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 西洋世界军事史 钮先钟 投笔从戎 ronin21 ronin21 日尔曼人，为印度欧罗巴族中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末叶，才首次在罗马史上出现。他们也和过去的高卢人一样，曾经大举入寇，使罗马人发生过极大的恐慌，但最后在公元前一○一年，终为马流斯和卡塔鲁斯(Catulus)所击败。差不多三十年之后，有一个住在裘拉河和弗斯格斯(Vosges)之间地区中的高卢部落，叫作西夸尼人(Seqani)，曾向莱茵河对岸的一个日尔曼部落求援，以对抗其另一邻近部落。这个部落叫作爱都(Aedui)人，位在沙尼(Saone)河以西。这个日尔曼部落的酋长，阿里阿费斯塔斯(Ariovistus)，接受了这个要求，在马格托布里加(Magetobriga)之战中，击败了爱都人。作为是酬劳起见，他和他的族人被允许占住了上阿尔萨斯(Alsace)地区。根据辛格尼特(Hignett)在剑桥古代史上的批判，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产生了一连串的后果，最后终至于使凯撒侵入了高卢中部。 差不多又过了十年，即为公元前五九年，有两个事件发生，使高卢的东北边疆问题开始受到注意。第一件事是阿里阿费斯塔斯被罗马元老院，正式承认其为“国王”，和“罗马人民的朋友”。但是这个友谊却很短促，因为当他被承认为王之后，他就劝诱其他的日尔曼部落越过莱茵河，于是对于土地遂产生了新的要求。第二个事件为外沙尔平高卢省交给凯撒统治。当时希尔费提(Helvctti)人因为日尔曼人侵入了他们的国土(大约即为今日之瑞士)，不得不西向进入高卢，以避其锋。凯撒解决了希尔费提人之后，马上就把注意力移转到阿里阿费斯塔斯的身上。在他的《高卢战记》中，他曾经如此的写着； “其次，他预料到日尔曼人今后更会逐渐惯于渡过莱茵河了，当他们大批的流入高卢之后，对于罗马人民即将形成一个威胁。他并不认为野蛮人有那样凶猛，能够占领全部的高卢，而是相信他们会像过去的辛布莱人和条顿人一样，分批渗入该省，然后再向意大利推进。总而言之，他觉得应该马上设法应付，而不可以再有片刻的延迟。” 公元前五八年，凯撒命令阿里阿费斯塔斯停止日尔曼人的移民，当他拒不奉命之后，凯撒即领兵用强行军进到费松提阿(Vesontio)，以来强制执行这个命令。从那里，他又进到了贝福特缺口(Belfort Gap)，阿里阿费斯塔斯的军队正在那里宿营，等候一个希华比亚(Swabian)部落渡河。这个部落正集中在莱茵河的东岸上，这是渡河的先声。在九月中旬，凯撒诱使敌人出战，经过了一次血战之后，把他们击溃。虽然阿费斯塔斯幸免于难，但在惨败之余，不久也死了。 因为他认清了，假使他现在撤回原地，则日尔曼人的移殖毫无疑问的，还是会再度继续下去，所以凯撒决定把莱茵河当作中北两高卢的东疆，使它变成一道有效的障碍物。其次他又出发征服比尔吉克(Belgic)族，他们大部分也是属于日尔曼种系的。他们所在的地区，大致即为今天的比利时。公元前五七年，他从费松提阿率领了八个兵团向北进发，击败了尼尔费(Nervii)人，使他对于科罗根(Cologne)以下的莱茵河岸，也获得了有效的控制。两年以后，他又进到了查吞(Xanten)，利用诡计把日尔曼人的酋长都一网打尽了，是再对于这些已无领袖的人民，作大量的屠杀。当他把从查吞到贝福特之间的莱茵河全部长度，都完全占稳了之后，于是又决定渡过莱茵河，据他自己的记载上是这样的说法：因为他看到日尔曼人极易于受到诱惑而侵入高卢的，他希望使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感到害怕，要使他们知道罗马军队也一样能够越过莱茵河，攻入他们的故乡。现在当他已经为罗马帝国，建立了一条“最后的极限”之后，就在科布仑兹(Coblenz)以南架桥渡过莱茵河，在它的东岸上作武力的示威。他把苏格门布莱(Sugambri)族的领土蹂躏了一番之后，才再撤回高卢。 以下就是从罗马人眼中所看到的日尔曼情形，凯撒在他的《高卢战记》中，对于他们曾经有下述的评论： 他们的全部生活是由狩猎探险和军事行动所组成的；从幼年的时候起，他们即惯于吃苦耐劳。能够保持童贞愈久的人，愈能获得族人的尊敬。 他们对于农业缺乏兴趣，其食物中的大部分为牛奶、酪油、和肉类。没有一个人有固定的土地所有权，他们的酋长每年指定每个部落或家族，耕种某块土地，过了年又强迫他们调换地方。这种办法的实行有许多原因。第一他们害怕因为安土重迁之后，会影响其作战的勇气。其次他们害怕有了私产之后，就会引起内部的争端。最后他们希望大家财富是平等的，可以使每个人都感到满足。 他们认为扩充疆界是一种最高的荣誉。他们认为邻近部落都被赶开，没有一个人敢住在他们的附近，这是一种勇敢的真正表现，此外他们也觉得这样才安全，不怕受到突然的侵入。当国家发生战争时，才临时推选主将来指挥他们，并赋予以生死大权。在平时他并无中央政府的组织，各部落的酋长分别对其族人行使司法权，或解决纠纷。他们很好客尚义，凡是为了任何理由而投奔他们的人，都可以受到保护，一切食住都愿意与朋友共同享受。 从这些详细的记载中看来，也许就可以判断日尔曼人，实为一种半游牧民族，属于本书导言中所谓的“车骑”民族(Wagon—Folk)。虽然凯撒不曾说明他们拥有用牛马拖拉的车辆，但若是没有车辆，则决不可能作那样大规模的运动。我们知道希尔费提人是有车辆的，因为凯撒曾经提及这一点，而且他还说他们曾用车辆当作防御壁垒，以来作战。由此看来日尔曼人的迁移，是受了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不是由于人口过多的压迫。注：斯塔波(Strabo)对于日尔曼人，有更详细的说明：因为这些民族是既不耕种，又不累积财富，日食所需都是靠牲畜，他们经常把全家载在大车上，赶着牲口逐水草而居。 塔西佗(Tacitus)说他们身材高大，碧眼金发。他们只能偶然的勇敢奋发，而不能忍耐长时间的劳苦。虽然他们是凶猛的斗士，但其军事组织却粗糙到了极点，他们的连营即是由家族和部落所自动组成的。很少有剑或是长枪。他们携带着一种短矛，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叫作“Frameae”，．上面装着一个狭窄短小的铁头，很尖锐也很轻便，他们无论是在远近距离的战斗中，都是使用这同一种兵器的。骑兵使用一个防盾和一柄短矛：步兵还携带有投矢，能够投到很远的距离，因为他们不着外衣，最多不过一件轻的斗篷。他们一点都不考究服装。很少有人穿着胸甲，偶然只有一两个人会戴着金属或牛皮的头盔。马匹的外表和速度都不足称道，训练的方式也与罗马的不同。从大致的观点上来看，其步兵的战斗力较强，所以他们的步骑兵在战斗中总是混为一体的。第一线全为步伐迅速的步兵，是从全体战士中挑选出来的。其战线成为楔形，若是遭到压迫，即向后撤退。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战术性的问题，并不认为退却就是懦怯。斯塔波在他的地理学上，又补充了一点说：对于这些人，不信任实为最可靠的防御；因为若是信任他们则一定会吃大亏。注：塔西佗生于公元五五年，活到公元一一七年以后。他把日尔曼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足以表示他对当时罗马文明的不满意。 他们的领袖是以勇敢为条件来选择的，他的指挥方式不是靠权威的强迫，而是要以身作则。塔西佗也告诉我们说：在战斗中，所有的人员都以能与将领看齐为光荣。此外一切作战用的兵器和马匹，也都由各连的连长供给，以代替薪饷。这些东西的成本又用战争和劫掠的手段来供给。 以上所说的就是罗马人所认识的日尔曼民族，他们散住在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中，那还是一个未知的地区，充满了深山，森林和沼泽。大约从公元前一二年，开始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北疆。 从战略上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极不完美的疆界，因为那两条河流形成了一个巨型的突出地带，其顶点即为贝里。在这个突出地区之内，日尔曼人可以占有内线的便利，而在外面的罗马兵团却被迫必须采取外线作战的方式不可。前者，只要他们愿意的话，可以任意选择莱茵地区或多瑙地区之一，而加以攻击；反之，后者却要同时防御两个地区。而且当从这个地区向那个地区增援时，就必须绕过一个三角形的两边。此外，莱茵河也和大流士一世时代的爱琴海一样，不是一个种族性的边界。在莱茵河以西，有许多居民也是属于日尔曼族的，一旦与莱茵河东岸的日尔曼人发生了纠葛，则他们就都会对其同族表示同情的，正好像欧洲的希腊人同情于伊洪利亚的希腊人一样。早在公元前一七年，苏格门布莱等族人曾经侵犯河西地区，并乘罗马守将马尔卡斯罗流斯(Marcus Lollius)的不备，将其击败。注：据罗马的古籍所记载的，认为这是一次很可耻的惨败。除了这些弱点以外，奥古斯都又认为高卢是西方的埃及，对于在莱茵河上的大军，是一个最重要的补给基地。尽管由于野蛮民族尚未学会架桥的技术，所以莱茵河可以算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物，但是因为高卢的内部还并未完全平定，在中欧若再听任敌意势力的滋长，则对于罗马而言，似亦非良策。 虽然对于这几个问题，并无一个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是奥古斯塔斯却认清了，由于现在留在依利芮孔的兵力已经可以自由抽动，所以可以用来把莱茵疆界，首先推进到威塞尔(Weser)河，再进一步到易伯河(Elbe)上，——他却并无再向东进展的意图。但是果能如此，则在北疆方面可以获得下述的改进：这个突出地区被消去了，取而代之的为一条大致平直的河川界线，从汉堡一直拉到维也纳。从汉堡起，经过莱比锡和布拉格，可建立一条直达维也纳的横行交通线，以作为科仑根——贝里——维也纳之线的补充。虽然向前推进之后，也还是不能获得一条种族性的疆界，但是由于现有的边界已经向东推进了二百哩到二百五十哩，所以高卢感受日尔曼攻击的安全度当然也相对的增加了。事实上，奥古斯都心中所考虑的，似乎与拿破仑所想的差不多。当拿破仑在一八○六年，建立所谓“莱茵联邦”的时候，其目的是想在法国与假想敌，普奥两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法国人今天仍然还在追念这个问题。 在公元前一五和一四年，德拉苏斯正在与他的兄长，提比流斯，一同在巴伐里亚南部作战。自此以后他就升任了三个高卢的总督。他出生于公元前三八年，在一个英雄世家中长大，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和雄心的人。他一心只想立大功和成大事。当决定了日尔曼人应加以膺惩之后，在他心里所隐藏着的计划，是不仅为了洗雪罗流斯失败的耻辱，痛惩苏格门布莱族而已，而且还想切除夹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的舌形地带，以缩短高卢与依利芮孔之间的交通线。在这个富有雄心的计划中，第一步即为达到易伯河上流，征服沿途的蛮族。 德拉苏斯，第一步，在莱茵河上建立一条冬季宿营线，其中两个主要的营地，一在费提拉(Vetera)——可能即为今之威塞尔(Wesel)——面对着李培(Lippe)河谷；另一在莫根台孔(Moguntiacum)一即今之美因茨(Mainz)——面对着梅恩(Main)河谷。其次在公元前一二年，在蹂躏了西法里亚(Westphalia)之后，他就在拉卡斯弗里弗(Lacus Flevo)湖集中了一支巨大的舰队(即为今日的须德海(Zuyder Zee)当时还是一个湖)，航驶到艾门斯河口(Ems)，赢得了一个相当大的海军胜利，再进至威塞尔河口，并与弗利西亚人(Frisians)缔结同盟。赢得了海岸之后，到了公元前一一年，他才开始侵入日尔曼的本部。他经过苏格门布莱的领土，进到威塞尔河的中部，在那里暂停了一下，又回到莱茵河上。第二年，他离开了美因茨，侵入恰提(Chatti)人的领土，经过海尔西尼亚(Hercynian)森林，从梅恩河进到了威塞尔河，在屠林吉亚(Thuringia)打击在马尔柯曼尼(Marcomanni)族上面。再由此向北，穿过了齐鲁斯基(Cherusei)，可能在马德堡(Magdeburg)达到了易伯河岸。当他在公元前九年凯旋归回的时候，却坠马受伤，终于不治身死。继任的人为他的长兄，提比流斯，此他大了六岁。在他继续指挥之下，这个战役终于获得了成功的结束。此后，在公元前七年，提比流斯才离开日尔曼，到东方去接受新的任命。 可是德拉苏斯的征服是太快了，所以难于持久，到了公元前一年，齐鲁斯基人开始反叛了，等到公元四年，日尔曼的全面情况就已经变得很严重，于是提比流斯又奉命到那里去重建权威。 在他的第一次战役中，他追到了威塞尔河上，受到各部落的迎降，正到北海海岸为止。他在李培河谷中宿营过冬，公元五年，他对于日尔曼北部作了一次距离最远和规模最大的远征。在莱茵河上他集中了两支军队，一支用大船载运，驶出海去绕过弗利西亚海岸，以进入易伯河口。另一支则自莱茵河上，向东行军，在击败了南哥巴尔地(Langobardi)人之后，再与那支海运的兵力相会合。后者此时已经扫过了裘特兰(Jutland)海岸，向北直到施卡格拉克(Shagerrak)为止。当他已经征服了北面诸族之后，于是就准备转向南面，去征服马罗波达斯(Moraboduas)。他是马尔柯曼尼族的国王，在公元前九年，已经率领该族，从屠林吉亚迁移到了波希米亚(Bohcmia)。 对于这个公元六年的战役，他的计划是想用钳形攻势取胜的。莱茵河上的军队，在沙屠尔尼拉斯(Saturninus)指挥之下，从梅恩河上向纽仑堡或艾格尔(Eger)进攻。而依利芮孔的军队，则在他亲自指挥下，从卡仑坦(Carnuntum)向北进攻。一共使用了十二个兵团，按说这个计划要算是一个杰作，在军事艺术史上应占有光荣的地位。但是当两军进到波希米亚中部，距离最后目标不过几哩远的时候，突然有坏消息传来，说在依利芮孔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叛乱。提比流斯立即与马罗波达斯讲和，率领他的纵队赶回南方去。 事实的真象是这样的：达尔马提亚人，由于忍受不了人员和物资的搜刮，突然反叛了。因为驻兵均已撤走，所以一点约束也都没有。这个叛乱传播得极为迅速，整个依利芮孔和潘罗尼亚都势成燎原。叛军的总数有步兵二十万人，骑兵九千人。罗马立即大为震恐，因为既无预备兵力的存在，而召募兵员又极感困难，所以又不能立即编成新的兵团。虽然如此，提比流斯对于这场大乱，却处置甚为技巧。他并不与叛军交战，只是把他的兵力分为许多纵队，占领所有的要点，用坚壁清野的方法，迫使这些叛徒因为饥饿而投降。公元八年，潘罗尼亚投降了，第二年达尔马提亚也平定了。提比流斯留下了日尔曼尼卡斯(Germanicus)去稳定这些收复的地区，而自己回意大利去。因此当乱事平定了五年之后，罗马又接获了一个报告：在日尔曼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个惊人的灾难注：日尔曼尼卡斯为德拉苏斯与安东尼亚(Antonia)所生的儿子，出生于公元前十五年，做了他大伯提比流斯的义子。安东尼亚则为安东尼与屋大维亚所生的女儿。 当公元六年，提比流斯离开了日尔曼，去进行对马罗波达斯的战役时，沙屠尔尼拉斯的位置也改由法鲁斯(Publius Quintilius Varus)来接替。这个人过去曾任叙利亚总督，据说在那里发过大财，这在那个时代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秉性温和，举止文雅，心智也和体力一样的迟缓，惯于室内的工作而不能够打仗。他曾经与奥古斯塔斯的孙女结婚，所以事实上，他能获得这个任命，完全是裙带关系。不过此时莱茵河上已经平静无事，野蛮人都开始被罗马人同化，愿意和平的做生意，双方建立了市场。高卢更是太平安定，日尔曼已经是群龙无首了。在这种平静无事的状态之下，所有的驻军也都变得懒惰软弱了。 法鲁斯对于这种情况应该加以矫正，这固然是不易之论。虽然他的过错是很多，尤其是当他失败了之后，更全堆积在他的身上，不过其最主要的弱点都还是愚笨，而不是暴虐。很显明的，他是太缺乏想像力，不能够掌握着凶猛的日尔曼人与柔弱的叙利亚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狄奥的罗马史上说：他除了把他们当作是罗马人的真正奴隶，向他们下命令以外，就是向他们榨取金钱，好像他们是被征服的民族一样。费拉斯(Velleius)是一个含有敌意的批评者，说他当受任之始，即认为这个用武力尚不能征服的日尔曼人，是可以用法律来安抚的。似乎这个人，是官僚成份多于军人，且他的统治是比较软弱，倒不是有计划的压迫。 真正的祸源是起于用金银为作纳贡的偿付物。在西方也和在东方一样，罗马人要索取被征服民族的黄金，但是在东方因为购买奢侈品，黄金又可以流回，而在西方则否，他们根本上就不出产奢侈品。结果是贵重金属的来源日盆枯竭，而日尔曼人主要的是用它们来制造饰物。因为黄金是那样的稀少，使得各族的贵族都极感不满。 法鲁斯所指挥的一共有五个兵团，其中有两个是驻在莫根台孔，其余三个在冬季中，驻在李培河上流，而在夏季中，则驻在威塞尔河上。注：这个分布不一定准确。因为现在表面上太平无事，所以驻军并不集中在一起，分散在各地从事于伐木，筑路和造桥的工作。也和惯例一样，驻军中也包括着许多的女人和小孩子。 公元九年的夏天还是平安的渡过，到了九月间，当法鲁斯正在准备从夏季营地，移往冬季营地时，突然听到了有一个邻近的部落，发生了叛变。他立即决定不直接返回阿里索(Aliso)，先经过叛乱的地区，再回到冬季营地。在他尚未出发之前，他本应该把所有的妇孺先送回阿里索，但很可能的，他是把这个叛乱只当作一种局部事件看待，决不会梦想到在前途上等待他的，却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会战中之一个。 事实上，他所接到的这个叛乱消息，是一个安排得极为巧妙的诱敌计划中之第一个步骤。设计这个计划的人是一个齐鲁斯基的青年人，名叫阿尔米纽斯(Arminius)，他曾经在提比流斯的军中服役，参加过潘罗尼亚和依利芮孔的戡乱战争。毫无疑问的，在这些战役中，他对于罗马人的一切，曾经有过极深刻的研究。他本是齐鲁斯基酋长，西吉米尔(Sizimir)的儿子，已经获有罗马公民的资格，并升任骑兵军官。当他调到法鲁斯司令部中服务时，还不过二十六岁。在个性方面来说，他是冲动性的。塔西佗说他具有“狂热的精神”，是“日尔曼的火种”。他对于罗马人内心中藏有极深的仇恨。很显明的，他是想使在南方未能成功的叛乱，在北方能够成功。此外，他似乎也是为了对于其叔父报私仇。他的叔父为西吉斯提斯(Segestes)，是法鲁斯的忠实拥护者。他的女儿，屠斯尼尔达(Thusnclda)本来与阿尔米纽斯通奸，但他却不允许他们结婚。最后，他对于法鲁斯本人，具有极高度的藐视心理。因为照他看，法鲁斯好像是一个文官，而不是一位将军，这一点也许他是对的。 他的计划是有极小心的安排。他利用法鲁斯的疏忽大意，来当作进行阴谋的好机会，他很机警的认清了一个人假使是毫无畏惧的时候，就最易于将其击倒，而一切灾难的最普通起因，即莫过于安全感的存在。当法鲁斯正要准备回到阿里索的时候，阿尔米纽斯就制造了这个叛乱，以来引诱他经过一个似乎是安全但又很困难的地区。于是他可能会松懈了他的警戒，等到把他引到了森林深处之后，就可以将他刺死了。 对于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要想保密是很少有可能性，西吉斯提斯听到了风声之后，即立刻报告法鲁斯，劝他把所有的阴谋叛变的人员都加上锁链。法鲁斯不听信这个劝告，也许他认为西吉斯提斯是挟嫌诬告，想暗害他的侄子。于是到了公元九年九、十月之际，法鲁斯率领着第十七、十八、和十九三个兵团，一共约两万人，后面拖着绵长的行李纵列和军眷，开始出发了。 关于这次行军最后阶段中的详细情形，我们无法知道，虽然有几个近代的作家，对于这个灾难曾作完整的叙述，但多属臆测，因为两个最可靠的权威——费拉斯和狄奥——对此都并未留有详细的资料。但是我们却知道阿尔米纽斯是一直随伴着法鲁斯，而他的亲信则散布在纵队之中，一直到准备起事的前夕，他还始终在法鲁斯的身边。西吉斯提斯又再度向法鲁斯提出警告，但又遭到了拒绝。接着，当罗马兵团正在沼泽和森林中，盘旋前进时，阿尔米纽斯和他的党羽突然失踪了。同时也接获了报告，说前哨中的士兵已经受到了杀害，这就是叛变开始的信号。于是法鲁斯似乎就立即回头，走向取道多仑隘路(Doren Pass)通到阿里索的路线。 因为他带着大量的辎重和军眷，所以其情况当然是不可以太乐观，但是比起过去凯撒和德拉苏斯所常常面临的情况，却并不能算是太恶劣。不过他们是军人的领袖，而法鲁斯只不过是刀笔之吏而已。真正会战的起点是在那里，也已经不可考；塔西佗说以后当日尔曼尼卡斯发现法鲁斯和其部下的骨头时，是在陶托布格森林(The Teutoburger Wald)之中。这个森林位置在艾门斯和威塞尔河之间，在当年应该是掩盖着一个极广大的地区。有些权威专家认为实际的战场是在狄特莫德(Detmold)附近，另外有一些人则说是在孟斯特(Monster)附近。很可能前者为战斗的起点，而后者则为终点。因为假定明登(Minden)为法鲁斯夏季营地的位置，所以当他撤退时，毫无疑问的是会趋向多仑隘路的，以后当听到了阿里索斯已经受到了敌人的包围，那么他的最好退路似乎当然就是沿着艾门斯的下流走，趋向孟斯特了。不过究竟悲剧是在那里演出，在许多专家之间，还是争论不决的。 狄奥告诉我们：当罗马军正在森林中砍树找路前进时，突然碰着一场极大的暴雨，使地面溜滑不堪，简直寸步难移，树木的顶部不断的折毁落下，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罗马军队已经丧失了任何的秩序，车辆和非武装人员夹杂在一起。于是阿尔米纽斯突然的发动攻击，对着这一群毫无秩序的人们，投掷标枪。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暂时撑住了，并且构成一个设防营地。 第二天上午，当他们把大部分的车辆焚毁了之后，于是秩序也略为恢复，于是罗马人且战且走，达到了开阔地上。可是不久又走入了森林，接着再度受到了惨重的损失。那天夜间，他们又暂时停息了一下，第二天上午他们继续前进，又遭遇到空前的大雨，不仅阻止他们前进，而且连立足都很困难，更糟的是使他们无法使用兵器。因为一切的弓弩标枪都无法使用，而防盾也完全被浸透了。现在阿尔米纽斯的机会又来了，他冲进了毫无组织的敌人当中，使他们完全崩溃。主管骑兵的纽莫纽斯(Vala Numonius)首先逃走了。法鲁斯和所有其他的较高级人员。害怕他们会被敌人俘虏，或是被杀害——因为他们都早已负伤——于是勇敢的做了一件可怕而无可避免的事情，集体自杀了。最后据费拉斯的记载说，在森林沼泽之中，所有的罗马人都被敌人消灭殆尽，不留一人。过去他们对于这个敌人，是好像对于牲畜一样的尽情屠杀，现在却轮到他们自己来尝这种滋味了。 所有的被俘人员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地烧死，或是当作祭神的牺牲品。几年以后，当日尔曼尼卡斯去凭吊这个古战场时，他发现白骨成堆，到处都是标枪的碎片，马匹的肢体，骷髅被钉在树干上面。对于这种悲惨的场面，塔西佗曾经有过极生动的描写。 尽管法鲁斯遭到了这样一次惨败，可是卡地夏斯(Lncias Caedicius)却坚守着阿里索，利用他的弓弩累次击退了来攻的敌人。以后在围困之中，他又能乘黑夜突围而出，带了许多的妇孺，退到了费提拉(Vetera)，再在那里与阿斯普里拉斯(Lucius Nonius Asprenas)所率领的两个兵团会合在一起。于是阿尔米尼纽斯的乌合之众，不敢穷追，自行退去。对于这样一个惨败，有如此的结果，总要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从罗马帝国境内到处所传播的耳语流言来加以分析，即可以知道这次惨败的影响，是如何的广泛。根据狄奥的记载，当时有许多谣传的凶兆：例如战神庙为雷所击毁。阿尔卑斯山好像彼此崩塌在一起。在日尔曼境内有一座胜利女神的塑像，本是面对敌人的，现在却已经改变面向意大利了。这当然都是不合理的谣言，可是在人心士气上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凶兆。罗马的国威受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野蛮人知道了罗马兵团是并非无敌的，凡是阿尔米纽斯所能做到的，旁人也照样可以做到。更糟的，是罗马人本身也知道了。所以无怪其然的，当奥古斯都听到了这个坏消息之后，撕开了他的衣服，大声的痛哭，因为他也害怕敌人会一直向意大利进犯，甚至于直攻罗马城。在意大利境内，所余留着合于兵役年龄的公民，人数实在太有限了。虽然如此，他还是振作精神，立即开始准备工作。因为凡是合于兵役年龄的人都不想入伍当兵。所以只好实行抽签，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民当中，五个抽一个，在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民当中，十个抽一个。凡是规避逃走的人，则没收他们的财产，取消其公民资格。最后，因为大家还是不肯听话，所以他甚至于对于某些人执行了死刑。即令这样的严刑峻罚也还是效力不大，在他有生之年当中，这个丧失了的兵团始终还是不曾补充起来。这在所有的凶兆当中，应该是一个最可怕的凶兆了。所以他甚至于气得让头发和胡子长了几个月，都不去修饰一下。他常常会把头碰在门柱上喊道：“法鲁斯呀！还我的兵团来！” 尽管这些记载并不一定完全可靠，可是这三个兵团从此不曾再编组起来，却是一个事实。这并不是法鲁斯能够丧失它们，而是罗马已经丧失了它的活力。在这次惨败之后，提比流斯又再接管日尔曼的指挥权，到了公元一三年，日尔曼尼卡斯又承继他的职务。在一连串的战役中，他们又曾再度达到了易伯河，并且曾经累次的击败日尔曼人。不过尽管如此，事实上这条河却已经成为罗马人的希发西斯河扫校者注：此河为亚历山大东征时抵达的最远处。。所有的战役的尾声，都还是撤回到莱茵河上，从此以后，莱茵河即成为拉丁文明的东北疆界了。 不过这里还有一层更深入的理由在焉，比罗马活力的丧失还要更深入，这却要在奥古斯都的个性中去寻找。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中，是赫赫威名的，可是他却有一点名过其实，而并非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虽然他并不缺乏勇气和坚强的意志，可是作为是一个人类的领袖而言，却并不能与凯撒相比拟。他是一个高明的投机份子，利用巧妙的手段，变成了他这个帝国的“总经理”，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帝王”。他是把罗马当作一个大企业，一个巨型专利事业看待，而把各省和疆界当作是它的股票和保险看待。他缺乏一种像磁电一样的感人力量，不能迫使旁人去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工作，这一点也就是天才与仅仅是伟人之间的区别。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超级的“布尔乔亚皇帝”。所以尽管他所征服的地区颇多，但在精神上，却都是守势性的投资。等到疆界已经完整之后，其所有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进取心，也就随之而消蚀了。物质上的冒险，与精神上的冒险是共存亡的。 最后由于这种精神上的刺激丧失了，迫使他对于东北疆界，就仅只是墨守前人的遗业。这个事实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结果又是怎样呢？想像回答这样一个玄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许多“想当然尔”的假设，不过就其全体而言，却也并非不可以猜度的。固然日尔曼并非高卢人，因为他们要比高卢人野蛮得多了，但是由于这个帝国既然注定了还要再延续四百年之久，则我们若是作下述的假想，也似乎并非不合理的。若是罗马帝国的东北边疆是位置在易伯河上，而不是在莱茵河上，则本书下面的一章也许就要完全改写了，再进一步说，连以下各章也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克里赛(Sir Creasy)在他的“世界上十五次决定性会战”一书中，也曾正确的指明出来：假使罗马人守住了易伯河一线，则“我们”这个岛也永久不会叫作是“英格兰”了；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再也不会是英国人了，英国人的整个历史都会改头换面了。再说到在易伯河以西的日尔曼地区，若是在以后四百年当中，不断的受到罗马化并建筑好道路，那么西欧却只会剩下了一个文化，而不是两个永远冲突的文化了。所谓法德两国之间的问题可能不会再有，或至少是会与现有的情形完全不同。查理曼、路易十四世、拿破仑、威廉第二和希特勒都可能完全没有了。 据说，当奥古斯都在亚历山大城的时候，曾经命令把亚历山大帝的石椁打开，以便他好将一顶黄金的皇冕，戴在他的头上，并且在他的遗体上面布鲜花。此外在奥古斯都的戒指上，也刻着这个伟大马其顿英雄的头像。可是在心理上，他们两个人之间是大有区别的，在亚历山大的心灵中，除了大洋以外，再无其他的疆界，而奥古斯都的“伟大观念”却是有限的。所以，尽管在以后历代皇帝的统治之下，在实质上，疆界还仍然有所扩张，可是在精神上，却早已固定了。已经由一个帝国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当奥古斯都以七六高龄，于公元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在罗拉(Nola)逝世时，他所遗留给这个帝国的就是这样一种的“伟大观念”。承继他的人即为其义子提比流斯。