控制，而在腓特烈失败后，其选侯的头衔应移交给他。此外，以割让鲁沙提亚为代价，菲迪南也获得了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John George）的支持，这个人对加尔文派是并无好感的。此外，西班牙的腓力三世（1598-1621年）也立即给菲迪南以财政上的补助，使他能招募一万人的兵额，并从日德兰境内借兵八千人给他。在另一方面，福音同盟诸国都承认了腓特烈，联合省、丹麦、瑞典也是一样。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国王加宾（Bethlen Gabor）则更是与波希米亚缔结了同盟。 1620年7月，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共二万五千人，由马克西米利安、梯利（Tilly）和布奎（Bucquoy）指挥，越过了奥地利的边界。同时，斯皮罗拉（Spinola）也率领二万四千人，从佛兰德向巴拉亭进攻。11月8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White Hill），前者击溃了克里斯蒂安所率领的波希米亚军，同时后者也侵入了巴拉亭。 假使菲迪南能有较大的度量，则经过这一战，即可使福音同盟瓦解，而战争可就此结束。但他的主义却是：宁可统治一个沙漠，也不愿意国内充满了异端徒。他的迫害增加了加尔文派的敌忾。结果，在曼斯菲尔德伯爵（Count Ernest von Mansfield）的号召之下，这些残兵又集合起来，许多人民在失望之余也纷纷投效。曼斯菲尔德是一个佣兵出身的加尔文派名将，不久即获得“基督世界的阿提拉”的尊号，他把战争带到巴拉亭境内。1622年的春季，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Duke of Brunswick）和巴登-杜尔拉赫侯爵（Margrave of Baden Durlach）乔治·腓特烈两个人的兵力也与他会合到一起。在一连串的战斗之后，6月，加尔文派在赫希斯特（Hochst）遭到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于是曼斯菲尔德和基督徒退入阿尔萨斯境内，以后就暂时留在东弗里斯兰（Friesland）。最后，1623年8月间，克里斯蒂安的兵力在斯塔特隆（Stadtlohon）被击碎，于是巴拉亭的征服才终告完成。 1621年1月，菲迪南并无宪法上的根据，而把腓特烈废除了。1623年1月，为了使他对于马克西米利安的诺言能够兑现，他决定把腓特烈的选侯头衔转移给马克西米利安。因为他并无权力召开国会，于是他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召开了一个选侯大会，以此来批准这个转移。除了马克西米利安的兄弟科隆选侯外，几乎所有其他日耳曼的重要君主，连同西班牙国王在内，都无一不表示反对。虽然如此，2月23日，腓特烈还是被废除了。两天之后，马克西米利安终于如愿以偿。于是抗议之声如潮涌而来，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两位选侯更是拒绝承认他们的新同僚。 这些新教君主的震惊不是没有理由的。不仅是这个违宪的事件威胁到他们本身的安全，而且因为马克西米利安的加入，使选侯会议中的权力平衡被破坏了，他们害怕自1555年来被他们所没收的教产都要交还。为了预防这一点，他们就向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1588-1648年）求援，他是属于路德派的。1624年5月，他答应接受他们的要求。战争开始进入它的第二个阶段，从一个全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全欧的冲突。 若与丹麦陆军相比较，天主教同盟的兵力就太微弱了，于是使菲迪南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因为他也不愿意再多割让领土，来换取同盟国的支援。不过这个困难不久就自动消除了，有一位捷克的冒险家华伦斯坦伯爵（Count Albrecht Von Wallenstein）（1583-1643年）很有钱，他主动向皇帝提出一个建议：愿意免费贡献兵力四万人，其条件为所有军官的任免由他个人操纵。菲迪南立即接受了这个要求，并赐予华伦斯坦弗理兰公爵的头衔。这样，帝国总算是有了它自己的军队，它的成本等于零，而且只要有仗打，这支兵力也就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为华伦斯坦的格言是“以战养战”。 当菲迪南正在部署一切时，英王詹姆士一世也为了左袒其女婿，而与西班牙发生了争论。同时，法王路易十三（1610-1643年）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年）也以打破自从查理五世的时代起的包围法国的哈布斯堡包围圈为其政策，与英国、联合省和丹麦都缔结了同盟。于是法国人开始采取干预日耳曼事务的政策，这个政策从此以后，就一直使中欧多事了。因为胡格诺派的叛乱使黎塞留无法采取行动，而詹姆士一世又害怕召开国会，所以最后还是只有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个人出兵。他很想使他的势力伸达北海的港口，1626年，他进入了战场。 4月间，华伦斯坦也出发了。他首先攻击曼斯菲尔德，在德绍桥（Bridge of Dessau）击败了他，接着就蹂躏了麦克仑堡（Mechlenburg）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一面前进一面增加他的人数，直到八万多人为止。8月27日，克里斯蒂安四世在鲁特（Lutter）被梯利击溃。巴仑堡和不伦瑞克都被攻占。 巴拉亭的占领使莱茵河中流开放了，从此又可以当作意大利与西班牙属日德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这对于西班牙是极具重要性的。随后，华伦斯坦就开始去征服波罗的海地区。他的大军像潮水一样涌入丹麦本土。为了酬劳他，1628年3月，菲迪南又把梅克仑堡公国赐予他。这个高压手段，比封马克西米利安为选侯，更引起人们的反感。这使所有的新教君主都不自安，认为整个日耳曼，变成奥地利一省的时间就快要到了。所以他们都决心团结起来推翻华伦斯坦，可是面对着他的八万大兵，却都有力不从心之感。 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工作还在继续之中，当汉堡和卢贝克（Lubeck）拒绝菲迪南的同盟要求之后，华伦斯坦就推进到了斯特拉尔松（Stralsund），以迫使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屈服。他的副将，阿尔宁（Arnin），在4月抵达了该城。可是敌人却早已有了准备，他们已经与丹麦和瑞典发生了关系，并有援兵从海上开入。6月23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的代表与他们签订了一个为期二十年的同盟条约。在同一天，华伦斯坦开始围攻。后来，他知道克里斯蒂安四世的远征军已经到了鲁根（Rugen）岛的附近，于是在第二天就解围了。 克里斯蒂安的军队在斯特拉尔松的东南面登陆，占领了沃尔加斯特（Walgast），作为侵入梅克仑堡的第一步骤。但是在8月12日，他却受到华伦斯坦的截击而溃败。1629年初开始和谈，6月7日，他们缔结了一个卢贝克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被涉及。 华伦斯坦现在手中握有大兵十二万五千人，自从克里斯蒂安四世失败之后，在欧洲更无敌人之存在。他把这些兵分驻各地，不分敌友都受到他们的骚扰。有一部分兵驻在萨克森的境内，这是并未获得皇帝同意的，于是在马克西米利安支援之下，约翰·乔治就向皇帝提出控诉。他们两个人都害怕华伦斯坦的权力像这样日盆增大。连菲迪南本人也在害怕，因为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一个傀儡了。但是在菲迪南还未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以前，由于他现在已经获得了最高的权力，所以决定先使他一个久已存在的心愿兑现——即归还自从1555年来不正当没收的教产。因为他知道没有一个国会肯批准这个政策，于是决定用敕令来执行它。1629年3月6日，他向一个毫无防御力量的日耳曼，宣布他的“归还教产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 但是如何消除华伦斯坦的势力，还是一个难题，虽然菲迪南本人并未想去解决它，可是他的次一步骤却自动走上了解决的途径。在西班牙唆使之下，菲迪南同意参加对曼图亚（Mantua）公爵的战争，并调部队进入意大利。这个决定得罪了教皇，并使天主教之内发生了裂痕。于是黎塞留设法使瑞典与波兰之间休战，以便使古斯塔夫可以出来领导新教徒，以对付日耳曼帝国。因为瑞典人已经占领了斯特拉尔松和帕拉阿（Pillau），使波兰处于不利的形势，所以波兰国王希吉斯蒙德三世（Sigismund Ⅲ）同意休战六年，1629年9月26日签定了条约。 华伦斯坦本人强烈地反对这个“归还教产敕令”，因为他认为，为了对付欧洲的异教敌人土耳其，应该有一个平静无事的日耳曼。另一方面，他还在不断地扩充兵力，以防古斯塔夫的干涉。但因为菲迪南与西班牙缔结了同盟，到了1630年3月，他奉命派三万人进入意大利。接着，西班牙又要求菲迪南帮助他们镇压荷兰人，于是在马克西米利安领导之下，这些选侯提出条件说，只要华伦斯坦还握着兵权，他们就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约翰·乔治还进一步要求收回这个“归还教产敕令”。 若是放弃了华伦斯坦，菲迪南就可以安抚这些天主教的选侯们；若是收回了“归还教产敕令”，则更是可以使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归顺。他决定采取前一条路线。于是在8月17日，他在雷根斯堡与他的大臣们讨论解除华伦斯坦兵柄的办法。可是说也奇怪，当华伦斯坦知道了皇帝的心事后，却一点都不抱怨，并于8月24日自动提出辞呈。把华伦斯坦的问题解决了之后，菲迪南就不再考虑第二个问题，而将帝国兵权交给马克西米利安和梯利，于是又回到了战争开始时的态势。正当这个时候，古斯塔夫已于7月6日在佩纳明德（Peenemunde）登陆，并且正在巩固他在波兰拉尼亚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